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消费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0 02:07:54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1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不确定预期；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26-06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HEN Qi，ZHAO Min-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fluence factors， this paper considers consumption habits、income、housing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education and medical uncertainty expenditure and income gap， and uses 30 different regions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09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bove which effect rural dwellers′ consumes. Result shows that consumption habits， income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expectant income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has affected， but to a lesser extent； due to its uncertainty， education and health expenditure have strong effect on the rural dweller consumes； though the interest plays a part in dweller comsume， it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rural dweller consume；uncertain expectation；income gap
0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1979～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都在10%左右。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目前依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由此导致的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阻碍了经济的高效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1年后，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低于60%，远远低于世界70%～80%的平均水平[1]，此外，历年的数据说明我国的消费率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由现阶段的状况来看，消费不足的重要根源在于农村消费需求的不足，近几年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不仅消费起点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而且从2000～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曲线比较平缓，说明其每年的消费额增长很小，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曲线相对来说比较陡峭，这十年中城镇居民的人均
消费额增长了7000元左右，而农村居民仅仅增长了大概2000元。
[XC；P]
另外，2000～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0.2%，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0.5%，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左右，如此众多的人口在生产生活中的消费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但其消费额却只占社会消费总量的46%[2]，由此看来，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它对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其中包括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收入的影响等，但大部分研究都基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研究过少，或者只把农村居民当作对照组。此外，很多文献都只针对某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很少有文献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对消费的综合影响，且一般理论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本文基于以上考虑，除了传统的收入、消费习惯、利率以及物价以外，还将预期收入、收入差距和不确定性预期纳入考虑范畴，并利用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以上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综合影响。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的理论框架
1.1 国外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
（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是1936年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他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客观因素。之后的学者也大都以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来研究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凯恩斯理论最大的缺点是太过于主观，缺乏实际经验的论证，主要体现在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没有合适的微观基础，从而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学说。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是不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相等，并由此产生了“消费函数之谜”。
（2）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
相对收入假说是1949年杜森贝利（J.Duesenberry）在其《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当期的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该理论包括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是指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参考其他同等收入水平家庭，即消费有模仿和攀比性；棘轮效应是指家庭消费既受本期绝对收入影响，更受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收入变化时，家庭宁愿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稳定。
（3）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分别由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在1954年和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57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一生的收入决定他的消费，在长期中收入与消费的比例是稳定的。这就是说决定人们消费的是收入，但这种收入不是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生中的收入与财产。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希望实现一生中效用最大化，所以人们根据自己一生中所能得到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一生中各年的消费基本相等。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者不会对所有的收入变化做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看起来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会消费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以上两种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认为当期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联系是很脆弱的，但弗莱文（Flavin）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消费与本期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4）霍尔随机游走假说
霍尔（Hall）在1978年，根据卢卡斯（Robert Lucas）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将消费理论由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其主要结论为，消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所以该假说的现实解释力不强。
（5）预防性储蓄理论
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卡贝里罗
（Caballero，1990）认为，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如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表现出过度平滑性。扎德斯（Zeldes，1989）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敏，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然而，布郎宁和卢萨迪（Browning和Lusardi，1996）指出，就象许多人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不那么重要。
此外，还有扎得斯（Zeldes，1989）的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 Constraints Hypothesis），希（Shea，1995）的损失厌恶假说（Loss Aversion Hypothesis），以及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和Mankiw，1991）的λ假说。在如此之多的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哪个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所有的消费现象，关于消费理论的体系框架也未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消费理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展。
1.2 国内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
孙江明、钟甫宁探究了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分别建立了收入与消费的回归模型和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收入差距以及物价的双对数模型，分析说明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2]；任国强、夏立明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与其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3]；臧旭恒、张继海利用城镇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数据，检验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会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4]；张东辉、司志宾构建了一个用以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趋于负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5]；何磊、王宇鹏分析了1992～2007年16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结果说明：经济转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低下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低，而居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居民的收入被政府和企业所挤占，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6]；祁毓分别构建了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是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7]；刘灵芝、马小辉借鉴坎贝尔和曼昆的λ假说理论所运用的分类研究方法，运用2002～2008年分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在整个农村经济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比较稳定[8]；农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低下，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农村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相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抑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吴迪、霍学喜利用VEC模型验证了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生活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引起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是被动消费[9]；魏君英、何蒲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指数、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比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三个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在扩大，而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下降，农村居民的相对消费越来越少[10]；田青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房价、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房价、利率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11]；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率和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教育和医疗等体制改革导致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上述研究都运用实证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大部分是以城镇、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或者是以农村居民作为对照组研究，很少将农村居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缺乏对农村内部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不仅考虑收入、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同时也将一些预期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这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现状，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其特殊性，在消费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影响其消费的因素也和城市居民有所不同。首先，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因素，所以应第一个纳入考虑，但一般文献研究只考虑了当期的收入，并未考虑一个家庭的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收入分为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当期收入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表示，预期收入考虑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其次，根据相对收入假说，居民的消费具有滞后性，即当期的消费受到以往消费习惯的影响，这里选取农村居民前一期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消费习惯。
本文另外加入对不确定性预期的考虑，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大都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国外研究通常采用失业率或者收入的变动来度量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加之对于农村居民的失业率也难以衡量，所以住房、医疗等不确定性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很大影响，本文拟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根据经验，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住房建筑、教育和医疗支出变动较大，另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属于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利率的调整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投资与消费[12]，因此本文选取房屋建设、教育和医疗支出费用预期以及存款利率作为具体的不确定性预期的变量。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对其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较大影响[13]，所以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的替代变量。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通常都采用基尼系数表示，但由于基尼系数一般是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
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
而这里是要单独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准确度量，这就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所以本文引入一种新的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标，采用在收入对比中引入单位货币效用的形式来衡量收入差距，即从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中分别剔除对货币的评价这一因素的影响，得到各自对自己收入的满足程度，从而以这种满足程度的对比来衡量收入差距。
本文在综合了西方消费理论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理论消费模型：
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
其中，Ct表示t期的消费额，Ct-1表示上一期的消费额或称消费惯性，Yt代表t期的收入，Xt代表上述其他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εt为随机误差项。
鉴于在实证研究中，双对数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而且便于得到各项弹性系数，此外取对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异方差的问题，所以本文将理论模型（1）中除了预期收入、利率和收入差距以外的变量都取对数，则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式（2）的形式：
ln（Cit）=β0+β1ln（Cit-1）+β2ln（Yit）+β3AYit+β4ln（Bit）+β5ln（EMit）+β6iit+β7DYit+εit（2）
其中，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年份；Cit代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Cit-1代表居民消费习惯，用前一期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Yit代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以上三者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均用当年各省的CPI平减得到；AYit代表预期收入，用储蓄变化量来表示；Bit代表房屋建设造价，以每年新建房屋的价值来表示（元/平方米）； EMit代表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因为是二者综合指标，这里采用比的形式，即用二者支出的和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iit代表一年期存款利率，由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到；DYit代表收入分配差距；εit为随机干扰项。
2.1 变量选取说明
（1）预期收入的衡量。人们的消费观念并非能够完全理性地取决于收入与消费，因为人们的心里存在着预期收入，所以本文将收入预期纳入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中。关于预期收入的衡量有不同的方法，本文采用储蓄的变化量替代预期收入变量，若居民预计明年的收入会增加，那么当年的储蓄就会减少，消费自然会相对增加；若预期下年收入会减少，那么居民就会增加当年的储蓄，以维持其消费的平滑性。储蓄的变化量就作为收入的预期，计算如下：
AYit=Sit-1-Sit-2
其中，Sit-1是上一年的储蓄额，Sit-2是上上一年的储蓄额。
（2）教育和医疗支出的预期。由于我国教育和医疗体制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所以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造成了农村居民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同时，调查走访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实行力度不够，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优惠。
本文用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教育和医疗的不确定性预期支出，计算如下：
EMit=EDUit+MDCitYit
其中，EDU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MDC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收入差距的衡量。关于收入差距的计算，本文引入一种新的指标，其计算形式如下：
DYit=VIit/VCitUIit/UCit
其中，DYit是本文新引入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VIit和UI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数，VCit和UC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支出，这个一般性支出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VIitVCit反映出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而UIitUCit则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二者之比即单位货币效用的替代量。
2.2 模型的估计与实证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其中含有时间序列项，为了避免其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对各个变量都进行了单位根检验[14]，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法ADF-Fisher，PP-Fisher。检验结果如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中的变量ln（Cit）、ln（Yit）、ln（Bit）、ln（EMit）、DYit均为一阶单整，AYit与i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观察模型（1），注意到方程右边的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此时若仍然用传统的OLS估计法进行估计，就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差且不一致。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的工具变量选择的是因变量以及内生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即lnCit（-2）、lnYit（-2）、AYit（-2）、lnEMit（-2）和DYit，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即lnBit和iit，因为房屋造价和存款利率不是由这个经济体系内部所决定的变量，但是对该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变量有影响，所以是外生的。根据以上结果，对模型的估计如下：
lnCit=0.376lnCit-1+0.501lnYit+0.000082AYit+0.039lnBit+0.139lnEMit+0.11iit-0.781DYit（3）
为了验证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Sargan检验，结果Sargan检验的p值为0.759，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是有效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限制有效，所选工具变量比较合理[15]。
3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因素的实证分析
依据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习惯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其弹性系数高达0.396。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研究结果不同，消费习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也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说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有所不同。与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处于多变的城市环境，各种增加收入和消费的机会较多，使得消费更具有不确定性[16]，所以他们很少会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和支出都鲜有明显的变化，基本上都会遵循上一期的消费来计划本期的消费行为，相对来说变化幅度较小。
（2）和其他文献研究相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然是最主要的，但与城市相比，影响程度要低一些，其弹性系数为 0.501，而收入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弹性系数一般在0.8左右。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化快、幅度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就会用来增加消费，消费的变化比较明显；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变化幅度不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可能不会用来扩大消费，或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当少。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在满足最基本消费后所剩余的部分比较少，根本无力用来再扩大消费。总体来说，提高收入必然会对消费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3）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虽然是显著的，但影响力很小。预期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消费会相应变化0.000082个单位。预期收入增加，表明本年度会降低储蓄，那么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相对增加，但就其影响程度来看，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力系数非常小，说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是否有根据预期收入来安排本期消费的观念还值得探究。另外一方面，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预期收入是否合理，用其他指标来衡量是否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住房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且其影响系数与相关文献研究中关于城镇购房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基本一致，为0.039，即住房建筑费用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会提高0.039%。但农村居民建设新房屋和城镇居民购买新房的目的不尽相同，城镇居民购买住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投资需求，近几年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购买住房越发成为了一种投资手段。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建新房基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根据农村的传统，不仅每家每户都要建新房，而且大部分人还会承担起给自己的儿女建新房的责任，住房建筑支出在农村家庭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同时也带动了与住房相关的一系列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5）与城镇居民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有着更加的不确定性。城镇居民因为所处的城市环境的优势，教育与医疗资源相当丰富，各种扶持政策也容易实现，所以在这两方面的支出不确定性比较小。而农村居民所处的环境使得其教育、医疗资源匮乏，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一些农村义务教育未能实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定点医院费用高昂、合作医疗基金有限、部分医疗基金被挤占挪用等，导致了农村居民教育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作为理性的选择，居民只能收敛其他方面的消费以保证未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需要。
（6）存款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11，表明实际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就会增加0.11%。与城镇居民相比，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要大一些，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与之相比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相对较少，不能对消费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少，由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提高了居民收入，对消费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7）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弹性系数为-0.781，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扩大1%，农村居民消费就会下降0.78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高收入者的消费趋于饱和，收入的增加已经不能再刺激消费，而农村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却会导致其消费明显下降。如此，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会形成城乡消费的断层，即城市收入高的消费者只消费高档商品，而农村收入低的消费者只消费低档的必需品，处于中间的大多数消费品将会无人问津。
4 主要结论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1）消费习惯、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不良生活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活消费观念比较保守，后顾意识强烈。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情况下，传统的量入为出、因循守旧的生活消费习惯表现得十分突出，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后顾意识。第二，节日过度消费。从全年生活消费支出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传统节日性消费和临时活动性消费（婚嫁、丧葬等）现象突出，尤其表现为春节前后的突击性消费。第三，畸形消费严重，主要是人情消费开支大。农村居民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所以人情消费每年在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此外迷信等愚昧消费也有逐年增大的趋势。要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可以从下面几个方向入手：一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二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力度；三是加强宣传力度，树立农民健康、积极、合理的消费观念，选择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农民的消费结构和各种需求都随收入而变动。因此，使农民增收，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这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另外，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缩小收入差距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更加明显，所以统筹城乡，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未来扩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方向。
（2）医疗和教育的不确定预期消费压力增大。
当前，农村居民大部分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虽然国家医疗改革政策已经实行了好几年，但是在大部分地区仍落实不到位，农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优惠，所以农民为了预防医疗风险而增加相关储蓄，其他消费就被挤占了。此外，现在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有所提高，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很好的教育，但现在高等教育费用相对高昂，供一个大学生要花费4～5万元，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为了应对这笔支出，家庭只好理性选择储蓄，削减消费。因此本文建议，在医疗方面，应该继续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并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使相关政策得到确切落实；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水平，以减轻农民负担。在教育方面，对农村居民应实行更多的减免补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保证每一个农村大学生都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减少农村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从而扩大消费需求。
（3）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利率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重要影响。
利率的提高相当于在长期中增加了
农村居民的收入，即存款利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随之增加。但由模型检验可知，利率虽然对消费的弹性系数比较大，可是其显著性不强，通过调整利率是否能刺激消费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关于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提高利率的同时会增加储蓄的倾向，这样一来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就变得复杂了，可能居民会增加消费，也可能转而增加储蓄，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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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线性回归模型；Eviews
一、研究背景
消费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在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对于半数以上国民都是农村居民的中国来讲，能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决定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在经济学中就存在着众多的消费函数理论，每种消费函数中的自变量不相同。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其出口额本就较少，更能代表当下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且其农村居民达到了2600多万人。因此，选择贵州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其中居于主流的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绝对消费理论、相对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每种理论的产生环境以及前提假设不同，因此其侧重的解释因素不同，表现在计量模型中就是解释变量不同。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衡量各种消费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论中的解释因素要能得到量化，因此从该点考虑出发，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就难以符合这个条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区别该理论中的持久收入和瞬时收入、持久消费和瞬时消费。所以本文仅对另外三种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凯恩斯绝对消费假说
1、相关理论依据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即消费的边际倾向是小于1的。
2、绝对消费假说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绝对消费假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Ct=β0+β1Y+Ut，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们用Ct来表示当期消费，Y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β0表示可支配收入为0时的消费，即为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量，β1为边际消费倾向。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搜集到了1978-2008年的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数据。利用Eview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上述数据进行散点图分析，由Ct和Y的散点图可以看出：Ct和Y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说明假设的线性方程比较恰当。
（3）模型参数的估计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
Ct=36.44+0.78*Y
P=（0.003）；（0.00）
R2=0.996
以上是就回归的结果，其中：β0和β1均通过了检验，且方程的R2非常高。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进行White检验（本文选择的都是不含有交差项的检验），检验得到的相伴概率P值为0.01，小于显着性水平，认为该方程存在异方差。
对异方差进行修正，因为消费Ct的残差随着解释变量Y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1/Y为权，做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得到：Ct/Y=β0/Y+β1+Ut/Y。进行回归，得到估计方程
Ct=11.85+0.82*Y
用修正之后的残差做White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已经克服了异方差性，但是修正的代价是方程的拟合优度大幅度下降，从0.996下降至0.2，考虑到异方差并不会影响估计参数的无偏性，因此使用未经修正的估计方程。
b、自相关检验。从原方程的输出结果得知D-W统计量为0.764，可知，该方程存在正自相关。再对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该方程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得到残差的回归估计方程：
Resid=3.664-0.005*Y+0.635Resid-1
接下来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自相关问题进行修正。首先估计自相关系数：
ρ＝1-DW/2=1-0.764/2=0.618
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令：
GDCt=Ct-0.618*Ct-1
CDYt＝Yt-0.618*Yt-1
对GDCt和GDYt，以1979-2008年为样本再次回归，得：
GDCt=18.73+0.76*GDYt
两个估计参数对应的P值分别为0.05和0.00，R2=0.986。经过修正之后的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经检验可得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返回运算得到：β0＝18.73/（1-ρ）＝49.03，则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Ct=49.03+0.76*Y
（5）绝对消费假说的实证总结
从上可知，贵州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且贵州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76%，总体上来讲比较低，贵州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潜力。但是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里有一个理论缺点，即建立在名义货币工资上的消费理论，不能反映：当名义工资不变，但是物价上涨时人们的消费变化。因此，在寻找影响消费的因素时，应剔除物价指数变化的影响，但这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的消费水准的影响，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依照人们的习惯，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困难，因为一向过着高水准生活的人，即使收入降低，多半也不会马上降低消费水准。消费固然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在这种假设下，t期的消费可以表示成分布滞后的模型：
Ct=β0+β1·Yt+β2·Yt-1+Ut
其中：Yt为当期可支配收入，Yt-1为前期最高收入，U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依然使用前面搜集的贵州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加工，找出对应每一年的前期的最高收入。然后分别描绘Ct与Yt-1以及Ct与Yt之间的散点图，从描绘的散点图可初步判断，Ct与Yt以及Yt-1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上述假设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Ct=39.08+0.88*Yt-0.11*Yt-1
P=（0.003）；（0.00）；（0.22）
Ad.R2=0.995
根据回归结果，除了Yt-1的系数之外，其他系数均通过检验。Yt-1的系数等于-0.11，表明：贵州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与过去的最高收入成反向相关关系，明显不符合经济意义。并且，Yt-1的统计量对应的P值是大于显着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的系数不显着。再对Yt-1做多余变量检验，得到：F=1.57，对应的P值为0.22，远远大于显着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是多余的解释变量，不应该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
（4）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实证总结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消费假说并不适合于贵州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来讲，过去的收入对其现期消费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而绝对收入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三）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认为人们会在更长时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开支，从而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抉择。一般说来，年轻人家庭收入偏低，这时消费可能会超过收入，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壮年和中年，收入日益增加，这时收入就会大于消费，并且这些收入还可以弥补年轻时代的消费收入差额以及用于养老。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假说，人们的现期消费Ct不仅和现期收入Yt有关，而且和消费者以后的各期收入的期望值以及开始时的资产有关。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用线性计量模型表示消费者的消费模型为：
Ct=β0+β1*Yt+β2*At+Ut
其中：At为即刻消费者拥有的住房财产，因为储蓄直接的由收入和消费决定，所以本文不将储蓄作为解释变量。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在统计年鉴上找到贵州1999-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每平方米的住房价值，经过简单相乘处理，得到农村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首先通过散点图进行初步分析，从软件给出的散点图可以初步判断，Ct和Yt以及A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仍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果
Ct=-56.92+0.73*Yt+0.05*At
P=（0.27）；（0.00）；（0.14）
Ad.R2=0.99
除了Yt的系数通过检验外，At的系数和常数项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由经验可知，如果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但是有些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是出现了与经典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接着做进一步检验。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实行White检验，以便找到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得到LM统计量为5.5，对应的P值为0.24，远远大于显着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b、自相关的检验。接下来检验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样本较小，不能用D-W检验，所以采用LM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无自相关。
c、多重共线性检验。首先求出Yt和At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以判断两者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需要进行修正。我们利用差分法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令：
dCt=Ct-Ct-1；dYt=Yt-Yt-1；dAt=At-At-1；
用OLS方法估计得到：
dCt=22.18+0.609dYt+0.045dAt
P=（0.49）；（0.005）；（0.19）
Ad.R2=0.72
重新检验方程的共线性，得到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见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0.34
（5）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实证总结
综合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得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同样不适合贵州省农村居民，人们的消费更主要的是受当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建议
上文对西方经济学中三种重要的消费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最符合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是绝对消费函数。这说明人们的现期可支配收入对当期的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而是从长期看来，起着持久决定性影响的是可支配收入。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贵州农村居民比较贫困，刚好处在温饱线附近，故其消费更主要的是受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很大。
目前世界经济仍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再加上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我国出口复苏不会很快，因此我国还要坚持扩大内需，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最有效的手段，而且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已是刻不容缓。具体政策可以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长久的政策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南开出版社,2007.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 居民消费 储蓄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和“减震阀”，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会使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给学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经典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在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Keynes表述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转移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会提升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说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基本上同时发展起来。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费来解释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们的储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费率就会越高。后者则将社会保障视作永久收入，并以此为基础，推断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改变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要比减免税收等暂时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谨慎性储蓄，主动扩大消费。
（二）后续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尽管各种学说构建研究框架的假设、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西方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论文《社会保障，引致退休，资本积累》，提出了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一种“挤出储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应”则会迫使人们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将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经验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在提出了“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后，Feldstein还以美国1929年至1971年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显然在美国“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1994年，Jonathan Gruber对失业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独特，分别考察了有失业保险和没有失业保险两种条件下失业期间消费的下降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没有失业保险，失业期间消费将下降21%，如果有失业保险，消费仅下降7%。1999年，Ndikumana与Allene利用67个国家七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消费规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总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2005年Wouter Zant在荷兰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来分析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参加养老金计划会唤起人们的退休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1975年，Blinder运用美国1949-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渠道在这一时期并不顺畅。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释变量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存在着重大差异。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而关于社会保障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1999年之前，学者们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框架，1999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认为居民消费和传统福利保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99年，赵新安、程义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研究的内容相对简单、直观。1999年，宋铮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启动居民消费，首先要启动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2000年，龙志和、周浩明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对1991-1998年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九年间，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储蓄的规模也就越大，消费也会随之萎缩。这两项研究均从谨慎性储蓄的角度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积极影响。2006年，韩冰等利用2002年全国各地区消费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得出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
除了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王丽娜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体系还远不完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净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结论。2007年，陶纪坤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主要因素，而农村社保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赵卫华（2004）、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们均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引致退休效应”要大于“资产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净效应应该是负的。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给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体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国学者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兴消费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和目标储蓄理论相继出现，把收入冲击、流动性约束、目标性消费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这不仅丰富了储蓄理论，也延展了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朱国林等曾经从生存性消费、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出发，建立了一个研究消费的理论框架，但这三大动机和目标性消费动机在内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说，国内对预设消费目标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还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从1991年到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农村市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新农保试点预留了资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也缺乏对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
（三）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2006年，世界银行认定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理论研究中，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Keynes的经典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炫耀性消费理论却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消费函数（Walther，2004）。因此，对社会保障与我国各阶层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社会阶层的界定比较复杂、各阶层社会保障数据可得性也较差，国内不论是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的长期研究，还是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较薄弱。
参考文献：
1.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 for the Netherlands[J]. De Economist,2005
2.Levchenko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2005,(2)
3.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ried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4.Cagan, Phillip. The 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from a Sample Survey[M].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65
5.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7.冉净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需求增长的关系研究[J].南方经济，2004（2）
8.陶纪坤.论农村社会保障与扩大内需的关系[J].当代经济管理，2007（3）
作者简介：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4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的理论框架
国外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绝对收入假说是1936年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他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客观因素。之后的学者也大都以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来研究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凯恩斯理论最大的缺点是太过于主观，缺乏实际经验的论证，主要体现在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没有合适的微观基础，从而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学说。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是不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相等，并由此产生了“消费函数之谜”。(2)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是1949年杜森贝利(J．Duesenberry)在其《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当期的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该理论包括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是指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参考其他同等收入水平家庭，即消费有模仿和攀比性;棘轮效应是指家庭消费既受本期绝对收入影响，更受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收入变化时，家庭宁愿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稳定。(3)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分别由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在1954年和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57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一生的收入决定他的消费，在长期中收入与消费的比例是稳定的。这就是说决定人们消费的是收入，但这种收入不是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生中的收入与财产。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希望实现一生中效用最大化，所以人们根据自己一生中所能得到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一生中各年的消费基本相等。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者不会对所有的收入变化做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看起来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会消费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以上两种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认为当期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联系是很脆弱的，但弗莱文(Flavin)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消费与本期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4)霍尔随机游走假说霍尔(Hall)在1978年，根据卢卡斯(RobertLucas)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将消费理论由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其主要结论为，消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所以该假说的现实解释力不强。(5)预防性储蓄理论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认为，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如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表现出过度平滑性。扎德斯(Zeldes，1989)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敏，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然而，布郎宁和卢萨迪(Browning和Lusardi，1996)指出，就象许多人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不那么重要。此外，还有扎得斯(Zeldes，1989)的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ConstraintsHypothesis)，希(Shea，1995)的损失厌恶假说(LossAversionHypothesis)，以及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和Mankiw，1991)的λ假说。在如此之多的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哪个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所有的消费现象，关于消费理论的体系框架也未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消费理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国内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孙江明、钟甫宁探究了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分别建立了收入与消费的回归模型和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收入差距以及物价的双对数模型，分析说明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2］;任国强、夏立明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与其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3］;臧旭恒、张继海利用城镇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数据，检验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会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4］;张东辉、司志宾构建了一个用以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趋于负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5］;何磊、王宇鹏分析了1992～2007年16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结果说明:经济转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低下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低，而居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居民的收入被政府和企业所挤占，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6］;祁毓分别构建了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是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7］;刘灵芝、马小辉借鉴坎贝尔和曼昆的λ假说理论所运用的分类研究方法，运用2002～2008年分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在整个农村经济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比较稳定［8］;农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低下，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农村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相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抑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吴迪、霍学喜利用VEC模型验证了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生活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引起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是被动消费［9］;魏君英、何蒲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指数、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比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三个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在扩大，而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下降，农村居民的相对消费越来越少［10］;田青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房价、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房价、利率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11］;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率和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教育和医疗等体制改革导致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上述研究都运用实证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大部分是以城镇、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或者是以农村居民作为对照组研究，很少将农村居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缺乏对农村内部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不仅考虑收入、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同时也将一些预期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这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现状，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其特殊性，在消费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影响其消费的因素也和城市居民有所不同。首先，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因素，所以应第一个纳入考虑，但一般文献研究只考虑了当期的收入，并未考虑一个家庭的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收入分为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当期收入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表示，预期收入考虑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其次，根据相对收入假说，居民的消费具有滞后性，即当期的消费受到以往消费习惯的影响，这里选取农村居民前一期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消费习惯。本文另外加入对不确定性预期的考虑，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大都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国外研究通常采用失业率或者收入的变动来度量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加之对于农村居民的失业率也难以衡量，所以住房、医疗等不确定性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很大影响，本文拟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根据经验，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住房建筑、教育和医疗支出变动较大，另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属于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利率的调整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投资与消费［12］，因此本文选取房屋建设、教育和医疗支出费用预期以及存款利率作为具体的不确定性预期的变量。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对其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较大影响［13］，所以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的替代变量。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通常都采用基尼系数表示，但由于基尼系数一般是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而这里是要单独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准确度量，这就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所以本文引入一种新的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标，采用在收入对比中引入单位货币效用的形式来衡量收入差距，即从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中分别剔除对货币的评价这一因素的影响，得到各自对自己收入的满足程度，从而以这种满足程度的对比来衡量收入差距。本文在综合了西方消费理论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理论消费模型: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其中，Ct表示t期的消费额，Ct－1表示上一期的消费额或称消费惯性，Yt代表t期的收入，Xt代表上述其他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εt为随机误差项。鉴于在实证研究中，双对数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而且便于得到各项弹性系数，此外取对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异方差的问题，所以本文将理论模型(1)中除了预期收入、利率和收入差距以外的变量都取对数，则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式(2)的形式:ln(Cit)=β0+β1ln(Cit－1)+β2ln(Yit)+β3AYit+β4ln(Bit)+β5ln(EMit)+β6iit+β7DYit+εit(2)其中，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年份;Cit代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Cit－1代表居民消费习惯，用前一期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Yit代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以上三者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均用当年各省的CPI平减得到;AYit代表预期收入，用储蓄变化量来表示;Bit代表房屋建设造价，以每年新建房屋的价值来表示(元/平方米);EMit代表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因为是二者综合指标，这里采用比的形式，即用二者支出的和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iit代表一年期存款利率，由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到;DYit代表收入分配差距;εit为随机干扰项。变量选取说明(1)预期收入的衡量。人们的消费观念并非能够完全理性地取决于收入与消费，因为人们的心里存在着预期收入，所以本文将收入预期纳入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中。关于预期收入的衡量有不同的方法，本文采用储蓄的变化量替代预期收入变量，若居民预计明年的收入会增加，那么当年的储蓄就会减少，消费自然会相对增加;若预期下年收入会减少，那么居民就会增加当年的储蓄，以维持其消费的平滑性。储蓄的变化量就作为收入的预期，计算如下:AYit=Sit－1－Sit－2其中，Sit－1是上一年的储蓄额，Sit－2是上上一年的储蓄额。(2)教育和医疗支出的预期。由于我国教育和医疗体制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所以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造成了农村居民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同时，调查走访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实行力度不够，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优惠。本文用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教育和医疗的不确定性预期支出，计算如下:EMit=EDUit+MDCitYit其中，EDU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MDC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收入差距的衡量。关于收入差距的计算，本文引入一种新的指标，其计算形式如下:DYit=VIit/VCitUIit/UCit其中，DYit是本文新引入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VIit和UI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数，VCit和UC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支出，这个一般性支出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VIitVCit反映出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而UIitUCit则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二者之比即单位货币效用的替代量。模型的估计与实证检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其中含有时间序列项，为了避免其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对各个变量都进行了单位根检验［14］，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法ADF－Fisher，PP－Fisher。检验结果如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中的变量ln(Cit)、ln(Yit)、ln(Bit)、ln(EMit)、DYit均为一阶单整，AYit与i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观察模型(1)，注意到方程右边的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此时若仍然用传统的OLS估计法进行估计，就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差且不一致。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的工具变量选择的是因变量以及内生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即lnCit(－2)、lnYit(－2)、AYit(－2)、lnEMit(－2)和DYit，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即lnBit和iit，因为房屋造价和存款利率不是由这个经济体系内部所决定的变量，但是对该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变量有影响，所以是外生的。根据以上结果，对模型的估计如下:lnCit=0.376lnCit－1+0.501lnYit+0.000082AYit+0.039lnBit+0.139lnEMit+0.11iit－0.781DYit(3)为了验证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Sargan检验，结果Sargan检验的p值为0.759，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是有效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限制有效，所选工具变量比较合理［15］。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因素的实证分析
依据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收入习惯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其弹性系数高达0.396。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研究结果不同，消费习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也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说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有所不同。与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处于多变的城市环境，各种增加收入和消费的机会较多，使得消费更具有不确定性［16］，所以他们很少会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和支出都鲜有明显的变化，基本上都会遵循上一期的消费来计划本期的消费行为，相对来说变化幅度较小。(2)和其他文献研究相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然是最主要的，但与城市相比，影响程度要低一些，其弹性系数为0.501，而收入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弹性系数一般在0.8左右。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化快、幅度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就会用来增加消费，消费的变化比较明显;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变化幅度不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可能不会用来扩大消费，或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当少。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在满足最基本消费后所剩余的部分比较少，根本无力用来再扩大消费。总体来说，提高收入必然会对消费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3)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虽然是显著的，但影响力很小。预期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消费会相应变化0.000082个单位。预期收入增加，表明本年度会降低储蓄，那么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相对增加，但就其影响程度来看，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力系数非常小，说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是否有根据预期收入来安排本期消费的观念还值得探究。另外一方面，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预期收入是否合理，用其他指标来衡量是否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4)住房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且其影响系数与相关文献研究中关于城镇购房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基本一致，为0.039，即住房建筑费用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会提高0.039%。但农村居民建设新房屋和城镇居民购买新房的目的不尽相同，城镇居民购买住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投资需求，近几年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购买住房越发成为了一种投资手段。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建新房基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根据农村的传统，不仅每家每户都要建新房，而且大部分人还会承担起给自己的儿女建新房的责任，住房建筑支出在农村家庭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同时也带动了与住房相关的一系列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5)与城镇居民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有着更加的不确定性。城镇居民因为所处的城市环境的优势，教育与医疗资源相当丰富，各种扶持政策也容易实现，所以在这两方面的支出不确定性比较小。而农村居民所处的环境使得其教育、医疗资源匮乏，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一些农村义务教育未能实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定点医院费用高昂、合作医疗基金有限、部分医疗基金被挤占挪用等，导致了农村居民教育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作为理性的选择，居民只能收敛其他方面的消费以保证未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需要。(6)存款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11，表明实际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就会增加0.11%。与城镇居民相比，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要大一些，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与之相比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相对较少，不能对消费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少，由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提高了居民收入，对消费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7)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弹性系数为－0.781，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扩大1%，农村居民消费就会下降0.78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高收入者的消费趋于饱和，收入的增加已经不能再刺激消费，而农村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却会导致其消费明显下降。如此，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会形成城乡消费的断层，即城市收入高的消费者只消费高档商品，而农村收入低的消费者只消费低档的必需品，处于中间的大多数消费品将会无人问津。
主要结论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消费理论；维度；重构
一、什么是消费理论的维度
维度，又称维数，是指独立参数的数目，通常用来说明对事物进行考察的角度具有多样化的特征。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是一套复杂的知识体系，因此，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消费理论就其内在逻辑来看，可以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力学维度、主观维度进行剖析；就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从制度维度进行剖析。时间维度是按照经济现象发生的时间对消费进行考察；空间维度就是以消费发生的空间范围为考察维度；制度维度是研究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下的消费现象；力学维度强调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主观维度是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出发分析消费问题。但是，仅仅从不同维度对消费理论进行考察是远远不够的。在从不同维度对消费理论进行考察之后，有必要对不同维度进行综合，对消费理论进行多维度的新构建。
二、消费理论的时间维度
莫迪利安尼将个人生命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消费者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考察消费，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消费是与人的一生的收入成比例的。人们在一生的收入既定的条件下，选择合适的终身消费规模。萨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将社会再生产划分为若干阶段，从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消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采用了同样的时间逻辑体系。他的研究出发点是商品问题，中心是资本问题。就全书的总体结构而言，首先研究的是生产过程，然后研究流通过程，最后再研究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加在一起的生产总过程。马歇尔则对即期享受与长期享受做了区分。马歇尔认为，人们进行消费的目的是获得效用以满足需求，选择在不同时间进行消费会获得不同的效用，要使效用最大化就必须对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做出抉择，这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弗里德曼关注即期与远期的区别，并由此提出“持久收入假定”，其观点与马歇尔有相似之处。持久收入假说将消费与收入分别按持久性与暂时性划分，并认为只有持久性消费与持久性收入存在正比关系。
三、消费理论的空间维度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材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独立的体系。微观经济理论从个人偏好与效用出发，确定消费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的最优选择。然后探究收入变化与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的影响。宏观经济理论对消费的讨论集中在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讨论短期与长期中总需求的变动。古典经济学家从个人与企业的角度，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进行的区分。麦克库洛赫认为，“所有的商品不是用以满足直接需要，就是用以增加产品生产者的享用，换句话说就是用以再生产比它们自己有更大价值的产品。”萨伊认为，生产性消费“既不给消费者带来心满意足的感受，也不会导致消费者欢愉，而是使投机商拥有新产品的价值，不仅补偿了前期消费产品时损失的价值，同时还让他们获得了预期的收益”；而非生产性消费“常常是用来满足某种欲望而不是价值再生产”。
四、消费理论的制度维度
马克思精辟的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消费理论的分析，离不开对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环境的分析。这其中，既包括社会根本制度，也包括于此相联系的消费环境、消费文化、风俗习惯、广告文化等等因素。马克思从社会根本制度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不足与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认为，消费水平在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资本家拥有奢侈的物质生活，工人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资本家试图将工人的工资与消费水平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消费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与维护阶级不平等的重要工具。凡勃伦首先从制度主义的立场对消费问题作了重大的突破。凡勃伦认为，劳动阶级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需要；有闲阶级的消费则根本上脱离了维持基本生活的范围，他们消费的主要动机是借助消费来显示其在金钱上的卓越成就，满足其虚荣心和自尊心的需要。
五、消费理论的力学维度
流动性约束强调收入的作用力。流动性约束又称信贷约束，是指居民从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取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到的限制。根据流动性约束理论，只要消费者受到流动性约束，其当前消费都会减少，其消费路径不再是平滑的。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强调生产的作用力。他们认为，生产相比消费更加重要，因此强调生产，倡导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尤其重视生产的作用力。马克思指出：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马歇尔的需求理论突出了价格的作用力。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商品价格的递减同时表现为商品销售数量的递增，只要价格水平能被消费者接受，消费者就愿意并可能按既定价格水平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使自己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突出了收入的作用力。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虽然凯恩斯也列举了一些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奢侈等，但他认为它们只是在长期内慢慢发生影响，而在短期内，它们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要比实际收入变动的影响小得多。
六、消费理论的主观维度
萨伊认为，个人消费与消费者个人的品行和情感密切相关，个人的品质，如高尚、卑鄙、、虚荣、豪爽、等等都会影响消费行为。边际学派从商品的边际效用价值出发，解释消费行为。边际效用价值论以消费者的欲望为基点，探究消费行为对消费者效用水平的影响，解决了“钻石与水的悖论”，构成了微观经济学消费者行为 理论的基石。希克斯的主观价值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也是《价值与资本：对经济理论某些基本原理的探讨》的出发点，这一部分被西方经济学家称该书的杰作部分。希克斯采用了几何方法，用无差异曲线图说明自己的主观价值论，用“边际替代率”概念取代了“边际效用”概念，又以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七、消费理论的维度
综合与体系构建本文认为，对消费理论的考察，应当以时间与空间作为基本的维度。时间维度划分为历史、当代与未来；空间维度划分为微观、中观与宏观。模型以当代维度与中观维度为基本出发点，综合考虑其他维度对消费行为的制约。历史维度突出国家、企业的历史发展情况、个人的消费经历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当代维度则选取了典型的国家为代表，涉及典型的国家中的国家制度、企业生产、个人及家庭消费、金融机构业务；以现金流与实物流沟通各个部分。由于制度演进、技术演进、行为演进、需求演进，当代维度最终将进入未来维度。微观角度以个人、家庭、金融机构为出发点。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购买商品市场的低廉性消费品；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市场的奢侈性消费品。个人的消费一定程度上从属于以家庭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其消费行为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与制约。金融机构向家庭提供贷款。中观角度以企业为出发点，符合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理念。企业向市场提供商品，包括生产用商品、消费用低廉品、消费用奢侈品。企业也会作为消费者出现在市场上，购买生产原料及劳动力。同时，企业向家庭支付劳动报酬，成为家庭、个人消费的物质基础。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使得企业可以在长期与短期之中取得联系。宏观角度以国家为出发点。国家以三种身份出现。其一：为满足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家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商品；其二：国家对企业与个人进行指导，实施宏观调控；其三：国家以独立出现在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战争。宏观层面还应当考虑生态环境、资源约束、文化氛围对消费行为的制约。
文章认为，以这种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消费理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一体系，拓展消费行为概念、弥补宏观微观断层；以商品生产为出发点、避免主观主义；将“理性人”还原为“社会人”；突出制度维度的考量。本文提出的体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宏观微观分离的问题，将消费理论建立在微观、中观、宏观的空间维度上；区分了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将消费理论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避免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将时间维度引入消费理论，使得消费理论从静止走向连续；将消费者置于群体中，由个人理性发展至群体决策、群体影响；考察不同家庭类型，将均衡发展至非均衡；考察制度、生态对消费的制约。在基本模型及基础上，下一步将对连续时间、消费心理、不同制度比较进行完善，以期对模型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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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分析?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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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消费论文篇7
一、理论基础及其传导机制
股市对消费的影响称为财富效应。财富效应指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增长，进而促进消费增长，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反之亦然。从消费视角分析，财富效应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影响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市场信心，提高短期MPC，进而扩大消费
Romer提出消费者信心理论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支持了消费者信心。在信用发达的市场，股市繁荣加速储蓄向投资转化，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加快消费信贷发展。投资者因股市繁荣对经济充满信心更大胆消费。
(二)通过影响投资者实际收入影响消费
投资者投资股市，一方面获得股票分红收益，另一方面因股价上扬获得的资本利得。当消费者持有股票市值上升，增大资产水平和信用水平，于是消费者运用这些股票向银行借贷支持消费：反之。消费能力下降。
(三)通过影响企业影响消费支出
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和托宾0理论，股票价格与其资产价值比率称为托宾0。当其较高时，企业资产市场价值超过重置价格，企业扩大投资。但在熊市下，企业再融资会陷入停滞，对企业发展不利，间接影响消费。
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不限于此。一方面，财富效应刺激人们金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股市分流居民储蓄，有助于居民储蓄存款转化为有效消费与投资需求，扩大内需。
二、理论模型、数据选取与方法选择
(一)理论模型
本文的实证研究围绕莫迪利亚尼生命周期理论展开。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一生消费受财富和收入制约。消费支出取决于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财富，由实际资本、金融财富和人力资本构成。金融财富主要由股票构成。由此。股市收益与居民消费行为关联的模型可以写成：Ct=a+blt+cPt+Ut。
其中It为第t期可支配收入，SPt为第t期股票指数。Ut为残差项，在该模型中为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
(二)变量的定义及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I)、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C)及上证季度股价指数(SP)作为研究变量，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锐思资讯数据库等，样本空间为199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
股价指数可表示股市波动，本文上证季度股票价格指数以当季上证综合指数最高与最低简均表示，居民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本文选取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表示。居民消费量选取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表示。由于影响居民消费因素众多，本文解释变量为影响消费及股市指标，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来解释上证股市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关系，进一步分析股市收益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为消除变量时序性，对所有数据进行季度调整和指数化再取自然对数得到量LC、IJ1和LSP，变动趋势如下图。可以看出，LC、U和LSP变动是同步且平稳的。
(三)计量方法选择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及上证股价指数具有时间趋势，是非平稳变量。为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协整理论。恩格尔和葛兰杰于1987年提出协整概念认为尽管每个变量自身可能非平稳。但它们线性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变量之间协整，则这些变量可用误差修正模型(ECM)表述其短期非均衡关系。该模型结合了变量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是有约束的VAR模型，它使短期波动的变量对均衡的偏离能收敛于长期协整关系。
三、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为建立股市收益与居民消费行为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先对变量LC、LI和LSP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它们是否平稳。运用软件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不能拒绝Lc、U和LSP含有单位根原假设。但对变量LC、U和LSP一阶差分，可以拒绝原假设。因此，这三组数据都是I(1)过程。
(二)滞后阶数的确定
根据以上检验，LC、U和LSP具有相同单整阶数满足协整分析前提。本文协整检验采用VAR模型。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系统长期均衡，用于协整分析VAR模型也具有动态稳定性。建立VAR模型必须选择正确滞后阶数，使VAR模型能准确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特征。比较滞后阶数为0、1、2的VAR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3结果，根据最大似然值和信息最小准则。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通过以上VAR模型分析，VAR(2)是最优的。分别设置检验变量LC、u、LSP。长期趋势项系数模型强收敛。在经过pcgive10.0软件对模型优化后，结果为：
从模型可以看出，LC短期波动受LI和LSP和误差修正项ECM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非均衡状态收敛于长期均衡过程。长期来看，各变量对居民消费有影响。居民的上期消费，可支配收入及上证季度指数对消费影响分别为0.4571、0.1238和0.05376。一旦短期波动偏离，系统将以0.13力度回到均衡。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变量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我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结果分析得出(见表3)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虽然上证季度股票指数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但这些都是格兰杰意义上因果关系。在经济分析上。我们尚不能据此对各变量之间关系做出判断。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上证季度股票指数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为长期均衡。
(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上证股票指数增加会增加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上期消费增加会减少本期消费，存在反向关系。在长期发展中，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上证季度股票指数增长1％，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分别为0.123％和0.0538％。而居民上期消费增加1％。本期消费减少0.4571％。
(二)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上证股票指数均会影响居民消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关于可支配收入短期为单一弹性，长期弹性为0.1238。
(三)从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其消费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上证季度股票指数不是其消费的格兰杰原因。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消费 泰尔指数 收入差距 不确定性 社会保障
一、引言
居民消费是国民经济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持久性动力。2015年，浙江省生产总值GDP达到42886.5亿，居民人均GDP为77862.2元，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本文从动态分析的视角，基于浙江省各项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综合城乡收入差距与不确定性因素考虑，运用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长短期动态分析，同时在衡量地区收入差距指标的选取上，本文选取泰尔指数来度量，以达到检验精准性。首先，研究从理论上探寻分析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及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实证分析两大综合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最后，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政府如何做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降低不确定性来促进消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以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不确定性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析，可以丰富现阶段收入差距理论，有利于构建符合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消费函数。对地区性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问题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收入分配理论，对于及时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刺激消费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分析间接影响政府对社会保障支出做出的决策，从减少不确定性开辟新方向刺激消费，拉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五、结语
在长期收入差距和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教育医疗费用和就业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表现为相对较弱的抑制作用。短期内，上期消费、收入波动、教育医疗费用支出波动和就业波动是影响居民消费变动的主要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弱。本文通过数据挖掘和模型构建，突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两大因素，有利于明确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政府部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做一些贡献。同时为其他省份以及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刺激消费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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