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投资论文范文

财政投资论文篇1

【摘要】笔者认为,高等教育陷入财政危机的最大原因当属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应通过强化法律的保障与约束功能;增加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国家财政贴息补息;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增强金融杠杆的支持;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等方法改进高等教育财政投资体制。

【关键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改进

吉林大学自曝财政危机以来,高校财政危机问题日益走入公众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原因众多,如国家财政支持不足、扩招、财务管理混乱、资金的有效利用率低,以及缺乏明晰的产权和明确的责任等,但高等教育陷入财政危机的最大原因当属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所致。

一、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的现状

(一)高等教育投入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7条提出:“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资体制,增加教育经费。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个论断被总结为“财(财政拨款)、税(教育税附加)、费(教育收费)、产(校办产业收入)、社(社会捐赠)、基(教育基金)”等六个渠道的教育投资体制。后来,教育部财务司又总结为“财、税、费、产、社、基、科(科研经费)、贷(银行贷款)、息(利息收入)”等九个渠道的教育投资体制。在这九个渠道中,没有吸引社会资本(民资、外资)这个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社会资本应是完善教育投入体制的新渠道。

(二)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

1.教育投入4%目标仍未实现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1999-2000年度,法国、日本、英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呼吁世界各国,到2000年应实现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6%的目标。据“全国教育经费情况执行公告”披露,1998—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2.55%、2.29%、2.87%,进入新世纪后的2001-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未达到4%的规定,分别是3.19%、3.52%、3.28%、2.79%、2.82%、3.01%。

2.财政投入总体不足

与学生人数的超常规增长相比,普通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在2006年达到1062亿,比1998年的356.75亿元增加了705.28亿元,增长1.97倍,年均增长12.7%。财政投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学生人数增长。据2006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869元,比1998年的6775元下降906元。

3.财政投入结构不均衡

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差异显著,部分省区对于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据统计,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869元,最高的省份北京达到18228.36元,最低的省份江西省仅为2219元,前者是后者的8.2倍。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部地方所属高校学生人数的82%。

4.事权与财权不分离

我国国家预算按预算等级依次分为类、款、项、目四级,尽管财政部1999年将教育事业费升格为“类”级,但教育基本建设费仍设在“款”级科目中,教育经费没有预算单列,导致财政性教育经费长期以来处于事权和财权分离的状态。具体体现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育事业,财政部门负责教育事业经费拨款,政府计划部门负责教育基建投资,在预算表格的汇总归类时,教育财政预算总额要与文化、科学、卫生部门的预算汇总成整个财政事业费预算中的“类”级和财政基本建设费预算中的“类”级。教育事业费属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类中的款级,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属于基本建设费类中的社会文教费款级。国家预算首先在类级支出中分配,然后依次在款、项、目级中进行再分配,教育经费是国家预算第二次分配。由于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教育的事权属教育部门,教育的财权属财政与计划部门,教育的事权与财权相分离。教育部门财权较小,难以有效行使事权,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5.多元化筹措教育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在政府投入是主渠道的前提下,能否开拓非政府渠道,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中国虽然也颁布了捐赠法,但在具体税收政策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只是实行税前从所得中全额扣除捐赠额外,没有其他税收优惠以鼓励社会捐赠。企业投资也是高校经费、特别是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自于社会的投资也不是很高,虽然近几年民办高校发展迅速,但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长期受国家政策的制约,《高等教育法》规定“设立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许多有眼光的企业家也看好这一产业,很想向民办高校投资,而投资必然要求回报。

二、改进高等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建议

(一)强化法律的保障与约束功能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足,除政府财力的原因外,相关教育投入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与执法不严是主要的原因。借鉴美国与日本的经验,确保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应从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来完善。

在立法方面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法律体系与财政资金分配的民主机制:一是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投资责任,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低于4%的最低目标;二是落实财政性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要求,确保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主导地位;三是规定中央财政在地区差异的协调、困难学生资助、基础性科学研究、公立大学经费以及重大教育工程项目等方面的经费责任;四是规定地方财政承担地方高等教育经费的责任,包括经常性教育经费定额标准、专项经费与基本建设经费的规模。

在执法方面要以立法形式明确教育财政的决策程序与各级政府的相关责任。包括:一是规定教育政策的决策程序,对重大的教育决策必须进行财政性可行性论证;二是对教育经费预算的项目、标准,教育经费在预算支出中的比例,以及教育经费在地区和学校之间的分配等事项的决定权,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下设的拨款委员会上通过;三是应增加对各级政府保障教育投入的约束条款,授权同级人大监督与执法检查的权力,对于不按照规定执行的政府职能部门及政府主要领导人由同级人大追究其相应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二)增加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必须保证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作用。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确保“三个增长”,并使高等教育经费在总的教育经费的比重稳定在20%左右。同时要尽可能平衡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教育投入,在法定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内,加大对中西部普通高校的财政投入,促使其扩大规模,提高质量,从而逐渐改变现有高校空间布局。

(三)国家财政贴息补息

可以首先采用贴息、补息等办法,减轻高校的债务负担,或把中长期贷款转为长期,解决短期集中还款带来的严重问题,或将公办高等院校贷款债务注为国债形式以减轻财政压力与风险。

(四)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在推进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公共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中的投入结构应有所调整,过去的一部分政府直接拨给学校的经费应转变为政府为贫困学生提供就学保障,包括对贫困学生的无偿资助和部分以助学贷款性质提供的有偿资助。

(五)增强金融杠杆的支持

首先,要抓紧建立高等教育银行。建立高等教育银行可以扩展教育财政经费的来源方式,利用教育银行具有发放债券的职能,可以为高等学校获得发展的资本基金。其次,可以利用国际银行组织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贷款,有了国际组织的银行贷款,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教育体系之外的大量资金为高等教育财政提供援助。按规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硬性贷款利率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但只发给会员国中低收入国家和政府以及由会员国政府担保的公、私立机构。如果能够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申请长期硬性贷款作为高等教育贷款基金,是提高教育投资指数的一个极佳的途径。再次,教育银行能够有效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补充教育财政,集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最后,发行高等教育。教育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若能够发行一些额度小、风险低的高等教育,可以增强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实力。

(六)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

首先,建议成立联系政府与高校的中介机构——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主要职能是为政府评估高校整体财政计划、明确各高校使用经费应承担的义务、运用审查和评估手段贯彻政府政策和落实教育目标、确保经费使用的效益和效率等。同时,它本身也应接受政府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其成员可由政府官员、教育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等组成。

其次,引入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模式,依据对高校的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拨款规模。一方面可以更合理地分配资源、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同时促使高校重视其社会责任、改善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绩效评估标准来引导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绩效拨款模式可以作为政府调控高等教育的一种手段。实施绩效拨款模式前提是有一个合理、公平的绩效评价方案,目前可以借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以及教育部2002年提出针对“985”项目高校绩效拨款方案—《高水平大学评价与拨款方案建议稿》来设计我国高等学校绩效拨款的模式。

(七)举办民办高等教育

各级政府从政策上落实好民办高校在用地、基本建设、缴纳税费、供电、供水、供气等方面的同等待遇,民办高校教师在教师资格认定、业务进修、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科研立项、职业技能鉴定等方面同等对待,民办高校学生在学籍管理、表彰奖励、升学、毕业生就业与户口管理、申请国家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交通优惠、医疗保险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同时,支持民办高校加强与企业合作,通过合资、合作、参股等方式投资办学,实现产权结构和办学形式的多样化。

(八)鼓励多种模式共同举办高等教育

公办高校利用无形资产和其它财产,与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多种模式共同举办高等教育。如云南省将选择有条件的高等职业院校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通过新征用地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及时办理用地手续,依法减免相关建设税费等措施,鼓励组建以产学研为主要纽带,以高职院校为龙头、跨地区的行业性职教集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走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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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资论文篇2

政府投资项目一般先由建设单位提出项目建议书及可研报告，发改委组织立项，财政部门审核资金来源，再由建设单位组织建设，最后由审计部门进行审计。这种模式在财政投资资金管理上存在弊端，项目以财政拨款方式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往往也是使用单位，建设过程中缺乏监督，建设单位只管花钱不用偿债，在建设过程中以各种方式、理由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使项目结算金额远远超过合同价，造成既成事实后使审计部门难以审计，最终财政部门被迫买单，财政部门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缺乏参与资金管理，无法对项目预（概）算、决（结）算进行审核把关。此外，这种模式也容易出现投资浪费、工程腐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找到问题原因就要想办法解决，在此背景下，财政投资评审已经成为化解财政投资管理困局的必然选择。

财政投资评审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门通过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预（概）算和竣工决（结）算进行评价与审查，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其他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及追踪问效，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

截至2013年底全国市、县两级设立财政评审机构已达2056个，2013年全国评审总金额达35752亿元，财政投资评审已经成为财政部门理财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通过对各地评审经验的学习和我们自身工作的实践总结，我们发现财政投资评审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减少财政投资浪费。通过预（概）算评审，核实项目投资方案、图纸等相关资料，全面掌握项目投资的基本信息，有效剔除预算中的“高估冒算”和“水分”，增强投资预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数据为例，全国2013年预算评审总金额达23112亿元，核减金额3069亿元，核减率达13.28%。

二是从制度上防止腐败。财政部门参与项目和资金的管理，对项目变更、隐蔽工程签证进行确认，在项目建设中形成财政部门、建设部门共同监督的模式，增强财政部门的监管权，扭转“部门、单位点菜，财政买单”的被动局面。

三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项目决（结）算审核，对资金支出把关，减少工程结算中的多报、虚报、高套定额支出等，规范了建设资金的拨付和使用，以某地区部分工程决算审核数据为例，25个项目送审总金额3679万元，审定2931万元，节约资金748万元，核减率达20%。

财政投资评审是一项重要而又全新的工作，各级财政部门都对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进行了积极有效地探索和实践，但从现状来看，在推进财政投资评审法制化建设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统一规范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国家法律

目前评审工作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层次不高，无论是以财政名义出台的《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还是各级地方财政机关制定了一系列评审制度办法都影响有限。在国家层面，还未对财政投资评审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模式作出统一规定，出台全国统一的有关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法律法规。

因此，应加快财政投资评审领域的法制化进程，以政府或人大名义出台财政投资评审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财政部门对政府财政投资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职能，对财政投资评审的工作权责、工作程序、组织方式等进行清晰的法律界定，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真正步入法制化轨道。

（二）缺乏协同有关部门开展评审工作的配套法律法规

由于评审工作起步晚，《建筑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中未设立关于财政评审的配套条款，经常发生建设单位“主观上不愿评审、客观上不知评审”，自行完成概预算、决结算等情况。此外，各市、县实际从事财政投资项目评审的往往有两家，一是财政部门的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二是审计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部门，有些地方由于职权划分不明确，往往在工作中可能出现评审工作与审计工作的职权范围重叠等情况。

因此，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配套体系，在《建筑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中设立有关财政评审的配套支持条款，明确财政部门、建设部门、审计部门等有关方在财政投资项目监管中的权利与义务，逐步理顺评审工作的外部环境，明确分工，加强合作，既避免财政评审孤军奋战的窘境，又形成协调有序的评审工作机制。

（三）缺乏对违反财政投资评审行为的处理处罚规定

财政部的《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中虽然规定，对拒不配合或阻挠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项目建设单位，财政部门有权暂缓下达项目财政性资金预算或暂停拨付财政性资金，但往往由于实际工作情况难以执行，评审工作在一定形式上流于形式，消弱了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严肃性。评审人员面对评审中可能出现的，建设部门不合理打包项目、招标机构在项目招标评标中脱离施工实际需求抬高施工企业资质标准、设计单位在规模、选材、布局上设计标准虚高、监理机构监督不到位、施工单位对评审工作态度消极、评审工作被“踢皮球”等情况，只能望洋兴叹，往往无计可施。

因此，在有关的财政评审法律法规中，增加对违反财政投资评审行为的处理处罚规定，例如对于违规项目可给予通报，对于相关责任方落实责任追究，对于违法行为可转交有关管理机关依法处理等，只有这样才能将财政评审工作落在实处，不流于形式。

总之，目前财政投资评审已经成为财政部门理财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在财政投资项目和资金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财政投资评审法律法规建设步伐，让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成为公共财政框架内的法定环节，才能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化解财政投资管理困局，才能真正保证评审工作根据法律法规，运用科学、规范的管理

财政投资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县级财政，支农投入

 

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支持与保护，财政对农业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的迫切需要,财政投入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长期深远影响。本文立足围绕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现状，着眼于全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结构的现实分析，就建立完善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支农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相关分析与思考。

一、对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基本判断

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支农投入比例的纵向变化以及与周边相关县(市、区)的横向比较，来判断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情况。

1、从纵向比较，赤壁市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呈上升之势。近些年，赤壁市财政部门努力加大支农力度,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农民人均收入逐年递增。“九五”、“十五”时期以及2008年、2009年至今，全市财政支农投入呈增长之势。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九五”期间的5.3％增加到2010年的10.7％，农投入绝对值从“九五”期间的924万元增加到2010年18026万元，支农投入增长率从2008年的12.4%提高到2010年度的24.1%。所以，从“九五”、“十五”和2008年至2010年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与预算内支农支出比上年的增长率两个指标来看，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处于逐年递增的态势。

2、从横向与其他周边县（市、区）比，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小。我们选择了周边具有较强可比性的咸安、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市、区），进行了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比较。以2007～2010年四年为例，这四年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2％、10.4％、10.6％和11.5%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而四县（市、区）平均比重达到了12.2%、12.5%、12.2%和12.8%。由此可见，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的规模偏小。

3、从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判断，赤壁市农业仍处在贡献地位。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财政支农投入/财政总支出）/（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产值贡献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越高，说明农业获得的财政投入支持越大。倾斜指数为1，表明农业获得了与农业产值地位平等的财政支持度。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赤壁市2006～2010年五年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分别为0.53、0.57、0.63、0.64和0.69。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呈逐年上升的变化，首先表明了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在进一步加强，其次表明了赤壁市的农业经济还没有获得与其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相等的地位，仍处在贡献地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通过对赤壁市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近几年的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变化，表明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投入能力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过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扶持由原来单一的农业发展项目拓展到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因此，尽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规模有所扩大，但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支农投入能力的有限性与新农村发展的巨大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缺口，在财政支农投入规模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结构效率，提升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密切度，是我们建立完善现代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的关键所在。

二、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赤壁市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总量增长迅速，但市本级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仍不尽合理。

1、农口系统事业费支出比例偏高。农林水利气象事业基本支出，主要是维持农口事业单位的“吃饭”问题。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农口事业费支出比例的变化看，尽管财政支出中农口单位基本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各年度农口单位基本支出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如2009年、2010年财政支出中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占农口部门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1％和48％，过高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对农业生产的直接作用甚小。

2、农村基础建设投入不平衡。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实际看，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都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较大比例，如2008年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达653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5％；2009年投入农村基础建设投入6791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57％；2010年投入728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7%。但这些支出中用于大中型的带有社会性的水利、交通等全社会普遍受益的项目投入比重较大，而对一些农民直接受益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可以真正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关系农业和农村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动植物防疫设施建设、农业品种改良、农田水利以及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所占比重较小，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3、农业科技、农民教育培训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投入是农业投入的重要

摘要内容。据统计，农村教育投入每增加1元，就可以使农业产值增加8.43元。当前赤壁市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也明显不够，2009年这块投入只占财政支农总投入的0.65％。

三、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赤壁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按照农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重的原则，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兼顾、合理配置，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的规模结构，确保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稳定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有效实现。

1、加大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一是确保预算内支农资金稳步增长。坚决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个高于”和“三个主要”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分配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将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努力增加预算内支农资金，确保预算内支农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二是广辟途径，拓宽财政支农资金的筹资渠道。在加大财政预算内对“三农”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稳定的支农资金筹措渠道，努力做到支农投入多渠道，资金来源多源化。一是加大政府性基金筹集力度。加强水利资金、土地开发资金、水资源费等预算外资金的征收管理。二是确保土地出让金的支农支出。列入土地开发成本的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成本回收款、农业土地开发出让金地方财政留成部分和省返回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支农支出；从安排给经济开发区、中心镇、城市防洪工程、工业功能区及乡镇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8%用于全市新农村建设；大幅提高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净收入用于支农支出的比例；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提高后，新增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用于支农支出。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农业项目库，以优势项目争取省、咸宁市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其他各项支农专项资金上对全市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2、科学安排，合理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投入，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投入的比例、产业之间的投入比例、长期投入和短期投入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制定完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各项补贴政策。积极改进补贴方式，加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补贴，增强农产品政策性补贴转作直接补贴资本的能力，提高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密度。要把农产品政策性补贴一部分转投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科技上去，进一步扩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范围和规模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二是适当稳步减少农业事业费支出。在现有财政支农投入水平下，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进一步压缩财政支出存量中的一般性支出，根据各个农口单位的实际情况，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开源节流，腾出财力用于增加“三农”投入。三是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合理调整农、林、水等投入比例，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本级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30%以上。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重点支持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低产田改造、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配套机械、乡村道路、山间林道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四是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科技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及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要提到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2％以上；加大对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投入，加快品种引进和改良；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投入，提高农业社会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加大对农产品认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农民教育和科技培训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3、形成合力，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作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市、乡镇（办、场）两级政府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发挥农业财政支持和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探索“民办公助”方式，采取“以奖代补”、“以奖”、“先建后补”等多种形式，鼓励农民投资，政府适当补助，引导农民自愿筹资、投工投劳。要逐步建立信贷风险抵御机制和加大财政贴息力度，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机构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

4、加强监管,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对农业投入要实施项目化管理，建立从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到资金使用全过程的财政监督和控制体系。一是把好项目立项关。建立项目储备库，邀请有关专家和项目单位对每个列入储备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或评审；在编制年度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时，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根据项目轻重缓急和财力可能，从项目库中确立农业投入项目，确保项目选择的科学性。二是把好项目配套关。对有配套资金的项目，按照统一管理、统一拨款的要求建立项目资金财政专户，确保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到户。三是把好项目实施关。坚持农业投入项目公开招投标制度，确定施工单位，财政部门按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拨付资金，实现工程进度与资金拨款同步，确保项目实施的质量。四是把好项目资金关。坚持农业投入项目实施由主管部门统管、资金由财政部门统管，按照“来源多渠道、管理一个头”的原则，对所有财政投入、部门配套的资金全额存入财政专户，所有农业投入项目资金，坚持财政部门统管，一个头拨付，保证支农资金专款专用。五是把好项目监管关。要对支农项目进行全程跟踪检查，及时了解掌握项目实施的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确保农业投入项目按规划目标顺利实施。推行绩效评价制度，逐步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激励机制，建立“立项前知绩效、实施中抓绩效、完工后见绩效”的良性互动机制。注重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将评价结果与下年度专项资金分配相挂钩。

财政投资论文篇4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成为人们的共识。2008年下半年,面对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下滑,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是,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还不成熟,适应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文在回顾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立足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指出了新时期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掌握的原则。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 积极财政政策 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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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炳德.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评价及建议[N].中国经济时报,2009.5

4.谢旭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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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科技创新；资金投入规模；资金投入主体；资金的有效投入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019?05

财政科技资金是指国家财政预算直接或间接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其本质是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资金，是政府界入科技创新领域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财政资金之所以要介入科技创新领域，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科技创新领域存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公共手段纠偏；二是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三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财政科技投入通过影响创新体系中的某个子系统进而对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产生作用[1]。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把科技创新作为支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支点，切实加大科技投入。为在新的产业革命浪潮中抢占先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财力保障有效加强。本文即以此为背景，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总体力度、投入结构、投入方式、管理体制等涉及投入效率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一、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规模与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财政科技投入的宏观政策不断完善，逐步构建起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为强化科技创新投入的政策保障，有效引导各级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我国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对财政科技投入做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在《科技进步法》中明确规定，国家要逐步提高科技投入的总体水平，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实现法定增长。二是在国务院印发的《实施的若干配套政策》中提出，要将财政科技投入作为财政预算保障重点，全面落实财政科技投入法定增长要求，使科技投入水平同创新型国家相适应。三是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间接投入，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规定，企业用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在进口环节方面规定，对于科技开发用品以及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环节税收。

（一） 投入的总量规模

从1991年至2011年的20年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11年财政科技投入总量达到3 828.02亿元，较1991年的160.69亿元增加22.82倍，年均增长17.18%。其中，1999年、2001年、2005年、2006年、2009年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幅度均超过20%，特别是2009年增长幅度达到28.9%，实现了财政科技投入的跨越式增长；20年间增长幅度低于10%的仅3年，分别为：1998年、2000年、2007年，其中2007年最低，增长幅度仅为5.6%。近20年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总量虽然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来说，增长速度并不算快。从1991年至2011年的20年间，我国财政支出由1991年的3 386.6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09 247.79亿元，20年间规模增长31.26倍，年均

（二） 投入的构成主体

受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分别来源于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财政投入，逐步构建起了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科技投入体系。1992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33.6亿元，地方财政科技投入55.7亿元，中央财政投入占比达70.58%，从1992年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在整个财政科技投入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状况的不断好转，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占科技总投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由1992年的70.58%逐渐降至2011年的49.27%。从1992年至2011年的近20年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增长13.54倍，达到1 942.1亿元，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增长32.86倍，达到1 885.9亿元①。地方财政投入在整个投入体系的主体地位日益增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占比情况基本相当，财政科技投入逐步由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的模式演变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投入的双主体模式。

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有效性评价

资金追求效益，投入必须有产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投入的效益究竟如何？反映科技投入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和经济增长两个指标来评价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有效性。

（一） 科技创新成果产出情况

反映科技创新成果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选取专利授权和科技论文两个方面反映科技产出水平。一是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种专利国内外授权情况来看，授权数量从1990年的22 588件增加到2011年的960 513件，近20年间增加41.5倍，年均增长19.55%。二是从国外3种主要检索工具（具体包括SCI、EI、ISTP）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情况看，收录论文数量从1996年的19 598篇增加至2010年的320 354篇，14年间增加15.35倍，年均增长22.09%。从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我国在专利授权和科技论文两个方面的科技创新成果增长迅速，与我国年均增长17.18%的财政科技投入相吻合，表明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产出效果明显。

（二） 对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

财政科技投入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经济增长，促社会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积累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所推动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两个方面的贡献[2]。本文即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参量指标，分析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是从经济总量增长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1年的21 781.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2 881.6亿元，20年间增长20.71倍，年均增长16.64%，与我国20年间财政科技投入增长22.82倍、年均增长17.18%的客观事实基本吻合①。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反映出近20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二是选取1991年到2011年财政科技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首先，进行基础数据处理。用CT代表财政科技投入，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为缩小异方差对模型回归估计的影响，分别对两个变量取对数，用LnGDP和LnCT表示，再运用ADF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检验发现，LnGDP、LnCT数据序列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非平稳的，而LnGDP和LnCT的一阶差分ΔLnGDP、ΔLnCT数据序列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是平衡的。其次，建立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借助1980年西姆斯（Sims）提出的VAR模型，对LnGDP、LnCT两个变量的所有当期数据和滞后若干期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估计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根据LnGDP和LnCT的VAR模型0到5期滞后的计算结果，当滞后期为2时，估计结果最优。具体运算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估计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滞后一期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正向关系，滞后两期的 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表现为反向关系。这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注重应用性研究投入而忽视基础性研究投入造成财政科技投入的短期效应， 使得财政科技投入难以形成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中的问题

我国财政科技资金在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财力支撑、推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在有效投入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够

自1992年以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虽然总量水平增长较快，但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却一直偏低且增长缓慢，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还明显不够。从图2反映的情况来看，我国财政科技

投入占GDP的比重尽管在不断增长，由1995年的最低值0.5%增长到2011年的0.81%，但一直在1%以下，而相关研究认为财政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低于1%的国家属于缺乏创新能力的国家；另一方面，近20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由1992年的5.06%降至2011年的3.5%，财政科技投入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地位不断降低①。

（二） 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方式还比较单一，绝大部分资金以无偿资助的方式直接投入科技创新活动。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拨付资金用于科技行政机构和国有科研事业单位的运行支出，二是以项目形式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新产品试制、中间产品试验以及重大科研项目进行资助。科技投入很少采用贴息贷款、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绩效奖励、后补助等间接投入方式，没有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杠杆效应，不能有效引导金融资本、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近年来，尽管科技等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探索开展科技和金融结合工作，但从总体来看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的间接方式运用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探索实践。

（三） 财政科技投入结构不合理

科学技术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技研究、科研成果的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等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基础研究外溢性显著，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在整个创新环节的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财政科技投入作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对市场机制失灵最显著、社会资本不愿涉及的基础研究给予重点保障。但是，从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支出结构来看，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始终维持在5%左右，明显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入水平。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国家基础研究在财政科技投入中的占比都经历了先高后低的发展趋势，一般在工业化初期水平偏高，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开始下降，但也维持在10%-20%之间[3]。综合我国国情考虑，目前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这必将影响我国原始创新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与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相 适应。

（四） 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体制不健全

一是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现象，缺乏真正有效的宏观协调机制。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分别由科技、发改、教育、工信、科协等职能部门掌握和管理，各职能部门管理科技投入自成体系，造成科研项目统筹和信息流通不充分，科技创新领域重复立项与支持不足并存，科技成果研发与成果应用之间脱节，带来科技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二是财政科技投入的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督。一方面尚未在全国范围构建一个严整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转高效的科技经费监管体系，存在监督主体多元无序的现象；另一方面科技经费使用监督侧重于资金配置后的使用监督，轻视资金配置和项目立项环节的科技事权监督，导致科研项目立项环节过程不够透明、专家评审不够独立、项目立项竞争性不足、项目协调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四、财政科技资金有效投入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有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调整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管理机制，切实强化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财力支撑。

（一） 加大财政对科技持续有效投入的力度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总量虽然在不断增加，但相对投入不足，投入强度偏低，特别是近年来财政科技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在逐步降低。因此，建议在将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幅度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挂钩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财政科技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情况，明确规定财政科技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或财政总支出）中应达到的比例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财政科技投入法定增长落到实处，从而有效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针对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现状，建议加强财政科技投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一是中央财政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的同时，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科技投入转移支付力度，缓解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压力，有效缩小区域间科技投入不平衡问题，推动地区经济结构相对平衡发展；二是从优化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区域布局的整体战略出发，有效调动地方各级财政对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财政潜力，构建具有地区发展优势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4]。

（二）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

按照中央“围绕创新链不断完善优化资金链”的要求，改革我国传统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示范效应，吸引各类投资主体投资科技创新活动，实现我国科技投入由“财政投入推动型”向“财政机制推动型”转变。一是由财政资金参股，引导设立风投基金、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投融资机构，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二是对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按一定比例进行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三是运用贴息、后补助、担保等方式，完善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支持力度[5]；四是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出台对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 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6]

财政科技投入在短期平衡的同时要更加兼顾国家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后劲，因此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结构。一是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该领域的重大突破往往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但是，基础研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外部效应显著，属于公共产品范畴，私人部门一般不愿介入。财政科技资金作为体现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手段，必须义不容辞地加强对该领域的投入，确保形成必要的科技创新战略储备。二是要加大公共领域投入力度。主要是针对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公共教育等领域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公益性科研机构人员财政保障水平，支持公益性质的科学研究与创新，体现公共财政服务于社会公共需求的特点。三是要体现国家产业发展战略。财政科技投入要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相吻合，在加大对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的同时，要针对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瓶颈技术研发活动加大投入，有效支持产业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突破，助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四） 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管理机制

按照中央深化政府管理改革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有效投入的管理机制。一是要强化财政科技投入的统筹协调。尽快梳理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公共职能，深化政府管理改革，改变财政科技投入目前多部门分条块管理格局，对财政科技投入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对财政科技资金配置和科研项目立项做到统一规划，统一预算分配，有效避免科研项目多头、重复和交叉立项情况，同时通过财政科技资金的统筹整合，加大对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以集中财力办大事。二是要构建财政科技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机制[7]。建立专业化的监管机构和队伍，对财政科技资金配置与使用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高效规范使用。在资金配置环节，要严格科研项目立项与资金配置工作程序，强化项目技术评审和经费预算评审，建立健全资金安排决策机制，纪检监察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资金配置环节的督察，强化对科技事权的监管，从源头控制财政科技资金的浪费与低效使用；在资金使用环节，健全科研经费预算与项目管理体系，推行中期评估制度，督促项目单位切实履行法人责任，项目负责人合理规范使用财政科技资金；在项目验收环节，健全科技经费第三方监管服务机制，加强对财政科技资金的审计检查，积极开展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逐步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科技资金配置机制。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整理，其中增长率的计算未考虑物价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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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晓峰. 自主创新财政支持的理论基础与政策选择[J]. 财经问题研究， 2008（6）：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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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健.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优化分析[J]. 科学管理研究， 2010（6）： 79?81.

财政投资论文篇6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支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会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但是随着税收制度的完善，以地方政府给出的税收优惠程度作为企业投资选址的决策变量的做法渐渐行不通了。现在的投资者会更多地考虑地区投资环境，包括交通、文化卫生、科技及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等。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相比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官员升迁考核体系直接影响官员的行为，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特殊体制，居民并没有足够的用脚投票权利，满足居民的公共需求尚未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因此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只是体现在某些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税源较广因而财政收入较多，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会更大。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我国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所影响，且受发展阶段限制。

（二）财政分权下的支出效应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资本流动效应，那么地方政府间既有横向竞争，也有纵向竞争。根据通常的分类，政府间的横向支出竞争分为互补型和替代型。如果两个辖区之间存在互相模仿行为，进而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相同，那么这种竞争是策略互补型的支出竞争，这种策略类似于标尺竞争模式；但是当某个辖区公共品供给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时，其他辖区出现了搭便车行为，便是策略替代型的支出竞争。当一项支出竞争为策略替代型时，地方政府会不愿过多地投入，因此这样的竞争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负影响；反之，如果是策略互补型的支出，会产生正影响。当考虑纵向竞争时，我们用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考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如何影响地区投资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市场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分权的过程，因此在市场化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分权模式，即“经济联邦主义”。这种分权模式反过来又激励了地方政府促进市场的行为（Montinolaetal，1999；Qianetal，1997）。当中央政府将事权下放时，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和发展经济的激励。但是，在资源稀缺性的假设条件下，地方政府必须要展开竞争才会为当地吸引更多包括资本在内的资源，即他们会为了经济增长而相互竞争。因此，在财政支出分权的背景下，企业的投资决策会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府的影响，这样，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影响程度会变大。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盈利能力、投资区位的选择方面都会不同。诸多文献表明，公司的投资决策与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密切相关（孙铮等，2005）。由于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更加密切，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干预较多，有时是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因此，国有企业投资的跨地区流动所受到的限制因素更多，即国有企业流动性较小。同时，Wildasin（2000）在其调整成本的动态税收竞争模型中也指出，地方政府会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化税率，即对国有企业施行更高的税率去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而国有投资主要受税收竞争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安排影响较大，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影响会相对较小。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假设2：策略替代竞争对地区投资行为产生负影响，而策略互补竞争对地区投资行为产生正影响；财政支出分权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对地区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

（三）财政支出效应的滞后性如果我们考虑地方财政支出的长期效应，有些类别的财政支出并不会立即对企业的地区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一些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主要在长期发挥作用，短期不明显。具体而言，一些公共投资会通过预期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比如当一个地区地方政府扩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着手于改善投资环境时，这些财政投入对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是投资者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所预期，这样尽管一些财政支出的短期回报不明显，但是仍然会通过企业投资的预期对招商引资起到一定的作用。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假设3：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财政支出对于地区投资行为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二、数据与变量定义

我们考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变化对地区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9年。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我们将它剔除在样本之外。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财政年鉴》。当我们分析企业的地区投资行为时，通常关注跨地区资本流动的规模，但由于难以获得准确反映各省市历年投资流入的数据，因此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总量数据反映地区间财政竞争的效应有其合理性①（付文林等，2011）。考虑到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受政府的干预存在差别，我们也对国有经济进行了分析。本文使用的所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以前缀ln_表示其对数值。本文重点讨论财政支出细分科目所代表的公共支出是否存在竞争。这些细分科目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卫生支出、农业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交通费支出。进行划分的依据有两个：一是该项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是否占有重要份额，二是该项支出是否对地方政府吸引企业投资有重大影响。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指标，本文参考李涛和周业安（2008）的方法，用相邻地区地方政府相应类型财政支出平均值表示，相邻地区本文定义为与该地区在地缘上有接壤的省份，然后计算所有与该地区接壤省份财政支出的平均值，但海南省除外，本文定义海南省的邻省为广西省和广东省。本文分别用medu，mtech，mcul，magri，msocia，mtransp表示教育支出竞争、科学技术支出竞争、文化卫生支出竞争、农业支出竞争、社会保障支出竞争及交通费支出竞争。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间的支出策略，从而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后果（赵文哲等，2009）。但由于我国各省份间人口差异很大，政府支出水平高并不代表财政分权水平高。同时，政府对于中西部省区的扶持程度可能会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本文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总和。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fi，职工平均工资wage，铁路密度rail_den，公路密度road_den，城市化水平city（付文林等，2011；李涛等，2009）。本文的最终面板数据样本包括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09年共计300个观测值。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观察值个数、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结果和分析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总投资和国有投资的影响该部分主要检验假设1和假设2。我们重点考察三组解释变量，各地区财政支出水平及结构，地区之间在财政支出水平及结构上的竞争以及支出分权程度与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交叉项。计量模型的设定如下：其中，在考察总投资时，Yit代表地区i在时间t内该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财政支出总额和住宅投资的投资额ln_pinvest；在考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时，Yit是地区i在时间t内该地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ln_state。α0是常数项，localit表示各地区分类财政支出。wlocalit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变量，包括教育支出竞争、科学技术支出竞争、文化卫生支出竞争、农业支出竞争、社会保障支出竞争及交通费支出竞争。lnwlocalit×fdexp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交叉项，用以表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策略互动。Xit是控制变量集，包括固定投资价格指数，职工平均工资，铁路密度，公路密度及城市化水平。uit表示复合残差项。表2报告的是基于2000—200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分析结果②。在分析中，我们首先使用Hausman检验确定了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中，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总投资；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国有资产投资。本文通过观察各地区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发现，文化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对投资均有正向影响且显著。地方政府的文化卫生财政支出增加1%，当地吸引投资的水平就会增加0.0044%。这反映出了企业在投资时也会考虑投资环境，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有所改变。政府的文化投资可以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医疗的投资更是造福广大人民。因此，一个地区的政府对文化卫生事业越重视，越会吸引人口的流入。而企业如果要生存，既要雇佣劳动力，其生产出的产品还需要有广阔的市场，人口资源丰富的地区自然也是企业愿意投资的地方。但是教育和社保、交通等支出对于企业投资的整体影响为负。对于生产性投资而言，教育、科技、社保等财政支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均为负，这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政府体制模式是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除了关心地方财政收入之外，他们也关心在官场升迁的机遇。而教育、科技、社保等财政支出在投资回报周期中是属于较长的投资，如果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地关心自己的政绩，那么这些支出很难体现为本届政府的政绩，因此对于此类财政的支出便没有动力。通过观察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竞争水平及结构，我们发现，对于企业总投资而言，教育的支出竞争系数均为负。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地区对教育的投入大，那么其他地区的居民就可以把子女送到该地区接受教育。这样，即使该地区没有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也可以享受到教育改进的好处。地方政府会将更多的支出投入到其他具有策略互补型的产业方面，因此这种策略替代行为对地区投资产生负影响。而政府间的科技、文卫、社保及交通支出竞争则体现出策略互补行为，以交通竞争为例，一个地区交通财政支出增加1%，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会增加0.0008%，这与Ermini和Santolin（i2007）的研究类似。当考虑财政支出分权时，我们发现，总体而言，从2000—2009年，我国财政支出分权比例从53%下降到25%，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自主性变大。对于生产性投资而言，中央政府事权的下放使社会保障支出竞争和交通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大。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每下降10%，社会保障支出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程度增加0.83%，交通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增加0.33%。对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社会保障支出竞争和交通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但是没有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大。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每下降10%，社会保障支出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程度增加0.14%，交通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增加0.18%。这是因为政府在不断下放财权和税权的同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由过去的依附关系变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样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地方政府有必要而且有能力为争夺资源和经济活动展开竞争。通过比较地区财政支出及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行为和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投资确实有其特殊性。由于国有企业的流动性较小，因此地方政府在教育、文化卫生及科技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均没有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大。比如，教育支出每增加1%，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减少0.0736%，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只会减少0.033%；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竞争的交叉项后，教育支出每增加1%，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减少0.0849%，而国企投资只减少0.032%。对于支出竞争而言，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教育支出竞争增加1%，对企业生产性投资影响程度降低0.727%，而对国有经济投资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也说明目前我国国有投资中的行政色彩依然很浓，许多项目和企业投资是国家扶持的，而较少地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及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的影响，即假设2是成立的。观察控制变量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职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正，且基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明工资越高，投资率也会越高。显然，这与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一致。但是如果把工资率看成劳动的边际收益率，而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则是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体现。那么，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人才越多，也会越吸引企业的投资。资本品价格对企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这与通常的投资理论不相符，但与Goolsbee（1998）的研究结论类似，他考察了美国1959—1988年投资税收抵免对资本品价格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推论，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多，当地的基础设施及优惠条件会越好，企业投资需求也会越大，从而导致资本品价格上升。城市化水平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城市化水平增加1%，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就会增加0.45%。这是由于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这些地区有足够的资金为公共品融资，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有较高的竞争力。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区域分析根据假设分析可知，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上述将全部省份纳入一个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异方差问题，另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其竞争对企业地区投资行为的影响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异，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计量方程（1）是东中西三大区域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3的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三大经济区内部各省区间投资竞争特征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改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大。以科技投资为例，财政支出每增加1%，企业投资会减少0.0383%，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减少0.0108%和0.0156%且不显著。这是因为西部省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税源也比较紧张，为了维持财政支出不得不对企业增加征税的力度，所以没有足够的财力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同时，其财政支出投入对于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也较小。财政支出竞争方面也呈现类似的结果，东部地区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样以科技支出竞争为例，东部地区财政支出竞争增加1%，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会增加0.138%，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减少0.6425%和0.4206%。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政府在科技竞争方面呈现互补策略，这只是适用于东部地区，西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负值。这里的分析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即在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中，财政支出竞争尤其是改善公共服务的竞争只有在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之后才会出现。具体而言，就是只有在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中财政支出竞争会在较大程度上吸引企业投资，并且是在财政支出竞争投资周期较短的方面吸引生产要素流入。

（三）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长期效应分析上面我们只是检验了财政支出及财政支出竞争的短期影响，还没有对其长期效应做进一步的检验。下面我们利用方程（2）来检验财政支出的长期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1~5阶滞后值。lnlocali，t-j反映了财政支出对未来企业投资的影响，对于方程我们同样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由表4我们发现lnlocali，t-j的当期支出效果根据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而不同。教育支出的4阶和5阶滞后项对企业投资影响显著，科技支出只有1阶滞后项对企业投资影响显著。除了农业的3阶滞后期对于企业投资决策影响显著外，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只有当期项才对企业投资决策有所影响。这也证实了我们上面的分析，即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在投资回报周期中属于较长的投资，因此教育支出的滞后项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农业耕种会有一个周期，一般的轮耕期为三年，因此农业的3阶滞后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近年来，我国对高科技企业的扶植力度不断增强，尤其是2009年首批创业板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其中主要是高科技公司，更是体现了科技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同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也逐渐缩短，这使科技方面支出的长期效应不明显，主要在短期发挥作用。因此，科技支出方面只有1阶滞后期的影响较为显著。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2000—2009年地方政府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企业地区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提出了三个假设，并对这些假设一一进行检验。总体来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及竞争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是有影响的，由于国有经济的特殊性，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要相对弱一些，同时，在我国财政分权的背景下，我们也发现，财政支出分权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支出及支出竞争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今后的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两点建议：（1）我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正处于由税收竞争向财政支出竞争过渡的阶段，当前地方政府对于文化卫生的投入有所改善，今后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利于提高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领域，比如交通、社保和科技等。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为了防止欠发达地区展开恶性税收竞争，从而陷入公共支出缩减的恶性循环，应进一步统筹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引导中西部地区财政竞争方式由税收竞争向支出竞争的转变。（2）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尽量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寻找财政分权的最佳尺度，促进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的良性竞争。

财政投资论文篇7

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大小往往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各个国家都要通过财政收入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通过适当地增加或减少财政收入总量的方法加以实现。本文选择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以及税收增长率三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对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进行分析，以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为工具，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拟合解释财政收入的变化，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提高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依据，从而实现我国财政收入总量的平稳增长。

一、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选择了财政收入、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及税收的数据作为基本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相应的增长率作为本文的基本指标，即财政收入增长率（Y），GDP增长率（X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税收增长率（X3）。根据以上指标和数据，本文应用Eviews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R2=0.9331，说明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并且F=21.16764>F0.05（3.16）=8.70，回归方程也很显著，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除了固定资产投资的P值略大于1%，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1%，所以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即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即以上变量联合起来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

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增长0.3593%，固定资产投资当期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下降0.0485%，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滞后效应所产生的，即当期投入不会立即转化成当期产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生产能力从而增加产出，使财政收入增加；税收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增长0.6325%，这是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与经济理论分析相一致。

（二）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GDP和税收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有直接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因为滞后效应的存在，所以它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两方面影响。首先，经济的增长（GDP增长）是财政收入形成的基础，也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所以经济增长必然带动了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对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物质基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入的当前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所特有的滞后性造成的，所以在短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会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带来明显的刺激作用。同时，从以上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税收在以上指标中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最显著的作用，它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占据最关键的地位。

二、对策建议

第一，从财政收入与GDP 的方面看，首先应该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使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保持同步，让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下。其次，应该大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税率、增加税种的方式固然会使财政收入暂时提高，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暂时的利益。所以扩大财政收入的根本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把经济规模做大，把经济的效益提高，在此基础上加强税收管理，才能使财政收入呈现良性的增加。

第二，从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即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各项税费会使财政收入增加。二是间接效应，即固定资产的投资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带来财政收入的扩大。并且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推动。所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首先，应提升固定资产的质量和效益，只有稳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扩大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扩大生产力的能力，同时也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刺激了财政收入的增加。最后，优化投资结构，突出投资重点。基础设施的投资永远是重中之重，只有拥有基础设施才能带动经济的稳定发展。

财政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GDP增长率，是常数，ot=工商税收（除所得税外），st=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cus=关税，agr=农业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g1=基本建设支出，g2=国防支出，g3=教科文与卫生支出，g4=政策性补贴支出，g5=支援农业支出，g6=行政管理费，g7=抚恤和社会救济费，g8=增拨企业流动资金，g9=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g10=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g11=地质勘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