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收入管理论文篇1

论文摘要：收入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非营利组织应当对收入进行分类管理，积极获取社会捐赠，努力扩大自创收入。

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非营利组织为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非营利组织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这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加强非营利组织收入管理，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非营利组织收入的分类

为了加强对收入的管理，有必要对收入进行分类，从而根据不同类别收入的特点加强其管理。非营利组织收入可进行如下几种分类：

（一）货币性收入与非货币性收入

对于企业而言，收入通常表现为货币性收入，最终以货币或广义的现金收取。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情况则不相同，在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中，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的资财，相当部分是非货币性资产，如设备。为了管理上规划现金收支的需要，可将非营利组织收入区分为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

（二）自创收入与非自创收入

非营利组织收入按其来源可分为自创收入和非自创收入。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通过提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对于自创收入，非营利组织按照法定或约定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取得，主要用于补偿业务支出。非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对于这类收入，非营利组织需要依法定程序申请或者采取措施争取。

（三）限定性收入与非限定性收入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根据资财提供者的规定要求不同可以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例如，接受一笔捐款，若捐款人未予规定其使用方向或者期限，可由非营利组织自主调配使用，则属于非限定性收入；如果捐款人规定这笔捐款本身的用途或期限，则列为限定性收入；进而如果捐款人还规定由于运用这笔捐款所产生的收入的用途，则这种配生的收入也属于限定性收入。对于限定性收入，非营利组织应当严格按照捐款人规定的用途使用。

二、获取社会捐赠

社会捐赠是非营利组织收入的重要来源。非营利组织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捐赠，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

（一）寻找企业合作伙伴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界紧密的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益。非营利组织可以得到资金与财物的援助，从事良好的活动。而企业则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它将被视为“优良公民”，而非仅是赚钱机器。

企业优良公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理念，是企业内在的利益追求与外在的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结果，目前正在成为企业文化特别是大公司文化必要的组成部分。以前，社会认为企业的责任仅是增加股东的利益。而在今天，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实践经验证明，企业的社会公益成绩，完全可以帮助企业的营运取得更佳的成效，鼓励公司的员工更投入他们的工作，使优质的人才不致流失，增加公司的收益，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道义责任已不再是企业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唯一的、最重要的理由。代替它是一个更现实的看法，即企业公民理念。为使非营利组织获得更多的收入，使企业从捐赠中获得更好的投资效益，为企业带来更高的认同和更好的形象，非营利组织应当为企业特别是大公司的公益捐赠定出一个统一的而且往往与企业的营业需要有关的主题，并且尤为注重与企业结成合作伙伴，使企业能作出一个长期的支持承诺。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形式，可以是捐献资金、产品、公司的专门技术和智识、也可以是公司员工的义务服务。由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成为伙伴，为社区及公司的将来进行投资，不仅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司的资源，改善营业的环境，而且往往使得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更有效益，公司所在的社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面向社会公众募捐

面向社会公众募捐是非营利组织获取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非营利组织在进行募捐时，应当为捐赠者提供足够的、至少能使其用来进行抉择的真实准确和没有故意误导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提供，可以根据公布信息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决定公布信息的多少。比如，通过电视广告信息时，其信息量可少一些；而通过电子邮件信息，信息量应该多一些。

要使募捐取得好的效果，公益项目的选择以及社会公信度非重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募捐的方式应当灵活多样。比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采取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系列化募捐方式：万人上街募捐、慈善长跑、慈善义赛、慈善义拍、慈善义卖、慈善一日捐等等。

三、扩大自创收入

许多人认为非营利组织不应该有经营收入，其资金应全部来自于外部援助，民间捐赠应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是社会观念对非营利组织的误解。美国萨拉蒙（Salamon）教授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主要是由私人慈善支持的。国外实践表明，非营利组织收入可来源于接受民间捐赠和公共部门支持，但其主要来源是自创收入。然而，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中，自创收入的比重还相当低。扩大自创收入，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通过提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

（一）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这是自创收入的基本形式，它主要是顾客支持型非营利组织对其顾客提供服务时的收取一定的费用所形成的收入，如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医院向病人收取医疗费和药费。除了慈善型非营利组织，公众支持型非营利组织同样可以向其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形成业务收入，以扩大收入来源从而更好地提供服务。比如，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是免费对读者开放的，为了创造更好的条件为读者服务，每年向读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完全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非营利组织是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运作，因此，对于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所提供的服务，其收费应当是低水平甚至是免费的，而不能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收费。

（二）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在其实现社会使命的业务活动之外开展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为了筹款支持其非营利活动，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活跃的经济活动。对许多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而言，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是一极重要的资金来源。

非营利组织从事合法的经营来支持其非营利性的活动，需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利润或收入不可分配给其创立人、会员、干部、董事或员工，二是其主要目的并非单纯从事经济活动，而是实现其非营利宗旨。

（三）投资收入

收入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农民；收入；趋势；对策。

近年来，东昌府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这个主题，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狠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继续大力发展畜牧业，继续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不断发挥农产品资源优势，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本文以2007年为例，对东昌府区农民收入情况进行分析、探讨，从而提出农民增收的措施与建议。

据国家统计局东昌府调查队100户农村记帐户调查：2007年农民总收入人均为5979.42元，比去年同期的5337.08元增加642.34元，增长12.04%；2007年农民纯收入人均为4334.23元，比去年同期的3781.6元增加562.63元，增长14.88%；增加值、增幅创近十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和全国相比多出5.38个百分点，比全省多出0.88个百分点。分析其结构特点：2007年农民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者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中农业收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财产性收入，分别增加129.73元、266.06元、149.15元、78.22元，增幅分别为9.1%、16.6%、40.7%、151.6%；具体分析如下：

一、2007年农民收入状况及特点

1、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100户调查得知：2007年劳动者报酬收入为1550.54元，比去年同期的1420.8元增加129.73元，增长了9.13%。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由去年的38.5%下降到23.05%，降低了15.45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外出从业得到收入533.47元，同比减少242.63元，降低31.26%；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收入980.1元，同比增加358.09元，增长57.57%。

分析其原因：一是近几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会议"精神，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加大清欠力度，使绝大部分的拖欠工资得以足额兑现。二是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务工劳动报酬和在行政事业工作的工资逐渐提高，致使劳动者报酬收入增加。三是我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岗位增加外出务工返乡人数增多，致使外出从业收入减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增加。

2、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增势强劲。

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不断增加，对纯收入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区政府继续把二三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加大了优化经济环境和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的力度，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使我区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的就业岗位，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2007年，东昌府区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547.96元，其中二、三产业纯收入人均515.17元，比上年增加149.15元，增长40.75%，拉动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5.0个百分点，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26.5%。占人均纯收入比重比去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

3、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较上年增加，政策性因素使农村居民得到了相应的实惠。2007年全区农民人均财产性纯收入为129.81元，比上年增加78.22元，增长151.6%；转移性收入达到115.92元，比上年增加35.29元,增长43.77%。其中人均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综合补贴79元，比上年增加30元。

4、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农民增收的一重要因素

据100户农户调查，2007年农业总收入人均3101.15元，比去年同期的2773.5元，增加了327.65元，增长了11.81%。2007年农业纯收入人均1867.35元，比去年同期的1601.29元，增加了266.06元，增长了16.62%。农业纯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结构比重2007年为42.98%，比去年增加了0.64个百分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粮食出售价格的上涨使农民人均增收191.8元。（1）2007年小麦平均出售价格1.52元/公斤，比去年高0.19元/公斤；人均出售小麦341.68公斤，由于小麦价格的上涨使农民人均增收64.7元；（2）玉米平均出售价格1.45元/公斤，比去年上涨0.31元/公斤，人均出售玉米410.82公斤，由于玉米价格的上涨使农民人均增收127.1元。

二、2007年农民收入增长因素

1、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2007年工资性收入增加129.73元，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增收的贡献率为23.1%，引起全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①本地务工人数增加。据对全区100户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状况的动态监测，2007年全区100户总人口370人，劳动力277人，本地从业的劳动力达143人，比上年增加4人。②务工工资见涨。100户务工人数主要从事工资较高的建筑业和工业，2007年从事建筑抹灰的小工日工资在30-50元左右，大工在40-70元左右，比上年日工资增加10元左右。

2、蔬菜生产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

根据百户调查资料显示：2007年人均蔬菜收入为1146.41元，同比增加262.17元，增长29.6%。其中：农民人均出售蔬菜1020.72公斤，同比增加173.85公斤，增长20.5%。蔬菜平均价格比去年增加0.08元/公斤。占家庭经营收入比重逐年上升，05年占23%，06年占27.5%，07年增加到30%。呈现了连年上升的趋势。

近几年，东昌府区把蔬菜生产作为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蔬菜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东昌府区政府根据各乡镇特点，形成了13个一乡一品的、规模种植的、特色突出的专业乡镇和重点乡镇，品种有油菜、西红柿、芸豆、茄子、蘑菇、大蒜等等，这些专业乡镇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品牌，规模种植面积都在2.5万亩以上，其中不少乡镇蔬菜种植面积超过3.5万亩。

3、出售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拉动牧业收入继续增加。2007年，东昌府区畜牧业生产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虽然受部分畜产品价格下滑的影响，畜牧养殖效益出现微减，但由于畜牧业生产结构更为合理，规模化养殖抗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畜牧业产品产量仍保持稳定增长，据农村住户调查，农民人均出售肉猪181.37元，同比增加6.74元，增长3.86%；人均出售鸡蛋9.73元，同比增加1.5，增长18%。

三、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的流动和让位，限制了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大型机械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和有人无田种的现象。二是农业投入不足。金融部门由于受到金融体制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得不到及时推广，家庭副业及养殖业得不到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

自身原因：一农民素质较底，由于文化素质底，导致综合素质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运用现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弱。就业门路窄致富机会少，造成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浪费，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

农资价格上涨，导致全区种植业成本加大。①农药投资大额增加。受虫灾影响，农民用于防治的开支亩均比上年增加10元左右。②农资价格上涨。各种化肥价格都呈上涨趋势，涨幅约在5-13%之间；涨幅较大的是农膜和农用柴油，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20%和40%。

四、保持东昌府区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作用，有目标的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高其文化水平和科学技能，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全区地少人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仍存在劳动力素质偏低，大多以从事建筑、简单的加工操作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出人员中接受过大中专教育、职业技术培训的少，从事技术、管理、担当白领的少，脏活，累活、繁重体力的活较多。

2、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确保对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在继续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免除农业税、兑现粮食直补的基础上，扩大良田供种面积，全面完成农村自来水供水富民工程，扩大农民参保人数。

3、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促进非农收入增长。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乡村民营企业和二、三产业，使其成为实现农民在家充分就业，增加非农收入的主渠道，更多地、有效地利用农民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

4、把蔬菜、瓜果作为东昌府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实施无公害化生产，建立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改善品质，使东昌府区蔬菜、瓜果产业上规模、上档次。围绕强服务、抓示范、带农户的思路，突出抓好种植示范基地建设。搞好试验示范，扩大种植规模，实现规模效益，把已发展起来的产业做大做强。如：许营的西瓜、于集镇的油菜、梁水镇的蘑菇、堂邑的大蒜、沙镇的洋香瓜、大葱等。

5、延长农产品价值链，依托当地产品的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引导作用，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发展，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收入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医院、收入支出、确认原则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1998年卫生部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颁布了《医院会计制度》，新制度将医院会计核算划分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五个要素，首次采用权责发生制对医院会计要素进行核算。由于新制度对医院服务特殊性以及市场化发展认识不足未能摆脱《事业会计制度》收付实现制的影响，医院在主营业务收入、支出确认上仍然存在明显的收付实现制痕迹，违背了《医院会计制度》采用权责发生制对医院会计要素进行核算的原则，不利于医院收入、支出的真实、正确反映。

一、医院收入、支出的构成

医院收入，指医院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取得的业务收入和从事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以及从财政和主管部门取得的补助经费。医院取得收入的途径包括国家预算补助和向受益者收费[1]。向受益者收费主要包括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构成医院的主营业务收入。医院支出是指医院在开展业务及其他活动中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医院的成本包括医疗服务成本和药品经营成本，构成了医院主营业务支出[2]。由于对病人收费产生的收入、支出在医院收入、支出中占有绝对地位，对医院主营业务收入、支出确认原则进行探讨对正确计量、反映医院会计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医院收入确认的分析

1、从医院主营业务收入经济利益流入时间看收入的确认

广义的收入是指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3]。医院确认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也应满足收入的基本条件：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病人，没有保留与所有权有关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有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医院，有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医院对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并不能确定经济利益就一定能流入医院。目前逐年增加的医疗纠纷、病人欠费逃逸、健康查体欠费、医疗保障费用拖欠拨付等情况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病人对提供的医疗服务不满意或无力支付以及其它一些情况，都可能产生拒绝付款的现象，经济利益无法流入医院，医院收入无法实现。

医院的社会责任决定医院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经济利益的流入，也要垫资为病人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无法收到的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

因此，目前在医疗服务发生后即确认医院收入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它夸大了医院收入，从而扩大了医院结余，造成对医院经济效益盲目的乐观。

确认医院收入最恰当的时点，住院收入应在住院病人出院并且已结清医疗费用时确认收入最为恰当。在结清住院费用前，病人已对住院费用的总额、治疗的明细项目及治疗效果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并且只要病人结清住院费用，说明病人已对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全部无条件接受，这一服务的风险及所在权才能说转给了病人，收入中的经济利益才能够流入医院，这时才充分满足了收入实现的条件，才能确认收入实现。

门诊病人付费接受服务离开医院后，就可以认为病人对服务效果满意，经济利益已流入医院，因此门诊收入只有在病人支付医疗费用后才能确认收入，对门诊挂账病人由于其是否支付费用仍有不确定性，只有在其支付医疗费用后才能确认收入。

2、从医院主营业务收入的特殊性看收入的确认

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院的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不但要满足广义的销售收入确认的标准，还存在其特殊性。医疗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和消费过程虽然是同时进行的，服务的提供者和服务的接受者在时间、地点上是同一的，但是医护人员对病人进行检查、诊断和治疗后，并不像企业产品销售出去后，已经转移了与产品所有权有关的主要报酬与风险，在病人康复结算医疗费用前，医院对医疗服务的效果仍然具有“继续管理权”，对相关医疗风险仍然负有责任；在暗含的医疗服务合同中，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着特定的病人拒绝付款条款，只有在病人对医疗效果表示赞同并支付医疗费用后，医院对医疗服务的“继续管理权”才会终止，相关医疗风险才会消失，拒付条款才会失效，所以医院主营业务收入应在医疗服务已经提供，病人对医院医疗服务全部无条件接受后，也就是在住院病人办理完结算手续当日，门诊病人支付完医疗费用的当日，确认收入实现。三、由收入、支出配比原则分析医院支出的确认

配比性原则是根据收入与支出的内在联系，要求将一定时间内的收入与为取得收入所发生的支出在同一期间进行确认和计量。医院收入与支出确认、计量应按配比原则进行，它包括时间上的配比与因果上的配比两部分。

1、医院收入、支出在时间上的配比

医院药品、材料等成本的耗费，是根据月末药房及材料仓库的出库情况进行汇总形成汇总表，财务部门以汇总表为依据进行支出确认的；医疗收入是在每天发生时由收款处、住院处汇总报财务部门记入收入的。医疗收入当日记入收入，医疗成本月末记入成本，造成收入与费用在时间上不配比，医院收入与其成本在账务中没有及时形成对应关系，违背了医院会计制度中收入、支出的配比性原则。要完善医院收入、支出的配比，在计量时间上，要以病人结算费用确认收入时，对其消耗的可以直接区分计入病人费用的成本进行确认，月末将科室的间接成本计入支出实现收入支出的配比。

2、医院收入、支出在数量上的配比

由于各种情况造成科室每月领用的材料，并不等于病人当月的实际消耗数量，造成医疗收入与同期记入的医疗成本在金额上不对应。面对这一情况，只有在病人进行医疗费用结算时根据病人的实际耗用列支成本，才符合收入、支出配比原则，才能加强科室对消耗的管理，提高医院服务水平。

四、对医院收入、支出核算的改进建议

为了准确计量医院主营业务收入、支出，建议修改目前收入、支出会计处理过程，增加待摊、预提性质的会计科目，在资产中增加“待确认医疗收入”，在负债中增加“待确认医疗支出”科目用于记录已发生还未的确认的收入及已消耗还未确认的成本费用。两者的差额即为医院已发生尚未确认的净收入或净损失。在会计报表中单独列示，用于反映已发生尚未确定的收入、支出。

其会计处理过程为：

1、住院病人：

入院交押金时：

借：现金/银行存款

贷：预收医疗款

病人每日发生医疗费用待确认收入，支出时：

借：应收在院病人医药费

贷：待确认医疗收入

借：待确认医疗成本

贷：药品——药房药品

库存物资——各科领用卫生材料

病人出院结算后：

借：预收医疗款

（银行存款/现金）

贷：应收在院病人医药费

（银行存款/现金）

确认实现收入：

借：待确认医疗收入

贷：医疗收入——治疗收入等

药品收入——西药收入等

根据出院单据上的实际材料成本，确认收入中实现的成本费用：

借：医疗支出——日常公用支出——卫生材料等

贷：待确认医疗成本

借：药品支出——日常公用支出——药品费

药品进销差价

贷：待确认医疗成本

2、门诊病人：

根据每天的收入：

借：现金等

贷：医疗收入——治疗收入等

药品收入——西药收入等

根据每天收入对应的成本费用：

借：医疗支出——日常公用支出——卫生材料等

贷：库存材料

借：药品支出——日常公用支出——药品费

药品进销差价

贷：药品

对门诊病人挂账部分：

借：应收医疗款

贷：待确认医疗收入

借：待确认医疗成本

贷：药品——药房药品

库存物资——各科领用卫生材料

病人结算后：

借：现金/银行存款

贷：应收医疗款

借：待确认医疗收入

贷：医疗收入——治疗收入等

药品收入——西药收入等

借：医疗支出——日常公用支出——卫生材料等

贷：待确认医疗成本

借：药品支出——日常公用支出——药品费

药品进销差价

贷：待确认医疗成本

[1]、《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学习辅导材料汇编山东省财政厅社保处、山东省卫生厅计财处1999年

[2]、《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学习辅导材料汇编山东省财政厅社保处、山东省卫生厅计财处1999年

收入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 经营者收入 业绩 公司治理

经营者是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者，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业绩。因而，如何通过经营者的收入激励减少成本，并提高公司绩效是企业理论长期致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国内外众多学者理论和实证地研究了经营者收入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一些国内文献在研究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中涉及这一问题。其中，魏刚等学者的实证分析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也仅仅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而张俊瑞、薛求知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高管薪金报酬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国外已有大量文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察公司业绩与经营者收入的关系，如Core(2001) 、Pukthuantho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变量显著地影响了公司业绩与经营者收入的关系。

本文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选择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考察经营者收入的决定因素，以及公司业绩、公司治理与经营者收入的关系，并得出与以往文献不同的结论。

一、样本和变量

研究选取的样本为包括739家上市公司从1999年到2007年的面板数据。其抽样方法如下：首先，本文选取1999年之前（包括1999年）上市的923家上市公司中选取了768家实际控制人类别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即在1999年12月31日这些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类别为国有控股。然后，剔除其中29家数据不全或被PT和ST的公司，保留剩余的739家，并收集这些公司从1999年到2007年的相关数据信息构成面板数据。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经营者收入定义为公司年报中年收入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收入总和，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奖金等。解释变量包括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和其他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xitβ+uit

其中i表示739家上市公司， 表示1999年～2007年不同的年度。yit为被解释变量，即739家上市公司1999年～2007年经营者的收入。xit为解释变量，包括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等，β为待估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参见表2，其中5个模型分别选择了5个不同的业绩指标，即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股东权益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

注：(1) 系数下方的值是标准差，* * *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5%的水平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显著。（2）当hausman检验的p值小于0.1时，则拒绝原假设，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3）本文的统计分析均采用stata9.0软件。

通过分析经营者收入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本文得到了与以往文献所不同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业绩

本文考察了代表公司业绩的5个指标，分别为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股东权益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回归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对经营者收入影响的显著程度取决于业绩指标的选择。虽然5个业绩指标与经营者收入均为正相关，但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和股东权益收益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在5%的水平上显著。

2.公司治理

首先，董事会规模与经营者收入负相关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而董事会结构正相关于经营者收入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则经营者的收入越高；而董事会人数越多，则经营者的收入越低。总经理兼职董事长与经营者收入负相关，而董事会持股比例与经营者收入正相关，但这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次，监事会规模与经营者收入负相关，而监事会持股总数比例与经营者收入正相关，虽然与理论预期一致，但二者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监事会特征变量并没有显著地影响经营者的收入。再次，总经理持股总数比例与经营者收入正相关；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经营者收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有关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持股的研究结果与魏刚的结论有所不同，首先，本文分别考察了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和总经理持股比例对于经营者收入的影响；其次，本文发现管理人员持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者的收入，并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最后，国有股比例与经营者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这说明公司国有股比例越高，则经营者的收入越低。股权结构改变与经营者收入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随着国有股比例的降低和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经营者的收入具有上升的趋势。

3.其他控制变量

首先，高级管理人员数量和公司规模均与经营者收入显著正相关。因此，公司规模越大，高级管理人员越多则经营者的收入越高，这一结论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的研究。其次，经营者年龄与收入负相关，接近退休年龄的经营者收入较低。再次，总经理任期与经营者收入显著正相关，则总经理的任期延长有利于经营者收入的增加;而董事长任期与经营者收入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总经理和董事长变更与经营者收入负相关。如果总经理和董事长发生变更，则经营者的收入降低。

三、结论

从经营者收入的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公司业绩、公司治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人数、总经理任期,以及公司规模等控制变量都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了经营者的收入。

公司业绩对经营者收入影响的显著程度取决于业绩指标的选择。因此,本文认为应该根据业绩测算方法的不同分情况考察公司业绩与经营者收入的关系。一些公司治理变量显著地影响了经营者的收入。其中,董事会规模、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与经营者收入正相关,而董事会结构负相关于经营者收入。其他控制变量中,高级管理人员数量、总经理任期和公司规模与经营者收入显著正相关。而个别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或符号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独立董事、监事会等很难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另外,经营者激励机制,尤其是股权激励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人均持股比例过低,持股高管范围过于宽泛等等。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了经营者收入,但随着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国有股减持,以及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公司治理和业绩与经营者收入的相关性会更加显著。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只有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强化经营者收入的激励效果。

参考文献：

[1]魏 刚:2000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第32～80页

收入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原因解释；发展方向；创收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4-0171-03

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是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载体。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人力资源的竞争，戴尔・卡耐基就曾说“假如我的企业被烧掉了，但把人留住，我20年后还是钢铁大王”，松下幸之助也曾说“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这就必然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

1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1 理论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对企业管理先进理论的渴求促使一批高校管理学者最先将人力资源的概念从国外引入中国，开始了传教士布道般的启蒙过程。经过一批人不懈的努力，90年代中期起，从混沌到清晰，HR理念在国内企业界渐渐形成一股潮流。在中国知网上以“人力资源管理”为关键词，2000年到2012年间一共有83248条记录，其中涉及有招聘2062条、薪酬446条、绩效792条、培训7382条。[ZW（]数据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ZW）]不论是理论引进还是管理实践研究，学者们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可以说，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理念、方法已广为人知。

1.2 企业界

然而，伴随着理论界的丰富发展，企业界的表现差强人意，管理实践总体上看并没有跟上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潮流。2008年，来自权威机构[ZW（]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ZW）]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多数中国企业正在逐步采用人力资源管理最佳实践以配合业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其一成不变且针对性不明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经影响了企业在全球商业环境中的竞争力。“一成不变”、“针对性不强”反映了企业在学习过程中没有明确自身的特点，盲目照搬先进制度、框架，“一刀切”似的模仿标杆，而忘记了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创新。

2010年该机构的另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全球商业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如何持续稳定地增长，解决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许多中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成熟度方面较低，主要表现在企业是否制定了清晰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并且与企业战略目标有效地挂钩，以及人力资源部门是否能够向公司内部展现其所能带来的价值并且成为业务部门的战略合作伙伴。

因此，本文试图寻找到一种方法，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分类，探寻各自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并对各个模式中人力资源部的工作重点提出建议。

2 关于创收模式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企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更大的阻碍在于，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片面理解以及单一模式的宣传，使得企业认为自身还没有改变的必要。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发展到人力资源管理，企业要在管理方法、管理思想上进行重大改变，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企业可以正常运行并且不影响收入的获取，或者现有管理制度所带来的损失要小于改革的成本，那么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许多企业主的回答。

2.1 三种核心投入要素

企业要维持正常运行，必须保证一定的收入，要想取得收入，必须向市场提品或服务。微观经济学中，将企业的投入要素分为土地、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综观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企业的经营运作，笔者将这四种要素进一步概括为，智力型要素、物质型要素和资金型要素，这三种要素是企业创造收入更核心的投入要素。

智力型要素包括知识、技能、创造力等，集中表现在人才身上；物质型要素包括机器、原材料、自然资源等，统称为“物”；资金型要素主要指金钱以及与获取金钱相关的一切人际、社会关系，统称为“钱”。简单来说，可以将企业核心的投入要素称作“才”、“物”和“钱”。

企业核心的投入要素

2.2 三种获利模式

企业中不同的部门依靠投入不同的核心要素为企业带来价值，根据对这三种核心要素的不同侧重，可以将部门创造收入的方式，即创收模式分为三种：“才生钱”、“物生钱”和“钱生钱”。

（1）“才生钱”模式

指业务部门主要依靠拥有某些知识技能、聪明才智等素质的人才来为企业创造收入的方式。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独特性或标志性，与“提供者”[ZW（]提供者指直接向客户、市场提品或服务的人，可以理解为一线员工或基层员工。[ZW）]的依附性很强，“提供者”的水平和努力程度能够直接影响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企业的收入。

（2）“物生钱”模式

指业务部门主要依靠原材料、机器进行生产或开发稀缺、垄断的自然资源来为企业创造收入的方式，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不具有独特性，因此与“提供者”的依附性很弱，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标准，都可以为企业带来收入。

（3）“钱生钱”模式

指业务部门将自己拥有或从外界获取的资金，通过资金在资本市场的运动来为企业创造收入的方式。这一模式中企业从事的业务及业务对象大多是虚拟的，资金是企业的生命源泉，把握机会是企业盈利的关键。

2.3 人力资源分类

现实中，一些业务内容较简单的企业可以将企业中的人力资源作为整体归类到某一种模式中，如下表中的典型行业、典型企业；另一些较综合、复杂的企业，需要按不同的业务部门进一步细分，比如奔驰公司，以制造高质量汽车来获取收入，在制造部门中“物”是重要投入要素，因此制造部门的人力资源属于“物生钱”模式；同时产品的性能、款式等也对收入获取有重要影响，在设计部门中“才”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因此设计部门的人力资源属于“才生钱”模式。但无论企业的业务有多复杂，都可以归类到三种基本模式中。

3 创收模式与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希望以最小的投入，激励员工作出最大的贡献。不同的创收模式决定了人力资源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企业对待人力资源的态度和目的，因此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也各不相同。

3.1 “才生钱”的模式

这一模式决定了企业的收入与激发内部员工[ZW（]本文的员工不包括部门领导及以上的管理层，可以理解为基层或一线员工，以下同。[ZW）]的主动性、创造性紧密相连，企业对高能力员工的需求和激发员工潜力的需要，使得管理者必须重视员工的开发和激励，以人才需要为中心，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不论是舒适的办公场所、精美的午餐茶歇、丰富的休闲活动这些外在的环境，还是弹性的工作时间、岗位的设计、薪酬福利的安排等制度的设计，再到开放的环境、平等的机会、人性化管理这些内在的文化，都反映了企业紧紧依靠“才”为中心的思想以及对人力资源的大力投入。

因此，这一模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吸引及留用专业人才是人力资源部最重要的任务。这一模式的企业中，有员工近万人、发展成熟稳健的跨国公司，也有人数十几人、处在创业阶段的小型企业，相较于办公条件、薪资福利水平等一些“硬”指标，人力资源部在吸引及留用专业人才上应该重点关注工作本身、团队氛围以及企业文化等“软”指标。工作设计如何更丰富、更有挑战性？如何打造坦诚融洽、追求知识的学习型团队氛围？如何使员工认同企业的目标并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这些是每一个企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可以努力营造，也是人力资源部门重点思考的问题。

3.2 “物生钱”的模式

这一模式决定了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对原材料的利用、工具的使用、流程的安排等，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科学的流程，力图把员工变成“生产线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因此收入的创造与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联系较弱，企业缺乏对高能力员工的需求，从而不再依赖单个员工，甚至对“人”的需要也在降低。这一模式的企业往往以效率为中心，所以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企业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只愿意在对生产效率有影响的方面进行必要的投入，不论是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安排还是工资设计、培训的开展等，都以提高效率，减少人力成本为中心。

因此，这一模式的人力资源管理，稳定员工队伍、缓解劳资冲突，以保证生产有效率的进行是人力资源部最重要的任务。面对“80后”、“90后”新一代的劳动力群体，稳定员工队伍包括稳定员工数量以及稳定员工情绪两个方面。如今中国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员工与企业在工资、工作时间、生活环境等问题上的矛盾突出，罢工事件频发；同时，由于高强度的劳动时间、简单重复的工作内容、冷淡的人际关系等，员工的心理状况令人堪忧。如何在控制企业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满足新一代员工的需求，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是人力资源部需要思考的问题。

3.3 “钱生钱”的模式

这一模式决定了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金在运动中的增值，收入的创造来自于员工对信息的获取、机会的判断和对风险的掌控，其中对风险的掌控是至关重要的。创收模式决定了企业要快速、灵活的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在这一模式的企业中，员工掌握丰富的资源，有极大的自，能够独立做出判断，完成工作，企业对员工的控制力较弱，加上企业以即期奖励为主的激励手段，更容易让员工忽视风险，引发危机，妨碍企业长期健康发展。

因此，这一模式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协助控制企业风险，保证企业长期健康运行是人力资源部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减少管理层次、精简机构、流程再造、提高关键流程效率、运用管理信息化手段等来提高企业的沟通速度和监控能力？如何设计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比例和关系，以更加强调薪酬包中的风险因素？是否应该提升奖金递延比例，使之与未来绩效紧密相连等，是人力资源部需要思考的问题。

4 结 论

西方对劳动力的管理经历了雇工管理、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三个阶段，历经120多年，而我国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接受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启蒙以来，只经历了短短30年时间。如今西方正流行的人力资源理念和方法，也许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所有企业。本文以“创收模式”为视角，希望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分类提出新的思路，为中国企业寻找适合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道路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加强.城乡结构调整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4）.

[2]马建民，张在旭，等.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6）.

[3]赵日磊.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Z].世界经纪人专家博客，2011.

[4]林则炎.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访谈[Z].有效营销，2006.

收入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国家治理；税收征管；国家行政管理；流程再造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7807

一、引 言

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发展。其以提升政府从事社会政治事务和公共服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通过重塑管理理念，调整管理目标，整合管理资源，再造管理流程，优化管理手段，培育管理文化，试图将政府管理活动改造成一种建立在多数人认可和参与基础上的、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到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制度运行的过程。其不仅契合了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代表着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最高水平，而且对指导和促进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及其改革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被许多国家用于指导本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正因如此，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明确提出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实行国家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中国当前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政府管理的诸多领域中，税收活动不仅承担着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能。因此，税收治理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一方面，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税收治理必须符合国家治理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税收治理又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实施与成效，如果税收治理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则国家治理也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故如何运用国家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就成为当前中国税收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家治理理论和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与现状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前税收征管的实际状况，试图对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进行必要的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1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家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政府失灵”的背景下，于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政府管理与改革的理论。按照治理理论的著名代表学者林登[1]的观点，国家治理应该建立无缝隙政府，以打破政府传统的部门界线和功能分割的局面，以单一界面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和服务。他认为，无缝隙政府理论的核心是政府流程的再造，在此过程中，应坚持顾客导向，把服务对象看做顾客，将顾客满意度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标准；应把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亦看做顾客，努力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为政府治理创造新的、内在的动力；应坚持结果导向，在确定目标的前提下，重组管理结构，建立扁平化的组织体系，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和团队自我管理，及时控制和导向阶段性结果，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应强调竞争导向，把一些公共产品与服务推向市场，允许和鼓励民间参与和提供，使公共机构与民营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之间、民营机构之间展开竞争，以向社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2]等也认为，政府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造新的能力，并能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的过程”。其在论著中从战略高度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路线图。他们认为，再造政府的关键是寻求能够引起政府组织变革的“基本杠杆”DD即政府体制的DNA。政府再造的过程就是改变政府体制的DNA，从而触发整体体制的变革过程。其将这些基本杠杆分为五种类型，并称之为五个不同的战略，简称5C战略，即核心战略（Core Strategy）、后果战略（Consequences Strategy）、顾客战略（Customer Strategy）、控制战略（Control Strategy）和文化战略（Culture Strategy）。其认为，核心战略的功能主要在于描述政府的主要职能或目标，其他战略的功能则在于描述政府实现核心战略的手段或方法。如果说核心战略的功能在于明确政府的掌舵职能的话，那么其他四种战略的功能则在于提高政府划浆的职能，其中，后果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构建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机制，顾客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的责任机制，控制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的决策权力，文化战略的功能在于创造一种企业家文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俞可平[3]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其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治理与统治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其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通过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易承志[4]则认为，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系、方式和过程，不仅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而且还强调公私合作与相互信赖，强调参与和自组织发展，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等。孙洪敏[5]则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国家治理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个部分组成。

综上，治理理论以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试图通过改变政府管理的理念、方式、手段和过程，从而实现再造政府的目的。它代表着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最高水平，对指导和促进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税收征管改革的研究

在国外，税收征管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税务机构实际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一系列具体活动或流程，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征管改革也主要是由政府税收征管的职能机构具体负责和实施，故有关改革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税务管理机构公布的相关文件和实际征管的过程之中，鲜有专门的学术论著。尽管如此，但从西方国家税收征管改革的战略规划或工作规划中，笔者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家治理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税收征管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加拿大税务局的总体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加拿大税务局将继续与政府客户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效率和继续减少加拿大税务管理部门的总体费用[6]。

在国内，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进行了诸多研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刘奇超[7]认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该在中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关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的目标展开。重点应该包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为基础的税收征管制度制定以中长期税收战略为目标的工作规划，进一步推行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分类分级专业化管理，强化以专业化和集约化为特征的征管组织机构建设，深化以信息管税为主导的信息化支撑体系，不断提高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及国际税收竞争力。王化敏[8]根据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历程与现状，认为中国税收征管改革应该确立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规范税收征管体系的基本内容。姜敏[9]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印发的《“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规划纲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该践行继承式创新，创建稳定持续良好的征纳环境；强化税收监管职能，确保为政府决策提供真实的财政数据；完善报表数据采集功能，满足信息管税的数据分析需求；以税收管理为本提供税源专业管理人力保障；运用身份识别功能识别纳税人并提升其纳税遵从度。综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国外税收征管改革实践经验的学习和借鉴。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征管改革历程及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提出可资借鉴的意见和建议。二是侧重于对中国税收征管现实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与分析，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研究也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与不足，即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支持，有些研究成果不免显得零乱和细碎，有些研究结论或对策显得比较勉强和武断，甚至有些研究成果本身存在矛盾，导致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基于此，本文将从国家治理理论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得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中国税收征管的演进脉络及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

1950年，根据建国初期中国税收工作的实际需要，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中国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统一和规范，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税收制度的正式建立。6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税收征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或五种不同的模式，即1950―1987年的专管员模式、1988―1993年的三分离或两分离模式、1994―1996年的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2年的新模式以及2003年以来的修正的新模式。应该说，每一个发展阶段或每一种征管模式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税收征管现实决定的，这些模式也基本满足了当时国内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但毋庸讳言，每一个征管模式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都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和不足。根据笔者的整理，这五种模式及其主要内容与不足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税收征管模式经过多次的改革，其运行机制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不仅有效强化了税收征管机构的征管能力和服务能力，而且有力提升了纳税人的遵从度和满意度。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这五种模式都是在国家管理论的背景下产生的，都重在强调对纳税人的控制与强制，因此，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就一直无法得到很好地运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在行政管理领域内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就越来越不适应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控制与强制的税收征管模式背离了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一般而言，在国家管理论的背景下，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从事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主要运行方式是控制与强制。而在国家治理论的背景下，政府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统治机构，而更多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运行方式是服务。因此，在国家治理的时代，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在明显弱化而服务性职能在显著增加。“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就是这一转变的直观体现。在此背景下，税收征管改革也应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转变税收观念，在保持必要强制力的前提下，强化服务功能。否则，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控制与强制，就会使税收征管改革背离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第二，强调控制与强制不符合现代税收征纳关系的实质要求。尽管从表面来看，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但在本质上，二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博弈与合作的关系。这是因为，虽然税收会减少纳税人的财产和收入而导致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存着一种天然的张力，但对于大多数纳税人而言，他们都会慑于税法的强制性并对不申报纳税后果进行理性权衡后选择与税务机关合作，主动履行纳税义务。故对于这些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的主要工作是为其履行纳税义务提供必要的配合、帮助与服务；而对于极少数选择与税务机关对抗、拒绝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税务机关的工作才是控制与强制，因而控制与强制并非税收征管的主要内容。故以强调控制与强制为主要特征的税收模式就不符合税收征纳关系的实质和税收征管的现实。

第三，强调控制与强制必然会使税收征纳关系更趋紧张，从而为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更大的阻力。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事实虽然表明中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和征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在大大增加，这无疑会使征纳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在此条件下，如果继续强化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控制与强制，势必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进一步对抗，使税收征管工作面临更大的困难。

综上所述，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强调控制与强制的税收征管模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的税收征管及其改革必须要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持。虽然当前国内外政治理论与税收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多种理论支持，但相较而言，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核心内容与中国目前税收征管改革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更高的契合度。因此，以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不失为一种上佳的选择。

四、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路径导向

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国家职能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相适应。换而言之，国家职能与国家治理方式的发展，为税收征管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范式。因此，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在国家治理理论的指导下，确定改革的路径导向。

第一，以目标为导向，校正税收征管的目标和职能。按照国家职能的分工，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专门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和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10]，与此相比，其他的目标或职能都只能处于次要的和附随的地位。因此，税收征管行为从管理学角度讲就是一种目标导向行为。在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依据国家职能的分工和税收征管的内在逻辑来校正税收征管的目标和职能，一方面，要突出和强化保障国家税收收入这一目标；另一方面，要弱化或减少加诸于其上的其他目标和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税收征管目标简单明确并具有更大的指导性，否则，如果继续给税收征管改革强加许多其他的目标和职能，就会使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因目标模糊不清而失去了指导意义。

第二，以合作为导向，促进税收征纳关系的融合与发展。虽然税收征纳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但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不同的是，如果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没有纳税人的遵从与配合，那么，即使税务机关再强大，要想完成庞大的税收任务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税务机关只有强化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与博弈的关系，才有可能完成税收征管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当代西方国家的税务管理者们开始借鉴企业营销管理中发展起来的客户理论，并将其用于对纳税人的管理中。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在很多场合下都把纳税人改称为Client或Customers，即客户。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把税务机构称为Service，即服务（机构）。如此，把纳税人当成客户，不仅能弱化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张力，而且使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和谐，有利于重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应借鉴西方客户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合作为导向，通过采取有效的手段与措施，密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消除税收征管中的制度，为更有效地完成征管任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三，以激励为导向，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创建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税收文化。虽然近年来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税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改善税务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但由于过去一直把税务人员作为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对象和管理工具看待，从而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激励失灵”的情况，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引入治理理论指导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与激励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应充分认识到税务人员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以满足税务人员的正当需求和价值实现为目标，对税务人员实行激励性管理。在借鉴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在人的五大需求（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中，虽然每一个需求的价值都与其满足程度有关，但前三项需求的价值相对我较低，而后两项需求的价值相对较高。同时，虽然受条件限制，在无法满足价值相对较高的需求时，也应该在相对较低的价值需要中寻找相对较高的价值点。，应该重点满足税务人员的某些高端价值需求（例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通过建立尊重人才、鼓励创新、提倡奉献、促进竞争、奖惩有力的制度，在税务机关内部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税收管理文化，对税务人员产生稳定的、持久的促进作用，使其能够高度忠诚、高度负责、高度热情地投身于税收征管工作之中，从而推动税收征管工作目标的实现。

第四，以服务为导向，重塑征管流程，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近年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税收征管的工作内容归纳为，“服务+执法=遵从”，即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服务和执法来提高纳税人的遵从水平。其中，服务不仅位居执法之前，而且是税收征管的主要内容。因此，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就直接决定着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状况和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情况。特别是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的急剧变化，使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快速、灵活和多变。在此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根据国家治理理论的要求，重新调整内部机构设置，再造税收征管流程，将工作重心前移，给纳税人提供无缝隙的服务，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税务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所固有的分工僵化、各自为政、本位主义、无效率和分工过细等的缺陷，也才能真正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

第五，以监督制约为导向，将税务人员的审计监督与纳税人的检查相结合。在现实中，虽然逃税者是少数，但却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因此，加大对逃税行为的治理，一直是税收征管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虽然学者们将逃税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的相关信息所致，但事实上，个别税务人员与不法纳税人内外勾结也是导致税收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的思路，将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稽查与对税务管理人员的内部调查结合起来。除要完善对税务人员的日常监督和业务审计外，应在对涉嫌逃税的纳税人进行稽查时，应同时对相应的税收征管人员进行内部调查；反之，在对税务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进行内部调查时，应同时对其税收征管业务进行专项检查。

五、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进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不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且也成为当前中国税收征管的当务之急。为了使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供改革者参考：

第一，在税务管理资源的配置上，应该根据不同管理岗位的工作特点和内在需求，调整人力资源和其他管理资源的配置。具体而言，就是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要根据“服务+执法=遵从”的税收管理理念，重点加大对纳税申报前的税务登记、票证管理、纳税辅导等服务岗位人力资源的配置，将更多的管理资源用于基层和一线的管理和服务上。通过对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与纳税人实现无缝对接，从而使税务机关在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并督促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同时，应该充实纳税后检查岗位的人力资源。通过配置更强的稽查力量，加大对税收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税收违法案件的发生。而对于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岗位，由于税款申报缴纳方式的多样化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发展，已使这些岗位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因此，应该减少征收岗位的人力资源。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除了应该加大对税务管理人员业务配置的投入外，还应该加大对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等的投入，以保障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第二，在税务管理的方式上，变按税种管理为按纳税人管理。在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下，除个人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外，大多数的税收都是由企业或其他的社会组织承担的，同时每一个企业都要同时承担多个税种，且这些税种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联系[11]。因此，将现行的按税种管理改为按纳税人管理，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税收征管的普遍趋势，例如，澳大利亚将纳税人群体分成个人、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非赢利性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六个不同对象分别进行管理。美国国内收入署从2000年9月起按纳税人的不同将其管理机构分为四个执行部门，即工资和投资收入部、小型企业和独立劳动者部、大中型企业部、免税和政府机关部，每个部门负责向相应的纳税人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南非税务局将纳税人分为三类，即少数的大企业和有高平均纳税额的个人、不断增长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大量具有较低平均纳税额的微型和非正式实体，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业务模式。这些改革措施在现实中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因而笔者建议，中国的税务管理可以借鉴上述国家的改革经验，根据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或收入情况，对其进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分类征收和分类检查。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大规模引入现代电子技术，实现大规模、数字化的管理。现代化的税收征管离不开大规模的电子高新技术和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持，因此，优化税收征管系统，实现大规模、数字化的管理是当代世界各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12]。例如，澳大利亚以“大规模就是数字化”的思想为指导，希望税收申报和税收核查均能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来进行。加拿大税务局实施开发新的GSH/HST系统，通过在线工具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美国则希望在最近几年中用现代化信息系统来代替主申报程序，从而实现将业务流程与技术策略融为一体，强化业务系统现代化（BSM）项目的管理。笔者建议，中国应汲取上述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手段，根据中国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在优化现有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组织开发具有更强大功能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以实现技术手段与管理流程的高度融合。

第四，在执法手段上，实行集中执法，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税务行政执法的水平。虽然中国目前的税收违法现象较为普遍，但一般而言，税收违法犯罪及由此导致的税收流失自有其分布的规律，且不同纳税人群体的税收违法犯罪与税收流失的规模和后果也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治理的效果也并不相同。因此，应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主要的执法力量，一方面，加强对税收违法犯罪的重点税种（如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群体（如非工资收入的高收入群体）和重点经济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等）的检查与处罚；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的力度，使违法犯罪者为其税收违法犯罪行为付出更高昂的经济代价、法律代价和政治代价，从而使其不致再犯，并对他人产生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六、小 结

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也正经历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中国现行的以社会管理模式为背景的税收征管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级税务机关只有在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以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以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为目标，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科学规划税收征管改革的总体蓝图。同时，有针对性地确定税收征管改革的路径导向和改革的具体手段与措施。在具体实践中，应持续优化税收管理人力资源配置，逐步转变为按纳税人管理的税务管理方式，借力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助推税收征管的大规模数据化管理，在依法治税的同时不断提升税务机关执法能力，只有这样，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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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再造政府[M] 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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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化敏中国税收征管改革：制度、模式与体系[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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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炜对我国税收征管改革问题的思考[J]财政研究，2011，（9）：27-28

[11] 刘卫忠试析中国税收征管改革方向[J]经济学动态，2001，（1）：30-33

收入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税收管理理念　人本　服务　法治　诚信

一、现代税收管理理念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管理理念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定的管理理念总是基于一定人性假设之上的，管理者总是根据这些人性假设来确定他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的。

西方关于人性的传统基本假设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人是“自私自利”的，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根据这一传统的人性假设。管理学家麦格雷戈于1957年在其《企业中人的因素》一文中提出了x理论。x理论认为人天生是好逸恶劳，没有雄心壮志的。宁愿受到指挥，要求安全高于一切。因此，必须对大多数人实行强制的监督指挥和用惩罚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适当的努力。在此基础上，x理论认为多数人不能自我管理，需要另外的少数人从外部施加压力。在管理实践上，x理论强调强硬管理的权威性和服从性。在管理方法和措施上，x理论强调：管理的重点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基本上不考虑人的感情和道义上的责任；管理工作只是管理者的责任，是少数人的事情，被管理者的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服从管理，而无权参与管理；为了加强管理，需要制订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通常的激励措施是金钱刺激加严厉惩罚。传统的管理组织结构、管理政策、措施和计划都反映了上述假设。

然而基于x理论的管理理念在实践过程中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使麦格雷戈认识到，传统的指挥和控制的管理理念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管理实践，因此，需要一种对人进行管理的不同的理论，从而提出他的新理论——y理论。

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因为在工作中消耗体力和智力就像游戏、娱乐或休息一样自然；人们在自己对目标负有责任的工作中能够实现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而外部控制和惩罚只是迫使人们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手段之一；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而不仅仅管理者才具备这一能力；在一定条件下。人不仅能够学会接受责任，而且能够学会主动承担责任，而逃避责任、缺乏进取心、强调安全感一般只是经验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许多人对组织具有相当高的想像力，人的智力潜力仅仅利用了一部分。在这些假设下，y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成长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通过组织一体化原则，创造一种条件，使组织成员通过努力争取组织的和自我的成功，以最好地实现个人目标。因此，y理论主张的管理方法和措施有：管理者的工作重点，要从控制人转移到创造一种适宜的条件和环境，使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充分实现自我；管理者的职能和任务应当从单纯的指挥者，转移到成为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的良师益友，为发挥人们的才干创造良好的条件，减少人们在实现自我中的障碍；奖励方式从强调来自外部的奖励转变到强调内部的奖励。

y理论与x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x理论强调外来的控制，而y理论则侧重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由于x理论把人们的行为过分一般化、简单化了。因此，y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能提高管理者目标和被管理者目标一体化的管理理念，并体现了人性的发展。同时，他把尊重被管理者人格当作管理目的本身，而在x理论指导下的管理根本无法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利益的统一。因此，y理论为人性化的人本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现实中，虽然管理层很少会承认他们信奉x理论，但他们的实际做法与口头所宣称的相悖。如果实事求是地看一看管理者是如何管理被管理者的，那么大多数组织的管理方式都反映出这样一种理念，即：若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被管理者是不能很好地服从的。

(二)现代税收管理理念

税收管理是管理的一部分，关于管理理念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税收管理。一定的税收管理理念同样是基于对被管理者的人性和行为模式的假设基础上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认为并且强调：纳税人都不可能如实申报纳税，人人都想少缴税，最好不缴税。因此，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必须像警察对付小偷一样，对厂商企业和纳税人实行“上对下”式的强制型管理关系。

然而，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伴随着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

理”理论，根据现代管理理念的相关理论，对现代税收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公共管理运动缘于对20世纪7o年代以来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滞胀”困境以及西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期间传统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弊端丛生的深刻反思，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服务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主张把公共管理对象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这给谣方乃至世界各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带来深刻的影响，促使传统的韦伯官僚制模式向以市场与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同时，对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税收管理理念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取代了传统韦伯官僚制人性恶的假设前提，认为以人性恶为基点并试图通过规制导向约束人的行为来维护公众利益的思路是不完备的。应该承认人的经济性特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并实现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一点给西方国家税收管理理念带来深刻影响，促使税务机构从过去视纳税人为偷税者处处设防严查重罚，转变为重视对纳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通过提供高服务质量，降低税收征收成本，以提高纳税遵从率。有测算表明，一份纳税服务方面的努力，相当于50份税务监督打击方面的收获，成本收益率比较不言自明。鉴于此，一贯以严厉著称的美国联邦税务局也于1998年实施了重组和改革方案，把“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作为美国税收管理现代化的理念和使命，并把为每个纳税人提供一流的办税服务和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旨在确保税法得到公平实施的服务以及创造高质量的工作环境(为税务人员服务)作为其三个战略性目标。

二、树立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

(一)转变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

我国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正是基于前述的x理论。税收管理的重点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了加强对纳税人的管理，制订了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指挥与服从管理的关系，是一种传统的“上对下”式的强制型管理关系。这种传统税收管理理念是一种任务统帅下的陈旧理念，其直接后果是纳税人与税收管理者形成一种对立甚至敌对的态度，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纳关系和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逃漏税和税收流失。给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从根本上加以转变：(1)从传统的征税人即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纳税人居高临下的纵向管理，转向征税人对纳税人的横向平等的现代人本管理；(2)从传统的权威管理和服从管理，转向现代的和谐管理和服务管理；(3)从传统封闭式的以税收计划和税收任务为中心的管理转向全面开放的以依法治税为宗旨的现代税收管理；(4)从传统的人治管理、目标管理、承包管理，转向现代系统管理、综合管理、有效管理和法治管理。

然而，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跨越以规制导向为特征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强制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体现的税收管理理念于现阶段也不可能在我国全面推行，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仍是我国当前税收管理的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所蕴含的“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必将成为我国税收管理理念创新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税务部门应由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参与者的角色逐步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转换．并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提供优质的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

正是基于此，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树立“监督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税收管理理念，明确地把我国税收管理理念定位为“优质服务+科学管理”。这是一种新型的适应税收管理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税收管理理念，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需要的税收管理理念。它把重视服务和加强管理相提并论，是对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扬弃和对新形势下税收管理活动的内涵和实质的准确把握，是我国今后税收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现代化税收管理理念的具体内容

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树立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实践的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

1．树立“人本”管理理念。现代税收管理强调“以人为本”，首先就是以纳税人为核心，把纳税人服气不服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罱税务机关执法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要根据纳税人的确切需要，做出正确的税收征管决策，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贴近式的服务，引导纳税人正确理解国家的税收决策。增强其税收遵从意识；其次，要注意提升税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思想品质教育，强调任人唯能和奖优罚劣原则，实行“功绩制”考核；严格把好税务人员“入口”和“出口”关，招聘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充实税务公务员队伍，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培训机制，培养造就复合型知识人才，承担起知识时代税收征管任务。

2．树立服务管理理念，实现办税服务与日常税收管理的有机结合。要转变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改变把纳税人放在税务机关对立面的做法，应通过多种形式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服务。如成立纳税人服务中心，建立纳税服务专门机构，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政策法律咨询、纳税辅导与培训、票证领购表格领取或下载等互动式服务；建立公共服务型税务机关，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将纳税服务贯彻到税务检查、行政处罚、听证、复议、诉讼全过程，使纳税服务制度化，利用信息网络，采取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等多种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天候”优质服务。

3．树立信息应用和科技管理理念，实现由传统的手工征管向现代化信息征管的转变。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金税工程”、“大集中”工程等信息化措施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信息集中。集中信息的目的是应用信息，实现对税收工作全过程的分析、监控、改进和完善。各级税务人员既要善于利用信息网络广泛采集信息，并对信息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又要增强信息安全意识，使税收管理情报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得到保障。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就要整合现有信息系统，建立依托计算机网络和统一规范的应用系统平台，覆盖所有控管税种和工作环节的税收管理系统；开发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软件，按照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工作规程，对纳税流程实现计算机自动监控管理；建立覆盖各部门的税收综合管理体系和信息管理监控系统，实现税务与其他各部门的联网与资源共享。提高税收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理念。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税收征管模式，是—个不可分的整体，所有税务人员都应该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的观念，掌握本岗位工作如何与相关岗位进行配合衔接。尤其是在专业化管理模式下，必须注重征、管、查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注重运用系统整体观念来系统分析，综合解决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树立系统综合管理观念、自觉地把税收管理系统与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税收管理系统的运行质量。

5．树立法治管理理念，实现由依靠行政手段管税向依靠法律治税的转变。要最大限度地弱化行政权力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强化税收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和覆盖面，建立规范的税收立法机制、科学的税收征管机制、有效的执法考核机制、严密的内外监控机制，把税收执法的各种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之下。

6．树立效率管理理念，实现由注重完成任务向注重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的转变。简化办税程序，减少征税成本，将税收效率作为评判税收征管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扩大窗口办事权力，谁受理谁负责。谁办理谁承担责任。合理设置人员机构，弱化任务考核，强化质量考核，把征管质量高低作为判断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规范税收征管费用支出，并列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年终考核指标，调动全员参与税收成本管理。

7．树立社会管理理念，发展中介机构。现代税收管理是一项牵涉颇广，工作量巨大的工作，仅凭税务机关的力量是很难做到完美的。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大力发展税务业，将税务机关的主要精力放在大税源的监控、稽查上，而对报税环节的监管从税务机关转移到税务中介机构，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有效提高了征管效率，使税务在为纳税人提供广泛社会化纳税服务的同时，也成为税收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

8．树立文化管理理念。税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是先通过一定的载体，凝练在管理上、制度上以及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层面的，然后通过学习和观念上的提升来达到提升管理理念的。所以税收文化建设应该更好地与税收征管各方面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税收文化建设，营造一种氛围，让征税人和纳税人逐步理解税收本质，形成征纳双方一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把税收意识融入日常管理中，最终增加征纳双方的诚信度、责任感和法律意识。

9．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实施分类征管。将西方风险分析理论引入税收征管，借鉴日本的“三色”申报机制、美国的“分三级管理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纳税人的收入风险不同的现实，在税务机关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类型纳税人的不同特征，分类管理，做到合理安排税务机构内部资源，将税收征管能力集中在税收收入风险较大的纳税户的监管上。

收入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偏好；创新激励；业绩差距；创新投入

一、 引言

本文基于前景理论，首先从总体上将公司业绩状况分为两类：高于预期业绩的收益状况、低于预期业绩的损失状况，深入分析这两种状况下创新激励的驱动因素有何差异；其次，进一步根据业绩水平对企业进行分类，从动态视角实证检验管理层风险偏好转移对创新决策的作用，理论分析面临不同业绩状况水平时，管理层激励差异对创新决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过程中，我们将着重考虑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动态变化之于企业创新决策作用的影响，这有别于当前文献大多集中于静态研究，从而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

二、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静态视角

1.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风险偏好指的是对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是风险偏爱还是风险规避。前景理论是企业行为理论中用于分析风险偏好对决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主要观点是人们会理性地“自利”，因而经济运行也具有自身的“理性”。而行为经济学论者则认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该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ey（1979）在心理调查基础上，针对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行为中的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而提出的新理论，他们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前景理论的开拓者Kahneman和Tverskey（1979）、Tversky和Kahneman，（1992）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在作选择时会经历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需要对企业“前景”作简化和重新编码，由于企业组织是一个目标引导的系统，因此管理层根据其企业组织当前的状况与预期状况进行比较，也即根据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作出反馈，并通过一些简单的决策规则来编辑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前景”。在评价阶段，则假设决策者对每一个被编辑过的前景加以评价，然后选择最高价值的前景，进而形成风险偏好的类型。因此，可以用图1简单描述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形成过程。

图1中，可以看出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过程。具体来说，管理层通过比较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两者之间的差额，对企业的风险进行编辑阶段，从而将企业分为两类：预测盈利类和预测亏损类，对企业风险进行评价。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盈利”情况下风险偏好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当企业实际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在管理层看来，这属于“盈利”的情况。前景理论认为，面对“收益”的情况下，决策者会变得风险规避。

推论1：当企业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微盈利”的局面，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但随着企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冗余资源，这种资源是组织中实际的或潜在的一种闲置资源，它包括闲置的能力和员工，以及财务资源等（Levinthal & March，1981），它可以使组织成功地应对内部调整的压力和外部政策改变的压力，以及应对外部环境而改变战略。因此，企业行为理论认为除了问题式的研究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研发方式是冗余导向型研发，它指的是当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冗余资源时，它作为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缓冲剂，可用于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冲突，从而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Cyert和March（1963）认为冗余式的研究方式也是当今企业适应环境的一种战略。企业可以将冗余资源投资于开发尚未被挖掘的新技术方面，以此减缓未来不可控的或有事件对企业造成的危险。因此，当组织有更多的冗余资源时，它有更多的机会研发新产品，且企业管理层所受的绩效监督相对较小，也更愿意及更有耐心开展R&D活动，属于风险偏爱型（Greve，2003）。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2：当企业绩效远远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大盈利”的局面，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冗余资源的增加而增大。

（2）“损失”情况下风险偏好对R&D投资的影响。因为，前景理论认为，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决策者由于“损失厌恶”，而变得更倾向于冒险，属于风险偏爱型。因此，当企业实际绩效若低于预期绩效，则管理层寻找渠道以达到目标预期值的倾向会增强。因为与成功企业相比，不成功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往往较高。基于这种观点，则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时，企业会增加它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行为理论也将企业的研发方式分为两种：问题式研发和冗余式研发（Cyert & March，1963）。当企业实际绩效达不到预期绩效时，意味着企业处于“损失”状态。“损失”情况下，企业当前绩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时，则企业“前景”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偏爱风险，而有很强的动力去开展创新活动，因此这种研发方式成为“问题式研发”。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的推论：

推论3：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微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差距的增大而增强。

但是随着企业绩效状况的恶化，比如濒临破产边缘时，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会缩减开支，尤其是对于创新投入这类需要长期投入且见效慢的投资。因此，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4：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大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距离破产边缘差距的增大而下降。

三、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动态视角

1. 基于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的分析。从上文的推论可以看出，根据前景理论的假定，管理层风险偏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将视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的差距而定。即使是在“盈利”情况下，随着企业“微盈利”与“大盈利”的变化，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也不一样，从而影响企业最终的创新投入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认为，风险偏好参考点是管理层在作出风险偏好判断时的主观参照点，管理层用于评价利得和损失的这一参考点是会随着“前景”问题的变化而发生转移的，而管理层在评估问题时依据不同的参考点所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Kahneman & Tversky，1979）。

2. 风险偏好之“框架效应”运用到创新决策。

本文假定：（1）企业当前t期的绩效状况为亏损状况-L（L>0），t期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且差距绝对值为G（G>0，G

因此，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1落在G0的左边，R&D投资预期收益G1y1，这一结果表明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后的收益值（x1）大于合并后的损失减少值（y1），故这种情况下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考虑是最佳的，从而得出以下的结论：

（1）对于绩效L，存在着一个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的临界值G*（G*∈[0，L]），当绩效之差G值落在 G

结论一：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损失”严重的情况下，即使管理层能预测到投入R&D投入强度为a1能产生G的收益，但由于相比损失而言，G太小了，于是管理层会放弃a1强度的R&D投入，变得更加谨慎。因此，R&D投入强度视绩效差距G而定，如果G太小，则投入动机不强。

（2）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值落在G>G*的区间，管理层则将t+1期研发带来的收益G与当前绩效状况的损失L整合考虑，由于研发收益G合并导致收益值所带来的心理价值被缩小，则R&D投入强度为a2，且a1>a2。

结论二：即如果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足够大，超过了临界值G*，此时，管理层才会将R&D投入强度a1所带来的收益G考虑进来，此时，R&D投入动机才明显。

3.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损失”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将以上结论与企业创新决策相联系，则相当于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损失”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当企业的实际业绩微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希望通过开展新的创新活动等途径创造新的赢利增长点，以实现预定目标，此时“达到预期”是管理层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但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G比较小，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不强。

推论5：当实际业绩稍微低于预期业绩时，“微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动机明显。

而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濒临破产边缘时，面对这类“损失”严重的状况，如何使得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是管理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为了让企业存活下来，管理层“背水一战”，寄希望于通过创新投资来改变企业命运。此时，绩效之间的差距G足够大，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比“微损失”状况下的要强。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6：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业绩时，“大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让企业摆脱困境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很强，且激励作用强于“微损失”动机。

（2）“收益”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高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收益”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同理，本文也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当企业实际盈余水平稍稍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比较小，企业积累的冗余资源较少，此时管理层会相对谨慎些，他们的创新决策激励更多地集中在如何保持现状，管理层投资决策更多地放在短期投资活动（Nohria & Gulati，1996）。而当实际盈余水平远远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企业拥有很多冗余资源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足够大，管理层激励参考点集中在如何充分利用冗余资源上，此时的投资决策往往倾向于一些着眼于改善企业长期业绩的活动（Cyert & March，1963）。

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7：当实际业绩稍微高于预期业绩时，“微盈利”下管理层为了保持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明显。

推论8：当实际业绩远远高于预期业绩时，“大盈利”下管理层为了利用冗余资源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相比“微盈利”更为明显。

四、 研究结论

1. “损失”情况下与“收益”情况下，不同业绩状况影响了管理层不同的创新驱动决策。“损失”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会增加强创新投资以缩小业绩差距，但随着差距的扩大，创新投入强度会下降。同样地，“盈利”情况下，冗余资源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实际业绩越高于预期业绩，积累的冗余资源越多，也越有利于创新投资。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创新投入存在着框架效应，这一框架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受公司业绩实际值与预期值之差距影响。当差距足够小时，管理层风险偏好不明显，创新投入动机不强，只有当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差距超过了G这一临界值时，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才会倾向于创新投入。

3. 从动态视角来看，管理层激励转移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得到了证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当企业面临不同的业绩状况时，管理层激励转移是如何影响创新投资决策的。其中，“大损失”下管理层的创新投入动机要强于“微损失”的投入动机，“大盈利”下的同样也强于“微盈利”下的投机动机，这些推论与前文数理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Kahneman D， Tversky A.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 1979，47（2）：263-291.

2. Levinthal， D.A.and March J.G.A Model of Adaptive Organizational Search.Journal of Eco- 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1，（2）：307-333.

3. Nohria N， Gulati R.Is slack good or bad for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1245-1264.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S20120400065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1104908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2YJC630008）。

作者简介：甄丽明，广东金融学院会计系讲师，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