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文

时间:2023-11-06 02:42:07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1

中央曾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基本原则。但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行政性垄断、制度性腐败、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双轨制短期内难以破解和消除,至少在未来数年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继续。

在这种情况下,近期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只能选择几个重点进行突破。

(1)“保低”优先

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是社会的最底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正如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所做的那样。

经济学家纳克斯曾经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地区居民由于收人水平低,在用于生活消费支出之后,几乎没有余钱用于储蓄,致使资本形成不足,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最终又只能获得一个低收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投入———低生产效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贫困也就被一代一代地被“遗传”了下去。而根据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制度,在相对贫困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越快,并因此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增长慢———人口增长快———经济增长越慢———人口增长越快”。在这两个恶性循环的叠加作用下,我国贫困的代际“遗传”现象已经有所显现。

有鉴于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前期“保低”成果,是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三项任务都被写入此次改革的意见稿中。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将逐步得到改善。城市低保水平和面积将不断扩大,其中企业改组改制、缺乏劳动技能和生活来源、资源枯竭城市工矿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困难群体将成为低保重点考虑的对象。在农村地区,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确保农民收入的增长。

(2)进行工资制度改革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最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最关键。这表明“调高”成为了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或者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所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工资制度的改革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也是题中之义。

目前看,增加政府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十分必要,理由有三:一是经过多年的改革,企业工资基本上已由市场来调节,相对而言,我国政府与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明显滞后;二是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过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但始终没有超过1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可能高达50%左右。三是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数量庞大,其工资水准的调整可为企业工资的相应调整提供参考。

当前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好的公务员工资分配新机制,重点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适当拉开不同职务、不同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强工资的激励作用。二是实现阳光工资,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争取作到工资主要与级别和职务挂钩,而与所在部门无关,以利于工作人员在各部门之间进行良性互动。三是调整结构,注重公平,工资改革适当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倾斜。

与此同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有三个重点:一是改革现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管理体制,赋予地方、部门一定的分配管理权;二是在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上与公务员工资制度脱钩,使现行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地与市场机制相衔接;三是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以充分调动管理人员和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当然,公务员工资改革相对而言更容易展开,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由于需要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展开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滞后一点。

(3)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早在10年前,政府就出台了垄断行业最高工资指导意见,但实际效果不明显,甚至有所恶化,引发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大的异议。此次,《意见》将垄断行业列为一个重点对象,不仅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前期改革需要,而且也是出于“调高”的考虑。《意见》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邮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建立平等公开的、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

理论上讲,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最好、也是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对企业利润课以专项暴利税,垄断性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由其自我定价,而是需要公众听证会认可。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地方政府也已经就各类服务型价格的调整举行过公众听证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按照此次改革要求,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将主要体现为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2、未来发展的趋势

大体看来,上述三项改革之所以被选为近期重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标准:一是所针对的现实问题相对突出,二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三是可为未来改革的深入创造良好条件。

下一步的改革是分步推进那些问题突出、但还短期内难以完成的改革工作。综合各方面信息分析,我们认为,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067万人,合计6432万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这些农民纳入低保范围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探讨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在农民工就业、医保、社保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逐步进行改善,让农民“进得城来,留得下来”,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以最终解决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

三是建立和完善高收入阶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四是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监测体系,每个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收入(如不动产获得的收益、继承遗产的收益、银行利息收入、工资薪金收入等)最终都应从各部门(福利部门、银行、海关、公司、企业雇主等处)汇集到税务部门,以利于税务机关有效地展开个税监控。

五是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建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供求信息和农民工权益维护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重建农村基层的医疗救助网络和体系,改变当前医疗救助资源过分向城市集中的现状,以及农村缺医少药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的局面。

六是加快政治体制、国有企业、财税体制等配套改革,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完善市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机制,建立和健全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并最终建立一个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

有关政策建议

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

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国外已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其实税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调节收入差距,缓解初次分配中难免出现的社会矛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缩小居民差距能够起到显著成效。加拿大1974年纳税人的税前基尼系数为0.38,税后基尼系数降低为0.34;到1993年,纳税人的税前基尼系数为0.37,税后基尼系数降为0.33;英国家庭原始收入基尼系数为0.53,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

适时开征遗产税

遗产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征收起点较高,征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者,是抑制“富人”代际转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有利于减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此税。目前,我国初步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一些有利条件。我国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个人死后的财产继承,给出过相应的法律规定;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富豪;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资产评估人员,积累了一定的财产评估经验。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现在开征收遗产税没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富豪还很年轻,将征收不到多少税金。然而,从政策学角度出发,一个政策出台的最好时机通常是对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不带来明显冲击的时候。现在出台遗产税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所以它反而是一个较好的出台机会。

国资收益权要尽快落到实处

目前,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就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但要打破垄断最难的是由于垄断行业大多资本规模巨大,市场进入困难,很难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形成合理价格,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政府的干预和采取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生产供应方式。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与贡献的匹配问题,真正体现其劳动价值。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国资收益权要落到实处。因为在国家不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拥有国有资本收益自由支配权。那么,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就会不断膨胀,而困难企业的职工却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的弊端,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将积重难返。国资收益权落到实处,一方面它可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权益,一方面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目前,我国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在未被社会保险覆盖的人群中,除了少数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外,大部分是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私营个体企业雇员以及非组织化就业人员等,人数在2.6亿左右。目前,我们具有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这些人大多是青壮年,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时间将长达20年或30年以上,如果从现在开始将他们都纳入社保体系,尽管每年获得的社保资金不多,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就会达到一个巨大规模。

加速推进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2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收入差距问题依然突出

一是整体收入差距明显。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2008年为0.48,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从农村和城市看,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二是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局未变,并呈继续扩大趋势。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万元,全国人均达到13785.8元,但是,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地区比较)由2006年的11747元扩大到1361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2006年的7005元扩大到了7816元。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也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

1978年,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最终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35.9%、12.9%、51.2%;到2008年,这一比例变化为31.54%、10.75%、57.71%。整体来看,企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构成了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特征。但是仔细分析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现,1996年以来,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呈现递增趋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则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时期,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的17.7%上升到了2008年的31.54%;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则由1996年的69.5%快速下降到了2008年的57.71%。这说明,1996年以来国家在分配收入上采取的调控政策明显向政府倾斜(主要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及1998年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使政府的最终可支配收入状况逐步改善,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则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与发达国家收入结构相比较,1994―2004年,美国、德国等国家个人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而政府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5%左右。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阶段,如果与处于同一阶段的日本进行比较,日本1965年到1973年国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中,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基本在75%左右,政府的比例基本在15%左右。

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倾斜,一方面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三)初次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合理,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一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是“十一五”期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此后逐年下降,目前下降到了40%左右。二是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价值差距过大。例如,在初次分配中,资本价值就远远大于劳动力的价值。三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公。垄断行业凭借行政手段无偿或者低价占有社会公共资源,依靠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润,造成初次分配秩序的不公平。

(四)再分配体系尚不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亟待加强

一是调节收入的税收体系尚不健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公民收入分配渠道透明度低,隐性、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家庭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个人所得税偷逃现象严重。与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的赠与税、遗产税、财产税等尚未出台,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二是公共财政体系改革亟待加强。虽然我国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完善,但从总体上看,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有效建立,突出表现在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以及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领域投入不足等诸多方面。而且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明显向高收入人群倾斜,进一步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三是工资分配的宏观调节力度不够。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广和落实难度较大,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等工资宏观管理措施缺乏有效约束。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不健全,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仍然偏低。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健全,社会保障能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和推广,农村社会保障投入仍然不足,城乡、区域间社会保障还不能实现有效衔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形成对低收入阶层的有效保护。

二、“十二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项原则

(一)生产条件或生产资源的初始公平分配原则

仔细分析我国收入分配中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初始生产条件或生产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正是由于生产条件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城乡之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初始分配中存在着不公平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的市场分割和制度障碍造成生产条件难以有效交换和均衡,导致了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从而动摇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基础。实践中的体现就是普遍存在的区域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行业收入差距等。因此,我们认为,要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生产条件或生产资源的初始公平分配出发,重新构建收入公平分配的原始基础,从起点公平做起。

(二)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基础性作用原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价格,以要素价格的形式参与分配,从而形成收入分配的多样化。而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它还涉及产权制度、市场体系、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等问题。在我国目前产权制度不明晰、市场法制不健全、部分行业垄断现象较严重的情况下,按生产要素分配,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体系混乱、要素贡献的价值差距较大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因此要形成一个合理公平且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继续坚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三)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原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促进发展和提高效率的同时,要将促进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着力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所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统筹协调,深化改革,加强再分配体系建设,努力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

三、“十二五”时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积极推进统筹战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收入分配起点公平

生产条件初始公平是收入分配公平分配的原始基础,我国政府应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生产条件或生产资源分配差距的缩小作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统筹发展战略的一项具体任务,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为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打下良好的基础。

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调整区域发展战略,逐步扭转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大地区间公共财力差异的调节力度。加快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同时,消除人口迁移的体制,鼓励落后地区人员进入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就业和定居。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劳动者获得收入的能力。深化劳动人事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影响劳动者合理流动的体制,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合理流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着力改善中低收入者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

(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公平规范的初次分配秩序,促进收入分配机会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巩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劳动报酬的提升与普通职工工资机制密切相关,因此要努力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健全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机制,及时调整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解决拖欠和克扣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收入合理增长。

继续推进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设。从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相结合出发,在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下,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根据劳动者与生产要素的不同投入方式,从收入分配上将投资者、经营者、生产者分离开,实行投资者按资本分红,经营者按业绩、风险责任分配,企业职工按劳动贡献分配,形成多元化分配格局。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管理。继续推进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基础产业及金融、保险、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完善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的监管。

深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规范国家公职人员收入。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逐步实现福利待遇的规范化和货币化。尽快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体的多元化分配机制,充分激发国有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完善再分配调节体系,努力实现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

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收入和税收调节体系。尽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收入综合申报和税前费用扣除制度,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确定相应的税收水平,增强税收调节的公平性。

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按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重,更多向“三农”、教育、卫生、就业、廉租住房等重点领域倾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加快农村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探索实施农村老龄人口生活补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城镇范围内进一步做好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的扩面和做实个人帐户工作,逐步提高城镇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3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 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拥有更多的财富”。这有赖于通过经济的增长来带动群众收入的增长,通过收入的增长来累积更多的社会财富,来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收入分配制度与方式,历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 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是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创新,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展30年来的成就,体现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巨大飞跃。

一、改革开放初期至党的十三大召开,在按劳分配制度基础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克服平均主义

长期以来,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只有以劳动获得收入的按劳分配制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基本排斥按生产要素(劳动、技术等除外)分配,尤其排斥凭借财产获得收入。但是由于劳动能力不同,家庭人口不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于是就形成了过分追求平均主义的风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站在时代的高度,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按照国际惯例, 通常把基尼系数为0.40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因为当时我国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30, 收入差距小,所以分配政策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平均主义。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这一时期国家把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打破了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起来,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党的十四大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分配制度,强调通过其他分配方式获得更多收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

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发展,改革初有成效。这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40,收入差距开始增大,到达国际规定的警戒线,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 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分配制度上,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第一次把“ 其他分配方式”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具体包括逐步建立健全工资总量调控机制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一改革拓宽了收入增加的渠道。

三、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强调各种财产要素公平参与收益分配,进一步扩大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各种生产要素带来的收入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城乡居民的财产不断增加。居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房屋、收藏品等财产的拥有量迅速增加, 相应的利息、红利、租金、增值收入等也在成倍增长。人民手中积累了一定财富后, 各种要素收入逐渐成为我国国民新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不可缺少而又有限的资源,它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让渡不可能是无偿的、不计报酬的,就必须承认生产要素所有权,必须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给予他们相应的收益回报。否则将没有人会自觉自愿地无偿提供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生产活动也就无法正常、高效地进行。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坚持解放思想,提出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规范和完善其他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土地、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公平参与收益分配”。这一分配方式的改革,要求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 提供的要素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贡献越大, 所获得的收入就越多。它不仅刺激人们将已有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 而且鼓励人们用已经形成的收入进行积累, 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要素, 用于扩大再生产,更好地调动人们的投资和提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 从而为加快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四、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温饱实现了总体小康,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突出的表现就是全国居民的银行储蓄快速增加。2000年后,居民的银行储蓄每年增加一万亿元,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如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一系列影响民生和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2002 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47,属于“差距偏大”的情况。中国要防范像某些拉美国家一样出现因为贫富悬殊过大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就需要党和政府从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让财富覆盖更多的普通百姓,抹平横亘在人们收入之间的鸿沟,缩小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4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行业企业间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高管和普通职工差距。解决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提高居民收入关系到收入分配制度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当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以积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制定收入分配改革规划,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十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主导作用,摒弃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要重视公平正义。国家应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纳入经济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促进民富,建设“橄榄型”社会,实施的思路是“限高、保低、扩中”。确保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较大幅度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持,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规范分配秩序,提高“两个比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两个方面来进行。

初次分配阶段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是造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因此,政府预算收入增长速度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水平上。同时,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使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协调,确保居民收入占比不再下降。要在初次分配中适当加大劳动要素的分配份额,各级政府要在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研究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要严格控制经营管理层不合理的收入增长,使各类生产要素的分配格局更趋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调整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并非越高越好,如果地区经济欠发达,其经济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即使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很高,也缺乏扩大再生产能力。因此,要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就业结构、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合理比重等角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要素收入为核心展开研究与实践。

再分配阶段要更加注重公平。国民总收入要进一步通过转移的形式在国内各个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初次分配收入经过再分配后形成政府、企业、居民三个不同主体的最终收入。税收与政府转移支付对收入再分配起着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侧重于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个方面,发挥再分配活动对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节作用。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双向发力,尽快改善我国财税的再分配功能,同时通过社保、教育、医疗体制等配套改革,真正体现出再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和更加关注民生的要求。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落实惠农政策。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努力促进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着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包括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促进转移就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等等。

针对农民收入实际情况,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在此基础上,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体制和制度,把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工资支付等进行法律规范,保障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加大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将农民工的培训纳入财政的支持范围,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村劳动力培训意愿,大力开展多种门类、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法律意识和文化水平,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

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目前,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商机制,尤为迫切。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问题,制定相关的调控政策及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解决一线工人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要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内容,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大力推动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还要引导和规范职业福利,避免由于职业福利水平不均带来的实质性收入水平不均。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提高职工工资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水平,形成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促进最低工资水平持续稳定提高。

加快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一是要放宽市场准入,加强行业竞争,进一步放宽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在能够引入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地引入竞争。二是要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格局,建立合理收益分配机制,对,资源垄断型企业合理征收资源税,在成本、利润公开透明的基础上,严格审定垄断行业各类产品和服务价格,合理压缩垄断行业的利润空间。三是要加强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非实体经济行业工资和薪酬分配的监管和调控。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以体现公平为主。政府应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覆盖面,增加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农村,尽快扩大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基础上。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现行退休金制度,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同步考虑,逐步消除养老金差距过大的矛盾。推行全民医保制度,仍实行公费医疗的地方要尽快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加大扶贫救助力度,普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增强社会保障实现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

加强税收调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为健全税收调节等收入再分配机制提供必要前提。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税收征管,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推动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在完善各类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全面实施阳光工资制,取消实物分配,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5

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最早被重视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历了公房出售、提租补贴、建立住房公积金、停止福利分房等阶段。同时,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办社会问题也很早就被重视,从最早实行生产经营和生活服务分开,到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的思路已清晰,一是实物福利货币化,二是生活服务社会化。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时,当时纳税的主要对象是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1986年和1987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扩大了纳税范围。1994年,我国实施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税法。自1999年11月起,国家决定恢复征收利息税。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模式。随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出现了“并轨”趋势。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但两者仍处于试点或局部推行阶段。

社会救济制度改革。自1997年起,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城市家庭实行生活救助。此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在局部地区兴起。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6

[关键词]收入分配;改革;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135-02

1 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或者就如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和谐才能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则成为了社会整体和谐的基础。为了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必须要协调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和谐的核心则是经济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收入分配关系的和谐。因此,收入分配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环节。

2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制度的科学预测,是社会主义分配发展的方向、原则。根据中国国情,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表现如下:

2.1 地区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不断地高速增长,所有的地区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广大的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滞后。东、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差距,其中东部收入差距最大,1980―2004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8.8%,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7%和16.8%。

2.2 城乡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确实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但是先富的带动和帮助作用并不明显,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等差别,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形成阶层鸿沟,造成社会失衡,不仅严重影响城乡关系,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2.3 行业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所有,在此基础上进行按劳分配。而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状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行业收入差距及其扩大,除少数因素如新兴产业等以外,主要是由行政垄断所引起的,现行的国有企业工资管理制度中,在经济效益中没有剔除垄断收益,缺少规范的垄断利润上缴机制,没有形成针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方式和手段。

2.4 个人工资构成不合理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收入分配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性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目前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关系不够协调,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使“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原则边缘化,这样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 实现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的统一

站在“十二五”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结合时代的实际,不断深化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理论观念,准确地认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探索构建符合和谐社会理念的收入分配制度。

3.1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国家应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步伐,加大政府在这些地区的政策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力度,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强中西部城市群和部级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动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优势互补,加强合作,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人们的收入增长,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3.2 着力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消除政策性因素,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地区农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

3.3 有效规制垄断,调节行业收入差距

市场竞争是影响人们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垄断使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行政性垄断,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创造机会平等,治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对劳动者薪酬的宏观管理,有助于实施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最终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相对财富公平分配。

3.4 强化制度保障,实现收入良性增长

为了保证必要的社会公平,国家需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调整和规范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并确保他们的劳动报酬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提高,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7

关键词: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143—02

垄断行业是指那些通过国家行政授权或者依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形成的某个或者少数企业独占或寡占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行业。例如,我国的烟草、电力、电信、航空、金融等行业都属于垄断行业。我国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其中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其惊人的收入差距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危害了社会稳定、和谐,对垄断收入制度的完善以促进垄断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已势在必行。

一、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其他相关年份的资料显示:从整个大行业划分来看,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是6.1841万元,最低的农林渔业平均工资水平则只有1.2958万元,两者之间差距为4.7倍。若把各个大行业再细分成小行业,那么平均工资则相差更多,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比值更大。相比之下,根据西方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英国、法国等国的最高、最低行业工资差距大多数基本维持在1.6~2倍左右,美国、德国等国则在2.3~3倍。2007年,《人民日报》下属某杂志针对收入差距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与国家垄断行业工资差距很大的人占73.5%。

二、我国垄断行业职工高收入原因

(一)外部传统体制痼疾

首先,垄断行业进入壁垒高,限制市场竞争。例如我国的石油、石化行业,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长期都由独家经营,他们凭借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阻碍其他企业进入,限制竞争。另外,即使有企业进入,这些原有垄断行业也会以压倒性的先入优势,还有自身的一些优势,如一些技术上的瓶颈因素,使有效的竞争难以实现。

其次,垄断行业通过控制价格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垄断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我国现存在的多为行政垄断,其特点之一则是“政企不分”。垄断行业大多数带有国有成分,当垄断企业获取更大的垄断利润时,政府也会从中获取大量利润。所以,当垄断行业制定高价时,政府也会为使其利益最大化,对垄断企业的这种行为保持“默认”的态度。最后由于政府与企业共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不合理垄断价格无法根治,使得垄断企业一直维持高额垄断利润。

再次,政府的政策倾斜加剧了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由于有些行政垄断行业大多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因此,政府非常重视这些行业的发展,通常给这些行业以投资、税收、信贷优惠政策。从而使垄断行业具有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特权”,使得其他行业要想进入其市场范围更加困难,导致垄断行业长期维持其垄断地位不动摇,更是利用优惠政策获取高额利润。

最后,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外部监管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规范垄断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在垄断行业收益的众多因素中包含有政府对其优惠政策等其他因素,使得这些本该归地方政府的收益留在垄断行业内部。另外,一些行业,如石油行业,拥有我国境内垄断石油开采权,但是它们却没有或者很少为其所开采的石油资源向国家缴纳资源税,无形之中这些本来属于国家资源带来的国家自身的收益就转变为石油行业内部的营业收入。另一方面,近年来国企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使得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进而分配给其职工以高工资、高福利。此外,国家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监管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没有对垄断企业内部的监管人员进行工资调控,使其收入与底层普通员工的工资水平相距甚远,致使企业内部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相应过大。

(二)内部收入分配模式

首先,由于垄断行业限制市场竞争,行业内只存在一家或是几家企业,这样,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后,便按一定形式分配给职工。而竞争性行业中,由于不存在高额的利润,同时还要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压力,故提高职工工资与利润的愿望难以实现。

其次,垄断行业内部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有非工资收入。职工在工资收入以外,还能获取本行业为自身提供的额外现金或实物。比如,航空公司每年会给其员工两张甚至以上的免费飞机票。即使垄断行业处于亏损状态,由于其产品的排他性、非替代性,其自身可以通过抬高产品价格转亏为盈,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也进一步拉大了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与非职工收入之间的差距。

三、调节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建议

(一)放松政府对垄断行业的管制

我国垄断行业多为行政性垄断,在政府的庇佑下,垄断行业凭借其“一家独大”,限制竞争,在其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往往也会出现效率低下的情况。由于其产品的无可替代性,它不仅可以任意抬高价格,也会变为质次价高的产品。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逐步实行对电信、运输、金融等行业实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这种管制值得我们借鉴。放松管制目的在于引入竞争,我国当前不可能完全将这些垄断行业由限制进入改为完全进入,但可以适度地引入竞争,可以根据不同垄断行业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与措施,以提高垄断行业的效率与服务质量。另外,由于缺乏竞争,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使得职工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长期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在内部分配中也不讲求效率。如果适当地引入竞争,则可以适当地改变这类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同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使资源、劳动力等在各行业、各部门间自由流动,使劳动力及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调整,促进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

(二)加强有关部门对垄断行业的监管

政府的行政介入是垄断行业长期维持其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既是对垄断行业的监管者,又是垄断行业的受益者,这种政企不分的格局加剧了收入差距。所以要努力打破这种格局,政府要撤出垄断行业,仅仅作为企业的监督者,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同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价格的控制与高管人员工资之外的灰色收入监督、管理,防止垄断行业通过制定高价而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控制监管垄断行业的乱收费及各种附加收费,维护市场公平,严厉监督灰色收入,“权钱交易”,合理调控高管人员与底层职工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制度。

(三)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离不开相应的法制建设,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高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相应的立法、执法。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完善皆相对滞后。1993年颁布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其中涉及到行政垄断的内容少之又少,惩罚的力度也相对有限,使行政垄断得不到很好的治理。为此,我国必须建立起反垄断的法律体系,扩大并健全反垄断的内容,加大对垄断行为的惩罚力度,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对垄断行业的干预、庇护。同时,由于自身起步较晚,可以立足于我国国情,吸收国外反垄断法中的有益成分并加以应用,制定出可以有效遏制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使我国经济得以有效的运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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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迟福林,殷仲义.中国改革下一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4]潘胜文,曹阳.解决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现实路径[J].经济问题探索,2010(04).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究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6-03

一、经济新常态及收入分配制度相应的改革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最初生产力在较长的时间里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在生产的积累和社会的分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才大大加快出现国家和阶级。进入近代后,生产力不断突破,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经济文明的发展,我国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发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万众瞩目。

伴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的阶段,“经济新常态”这个新术语应运而生。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之前全球的经济状态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为是“大稳定”旧常态阶段。而之后全球经济则进入了被学术界称为“新常态”的阶段。

最早提出“新常态”概念的是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尔・埃里安,他用这一概念来描述金融危机过后将来西方世界的经济走向。“新常态”所描述的经济形式是西方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几乎不会回到以前的经济体,不能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辉煌日子,将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变得缓慢,工人失业率不会降低,国家企业债务也保持在较高程度的一种发展形式。在此我们可以将“新常态”理解为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它的描述还缺乏其中的新机制。

从2014年初期,“新常态”这个概念在国内逐渐为人熟知,多次在讲话中提出使用。在2014年11月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新常态”这一概念做出了全面的解释。他解释了“新常态”的特点是: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二是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和市场需求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因素,城乡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居民的收入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将更多地造福广大人民;三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主要为创新驱动,而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将成为辅助因素。这里所讨论的经济“新常态”和在金融危机后讨论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态势是不同的,我国国内使用的“新常态”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发展状态,还包括新阶段这样一种新的发展机制,即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在这一阶段中,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完成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和动力转变。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建设“新常态”是需要我们探究的重点。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投资和外贸,但是金融危机过后,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当前我国的产品过剩积累,劳动力红利不断缩水,外贸环境逐渐恶劣,难以建设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所以在新的时期我们要创新技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重新创建经济发展的动力。

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适应新常态的改革

(一)分配制度的目的和功能

分配制度的目的都是将经济收入分配到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经济主体。分配制度的功能:一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生活需求就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较高的物质精神享受,保障人们的需求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二是增强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三是拉动市场内需,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历程简要概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也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改革开放前,为了加快工业化和实现生产目标,收入分配主要偏向政府和企业,在城市人们的工资较低,而在农村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较低,而且不允许个人投资和私营企业经济形式的存在,但是这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也没能达到积累财富、增加投资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入,城市允许个体经营,国有企业放权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在农村则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变革改变了以往的收入分配比例,国民收入偏向个人,由1978年的45.2%上升到1984年的61.3%。企业收入也不断增长,政府收入与之前相比则明显下降,由1978年的40.6%下降到1984年的29%。在1984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再次深化,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也做出了相应的变革,职工收入提高,农民收入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居民收入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直到政府在1994年推出分税制,政府收入一改下降的趋势,进入快速增长期,企业收入依然保持稳定增长,而居民的GDP比重则不断下降。

收入分配制度导致收入格局变化,积累引起一些问题,个人收入来源逐渐多样,劳动份额降低,人民收入差距增大,而且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挤占了个人收入。而收入再分配中,国家财政税收增长快速却不意味着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增大,也没有在社会公共事业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的收入分配现实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其起到的调节功能越来越弱。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挫伤人们生产活动的积极性,降低消费需要,这样的市场需求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动力。当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我们应当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适应“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形式。

(三)收入分配制度适应“新常态”的改革

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为“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入新的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力是投资,投资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投资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时是非常适用的,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经济增长在投资的带动下保持了高速度。然而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这种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显得难以继续,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寻求新的动力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从经济结构来看,能够稳定持续带动经济发展的便是消费。要形成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人们的消费水平。

2.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为“新常态”的经济结构指明方向。改革开放后,生产要素的量的积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积累和发挥作用,推动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要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从“量”的积累方面着手更加有效。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需要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和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会造成一定的损失,而且改进的效果也不一定会达到预期。所以,要减少这种调整的阻碍就需要建立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结构。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精神需求和物质享受方面的消费也会相应地提高。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用创新来驱动“新常态”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开放后,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对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发展到今天,许多生产方面的核心技术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握,我们只能高价从国外进口成品。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所以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技术的创新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而技术的创新也需要新的动力机制,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建立激发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收入分配制度就是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给政府,企业和居民。分配制度的不同和一定的内部调整都会影响三者所占的分配比例。自1994年以来,收入分配制度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例提高保持稳定的增长,居民的收入比重不断降低。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制度中的比重需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在再分配中减少劳动者的赋税,并在公共建设上例如医疗保障、退休制度等向居民收入倾斜。

(二)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缩小收入差距是在“新常态”经济模式发展过程中对收入分配制度提出的要求。在经济改革初期,要瓦解人们在集体经济下滋生的懒惰浪费情态,激发人们生产劳动的热情,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由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人们迸发了无穷的生产潜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进步。但是,这样的经济政策鼓励了个人致富和集团利益的固化,导致了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在“新常态”的发展形式下,要利用收入分配制度调节居民收入,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为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三)收入分配要向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倾斜

科学技术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源泉,只有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在产品市场上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技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技术的引进,但随着国外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控制的不断增强,将来生产对技术创新依赖的逐渐增强,我们就必须要充分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鼓励我国科技人员积极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增强收入分配中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收入比重,在财富的初次分配中,提高知识技术人才的收入,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减轻知识技术人才的赋税,并且要创建科技创新财政鼓励机制,对科学技术进行激励和奖励,形成科技创新型社会。

(四)依靠政府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任何制度的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固有利益的一方,引起一些不满和矛盾,所以在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政府要承担起调整利益分配的责任。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调整税收杠杆,将国民生产总值向居民倾斜,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拉动消费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市场应该主导资源配置。所以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要通过简政放权来转变政府职能。

简政放权可以避免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多的干预,激发市场的主导效应,减少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支出,推动分配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中所占比重,还可以帮助政府挖掘出新型的债务制度,通过这种债务制度增加政府的暂时性收入,增加投资,使得人民参与到政府财政的监督。

在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同时要缩小收入差距,所以政府要制定合理完善的就业措施,促进就业,提高中低层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发挥其在帮助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通过调整税收对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进行调节;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做出最大贡献。

激发科学技术人员在生产技术上的创新,需要政府为其提供优良的研究条件、实验室、实验基地、实验资金等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国内要建立完善公正的科技创新型奖励机制,激发人才进行科技创新的热情,对其呕心沥血的科学成果给予肯定和奖励。

四、结语

建设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进行的经济、结构、创新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这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收入分配制度相关,就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来看,只有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新常态”的发展要求。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建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带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变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通过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公共福利建设。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进行科技创新,建立创新型社会,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科学技术的推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打破旧的利益团体,提高国民整体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 常兴华.从改革传统的分配制度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演变和政策评述[J].中国物价,2013,(6).

[2] 新常态,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 全球进入“改革竞争期”――专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EB/OL].今日中国,201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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