集体经济论文范文

集体经济论文篇1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虚置化”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和通常惯例，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是同农户相对应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独立的经营层次或主体。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是徒有虚名的“伪实体”。伴随着村民自治组织强势介入，村民小组的生产功能被农户取代，公共物品主要由村委会提供，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发包、证书签发等由村委会一级。本应是集体与农户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却又设计出一个政府的确权环节，集体经济组织被一步步“虚置”起来。实体性的集体经济组织被观念化，具有中国特色和农耕文明积淀的村级生产组织和治理功能被抛弃，以村集体为单元的农业适度规模生产受到限制，引发了农技服务不到位、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管护主体不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质押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农户耕地违法利用行为处于失控状态。尽管国家严禁在承包的基本农田内发展林果业、挖塘搞养殖、建房、取土等行为，但在承包土地上违规建房、挖塘仍是普遍现象。而且这些违规行为缺乏管控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无人去管、乡镇政府无权去管、执法主体无暇去管。只好听之任之，任其违法，任其侵权。不仅如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宪法确定的、具有生产经营功能的经济实体，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却是一个“市场黑户”。除非改制，否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无法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也无权接受金融、税务等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更进不了代码标识系统，是一个被政府部门“入另册”的经济组织。

2．成员资格确认面临困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然而，谁是成员、如何认定成员身份没有给出解释。土地承包资格主体的认定，始终困扰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一种民事权利能力，人要存活，或者说，活人才享有和具备集体成员资格，人死则资格取消。成员对土地的承包权是只有成员本人才具有的人身依附权利(经营权是土地所有权衍生权能，二者源自不同主体)，应随着成员的更替和迁移来调整其对集体土地及其他资产的权属。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框架下，成员资格的确认矛盾表现为尖锐的利益冲突和对生存资源、谋生资本的争夺。假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关系被固化，在社会变迁、人口自然变动和转移的作用下，农村无地人口将不断增加，多男户生存将陷入困境。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因为误读农民概念，最终却可能损害真正的农村从业者的利益，违背成员承包的法律公平精神。无论是就业和婚姻引起的人口流动，还是社会和自然因素所引起的农户结构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始终面对着成员资格界定的难题，因集体成员资格认定而引发的征地补偿费等收益分配矛盾一直困扰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左右着本应随成员变动适时调整的集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

3．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其一，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不确定。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资产，是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框架中脱胎而出的。改革初期的主旨是推行承包制，只要农户得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于谁是发包主体，是行政村还是村民小组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政府和农户来讲都不重要了，因而也不为人们所关注，各方共享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二级所有”的错觉愉悦。然而，无论是三级所有还是二级所有，都有悖于所有权排他性定律，助长了产权关系的暧昧性。特别是到2013年，在全国行政村30年减少33．7万个、村民小组15年减少38．6万个的状态下，村与村、组与组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权力和利益的冲突逐渐增加，增加了农村治理难度。其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匹配关系不确定。产权理论把产权理解为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时的权利，是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一束权利的统称。产权是拓展了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法律化的特定产权;产权是权利束，所有权是基本权能的复合体。所有权权能分解及其合理配置非常重要。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虽然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作出了区分，但是对土地所有权基本权能在农户、集体及国家间的配置关系缺乏规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边界模糊，所有权权能与承包权、经营权、财产重组权等衍生权能的关系不明晰。农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是集体所有权的权能不完整，最重要的处置权不属于集体，收益权被挤占，使用权被限制。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边界不明，与集体产权边界不确定。其三，农村土地承包合约的权责非对称性。“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体现了国家、集体、农户三者利益分配关系。其中“交足国家的”体现了土地承包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留足集体的”体现了农地集体所有者权益。但是，伴随着农税改革，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家庭承包经营概念互换，农户承包土地与农产品也“失联”了，承包土地最基本的“联产”责任和义务也无须履行。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户土地发包，是一组严格的责权对称契约关系。土地承包关系中的承包对象、承包期限、生产什么产品、是否允许撂荒等等，都应该是发包者———集体经济组织在承包协议中确定的，而不应该是承包双方之外的其他组织及其政府的外部强加责任。在免除对国家的义务、取消村集体提留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虚置化”的共同作用下，村级组织的经济及社会组织功能弱化、乡镇政府的基层管控纽带断裂，也动摇了农村及国家治理的基础。

4．存在委托缺陷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约束下，由村委会主任直接任人。这里，除僭越村民小组权利外，至少还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人选择缺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的选择者或授权人，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委托方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需要双方合约规范。指定村委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无疑是对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合法”侵权。其二，权责边界缺陷。赋予村委会管理集体资产的权力，却不明确责任和义务，权责不对称，管理者不承担村集体经济的损益风险。其三，时限缺陷。集体经济组织人的期限或委托关系续存期，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绩效的函数，受管理激励的约束，而不是依照村民自治组织的游戏规则，限定服务期限、定期进行更换。

5．存在村委会主任的道德风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委会，实质是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会使得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函数具有一定的重合度，但利益不一致性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依然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信息不对称性，如果与一个具有道德缺陷的人重合，委托的道德风险，就会表现为对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侵害。原因在于:一是村委会主任的合约不完备性。作为法定的资产管理者和自治组织负责人，缺乏基本的经济责任约束。二是在集体土地的征收、集体资产经营状况上，存在着信息屏蔽、信息不充分现象。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道德自律性不强的因素重合，损害委托人权益就成了一种可预见的结果。近些年来，村委会主任侵犯集体及其成员利益的事件并不鲜见，“小官大贪”并非个案。

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权缺失政府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这种利益相关性，根源于农村土地资产的稀缺性和生产性，根源于政府作为国民根本利益维护者的责任。然而，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缺乏有效渠道。比如，传统农区耕地向宅基地转换的内部控制性，会导致粮田被宅基地挤占。实行宅基地集体划拨制度，农民家庭随着子女的成长和新家庭的组建，就需要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重新划拨宅基地，为新婚者“立户”。尽管政府严格保护农村耕地，对此却束手无策，任凭自然村自然地长大。这其中的治理缺陷或政府治理主体权力的棚架问题无疑是存在的。金融机构是现代经济组织治理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常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身份问题阻碍了金融介入，进而阻断了金融机构参与治理的渠道，金融治理主体严重缺位。

二、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的制度创新

1．确立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关键是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利用集体经济的组织能量，实现农业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农村的有效治理。一个基础性工作是给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身份证”，确定其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地位。通过立法，对实行双层经营体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相应的解释，明确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责任、土地及所属资本的管理运营体制机制，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基本的、特殊的市场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及其他管理服务办法。有了法人身份，发改委、财政及政府各有关部门，才方便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对象给予支持和服务。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身份，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政府可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发生关系，集体经济组织同农户依合约规范权利与义务，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农村经济的作用，化解因其贷款主体的资格缺陷而导致的贷款难问题，从而夯实农村治理的经济和组织基础。

2．建立农村土地国有化制度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实质是确定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性，在国土范围内，实行城乡土地无差别化的国家所有制度，变城乡土地所有权差别为政府对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等的管理差别，由城乡土地所有权“二元化”转化为管理“二元化”。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不但必需，而且条件已经具备。这里的关键是明晰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及其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权能的解构和重构，理顺经营管理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匹配关系，建立国家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保留处置权，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对农村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权能即经营管理权，农户从集体获得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即经营权的农地产权制度。从操作层面看，实行农地的国家所有制，是对现行的政府实际拥有农村土地处置权制度的确认，是政府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产权依据和法律依据。国家所有制会增加政府对农村土地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和义务，但不会触及和改变集体与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及其农户的经营权。保护耕地“并不必然要求农地的私有化改革”，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对农地国有化的呼唤。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地经营管理权，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明确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并赋予其法人资格。二是明确政府赋权经营管理土地的边界。对目前农村土地确权认证的工作和政策做出调整，变政府对农户承包土地确权为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赋权确权。在农村土地的权能配置环节，政府对集体是赋权关系，集体与农户是对等的承包关系，后者是两个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行为。三是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权的边界及责任要明确。不仅要把对农户的发包权赋予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且要把除处置权、土地用途变更权之外的权能，赋权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政府对农业、农地的扶持性资金和项目等，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本集体范围内组织实施和落实，使土地利用保护行为和活动在相对大范围实施，使经营权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有效配置，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所解决不了的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的问题。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赋权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经营管理权的同时，赋权给农户的。要明确在承包合约约定的期限内，农户对所经营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边界和农户转租权、转包权、托管权等的规定，明确农户必须履行的对国家、对集体、对土地利用的责任和义务。要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的承包合约，纳入国家合同管理体系进行管理，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立土地承包关系。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以土地经营管理权作质押、农户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质押实施担保或贷款的融资体系。农村土地国有化，所有权从低级别向高级别公有制转化，是公有制经济之间的资产重新配置。在农民的认知体系内，“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和个体同时享有土地支配权”的观念具有很高认同度。加之改革仅涉及法律制度的修订和政府管理体制及集体经济组织权责的调整，权能匹配同现行制度安排不存在冲突，不会引发利益矛盾，改革阻力小，甚至比农村土地确权成本还要低，因而是一项性价比极高的改革措施。农村土地国家所有，意味着农村土地的国家征用不需要变更所有权，但是，同样需要对集体经营管理权和农户经营权转让给予相应的补偿。就是说，农地国有并不意味着对集体和农户补偿标准的降低及权益侵蚀。

3．建立以村民小组为法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产权具有排他性。如果农地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行政村也好，村民小组也好，可以根据强势一方的意志任意而为，产权明晰的基础就不存在。规范农地产权关系，政府赋权对象需要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之间作出二选一的决断。村民小组不是天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天然地选择了村民小组。从历史渊源看，村民小组多是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民及村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农耕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同时，村民小组又多是由生产小队改制而来，本来就是三级所有的基础。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成员和土地权益边界的历史承接性、延续性。从现实来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也多是村民小组在行使。据农业部对1200个村组调查，65%的村民小组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从土地规模种植来看，村民小组行使土地经营管理权，不仅土地资产的产权边界相对清晰、土地数量相对确定，而且适合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国情。如果按全国18亿亩耕地、500万村民小组进行推算，每个村民小组拥有集体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约为360亩;而在传统平原农区或粮食主产区，由于自然村人口集中度高，村民小组土地规模往往会超过千亩，这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的合理规模，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水平的有效边界。从法律关系看，村民小组是依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设置的，基础是土地产权。成都的改革经验表明，集体资产最终权属明确到村民小组是合乎规律的选择。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确权的方式，不仅将村民小组作为最基层的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组织，而且也恢复了它作为基层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建立以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需要在三个层面采取措施。第一个层面，政府对村民小组所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进行确权认定，并由乡镇政府发放土地确权或赋权书，委托集体经济组织对所确权的国有土地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第二个层面，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程序向集体成员转包土地经营权，由农户根据承包协议依法对承包地自主经营。第三个层面，村民小组在用好保留的集体土地管理权的同时，把除土地之外的集体资源性和经营性资产量化到成员，成员或各自自主经营，或以此作为股权建立股份经济组织，实行集体经营，最终形成村集体经营管理、农户自主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集体的经济法人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农村耕地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而是给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基本思路是城乡统管、严控新增、村内调整、村外交换。城乡统管是经过确权的农村宅基地及其房产等设施一并纳入城乡建设部门统一管理，实行城乡“一元化”住房建管制度。让农民房产可转让、可继承、可质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严控新增是从严控制新增宅基地。新增宅基地涉及土地性质的变更，需要出台专门法规，严格限制和规范管理程序。总体上讲，城镇化和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农村宅基地应该会更多地被空置或复耕，总量减少而不是新增。村内调整是通过建立本村居民间宅基地有偿调整、减免税费、重新过户的制度，实现宅基地在村民组或行政村内调换，赋予集体成员拥有购买同村村民宅基地和房产优先权。村外交换是行政以外的农村宅基地按照市场规则实现公平交换。只减不增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新增宅基地，而是严格制度、提升门槛。如果经农户申请、村集体评议推荐、乡镇政府审核，确实需要新增的，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方可据实复核审批，申请人按规定和审批意见实施。

4．创新行政村管理体制行政村顾名思义是按照行政管辖关系设定的村子，是国家在乡镇政府以下建立的最基层、有代码的行政单元;行政村由若干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组成，相当于城镇居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确定以村民小组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主体，意味着行政村的行政主体性和村民自治社团组织性的回归，把本来应该厘清的集体经济组织与行政村或村民自治组织的边界，从制度上标明区别。确定行政村组织属性、组织功能、组织责任、组织义务，使村委会切实履行行政村范围内的社会治安及其社会保障、卫生教育、公共文化体育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在土地的经营管理上，与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不存在权力的冲突，原因在于一个是经济组织，一个是村民自治的社团组织。村委会在行政村范围内履行公共事务的自主管理和村民事务调解等职责;集体经济组织在村民小组范围内承担土地经营管理等经济管理职责。需要调整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修改关于村委会管理集体资产的法规条款，以适应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经营管理责任的调整。然而，这并不排除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存在。因为，村民小组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形式之后，同样可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自主的基础上，改制组建成以行政村为边界的新型经济实体。

5．创新乡镇政府管理体制乡镇政府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管理层级。创新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事务的关键是“还权、赋能”，增强乡镇政府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稳定性和人员编制的合理性。还权于乡镇政府，坚持“设而有用，设而必用”的层级管理原则，把农村经济管理服务职责还给基层政府，让乡镇政府成为国有农地的所有权者，由乡镇政府向辖区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赋权证书，增加乡镇政府农村土地管理的责任。明确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上级部门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事权，扩大乡镇政府优化整合区域内财政性投资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权。赋能于乡镇政府，增强基层政府的履职能力。坚持人权、事权、财权相统一原则，将有关农业生产、乡镇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机构和人员并入乡镇政府;将城建、环保、文化、水利等行政执法中的管理职能赋权给乡镇政府;将公安派出所、法庭、财税所、工商所、国土所等垂直机构人员的党团组织关系纳入乡镇组织体系，提高乡镇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把曾经被撤销现又恢复了的乡镇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等农业公益组织列入乡镇政府管理序列，以提升机构效率和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立乡镇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对所辖各行政村、各集体经济组织、各农户及成员的资料，以及土地、水利设施、集体经济、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情况实行台账式动态管理，及时处置相关事务，增强乡镇政府这根“针”承受“千条线”的承载能力。

三、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及其相机治理

1．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非改制状态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村民组成员代表会决策、管理委员会执行、党组织监督的内部权力制衡的治理结构。农地经营权由集体转至农户之后，承包农户取得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力。村集体经济组织保留对已转包农地的管理权，并按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和政府赋权内容，对农户土地利用情况进行适时跟踪服务，为集体成员提供生产技术服务，为集体土地上的公共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的永续利用服务，维护好农户承包经营权益，调动集体和农户的两个积极性。村民组成员代表会的成员代表或由农户推举，一户一票权，一户一代表;或以法定年龄确定成员代表，一户多代表，一人一票权。成员代表会主要职责是:选举、增补或罢免管理委员会成员，决定管理委员会成员分工，审定上报辖区乡镇政府备案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变更材料，审议管理委员会对内对外的集体土地承包及管理的方案等。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党组织负责人和主管会计三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法人代表。管理委员会基本职责是:执行成员代表会议决议，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同辖区乡镇政府签订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责任承诺书，与集体成员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接受并在成员间规范分配政府部门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救、扶持性资金和项目，监督组织成员生产经营过程的履约情况，协调组织成员做好诸如集体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等关系集体生产经营活动的项目和事务，经营和管理好除土地之外的集体资源性和经营性资产。农村集体党组织的监管职责是:对村民组成员代表会程序和决议内容合法性，对管理委员会成员履职情况及其管理行为，对农户履行承包责任等进行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本的合作性，决定了其成员对政府授权经营管理土地的权责人头均等性及其利益的均享性，决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结构或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同时，也对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建立集体成员利益均享、责任分担的治理机制，完善政府、集体和农户共同维护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提出新的要求。

2．非改制状态农户承包经营的相机治理农户承包经营的相机治理通过集体与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的动态调整来实现。动态调整是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土地和成员变动情况、依照法规对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具体数量和方位进行的调整，是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承包合约对农户承包经营状态作出的合乎法规的经营权利再配置。要实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确认。这有利于对成员权益的公平维护，符合成员自然变动的客观性。据我们理解，农村承包经营制度的长期不变性，来源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宪法规定，意味着村民组或村集体经营管理土地在空间及数量上的确定性，明确的是唯有农民才具有承包农村土地权利的政策原则性，而不能被误解为每个具体的农户、村民承包土地的位置、数量不可以随成员资格变动而调整。事实上，在农村居住且以农业生产为谋生手段的农民，其权益的保护同承包土地的数量和规模直接相关。在土地确定的条件下，维护农户或农民合法权益，就需要对集体成员资格适时据实确认，建立定期、动态确认成员资格的制度和机制。③只有形成成员退出机制，实行农户承包的相机治理，以农业为生计的集体成员才有可能占有、使用更多的土地资源，才会真正增加务农收入。集体成员资格的确认，既涉及集体组织内部调入和调出土地农户间的承包土地调整，又涉及已在城镇就业生活的“进城农民”群体与非进城农民群体、与城镇“原住民”群体的利益矛盾。为减少资格确认的矛盾，增强资格确认的公平性，应把资格确认权力交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让集体经济组织按制度和政策，通过成员代表会等法定的形式，实现资格动态认定，维护和平衡自身的权益配置关系。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在于提出资格确认的标准程序及其政策规范，建立一个村集体成员会议认定资格、乡镇政府调节矛盾并最终备案、司法机关裁决纠纷的多层次确认机制。集体成员通过成员代表会的形式，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决策过程，行使组织治理权力。同时，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依法、依其承包合约自主经营。农户可以通过租赁、托管、转包经营权的形式，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也可以通过建立合作社，实现成员合作经营。当然，农户流转经营权并非绝对权力，其流转的仅仅是从集体承包下来的土地的联产经营权力和责任，转包的仅仅是有限时段里土地有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处置权始终属于国家。一旦流转行为触犯了法规和经营权流转合约，集体及其乡镇政府有权力、有责任、有义务依法干预，并可中止承包经营合约、经营权流转合约，从而形成对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经营权流转的约束机制，实现家庭外部治理介入，实现对土地经营行为的最终控制和经营权接管，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合法权益。承包经营行为的动态治理，并不违背保护农户合法承包权的规则，而是对不遵守合约的承包经营者活动的规范。法律不承认绝对承包权。

3．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机治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具有对其经营状态的依存性。不同的经营状态反映了不同权益实现的格局。政府行使控制权的相机治理状态，首先由农地生产经营或农产品贡献状态所决定，体现为政府对不同自然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类治理。不仅“米袋子”农业与“菜篮子”农业的治理体制会有所差别，而且，山区及坡岗区与粮食主产区的农村治理管控目标也不尽相同。政府行使控制权的相机治理，还体现为另一种土地经营状态。当集体经营管理的土地需要变更性质、在集体之外变更土地使用权，或集体经济组织发生超越其与乡镇政府赋权约定的行为时，作为土地所有权者的乡镇政府就会接管土地管控权，对土地的用途变更、使用权过户等实施最终控制权接管。尽管这种接管会有不同方式，即便是仅履行一个简单的登记手续，但体现的也是一种所有权治理。金融机构参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为前提的，通常发生在农地经营严重影响或威胁金融机构权益的情境下。集体经济组织可向金融机构贷款和提供担保，但当集体或被担保农户由于经营不善而产生严重的偿贷问题之时，金融机构会按协约接管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实施相机治理。这不仅给金融机构吃了一颗放贷“定心丸”，而且也迫使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提高对贷款使用的谨慎程度和利用效率。工商资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参与，体现在对农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接管状态。在土地租用或托管、订单生产等状态下，工商资本缺少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权益支持。然而，一旦工商资本进入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改造领域，尤其是运用现代企业组织方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事实上脱离本文所界定的非改制状态，按照股份制企业或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治理，达到新的治理状态。行政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接管，始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冲动，成于行政村所辖各村民小组或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重组。行政村在“原生态”状态下，并非法定的经济组织，作为经济实体往往是各村民小组或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及其产权重组的结果。行政村各村民小组产生了组建新型集体经济实体的内在要求，经协商达成共识后，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经营管理权及其相关集体权益作为股权，参与以行政村为单元组建的新型经济组织。改制后的经济组织运行，意味着村集体和农户的土地经营权、管理权转移。新型经济组织必须继续履行原集体经济组织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承诺，承担实现政府赋权目标和成员收益的职责，建立权责对称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经过改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已经不是单纯意义的土地合作组织，而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产权组织，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组建的新型企业。在新的运行机制和治理框架中，“双层经营”体制不再运行，但新型企业的组建却是以“双层经营”体制为基础，此与法律并不相左。

四、结论

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虚拟性、农地所有权边界及其权能匹配的模糊性、集体成员身份确认的无序性、委托关系的错位性等，是当代中国农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以明确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和土地资产的边界为前提，通过实行农村土地国家拥有所有权、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经营管理权、农户拥有承包经营权等一系列制度创新，调动集体和农户两个积极性，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建土地资产产权清晰、行政村与村民小组职责明确、乡镇政府服务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和中国农村治理体系。

集体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现状困境思考

暑假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调研了三个县城，分别是六安的舒城、黄山的休宁、淮北的濉溪。主要调查当地的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笔者在调研结束后对于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现状有一定的了解，也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在国家这么倡导发展集体经济的背景下，有些村镇集体经济薄弱甚至没有集体经济呢？怎样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调研的三个地方，有不少的“空壳村”、“负债村”存在，村级集体经济状况非常薄弱，发展经济无实力，发展生产无财力，提供服务无能力，干部说话无威力，农村社会化服务功能大大削弱。据调查当地领导干部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但由于内外部条件的限制，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很困难，这样就不能起到带动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了。

一般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之后形成的包括乡、村、村民小组和部分农民共同所有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等。其特征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乡、村区域为范围,以村落或居住小区为单位，以农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集体性、地域性和双层经营性的经济组织。

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是它并不简单的等同于计划经济。由上述的定义可以看出集体经济组织首先是由一部分人共同所有的经济组织，其次，它实行的是双层经营体制。

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在调研的乡镇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村里剩下的都是妇孺，老年人。如何在农村全是老弱人口的条件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一）收入少，债务多

在调查的对象中，大部分村集体收入都来自财政转移支付，集体经济收入微乎其微。有的村连正常的工作需要都难以维持，村干部的工资很低，因而工作积极性很难调动。另一方面村集体的债务很沉重，比如舒城县金桥乡平均每村债务50万元，教育费用267万元。有的村级债务更多，这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很重的一个负担。

（二）想发展，缺人才

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人才是竞争的核心。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缺少知识型、技术型人才。据调查村集体的干部大都文化水平比较低，没有技能，市场意识不强，对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性不高。这不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1]

（三）有点子，筹资难

在调查的乡镇村中，大部分村集体都负债累累，而每年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有限，没有充足的资金创办集体经济。上级对村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也不够，不仅总体上数额小，而且扶温饱的多，扶根源的少，极易返贫。另一方面，银行贷款难，许多能人有点子、想发展，创办企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由于银行贷款条件严格，农民又没有担保人，因而筹集资金更加困难。

（四）有意愿，缺信任

尽管有些村的干部有带动大家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但农民对他们缺乏信任感。据调查普通老百姓对基层政权有许多的不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支不公开，老百姓对钱的开支不清楚；二是大部分村民认为政府的钱被村干部吃喝消费掉了；三是村委会对提高农民收入没有尽责尽力，没有为农民做实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因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缺乏群众基础，没有群众的大力支持，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五）有典型，不平衡

据调研发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有一小部分村依靠拥有的资源（如煤矿等），发展集体经济，积累了很多资金。如淮北市烈山区的洪庄村，村集体收入达2000万元，村居民人均收入达6000元。该村兴办了洪庄陵园、自来水厂、农民素质学校等便民设施，洪庄农民公寓一期已建成，已分到户。村里凡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生活补助100元，解决了老人们后顾之忧。而大部分村仅仅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村集体非常缺乏资金，只能维持日常的行政开支。再加上有的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地貌比较复杂的话，更加不容易致富。因而发展集体经济更是难上加难。

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难的原因

（一）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动机不足

据调研可知，许多村民不知道何为集体经济，也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大都认为集体经济与他们关系不大，实在的是找到一个工资高的打工机会。而村干部工资低、任务重，也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有的认为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困难重重，没有信心发展集体经济；也有不少村党支部书记整日忙于乡镇的中心工作，很少有时间谋划村里发展大计，对发展村集体经济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

（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条件不足

这是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条件的制约有村干部能力不强、负债多，缺少资金技术支持、大部分青年外出务工，缺少人力资源等。

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制约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和保障；[2]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贷款困难，筹资难；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水利等设施不完备等。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农村的道路不发达，尤其是山区，这样即使是有良好的自然资源，也没办法借助自然资源富裕起来。

（三）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激励不足

有的县、乡镇只是在认识上赞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实践上没有足够的激励行为。譬如没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整体规划；没有将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落实到乡、村；对于发展好的乡村也没有奖励等。这样难以调动村干部以及村民的积极性，集体经济也难以有较快的发展。在调研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政府的激励行为，许多村民甚至连有没有集体经济都不清楚。所以只有宣传，没有行动是不够的。

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出路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经济腾飞的重要路径选择。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认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增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为村集体经济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二）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交通设施、资金技术、干部能力等方面各不行同，因而发展集体经济没有统一的模式。各村应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3]譬如休宁县就依靠自己的天然优势发展三大产业：茶叶、茶干、茶油，围绕特色产业发展经济，带动农民致富。当地政府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建立合作社55家，紧紧抓住两个原则：一是抓两头，源头和龙头；二是出良品，抓质量。因此各村应该明确自己的优势，并依靠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三）激励扶持，营造环境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整个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是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如此重要，政府应加大扶持与激励，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打破限制集体经济发展的种种障碍，使集体经济的发展畅通无阻。

针对村集体缺少发展资金的现实情况，政府应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专项预算，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启动资金和运行支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营方式提供税收优惠(如免征所得税、减免营业税和增值税)和信贷支持。

在技术方面政府可以免费组织专业培训，引进专业人才，为广大农民传授技术，实地演示种植或养殖等方面的技术和注意事项。

四、结语

通过此次调研笔者了解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情况，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有些地方没有集体经济的影子。现在倡导现代化，而农村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最终标志，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必须直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着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才能突破阻碍，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参考文献：

[1]魏宪朝，于学强.发展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几点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5）.

[2]陆晓云.集体经济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研究，2010,（15）.

[3]王守智.集体经济组织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的功能、困境及出路.长江论坛，2009，（3）.

[4]杨静.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思考[J].吉林蔬菜，2009,06.

[5]李艳聪.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0,(8).

[6]刘子平，魏宪朝.新时期影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策略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2008,(20).

集体经济论文篇3

首先，近几年来在农村地区安置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上级安排的转业分配到各地区的农村进行管理工作，大多数的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管理技能与管理知识，这部分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由：退伍军人、转业人员、企业的相关人员，这样使得农村经营管理的工作很难开展。其次，农村经营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无法与时代的发展先适应，有些农村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虽然在上岗时具备相应的管理技能，但是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强化自身的管理技能，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需要更新知识，加强能力的建设。第三，农村的经营管理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十分落后、基础设施十分不完善、办公用具条件不够、服务手段落后，正常工作难以开展。

二、农村经营发展经费收入不稳定

国家和地方对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资金的投入不稳定，没有一个发展的稳定收入。根据科学的调查显示，在有些地区的农村经营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乡镇工作人员的待遇差距很大，工资以及工作经费没有纳入到农村经营管理的全部预算中去。由于发展农村经营管理的经费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不高，工作积极性很低，许多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得不到保障，他们多次进行上级反映情况，但是没有得到解决。

三、加强农村经营管理的措施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任务很重，政策性强。要建立健全农村的相关工作机构，热心的为群众办事，提高农村的经营管理水平，发展好农村的集体经济。只有搞好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才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好的效益。

（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工作量很大，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现状来看，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农民的纯收入正在不断地增加，社会稳定，农业发展日趋完善。其中农村集体经济在无形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所带来的号召力与巨大的凝聚力。各地方基层组织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符合地区请款的农村集体经济作出合理的规划，落实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工作。

（二）减少农村集体经济的开支

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建设农村的工作，许多农村的建设投资都要农村集体经济承担一部分的开支，这需要上级领导部门加大监督力度，改变这种现状。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支出不合理的地方加重了集体经济负担的地方进行清查与纠正，使得农村集体经济能够真正的做到为民服务。上级财政部门应该多对农村的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满足农民的各种文化精神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三）加大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力度

从农村的发展以及现实情况出发来看，农村的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更离不开基层组织人才的大量涌出与无私奉献，这些都与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不可分割。因此，要根据农村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建设与培养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培养优秀骨干，加强村干部的廉政工作建设，对村干部进行培训工作，建立一套农村基层组织特有的奖惩制度。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建设工作，培养大量的人才到农村中去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要积极地开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我国农民真正的能成为一个有素质。有文化的新型社会主义村民，为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为我国的基层组织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能够早市实现，使我国成为世界真正的大国与强国。

（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集体经济作为支撑

我国自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有的集体生产，实现了“包产到户”。这使得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也变得更加有效率，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来看，农村的主要生产力都是通过两条路径发展的，一个是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另一个就是新型的合作社发展，类似于农场形式。这两个模式缺一不可，相互补充。未来的农村的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农村的最适化程度，充分组织起来农民群众，从而推动全农村的生产力的发展。

四、结束语

农村经营管理的改革是一项我党政府机关十分关注的文化，对于农村经营管理的改革可以促进我国农村的发展，有利于小康农村的建设，从而进一步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集体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 产业集群 文献 研究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波特,1998)。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主要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重要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来简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始于19世纪,为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形态。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色,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1.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形成阶段

从“外部经济论”到“产业集群论”的确立,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经历了100多年,期间的代表性理论有:产业区理论、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

(1)产业区理论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Marshall)。由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的产业集聚现象开始出现,马歇尔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在《新经济地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效应、外部连接、动态因素变化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韦伯(Weber)、胡佛(Hoover)等,主要从空间地理角度研究产业集聚。

韦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他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并从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高级聚集阶段。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但是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20世纪40年代论证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也可能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

(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强调空间配置的重要性,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并提出了形成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原因:需求、外部经济和特殊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的研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忽略具体的地理空间,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忽视社会、文化等因素。

(4)新产业区理论

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地区出现了一些由于中小企业聚集而发展快速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区研究的关注。新产业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学派:“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区”学派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地方生产体系(Bacattini,1978)。该学派代表学者有Banasco、Piore和Sabel。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nasco(1977) 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1。Piore和Sabel强调了意大利式的信任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系统,提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柔性专业化为期初的产业集群,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区域性产业集群,以意大利为典型。二是家族式的企业联合体,以日本为典型。三是核心企业以及受其支配的独立工厂,在美国和德国经常见到这种类型的集群。他们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产业区的历史文化,但过于强调产业区本地化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学习创新的因素。

“新产业空间”学派是以交易成本思想为基础,提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Storper,1989)。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Scott、Stoper、Harrison和Waler等,他们认为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增加,使长距离的企业交易会承担许多成本与风险,为了使企业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聚集。但该理论局限于以交易成本为出发点,忽视知识创造与空间扩散等要素。

(5)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Porter)在1990年论著的《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战略管理的竞争优势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新的称谓――产业集群,代替长久以来的产业区的称谓。他认为产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即“钻石模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不少管理学家对产业集群以及合作竞争战略的关注,但他的研究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且缺乏对集群内部结构、集群内各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的研究。

2.国外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主要从区位选择、演化机理、竞争合作网络、创新环境、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产业集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面列举几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

Venables(1996)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

Ahokangas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Lynn mytelka 和fulvia farinelli(2000)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Machiel van dijk 和 Order nomalor (2000)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Suma s.athreyr(2001)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

Nicholas craft 和 Anthony j.venables(2001)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

Khalid和Halder(2002)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表明了价值链中竞争力的重要性和领导公司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

二、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出现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浙一带兴起了中小企业聚集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分别以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展开理论探讨,主要从聚集经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创新网络、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如较为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为王辑慈。她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2001年,她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

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他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结构状况,将集群分为三类:“市场型集群”、“椎形”集群、“混合网络型”集群。

叶建亮(2001)从知识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现象。他认为知识溢出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导致了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

盖文启(2002)从新产业区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进行了理论概述,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反面阐释产业集群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体系。

魏守华(2002)从企业群角度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他人文企业群不仅有利于单个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通过群体效应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吴勤堂(2004)以人口聚集为出发点,指出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

目前尽管我国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能够跟踪国际理论研究的前沿,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来分析,但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多数分析往往是事后分析而不是事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这对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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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义圣 林其屏:产业集群的生成与运行机制研究[J]. 东南学术, 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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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虎森 朱 妍:产业集群理论及其发展[J]. 南开经济研究, 2008 (3)

集体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产业集群；新经济地理学；新产业区；区域创新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集聚原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伴随着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产业集群的实践，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充分认可。然而，理论界对于产业集群的认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对产业地理集聚现象的观察，到描述、分析、比较这一现象，再到导人集群的概念，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集群竞争优势及成因、分析集群的演变与形成机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大大地丰富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本文将在对现有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期能够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一、产业集群的内涵

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porter(1990)的经典论著《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但在该论述中，por-ter只是将这个概念作为研究中的一个分析要素，并没有给出精确的产业集群定义。在此之后，有很多学者从各自领域与行业出发给出了很多关于产业集群的定义。

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权威的精确的定义，但从产业集群内涵的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应该涵盖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产业集群是对应于一定的区域而言的，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础之上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其次，产业集群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包含了某一产业从投入到产出以致流通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完备的价值增值网络；最后，产业集群是一个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新型的、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其内部能够实现知识和技术等现代资源的充分流动。

二、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

对于产业集群理论这种懵懂的认知，在理论界持续了近70年之久，直到porter和krugman关于产业集群经典论述的出现，方才将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引发了新的产业集群的研究热潮，并最终形成了以目前这种横跨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局面。本部分将围绕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的不同研究领域，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揭示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krugman、fujta等运用主流经济学建模手段来解释经济的区位问题，该经济学分支被krugman称作“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通过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并据此来考察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区位和外部经济的作用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

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试图通过主流经济学理论搭起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桥梁。它通过理性决策和间接的一般理论来模型化离心、向心之间的均衡问题，大大地激发了产业集群研究的活力，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由于将研究的焦点置于模型的建设与完善上，难免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软的要素(如文化、制度)忽略掉，使得该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验洞察力不足和对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以及相关政策出台对区域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力预测不足的困境。

(二)产业集群的新产业区理论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面对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呈现了经济衰退景象。但是，在诸如美国的硅谷、意大利的东北部(如艾米利亚一罗马捏区)和中部等地区，却与大经济环境相背，出现了经济增长稳中有升的现象，成为抵挡和战胜经济衰退的“领头军”。这一情景，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这些区域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之为新产业区。新产业区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学者，根据本国的实践，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特征予以了高度的概括，并就新产业区的标志、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等发明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归纳现有研究，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企业的综合体，它为竞争优势产业提供了区域创新环境。区内独立企业之间通过中介机构结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新产业区成功的法宝是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并持续发展，新产业区的研究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可以概括出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构建中小企业集群网络，依靠内源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在丰富的文化底蕴下，区域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结成一种合作网络，共同打造成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环境。这种环境不但促使企业不断创新，而且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技术得到协调的发展。新产业区，不能单纯依靠外力(主要指外来资本和本地的自然资源禀赋等)来得到发展，也不能通过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来发展，它强调的是自立型发展而不是依附型发展。

新产业区理论的提出，为人们构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国际化的今天，该理论直接面临着企业、市场与社会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理论的创新成为新产业区理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三)战略管理的产业集群理论

战略管理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1986年起，porter教授率领由30多位研究者组成的调查组，历时四年时间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十个重要贸易国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研究中发现，很多国家都能在一个或多个产业中培育许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根据10个国家中10个例子的分析，porter将这些不断创新企业的竞争优势归结为企业在国家结构中两个变数和四个因素的状况，即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和要素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需求条件、机遇以及政府，他将这些因素称为“钻石”系统(如图1)。

透过“钻石模型”，porter解释了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取得持久的国际竞争能力。按波特的观点，国家在某个特定的产业取得成功，是因为产业内部环境是动态的、充满竞争的，能够刺激企业不断进步和扩大优势。最为重要的是，“钻石”系统的各个因素组成一个相互增强的体系，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状态。当某产业各个“钻石”因素都匹配得很好时，那么该产业中或产业间将有一“簇”而不是一个成功企业，这些企业相互支持，竞争压力和连续的创新是前进的动力，而公司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是龙头企业而且也是该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地理集中造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六个基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形成产业国家竞争优势。por—ter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porter进一步对产业集群的形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形成了以“组织变革”、“价值链”和“柔性”等为核心概念的产业集群研究的框架体系。

以porter为首的战略管理学派，从“是什么影响了国家竞争优势”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通过经验总结，发现了产业集群在竞争优势获得中的关键作用，并据此开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一个新的流派，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在整个模型体系当中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几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贸易活动的影响，使得它只解释了已有的集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不预测它们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成功中心”等问题。

(四)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集群理论

对区域创新环境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该问题最先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该小组最初以社会文化环境这一概念为依托，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关注二者的互动关系，并在之后的诸多学者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环境”、“创新网络”以及“集群学习”为核心概念，以“创新相互依赖”为假设前提的产业集群理论框架体系。

区域创新环境理论的核心是了解什么外部条件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和现有企业的创新。该理论认为产业的本地化既包括提升整个社区的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也包括提供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增加辅助的贸易的专业化服务，满足众多公司的需求，为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创造条件。企业聚集使大家可以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的好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在发展中相互作用而结合成合作的网络，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知识、技术和有价值的思想、信息在网络中顺畅地流动、扩散、创新与增值，最终不仅带来了单个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而且也会带来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总的看来，区域创新环境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的关注，更加强调产业集群在“创新”环境形成的关键作用。该学派把产业集群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同时也关注创新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理念为理解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该理论过于强调环境的性质，不但没能很好地说明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互动的过程，也没有说清为什么本土化可以使技术和组织更富有活力，使得理论上稍显不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维度。

三、现有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从上述对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的归纳与梳理不难发现，无论是关注于制造业集群的新经济地理学，还是关注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新产业区理论，亦或是着眼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环境理论，还是着眼于全球领先产业的竞争战略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学派虽然关注的产业集群的类别有所不同，研究方法上也各具差异，但是每个理论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都是以“产业集群的内涵与外延”、“集群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集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以及“产业集群的政策体系”等为主题的。透过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产业集群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然而，综观各个理论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的研究，无论是马歇尔的“知识的外溢”，还是kmgrman的“历史事件”，对于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往往着眼于问题的某一点，缺乏系统性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下，不断地通过适应甚至是改造环境，缩减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组织化的产物。由于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环境特征不同，所以必然导致每一个产业集群均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研究，应该基于系统的观念，在对其形成和演化影响因子的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而透过对多个个案的规律性总结，来揭示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对此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是：

1　重新审视企业的本质。毋庸置疑，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就是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为此，探讨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就无法在回避“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来进行。然而，对于企业的本质问题，当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着“契约说”和“生产说”的争论，这直接引致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上的认知差异，并不利于对产业集群的制度创新。

2　基于市场、企业与社会综合视角探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市场、企业与社会构成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全部，正是由于三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区域经济也必然是在当地的市场与企业状况以及社会条件下实现发展的③。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要因最终使得企业、市场和社会得以形成，又是什么要因最终促使三者相互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有利于揭示市场、企业和社会的运行机理，进而为研究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提供理论支撑。

集体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分众传播；舆论引导；全媒体；中原经济区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分众传播时代。分众传播的“分”，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媒体在不断发生分化，信息传播技术催生出无数新的媒体形态和应用工具，如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移动电视、微博等，新兴媒体日益崛起壮大，与传统媒体激烈争夺受众和市场；另一方面，受众也在不断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呈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的特点，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层、多变，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舆论呈现“碎片化”状态。

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分众传播时代，怎样有效整合各种媒体资源，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凝聚共识，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发展的合力，成为舆论宣传工作面临的一道难题。

最近两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关于中原经济区的宣传报道，在形成舆论引导合力上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在这场宣传报道战役中，报业集团发挥全媒体优势，按照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要求，调动各种媒体资源集体作战，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进行报道，打了一系列的主动仗、漂亮仗。各媒体的新闻报道，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为中原经济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中原经济区从2010年上半年开始酝酿概念，到2011年9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仅用了一年半时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新闻宣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动设置议题——使中原经济区的概念迅速广为传播

中原经济区战略属于重大主题报道，一般来说，这种报道属于“规定动作”，都是按上级部门统一部署实施，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动策划，大胆创新，把它做成了“自选动作”。当中原经济区战略还在酝酿中时，集团就着手制订报道方案，主动设置社会议题，使人们及早了解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并根据舆情反应，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通常是党报引领、都市报和网络媒体跟进。中原经济区战略有一个逐渐形成、完善的过程，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作为省委机关报的河南日报不宜大量宣传。根据这种情况，报业集团打破传统模式，创造性地采取“都市报网络预热造势、党报升温定调”的策略，利用都市报和网络贴近群众的特点，由集团所属的大河报、河南商报、大河网、河南手机报等率先启动大规模宣传。

经过充分准备，从2010年8月12日开始，《大河报》每天推出主题专版“咱们的大中原 咱们的经济区”；《河南商报》连续推出3期系列特刊“中国需要”、“河南力量”、“全民共识”；大河网在首页开辟专题，在论坛设置话题，并与《大河报》联合举办“报网互动，问计中原”等活动；河南手机报也在首页上重点推介，摘要进行报道。这些报道同时集中推出，使中原经济区迅速引起关注，成为人们热议的词语，在全省广为传播，达到了预热和造势的效果。

公众了解了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后，纷纷给予热烈回应，并迫切希望了解官方的态度。根据这种舆情反应，《河南日报》于2010年8月26日发表署名“何平”的大型政论文章《论构建“中原经济区”》。文章指出，应天时，秉地利，聚人和，构建中原经济区正逢其时，大有作为。这篇政论文章，向社会传递了省委的声音，正式为中原经济区战略定调。

中原经济区宣传初战告捷。在这一阶段报道中，报业集团各媒体根据自身定位和读者群特点，创新形式，突出特色，进行了立体交叉报道。《河南日报》的政论文章站位高端、权威严谨、大气磅礴；《大河报》和《河南商报》的报道贴近百姓，形式活泼；大河网充分发挥快捷、海量、互动和多媒体的优势，迅速形成网上热点。在集团统一指挥下，各媒体联合行动，各展其长，演奏了一场盛大的交响乐。

着力凝聚共识——为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提供舆论支持

经过第一阶段的宣传，中原经济区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河南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建设经济区能成功吗？中原经济区战略能否得到国家认可，上升为国家战略？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人心存疑虑，社会上开始出现争论的声音。针对这种舆情，报业集团积极策划，开始了新一轮全面深入的宣传报道，以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推出《论构建“中原经济区”》后不久，河南日报利用省委省政府在北京召开中原经济区战略研讨会等机会，组织了一系列专访，通过深入采访本省和国内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权威人士，开阔人们的视野，解答各种疑问和困惑。同时，报社还自主选题，组织记者采写深度报道，于2010年9月发表《人民需要是发展的第一信号》等6篇系列述评，系统宣传中原经济区战略的内涵、定位、优势、目标等。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后，《河南日报》把宣传全会精神与建设中原经济区结合起来，连续刊发5篇述评文章，从世界、中国、区域、河南、文化5个视角，进一步阐述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意义。2010年11月，《河南日报》又推出15个版的大型特刊《描绘美好大中原》，对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会通过的《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进行解读。

集团系列媒体也深入开展宣传报道。《大河报》继续推出“咱们的大中原 咱们的经济区”专版，分为“构建中原经济区，河南准备好了吗？”“中原经济区周边行”等7个单元。其间，《大河报》还开展了“中原经济区知多少”有奖竞猜活动，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河南商报》连续推出系列特刊，并派记者赴福建采访海峡西岸经济区，推出“站在海西看中原”特刊。

集体经济论文篇7

论文摘要：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先生从利益集团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宪法经济解释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及各所有制形式在宪法中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隐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但最后的论证却证明了至少在1993年前中国宪法对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的规定变化是“政策性修宪”的结果，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从宪法规定来看，中国宪法一直到1993年才将“计划经济体制”修正为“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可以提前)。这说明，至少在1993年之前，中国并不存在西方语境下的“利益集团”，充其量也只存在阶级或阶层。这样，笔者的理论假设在中国制宪、修宪的过程中(至少是在1993年前)是不成立的，即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并不反映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那又是什么因素或力量促成了宪法对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呢?我国宪法学者殷啸虎先生提出的“政策性修宪”理论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一问题。

集体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域经济发展；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在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化中，金融产业发展越来越繁荣，金融集聚成为金融产业基本形式的基础之上，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坚固的。在金融改革的同时应该兼顾实体经济发展特征，是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形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为金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支撑。金融集聚主要体现银行业集聚、保险业集聚和证券行业集聚。截至2021年三月底，我国金融行业总资产达364.62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9.5%，其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行业同比增速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保险业增长势头强劲，银行业仍然是我国金融行业最大的贡献者。目前我国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和服务体系，然而，金融行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不能脱实向虚。自十九世纪起，由伦敦金融中心的诞生到现在，可以看出金融集聚现象大多出现一些国家的首都，如北京、东京、纽约等城市。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迅速，金融集聚现象也层出不穷，如北京的金融街集聚地、上海浦东的金融机构集聚等。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也呈现出金融集聚的状态，例如我国的深圳。本文就金融集聚这一现象为出发点，来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而金融市场结构也由一开始的集聚到分散，再到目前金融市场呈现出的集聚状态。因此，在金融行业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金融集聚能否对实体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二、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金融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都做了相关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郭华(2021)认为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发散向全国的空间格局，且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变动的贡献度存在长短期差异[1]。李红(2014)等从全国维度出发，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规模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2]。有关金融集聚的研究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Cozen提出了金融地理学的概念，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特点[3]。再有早期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的财富积累，吸引了大量的公司和工厂自发形成集聚，形成了早期的区位优势，而这种区位优势的形成则会进一步加剧金融集聚地形成。金融集聚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别，而且金融是有层次的，且与城市层级体系是正向匹配的[4]。综上，大多文献都集中在金融集聚的成因和金融空间结构的影响作用上。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甚少。本文就金融集聚是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进行验证，并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金融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设定了如下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使用基于时间—省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lngdp为各个省市人均GDP取对数所代表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α1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ɑ1的符号和显著性衡量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效应。lntech、exp、lnout、lngov、lntra、lnfdi、lnlab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二)变量和数据1.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增长(lngdp)，本文选择区域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2.核心解释变量。金融集聚(lnfin)，本文选择区域金融行业增加值对数值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指标。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具体为：技术创新(lntech)，消费水平(exp)出口规模(lnout)，政策影响(lngov)，交通水平(lntra)，对外开放程度(lnfdi)，人力资源水平(lnlab)。本文所有各省份指标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具体时间跨度为2012-2019年。在剔除了港澳台地区后，本文共有279个观测值。表1为各个变量的选取和定义，为了回归的稳健性，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除消费水平外)进行取对数的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金融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观察表3结果可以发现，在先后加入控制变量过程中，显著性无明显变化，因此实证结果检验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表明金融集聚优化了资本配置，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二)稳健性检验为了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具体为改变面板区间长度，改变样本选择的地区，结果均通过了1%的稳健性检验，故本文的主回归结果可靠。(三)异质性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条件和金融集聚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为了研究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的影响，对地区进行划分，研究不同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程度，能够更加立体的了解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同，从而检验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具体结果如表4。根据表4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集聚推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各金融产业发展程度较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备，金融市场完整，因此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较小。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金融产业发展程度低，而金融集聚能够极大地弥补不发达地区金融产业缺陷，因此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东部和中西部呈现出的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尽管我国整体金融集聚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显著，而经济不发达地区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说明经济不发达地区更能够获得金融集聚带来的红利，这一结论也表明了金融集聚能够缓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五、结论

本文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同时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将我国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和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在控制了时间—省份固定效应和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始终保持正向显著影响，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表明区域金融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二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同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金融集聚显著提升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