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7 10:09:18
政治风险论文篇1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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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科技风险 知识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20―05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使我们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即科技给我们带来财富、安全、健康等的同时，也带来了负作用，如生态恶化、核危机、高科技犯罪等。科技发展问题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风险社会理论即是对科技(当然不仅仅是科技)风险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风险”就其词义来说，意味着机遇与可能的危险并存，意味着不确定性。既然存在着可能的危险，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去尽量降低风险所带来的可能危害，这是如何规避风险的问题。
一、技术风险的特质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德文版《风险社会》(Die Risikogesellschaft)一书，首次使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中所出现的人类危机，思考关于人类的生存、生态启蒙、社会结构等问题。而安东尼・吉登斯也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年)中从现代性的视角同样思考了风险社会议题。此后，风险社会相关研究得到了不断拓展，就贝克而言，后来他侧重全球风险社会理论， 而斯科特・拉什等则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如此种种，风险社会理论也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至于何谓“风险”，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表述，例如，卢曼认为“风险”是由高技术及其决策(计划)的累积效应引发的，是“计划的复杂性产生新型的不安全”，“这种计划含有很高程度的技术上显著的不确定性”。可见，风险含有“不安全”、“不确定性”的意思。经济学家奈特(Knight)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他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人面对的随机状态可以用某种具体的概率值表示，那么。这种随机状态就称为风险；如果一个经济人面对的随机状态不能够(至少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以某种实际的概率值表述出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随机状态则称为不确定性。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他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而贝克、吉登斯同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强调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是人为的不确定性”。可见，风险与现代化相关，是现代化的风险，是与“危险”、“不安全”、“威胁”、“不确定性”等相关的一个概念。其实，风险按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有学者按现有的研究，概括了四种分类标准：按分布的领域来分，风险可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道德的等；按来源来分，可分为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策引发的风险及个人引发的风险；还有是从认知程度及风险的历史形态来划分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培罗(C.Perrow)所言：“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笔者以为，这是风险社会的实质所在，换言之，风险的关键是由于技术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具有“不安全”、“恐惧”、“危险”等具体特质，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伦理危机等，当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同样喻示着克服和规避风险的可能。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风险正是由技术引发的风险。
技术风险的提出及其对策性反思应该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的根本旨趣，而“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风险问题的研究， 应该从知识与政治的角度展开。
二、风险的现代性知识反思
风险理论的提出使人类惊愕，也使人类开始了一种自身生存论的反思。固然，人类的自我反思古已有之，哲学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典型例证，但贝克指出：“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首先在于知识的差距――那是说，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这表明，知识的意义在于反思， 反思是基于生存论意义上的，是生存方式的反思。19世纪的社会理论将自然与社会置于对立之中， 因此当时工业社会的知识之思就集中于如何使生存工具(科学技术)向外(自然界)延伸与扩展，集中于生存工具自身的自我扩张之中；而风险社会的知识反思则是基于工业社会的恶果上之集中于生存工具与人类的未来意义，集中于生存工具的发展对人类与自然之(未来)存在意义和价值上的思考。由于‘反思现代化’在本质上(保持这个词的原意)与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础、后果和问题的知识(反思)紧密相关”，因此，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知识的反思集中于风险产生、感知和规避三个层面上。
1 风险产生的知识反思。贝克认为，“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在风险问题上，知识的本质应得到必要的追问，我们人类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在其构成要素和实际作用上必须进行反思。
就大多数人而言，对知识的理解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所预示的就是， 只有自然科学才能体现人类的力量，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此说明现代社会的建构力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知识观在现代技术社会被进一步强化，有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这可谓是利奥塔所批判的当今人们对“知识的划界”准则，似乎知识的建构成了一种工具操作及其复杂化过程。人类知识的工具化趋势和可操作性诉求使得知识缺乏一种必要的自我反思能力，这样的知识体系不断庞大，指向自然的目标日益明显并日益微观，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一过程似乎标识着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程度，其实这正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技术知识成为知识的唯一形态，成为人类看待世界的唯一“世界观”，似乎世界就是一种技术要素的构造。因此，贝克指出：“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这是些采取化学公式、生物语境和医学诊断概念的危险。当然，这样的知识建构并不能使它们减低危险性”，一这就是说，风险来自于诸如化学公式的科学思维模式， 来自于缺乏对科技自身发展的审视、评价等反思的思维，同样也来自于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审美追求，此类的知识体系建构并不能减低危险的存在，其实这正是风险的重要成因。
2 风险感知与判定上的知识反思。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文明社会也将风险锁定在专业知识的封闭和局限中，广大民众只能在生活中感知到风险的存在。“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在民众的生活中，茶叶中的滴滴涕，蛋糕中的甲醛，食品中的苏丹红，牛奶中的三聚氰胺，甚至一片绿叶的枯黄和一棵小树的垂死，都是风险存在的直接证明：而原本被看作财富源泉的化学，现在成为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毒物，原子能技术和基因技术，现在都成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而间接地渗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这些风险只能由科学家和专业知识来揭示和解释，它们超出了广大民众的知识范围，人们只能感到害怕和威胁，只能感知风险的存在。
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感知包括两大类问题。第一，是我们的生活风险加剧了，还是我们对风险的敏感度增加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还是我们的(风险)观念变化了?面对以上列举的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我们应该感觉到，是风险的技术化程度在增加，是我们借助科技在催生着产品的数量或改变着产品的性质，而科学技术的这一动力与方向又是在资本利益的趋势下进行的。于是，“风险不仅仅能被(广告或类似的东西)唤起，而且能够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简言之：纵。”这种由资本利益趋势的风险在生产，也在产生，它不断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加剧着生活的风险化趋势，使得当代的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贫困化”中，它不是物质财富的贫困，而是生存的威胁、恐惧的贫困，是人类生存上无“根”的恐惧，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海德格尔)，一种关涉人的“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吉登斯)。大多数人依靠科学家或知识专家对种种风险的揭示和解释，自己在各种风险的专业知识上一无所知。第二，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专业知识的封闭性使风险超越了民众的知识范围，民众只能依赖科学家或知识专家对种种风险的判定和解释，于是，风险的界定、风险程度的判定都取决于他们，如对于食物中的农药及其他化学产品和杀虫剂在多大程度上被判定为污染?对于牛奶中三聚氰胺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人体而导致疾病?毒素对于人身体的“可接受程度(值)”是一个科学事实，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定心丸或是一个伦理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农药和三聚氰胺对人体的危害是否还有其他潜藏而尚未被检测和发现的因素?这些都是科学知识问题，都在科学家和知识专家的话语权的掌控之中。“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人成为科学的实验品，成为科技风险的承担者。显然。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知识的可靠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焦点。因此，科学家在他们的新成果中应该具有一种长远的社会考虑，知识专家对新产品的研制或检验应该负有社会责任，广大民众对风险的感知与理解也应该突破自身的知识局限，并超越专业知识的界限。诚然，广大民众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更呼唤对科学家或知识专家之科学行为和科学评价的制度建设和伦理建构。贝克认为，“对风险的处置促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一种横跨并超越了所有精心设计并加以维护的边界的协作。”这是在风险社会下现代性反思之后对知识发展的要求。
3 风险规避的知识反思。贝克的风险理论显然包含着对当前知识体系建构的批判，它促使我们对知识的辩证性思考，以寻求风险规避的知识途径。伽达默尔认为，“辩证法并不是那种能使某个软弱东西成为强大东西的论证艺术和讲演艺术，而是那种能从事物本身出发增强反对意见的思考艺术。”换句话说，辩证法是探究对立的东西，是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求另一种可能，是在社会的强音中倾听弱音，以寻求和谐的社会音符。在当今技术时代的强音里，经验性的科学技术似乎就是“科学”的代名词，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它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效仿的对象，直至借用或移植，似乎唯有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才是“客观的”和“科学的”，才被纳入“科学知识”的体系之中，冠冕堂皇地“出场”在公共领域。知识体系的建构成为经验材料的堆积。然而，如上所述，贝克认为，“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化学式的自然科学思维正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产生出的风险却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风险的存在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别，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专业的能力和制度化的责任，跨越了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并因此跨越了伦理和科学的区别)，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风险问题的跨越性。促逼着我们对知识的科技性和工具性进行反思，促逼着我们对知识话语体系建构的宽容性与多样性的期盼，促逼着我们对风险规避的跨越性追求。“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的外部影响， 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包括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因此，“技术的人道化”呼吁根本地改变了技术时代对知识的片面认识，知识的标准“划界”应该拓展，应该更具全面性、反思性、伦理性乃至审美性，在技术时代的强音中奏响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动心音符，让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经典论述，再一次成为我们知识建构和发展的指南针。
三、走向新政治文化的建构
技术风险的规避究竟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技术专家与政治家的对话平衡问题?或者是他们之间角色的融合?这或许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或许更是一个政治文化的建构问题。假如风险是全球性的，那么风险社会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意义上，在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意义上，政治文化的建构应该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有效方法之一。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事实上，技术问题很难同政治问题分开，而进入政治舞台的科学家们必须既是鼓吹者又是技术顾问。但是这一方而不能掩盖另一方面。……都必须在公开和详尽的政治辩论后才能作出技术决策。”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理沦描绘者，丹尼尔・贝尔把高新技术看作后工业社会最重要的轴心，而将其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诉诸政治论辩，这就使得技术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
在贝克看来，风险是依赖于政治决策的，是以决策为前提的。他说：“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决策，收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和亚政治变得特别重要。……它强调风险的新的权力博弈(power game)和它的元标准(mate-norm)：谁,以及在一个人为不确定的时代基于社会来定义一种产品、一种技术的风险?”风险依赖于决策，这预示着一条解决风险的路径，一条对话的政治路径，于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因此，应对风险社会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对话的政治问题。贝克的“亚政治”概念就是一个全而对话的政治概念。“亚政治”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它 是指超越了政府的、议会的和政党政治的形式；它走出了政治家的活动场域，将风险问题变成由大众关心的礼会生活问题，一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它是现时代的人们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展开对话的政治活动。在贝克那里，亚政治意味着民众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政治，塑造社会；它是建立在个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基础上，是一种自觉的大众政治，是一种平民政治；它是民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与关切活动。这种亚政治之所以是“新”的，原因正如贝克所言，面对全球风险，“新就新在这种全球联盟处于超议会力量和议会力量之间、市民和政府之间，为的是一个具有更高合法性的理由：挽救世界环境，”“全球威胁产生全球风险社区――至少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产物。”因此，这种新的政治文化建构就是力图构建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政治，而在多角色中展开的多角度对话是其宗旨与核心。
面对风险社会，贝克寻求的是政治道路，以政治意识来规避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选择一条以建构政治文化的道路来规避险。所谓的“政治文化应当被理解为不同向度之间的一种平衡互动”，这种“平衡互动”建立在全方位人员之间，这种“政治文化”所培养和塑造的人民大众应该具有这样的关键能力，即“能够明智地评价什么是足以维持和改进各向度之间平衡互动的”。这就需要人们在对话、商谈和沟通的实践中来培养和塑造。这种政治文化的追求被哈贝马斯称为建构“世界政府”，而罗蒂2004年在复旦大学做过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报告，其中，他说要有一个新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就是他所说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最重大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这个“和平”包括人类对风险的规避。可见，政治文化的方式可能是当代众多社会理论家面对风险危机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总之，为了规避技术带来的风险，人类需要全面反思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全方位地关注风险的产生及其知识背景；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人类选择某种新政治文化方式也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政治文化之路又可以维护和创造新的人类合作形式和可能；风险是危(险)也是机(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风险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曾经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分离，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今风险的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威胁的同时，也促使人类不得不消除他们之间的分离和与自然的分离，去实现人类共同合理性的探求，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即实现人类风险的共同承担和共同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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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论文篇3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社会建构；官僚制；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089-07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1.风险与风险社会的概念
长期以来，风险问题一直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话题，人文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问题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贝克和一批研究者，比如吉登斯、拉什（ScottLash）、卢曼（Niklas Luhmann）、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等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在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中终于为人文社会科学挽回了一点颜面。
“风险”（risks）一词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化词汇，它来自西方世界。现代英语将风险界定为：发生伤害、毁损和损失的可能性。从词源学上讲，这一词汇由希腊文山崖（cliff）派生出来，意思为“在山崖中航行”，随着西方近代航海业的发展，这一词汇逐渐用于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领域，意指遇到危险或触礁。目前，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风险投资、商业风险等概念已经广为人们熟悉。而贝克、吉登斯等学者在反思现代社会诸种问题的时候引用了这一词汇，并且大大扩展了这一词汇的内涵与外延。风险理论创始人贝克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是发生灾害或损失的一种必然性，而风险只表明一种可能性。在贝克的意义上，风险还特指跟工业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总体状态。危险与风险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决断的参与：“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它引致的损害亦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断而给定的，引致的损害亦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主要危险来自自然的灾变，故而危险性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在现代社会中，危害直接源于人或社会群体的观念或行为”，这便是风险。〔2〕
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然而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由人类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包括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等。 由“外部风险”转向“人造风险”，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乌尔里希・贝克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并进一步指出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形态发展的延续性和风险社会的历史坐标。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正如现代化消解了十九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3〕
2.风险社会的形成
吉登斯认为由“外部风险”转向“人造风险”，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人造风险”的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则源于人类工业理性狂妄野心的无限膨胀和驾驭这种野心的社会制度的日渐衰落。即，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总体上说是人类工业理性滥觞以及社会在组织制度架构上无力阻止、挽救这种滥觞的合力结果。
现代化在消解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同时，更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和科技日趋先进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甚至在人类社会一切方面所带来的较之于传统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成就进一步鼓舞了人类理性的张扬。人由被动接受自然物质馈赠的奴仆翻身成为改造自然、甚至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驾驭自然的无上之王。个人为了满足个体的物质生活欲望，民族国家为了追求GDP的不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相对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达致上述目标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段时间里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累积，最终带来困扰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当单纯依靠资源因素的经济发展模式达到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科技进步作用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因。同样，人力资源的无限挖掘带来人本身的异化，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显现，这一切都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而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构建的社会组织制度架构，由于历史积攒的陈旧和自身运行的惯性，在快速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却无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回应。在这自然和社会危机面前，人在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成果的历史档口，突然在价值层面失去了精神的追求和对意义的追寻。人类不仅外受自然和社会危机的困扰，内心还饱受价值意义的困惑。双重的煎熬加剧了工业理性的非理性运用，从而也加剧了社会的危机程度，风险社会在工业理性的狂妄野心中和深层迷茫中诞生。即贝克所说的：“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而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最后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4〕
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和最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碰撞，与此同时，它还携带着风险跃出一国范围而向世界扩散，由此引领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各种新的风险不断涌现，它们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在全球风险社会，没有“他人”而言，“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入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由我们自己进行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控制”。〔5〕这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已经演化成一种超越个人的、针对全人类的、系统化的、不可逆的危险；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对这种危险的分配。
3.风险社会的特点
与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着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6〕具体来说，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人造风险”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式。“人造风险”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主观人为风险，即人们在主观上已经预知某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危机而不自制所引发的风险，比如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二是客观人为风险，即由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风险，如“沙尘暴”、“温室效应”等；三是介于主客观之间的制度化风险，即由社会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不合理而导致的风险或由于社会制度的过于完善，从而产生一种超稳定结构，由这种超稳定结构所掩藏或导致的风险。
第二，风险愈发不可见和无法预测。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科技的精尖端发展，使高科技武装下的人类行为的负面效应也愈发隐蔽，从而导致风险的隐蔽性和无法预测性。比如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类辐射、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或添加剂问题以及空气中悬浮的颗粒微尘和弥漫的有毒气体。对它们的精确测量、特别是它们对人们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还无法精确测算。
第三，社会各领域的风险相互关联。在全球风险社会，风险广泛散布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但是社会各领域的风险并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最常见的比如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风险往往引发企业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
第四，社会风险非均衡分布。虽然在全球风险社会，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风险之外，但是在或大或小的一个时空范围内，在一个或宽或窄的人际圈中，风险的分布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分布逻辑与工业社会的财富分布逻辑具有强相关性。这就是贝克所说的，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间存在系统的“吸引”。〔7〕从全球范围来看，“风险的全球性并不意味着风险在全球是平均分布的。恰恰相反，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相随”。〔8〕
第五，风险的全球性和高危性。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全球化让整个世界联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使得即使是局部性的风险也很容易迅速蔓延至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从而造成更大的影响。比如SARS和诞生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风险越来越具有一种高危性，这种高危性根源于我们对那些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所知甚少。“高危性的风险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因为如果事情‘出错’的话，那就已经太晚了。”〔9〕
二、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特点
1.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
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曾做出这样论断：“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10〕在遭遇SARS的伤痛还没抚平，备受社会转型之痛的中国人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了2008年暴风雪、汶川地震、3・14拉萨事件、7・5新疆事件、食品安全危机，当还有一些人在质疑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能否借用西方理论的概念和框架的时候，风险中国的观念似乎也被更多的人接受。
中国风险社会的产生，既有与西方经验的相通性，又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以来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中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受到以下因素的激发。
第一，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对生产力的狂热崇拜。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使中国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发端曾经失之交臂，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延续性的古老帝国在世界现代化早期所遭受的创伤成为帝国昨天和今天永远的伤痛和警诫。从此，追赶西方现代化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决定了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而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必然带来盲目的资源开采和利用，带来过分的消费积累和生产扩大化；政府产生了对GDP的盲目崇拜。生态环境危机、积累与消费的矛盾、政府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带来了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风险。
第二，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中国经历了上百年革命的血雨腥风；现代化的根基还没有夯实，却又遭遇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不二选择。而今，双重转变都在进行中，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并存，三种时代的风险成为当下风险中国的时代奏鸣。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制度转型。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应对新的风险，或者是现有的制度能力不足无法解决风险”。〔11〕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人为的不可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社会陷入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2〕的公共安全治理困境之中。
第三，社会转型中各类问题的聚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世界两百年的发展道路，这也使得西方世界在两百年的时间中遭遇的问题一下子聚集到当下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彻底地解构着城乡社会结构，而且也在严峻地考验着城乡现有社会结构及其承载力，结构性风险潜伏其中；日渐扩大的社会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没有产生美，反而产生了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人际风险悄然出现。除此之外，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群体间信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中聚集，必然会对社会结构的容纳度和人们心理的承受力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挑战，从而成为当下直接困扰中国的风险所在。
促成风险中国形成的因素很多，相互之间的建构性也都远远超出以上分析；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界点，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其说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不如说具有空间上的标示性，是对中国当下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特征的总体把握。“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处在风险社会时代，但不能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安全。但是，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13〕
3.中国风险社会的特点
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风险中国既具有风险社会的一般性，也有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风险共时性。这是众多学者都阐述的问题。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二六》显示：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并存的三栖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的危险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与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一起共同遭遇知识社会的解构。所以，三种社会形态中所存在的风险在中国齐聚登场。中国社会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巨大的风险挑战。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风险喷发期。
第二，风险叠加性。风险叠加性不仅仅指历时性风险的多样性，也不仅仅指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性；〔14〕更突出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情况下相互之间的激荡，后浪推前浪，从而进一步抬高了风险的强度，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风险影响的广度。同样是企业污染的风险，在中国和在西方发达国家所造成的风险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的处理思维是比较简洁明了：关闭污染企业或增加企业成本治理污染。而在中国，这一污染风险就比较复杂：关闭或治污与企业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关闭或治污与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群众对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度、群众和企业职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等。企业污染的风险一旦遭遇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其他相关风险，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污染风险的强度及处理的难度。
第三，风险感知的多样性。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民众的风险感知、选择不完全一样。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认为，不同社会组织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组织之间的巨大分化对应于它们所规定的期望和价值的巨大分化”〔15〕，不同组织的风险感知各不相同，习惯于选择对他们所倾心的制度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风险类型。就当下中国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社会群体的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产生，使得同一风险在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中的感知完全不同；也使得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对社会风险的主观选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
第四，风险和财富分配中的阶级因素。
风险和财富的分配都少不了阶级因素的参与。但是风险分配的逻辑与财富分配的逻辑又不尽然相同，“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16〕在转型中国，传统阶级因素的影响对财富和风险的分配支配作用会更大，凭借财富力量可以使富者愈富，同时控制风险的分配；而穷人会穷者愈穷，被迫承担或吸纳更多的风险。
三、风险社会对中国公共管理的消解作用
风险是对未来社会危险的关系界定，具有潜在的社会损害；而一旦风险真正出现，就会造成实际的社会损失与损害。在物质层面之上，风险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消解作用，从而给社会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风险社会对公共管理的组织基础――官僚制的消解作用
从20世纪官僚制的建立和运行的情况来看，在现性的绝对支配下，它依据严密的组织程序和固定的工作流程重整社会秩序。无论对于被重整的社会，还是对于官僚制自身所属的职员和制度，都具有一种确定性。然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官僚制刻板的组织流程、单向度的理性思维、既定的信息传输通道、囿于职守的职员都不能有效处理风险社会的信息爆炸和各种突发性的危机事件。虽然许多风险不是由于官僚制直接引发的，但是却是由于它的无能与无力促成的。风险社会建构的非确定性深刻地瓦解着官僚制的根基，其对现性的反思直接冲击着官僚制建立与运行的理性基础。遥想当年SARS的爆发，仿佛一记闷棍彻底打晕了政府本不敏感的神经，相关政府部门仓促应对这种突发的社会公共危机。世界舆论和全国民众都在关注和期待着中国政府的应对良策。经过这次前所未有的现代公共危机事件的洗礼，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应对后来的雪灾、震灾等危机事件时，反应和行动均敏捷许多。
2.对民主制的消解作用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与此相对应，风险社会中的政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民主政治中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在风险社会中获得了深刻的政治内容，即科学发展所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了限制民主的要求，并对现代民主制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在风险社会中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对民主的挑战。它包含了一种使预防危险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17〕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民主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保持民主，有可能降低应对系统风险的能力；而如果通过极权或压迫性的力量去解决风险，又会动摇根本的民主原则。突破这种两难选择将是风险社会中民主制的中心任务之一。
3.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消解
政治本身随着风险社会的纵深发展而逐步沦落和消解，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风险本身的去政治性与政治系统的功能丧失。因为“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到最后，将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机制能够用来处理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故，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能够用来在各种可能性中浮现最坏可能性的情况下确保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不被摧毁。”〔18〕也就是说，从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后，现有的政治体制就难以保全，从而陷入最终被消解的难以摆脱的命运。二是在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本来属于非政治范畴的技术和经济逐步获得了政治的内涵，并出现了问鼎权力宝座的趋向，这种“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19〕，即亚政治崛起了，政治和非政治的界限变得模糊；所有工业社会中的制度垄断――包括科学对理性、男性对工作、婚姻对和政治对政策的制度垄断――都被打破了，政治变成了分化的、没有中心的政治。
四、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
风险是潜在的危机，也具有两面性：风险的发生既可能造成灾难和痛苦，也可能带来发展和创新。如果积极应对并应对得当，则存在风险的社会薄弱领域将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领域。对于政府而言，在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强势侵袭下，传统的和现有的政治模式、组织基础和政治力量日渐衰微，从而不能起到自身应有的社会治理与整合的作用，给社会公共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困境。那么，立足风险社会的视阈，对风险社会的政治和公共管理进行重建和反思，改进政府管理、改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风险存在的正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构建新的公共治理框架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的一次契机。
风险社会对传统的官僚制、民主制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导致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失效。这种失效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结构性失效、制度性失效和政策性失效。重建风险中国的公共治理，应致力于解决上述三种失效。
1.构建协商型民主政治
与早期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灾害的外在分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了应对风险，政策合法性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平等自由公民的广泛参与基础之上。“政府政策必须对那些受此政策制约的公民意愿负责，如果它们想成为合法的话。”〔20〕代议制民主已经难以承载这样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协商型民主政治应运而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21〕荷兰的沃特・阿赫特贝格说：“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22〕相比于被风险社会消解的代议制民主来说，协商型民主的优势在于：“协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23〕具体来说，首先，协商型民主政治的程序正义和平等价值不仅仅赋予所有政治参与人平等参与的机会，还赋予他们平等地施加政治影响的权利；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理性的讨论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最后，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参与者可以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修改自己的建议，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到协商结果的一致。
2.构建新的公共政策架构
“风险取决于决策……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得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24〕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为了规避风险、积极应对风险，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公共政策架构。这种新的公共政策架构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以社会建构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由处于权力结构或权力场域中的地位和旨趣不尽相同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通过权利和利益的博弈而建构、发展和变迁，换言之，社会是由利害相关者的行动（创造）建构的产物。按照这一规范要求，在一个由利害相关者组成的社会系统里，公共政策的架构首先必须建立在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所有跟风险分配相关的人，无论是风险的制造者还是承受者、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应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传统政策哲学中的排他性在这里将不会得到任何认同；其次，公共政策应突出实践的可行性与审慎性，强调政策的深远效用和技术精湛性，而不能仅仅关注于非此即彼的政策伦理信念；再次，在公共政策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始终正视权力结构的存在，在接受不同个人与群体的权力、权利和利益现实差别的前提下构建公共政策；最后，在广泛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权利与责任相联系的风险分配机制。
3.构建多元网状治理结构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特点以及它对公共治理的消解作用，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依然遵循利害相关者路径。这意味着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市场或公民社会的任何一方，更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而是一个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专家、公民个人等等所有涉及公共事务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和风险分担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状结构。在其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公共权力，他们各自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展开和主张，在复合博弈中明确权利和责任，以及风险的分配和承担。多元网状治理结构也许不是应对风险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性失效的最佳方法，但是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4.改进官僚制，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政府管理体系。
工业社会的官僚制有其理性、程序的优势所在，但是无法应对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挑战。而且，以此为组织基础建立的政府管理体系呈现出集中控制的特征，无法适应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的要求，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失效和制度风险。杨雪冬曾深刻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制度风险。〔25〕吉登斯在指出制度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重建的解决途径，“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26〕而官僚制度的改进，则是所有制度重建和政府管理体系创新的基础。官僚制的改进，首先在于培育官僚制职员的风险意识、协商民主理念和现代权利责任意识；其次是对官僚制赖以存在的工业理性做整体性自我反思；再次是改变传统官僚制刻板的工作流程，以弹性组织架构提高其应对社会风险不确定性的能力；最后，建立官僚制与社会组织友好协作的平台和工作机制，共同应对社会风险。
小结
现代性的历史战车曾经带领人类战胜中世纪的愚昧和无知，打破神权统治，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新伦理秩序，带给人们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现代性自身发展的两歧性〔27〕也带来了一个戏谑性的结果：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风险性的扩散。风险社会理论在正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致力于拯救现代性的历史宏任，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这一认知概念是对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28〕的深刻描述，是“一个历史―系统的结构模式”〔29〕。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该自外于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中国也无法自外于国内外的风险，所以，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话语体系中解说中国风险社会面临的“危”与“机”，从而重建中国公共治理之道，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不二选择。因为，在全球风险时代，没有“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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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论文篇4
【关键词】贝克 风险社会 冲突 启示
“风险社会”可谓是对当代社会特征的典型概括，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出现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我国正处于“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①时期，文明的副作用急剧突显，社会的矛盾冲突复杂，既有迫切摆脱贫困窘境引发的冲突，又有工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引发的冲突。为此，借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问诊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机制，提供了认识范式和理论资源。
博弈与政治：风险社会下的冲突及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见证了西方经济高速发展，但却带来现代性的断裂，使人们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即“风险社会”之中。人们为了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高举科学技术之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但科技越发展，带来“有害副作用”就越大，大到产生了超乎人类想象力的破坏力量。因此，如何才能够避免、减弱、疏导“文明的副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不仅仅要关心财富的生产、分配问题，更要关注技术―经济本身发展产生的问题。贝克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阶级问题占据主导，第二阶段生态问题占据主导，也即从第一现代性进入第二现代性。“工业或者工业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是阶级的或社会问题至上的；在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态问题至上。……生态问题、劳动市场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在相互重叠而且很可能相互侵蚀。”②
与此相应的是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也更加复杂和多元。有因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而产生的社会贫困和分配不足产生的冲突，又有因科技发展生产带来风险所引发的冲突，即“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冲突和“风险―分配”社会的问题冲突交织在一起，多种冲突相互重叠。发达的现代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成为彻底的社会问题，风险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爆发新的社会运动。人们越来越警惕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工业生产中无形的、但又客观存在的副作用时时会成为一触即发的全球生态问题的导火索。于是，公众开始监督原本属于工业管理自主性领域的问题，如生产计划的细节、生产过程、能源的类型和废物的清理等。这些问题渐渐酝酿发酵成为政治问题，挑战政治民主。风险的威胁激发公众养成风险意识，集合起来发起激烈的抵制运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影响风险生产的相关企业决策，甚至成为政府决策时的烫手山芋。因关涉到的特殊议题和特殊情境不同，人们所组成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具有临时性。
形成新的政治动力。贝克认为，风险冲突已经形成新的政治动力，引起了权力博弈。如1998年，绿党（Greens）进入德国的施罗德政府时，就开始改变某些与风险定义相关的权力关系，召集过去被排斥的持相反意见的专家进入政府安全委员会，或提高可接受保险的水平，或强化至今未被重视的法律标准等。在风险社会中，公众抵制运动逐渐地改变了权力博弈的结构。也即，现代化的风险一旦被曝光，被公众认可，就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实质的‘技术―经济’内容―比如污染的排放、核能的‘必要性’或者民用与军用产品的区别―被重塑为在政治上可延展的变量。”③昨天还被许可的事情，今天却变得寸步难行，比如化工厂的排放，军事技术的扩散等，冲突猝不及防地出现，具有了政治意义。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实质上是挑战了社会根本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民主政治体制陷入两难困境中：或者对风险社会产生的危险置之不理，但可能带来社会的毁灭；或者对风险社会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让步，但却会改变根本的民主原则。
塑造新的政治文化。在反思性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反抗文明的副作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抵制运动获得了社会和法律的承认。公众为维护个人的基本生态安全权利积极热情地参与政治，组织起自发团体或发起“新社会运动”，进而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中，科学、媒体和司法等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反思性现代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的冲突将把抗议的矛头对准科学，科学是风险的制造者。但科学又是风险的裁量者，要由科学来界定风险的定义、处置等。又由于公众缺少关于风险的专业知识，他们的认知极易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如对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报道，一旦被置于头条，就会马上引起社会轰动，从而改变政治议程。但贝克提醒人们须警惕的是，这些媒体本身并不纯粹和客观，它们实际上还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资本勾结在一起。司法和媒体的公开性为公民参与保护自己权益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保障条件。在类似核反应堆技术和环境等问题上，专家和反专家的意见相互对峙无法协调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被推上法庭，法官必须在这二者间作出裁决。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也使得立法机构经常面临着被司法审查的局面，如是否、如何以及在哪里建立核电站等问题。
复杂与多元：风险社会下的冲突表现及化解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从更深层次来说，是对工业现代性的深层次制度危机的反思：是要继续现代化，使我们置身一个风险的社会中还是要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将我们置身于一个安全但却可能物质贫乏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成为难解的现代性问题，因此，风险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将绵绵不绝。风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都会成为冲突形成的源泉。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风险界定和风险处置两个方面。
风险界定的冲突。在风险的界定上，总是存在着现代性的主体和受现代性危害的主体间相互冲突和竞争，前者是风险的原因和策动者，后者是风险的后果和受害者。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利益，规避不利影响。一旦某一利益团体被界定为造成风险的原因，则批评的怒火就会象火山一样喷涌而来，成为公众声讨对象。而这些被界定为风险的制造者们则被迫仓惶应对，组织起来，走上法庭为自己辩白，并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提出其他造成风险的原因，这也是反思性现代化产生风险和冲突的动力。
贝克认为，风险界定的冲突表现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间断裂。科学家力求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现代性产生的风险，不受任何社会价值判断的影响，甚至忽视了社会理性的作用。但是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冲突问题无法单单依靠科学理性来解决，还要依赖社会的价值和判断来约束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对于风险的界定和风险安全的诊断只能基于猜想性的假设，科学家们无法回答和安慰公众对于风险产生的毁灭性后果的焦虑。科学理性需要社会理性。反之，社会理性也无法离开科学理性。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又有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科学论证和科学批判，公众的批评和焦虑是空洞的，公众甚至无法看到和感受到他们所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因此，贝克呼吁要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互统一和融合在一起。
风险处置的冲突。无论人们是否感知得到风险还是否认风险，风险都客观存在着，全球的风险社区已经形成。风险背后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冲突，如何处置风险成了各种各样社会冲突角力的中心。一方面，许多人因风险而利益而损，许多人又因风险而获利，产生了受风险折磨的人和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这种冲突非常明确，只要界定了风险的可接受程度，风险所危及的患者和牺牲者的人数即可确定；只要确定清楚了风险的因果关系，则处于风险源头的公司和行业被推上被谴责的被告席。政治家们无力从根本上为风险负责，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解决某个事件来缓解压力。另一方面，风险的旁观者们看到了风险带来的市场机会，如化学家生产药物来医治公众所患的诸如过敏症之类的环境病，赚取市场利润。媒体向公众传播有关风险的知识，知识、媒体在风险的处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大众媒体要传播风险知识和风险关涉到的利益集团试图控制媒体间的冲突和较量。换句话说，也即存在着生产风险定义和消费风险定义的人之间的对立。“系统地说，环境危险构成了一个冲突场域―总有失败者，但是也总有胜利者。污染者的利益、受害者的利益和拯救者的利益相互抵触。当危险和对这种冲突的普遍认识增长时，阻止和消除它的非常合法的兴趣同时也增长了。”④
风险冲突的化解。风险社会冲突的根本化解办法是消除风险，但却无法祛除。因此，贝克一方面主张自反性现代化，为科学装上刹车板，另一方面呼吁培养人们预期和承受风险能力。他试图构建一种理性的、反思性的科学，使科学反思过去的错误，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科学。通过对自我概念进行实践上有效的改变，找到界定和避免不可预测性风险的标准，激活沉寂的科学理性。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促进科学自我反思，鼓励科学从它自己所遭致的不成熟和看不到风险的命运中解放出来，为“释放出爆炸性力量的疾进的‘无人掌舵的’科技发展装上刹车和方向盘”⑤。
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们总要与风险生活在一起，如可致人类毁灭的核武器的威胁一直存在着，人们只能通过解释来转移因风险而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因此，贝克认为，在当下，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涯中和政治上处置危险的能力，拥有了重要的意义。培养人的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成为风险社会下的一种必要的资格。如，我们如何面对危险的存在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们该如何生活在现代风险社会？而过去传统工业社会所应付恐惧、不安全感的方式事实上已经失去其价值，要求现代社会的教育、医疗和政治制度等教会人们如何应付不安全感。在风险社会中，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能力的培养是教育制度的核心。
反思与理性：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当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实际上，现代社会的风险未使人们产生如贝克所形容的巨大焦虑感。他并没看到社会冲突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两种冲突力量推动着。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冲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社会就进步。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就会打破这种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历史阶段前进。二是两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间的冲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而现代社会发展并未超越这两种冲突，阶级依然存在，“阶级仍然一直是社会现实的关键的结构特征之一，它不可能消失”⑥。
但贝克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困境进行的反思现代性为我们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问题提供独特的研究理路。中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同步转型，中国又处于“压缩的现代化”时期，这也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社会冲突的化解也更为艰难。贝克对于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的分析也将为我国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冲突和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重视风险冲突的政治影响力。发达的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风险的威胁和破坏力量迫使公众发起抵制运动和社会运动，爆发社会冲突，对政府决策形成巨大的压力，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经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时存在，这也使得我国的社会冲突和应对更加复杂。但很多地方政府并未充分重视风险的冲突，应对被动而仓促。从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出现的反PX项目事件，2013年广东省江门市鹤山核燃料项目下马事件中可见一斑。地方政府主观上非常迫切地希望通过上马这些大型项目来提高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对这些项目的安全性和技术性也做了充分估计，但是却低估了民众对这些项目安全的敏感性和焦虑，因而在应对上就显得非常地被动。民众发起的抵制运动迫使地方政府取消这些项目。因此，中国政府应重视风险冲突的政治影响力，做好充足的准备措施，完善地应对和化解冲突。
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贝克将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的反思视为对现代性本质的反思，认为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就在于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而实际上从20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对科技进步的价值产生怀疑，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形成批判科学技术思潮，其中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如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也使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极度的依赖，而对它的副作用缺少反思性、批判性，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我们要反思和警惕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不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中国。
培养公众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贝克认为现达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全球化了，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疯牛病”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城市内部社会发展失衡，城乡间的差距拉大等。面对社会风险，我国公众表现得焦虑、恐慌和非理性。因此，政府和个人应具备风险意识和理性应对风险的能力。“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着强大的反思能力的社会，……要求我们在反思中不断修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要求政府及个人必须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⑦正如贝克所说，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医疗、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增强政府和个人风险意识，化解对风险的焦虑，理性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即培育公众预期风险、承担风险和处置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五邑大学思政部党总支书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侨乡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WYM_0084）
【注释】
①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21页。
②④[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第134页。
③⑤[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4页，第223页。
⑥[英]派特・斯崔德姆：“风险社会中的认同和冲突”，丁开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第79页。
⑦刘秦民：“反思与超越―贝克风险社会思想探究”，《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225页。
政治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对外投资；现状；风险；趋势；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190-02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趋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 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亏损率高达67%）。因此，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当生战争、、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出口居中，契约最低 。因此，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海外融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跨文化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本土化战略”，入乡随俗，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5.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应该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学会利用东道国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诸如商标、商业秘密和技术等知识产权。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6.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端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赵曙明.国际企业:风险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寇江华.海外投资的风险与防范[J].山西财税，2009，(8).
[3] 史建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J].产业科技论坛，2008，(7).
政治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83-04
一、风险及人生风险意识含义
风险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和由自然现象、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危险[1]。伴随着人与环境的密切关联，风险日益渗透到社会各方面，体现出高概率性、渗透性、侵害性、扩散性等特征。
人类生存总有一些风险伴随，因而“现在人们想必很有可能还会把风险概念扩展到人生；扩展到一系列问题上，如劳动力市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离婚、疾病等方面的不可预测性”[2]。所谓人生风险，就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交往活动过程或结果中所面临的损失或失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从社会层面看，可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从个体层面看，可分为人际风险、价值取向风险、道德风险、生命健康风险、情感风险、就业风险等；从造成风险的方式看，可分为自致性人生风险和非自致性人生风险。
人的一生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处于某种风险的不确定状态中，这加剧了人们对人生风险的深化认识与反思，并逐步建立起人生风险意识。人生风险意识就是指个体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人生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危险的一种能动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机械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
二、对大学生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风险频发现象为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近年来，地震、海啸、雪灾、干旱、禽流感、疯牛病、核泄漏、矿难等各种自然灾害、社会灾害、事故频繁发生，直接冲击和迅速蔓延至个体生命、生活、精神世界，造成巨大的毁灭和伤害。与此同时，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学业、交友、情感、财产、健康、社会实践、就业等领域凸显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风险诱因加剧。这些都为加强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和任务。
（二）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代大学生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事业的成功，具有健康成长成才的迫切愿望。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在风险频发的社会和人生领域，用正确、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防范、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和灾害。
（三）为大学生步入社会，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提供经验和方法准备
风险所造成的灾难总是与幸福相背离的。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人生风险意识的超前性、主动性教育，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具备预见风险和果断应对的能力。一方面，能够为大学生积累一定的风险防范经验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能深化他们对人生曲折经历的认识和理解，为将来步入社会，正确面对和处置人生实际遭遇的困难和风险奠定基础。
（四）丰富和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视阈
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解决现有的思想矛盾和已经发生的问题，而要尽可能有效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和挫折，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所要求的主动性、预防性”[3]。人生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人生风险意识教育作为全新的话题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正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工作领域内涵的丰富和拓展。
三、大学生中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现状
（一）大学生关于风险及人生风险的意识淡薄
大部分学生通常将风险作为小概率事件而疏忽大意地对待，总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缺乏对风险危害事件的知觉、预测和防范意识。同时，大学生社会经验、阅历不足，对周围事物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态势估计不充分，对人生风险的发生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虽然大学生价值观和判断力正处于趋向稳定时期，但对复杂事物和现象的分析能力还比较欠缺，难以自发形成洞察、预防风险危害事件的正确观念，更谈不上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进行处置。
（二）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的教育比较缺失
长期以来，社会外部环境缺乏对公民大众进行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突发灾难事件的教育、防范与演练，这与发达国家建立日常宣传和全民教育、防范的机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高校也没有专门开设灾难和风险防范的课程，教师主要专注于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风险危害防范的系统分析和指导。家庭教育中，由于受文化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家长普遍关注学生的智育、特长培养，一切都寄希望于学校的教育和对未来成长的美好规划，普遍缺乏对人生领域风险危害的充分估计和考量。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缺乏对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指导
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大德育”范畴内容。但学科研究长期关注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对实践领域急剧变化的问题与现象反映不敏捷、回应乏力、解释力度不够，没能够及时满足大学生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对成才的渴求和对人生风险防范的科学指引。至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人生风险意识教育所包含的人生风险的基本概念、特征、类型、表现、传播、控制、化解、处置等问题，都还没有完整、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实践指导的科学理论和有效经验的借鉴。
四、加强大学生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的对策思考
（一）把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
思想政治教育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三贴近”，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回应同学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植根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找到学科发展和指导现实的新的理论增长点。在经济全球化、教育终身化、信息网络化的崭新时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把人生风险意识教育纳入学科视野，需要重点研究风险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根源、风险发生和运动的规律、外部环境风险的类型和影响、风险在人生领域的表现和影响、风险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利弊和学校与大学生个体如何应对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以及一系列操作范式的内容等。同时，还需要在实践工作中认真研究和积累开展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在大学生中的接受心理和传播规律等方面的经验，通过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强化大学生的人生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防范的辨析、洞察、实践能力，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渴求，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质量。
（二）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开展教育和实践活动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结合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交往开展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有着丰富的教育内涵和多样的教育形式。高校应当利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经常性、持续性、广泛性、渗透性、潜隐性等特征寻求合适的载体、方式和途径对在校大学生开展风险和人生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其一，学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可以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形势政策》等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安排一定的课时或专题对大学生开展风险和人生风险意识方面的教育；其二，学校还可利用军训、运动会、实践活动等机会，开展灾难教育、风险教育、生存教育和一定的实践演练活动；一些有条件的院系和教师还可以结合自身研究专长，开设相关的选修课和讲座，编撰科普书籍或专著，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有关灾难、风险、事故、情感恋爱、流行疾病、生活安全、就业风险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学生对人生领域有关风险的关注度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其三，学生个体和班级，可以自主设计主题班会、主题党团活动，参加社团协会、兴趣小组等，开展满足大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优秀毕业生和校友举办讲座和座谈交流会，讨论人生和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危机、风险事件的处置，增强大学生的真实感力度，提高理性思维和实践处置能力。
（三）加强教师素质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大学生、班主任、辅导员和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主客体关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生风险意识教育和日常组织、实施工作，都必须要建立在教师具有某领域的丰富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加强教师这方面的素质建设，构建教师完善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在课程开设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设计、规划、管理、组织、协调、实施等方面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并有效带动受教育对象积极参与，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对自我人生规划的责任，提高受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把教育和实践活动效果引向深入。教师素质的提高对促进大学生知晓风险知识，了解风险规律，警惕风险危害，提高防范处置风险的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学生在教师主体性充分发挥的激化状态下，调动自我的全部信息参与，通过内化和外化过程，形成信念、意志和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行动，达到良好的教育和实践效果。
参考文献：
[1]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德]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C]//.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政治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政治关联 企业成长 风险承担 民营上市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职能正在逐渐转换，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政府仍然扮演着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对市场的管制强度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较大，于是企业往往会寻求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得更多的政策信息和社会资源。
中国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持续高速增长，民营企业为了赢得生存发展空间，通常会通过企业家参与政治生活等方式与政府形成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关系。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业绩及其成长的影响引起了管理学和经济学学者的长期关注和讨论。一些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获取税收优惠以及改善经营绩效等诸多明显的好处①。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义务”，其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低于非政治关联企业②。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促使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
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总要面临各种风险。高层管理者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企业是否愿意承担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的程度取决于管理者的风险偏好。那么，管理者花费时间和金钱建立政治联系这样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会不会使管理者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呢？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政治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以检验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从Krueger探讨印度和土耳其的企业家通过“寻租”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以期给企业带来利益开始，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关系”观和“干预”观③。“关系”观点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主动与政府建立的一种关系，可以作为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的有效替代机制，从而提高公司业绩。“干预”观点则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视为政府干预企业的手段，其增加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同时企业为了建立政治关联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这些都会降低企业的业绩，不利于企业成长。
在“关系”观点下，学者们往往得出政治关联对企业有利的结论。Faccio以来自42个国家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债务比率明显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且能够获得较高的税收优惠。同时Faccio分析得出，企业的价值在建立政治关联后明显上升，而且企业在陷入财务困境后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帮助④。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研究表明，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税率上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⑤。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政治关联能提高民营企业经营绩效，有利于企业成长。
在“干预”观点下，政府通过政治关联作为手段对企业进行干预，会增加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内部治理产生不利影响。Vickers和Yarrow发现，政府干预使得企业的内部监督和激励结构较差，会降低经营绩效⑥。Shleifer和Vishny则认为，政府干预会干扰管理者的决策过程，导致企业目标混乱，这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⑦。Fan，Wong和Zhang考察了中国上市企业IPO前后的业绩变化，发现政治关联企业IPO之后的会计业绩和股价表现均比其他企业要差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政治关联会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利于企业成长。
政治关联与风险承担。目前，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的文献还比较少。Fisman证实了政治关联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税收优惠，从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也更强⑨。张敏和黄继承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在多元化过程中面临的股票市场风险⑩。马永强和孟子平在研究企业风险缓冲与政府政策选择时提出，高管人员良好的政治背景可能会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政治关联能降低企业成长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
但是，政治关联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尽管政治关联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税收优惠和政府财务补助，但管理者很可能会因为能获得大量贷款而进行盲目或者过度的负债融资，债务比率过高导致企业承担的财务风险加大，进而影响企业的总体风险。同时，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使得企业必须要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政治关联企业因为要承受政策性负担而存在着较多的非效率投资，这种政策性负担会使企业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进而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基于上述这两种观点下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政治关联会加大企业成长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
实证研究设计
政治关联的界定与度量。目前的研究对于如何衡量政治关联还没有一致的标准，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虚拟变量法已成为衡量政治关联的最主要的方法，当企业高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者现在担任政府官员，则认为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董事长和总经理往往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结合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特点，我们采用以下标准定义政治关联：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实际控制人中至少有一位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该企业就属于政治关联企业。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3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并按照以下标准对它进行筛选：剔除了通过股权转让转变为民营企业的样本，只包括了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剔除ST和PT的公司样本；剔除信息披露不详和数据有缺失的企业。本文使用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有关政治联系的数据是通过阅读公司年报，手工整理获得的。
经过筛选后，我们得到了2213个样本企业，其中有1091个样本属于政治关联企业，占有的比重高达49.30%，从各年的数据来看，2010年到2013年政治关联企业的比例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表明政治关联在我国民营企业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将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以及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为了验证假设1和假设2，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1）
其中，Growth为企业成长变量，本文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性的衡量指标，该指标的值越大，表示企业的成长性越好。Pol为政治关联变量，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法，即当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时，政治关联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对企业成长有影响的变量。ProR表示企业的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率高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成长。Lev为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企业保持适度的负债比率有利于企业提升业绩。Size为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一般说来，企业规模越大，资源就越充足，越能更快更好地成长。
为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将回归模型设定为：（2）
Beta为企业风险承担变量，用年度贝塔系数表示，该指标的值越大，企业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该指标直接取自CSMAR数据库。变量Pol，Lev和Size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ROA为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越强，企业承担的风险越低。Tobin’Q是指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比，Tobin’Q值越大，企业承担的风险越低。
实证结果和分析
描述性统计特征。在全部2213家样本企业中，企业的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58.14%，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性较好。从Beta来看，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但是平均值接近于1，表明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承担的股票市场风险并不大。而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占比为49.40%，可见民营上市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企业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为11.19%，平均资产负债率为37.68%，企业规模的平均值为21.2994，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为5.46%，Tobin’Q平均值为2.0176，但这些指标在不同样本之间差异较大。
实证检验结果及其分析。一是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来看，模型整体上显著（F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政治关联虚拟变量（Pol）的回归系数为-0.0641，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负相关，验证了研究假设2，支持了政治关联的“干预”观点。
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方面，Size的符号为负，与预期不符，表明企业的规模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大。Le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表明民营上市企业保持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ProR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符合预期，企业的营业利润率越高，成长性越好。
二是政治关联与风险承担（贝塔系数）的回归结果。从模型（2）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来看，模型整体上也显著（F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政治关联虚拟变量（Pol）的回归系数为0.0263，且在5%水平上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3，说明政治关联企业承担的市场风险要大于非政治关联企业。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Size和Tobin’Q的回归结果为负，但是不显著。Le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承担的股票市场风险越大。RO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符合预期结果，表明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越高，风险越小。
表1：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及风险承担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置信水平下显著。
结论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民营企业。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不能单纯地从企业特征层面研究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及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会限制企业成长；政治关联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承担的风险要比非政治关联企业大。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首先，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企业成长更关注企业经营绩效的增长性，是衡量企业绩效的一个动态概念。我们选择企业成长和风险承担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政企关系方面的文献，同时为研究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基于民营企业家族控制的特点，本文不光从高管角度对企业的政治关联进行了全面的衡量，还从实际控制人的角度分析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政治关联具有“双刃剑”效应，尽管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广泛存在，国内外一些研究也证实了政治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利益，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民营企业为了建立政治关联可能要付出的寻租成本以及政府通过政治关联对企业进行的干预，这种寻租成本和干预会损害企业的经营效率甚至降低企业的价值，不利于企业成长。所以，民营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必要盲目地追求政治关联。
（作者分别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⑨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 1095-1102.
②Faccio M. 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1）： 369-386
③Krueger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3（64）： 291-303.
④Faccio M. 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s： can they squeeze the state？ SSRN Working Paper， No. 305099， 2002
⑤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⑥Vickers J， Yarrow G.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Privatiz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2（5）： 111-132.
⑦Shleifer A， Vishny R. Politician and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4）： 995-1025.
⑧Fan J P H， Wong T J and Zhang T. Politically-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2）： 330-357.
⑩张敏，黄继承：“政治关联、多元化与企业风险”，《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
马永强，孟子平：“金融危机冲击、企业风险缓冲与政府政策选择”，《会计研究》，2009年第7期。
政治风险论文篇8
关键词：模糊综合评价 国际工程项目 政治风险
中图分类号：F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2-058-03
政治风险作为国际工程项目实施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中的一种主要风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国际工程项目往往投资及规模巨大，风险一旦产生，将给承包企业带来无法承受的损失。因此，研究政治风险的产生及影响，建立政治风险识别和评价模型对国际工程项目的有效管理和承包商的投标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常见的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识别评价模型主要有：期望值法、专家经验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BP神经网络综合评价法等。国内许多优秀的学者运用这些理论在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而针对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在这里提出一种针对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的方法，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项目决策和实施提供参考。
一、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一）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概念及类型
对于政治风险的概念和涵义，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基点有不同的理解。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是指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因国家决策或行为、社会事件或社会条件变化而造成工程承包商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国家风险，国际承包工程系统将政治风险分为战争、内乱、政权更迭、国有化没收外资、拒付债务、政府干预等。
从政治风险的作用范围来看，可以把政治风险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两大类。其中宏观政治风险作用于项目所在国家所有的承包企业；而微观政治风险则作用于项目所在国家的某些承包企业；同时，从政治风险所产生的原因上来看，政治风险又可以分为由政府决策和行为引起以及由社会事件和条件变化引起两大类。所以，又可以将政治风险分为以下四种主要类型：（1）政府宏观政治风险；（2）社会宏观政治风险；（3）政府微观政治风险；（4）社会微观政治风险。
政府宏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对国家内所有跨国承包项目实行征用、没收、国有化或限制承包企业本金及收益汇回等。社会宏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权更迭、内乱等。政府微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府非法解除项目协议或违反合同条款、选择性征用和国有化、实行歧视性扣押或税收等。社会微观政治风险主要包括针对性的恐怖袭击、针对性的罢工、抗议示威等。
（二）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随着现阶段国际形势的相对稳定，战争已是极其偶然的事件，内乱也只在极少数国家出现；而国际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使得东道国公开征收和国有化国际工程项目以及针对承包企业完全的外汇管制等现象不再常见。选择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关键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文以政治风险概念界定为基础，剖析造成造成国决策或行为、社会事件或社会条件变化的原因，注重评价效果以及评价效率，选取的评价指标尽量为国家本质内在并且不会随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国际工程项目本身的特点参照上述原则，建立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一）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结构
模糊数学综合评价能够将事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量化，通过运用数学知识科学分析多个因素对评价对象隶属等级关系进行综合性评价，是一门应用十分广泛的科学分析工具。国际工程项目主体之间在语言、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带来了项目实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治风险评价因素的复杂性、评价标准存在的模糊性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适用性非常契合。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能够使得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解决政治风险评价信息量大的问题，评价结论可信。具体评价过程如下：
1.根据专家意见针对项目实际结合国际工程项目特点对各个指标进行定量估算，建立评价指标集和评语集以及各指标权重分配模糊向量A，表示如下：
U={u1，u2，…，um}；V={v1，v2，…，vn}；A={a1，a2，…，am}
其中，m、n分别表示指标项目数和评语等级数，向量A满足■ai=1。
2.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集U中各影响项目政治风险因素的权重ai（i=1，2，…，m），具体做法如下：
（1）根据专家打分，将各指标按影响程度作两两重要性比较。设评判指标集合为T={t1，t2，…，tn}，设判断矩阵aij（aij>0）代表ti对tj的重要性。判断矩阵aij的标度方法选用1～9比例标度法。
（2）使用根法计算下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权重值，具体做法如下：
先对上一部种判断矩阵aij中各行元素的乘积，记为Mi=■aij；然后求Mi的n次方根，记为wˉi=■；接着归一化或正规化处理wˉi，处理公式为wi=wˉi■wˉi；最后检验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是否满足一致性，若满足则以此作为该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权重值。
3.对每一个影响因素根据评判集中的等级指标进行模糊评价，得到项目政治风险评判矩阵R，表示如下：
4.进行各评价指标权重分配模糊向量A与对应的模糊评价矩阵R之间的模糊矩阵合并运算，得到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综合评价模糊向量B，经归一化处理后得Bˉ，表示如下：
B=A×R={b1，b2，…，bm}，Bˉ={bˉ1，bˉ2，…，bˉm}
（二）仿真实验
以某个跨国公司在非洲某国的一个国际工程项目为例，利用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进行项目的政治风险评价。根据9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就文章提出的指标结合工程所在国家实际进行打分，令评语集为{最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大风险、适中风险、较小风险}，量化专家评分后得到一级评价指标权重为：（0.20，0.18，0.21，0.17，0.11，0.13），二级指标权重为：
（0.35，0.33，0.32，0.45，0.55，0.21，0.20，
0.28，0.31，0.30，0.30，0.40，0.50，0.50，
0.60，0.40）。
1.构建二级指标评判矩阵，有：
S=0.25 0.22 0.18 0.25 0.100.30 0.25 0.22 0.12 0.110.20 0.25 0.25 0.15 0.15
2.分别对二级评价指标进模糊变换，有：
R1=W1×S1=（0.35，0.33，0.32）×
0.25 0.22 0.18 0.25 0.100.30 0.25 0.22 0.12 0.110.20 0.25 0.25 0.15 0.15
=（0.25，0.24，0.22，0.18，0.12）
同理，有：
R2=（0.23，0.21，0.24，0.19，0.13）
R3=（0.21，0.23，0.22，0.18，0.14）
R4=（0.21，0.24，0.25，0.16，0.14）
R5=（0.20，0.19，0.26，0.20，0.17）
R6=（0.24，0.21，0.25，0.17，0.13）
于是，有：R=
0.25 0.24 0.22 0.18 0.120.23 0.21 0.24 0.19 0.130.21 0.23 0.22 0.18 0.140.21 0.24 0.25 0.16 0.140.20 0.19 0.26 0.20 0.170.24 0.21 0.25 0.17 0.13
3.进行一级指标模糊综合变换，有：
B=A×R=
（0.20，0.18，0.21，0.17，0.11，0.13）
×0.25 0.24 0.22 0.18 0.120.23 0.21 0.24 0.19 0.130.21 0.23 0.22 0.18 0.140.21 0.24 0.25 0.16 0.140.20 0.19 0.26 0.20 0.170.24 0.21 0.25 0.17 0.13
=（0.22，0.22，0.24，0.18，0.14）
（下转第62页）（上接第59页）
由于■bi=1，其中（i=1，2，3，4，5），故无须归一化处理。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此国际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等级为一般。
三、结束语
政治风险是国际工程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本文针对政治风险评价，提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方法，运用模型进行仿真实验，证明该方法在有效评价政治风险方面可靠、可行，可为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项目决策和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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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