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建设论文范文

财政建设论文篇1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建立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等的重要论述，廉政文化建设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当前和今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综合部门，在发挥调控经济运行、管理财政资金、维护财经秩序职能作用的同时，面对新形势、新阶段和新任务，如何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当前财政部门需要认真研究和落实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财政工作实际，谈谈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必须熟悉和了解其内涵，认识其重要现实意义和对财政工作的指导作用，从而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的重视和支持。

1、熟悉廉政文化的“内涵”：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关于廉政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新时期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效载体和重要举措。

2、增强财政廉政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财政系统廉政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客观要求；是贯彻落实《惩防实施纲要》的有效载体；是财政系统加强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性工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和谐机关、和谐财政的重要举措。同时，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制意识，有利于推动财政系统反腐败惩防体系的形成，营造良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环境；有利于营造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构筑财政干部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实现党风和机关作风的进一步好转。

二、廉政文化建设要贯穿于财政改革和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财政廉政文化建设不是一项单纯和孤立的工作，而是一项具体的系统工程，必须与财政工作的实际相结合，渗透和融入到财政具体工作当中，突出财政特点，提高财政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抓廉政文化建设来强素质、提水平、促发展；通过抓财政工作来巩固和检验廉政文化建设成效，推进廉政文化大发展。因此，搞好廉政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首先必须抓好财政的各项具体工作。财政的各项工作抓好了，本身就是对廉政文化最好的弘扬。在落实财政各项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识，加大廉政文化建设的力度，增加廉政文化建设的含量。

1、加强廉政教育，以教育倡廉。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教育是重要环节，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的教育力度。根据反腐倡廉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充分利用理论中心组、周二、五学习例会、专题研讨会等学习载体，认真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各级纪委全会精神、反腐倡廉重要理论、党政纪条规等内容，同时结合典型示范和案例教育，增强廉政教育的文化含量，努力使广大干部职工了解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高党风廉政责任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提高监督和自觉接受监督的能力。

2、完善廉政制度，以制度督廉。廉政制度文化是财政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制度对财政廉政文化观念的巩固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加强财政廉政文化建设中，要不断完善人事教育制度、纪检监察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务内控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财政系统内部的各项廉政规章制度。着力强化源头治本力度，规范行政管理行为和财政执法行为，逐步形成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

3、深化管理制度改革，以改革促廉。廉政文化建设要为财政改革和发展服务，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体现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效。因此，我们要以贯彻落实《惩防实施纲要》为载体，继续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非税收入管理制度、财政监督检查制度、投资评审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改革步伐，加大工作力度，通过改革，来不断完善各项机制和制度，提高财政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

4、强化监督检查，以监督保廉。加强监督检查是检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环节。我们要通过规范和完善财政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财政权力运行的有效监控。重点围绕财政资金运行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以及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对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财政改革和管理制度的监督，进一步落实牵头责任，加大源头治腐工作力度；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财政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和纪律作风的监督检查，进一步优化作风建设，遏制各种不廉洁现象发生，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水平；通过对为民办实事和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把实事办好办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要深入推行政务公开，落实服务承诺和廉政承诺。进一步理顺工作职能，公开办事程序，简化手续，量化标准，提高了便民、利民服务水平，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三、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开展

加强财政廉政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反腐倡廉建设这条主线，将财政廉政文化建设与当前开展的“一创双优”集中教育、解放思想大讨论、“两转两提”和政风行风评议等项活动相结合；与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职业道德建设、文明单位创建和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等创建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整合文化教育资源，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开展。

1、丰富财政廉政文化载体。首先，积极营造文化氛围。发挥大宣教格局的作用，充分调动全局干部职工共同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独特新颖的载体，在广大干部中营造起一种“崇尚廉政”、“褒扬廉政”、“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崭新机关廉政风尚；其次，整合文化资源。将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和各类创建活动的内容进行整合，使廉政文化贯穿于创建活动的各个环节，打造具有财政特色的廉政文化。要通过举办廉政书画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廉政图片和廉政摄影展、建立图书室和廉政文化网等活动，努力构建廉政文化教育平台。同时，结合机关阵地文化建设，充分运用阵地文化的导向作用，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富于亲和力、吸引力、渗透力，使广大干部职工乐于和易于接受，从而增强廉洁从政、为民理财的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财政建设论文篇2

【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财政法理念之转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6]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德国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机制难以实现。[9]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财政法制改革之取向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19]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20]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三、结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而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以后，政府仍应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只不过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渐成为日益增长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24]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注释】

1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02月29日11：22新华网。

3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2Bvl37/91publishedinOfficialTaxGazette(BStBl)Ⅱ1995at655ff.

9王怡：《立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23[印]巴吉拉斯•拉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转引自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一文。

财政建设论文篇3

（一）干部队伍不稳，激励机制缺乏

镇街干部处于最基层，往往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比较差，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工作压力大，镇街干部既要完成财政所工作，又要参与驻村、综治维稳、计划生育等其它事情，工作杂，身心累；另一方面：永嘉县干部调配有着明确规定，山区的干部一定要通过考试才能向沿江、局机关交流，所以很多财政人员干的再好，不如考的好，最终调动还是要通过选调、选聘，造成镇街财政会计队伍业务干劲不足，人心思迁。由于没有很好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正常交流机制，又缺乏向上的通道，职业认同感差，造成队伍人心不稳。

（二）预算编制不规范，执行不科学

镇街财政预算是镇街政财管理工作的一项首要的基本任务，而准确合理的财政预算计划是分配财政资金、实现财政资金效果至关重要。镇街财政预算编制人员、单位负责人缺乏严谨态度，在编制财政预算时编制不够细化、内容不够完整，存在公共财政预算追加率较高，年末项目支出拨款过于集中。而在执行过程中镇街领导会存在随意改变支出项目，执行缺乏有效的约束力。

（三）财政决算不严谨，预算监督不到位

财政决算在编制过程中，由于专业性强、时间紧、并且软件有一定的程序控制，有一部分镇街为了审核通过，为了套公式而套公式，随意比较大，决算不够严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在每一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向本级人大做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镇财政的监督主要是人大监督，而镇人大兼管其他事务，往往这种监督只停留在纸上，沦为形式，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镇街没有向人大履行法定的义务。

二、几点建议

（一）继续规范运行，建立目标责任制

镇街财政职能应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发展、管理社会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来合理定位。进一步清理银行帐户，要不折不扣完成帐户清理，保证政府资金安全。深化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及相关配套制度，力促运行规范、高效。在运行过程中，要科学、合理设置对镇街财政所人员的考核，提高目标完成的自觉性、主动性。

（二）建立激励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县财政局要求内部解决镇街财政所的编制问题、人员问题，由于镇街受编制、会计专业人员匮乏所限，往往财政所运行很难规范化。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县财政局出面与要组织部、人事局等单位对接，解决镇街财政所专用人员的编制；另一主面：加大内部专业培训，培养多专多能的干部，以解决燃眉之急。要规范财政所机构建设，并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选配人员，要适时建立人员激励机制，要充分考虑到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安心工作的人员在其岗位工作一定年限，可以交流到沿江或财政局工作，对优秀的镇街干部按正常组织程序予以提拔重用。对年度目标考核优秀人员，外送到高校或专业培训机构进行进修，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三）规范编制程序，强化科学执行

镇街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要注重其严肃性、可操作性和程序性，从以下方面落实：一是明确财政预算编制的参与人，包括单位负责人，部门负责人、财政所人员、财务人员、组织干事等；二是明确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步聚。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预算编制、支出预算管理工作，提高项目预算的科学性、准确性，减少财政预算代编项目，提高预算到位率，减少执行中追加;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量入为出，确保预算收支平衡。三是镇财政预算编制完成后应及时上报县财政部门审核后由镇主管人员审核及修改，然后提请镇人代会（人大）审批后执行，同时报上级财政部门备案。各镇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按照财政预算执行，如执行过程中因政策和客观形势变化等，需要调整预算的，要调整预算方案，并报同级人大审查和批准，切实提高镇街财政预算的执行力，使其预算规范化、法制化。

（四）建立公示制度，监管监督有力

要对公共财政资金的支出状况、使用情况、支出对象等进行公示，要规定公开时间、公开主体、公开内容、公开形式等常规动作，方便群众查阅，保障群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群众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监督。县财政、审计、纪委等相关部门要加强镇街财政的政策指导和检查，增强对镇街财政的监管和监督力度。加强人大的审议监督权，完善审核程序，增强专业力量，要进一步加强人大对政府财政的质询权利，加强行政问责力度，责任倒追力度，真正把公共财政资金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政府预算和执行在阳光下运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财政是我国整个财政体系的基础，加强乡镇财政建设是深化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必然需要。要建立“职责明晰，机构统一，管理规范，监督有力，运行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把我县镇街财政建设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促进全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财政建设论文篇4

一、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县乡财政困难，除保工资和正常公用经费外，无力支持经济事业发展。

目前相当一部分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特别是税改后的县、乡两级，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规费收入，这对于靠农业支撑的大部分县乡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靠上级转移支付的财力远远不足弥补，县乡财政状况整体处于“吃饭”财政。如笔者所在的福建省诏安县全县14个乡镇2个区，总人口58万人，财政供养人员11611人是典型的农业县、财政穷县，全县地方财政收入9021万元，不仅收入总量小，人均占有财力也低；地方财政收入过千万元的乡镇1个，有10个乡镇区收入不超过500万元，最少的只有180万元，在县乡全部支出中，用于工资性支出达到86.7%以上，加上各种法定支出以及硬性增支政策，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力不从心。

（二）县乡镇债务负担沉重，形成潜在的财政风险，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在财力薄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工资、维持正常运转，支持城镇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县乡财政不得不举债度日，截止底笔者所在县全县乡镇债务总额达12800万元，县直部门债务余额累计达多万元，其中直接显性债务11430万元，间接隐性债务3370万元，目前县乡财政债务主要是显性的上级财政借款，国债转贷，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和教育“两基达标”验收期间，积累了不少债务，据统计全县村级债务达4700万元，致使部分村级组织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运转相当困难。

（三）农村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程度和层次窄浅。

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过度依赖上级财政，县乡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目前中央投入所占比例东部地区为20%—30%，中部地区为40%—60%，西部地区比例为50%—70%。有的县乡本级财政以保吃饭，保运转为主，基本没有新增支农投入，造成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滞后。一是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方面，受县乡财力和体制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执行标准不仅普遍较低，而且市县乡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失。农村中小学生公用经费远远达不到省定小学每生每年240元，初中每生每年340元的最低定额。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办学条件相对落后。危房改造任务很重，贫困学生“两免一补”覆盖率低，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二是农村卫生事业亟待加强。“两个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乡村医疗机构收不抵支，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普遍落后，影响了新型合作医疗的普及。三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范围小，覆盖面窄，参保率低，在偏远贫穷的山区甚至是社保盲区。四是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如村村通公路工程除国债转贷，交通补助外，各级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加上水、电等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四）税费改革后乡村减收幅度较大，部分乡镇和村级组织运转困难。

以诏安县为例，农村税费改革后，全县实际减收6000多万元，上级财政累计下达税改转移支付3000多万元，减收与补助相比还差3000多万元。除保工资，五保户供养等必需支出外，很难维持村级政权正常运转，更无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

（五）财政投入不足，筹资渠道狭窄，兴办农村社会公益事业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减收幅度较大，保工资保运转相对比较吃力，用于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虽然按照税改政策的要求，在乡村两级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只能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一事一议”执行难度较大，影响了乡村公益事业的发展。

二、公共财政覆盖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大力培植地方财源。

经济发展是财政的基础，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壮大财政实力的根本途径。县乡财政部门要按党和政府的工作部署，下大力气培植骨干税源企业，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加快中小企业整合提升，增强对财政的贡献能力。利用财税优惠政策措施，以财政贴息、担保、补贴和奖励等手段，支持骨干企业。俗话说“无工不富”，各县乡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加快“工业立县乡”的步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出口创汇，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放宽政策，创造环境，加快发展，使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加大对县乡转移支付力度，努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鉴于因税改政策调整县乡收支缺口呈持续刚性增长的态势，且越来越大，因此，中央和省、市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县乡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乡镇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后，由于县级财政本身也很困难，所以很难保证教育经费需要。因此，上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设立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逐步使中央和省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

（三）按照公共财政建设的要求，不断改革完善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管理体制。

一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关系。按照“谁办事，谁拿钱”原则，进一步规范省、市、县、乡四级事权范围，明确财政支出责任。对属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的支出，不应嫁接给县乡财政。上级政府对下安排的事务，应足额安排专款，尽量不要让县乡财政安排配套资金，以免增加基层财政负担；对于共同承担的事务，要综合考虑县乡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省市县乡负担比例。二是进一步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在调整省对市，市对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完善县乡体制，合理划分事权、财权，确定乡镇财政收支范围，建立乡镇财力稳定增长机制。科学确定县乡财力比重结构，加大对乡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推行“乡财县管乡用”，“村财乡管村用”改革，提高县乡财政统筹能力，规范乡村收支行为。三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管理的职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的范围和程度。另外，在各级财政加大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支持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投资兴办农村社会公益事业。

（四）逐步缓解县乡村债务，严格控制新增不良债务。针对县乡村债务较重，县乡财政困难，仅靠地方解决债务包袱无能为力的实际，为缓解县乡财政负担，上级财政应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倾斜。对基金会、供销社股金，国债转贷等，上级财政应适当给予豁免，以减轻县乡村还债压力。当前在积极推动“乡财县管”和“村财乡管”改革的同时，认真清理县乡村债权债务，采取多种形式化解债务。如加快发展经济，实现增收还债；建立财政偿债准备金，逐步偿还债务；大力催收单位和个人拖欠乡镇和村级组织的各项款项，用于清偿债务；盘活存量资产，拍卖还债等。同时建立债务防范和控制机制，坚决控制新增债务。实行严格的举债责任追究制和县乡领导干部离任债务审计制度，把偿还债务和制止新增债务作为考核县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期目标和工作实绩情况的重要依据。

（五）增加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工业反哺农业，财政补贴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基本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三农”投入正逢其时。

1、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发展、社会体制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上。要实行农村社会政策适度优先战略，突出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村教育、科技、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支持农民就业，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优抚等社会事业发展，支持农业灾害，动物防疫等公共突发事件预防体系建设。

2、提高公共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出比例。

目前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增长较快，但总体规模小，比重低。这种城乡资源的配置结构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分布状况很不相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首先统筹城乡财政资源配置，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争取“十一五”期末达到15%。

3、引导和促进社会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国家除了要从制度改革入手，直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外，还必须制定促进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的扶持政策，促进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和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一是对社会资本直接投资农业产业和农村公益事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农民和企业投资投劳兴办小农水，乡村道路实行减免税收政策。二是按照政府引导，商业运作的原则，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担保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扩大农业农村融资能力。

（六）大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促进政府投资向农业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聚集。

围绕现代农业发展目标，政府支农资金实行有重点的倾斜性投资政策。一是向农产品加工业倾斜。增加资本投入，贷款贴息，贷款担保等引导性投资，促进银企合作，开辟农产品加工业投资渠道。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以奖代补政策，对在招商引资和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二是向畜牧蔬菜、果品等优势产业倾斜，财政资金要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引导性资金重点用于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大产业大基地，形成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基地群，三是向公共配套服务体系倾斜。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各项服务体系建设，要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完善的要求，要实行省统一部署，各级政府分担，动员社会投入，确保各项体系建设的资金落到实处。四是增加“三补贴”资金，稳定粮食生产。增加种粮农民直补资金，小麦玉米良种补贴资金和农机具购置补助资金投入，围绕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合理配置使用各项直补资金。改进直补资金发放方式，简化发放手续。积极研究探索建立对种粮农民种粮收益综合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效益。

（七）进一步加大扶贫投资力度，尽快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

扶贫投资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结合整村推进，重点抓好产业扶贫和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贷款贴息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农民通过“小额信贷”放大种养业建设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富民产业发展。结合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和移民搬迁工作的总体部署，合理安排扶贫资金，确保两项重点工程需要。

（八）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围绕基本农田治理，节水灌溉，旱作工程三大目标，采取政府资助，农民自筹，社会投资等方式，全面启动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完成县道改造通乡油路和通村油路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应实行通乡、通村硬化水泥路建设。按照建管并重原则，逐步把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的管护纳入政府支持范围。加大其他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向农业和农村的倾斜力度，重点支持饮水安全，农村能源等工程建设，支持农村电力，通讯和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建设。

（九）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提高补助标准，扩大试点面，到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更加规范有效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健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救助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保障线标准合理适当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加快乡镇卫生院改造步伐，完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提高医疗救助能力。逐步解决进城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依法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进城农民工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办法。

（十）建立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长效保障机制。

财政建设论文篇5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改革到今天，中国农业与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态化、科学化的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还相距甚远。通过新型小城镇建设，在吸引农业人口转移的同时，必然带来农村土地管理方式的变革，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又一次变革。

二、新型小城镇建设乡镇财政所面临任务

1.基础设施投资

主要用于城镇道路和交通、通讯、内河治理、供水、供气、供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绿化、公共场所等设施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关系到新型小城建设的规模和承载能力。

2.公共服务保障

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这部分支出是乡镇财政支出的核心部分，直接体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主要内涵和小城镇建设的质量。

3.扶持产业发展

主要是用于支持产业发展的税式支出、财政贴息、研发补贴、人才引进补贴、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这项支出既关系到新型小城镇能否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关系到乡镇财政能否处理好财政与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

4.带动“三农”发展

新型小城镇建设必然产生对“三农”的多方面需求，自然带动“三农”的发展，但新型小城镇发展速度超过了“三农”发展的速度，小城镇建设目标也难以实现。为此，乡镇财政在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科技推广、农民培训、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生态建设等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5.财政管理创新

传统的乡镇财政为生产型财政，后又转向吃饭财政，公共财政的作用发挥不足，财政管理不规范，管理手段落后。新型小城镇建设使得乡镇财政收支规模、支出范围、支出项目将发生变化，公共财政的特征更加明显，预算更加规范，管理更加严格，法制化、科学化、信息化管理将成为乡镇财政管理新特点。

三、新型小城镇建设中乡镇财政面临的问题

1.财力紧张

当前乡镇财政困难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具体表现：一是财政的经济基础薄弱，大部分乡镇工业不发达，商业规模较小，税源少且不充裕。二是现行非税收入极其有限，国家规范收费之后，乡镇原有的收费项目所剩无几。三是营业税提高起征点和大部分企业营改增后，现行分税制体制下，乡镇财政收入下降。四是乡镇政府无权发行城镇建设债券。

2.刚性支出

一是保吃饭的压力。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尽管收入不高，但对财政来说仍然是一项刚性的首要支出和沉重压力，养人支出目前仍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二是乡镇基础设施落后，维修改造、扩建、配套任务繁重，财政无力承担，拖欠工程款在乡镇是一种普遍现象。三是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长，财政处于低水平保障，甚至难以保障。

3.政策缺陷

一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土地政策的红利基本上被大中城市所独享，土地财政成为城市财政的主要特征。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基本上是挤占乡镇非农业用地，在国家更加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今天，新兴城镇用地也随之纳入严控之中，大量的土地收益将成为历史，土地非税收入在新型小城镇建设中将看不到优势。二是国家对“三农”的支持，仅限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上，而对农业人口转移中所发生的费用并没有纳入显性支出之中，农民享受不到市民化待遇，如低保、失业等支出，增加了农民改变身份的风险，抑制了农业人口的转移。三是农村土地难以实现流转，农民没有改变身份的本钱，城市人口回流农村又受到农村房屋产权转移的限制，城里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资金相互融通的渠道没有打开，导致新型城镇建设难以聚集农业人口。三是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下，乡镇财政很少获得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依据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乡镇财政自身无力解决新型小城镇化建设的财政压力问题。

4.理念僵化

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以来，小城镇建设出现“重口号、轻行动，重外延、轻内涵，重眼前招商、轻整体规划”的现象。小城镇建设中遗留下来环境欠账、生态欠账、公共服务欠账很多。近年来很多人片面认识“公共财政”，财政配置资源的职能没有有效发挥，财政与生产的关系几乎被割裂开来，开辟财源的意识淡薄，财政扶持支柱产业的杠杆作用几乎殆尽。

5.管理粗放

由于乡镇发展落后，长期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新型小城镇建设也不例外。尽管近些年，包括乡镇财政部门在内的管理部门吸纳了部分大学生充实到管理队伍，但特别优秀人才少见，长期扎根乡镇的干部不多。在产业中专业技术人员和优秀管理人才更是缺乏。乡镇人才的匮乏，导致各方面管理的粗放，严重影响了新型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质量。

四、新型小城镇建设的财政政策支撑

1.财政部门积极参与新型小城建设规划制定

新型小城镇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适应人的生存，是新型小城镇建设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目前国务院已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具体的新型小城镇建设规划还没有出炉，地方层面上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小城镇建设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也未见头绪。加快新型小城镇建设规划和制定规划内的新型小城镇建设实施方案，是科学建设新型小城镇的前提。首先是确定重点建设的乡镇。对聚集人口潜力大、产业基础好、乡镇财政状况优的乡镇优先建设。特别是交通便利的县城与县城之间，辐射区域广、跨度长、流动人口多的乡镇，更要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在制定新型小城镇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中，财政部门必须作为主要部门参与制定。财政部门既要积极保障新型小城镇建设的公共支出，也要使新型小城镇建设控制在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

2.加快创新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地方各级财政分得的蛋糕有多大，不仅取决于本级全口径的财政收入规模，更取决上级政府如何切割蛋糕。小城镇发展缓慢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下资本选票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国家的产业政策、生产要素政策、财政政策等，财政状况制约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了从财力上保障新型小城镇公共建设需要，应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实施更加有利于新型小城镇建设的中央、省、市、县和乡镇的分税制以及土地收入分成制度，扩大乡镇财政留成比例。必要时，对国家规划建设的非城市周边乡镇的新型小城镇实施分成比例倒置，土地收入全部留用（弥补近些年乡镇土地红利的流失），省级和市级规划的新型小城镇上缴的财政收入全部留用。只有通过让乡镇财政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财力，才能保障新型小城镇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3.加大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

推进新型小城镇建设，必须增加小城镇对农民转移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城镇规划、完善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社会文化生活，增强基本生活设施和精神生活保障，提高农民进城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养老、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增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提高农民进城吸引力。为此，对困难乡镇应增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一是在保障社会保险和教育统筹的基础上，提高乡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失业补助的标准，实现乡镇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同等生存和生活待遇，确保社会保障资金按时足额补助到位，坚决消除拖欠、挪用现象。二是增加乡镇的财政专项补贴，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科学、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补助，改善乡镇公共服务落后状况，提高乡镇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乡镇与城市的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绝大多数乡镇缺少具有本地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国家垄断产业（电信、电力、石油、盐业等）又从乡镇掠走税收和高额垄断利润。在新型小城镇建设过程中，中央、省、市财政应在预算单列新型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真正实现城市对乡镇的反哺，使为城市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实现本地化的安居乐业，真正解决农民工候鸟式的生活，实现社会的稳定。

4.积极探索新型农业人口转移成本分摊机制

在农业人口向新型小城镇转移过程中，城镇增容必然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压力，为此探索建立科学的农业人口转移成本分摊机制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难题，破解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解放思想，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尝试用农民土地流转收入换入城安置费用。二是尝试农民住宅面向城市殷实富户开放流通，实现农民住房财产与城市居民收入的转换。三是农村土地在确保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面向城市资本开放，吸引更多的非农资金投入农业，既实现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发展维持国家粮油安全，又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更多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就地转换身份，或有能力进入新型城镇享受市民待遇。四是增加上级财政投入，对小城镇新安置农业人口实施补贴政策，缓解乡镇财政压力。五是设立农民在小城镇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政策、财政补助政策、小额贷款贴息政策等等，增加转换农民收入，自力更生承担进入新型小城镇的成本。

5.加大财政对乡镇特色支柱产业的支持力度

在推行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同时，财政应重点支持文化旅游、商贸物流、资源加工、交通运输等体现乡镇特色资源、区位优势的产业发展，通过规划引导，市场运作，利用财政的税收政策、贴息政策、国家参股政策、补贴政策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要重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引致投资的作用，引导更多的私人资本投资于新型小城镇，加快新型小城镇建设步伐，为新型小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6.实施乡镇人才引进的财政支持政策

应借鉴城市发展的经验，制定吸引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借用人才的政策。有条件的乡镇应通过技术入股、住房补助、生活补助、创业基金等措施，吸引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创业人才。特别是回镇或来镇就业的大学生，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通过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生产者和劳动者，提升乡镇人口素质，为提升产业层级，实现乡镇产业生态、社会生态、环境生态、人口生态的整体协调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财政建设论文篇6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首先要加强合作研究。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中国财政法学界面对财政法学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拓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加强课题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开展横向交流，增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甚至国内外学者联合攻关。同时应发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的作用，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其建设成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一个战斗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

财政建设论文篇7

一、财政部门强化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形势任务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央在认真研究和深刻分析新世纪党建新形势基础上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贯彻落实好中央决定精神，对于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财政部门是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担负着财政法规制定、收入组织、资金分配、社会保障等重要职能，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财政改革的逐步深化，财政工作与社会各方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将更加广泛和密切。财政部门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财政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加强和改进财政系统作风建设，是关系财政发展、关系政府形象、事关全局的大事。

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推进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管理的同时，狠抓系统的干部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财政工作开展，也在全社会树立了较好的形象。但是也要看到，无论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是从财政改革的需要，尤其是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看，财政系统作风建设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有的干部宗旨观念淡漠，为领导、为部门、为基层、为群众服务的意识还不够强，水平还不够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仍被一些保守的意识、陈旧的观念束缚着手脚，没有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财政职能转变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和方法，还习惯于分资金、管项目、搞审批，忙于应付；有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敢闯敢试意识；有的形式主义、严重，作风飘浮，忙于应酬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少；有的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动性不够，对业务缺乏钻劲，对宏观经济和社会情况了解掌握不多，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的提高及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提高加强改进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采取有力措施，使财政系统的干部作风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和改进。

二、当前财政部门干部作风建设应坚持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针对干部作风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要理清思路，明确目标，把好方向。从当前的形势看，财政系统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两个务必”，坚持从严治党、从严带队，以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经常性工作和活动为基础，以加强领导为保障，集中解决财政部门及财政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努力把财政系统的干部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此，必须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把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归结到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真正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和改进财政工作的唯一标准。

——坚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财政改革与发展抓好作风建设。要凝聚广大财政干部职工的智慧和力量，突出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主题，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作风，谋全局，抓改革，促发展，努力推进新世纪财政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做贡献。

——坚持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继承是创新的根基，创新是最好的继承。要在继续发扬财政部门优良传统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新变化，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不断探索作风建设的新路子，同时努力培育符合时代要求和财政部门自身特点的新作风、好作风。

——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作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要在集中力量抓紧解决财政部门及财政干部当前存在突出问题的同时，把作风建设作为系统自身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坚持把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贯穿于作风建设始终。要有针对性地抓好思想教育，以不断提高广大财政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把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三、财政部门干部作风建设必须坚持多施并举，全力推进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谋划，全面安排，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协力推进。

——继续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教育活动，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思想建设是干部作风建设的基础。要认真研究财政干部的思想状态，有的放矢地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定性，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各项理论学习制度，认真落实中心组学习、干部理论学习考试考核等各项制度，在组织干部抓好邓小平理论学习的同时，学习好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领会、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体现、落实在工作中，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运用科学理论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开展道德教育活动，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的道德水准。道德建设是干部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以全面提升财政干部职工道德水准为目标，对广大财政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进行革命理想和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深入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注意抓住重点人群、重点层面，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从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等多角度，分类、分层实施教育活动，使广大财政干部讲道德、讲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保持高尚道德情操。

——全方位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的综合素质。干部的综合业务素质是作风建设的关键。要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和财政面临的任务，以知识更新型培训和“补课”性质的培训为重点，继续强化干部在职教育和业务培训，把全系统建成一个“学习型”组织，不断提高干部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要大力提倡在职自学，鼓励每个干部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自学计划，长期坚持下去，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各方面予以引导和支持。要通过岗位交流、挂职锻炼、压担子、以老带新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干部实践锻炼，使干部在实践中积累和增长才干。

——认真改进工作，努力提高财政工作效率和质量。财政工作效率和质量是干部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点。要从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着眼，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管理，把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推行集中支付制度、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各项工作，抓紧抓好，努力实现依法理财、科学理财；要切实转变财政职能，突出工作重点，着力解决财政管理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手放权，以充分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和“稳定器”作用；要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削减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办事程序，努力提高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能力，尽快实现“审批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为部门、基层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快清理和修订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并严格依法行政；要完善承诺制度，推行首问负责制，逐步建立群众接待日、投诉（监督）电话值班、投诉承办责任和群众投诉反馈等制度，以周到的服务，方便群众办事，赢得群众信赖。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求实、务实、落实的风尚。良好的工作作风是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关键所在。我们财政部门和广大财政干部必须以克服和形式主义为重点，着力抓好工作作风的转变。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实效；要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扩大公开范围，规范公开内容，提高财政工作的透明度；要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坚决反对“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做法，严格执行会议申报审批制度，大力压缩会议，开短会，讲短话，切实改进会风，同时严格控制发文数量，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指导和改进工作；要切实加强文明创建活动，认真做好财政系统行风评议活动，推行文明用语和服务忌语，逐步提高办文、办事的规范化水平，切实解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不良现象。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塑造财政部门形象。要进一步深化财政干部的廉洁自律工作，规范干部从政行为，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落实；要深入开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加大各项专项治理的整治力度；要集中力量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和抓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工作，并从体制、机制和管理上预防和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使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引向深入，塑造财政部门勤政廉洁、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

四、财政部门干部作风建设必须加强领导，戮力同心，切实抓出成效

财政建设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支出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1

一、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实证分析

经济理论与实践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如道路、运输、电力、供水等，同时还要支持基础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必须有政府财力的介入，因此，财政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较大，投资性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较大。进入经济发展中期以后，财政投资应逐步让位于私人投资，财政投资应作为私人投资的必要补充，因此，财政投资在社会总投资及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当经济发展到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后，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增强，财政支出除了保障行政机构正常运转之外，应更多地向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教育等方面倾斜，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性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将大幅度上升。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趋势同上述规律是基本一致的，总的来看，经济建设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而社会文教费、国防费，特别是行政管理费等社会服务性支出的比重则逐年上升。

1.经济建设费支出。经济建设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地质勘探费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城市维护费支出和国家物资储备支出等。

2.社会文教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一直是稳步增长的，财政对社会文教事业的支持力度理应加强。

3.国防费支出。国防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的趋势是逐年下降的，近年来一直低于10%，占GDP的比重也相对稳定。

4.行政管理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

二、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虽然财政支出总体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是基本同步的，即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下降，社会文教费和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上升，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及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滞后等原因，致使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

1.经济建设费支出份额仍然过大。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时期，加之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财政支出与解决重大经济建设问题关联度较大，生产建设型财政的痕迹还很明显。具体表现是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仍然较大，不仅承担水、电、道路等公共项目的投资，一些有条件进入市场的经营性单位，如行政事业单位经办的出版社、杂志社、培训中心、各类学会、研究会等，仍由财政负担经费，财政支出范围过大，包揽过多，财政负担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支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基层单位工资拖欠问题严重。公共和社会服务支出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维护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等。在这部分支出中，不管是纯公共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都具有很强社会效应和外部效应。

3.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急剧膨胀。在财政各类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但近几年反弹很大，各级行政人员过多，机构膨胀，行政费用增长过快，机构改革陷入“膨胀——精简——膨胀”的恶性循环。

三、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当前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是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坚决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结合政府的职能转变，依据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进行相应调整。

1.在国家行政管理服务领域，财政支出要有保有压。国家行政管理费支出，是公共财政的一项最基本支出，必须保证政权建设和国家安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同时，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机构改革，对一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可进行撤销、合并和精简，或进行经营性改组，中介、评估、服务机构必须与政府行政部门脱钩，定岗定编，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压缩行政经费，提高管理效率。

2.在经济建设领域，财政支出要有进有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财政的经济建设功能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要提高对非竞争性和非盈利性社会公共工程投资，增加公共物品供给。具体说，应增加道路、桥梁、水利、电力及城市公共工程设施和科学文教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对农业和扶贫支出力度，支持生态环境建设、天然林保护、防沙固沙、退耕还林(草)工程，搞好防灾体系建设等。同时，财政要逐步从竞争性的经营领域退出，减少财政对企业生产性投资和流动资金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各部门事业费等都应相应减少直至取消，这类资金融通可以通过商业性运作来解决。

3.在社会事业和社会福利领域，财政支出要有增有减。财政支出大小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目前我国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保证基础领域和支持重点事业的发展。

在教育事业方面，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到全国教育经费投入的70%左右，但投向很不合理，2000年全国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到普通高校生分别是491.58元、679.81元、1314.99元和7309.58元。财政经费过多向高等教育领域倾斜，弱化了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以满足社会对公共性教育需求，提高全民族素质，具体包括中小学教育、成人扫盲教育、特殊教育和公平分配的教育补助；而普通高等教育、岗务培训、职业教育等，因为可以为受教育者或投资者增加收入，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可以采取市场化的经营形式，由个人负担有关大部分费用，政府给予适当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