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8 19:58:08
三资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科研院所;资产管理;模式构建
一、引言
所谓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机关、科研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企业的机构设置与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囊括了组织内部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决策方式、管理权限分配、资产管理、绩效监督、监督机制等制度。其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对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制度。科研院所是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拥有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范畴。理顺科研院所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资产管理模式，是提高科研单位资产使用效率、保障资产安全完整、节约公共资源的根本保证。
二、科研院所“三级资产管理体制”的结构
以财政部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为指导，笔者为我国科研院所设计了一个“三级资产管理体制”，即由一级资产管理部门、二级资产管理部门以及将部门落实到个人使用或管理的三级资产管理部门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科研单位资产管理体系，该体系同时囊括了资产管理是宏观方面与微观方面。其中，财政部及各级地方的财政厅、财政局等国家的各级财政部门为一级资产管理部门，它们为资产宏观管理部门；资产所在的各科研院所为二级资产管理部门；各科研院所内部负责资产管理或者资产使用的部门或个人为三级资产管理部门，为资产微观管理部门。
（一）一级资产管理部门
财政部及各级地方的财政厅、财政局等财政部门作为政府负责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对包括科研院所在内的各行政事业单位所拥有的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管理，是科研单位资产管理的一级部门。根据“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体制，按照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当前我国政府财政可分为“两层五级”，即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又划分为省、市、县、乡四个级次，连同中央共五级。在管理层级上，由上一级财政部门来对本级财政部门进行监管与指导，其对资产管理的主要职责集中在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等宏观层面。
（二）二级资产管理部门
各科研院所为二级资产管理部门。作为资产管理的主体，各科研院所对其拥有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的管理与监督，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应对其所拥有的CTD（温盐深仪）、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等仪器设备的采购、使用一级处置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与监督，在保障资产安全完整的同时，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三）三级资产管理部门
各科研院所内部负责资产管理或者资产使用的部门或个人为三级资产管理部门，为资产微观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为了实现培育高素质人才、推动科技进步、加快技术创新等目的，必须对单位内部进行合理的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一般是通过设立不同的职能部门来实现，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来具体负责科研院所的各种事务。科研院所为保障各职能部门的正常运作，将会为其配备其所需办公用品、精密仪器、机器设备等各项不同类别的资产。各职能部门应对资产合理使用，并对资产的使用状况实施管理与监督。每个职能部门在对资产实施具体管理时，均应根据各项资产的特点，将资产管理责任到人，使用与保管均责任到人。同时，由于各职能部门可能由于科研任务的繁重或其他原因疏于对资产的管理，因此各科研院所还应设立一个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由其专门负责对本单位各部门的资产管理活动的监管与指导，从而为资产的安全完整与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提供保证。
（四）受托管理部门
除了设立“三级”资产管理体制之外，还有必要实行委托管理制，即各级财政部门在明确自身职责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其所负责监管的科研院所资产的具体特点和实际工作需要，秉承成本效益原则、就近原则、效率原则将一部分资产管理具体工作委托给其他部门，由其他部门具体负责对科研院所资产的监督与管路。《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也对委托管理制做出了相关规定。需要指出的是，为充分调动各级财政部门、各资产受托管理部门及各科研院所资产管理的积极性，必须对三者在资产管理方面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委托管理制得以顺利实施的一个必要前提。
三、科研院所“三级资产管理体制”的建设
（一）一级资产管理部门的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作为科研院所资产管理的宏观管理部门，财政部及各级地方的财政厅、财政局等财政部门等一级资产管理部门，在整个科研院所“三级资产管理体系”中是最高级次的管理部门。因此，必须做好国家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包括对科研院所资产管理制度在内的我国有关财政法规制度由财政部负责制定与颁布。财政部作为财政法规制度的主管部门，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时应强化宏观层面的把握，即能够根据国家整体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科研院所的特点，为科研院所制定、颁布包括资产取得、资产配置、资产保管、资产管理、资产核查、资产评估、资产处置等在内的一系列较为全面的资产管理的制度；同时，为增强资产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财政部应及时出台实施办法，对具体操作程序、注意事项以及实施主体进行明确的规定。当前，《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为包括科研院所在内的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搭建了框架，在此基础上，财政部应以科研院所国有资产的取得、配置、使用、保管、管理等日常资产管理事项与国有资产核查、资产评估、出具统计报告、资产报废处置程序等特殊资产管理事项为研究对象，细化各个环节的管理，并及时制定出一系列配套管理制度。需要指出的是，科研单位资产管理是一个十分繁杂的工程，以仪器设备的取得为例，就包括单位采购取得、政府划拨、个人无偿捐赠、与企业共同使用、租赁其他单位等形式，每种不同的形式会计处理方法均有所不同。因此，财政部在为科研院所制定相关管理措施时，可以会同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中科院等部门，结合科研院所自身资产的特定，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资产管理措施，从而将科研单位资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规范科研院所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二）二级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制度建设
各科研院所作为二级资产管理部门，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其主要的任务是根据财政部及各级地方的财政厅、财政局等财政部门等一级资产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财政法规制度，结合本单位所使用资产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资产管理规章制度。与财政部门定颁布的财政法规制度所不同的是，作为二级资产管理部门的各科研院制定的资产管理规章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应明确、具体、便于实施，及应特别强调效率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与成本效益原则。由高校校长、研究所所长等科研院所的第一负责人对本单位资产管理负责，这样能够强化科研院所对资产管理的重视，从而提高科研院所资产管理与监督的执行力。为在保障本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与运营成果，各科研院所应根据自身的特点设定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来负责执行本单位资产的管理与监督等各项具体工作事项。资产管理部门应独立于本单位的财务部门与内部审计部门，并与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各科研院所在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基础上，应根据本单位的整体资产规模、各项资产特点、业务实施状况等具体实际，为本单位的资产管理部门配备专门的资产管理人员。资产管理人员不仅应具备管理、财会、金融以等相关领域知识，还应熟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特点，并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科研院所的资产管理部门应会同财会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等相关部门，并征求单位内部每一资产使用部门意见，为本单位制定出一套具有较强针对性与可行性的资产管理制度。
（三）三级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制度建设
作为科研院所资产管理的微观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内部资产管理与使用部门与个人等三级资产管理部门在整个科研院所“三级资产管理体系”中是最基础级次的管理部门。因此必须具体落实到部门或个人。第三层级资产管理需要根据第二层级制定的资产管理制度，制定具体的资产管理实施办法。其实施办法的最大特点是最为具体、最为细化。一般而言，应由科研院所内部各部门的第一负责人来负责本部门的资产管理工作，即实施第一负责人个人责任制，根据本单位资产的特点与使用情况，明确资产使用人员与管理人员各自的责任，落实职责分工，真正做到责任到人。科研院所内部各部门的第一负责人负责本部门资产管理的全面工作，并对科研院所第一负责人负责。如高等学校二级学院的院长对校长负责。在实践过程中，考虑到科研院所内部各部门的第一负责人需要处理的事务较多，因此各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可以授权委托本部门的某一副职人员，来具体负责资产管理工作，即实施委托制。一般而言，除国家统一的资产清查、与其他科研院所合并等特殊情况外，一般均可采用委托制。在具体操作中，科研院所内部各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应与其所委托的某一副职人员签订书面的授权委托书，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及委托的范围。受托的副职人员对第一负责人负责，应及时将本部门资产管理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本部门的第一负责人汇报。受托的副职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本科研院所制定的资产管理规章制度，明确本部门的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与操作程序，加强对本部门所使用资产的管理与监督管理工作的监管。专门负责资产管理的副职人员在制定本部门的资产管理具体办法与操作程序时，应确保资产的取得、配置、保管、管理、核查、评估以及处置等资产管理程序均与资产管理第二层级，即本科研院所制定的资产管理规章制度要求保持一致。为保障科研院所资产的安全完整，每一个部门均应树立“谁使用谁负责”意识，并建立“资产问责制”，根据各项资产的特点实施定期与不定期盘点，盘点结果作为确定资产存量的依据，并结合本期资产的使用消耗与折旧状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真正实现“责任到人”。
（四）委托管理制制度建设
如果财政部门根据其所负责监管的科研院所资产的具体特点和实际工作需要情况确实需要实行委托管理资产，则必须指定清晰的职权分配制度，对各级财政部门、各资产受托管理部门及各科研院所对于资产管理的具体职责分工加以明确。制度在先，共同执行，以充分调动三方资产管理的积极性。
四、结语
制度建设在提高我国科研院所资产管理水平上发挥着基础作用。今后，我国各科研院所作为“三级资产管理”体系的第二级次，应在严格遵循第一级次财政部门所制定的财会法规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本单位的整体资产规模、各项资产特点，以及作为第三级次的本组织内部各个部门资产管理的具体状况，建立一套适用于自身的资产管理规章制度，严格资产购置、使用、调拨、报废等审批权限和手续，杜绝在资产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同时还应建立一套资产管理部门、资产使用部门、财会部门以及内部审计部门既相互协调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科研院所内部各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在确保资产安全完整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作者:赵竹明 姜青青 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永泽,唐大鹏.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2013（1）：57-62+96.
[2]胡服,杨春丽.资产管理乱象及治理对策探析———以A高校为例[J].经济师,2015（5）：115-118.
[3]张月玲,陈红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模式构建[J].财会通讯,2010（3）：148-150.
[4]庄序莹,毛程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现状与改革设想[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6）：76-82.
三资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历史沿革；创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07-02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掌握情况
财务管理理论系统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本研究所综述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主要指财务管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基本范畴、财务管理方法、价值观念、市场效率和治理结构等。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财务管理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随着现代财务管理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也在不断的演化，已经形成了较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和较为规范的理论体系。对其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展开文献综述，可使研究者对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形成明确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等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近三十年来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密切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为700余篇，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专著。为系统梳理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最近研究进展，本论文重点对2007—2012年近六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出于对其代表性和可行性的考虑，将视线集中在相关学科的核心刊物和CSSCI来源期刊上。
二、中国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文献述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缓慢积累到繁荣发展的过程。从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抽象，对实践具有指导和预测的作用，财务管理理论也具有这样的哲学逻辑。本研究将中国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其代表性文献进行综述。
样本文献统计与文献综述表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1992年之前相对比较薄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渐渐引入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并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这一现状引发了中国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如毛付根教授（1995）在《财务管理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分析了财务管理思想的起源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分析了传统财务管理理论和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脉胳[2]。1995年之后，相关的理论研究逐步出现并呈现积极发展趋势。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理财环境出现了重大变迁，中国财务管理的地位、作用、目标和使命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直接促成了财务管理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企业财务管理体系逐步健全，财务管理研究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研究主要以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构建或构想为主，如王化成、陈兴述，汤谷良等学者在这一时期深入探索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理论体系的构建等[2]。这一时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理论观点，如王化成教授（2001）总结了20世纪财务管理的五次发展浪潮[3]；陈兴述（2001）从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方面论述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4]。
在知识主导的21世纪，传统财务管理已经表现出与当今理财环境的不适应，中国迎来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重的理财阶段，迫切需要构建或完善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郭泽光等（2002）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环境，提出财务管理理论必须进行全面创新，包括建立企业财务理念体系、确立新的财务管理目标和拓展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等三方面[5]。随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大量引入，如资本结构理论、投资组合理论、企业并购理论、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等，及其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
切合中国企业所处的新兴经济环境，张兆国基于知识经济的背景，提出财务管理创新应集中在观念的更新、目标的重组、内容的调整与拓展三大方面[6]。魏明海提出从公司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道德风险、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人力资本等理论方面研究公司财务理论的新视角[7]。朱明秀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影响和资本范围的重新界定，提出财务管理的内容、理念、方法和主体将发生变化，同时支撑财务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调整[8]。李心合基于对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贫困化的分析，提出财务管理理论在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大方面的出路[9]。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积极展开对不同组织的财务管理的分类研究，如企业集团、证券公司、非营利性机构的财务管理理论等。
三、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趋势
关于中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或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国学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前期成果，观点各具特色[10]。本文结合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提出如下可待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相对较少。就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作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二）研究视角的创新
1.绿色财务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党的十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在保证企业盈利的同时，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应成为财务管理的出发点。即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包括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耗费、资金回收、资金分配等各项活动安排都应充分考虑导入环境因素。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外绿色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都已较为成熟，国内学者进行研究对此也有所介绍和借鉴，主要涉及绿色财务在中国应用的意义、概念、目标、内容和体系设计等基础理论。绿色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应成为未来研究创新的重点。
2.人力资本视角下的财务管理理论问题。人力资本产权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以人为本既是中国企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内涵，也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理财理念。人力资源作为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的载体，拥有对其所具有的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占有、使用、分配、控制和索取等权利。人力资本无疑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集中于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研究，是以“物”为本的财务理论，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化和人力资本的产权化，未来应该重视人力资本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人力资本应作为企业资本参与到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分配管理中。
3.关于供应链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前沿课题，供应链就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控制，将供应企业、制造企业、分销企业、零售企业以及最终用户连成一体的多企业网络结构，其强调合作而非竞争，追求供应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将成为企业未来竞争的主要形态，而传统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单个企业财务理论的研究，因此应该重视供应链企业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研究相关财务理论[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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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明秀.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影响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J].当代财经，2004，（7）.
[9] 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J].会计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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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高校；国有资产管理；预算管理；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01-02
一、高校预算管理模式改革对资产管理提出的新要求
（一）目前高校预算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偏重于对增量资产的控制而忽略对存量资产的管理。高校在编制预算过程中普遍缺乏对上一预算年度高校资产变动情况的全面深入了解，以及高校内部普遍存在的各部门争经费和资产管理情况缺乏透明度，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预算编制难以脱离以投入控制为主的轨道。尽管中国在高校预算管理领域进行多次改革，但这一环节仍然是高校财务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2．预算资金分配较随意，缺乏科学依据和操作规范。目前高校在预算资金分配环节，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科学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导致各类资产日常维护和消耗费用缺乏有效到位的监控，使之与各部门占有使用的资产实物量相脱节，预算编制部门在进行预算资金分配时难以取得合理依据，加大预算编制难度，也使得预算资金分配的结果演变为部门间为实现各自利益相互博弈，而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
3．缺乏预算执行评价体系。中国高校普遍缺乏预算执行评价体系，个别高校正在尝试构建该体系，主要是建立一个预算执行信息传递与反馈网络并落实专门人员，定期进行预算跟踪分析并对照预算目标，及时对差异作出调整，以其提高预算执行约束性。
（二）改革高校预算管理弊病过程中对资产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1.目前国家对高校通过预算管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所提出的更高要求，预算管理也比过去更加注重资产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重点在于掌握和分析存量资产数量、价值、结构和分布状况，以此为依据寻求存量资产与高校今后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并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决策和及时合理调整经费投入的金额和用途。
2.建立健全资产信息动态管理系统。该要求其实是以上所论述的要求的延伸，是实现其的前提条件。高校只有建立健全资产信息动态管理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对高校资产数据的实时监控和采集，准确掌握各部门（院、系）占用资产的增减变化，以此对全校资产配置结构作出合理判断，从而使各类资产的购建必要性论证和购建成本评估做到有理可依，是预算管理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轨道的强有力保证。
3．构建一个科学、可执行的实物资产限额标准体系。2007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结束后，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构建实物资产限额标准体系。实物资产限额标准体系不单是评估资产构建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而且还是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相结合的关键点。这套体系的构建是项大工程，因为是要以大量考察数据和分析为依据，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先从办公用房装修费用、通用办公设备购置和机动车辆配置限额入手。
二、高校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脱节的原因分析
（一）部门领导缺乏对资产管理和预算资金执行的强大责任心
目前，高校资产管理和预算资金执行情况尚未列入部门领导任期考核目标内，部门领导在调离原岗位时，只对其进行财务审计，这会加大部门领导对资产管理的松懈和预算资金执行的随意性。
（二）资产配置和预算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因素
笔者认为，无论是资产配置还是预算资金分配，都是一个将高校有限资源合理分配给各部门（院、系），以达到满足高校整体发展需求和各部门（院、系）均衡发展的过程。然而这种本应公平公正的统一分配过程，在各部门利益竞争驱动下，渗透太多的人为干扰因素，逐渐演变成两个没有太多关联性的管理系统。
（三）预算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目前我们所指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管理应该是对包括预算内与预算外所有财政资金的管理，但事实上由于预算外资金来源和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其中所牵涉到的部门利益，使高校在进行预算编制的时候，往往只将一小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编制范围，导致大部分预算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预算外资金被滥用也是造成高校资产重复购置和浪费的主要源头之一。
三、与预算管理紧密结合的高校“三级”资产管理模式设计
（一）构建高校“三级”资产管理体制
1．构建高校“三级”资产管理体制的理论依据。随着中国高校办学体制和模式的转型，高校在财务管理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如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不断加强并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成立专门采购职能部门等，这些变革都或多或少牵涉到高校的预算管理。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资产管理体制也应当做出相应的变革，才能满足新形势下高校资产管理的需求。笔者所建议的“三级”资产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如下：（1）国外公共资产管理模式理论。由于本文所论述的高校资产类似于国外的公共资产，因此在重新设计高校资产管理模式时可以借鉴他们相关的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韩模式、德澳模式、美加模式和巴西模式。无论以上何种模式，都为我们进一步理顺高校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且基本上可以囊括国内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所采取的全部资产管理模式。相比之下，美加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下的高校资产管理，即预算管理部门除负责编制部门预算外，还负责制定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法规，在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中起到主导作用，高校设置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除负责资产管理的具体事务外，还担负起随时向预算管理部门提供各类资产数据、资产购置与处置等手续证明和预算资金使用状况。（2）国家有关规章制度。2006年财政部颁布执行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两个办法”不但提出“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而且明文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这为高校今后进行“三级”资产管理模式改革指明了方向。
2．高校“三级”资产管理体制的框架结构。根据美加模式理论和“两个办法”，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思路设计高校“三级”资产管理体制架构：“一级资产管理部门―二级资产管理部门―三级资产管理部门”，“一级资产管理部门”是指高校预算管理部门，“二级资产管理部门”是指高校内设立的专门资产管理机构，“三级资产管理部门”是指各部处（院、系）。在这个体制结构内，“一级资产管理部门”将编制好的预算项目和额度直接下达到“二级资产管理部门”，“二级资产管理部门”在审批“三级资产管理部门”提交的资产购置申请时，不但要负责监督各预算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还要充分行使闲置资产的调剂职能，并随时向“一级资产管理部门”反馈预算资金使用状况，“一级资产管理部门”在此基础上及时对预算资金作出合理调整。
（二）与高校“三级”资产管理体制配套的制度建设
1.一级资产管理部门的制度建设。高校在实行“三级”资产管理体制后，一级资产管理部门作为整个体制运行中的主导部门，其制度建设重点应放在宏观层面的把握，要充分结合高校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的特点，针对资产信息采集、预算执行监督等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使一级资产管理具有可操作性。
2．二级资产管理部门的制度建设。二级资产管理部门是该体制中具体负责管理监督高校资产取得、使用、保管、配置、处置和评估等各个环节的部门，其制度建设的重点应放在细化各个环节的管理上，将资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使高校资产管理工作规范化。
3．三级资产管理部门的制度建设。三级资产管理部门是该体制中使用占用高校资产的部门，其制度建设的特点是更具体、更细化。因为其对高校资产的管理工作会落实到具体的人员身上，因此在制度建设上要根据二级资产管理制度来制定本部门的资产管理办法。
（三）与高校“三级”资产管理体制相对应的管理手段
1.有效整合预算管理系统和资产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实行软件升级或开发一套新系统。目前，高校普遍将信息化管理手段运用于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先进的管理系统帮助下，大大提高了两者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但最大的缺陷在于两系统间相互独立，缺乏有效整合，使得数据信息无法共享，令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有效整合两系统的业务流程，对原有软件实行升级或重新开发一套符合工作需求的新软件。
2．建立内部控制体制，强化预算主导功能，形成资金资产运作的良性循环。（1）建立内部控制体制离不开“收支两条线管理”的管理手段，只有完善内部控制体制，才能保证高校在资产出租和处置等环节所产生的收益得以真正集中，便于预算部门进一步统筹安排，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强化预算主导功能可以加强预算刚性，是防止盲目购置资产和避免造成资产浪费的有力保证，也是提高高校对资金和资产运作控制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以上两条管理手段基本渗透于高校资金和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是形成资金资产运作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
3．引进精细化管理理念。“理念”在现代管理学中被称为“管理软手段”，运用得当，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高校资产管理引进精细化管理理念的目的在于综合考虑高校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力求达到内部管理规范化和资源效益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积极引导和自下而上自觉响应的常态式管理模式。对资产管理中的购置、使用和处置等环节进行细化，例如对资产保管使用环节进行建账建卡，细化到部处（院、系）和个人；对资产处置环节，细化到具体资产及其处置结果等。对预算管理则细化到具体项目。
无论是资产或预算管理模式改革，其最终目的都为维护高校资金和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并提高其使用效率。本文以“两个办法”的文件精神为指导，构建高校“三级”资产管理模式，旨在理顺目前高校内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的关系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为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汪锡鑫.刍论高校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结合[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45.
三资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多元化；管理认知；认知机制
一、引言
贾良定等（2005）通过对西方多元化文献的回顾以及中国企业管理人员的调查和对30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CEO关于多元化的讲话文稿分析发现，多元化动机理论主要代表有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资源组合论、政府政策理论、制度学派和委托论。然而基于这些理论对企业的多元化发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差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战略决策最主要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会对企业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层管理者行为的反映（Hambrick，1984），对于高层管理者认知的分析有助于打开企业决策的“黑箱”，更为深入地了解企业的战略行为。因此，从高层管理者认知角度可以对企业多元化战略行为给出进一步的解释。陈传明（2008）基于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实证研究了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多元化战略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从高层管理者认知角度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的未来研究方向。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管理认知视角对企业多元化战略决策进行解释，分析企业高层管理者业多元化战略决策的认知机制。
二、理论背景
企业存在的本质意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获取利润和规避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交易费用的降低、通过资产组合平衡风险和稳定利润都可以归纳到获取利润和规避风险两个维度。然而这些都是基于经济理性（姜付秀，2006），其前提是决策者的完全理性。基于有限理性的高阶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反映（Hambrick，1984）。高层管理者会对面临的情境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他们在行动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知识和价值观等。因此，从管理认知角度分析企业多元化行为将会对现有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管理认知是管理者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模式（尚航标等，2010），它依赖于管理者的知识、经验和个人特征。管理认知包括管理者的知识结构以及运用相关知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据此做出取舍的权衡。基于高阶理论，从管理认知角度，企业多元化决策过程可表述如下：高层管理者进行多元化战略决策时会面临一系列的环境刺激的因素，其中包括了管理者所需要的无数信息，并且超出了管理者所能处理的能力范围；管理者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和认知对环境进行选择性感知和注意力配置，进而搜集所需要的信息，并按照已有的认知对其进行解释，最后基于特定的动机进行多元化战略决策；多元化动机蕴含在管理认知中。本文需要研究管理认识视角下的多元化动机，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将其进行剥离。在此，提出本文管理认知与多元化战略决策的理论模型，如图所示。
该模型的意义在于将管理认知作为环境刺激与多元化战略决策的中介，考虑高层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因素，揭示管理认知在企业多元化战略决策中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
1、案例企业选择
由于本文的基本研究目的是分析企业高管多元化战略决策的认知机制，即管理者认知对多元化战略决策如何产生影响，属于“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因此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Yin，1994）。根据Yin和Gray（1994）所阐释的验证性案例研究逻辑，本文首先在已有关于多元化战略决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初步的多元化战略认知机制模型，通过理论推演奠定认知机制模型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选择纺织服装行业三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红豆集团、雅戈尔和杉杉控股作为案例企业。选择这三家企业基于以下考虑：1）这三家企业均有30年以上历史，从创始至今都发展成为涉及多行业的多元化公司。2）三家企业的最高决策者没有变动，且均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有利于通过纵向案例研究高管认知。3）这三家企业均为上市公司，且均超过10年，有大量的公司多元化战略决策信息得到披露。与此同时关于企业的高管的多元化战略决策认知与公司战略发展过程均有大量的基础资料和研究素材可供分析和对比印证。本文主要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基于案例研究资料的三角验证考虑，本研究将高管讲话及其撰写的文章作为第一数据来源、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作为第二数据来源，社会媒体报道及节目访谈作为第三数据来源。这三种数据均可通过二手数据搜集获得，增加了研究资料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并且保证了研究的效度。通过构建案例资料库使得研究能够得到可重复分析，保证研究的信度。
2、数据搜集
高管讲话及其所撰写的文章主要通过公司官方网站和中国知网获得，公司内部刊物及其他网络资料作为补充；年报等上市公司披露信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获得；社会媒体报道及节目访谈资料则通过凤凰财经、新浪财经、中国纺织经济等财经门户网站及中国知网获得，其他网站资料作为补充。由于本研究聚焦于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因此选择与多元化战略主题相关的资料进行重点分析。
3、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纵向多案例研究，跨度为案例企业自尝试多元化发展至今的20多年历程。由于本研究要探索高管多元化战略决策的认知机制，需要明确环境刺激、高管特征、高管认知、多元化动机、多元化决策及高管多元化态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参考Weick（1979）的建议以及尚航标、黄培伦（2010）的研究，采用因果图构建证据链的方法进行分析。基于因果图的证据链构建按照Axelrod（1976）的四步法进行：1）语句鉴别；2）画出原始因果图；3）利用已有理论将相关概念归类；4）修正并形成最终因果图，然后构建证据链。本文参考尚航标、黄培伦（2010）的方法，在证据链中保留每个语句所包含原始详细信息。
根据因果图分析方法，依据“环境刺激――管理认知――多元化动机――多元化决策”构建三家案例企业历次多元化决策的证据链，从而明确管理认知在多元化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将多元化战略决策认知机制显性化。
在红豆集团多元化过程中的典型证据链有：1）主业发展受限、国家鼓励兼并政策、丰田的示范作用――产业升级（收购申达摩托车厂、投建轮胎厂）――获得新的增长点、规避单一业务风险――进入机械轮胎行业；2）住宅新需求――产业升级――新增长点、规避单一业务风险――投资房地产；3）红豆杉价值――产业升级――新增长点――进入生物制药行业；4）环境问题――企业终极目标是社会价值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投建污水处理厂。
雅戈尔多元化过程中的典型证据链有：1）主业发展受限、地产行业兴起――地产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获得新增长点、规避单一业务风险――进军房地产行业；2）政府委托（干预）――利他精神（原无意参与金融业）――承担社会责任――入股宁波银行、中信证券；3）金融市场繁荣、前期股权投资获益――股权投资收益高――利润新增长点――发展股权投资业务。
杉杉控股多元化过程中典型证据链包括：1）主业发展受限、新材料技术突破、锂电池未来需求空间广阔――科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寻求新增长点、规避单一业务风险――进军新材料行业；2）中国加入WTO――要抓住外贸出口机会――形成新增长点――发展贸易物流业务；3）金融市场繁荣――商业银行是重要的金融机构――新增长点――入股宁波银行；4）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打造中国式商社――持续创业――投资商业地产、发展类金融业务。
四、案例分析与讨论
为了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决策的认知机制及对理论模型的验证，接下来根据因果图从两个方面进行案例分析：第一，分别分析高管特质与管理认知、环境刺激与管理认知的关系，明确高管特征对管理认知影响以及管理认知适应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第二，在第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对管理认知与多元化战略决策的整体逻辑进行探讨，从而明确多元化战略决策的认知机制。
1、高管特征与管理认知
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如性格、价值观、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生活经历等）在管理者面临环境刺激时起到了过滤和解释作用，并进而影响管理认知。通过文本资料的分析发现，红豆集团周海江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并且在美国接受过商学院教育，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理论研究的影响：从多元化初期的“适度多元化”到之后的“相对多元化”态度，受到摩根士丹利研究的影响。李如成的利他信念使他接受政府的委托参股宁波银行、中信证券，并接手动物园。郑永刚的性格特征及其企业家精神使得其管理认知与其他两家具有迥然的差异：首先郑永刚兼具东北人的豪爽与南方人的经商意识与精明，做事果断且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认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因此在红豆集团及雅戈尔进军地产行业时杉杉果断进军锂离子电池材料行业。
2、环境刺激与管理认知
管理认知是在管理者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会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进行调整。从证据链中可以发现三家企业高管的认知均发生变化：受经营环境压力的影响红豆集团2010～2012年逐步减缓多元化扩张速度，并且宣布不再进入新的行业，走相对多元化道路；由于2008年投资受损，雅戈尔承认“投资失误”，减少股权投资规模；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起杉杉从最初的“不进入房地产行业”态度转变为“产融结合”认知，并进军商业地产开发。
3、多元化战略决策认知机制
从证据链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不同的管理者的管理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在多元化初期，三家企业同样面临着服装业务发展瓶颈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导致的竞争加剧。红豆集团通过学习丰田经验进军机械轮胎行业，之后意识到地产行业的机会从而开始房地产开发。雅戈尔则比红豆更早意识到房地产的前景，在红豆发展机械轮胎时期（1998年）开始进行房地产开发。在同期，杉杉为了更好的发展，将公司总部搬迁至上海。虽然此时开发房地产是最好时机，但是在“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认知下，投资锂电池负极材料，进军高科技领域。
同时通过分析还可以发现，由于环境变化而管理认知没能及时改变导致多元化行为与环境变化前相同。典型的事件是雅戈尔股权投资行为。受政府委托，雅戈尔1997年入股宁波银行，1999年入股中信证券，在两家金融机构上市之后，雅戈尔获得了丰厚的股权投资回报。基于这样的成功经验，在“股权投资收益高”的认知下，雅戈尔逐渐把股权投资发展成为重要业务板块，大规模进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股权投资依然占据业务极大份额。然而随着2011年二级市场的低迷，李如成不得不承认2008年以来确实存在投资失误，并重新强调“服装仍是主业”。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服装业务发展受限是三家企业开始多元化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然而由于不同的管理认知，他们对外部环境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并采取了不同的多元化战略选择；由于三家企业高管具有不同的性格和经历，对多元化发展的认知也有较大的不同，并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多元化动机和决策；除了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及个人特征也对企业多元化动机产生了影响；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认知在环境变化与企业多元化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管理认知其多元化行为也不同，而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相同的管理认知使得企业多元化行为基本没有变化。因此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管理认知与多元化战略决策理论模型。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通过对红豆集团、雅戈尔及杉杉控股的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对其管理认知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解释以及对多元化的认知。
2、企业多元化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管理的认知，管理认知在环境与企业多元化战略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另外政府的干预也对企业多元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3、多元化动机除了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还受到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如追求社会价值）和企业家精神影响，表现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持续性创业。
本文通过多案例分析明确了企业多元化行为中管理认知的作用，并且验证了所提出的管理认知与多元化战略决策理论模型。然而本文案例资料来源均为二手数据，存在二手数据所具有的局限性。另外由于本文所选的三家企业均属于服装行业，且都是民营企业，所以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是否适用尚不明确。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多元化决策模型是否符合其他行业及国有企业尚待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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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三资管理论文篇5
市场经济的繁荣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传统的价格战、广告展等营销手段已经失去作用，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深入挖掘其价值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尽管如此，人们对于知识管理对于企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价值和具体方式仍然存在着疑虑。有很多人认为知识管理对于现实企业太过空洞，虽然明白这是未来的方向，但实际应用起来却不知如何入手。有些企业直接放弃，沿用旧有的信息管理方法；有些企业则迷信技术，跟风上马ERP，结果反而增加了运营成本[黄冠云，柳宏志.如何通过信息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2002.5:87-89]。可以说，如何在知识管理的背景下开发利用企业的信息资源，这对于经营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企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方面，霍国庆在《企业战略信息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基于企业信息化的战略信息管理模型”，以信息技术为平台、信息资源流为媒介、电子商务活动为主体，自下而上构建了企业战略信息资源管理结构；杜栋和蒋亚东主编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从企业管理角度介绍了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技术和应用，改变了过去侧重“管理信息系统”，转而重视“信息资源管理”；秦铁辉主编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论述了信息资源与企业竞争的关系，并分别介绍了企业运营中的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实物信息资源和人际网络信息资源等四种信息资源的特点、获取途径和管理方法，讨论了企业商业机密的流失渠道和保护措施，就企业知识管理和企业首席知识官两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刘平在其博士论文《基于价值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入手，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升企业信息资源价值的方法。在知识管理方面，王彩霞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一文中对知识管理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区分了知识与信息、知识管理与信息技术等在知识管理的实践中易引起混淆的概念，介绍了一种通行的知识管理应用体系——知识管理体系结构，可用于对企业知识管理进行指导。
程刚在《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保障体系研究》一文中分析了知识管理对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影响，归纳了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保障体系的要素，并针对这些要素提出了优化企业信息资源管理保障体系的对策措施。刘广主编的《基于组织知识结构分析的知识共享对组织绩效影响研究》以知识与信息的关系为基础，对组织知识及组织共享知识的内在结构进行数理表征，研究组织共享知识影响组织绩效的路径，并从案例组织中深入分析某些组织因素对组织知识共享和组织绩效的作用过程。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知识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已有的理论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资源管理作为宏观的、政策性的概念，在应用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时还显得比较生硬，相关理论不完善，与实际结合得不紧密。第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与发展过程带有浓重的技术色彩，研究侧重信息技术和硬件构建较多，对于文化、机制、组织结构等软性因素讨论较少。第三，知识管理作为新兴概念，学术界对其概念、内涵等尚无统一认识，因此如何将知识管理应用于企业的实践当中也就缺乏说服力。
三、知识管理下的企业信息资源开发的研究意义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已经被人们所认可，将信息管理升华为知识管理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进行知识管理背景下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学术研究具有以下意义：1.理论意义。第一，现有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从知识管理角度进行的分析并不多，因此这类研究可以对理论体系起到一定的完善作用。第二，企业的运营是物质流、现金流、信息流汇集的结果，关注企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机制和特点，可以促进信息资源管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第三，企业信息资源向知识成果沉淀的过程，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有一定的重合，关注此类研究可以对知识管理理论有所助益。2.现实意义。第一，为企业信息资源的优化整合提供理论依据，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二，帮助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更快速、更准确的战略决策。第三，以知识管理和信息资源开发为切入点，为企业政策的制定和组织结构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促使企业扁平化、智能化，以适应信息经济时代激烈的竞争环境，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日趋紧密。信息资源管理对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已得到管理者的认可，硬件和技术也不再是障碍，而如何将宏观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应用到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营之中、如何运用现代化技术挖掘信息资源的价值、如何从信息管理上升到信息资源管理乃至知识管理，这些是企业经营者们关心的重点和前沿性课题。
三资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产权管制；管制放松；制度转轨；国家理论；政治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3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0-037-10
一、引言：从产权的国家理论到产权的管制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Furubotn和Pejovich曾经断言，没有国家理论的产权经济学不是一套完整的产权理论。为此，Barzel提出若干基于产权范式的国家理论。但是，该理论范式只是运用产权制度变迁理论与委托博弈理论分析国家的起源与演进，却没有解释国家行为是如何影响产权的形成与执行的。于是，umbeck建立了一个“权力制造产权”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Noah & Wengast和Acemuglu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分析模型建立基于权力范式的国家理论。但关键的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被理解为个人直接消费或通过交易而间接消费某项商品的能力，而国家权力给个人赋予的法权或所有权只是起到强化个人产权的作用。可见，产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并不能仅仅通过国家理论的权力范式来实现。
诚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其管制行为上。更重要的是，这种管制其实是一种权利管制。例如，价格管制事实上就是销售者的定价权被国家管制，即此时商品的剩余索取权被完全或部分地剥夺。这样，国家管制行为与个人财产权利之间就产生出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有鉴于此，何一鸣和罗必良把产权经济理论与国家管制行为结合起来而构建了一套产权管制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综合管制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重新考察国家管制行为的约束条件并提炼出若干关于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理论假说，从而构建一个属于转轨经济特有的产权理论体系。
有鉴于此，我们首先提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激励国家选择放松对产权的管制？第二，产权管制结构是怎样发生改变的？第三，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绩效带来什么影响？为此，本文主要从揭示国家对放松管制资源配置权利的原因、过程和绩效这三个层面的理论逻辑展开。其中，以产权管制放松两大定律作为研究范式的“内核”，再将产权管制的三大假说构建为内核的“保护带”，从而得到一个逻辑自洽的产权管制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该理论范式应用于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问题当中，以期得到一个能够把产权、国家、转轨与绩效统一起来的产权理论范式。
二、产权管制理论范式的逻辑框架
（一）理论范式的内核：产权管制经济学两大定律
根据库恩（Kuhn）和拉卡托斯（Lakatos）提出的定义，一门学科的“理论范式”应该包含内核及其保护带两部分。内核是整个理论范式中既定不变的稳定性元素，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本节首先探讨作为产权管制经济学范式内核的两大定律。
这里，本文把产权理解为行为主体配置资源的权利束，它主要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那么，只要对该权利集合中的某个或所有的子权利实施限制甚至删除，则属于“产权管制”，的内涵范畴。具体地，一旦产权被国家管制，那么，原产权主体（分散决策个体）就失去了配置资源的剩余权利，因此，他既没有最优使用与转让资源的动力，也不具备排斥他人占用资源的资格，此时，原来属于个人所有的资源就相当于被置于公共领域而沦为公共财产。那么，只要公共资源的价值（租金）足够高，人们就会相互竞争进入公共领域使用之并对公共租金进行攫取与分割。但问题是，若这种竞租行为是通过排队或寻租等低效率的非生产性活动而完成，则这将使得一部分租金被耗费掉以用于竞租活动。这样，竞租者得到的租金总额将小于竞租前的公共租金。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这笔被耗散的租金则成为一种“无谓的”资源浪费或效率损失，这也是内生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此时，本文便得到了产权管制经济学的第一定律：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余耗散。
而产权管制放松第二定律（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作为第一定律的拓展和延伸，认为当国家对全社会所有资源的配置权利实施管制时，必然为此而支付高昂的管制费用。因为每项资源都拥有许多属性与功能，若要对资源的产权进行管制，则必须先对资源的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与保护，而确权与护权的前提是对所有资源的全部属性进行精确的测量与考核，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信息费用。此外，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科层管理链条复杂的国家而言，它还需要委托下级部门或地方政府上述管制活动，因而还会产生委托问题，它是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后者为此要进行监督，所以也会产生信息费用。由测量费用与费用构成的外生易费用将随着产权管制的范围与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于是，在外生易费用的约束条件下，国家最终只能选择放松产权管制。那么，在产权管制放松后，人们便重新获得使用和转让资源并从中获利的权利，从而产生了保护资源的动力，此时公共领域变成私人领域，租金耗散从而效率损失减少，个人财富与社会产出相应增加。因此，产权管制放松可视为一个租金耗散递减且经济绩效递增的动态过程。
（二）范式内核的保护带：关于产权管制的原因、过程与绩效假说
诚然，当真实世界的客观环境发生改变而导致原有理论范式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得到的结论无法解释现象时，研究者就需要对理论范式做出修改。但是，这种范式的转变只是通过内核的保护带其修正与改变来完成，作为“内核”的两大定律仍然保持不变。换言之，构成保护带的理论假说使理论范式与实际情况能够保持一致，当出现了新现象了原范式，作为保护带的理论假说就需要进行修正。否则，理论范式面对新现象就显得缺乏科学的解释力。本文的产权管制理论范式保护带由原因、过程与绩效三个假说构成，它们是在两大定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一些可反驳的结论。同时，这三个假说分别是对上文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回答，具体地：
第一，对于“是什么因素激励国家选择放松对产权的管制”这个问题，原因假说认为，虽然产权管制使国家获得一定垄断租金，但同时又承担一笔高昂的交易费用，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国家便只好放松对产权的管制。这是因为，在对产权的全面管制过程中，国家将面临高昂的总交易费用，这是国家放松产权管制的约束条件：一是外生易费用――资源总是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属性，国家要对资源的产权实施管制就意味着对资源所有的属性进行清晰的权利界定，这就要求它必须对资源的属性进行详细而准确的调查和测量，其中所耗费的测量成本必然是高昂的；此外，为了管制资源权利束，国家需要委托于其人即分散决策个人的管理集团具体执行，但后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利用信息优势偏离前者的目标，前者便要耗费大量资源用于监督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产权管制产生的租金耗散就是一种内生易费用，它会最终降低社会总产出。这样，国家只能在总交易费用与垄断租金之间进行权衡。一旦前者超过后者，国家就放松甚至放弃管制产权。因此，放松对产权的管制是国家节约总交易费用的理性选择，是国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后的产权管制净收益最大化之制度选择。
第二，产权管制结构是怎样发生改变的？过程假说则认为，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谈判博弈地位彼消此长且交易费用发生转变的动态过程。换言之，产权管制放松并不是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是在多次的动态博弈中管制双方的支付格局不断调整从而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谈判地位不断发生改变。但是，国家不会主动削弱自己的谈判能力，除非政策失误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不确定性危机与偶然性冲击导致交易费用突然增大才可能迫使它在产权管制的博弈谈判中让步。而且，这种国家退却并不是“激进式”的一步到位，而是“渐进式”地分阶段进行，甚至可能出现倒退，这取决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若该力量对比偏向于前者，则说明前者能够把谈判费用控制在较低水平，因此他会强化产权管制，反之则是放松产权管制。因此，产权管制结构的改变其实是源于博弈双方的谈判能力的变化。这种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的力量博弈均衡变动便表现为交易费用的转变，后者又进一步决定了产权管制结构的选择与变迁。
第三，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绩效带来什么影响？对此，本文的绩效假说的答案是，国家对分散决策个人的资源配置权利放松管制，将激励那些在选择资源某种用途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分散决策个人把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价值之处，过去因产权管制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因而得到缓解，这在宏观层面上便表现为经济绩效的提高，这是产权管制放松后的经济效应。具体而言，产权管制放松乃产权管制的反方向运动形式，若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则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所以，产权管制放松不但使国家减少其外生易成本的支付，而且内生易费用也可以得到节约。因此，产权管制放松实质上是国家把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重新赋予给分散决策个人运用并执行的动态过程，从而也是交易费用减少、经济系统出现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范式的构建：内核及其保护带
这里，本文把国家与分散决策个人作为产权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而管制的对象是产权。在此基础上，以“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金耗散”和“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两大定律作为产权管制理论范式的“内核”，并以原因、过程与绩效三大假说构建理论范式的“保护带”，具体参见图1。
三、范式应用：产权管制放松、经济体制转轨与中国农业改革
上文构建一个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从一个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去理解中国过去以及现在所发生的制度变迁问题。所以，与其说本节的主题是产权管制范式对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具体应用，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解释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的制度观，即：产权管制放松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经济体制转轨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换言之，本节写作的目的，是对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提出以产权管制放松来概括的新视角，以此作为完善“产权的国家理论”的初步尝试，供在学术界进行公开讨论和批评检视。
（一）以产权管制放松看待经济体制转轨
计划体制下，产权被国家全面剥夺与控制，所以属于全面产权管制的情况；相反，当产权均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所控制时，便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此乃完全无产权管制的制度结构；至于过渡体制，则介于前面两者之间，该情况下有部分子权利受到管制。即，计划体制的产权管制程度最强，过渡体制次之，而市场最弱。这样，从时代的以全面产权管制为基础的计划体制向改革开放时期的以部分产权管制为特征的过渡体制再到完全无产权管制的市场体制的转轨（即经济制度变迁）可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动态过程。因此，本文把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等同于产权束的全部权利重新赋予给分散决策个体的状态。组织与技术创新、财富和收入提高等等固然是经济转轨所追求的目标，它们最终只是属于附属性的范畴，是产权管制放松的副产品。本文认为，以产权管制放松为中心，经济体制转轨最高的标准就是无产权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
贯穿全文的中心概念“产权管制放松”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定义的，即国家把资源配置的权利转移到分散决策个人手中。更具体地说，实质的产权管制放松包括分散决策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诸如使用、获益和转让资源的基本权利，以及能够自由协约、进出经济组织等的选择权利。但它只是经济权利，不包括法律意义上的产权――前者是人们具有竞争和行使对资源运用的行为能力。因此，放松管制的产权不包括各种法律权益，比如说，农地所有权只属于集体而不能重新赋予给每个村民，即它不涉及宪法秩序规定的政治权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经济权利是一种个人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这个人能够直接消费或转让一项资产，不论这个人是否对这一资产拥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经济体制转轨要求消除那些管制个人经济权利的主要障碍，即：封闭以及集权，选择机会的缺乏以及交易的限制，忽视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过度经济干预。尽管就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产权管制领域，但它已经比过去放松了许多。由产权管制理论范式可知，实质性的产权管制放松直接与经济绩效提高相联系，后者表现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数量的几何级数递增，技术研发和应用质量的蛙跳升级以及人均或总产量的递归增长。
此外，在上述的理论范式基础上，本文得到一个关于产权管制放松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放松对国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管制，大幅节约了过去因国有产权被低效配置所引起的内生易成本，从而改善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二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意味着对外贸易壁垒和外商投资障碍的破除，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就是在减轻国家干预私人产权跨国交易所造成的产权残缺问题的同时，释放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使财产权利能够较自由地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地方，自由协约使贸易各方得利，市场范围因而得到扩展；三是在财政分权方面，中央下放剩余控制权给地方，激励拥有信息优势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所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管制结构的放松，不管是改革（国家放松对国有资产剩余索取权的管制）、开放（国家放松对商品和资本的进入和转出权的管制）还是分权（中央放松地方的财政剩余控制权管制），其实质都是产权管制放松。因此，产权管制的进一步放松乃推动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关键性内生力量。
那么，关于产权管制放松与经济体制转轨的相互关联性，本文认为，前者在后者中居于中心地位。一方面，对转轨的评判必须以国家管制的产权是否得到放松为首要标准；另一方面，经济转轨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权的管制放松的主体地位。按照以从计划轨道向市场轨道的转换来定义“经济体制转轨”的狭隘观念，经常涉及以下问题：某些权利的管制放松，例如退出公社的权利，或者获取自由协约的机会，是不是“对转轨有利”的？根据以产权管制放松看待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更为基本的观点，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往往缺乏一种重要的认识，那就是，这些权利管制放松实际上是经济转轨的组成部分。它们与转轨的关系，并不需要通过它们对市场化进程或非国有资产比重增长率的间接贡献而建立起来。事实上，产权管制放松就可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然而，尽管这种因果关系确实是显著的，但是由于这种因果联系所证明的产权管制放松的作用，只是它在转轨中所起的直接的建构性作用之外的边际贡献。
（二）产权管制放松范式对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改革局面，因为它影响着至少九亿农民的生活，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的全面转变正给农民的经济条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农地剩余索取权管制放松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国家进一步放松对农地剩余控制权（尤其是使用权流转）的管制确实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三农经济”事件之一。这两个世纪的中国农地产权管制放松的成功将载入史册。不过，尽管产权管制放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最贫穷的地区仍然是农村，大部分中国农民每天都面临着怎么通过适应有效的国家政策带来为自己脱贫和致富的重大挑战。通过对农地产权管制放松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使中国农业在适当的时期内达到与最发达国家相当的先进水平。因此，提出一套能够有助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范式，应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情。
因此，根据产权管制与经济转轨的逻辑关系，本文将尝试构建一个“产权管制结构――制度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逻辑框架（见图2）。该逻辑框架把从以公有制为产权基础的计划体制向家庭集体承包责任制的过渡并最终转向以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外包为特征的市场体制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过程。鉴于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那么，中国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国家把农业资源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重新赋予给农民运用并执行的动态过程，从而也是总交易费用不断减少的路径选择。具体地，在产权管制放松的初始阶段，国家实施全面产权管制。此时，内农民的资源产权和退社权被剥夺，社员不但没有最优配置公社资源的动力，反而争相把公社资源运用到自留地上，导致的内生易费用高昂从而农业经济绩效低下。不过，在家庭承包制下，国家解除农业剩余索取权管制，从而有效解决集体劳动偷懒，内生j生交易费用因而大幅下降且农业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基本经营体制将从家庭承包制最终过渡到市场体制。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中，国家放松农业剩余控制权尤其是转让权管制，农业资源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最终流向最高价值之处，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更重要的是，随着上述农业要素市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交易频率随之增加，交易费用总规模也随之上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农户会纷纷选择农业外包契约并逐渐参与到现代分工经济体系当中，农业要素的中间服务组织也随之逐渐形成。例如，在初始阶段，农户没有购买进行专业化服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户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进行大田作物生产。然而，随着农作物品种的变化或者从事专业化生产，农户可能把农业资源的剩余控制权转让给中间服务组织。那么，他就需要若干中间专业服务组织作为他的者负责农业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发包服务，即农民委托这类中间专业服务组织承包犁地、播种、施肥、机耕、植保、收割、运输和营销以及雇工与融资等活动。这样，农业市场中的总交易费用就会降到最低。
四、进一步讨论：以产权管制契约范式完善产权的国家理论
诚然，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指出，“强化产权型”国家的“援助之手”将促进经济增长，而“掠夺之手”会阻碍经济发展（shleifer和Vishny）。可见，国家对产权的管制行为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深远，尤其对处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而言，产权与国家的关系更是理解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以，本文的最终目标就是尝试提出一个能够把产权、国家、转轨与绩效统一起来的产权理论范式。
（一）产权的国家理论及其困境
在探讨产权的国家理论之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现代产权理论的演进历史。经典产权理论起源于Demsetz的“印第安地区海狸故事”。该理论表明当一项公共资源（例如海狸）的价值提高并超过对该资源进行产权界定的费用时，人们就争相进入公共领域攫取该资源产权并内部化公共租金，争夺者的私人产权从而形成。不过，这个“内部化公共产权”假说没有涉及国家行为，于是，Demsetz提出一个“产权残缺”理论，他认为“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是因为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此后，在讨论产权形成及其变革时，大家开始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国家，经典产权理论因而过渡到现代产权理论。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主要分为契约承诺假说、掠夺之手假说与把前面二者综合起来的暴力潜能假说。具体地：（1）契约承诺假说认为，国家是政治企业家与分散决策个人在自愿条件下达成的关于税收与产权保护服务的社会契约交易，该契约是通过双方的“可信承诺”机制来执行的；（2）掠夺之手假说指出，国家由利益集团组成，它作为一种第三方实施的暴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机制更有利于契约的实施，但利益集团在利用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掠夺性管制、寻租等现象就会出现；（3）暴力潜能假说则强调，国家既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又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因此，在经济与政治双重目标的约束下，国家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而垄断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要为社会提权界定与保护服务以维持国家长期经济增长。
但是，国家成为强制力量的合法垄断者以后，它可能维护产权，推进经济发展；也可能侵害产权，引起经济衰退。因此，对国家进行有效约束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但产权对国家的有效约束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换言之，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社会对国家可能滥用暴力的倾向形成有效的约束。但是对国家的有效约束依赖于法治秩序的确立，法治秩序又依赖于发达的市民社会，但发达的市民社会只有在社会结构转型完成以后才会出现。但问题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需要由国家来认为推动，这样就会陷入一个“国家推动社会结构转型一市民社会兴起一法治秩序的确立一约束国家滥用权力”的“国家约束国家”悖论当中。
（二）对产权的国家理论的另一种尝试：交易费用政治学逻辑下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范式
为了解决上述的国家理论困境，本文将围绕交易费用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内外均等化三条逻辑用以构建产权管制契约范式的内核，并相应提出“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工资契约”、“剩余权利无管制的定租契约”和“剩余权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约”等三个假说作为内核的保护带，最终形成一个基于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理论（见图3）。
首先，因为产权管制涉及到国家行为，所以本文的产权管制契约范式的逻辑基础是交易费用政治学，它是交易费用在政治学与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集中于讨论政治交易中存在的交易费用问题如何影响政治制度设计与国家组织形式的问题。于是，在图3中上部分表示的逻辑关系中，本文仍然保留第二节提出的产权管制两大定律“产权管制――公共领域――租金耗散”（即图3的内生易费用逻辑）和“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即图3的外生易费用逻辑）作为“经济场域”的内核。但是，本文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关于“管制契约――管制边界――管制效率”的政治交易费用均等化逻辑作为“政治场域”的内核。它将表明，政府组织被视为管制者（国家）与被管制者（个人）达成的一系列关于产权管制的契约网络。换言之，当个人在私人领域内行驶产权的政治交易费用超过管制者在公共领域内保护公民产权的政治交易费用时，个人则选择与国家签订管制契约。管制契约规定个人必须把配置资源的权利和税收交给国家，同时，在管制契约范围内，国家通过政治科层与权力在公共领域内配置资源。但随着个人不断把私人产权交给国家配置，一方面使个人行使产权的外生易费用减少，另一方面却导致公共领域的租金耗散严重从而内生易费用上升，最终会出现私人领域内的政治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等于公共领域的政治交易费用，产权管制边界就出现了。在此均衡点上，国家因执行管制契约而增加的每一单位垄断租金等于为此所付出的边际管制成本，同时个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因而此时的产权管制无论在公共领域（国家内部）还是私人领域（国家外部）内均达到帕累托最优。
此外，根据范式的构造原则，除了内核外，还需要构建相应的保护带：第一，对于内生易费用逻辑而言，其保护带则应该是一个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工资契约假说。因为在工资契约下，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全部在雇主手中，所以，由工资契约安排组成的经济体制等价于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制度结构。例如，在实施全面产权管制时期，内采用的工分制就可以视为国家与农民签订的计时工资契约。第二，与前者相反的是外生易费用逻辑，其相应的保护带就是一个剩余索取权无管制的定租契约假说。定租契约要求承租者为出租者预支一笔固定租金作为使用资源的代价，而被租赁回来的资源通过最优配置而产生的所有收入均由承租者支配，所以承租者在定租契约下其实获得完整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比方说，改革开放后农村采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份典型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定租契约，它是一种剩余权利无管制的制度结构。最后，剩余权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约假说介于前面二者之间，是在内外交易费用均等化逻辑基础上得到的。剩余权利均衡管制意味着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均衡分配，剩余权利分配的比例与各自承担的政治风险（交易）费用比重成正比。特别是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不确定性环境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均无法承担所有因改革而带来的政治风险，为此，双方均愿意选择剩余权利分成契约以分担改革风险并共享改革成果。此时，剩余权利在公共领域由管制者支配而在私人领域内由被管制者拥有，前者便构成政府组织，后者则构成包括市场与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
可见，基于产权管制契约的国家范式认为，不同的产权管制契约类型（工资契约、定租契约与分成契约）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产权管制制度结构（全面产权管制、无产权管制与产权均衡管制），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组织模式（计划型国家、市场型国家与混合型国家）。
五、总结性述评
产权与国家看似两个独立的变量，但新制度经济学家正不断地通过改进既有国家理论以完善现代产权理论，本文正是其中的一种尝试。
为了实现这个学术目标，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产权管制研究范式。该理论范式把“产权管制一公共领域一租金耗散”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来的“信息约束一管制放松一经济增长”这两个定律作为内核，并认为一旦产权被国家管制，个人就失去了配置资源的剩余权利从而最优使用与转让资源的动力和排斥他人占用资源的资格，资源就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引起人们进入攫取租金，导致租金被耗费尽掉，成为内生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所以，国家在高昂的信息费用约束下放松产权管制能够缩小公共领域并减少租金耗散，从而改善经济绩效。
在上述范式的内核上，本文进一步推导出产权管制的原因、过程与绩效三个假说作为范式内核的保护带：（1）原因假说认为，虽然产权管制使国家获得一定垄断租金，但同时又承担一笔高昂的交易费用，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国家便只好放松对产权的管制；（2）过程假说指出，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谈判博弈地位彼消此长且交易费用发生转变的动态过程；（3）国家对分散决策个人的资源配置权利放松管制，将激励那些在选择资源某种用途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分散决策个人把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价值之处，过去因产权管制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因而得到缓解，这在宏观层面上便表现为经济绩效的提高。
此外，本文把产权管制范式应用于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分析，并把从以公有制为产权基础的计划体制向家庭集体承包责任制的过渡并最终转向以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外包为特征的市场体制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过程。
三资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人力资源； 属地化管理； 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096-0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0
一 引言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中国企业境外经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1]，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亟须应激调整；东道国劳动政策等制度约束客观存在，制度选择与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绩效相关性明显[2]；全球化市场推送现实文化差异，当前，基于各国文化差异性所建立起来的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无疑需要进行系统的调整[3]。
实践呼唤新的管理模式，属地化管理应运而生，但理论探索相对薄弱。特别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境外经营机遇凸显，属地化管理对相应理论需求更显迫切。国内有学者对属地化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如杜建韶认为劳动力成本水平的差异是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策略的重要因素[4]；陈凌宇突出属地化管理是减少文化冲突的选择[5]；李萍则更多地从人力资源属地化的视角对动因进行了分析，她强调了员工管理长期化的专项性人力资本的集约性[6]。也有学者从企业实践经验出发，尝试提炼分析属地化管理的内涵，如周磊就从理念属地化、身份属地化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把人员属地化作为内涵之一，解释为企业针对不同级次员工采用的当地化雇佣策略[7]。也有学者指出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重要方面，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具有战略意义，为了满足跨国企业国际经营的需求，企业要提升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8]。不容忽视的是，来自管理一线的实践者也进行了部分经验交流式的归纳总结[913]。总体上看，更为发散和碎片化。
纵观已有研究，笔者发现，针对中国企业境外经营的属地化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属地化管理问题，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和滞后，缺乏系统性、逻辑性；也缺乏相应的指导性，研究方法的使用也较为单一，存在较大理论拓展空间。基于此，文章以中国企业属地化管理困境为着眼点，从嵌入性理论视角进行系统剖析，构建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模型，找出影响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关键因素，厘清影响中国企业属地化战略运行效果的管理脉络，借此给出策略建议，为实践提供参考。
二、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现状和问题
1.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概念与含义。
目前，“属地化”作为企业的一项国际化战略，虽然已成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的标准词汇，但就概念界定来说，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已有研究总体上可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属地化”从生产过程角度将“属地化”定义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东道国采取的当地经营策略，包括研发属地化、生产属地化、营销属地化、人事属地化等；狭义的“属地化”则特指人力资源属地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隶属于“属地化”的狭义定义范畴，但又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事管理层面的属地化。本文认为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是公司的属地化战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取得经济效果的方法和路径。具体而言，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从主体指向角度分析，是指近年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也即中国的跨国公司；从目标指向角度分析，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意在开发当地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资源，支持母公司战略；从实施手段分析，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除提升本地雇员比例外，还涉及人力资源配置结构再造，深层文化互动，以及当地市场资源深度开发，其核心是企业的环境融入能力。
因此，本文将属地化管理概念界定为：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为融入当地社会网络，获取最佳效益而实施的当地化人力资源开发策略与管理过程。那么，企业如何判断东道国的资源环境约束，又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正确分析属地化管理的现状。
2.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现状与问题。
为了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本文引用笔者博士论文中对中国企业境外人力资源属地化问题的相关研究数据[14]，采用专家访谈和调研问卷的方式，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提炼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优势与不足。中国企业30年走出去的经验积累，具有一定的管理优势，按照总体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其排序为：具有较强的跨文化管理能力程度、与当地各类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程度、具有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程度、熟悉属地化国别市场程度、具有较强的多元化管理团队程度、管理人员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程度、具有较强的危机管理能力程度。
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也较明显，按统计结果排序分别为：复合型管理人才缺口较大、属地化管理粗放、属地化用工比例不高、企业文化不突出、管理方式行政化、属地管理人才使用较少、引入第三国劳务比例不高、其他。具体而言，问题如下。
（1）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国际项目的属地化战略落实乏力。与国际知名工程承包商相比，中国企业缺乏资深国际工程项目经理、精通国际工程法律的法务管理者、国际工程合同管理者、国际工程融资管理者，以及国际工程造价估算和报价人员。复合型人才形成管理短板，也成为有效实施属地化管理的障碍。
（2）属地化管理粗放导致融入性风险成本增加。在中国企业具体管理实践中，各项管理的标准、规范、流程还有待完善。在属地化用工方面，存在用工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风险因素增多。
（3）属地化用工比例不高致使融入性难度加大。中国企业在属地化用工问题上矛盾重重。一方面希望广泛融入当地文化，多雇佣当地员工，另一方面又纠结于当地员工的管理难题，沟通成本、政策成本均需纳入决策体系。
（4）企业文化不突出对企业的融入性带来负面影响。在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过程中，往往较多关注生产任务指标的完成，多采取制度“硬约束”的办法，忽略了实施文化管理对劳务人员“软管理”的作用，导致东道国劳务人员对中资企业认同度低，仅仅停留在“干活挣钱”简单思维模式中，工作效率较低。
（5）管理方式行政化致使融入性缺乏根基。中资境外企业由于均属于国内集团总部为开发属地化市场成立的子（分）公司，受国内集团总部行政化管理影响较大，在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过程中，集团总部较多采用任务指派等行政化手段，没有较多按照属地化现状采取市场化、国际化管控手段，突出体现在决策机制的行政化，表现为“长官意志”，出现属地化管理水土不服。
（6）属地化管理人才不足致使融入性缺少传导效应。属地化管理人才比例结构某种程度上是衡量属地化管理的重要指标，受企业行业性质、公司战略以及东道国人才结构等因素影响，在属地化管理人才开发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连接企业与东道国文化的重要节点，这一问题需要创造性突破。
（7）引入第三国劳务比例不高。作为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从成本集约角度看，第三国劳务比例也影响着企业属地化管理策略。但中国企业在引入第三国劳务方面普遍存在认识偏差、经验不足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影响了企业对东道国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属地化运行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开发不够，另一方面是对东道国的资源环境约束认识不足。
三、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模型构建
1.嵌入性理论与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逻辑层次。
本质上说，属地化管理是企业的经济行为融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选择。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种选择的内在机理。布莱尼（Polanyi）最早提出的嵌入性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它的基本假定是自利行动者处于社会网络中[15]，后来者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把网络分析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16]。其分析范式是以突破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人假设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为特征，引入经典分析框架“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主要思想是将网络的整体功能和企业作为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后来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理论则更深入地体现了嵌入性在产业集群研究中的应用。，具体阐释了嵌入性网络分析的思路与方法，奠定了其连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引入嵌入性理论分析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模式的关键，尤其是在属地化的逻辑层次关系的分析上。根据嵌入性理论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将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嵌入性关系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制度环境的网络嵌入。这个层次的嵌入关系源于对东道国资源环境约束的考量。如果将企业在东道国的属地化战略收益作为企业的产出，那么它应该是企业属地化管理能力与外部资源环境的函数，关系属地化管理战略的成败。国家关系问题、劳动政策问题、民族个性与价值取向、法律体系和金融政策导向等，直接构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网络，是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大背景。
二是产业集群的双边嵌入。企业实施属地化管理的直接目标是节约运营成本，终极目标是扩大属地市场收益。马尼拉（Mainela）和普哈卡（Puhakka）研究指出，企业的国际经营是一个嵌入网络中的过程，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结构资本、位置资本、关系资本、认知资本与战略收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7]。海泽德尔（Hagedoorn）的研究认为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形成，为企业属地化管理的融入路径提供了产业集群层面的理论依据[18]。一方面，产业集群嵌入在信息搜寻方面获得收益，在融入东道国社会网络过程中，特别是着眼于市场资源的深度开发，企业无法单兵作战，嵌入集群中的企业能够识别更多的国际化收益和信息，为国际化行为提供必要准备。企业在本地集群中的嵌入性有助于建立国际性的企业联盟，特别是在研发方面的国际联盟，并且能积极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行动，因此嵌入性能促进形成一系列可用于识别国际化行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嵌入性帮助企业在互信合作方面获得市场收益。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倾向与已有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因为这样做可以节省合作伙伴的搜索成本和选择成本。企业间不断重复的合作关系直接带来了相互信任，“关系基础模块”和“经济交换的关键要素”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和发展长期的合作关系的基本要求。成功实施属地化管理并能够嵌入本地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能够获得较高声誉，利于国际化扩张。企业的嵌入程度，特别是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嵌入程度，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重要影响。嵌入性程度高，表明企业可更多地利用东道国属地化人力资源来完成项目经营并实施复杂任务。
三是属地化员工的组织嵌入。员工的属地化管理是最基础的嵌入层次，也是中国企业现阶段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通过调研问卷统计分析得出的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短板问题最直接的表现是属地化管理人才问题、属地化用工问题、属地化文化差异问题、属地化管理方式问题，这些都是组织嵌入程度不高的表现。根据李（Lee）和米歇尔（Mitchell）的工作嵌入理论，企业里的员工选择离开或留下的主要因素是这名员工所处环境的契合程度[19]。契合程度高，员工离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反之亦然。那么属地化员工的流动性、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都与其工作嵌入程度密切相关。有效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就应该着眼于员工与企业组织的匹配、黏合，费德曼（Feldman）的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嵌入性程度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员工的薪酬福利，有效处理属地化雇员的选拔、激励、培训、考核、人员流动和人文关怀等问题，是属地化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核心问题[20]。
2.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模型的构建
基于以上嵌入性层次与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逻辑分析可以看出，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模型是以人力资源属地化为基础的网络关系。
该网络以属地化员工的嵌入性管理为基点，通过符合当地文化价值特点和劳动政策标准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块功能的实施和完善，能够增强组织稳定性，减少风险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增强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本和品牌识别度，提高属地化市场的辐射带动力，实现深挖市场效益的战略目的。企业对东道国资源环境的网络嵌入是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宏观判定条件；对当地产业集群的嵌入是网络嵌入中观层面的内容；而对提升自身属地化用工管理能力的组织嵌入则是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的基本功。构建模型如图1所示。
研究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1：企业的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最为关注的外部资源环境由东道国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网络构成，环境条件越好，属地化管理难度越小。
推论2：人力资源管理模块的属地化用工特征越明显，体系越完善，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难度越小。
推论3：企业在东道国的产业集群中位置资本越显著，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难度越小。
3.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关键影响因素
实际上，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模式是一个判定、选择、实施和调整的过程。如果对东道国的资源环境判定为适合实施属地化管理，则以“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为导向建立企业的品牌识别度，并实施属地化的人力资源策略，根据属地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块的反馈调整属地化管理策略。如果对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判定是不适合属地化，则返回母公司的属地化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属地化环境及企业自身能力的判定是成功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前提。
为进一步验证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关系模型的实践贴合性，笔者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文献研究与专家访谈，设计中国“走出去”企业属地化管理关键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访谈对象为38名从事国际工程业务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共向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联酋、白俄罗斯10个国家的70家中资境外企业发出问卷700份，回收656，回收率为94%；其中有效问卷642，有效问卷比例为91.7%[14]59-72，93-95。
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东道国环境嵌入性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为劳动力市场因素，包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与我国差异、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规模、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第三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其次是文化距离因素，包括国别之间文化差异、企业的文化包容性、外派员工的适应性和属地用工的文化融合性；再次是国家间制度距离因素，包括国家关系、民族价值取向、工会组织强度三个方面。
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显示，按照均值排序，影响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的管理功能模块因素主要是配置与使用、招聘与选拔、培训工作、薪资管理、雇佣关系、人本管理、绩效管理等方面。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逐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加快，企业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能力亟待提高。本文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理论推演，以嵌入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属地化管理的内外部条件约束，构建嵌入性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逻辑关系模型，并利用专家访谈和调研问卷的数据，分析归纳了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实施人力资源属地化管理首先应正确判定实施属地化的环境条件，准确判断实施属地化的外部资源环境约束；其次应将企业置身于东道国的社会环境网络中，突破自我搞建设、封闭性属地化的思维局限，努力提高企业在东道国产业集群中的嵌入程度，提高属地化品牌识别度和影响力；再次，应在人力资源属地化用工相关功能模块完善各项工作。由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一，增强企业人力资源属地化资源环境判定能力。做好人力资源属地化整体规划工作，做好市场调研，对东道国外部环境关键影响因素和自身管理能力进行科学评估，提前制定属地化用工方案，并细化整体方案保证措施。
第二，增强企业在属地化行业集群结构中的影响力。“走出去”企业要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密切与产业集群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积累信誉资本；加强与东道国工会等组织的沟通联系，减少政策摩擦成本；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自身品牌的宣传，建立在东道国市场的品牌识别度，采取形式多样的属地化用工方式，扩大市场规模，巩固企业在产业集群中的影响力；开拓国际联盟的合作渠道，增强行业相关信息收益，增强当地市场的项目辐射力和带动力。
第三，完善属地化人力资源组织功能管理。打造人力资源“国际化、多元化、本土化、复合型”管理团队，注重团队组建、人员选配、团队考核评价整个管理链条工作，吸纳当地人才，合理配置属地化员工在管理人才梯队中的比例；加强属地一般用工的培训工作，提高外籍员工的岗位技能素质；突出企业文化建设，并与东道国特殊价值观有机衔接，尊重属地员工的和重要社会习俗；完善人力资源相关规章制度，规范管理与人性化管理并举；科学设置薪酬考核体系；注重对属地化雇员的人本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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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105－5 中图分类号：F833文献标识码：A
全面风险管理是目前风险管理发展的最新趋势，它是一种站在整个公司角度进行的整体化风险管理方式，我们平时见到的公司风险管理（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或整体风险管理（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也是指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公司的风险来自很多方面，比如，一个保险公司可能会面对由需求变化、利率变化、资产价格变化等带来的种种不同风险，最终对公司产生影响的不是某一种风险，而是所有风险联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有从公司整体角度进行的风险管理才是最有效的。目前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组织结构体系全面风险标准化度量的全面风险管理方法――ERM(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ERM的概念是由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最先提出的。其核心理念是从企业整体的角度，对整个机构内部各个层次的业务单位和业务环节的各个种类的风险进行通盘管理。ERM 要求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各种风险所涉及的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利率、汇率、股票、期权等）以及承担具体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进行全面有效的整合风险管理。第二类是基于风险决策因素的全面风险管理理论――TRM。TRM(Total Risk Management)是从风险决策角度提出的另一种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从系统决策的角度出发，引入风险管理策略的三因素概念,这三个因素包括概率(Probability)、价格(Price)和偏好(Preference)因素。风险管理的目标是谋求三要素(3P’S）的最优均衡。目前TRM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建立如此庞大而复杂的TRM系统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对TRM理论而言，ERM具有良好的现实可操作性，本文所讲的全面风险管理指的是ERM。
一、全面风险管理经典文献回顾
（一）国内（中文）文献回顾。陈秉正（2003）在其著作《整体化公司风险管理》中论述了风险管理概念的演进、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的各种策略，并对整体化风险管理进行了展望。文章主要是融合了Shimpi（2001）的《整合性公司风险管理》和Doherty（2003）的《整体化风险管理》两本风险管理巨著的精华，论述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阳（2006）《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基本框架》一书从金融机构的风险角色分析入手，归纳了风险的概念和性质，并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论述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内涵和特征，以及现代风险管理框架体系的构建。该书的特色在于对风险角色的分析和风险、风险管理概念的归纳，但作者只是提出了现代风险管理的框架体系构建，并没有关于风险管理的实证分析和风险管理框架的具体应用。（美）尼尔・多尔蒂（Doherty, Neil. A.，2003）《综合风险管理――控制公司风险的技术与策略》，这本由陈秉正，王在2005年翻译的风险管理著作认为随着近年来衍生金融市场的快速成长以及金融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上保险市场开始重视在保单内容的设计上将可保风险与财务风险相结合，因此，当前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反映公司的理财能力和增加公司的价值。整合型风险管理是结合保险与金融工程技术，利用创新性避险工具来管理公司的风险，包括可保风险（Insurable Risk）、财务风险、营运性风险和事业风险（Business Risk）。Doherty, Neil. A.还认为考察风险的成本是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因此对风险的成本做了深入分析，并考察了容易产生风险成本的公司结构特征，指出改变公司的结构特征同规避风险一样属于重要的风险管理策略。该书对如何利用简单的和复杂的财务杠杆对风险进行管理，包括应急性融资工具的分析在全面风险管理领域是一个创新，增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可操作性。赖志仁（1999）在《风险管理与全球保险之未来趋势》一文中论述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产业间的合并和企业并购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保险、银行、共同基金、资本市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变小，替代性变强。因此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不能继续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应该从公司整体的视角上开发一种综合的风险处理方法。该文章还指出多种避嫌工具的风险管理策略会成为未来的潮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企业应该如何整合这些避险工具来处理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潘国臣等完成的文章《整合风险管理与会司价值》（2006）指出，新兴风险管理工具有资产避险、负债避险和权益避险三种，这三种避险工具的价格分别为、和，并且三者的关系是＞＞ 。如果采取避险措施之前的资产与负债额分别为与，则在资本结构已经是最优的假设下，采用负债型避险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冲击是最小的，其次是权益型避险方式，而资本型避险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冲击是最大的。若是分析损失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则单纯使用资产型或负债型避险工具都是不利的，应该综合运用多种避险工具。但文章并没有就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二）国外文献回顾。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研究部在其著名期刊《Sigma，No3/2005》发表了《产险业资本承保与价值创造的实践》①一文，该文章指出：影响产物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因素是投资活动与承保风险的组合。而公司价值比较高的产险公司的承保利润波动较小，这些公司都有较好的风险选择、风险分散与再保险安排，或者使用了创新的风险转移技术。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从实证角度出发验证了风险管理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作用。Shimpi（2001）年的著作《整合性公司风险管理》中提到：风险就像一头大象，传统的风险管理就像盲人摸象，“虽然每个人都摸对了一部分，但总体上来讲还是错的”。书中对于传统个别的风险管理与创新整合型风险管理做了比较，其中包括：资本管理与风险管理；公司财务与保险；财务长与风险管理人；众多个别风险与整合风险；众多个别市场与整合的市场。并对整合前后的风险管理效果进行了论述。该书与Doherty（2003）②的著作是学术界公认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中最经典的两本著作，两本书的着重点不同，内容各有千秋。Doherty（2003）主要论述了各种创新型避险工具的运作与风险分析。Meulbroek（2002）在其论文“A Senior Manager’s Guide to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中强调现代风险管理的观念不应该局限在可保风险暴露单位上，而应该关注会影响公司价值的所有风险，包括营运风险、法律责任风险、财务风险、投资风险、税收负担风险、监管及合规风险等。并提出了处理风险的三大基本原则：一是修正公司的营运方式；二是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三是选择适当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产品）。以此来适应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变化。Meulbroek认为应该用最具成效的方法达成风险管理的目标，使企业在遭受不可预测的意外损失时，可以及时获得融资资金，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甚至进一步发展。Culp（2002）的两篇文章认为，资金管理和风险管理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但长久以来的公司财务处理方法总是将两者分开来管理，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损失了管理的效率。Culp建议公司应该采用整体化风险管理，利用创新型金融避险工具来管理风险对企业内部的现金流、盈余与资产负债表的不利影响，并避免非预期损失事件实际发生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全面风险管理产生的基础
全面风险管理涵盖的范围很广，它是在图1所示的三个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涉及保险、财务套期保值、投融资、杠杆管理、薪酬设计甚至税收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③
首先是风险管理与保险理论的发展。风险管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管理“可保风险”而出现的。Robert Mehr和Bob Hedhes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可保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之后，可保风险管理又有了一系列的创新，比如有限风险计划；保险公司自身的资产负债管理；以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捆绑式保障保单，这种保单不仅包括传统的可保风险（财产和责任风险），还包括财务风险（如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从而打破了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障碍。
其次是衍生产品市场和金融工程理论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金融创新高速发展的时期，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柯威茨的资产组合管理理论、夏普和罗斯创立的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布莱克和舒尔茨创立的期权定价理论。衍生产品和金融工程的发展不仅丰富了风险管理用于套期保值的工具，还为公司其他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方便。公司不仅可用衍生产品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还可以将衍生产品嵌入到公司的负债和权益里。而新近发行的巨灾债券和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ART）则是直接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
再次是公司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关注风险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1976年David Cummings通过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说明了公司是如何通过对风险进行保险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Mayers和Smith（1983）又基于风险给公司带来的摩擦成本，提出了更新的公司风险管理理论（关于风险的成本，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有详细的论述），即风险的摩擦成本或交易成本可以使风险管理成为一个增加公司价值的过程。针对风险的成本解释， Doherty Neil A.（1985）又提出了管理风险的“对偶策略”，即公司既可以通过降低风险又可以通过调整财务或组织结构、改变杠杆作用的方式来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
三、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这里主要介绍美国COSO委员会和GARP组织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一）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①。COSO全称为“发起机构委员会”（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它是一个自愿性质的私营机构，致力于通过商业伦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来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2004年9月，COSO委员会正式了《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目前已受到国际企业界、金融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新的《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对全面风险管理给的定义是：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企业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各种经营活动之中，目的是识别可能会影响企业价值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于企业的风险容量之内， 并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称REM框架)力求实现以下四种类型的目标：战略目标―高层次目标，与使命相关联并支撑其使命；经营目标―有效和高效率地利用企业资源；报告目标―报告的可靠性；合规目标―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来源于管理当局经营企业的方式，并与企业管理过程整合在一起。这八个构成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企业风险管理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曾经有效的风险应对方式可能会失灵，控制活动可能会变得无效或不再被执行，企业的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等。面对这些变化，管理者需要通过控制手段，以确定企业风险管理的运行是否持续有效。监控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结合来完成。ERM框架有如图2所示的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企业的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第二维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第三维是企业的各个层级，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各条业务线及下属各子公司。ERM三个维度的关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都是为企业的四个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层级都要坚持同样的四个目标，每个层次都必须从以上八个方面开展风险管理活动。该框架适合各种类型的企业或机构的风险管理。
（二）GARP全面风险管理框架②。GARP(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成立于1996年，是在英国老牌巴林银行倒闭、全球风险重要性开始凸现的背景下由风险专业人士倡议产生的专业组织。GARP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所要做的是了解从金融机构活动中所产生的全部风险同时去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因而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会平衡风险管理结构和质量方面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该组织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应该包括策略、程序、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模组以及它们之间的融合（如图3所示）。
GARP认为，风险管理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六点： (1) 把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结合起来，这样可以确保企业在预测并分散风险方面的优势；(2) 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这个过程要便于公司组织内部对风险管理的理解和实施，并能主动支持公司的风险管理策略； (3) 通过在组织人员指导和风险行为的支持系统之间的合理安排来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4) 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理性和动态的划分，合理地反映公司商业策略和外部市场环境所对应的风险；(5) 建立一个风险和行为的衡量系统，这个系统要透明、可信、及时，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实现个人行为与企业目标以及风险管理目标的统一；(6)强化组织的风险管理意识，重视风险管理的质量和持续性,提高企业风险承受的能力，满足顾客要求和增加股东收益。GARP全面风险管理的四个模组协调合作，共同负责完成以上六项风险管理任务。实际上GARP方案与COSO的ERM框架并无实质区别，GARP方案囊括了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并做了重新组合，更进一步来说，策略是中心，风险管理基础设施、过程和环境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三大平台。
四、全面风险管理的四种基本策略①
全面风险管理策略针对的不是单个风险，而是整个公司的风险剩余，它包括下面四个基本策略。不论风险的来源如何，也不管风险是增加了税收成本还是财务困境成本，只要风险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影响就可以使用这四种风险管理策略来管理风险。
（一）资产规避策略。“资产规避”可以定义为用一项资产为其他资产所存在的风险提供规避。资产规避策略的思想是：一个包括了基础资产和规避资产的投资组合可以有很小的风险甚至没有风险。比如投资组合F，一定量的资金$被投资于两项资产。第一项是基础资产，每投入的一美元的回报为AB；第二项资产，即规避资产，每一美元的回报为AH。资金$按{1h}分配于两项资产，并且两项资产的相关系数ρBH为负，在接近－1的极限时规避效果最好。
资产规避：F= $(AB+hAH) 0>ρBH≥－1（1）
如果ρBH＝－1，则存在某个规避率h*使得投资组合不存在风险，此时COV{ $(AB+hAH) }=0。
再保险保单是保险人采用的一种传统的资产规避形式。新型的资产规避工具是巨灾期权，巨灾期权是根据保险公司所要求的指数价值而制定的期权，当指数达到预先设定的指数值（执行价格）时，保险公司就可以获得一笔支付报酬。资产避险核心思想是当基础资产遭到损失时可以通过另一项资产的获取来弥补，当然中间涉及规避费用的问题（再保险保费或期权价格）。
（二）负债规避策略。与资产规避策略不同，负债规避是在资产负债表的相反方面实现的，即用一种负债的免除来弥补基础资产的损失的风险管理策略。这样，投资组合包括的就不是规避资产，而是基础资产和规避负债的组合。
负债规避：F= $(AB-hLH ) 0
如果ρBH=1，则存在某个h使得投资组合不存在风险，即COV{$(AB-hLH )}=0。许多新型的风险管理策略，如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股票期权和巨灾债券都属于负债规避。
（三）股权规避策略。全面风险管理的目的包括避免风险带来的各项成本，保值公司对突然损失的融资能力和对投资机会的筹资能力。除了获得外部资本注入和借债，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些目的，那就是损失后的股权融资。当损失事件发生后，公司为损失或投资机会筹措资金的难易程度以及资金使用的成本取决于损失事件的严重程度、公司的特许价值以及当时金融市场的环境，而公司所关心的一是资金需求数量和成本，二是损失后的杠杆水平。股权融资可以满足筹资需要，而且不会增加杠杆率。虽然债务融资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会增加杠杆率①。当一个公司现有的流动资产无力支付投机性损失（流动性危机），而公司其实还具有一定数量的特许价值，这时候采取的资本调整措施实质上是特许价值的一种变现。
股权规避策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简单的损失后权益融资。这种策略的一个特征就是新的权益资本的可发行价格会由于损失而降低。第二个策略是保险人购买其自己股票的一个看跌期权，这个期权可以在预定规模的损失发生后被执行。这些新的工具已经在市场上发行的“巨灾看跌期权”中被使用。
（四）杠杆调节策略。风险的成本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或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两种方式降低，这是新型风险管理的“对偶性”特征，也是我们进行风险管理策略时考虑问题的两个基本方向。其中减少交易成本的策略可以叫做风险调整策略，而对杠杆率的控制是最重要的风险调整策略，它可以用于降低任何风险来源导致的风险成本，是典型的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杠杆调节策略可以用来处理财务困境成本，贷款人和剩余权利要求者之间成本等。此外，如果发生了突然的损失，公司将发现由于杠杆率的降低使得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处于有利的位置，或者对已破坏资产进行重购，或者对新方案进行融资都变得相对容易。
杠杆调节策略顾名思义是对公司财务杠杆水平的调节，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都属于杠杆调节的范畴，只是由于近年来风险管理领域的创新都集中在新型规避工具的使用上，这些新型工具又都属于股权或负债型避险工具，所以把这两种工具单独拿出来介绍以示重视。除了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杠杆调节策略涵盖的内容还很多，比如红利政策的制定、债务和权益间的转换等，这属于更广泛的公司财务管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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