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负担论文范文

税收负担论文篇1

【关键词】 税收负担； 实际税率； 综合税负； 度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2-0075-05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是财政、税收、经济等领域的传统研究课题，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比较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宏观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相对成熟，由于统计数据的公开性和可得性，研究结论的获得相对容易；但微观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个人、部门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企业税收负担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同一问题出现相反的结论，尤其是实证研究结论尤为突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企业税收负担的测度方法与计量模型存在偏差或不足。

一、主要文献综述

Siegfried以公司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为度量指标，研究计算了1963年美国采矿和生产行业的年度平均ETR[ 1 ]。此后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采用了ETR指标来研究公司ETR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作了实证检验。王P采用实际税率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收负担，研究发现处于不同地区及行业的上市公司其税负是存在差异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16.07%，远低于当时的名义税率33%[ 2 ]。此后，王延明[ 3 ]、吴联生[ 4-5 ]、马化祥[ 6 ]、林丽花[ 7 ]等都采取实际税率法研究了企业税收负担与相关因素的关联关系。王韬、萧艳汾则采取增加值税负率度量模型，他们计算的企业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实际税率法的计算结果，并且行业差距巨大，同时结合主营业务利润率分析得出企业税收负担高低和轻重不能划等号[ 8 ]。实际税率和增加值税负率度量企业税收负担都存在一定偏颇。实际税率法仅考虑了所得税的负担问题，而忽略了其他税收的影响，可能低估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水平。增加值税负率没有很好地解决度量模型中分子项与分母项的匹配问题，可能高估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水平。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另外考虑国内外税制结构的差异，朴姬善采用企业综合税负率测度模型，使用企业年度实际缴纳的各项税款作为分子项，使用年度营业收入为分母项，研究了吉林省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 9 ]。冯延超也采用相同的测度模型研究了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的关系[ 10 ]。其实，这些测度企业税收负担的度量模型都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将在后文中深入剖析。

实证研究大多从公司税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关系入手，但是，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Stickney和Mcgee研究表明，负债程度与平均ETR之间成正向关系，在资本密集型企业和自然资源行业较为明显[ 11 ]。Zimmerman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和ETR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石油行业尤为显著，企业规模使用销售收入指标来代表[ 12 ]。Gupta和Newberry[ 13 ]，Wilkie[ 14 ]也认为实际税率与公司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Porcano[ 15 ]l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Stickney和Mcgee没有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王延明研究发现，1998年以后规模大的公司平均ETR水平高于规模小的公司，以总资产为解释变量时最为显著。吴联生的研究也证明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模大的公司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而其实际税率较高。另外，还有诸多学者研究了公司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资产结构、投资机会与获利能力、国有股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企业税收负担度量的多维度分析

全面深入掌握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情况，需从多个维度分析[ 16 ]，同时，还必须掌握企业税收负担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一）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

宏观税负多用于宏观经济分析，通常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Tax-to-GDP Ratio）为指标度量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现在已经形成了大、中、小三种口径的度量模型，分别用政府收入、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计算。宏观税负不仅包含企业税收收入，还包含了非企业部门的税收收入。鉴于此，很难从宏观税负直接分析企业税收负担[ 17 ]。宏观税负的统计结果主要用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制度总体设计和安排的评价，微观税负主要以研究企业税收负担为主，度量方法多样，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采取微观税负方面的统计数据及信息。

（二）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

名义税负通常以名义税率（Nominal Tax Rate）来反映，又称为法定税率（Statutory Tax Rate，STR）。名义税率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税法中以不同的计税依据征收税额的比例或者额度，反映的是征税的深度。名义税率概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税收负担的大致状况，在跨地区税负的比较、吸引外资、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税务筹划等方面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实际税负通常以实际税率来反映，对于负税人而言，如果税法没有任何优惠政策及特殊规定，从理论上讲，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种税法通常都有优惠条款、减免措施或加重征收，纳税人也可以采取税负转嫁、税务筹划及避税等行为，使得其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实际税率才能体现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水平。因此，名义税率只是研究企业税收负担优先使用的参考指标，实际税率才能够真正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存在个体差异，度量每个企业实际税负水平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直接税负与间接税负

狭义的企业税收成本仅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款（费）之和，广义的企业税收成本则应该包括企业支付的各种税款（费）以及与纳税相关的所有支出[ 18 ]。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费）产生的显性税收成本形成直接税收负担，企业因为纳税行为而间接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或支出产生的隐性税收成本则形成间接税收负担。

1.直接税负

直接税收负担简称直接税负即显性税负。直接税负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照国家税收实体法的规定，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各种税款（费）的总额。依据目前的税收实体法体系，企业在所有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缴纳的税款（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船舶吨税及教育费附加等[ 18 ]。

2.间接税负

间接税收负担简称间接税负即隐性税负。间接税负是指企业因为涉税事务而间接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或支出，主要包括税收风险成本、税收财务成本及税收服务成本。

姚爱科认为，税收风险成本主要是指企业有意或无意违反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遭到税务机关的处罚所发生的价值耗费，包括税收滞纳金、罚款或者罚金等。税收财务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缴纳各种税款（费）而使资金流出企业发生的利息损失、银行手续费以及缴纳税款（费）资金的机会成本等价值耗费。税收服务成本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完成纳税事宜而发生的办理费用和费用。相对于税收风险成本及税收服务成本，税收财务成本无法在账面上清晰地反映和核算，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经常被企业所忽视。因此，从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税收负担应该将间接税收负担纳入整体税收负担之中。

三、企业税收负担度量模型述评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税收负担度量模型主要有三种，即实际税率模型、增加值税负率模型及综合税负率模型。

（一）实际税率（ETR）模型

实际税率模型是目前研究企业税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测度模型，可以以企业年度税费除以当年收益的比例为指标[ 19 ]，更严格一点说，就是企业税收负担与税前经济收益的比值。但在实际应用中，分子项并不是企业全部的税收负担，而是以企业负担的所得税作为依据，分母项采用利润表中的税前利润或者息税前利润。基本模型为：

这两种模型属于实际税率测度模型中的基本模型，计算简单，应用便捷，需要的数据容易获得，尤其是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信息中都包括这些数据。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8号――所得税》可知，利润表中反映的所得税费用并非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已有研究表明，多数企业记录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净额大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净额，因此，以上述两种模型测度结果可能会高估企业实际税率。

对于模型ETR2，分母项使用息税前利润明显欠妥，因为企业的利息费用除税法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的部分外，均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即利息费用并不承担所得税，模型ETR2可能会低估企业实际税率。

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和会计准则在收益及费用确认时间和确认标准上存在差异，按税法规定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与税前会计利润并不一致，如果需要比较准确地计算实际税率，就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调整。因此，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多种调整以后的实际税率模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增加值负率模型

无论实际税率模型如何调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将所得税负担视作企业整体税收负担，不管采取那种模型进行度量，其结果都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整体的税收负担水平。

为了使企业税收负担的测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王韬、萧艳汾将税收负担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应纳税额占该企业同期增加值的比率，提出了增加值税负率模型，用公式表示为：

遗憾的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只有计算结果，并没有说明度量模型中的增加值包括哪些内容。尽管增值税与增加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其他流转税一般与销售收入具有相关性，所得税则与所得额（或税前利润）具有相关性，因此，这种度量结果高估了流转税税负而低估了所得税税负。另外，用增值税应纳税额和增加值的比重衡量增值税税负明显是不科学的，因为企业增值税税额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企业自己承担的，前文已作分析不再赘述。但是，这个测度结果也基本反映了各行业税负的特点，例如烟草加工业76.92%的总体税负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税负达到了52.37%，主要是烟草加工业较高的消费税税率造成的。

（三）综合税负率模型

冯延超认为一些西方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可以以所得税实际税率（ETR）来衡量公司的实际税负。而我国增值税等流转税是主体税种，企业缴纳的流转税、行为税等税款远高于所得税，仅用所得税的公司实际税率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企业的真实税负。因此，采取公司综合税负率来度量税收负担的高低，测度模型为：

其中：年度实际缴纳税款数据来自年度财务报告中现金流量表内“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去“收到的税费返还”金额来获取，该项指标包括了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所得税、房产税等各项税收。

该模型的优势在于考虑了企业所有的直接税收负担而不是仅考虑所得税，但包含了不影响损益的增值税。另外，模型分母项不是采取税前会计利润而是年度营业收入，对直接税而言，与分子项是不匹配的，其计算结果很可能低估企业的综合税负率。

为了克服上述模型的部分缺陷，又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调整，调整模型为：

调整后的模型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分子项与分母项不相匹配的问题，也没有剔除不影响损益的增值税对计量结果产生的噪音。

四、企业税收负担度量的理论模型――基于税收负担完整性的理论模型

企业直接税收负担的测度是一项难度很大的课题，因为从税务会计实务来看，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和直接税税额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除了增值税税额之外，企业缴纳的绝大多数税款都计入了当期损益（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并且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时都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从而产生抵税效应，但影响程度确实难以计量。所以，测度企业直接税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使用企业缴纳的所有税款（费）总和数据，明显不合理，可能会高估企业税收负担比率；如果只选择企业所得税的数据，又不完整，可能会低估企业税收负担比率。

鉴于此，从税收负担完整性出发，本文将企业税收负担理论模型从内部管理及研究分析两个角度重新构建企业综合税收负担度量的模型。

（一）基于内部管理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度量模型

基于内部管理的需要，企业应该全面利用核算数据对整体的税收负担进行准确计量。一般情况下，企业都有比较完备的会计核算体系，与纳税有关的所有数据从核算体系中都能够获得，不存在数据获取的障碍，因此，税收负担计量模型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就是全面衡量企业税收负担高低的关键因素。

为了构建计量模型，笔者借鉴西方税收分类标准，以流转税、资源税为主体将货物和劳务作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额归入间接税，这些税额通常情况下以销售额、营业额或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在会计处理中一般记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且税额具备转嫁条件；以所得税、财产税为主体的将收益、财产或行为作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额归入直接税，这些税额通常情况下以所得额、财产价值等作为计税依据，在会计处理中一般记入“所得税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且税额不容易转嫁。直接税和间接税税额构成企业直接税收负担，其他与纳税活动相关的所有支出构成企业间接税收负担。构建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TTB1）模型如下：

其中：间接税净额是指企业一个年度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等间接税总额扣除税费返还后的差额。直接税税额包括企业一个年度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印花税、船舶吨税等。

由于契税和车辆购置税一般情况下直接计入房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车辆的购置成本中，烟叶税也计入收购烟叶的成本，这些税额并不直接影响当期损益，在持有期间后续计量中通过折旧或摊销得到了补偿。另外，在现行增值税法中规定一些购进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允许从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这些进项税额只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按规定作转出处理，二是计入有关购置项目的成本。如果作转出处理，意味着既不增加增值税税额也不减少增值税税额；如果计入有关购置项目的成本，则通过折旧或摊销得到补偿。除此之外，从法理上讲，其他合法合规的进项税额都可以抵扣，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全部转嫁给了下一环节，并不由企业自行负担，所以，要把增值税税额从间接税税额中剔除。

但是，TTB1模型还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缴纳的间接税中有多少作了转嫁以及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税额对所得税的抵税对该模型的影响。由于企业可以采取前转、后转、混转、税收资本化等手段进行税负转嫁，但具体能够转嫁多少无法准确计量，也可能有些企业的定价政策受制于政府管制以及《反垄断法》的制约等原因，间接税无法转嫁，每个企业情况各异。因此，模型的前一部分存在高估分子项的可能。如前所述，所得税前扣除的各种税额的抵税效应又会使企业减少所得税税额，即低估模型后一部分的分子项，所以，综合两个部分基本能够度量企业整体的综合税收负担比率。

（二）基于研究分析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度量模型

如果是基于研究分析的需要，TTB1模型的应用就要受到很大限制，最大的障碍是无法获取TTB1模型所要求的全部数据。作为外部的信息需求者，只能从企业公开的财务信息中获取自己研究分析所需要的数据，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税收负担方面的数据主要披露在财务会计报告中，相对较为充分，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采用的是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而研究对象如果是非上市公司，获取相关数据则更加困难。

依据目前的相关规范和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税收负担方面的数据分布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中比较分散。另外，企业发生的间接税收负担隐藏在多个项目中，无法获得准确数据，现有研究文献一般都不将其考虑在内。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从披露的年报数据中也无法直接获得，因为企业一个年度内缴纳的所有税款列报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在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内容下的“支付的各种税款”项目中，而当年已缴的增值税税额并不在利润表中披露，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内容中的“应交税费”项目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日尚未缴纳的各种税额。基于上述困境，将TTB1模型进行调整，构建用于研究分析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度量模型TTB2：

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即利润表中列报的该项目金额，收到的税费返还即现金流量表中该项目的金额，递延所得税调整项目的金额来自利润表所得税费用项目的附注，营业总收入、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项目直接从利润表中获得。

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基本上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扣除收到的税费返还后，就是企业的间接税税额，同时，剔除了增值税的影响，再除以营业总收入就是模型TTB2第一部分计量的企业间接税负担率。模型TTB2的第二部分分子项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当期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分母项是税前会计利润，该部分计量企业的直接税负担率。不难看出，模型中直接税税额是不完整的，原因在于企业对其他直接税的核算基本上记录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在报表附注中对管理费用项目披露的详细程度不一，无法完整地获取相关数据。直接税中除了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直接税金额不会太大，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影响程度很小，因此可以忽略。

使用模型TTB2可以^为全面完整地度量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情况，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分析企业税收负担在地区、行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为税收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等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模型TTB2，通过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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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负担论文篇2

关键词:税收负担;宏观税负;减税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14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39-03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为4944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1.39%,大大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税收收入达到57862亿元,比上年增长17.0%。关于我国税收负担是否过重这一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讨论。笔者认为,研究我国税收负担以及减税问题,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掌握目前我国税收负担的基本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客观的结论。

一、我国税收负担的基本特点

(一)我国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国际上通常用一定时期的税收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宏观税负。一般而言,衡量宏观税负可以采用3种口径,即小口径、中口径和大口径。其中,全年税收收入占GDP 比重被称为小口径宏观税负;全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宏观税负;全年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称为大口径宏观税负。由于各国的政府收入在构成和统计口径上差异较大,因此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往往不采用大口径宏观税负。

由表1可以发现,2004年以来,我国的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逐年增加。小口径宏观税负由2004年的16.09%上升为2008年的19.24%,中口径宏观税负也由2004年的16.51%上升为2008年的20.39%。但我国的宏观税负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处于中等水平。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为19.33%,同期我国宏观税负仅为16.09%,二者相差3.24%。到2008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仅为19.24%,仍未超过发展中国家2004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从其他国家宏观税负来看,2006年美国宏观税负为38%,丹麦和瑞典等国家的宏观税负接近50%,韩国和阿根廷均为25%,蒙古为28%。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很高。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尚未开征社会保障税,因此小口径宏观税负在进行横向国际比较时还应考虑我国社会保险费收入这一重要因素。但是,即便考虑社会保险费收入,我国采用小口径和中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也仅会提高3%,在国际上仍处于中等水平。笔者认为,评价一国宏观税负的高低不能仅看绝对数,还应与该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结合起来全面考虑。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逐年增加,但总体而言,我国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仍处在比较合理的区间。

(二)我国微观主体实际税负过重

微观主体实际税负过重是我国税收负担的最主要特点,也是不少人判断我国税收负担过重的基本依据。许多微观主体普遍感到税收负担过重,这主要是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来考虑的。“税收负担过重”是指微观主体的实际税收负担而不是指我国的宏观税负。笔者认为,在讨论我国税收负担问题时,将宏观税负与微观主体的实际税负等同起来有失偏颇,无法得出正确结论。这是我们在讨论我国税收负担时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造成我国微观主体实际税负过重的原因是政府收入很不规范,除税收收入外,非税收入总额巨大,且增速迅猛。非税收入几乎涵盖了除税收以外的所有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还包括罚款和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是政府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上述非税收入,尽管不属于税收,却给微观主体带来了实际的经济负担。在衡量和测算微观主体实际的税收负担时,也应该把这部分非税收入考虑进来,纳入计算之列。因此笔者认为,采用大口径计算税收负担更能准确反映微观主体的实际税负。由于政府收入不仅包括税收收入,还包括大量的非税收入,因此采用大口径计算得出的我国宏观税负数额相对较大。但由于我国一些年份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掌握近年来我国大口径税收负担的变化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我国的政府收入已超过54000亿元(一些非税收入未纳入统计),当年GDP为211924亿元,由此计算出2006年我国大口径税收负担达到25.48%,且近年来仍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其实,非税收入的准确测算一直是一个难题,大口径税收负担中的全部政府收入中包含非税收入。据保守估计,2006年我国非税收入超过20000亿元,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仍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未纳入统计之列。因此,我国非税收入的实际数额还应该高于所公布的数字。如果将全部非税收入考虑进来,采用大口径计算的我国宏观税负还将略有提高。国际上通常采用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衡量非税收入规模的合理性。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要稍高一些,一般在15%-25%,我国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远高于这一数字。以2006年保守估计的20000亿元非税收入计算,当年我国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53.14%,这一比重是相当大的。我国总量惊人、增速迅猛的非税收入是造成微观主体实际税负过重的重要原因。

二、对我国减税问题的几点看法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结论:目前我国减税还是存在空间的。这里的“减税”主要强调降低微观主体的实际负担,减轻不合理的非税收入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具体操作时,笔者认为,“减税”一方面应与规范非税收入相结合,另一方面应与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相结合。

(一)减税应与规范非税收入相结合,降低微观主体的实际负担

从微观主体的角度来看,税收负担并不是微观主体的全部负担,大量的非税收入使微观主体实际经济负担加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观经济主体的实际负担不仅包括税收负担,还包括其他经济负担。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微观主体已经“难堪重负”,因此降低微观主体的实际负担势在必行,必须引起各方面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为降低微观主体实际负担,减税应与规范非税收入相结合,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在减税方面,我国2009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的增值税转型以及其他一些减税政策,大大降低了微观主体的税收负担。今后,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出台一些新的税收政策,将降低微观主体税收负担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在具体税种上,例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在3%的基础上是否还有降低的空间?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在每月每人2000元的基础上是否还有继续上调的可能?这些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规范非税收入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规范非税收入,应保证政府收入形式规范化,整治和规范政府收入的渠道,切实降低微观主体不合理的负担。在规范非税收入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重视非税收入的重要作用,不能全盘否定。非税收入是政府的重要财源,它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源结构以及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化。同时,非税收入有助于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有助于政府目标的实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要正确区分非税收入的性质,这是规范非税收入的前提。合理合法合规的非税收入并不会造成微观主体额外的负担,而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是导致微观主体“难堪重负”的重要原因。收费是政府为提供个别的、特定的服务而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是服务对象为获得服务而自愿支付的,自愿性是其重要特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会导致收入形式的混乱,加剧微观主体的抵触情绪,增加微观主体的额外负担,应该坚决取缔。

第三,要从总量上控制非税收入,理顺税费关系。数额庞大的非税收入在总量上必须要有所控制。一方面,要限制对于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补偿性收费,不能变相涨价或附带乱收费;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税费改革,可以将一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征税,对仍需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应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范,严格限定范围,并接受民众监督。

(二)减税应与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相结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财政活动不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财政支出。减税应与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相结合,要从单纯的减税转为如何更好的使用税收,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近期一直强调的“民生财政”更多的是站在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此前,我国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水平是比较低的。仅从社会保障支出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例一般在30%左右,北欧高福利国家的这一比例要更高一些,2006年,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均突破了40%,而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0%,相比而言还是偏低的。因此,减税与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相结合,应特别加强民生财政的支出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评价一国的宏观税负还要与该时期政府的职能范围结合起来考虑。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国政府的职能范围越大,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越高,则必然需要较多的税收收入予以支持,该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往往高于其他国家。从总量上看,减税不能以牺牲公共服务水平为代价。如果减税后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那么民众宁可不减税,也要保持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

从结构上看,多数民众希望财政支出能够更加关注民生,如果单纯减税,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民众从减税中得到的实惠将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并未切实体会到减税所带来的好处,减税的实际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相反,如果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尽管民众缴纳了较多的税款,但他们享受到了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不会认为税收负担过重,还会认为所缴纳的税收“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大大提高了他们对税收的遵从度。如前所述的丹麦、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国家尽管宏观税负水平较高,但与之匹配的是极高的福利水平。因此,只有将宏观税负与公共服务水平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的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应该将减税与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结合起来,将单纯的减税与更好的使用税收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加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具体执行中,还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真正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有限的税收发挥最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当前若干重大税收问题的分析[J].税务研究,2008,(11).

[2] 朱青.对我国税收负担和减税问题的剖析[J].税务研究,2008,(11).

税收负担论文篇3

关键词：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微观税收负担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8016502

税收负担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目前最流行的观点是，财税部门认为中国的税收负担水平并不高，居民和企业对税负轻重的看法存在一定差异。造成政府与公众对税收负担偏差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与公众的评价视角不同，对于同一个事物或现象，不同人由于观察视角或立场的差异，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政府是从宏观税负的角度评价税收，公众是从微观税负的角度评论税负，因此造成两者的观点不同。文章从税收负担的基本内涵、我国税收负担的宏观及微观分析着手，对我国的税负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依次提出合理中国税收负担的几点建议。

1 税收负担的基本内涵

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因向政府缴纳税款相应地减少了其可支配收入，从而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或使其承受的经济负担，税收负担的本质是国民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从绝对额的层面上来看，税收负担通常情况下是指纳税人应该提交给国家的税费；从相对额的层面上来分析，税收负担通常情况下是指纳税人必须交纳的税额和相应计税准则价值的比值，税收负担主要决定着国家和纳税人以及不同纳税人间的分配情况。

2 税收负担分析

2.1 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宏观税收负担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宏观税收负担是指一个国家总的税收负担，它是从全体纳税人角度来反映的税收负担水平。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来表示。研究宏观税收负担，可以比较国与国之间的税负水平，分析一国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较低的，1996年我国的税收负担只有10%，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是，从此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收入的水平发展较快，宏观税收负担也出现了连续提升的状态，在2004年税收负担提高到了19%，但是和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个水平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准确地评估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在经济稳定提高和税务机构的支持下，宏观税收负担有了迅速的恢复，在充分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宏观税负并没有偏重，仍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从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财政职能的实现、税收制度及税收征管水平的实践来看，宏观税收负担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是可行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对于仅仅利用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无法反映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并且给出了“大”、“中”、“小”三种不同情况的宏观税收负担这种观点，也是较为合适的，这种观点采取各种口径下的宏观税收负担能够体现不同的问题，按照“大”、“中”、“小”三种口径衡量宏观税收负担是一种“中国特色”，它反映了中国政府收入形式的特殊性，是一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宏观税收负担衡量体系。

2.2 微观税收负担

微观税收负担是指一国企业或者居民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它是从个别纳税人角度来反映的税收负担水平。所谓微观税收负担，是指微观经济主体或某一征税对象的税负水平，可以用企业所得税负坦率或商品劳务税负担率来表示。研究微观税收负担，便于分析企业之间、行业之间、产品之间的税负水平，为制定合理的税负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从目前我国微观税收负担水平上来分析，我国大部分企业承担着过重的微观税收负担，特别是承担的非税收负担比较重。这种状况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我国税制体系和主要税种的配置上，税制体系我国的主要形式是流转税其主要征收对象就是企业，企业需要上缴的大部分税种所形成的税收负担比较重。从法定税率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增值税转换为消费型，相应的基本税率一般低于国外的税率。我国历次税制改革基本上是采取了只挤不让的原则，所以，我国企业有着承重的税收负担，和国外相比比较大，特别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税收负担是最重的。不同企业由于税收政策及性质不同，在微观税收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企业在所有制地区规模以及行业上是不同的，因此在税收负担上也有着很大差异，一般情况来讲，非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于国有企业税收，中小型企业税收负担低于大型企业，外资企业税收负担低于内资企业，不同企业产生了不同税负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的不同。

2.3 结论

从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分析：从不同口径看，中小口径税负并不高，大口径税负较高从变化趋势看，税负水平上升趋势明显；从微观税收负担结构分析：产业间税负不公，服务业税负偏重，区域间税负不公，中部与西部地区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挂”，收入阶层间税负不公，中等收入阶层税负过重企业间税负不公，中小企业税负过重；从税收收入使用情况分析：我国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宏观税负水平不对称，使纳税人总体上产生税收负担偏重的感觉。

3 税收负担合理化的建议

建立中国税收合理征收及使用的健康体系，总体原则是“适度征税，合理用税”。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减轻中产阶层税负；为中小企业实施减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努力打造“阳光财政”。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途径着手：

（1）构建“以支定收”为基础的财政收支机制。先确定“政府究竟需要花多少钱”，再确定“政府究竟可以获得多少钱”，从而使政府收入规模控制在“适度”水平上既能满足政府履行基本职能的需要，又不至于超出企业和居民承受能力。

（2）建立以税收为主的政府收入结构。进一步深化税费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有资产收益体制改革；严格控制债务规模。

（3）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从税制结构看：要降低流转税比重，同时提高所得税与财产税比重；从具体税种看：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的税制改革，一、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二、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和征税环节；三、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四、全面推进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改革。

（4）加强和完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创新征管方法，降低税收成本；加强税源监管，减少税收流失；坚持依法治税，促进公平正义。

（5）着力推进财政支出改革。优化支出结构，控制与压缩行政性支出，有保有压调整经济性支出，努力扩大社会性支出；提高支出效率，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理财机制。

参考文献

[1]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12）：310.

[2]彭高旺，李里.我国税收负担：现状与优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2）：1114.

[3]吕艳娟.中国税收负担的探讨[J].财经论坛，2012，（10）：4546.

税收负担论文篇4

关键词：碳税 税负归宿 收入分配 投入产出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5年的14040元。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碳税是以石化能源的含碳量为计税依据，对石化能源征收的消费税。碳税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实际开征碳税的国家或地区不多，仅限于芬兰、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其原因除了担心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之外，还担心其税负归宿对收入分配会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因此，只有清楚地了解我国碳税税负归宿的规律，判断出碳税是如何影响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才能对碳税政策效果做出正确的估计，从而确定碳税在我国是否可行并确定实施的方案。

碳税税负归宿分析模型简介

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模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碳税对最终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即计算各最终消费品的有效碳税税率，消费品价格变化的比率就是该消费品的有效碳税税率；第二部分，建立居民消费支出系统，本文采用的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 ；第三部分，将第一部分的价格变化运用到支出系统中，从而考察价格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模型分析是在“企业所缴纳的碳税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一般而言，对某一产品征收消费税，其税负会依据其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摊，由生产者分摊的部分会被其要素（资本、劳动等）所有者所承担，要全面分析这一过程必须用到一般均衡理论和进一步的数据支持。虽然这一假设在现实中一般是不满足的，但由于其简便而被作为间接税负归宿问题的一个通用假设。如果放弃这一假设，当税负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盈利，由资本所有者承担的话，则会增加累进性，因为一般认为资本主要被高收入者所拥有，当税负主要由劳动所有者来承担的话，那么其对结果的影响就不那么直观了。究竟是资本负担的多还是劳动负担的多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比如各自的密集程度等。但通常会假设缴纳碳税会减少企业盈利，是被资本所有者负担的。

碳税税负归宿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

（一）碳税的累退性

2002-2006年各阶层居民收入与碳税负担率的散点图（见图1、图2、图3），由图1、图2、图3可以看出碳税税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如果将城市和农村分开来考查，随着收入的增长，碳税税率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各自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累退性。同样的结果可以从各阶层的税率变化趋势图中看出来（见图4、图5），收入等级越低，其税收的负担率越高。

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碳税对公平程度的影响（见图6、图7、图8），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全国，其基尼系数曲线均向上移动，整体超过开征碳税前的水平。

（二）碳税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

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见图9、图10）。城镇的低收入户、最低收入户以及农村的最低收入户的碳税负担率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组别，而且变动的幅度较其他收入水平户要大。考虑到碳税税负的后转，则影响变小；考虑到各年商品组合内部结构的变化，这一影响会增大。在所有的收入组别中，对农村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

城乡住户的影响对比。通过分析城乡的碳税负担率变化（见图9）可以看出，城镇的碳税负担率要明显大于农村。根据碳税负担率的水平差异，必然引致社会福利水平相对变化，其下降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城市社会福利下降了约2%，而农村下降了约1.7%，所以说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更易受到碳税的影响（见图10）。从整体上看，碳税的征收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但是由图8可以看出，全国的基尼系数也是增长的，即农村和城市各自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抵消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实证检验结果说明

综上，对各产业石化能源的最终使用和居民石化能源消费征税，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引起各种消费品价格不同比例的上升，同时，每个人消费支出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消费支出项目构成和各消费品价格的相对变动共同决定了碳税的最终归宿。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收入低的消费者负担较重的税负，因此，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分开考虑的话，本文模拟的碳税是累退的。也就是说，如果征收碳税，将加大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各自收入分配的不公；如果考虑到碳税税负归宿的后转，其累退性会减弱；考虑到商品组合内部的变化，其累退性还将有所增强。然而，本文的结论更多反映的是一种短期的税负归宿，如果是长期，由于生产中技术的改进、能源的替代会使得长期的累退性得以减弱。短期和最初的归宿问题被看作是政策上是否可行的关键。

同时，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存在很大差别，这一差别使得城镇居民负担的碳税税率明显高于农村，这将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的差距，但是这一收入差距减少被城乡各个内部收入差别的扩大所抵消，使得全国整体上的收入差距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另外，在农村5个等级和城市7个等级的收入组别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低收入组，虽然从整体上看，农村的税负要小于城镇的税负，但农村最低收入户的税率要大于城镇最低收入户。由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与城市收入组别划分上的区别，城市最低收入组内的低收入者可能会同农村的最低收入组一样，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要征收碳税，就需要对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

我国碳税税负归宿的政策启示

（一）是否开征碳税应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因素

税收负担论文篇5

关键词：宏观税收负担；税收收入税负率；财政收入税负率；政府收入税负率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税收增长率连续十几年大大高于GDP增长率，成为近几年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7年的十几年间，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在8％～11％之间，而税收增长率则维持在17％～25％之间，十几年间税收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根据2007年5月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三，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该杂志中文版从2002年开始，利用税负痛苦指数这一指标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排行，而中国总处于前列。这些事实引发了我国政府和公民对于我国税负是否过重的考量。我国税收负担究竟过重还是合理，本文拟从对于税收负担的不同统计口径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指整个社会或单个纳税人(个人或法人)实际承受的税款，它表明国家课税对全社会产品价值的集中程度以及税款的不同分布所引起的不同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究竟多高才算合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税收负担要适度合理，这既是税收的本质要求，也是制定、执行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

依据考察层次的不同，税收负担主要分为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在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中，衡量社会总体税收负担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税收负担的轻重程度，而微观税收负担指标并不完全反映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状况。因而，本文所说的税收负担是指宏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否过重。

宏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国家当年征收的税收总额与一国的社会产出总量或总经济规模之间的对比关系，即社会的总体税负水平，由于一国的经济总规模主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因此，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其中，使用比较普遍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

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税收收入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T/GDP)。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国土范围为依据计算的生产总值，包括国家领土范围内居民和非居民的全部最后产值和劳务总量，但不包括居民在境外的这个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的公式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税收负担率(T/GDP)=税收收入总额/国内生产总值×100％

二、三种意义上的“税负”概念

税收负担，广义地讲，可以理解为一国公民相应于政府承担的经济负担，即该社会中的企业和个人向政府缴纳的所有支出。从这一角度理解，可以将宏观税负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税收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财政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和政府总收入意义上的宏观税收负担。以下将这三种意义上的宏观税负分别简称为税负一、税负二和税负三。税负一是指税收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税负二是指财政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此处财政收入是指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收入；税负三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将宏观税负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政府收入”除包含“税收收入”外，还有许多“非税收入”，具体包括：(1)属于规范性的、纳入预算的收入有：企业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城市水资源费、排污费以及其他杂项收入；(2)介于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未正式纳入预算但可比较精确统计的收入有：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3)纯系现有制度体系之外、且无法加以精确统计的收入，则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收入等。将“政府收入’视为“实际税负”而得出的“实际税负水平”才能真正反映中国国民和企业所感受到的税负压力。

三、三种衡量指标下的税负率比较

欲比较三种衡量指标下的不同税负率，需要首先得到历年我国GDP的总额和每年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总收入的具体数值。表1是我国2001～2006年GDP、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总收入表。可见，2001～2006年的6年间，GDP、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和政府总收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表1)

下面根据表1计算得出三种衡量指标下我国的宏观税负率。(表2)

欲得出我国宏观税负是否轻或重，需要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报告，1990～2005年发展中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14％～19.33％之间，发展中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率为25.58％～26.52％。

考察税负一可以发现，2001～2006年仅计算税收收入的税收负担率居于13.9％～16.5％之间，与发展中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仅看此项可见我国的宏观税负率并不高，处于合理范围。

考察税负二，计算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收负担率居于14.9％～18.4％之间，也处于相对正常的范围。

考察税负三，当将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都算入广义税收之内时，我国的宏观税负率在2001～2004年间处于25.5％～26.8％之间，基本与发展中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在内的宏观税负率范围相吻合；但在2005年，这一数值增长到27.9％，并且在2006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30.6％。

四、结论

税收负担论文篇6

关键词：税收负担；税收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1－0074－08

一、文献概览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而从现代大量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来看，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不显著到非常大。

Stokely和Rebelo［1］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2］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3］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4］对台湾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factortaxation)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5］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向的关系。此外，Plosser［6］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7］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 Karras［8］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9］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须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10］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 Turnovsky［11］和Capolupo［12］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

学者们在研究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同时，还进一步地从税收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外学者通常是从对资本所得征税、对劳动所得征税和对消费征税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资本税，学者们的分析比较一致，认为其存在着扭曲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对于劳动税，学者们对其是否存在扭曲效应所持观点有所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各有不同。对于消费税，争论的观点在于效用函数，如果效用函数不包括闲暇，消费税被划为非扭曲性税收。

格雷纳［13］利用数理模型得出结论扭曲性税收（所得税）提高税率意味着对资本收益征收更高的税收，抑制了私人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非扭曲性税收（消费税和劳动税）不影响私人资源的配置，对于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Zeng和Zhang［14］得出了同样的研究结果。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5］的研究表明收入税降低经济增长率，消费税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闲暇的定义。在实证研究中，Bleaney等［16］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是非扭曲性税收，利用非扭曲性税收来为生产性消费融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扭曲性税收则降低了经济增长率。Daveri和Tabellini［23］的研究则表明劳动税的扭曲效应要大于资本税和消费税。

国内很多学者也就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晓芳［17］、马拴友［18］、马栓友和于红霞［19］、李永友［20］等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关系 ，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都是把我国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我国各个省份经济差异比较大，所以将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有所不妥。本文将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所得税、消费税和劳动税的税收结构角度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理论分析

格雷纳［13］模型从所得税、消费税和劳动税三个角度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所指的所得课税包括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本文对格雷纳的模型进行修正，分析资本税、消费税和劳动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济由三个部门构成：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和政府。代表性家庭的目标是在其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贴现流量V最大化：

maxV=∞0e-rtU［C(t)］dt=∞0e-rt［C(t)1-σ-1］/(1-σ)dt （1）

其中，C(t)为消费函数，σ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假定其为常数。r表示不变的时间偏好率。效用函数U(・)是严格凹函数，并且U′(・)＜0。假定劳动供给无弹性，并标准化为1，这样所有的变量均为人均指标。家庭的预算约束随着政府征收的税收的变化而变化。

假定生产部门由一个从事竞争性活动的企业代表，其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Y(t)=AK(t)1-αG(t)α（2）

Y(t)为宏观经济产出总量，A为正常数，K(t)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G(t)为人均公共资本存量，属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用品。该模型不考虑公共物品的拥挤效应。

假定政府征税后，一方面用于公共消费Cp(t)和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Tp(t)，一方面用于基础设施投资G(t)和用于投资补贴θK(t)。政府预算保持平衡，T(t)表示在t时期的税收收入。

在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情况下，假定税率为τ，利用现值汉密尔顿函数的最优化求解可以得到平衡增长率

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直接给出了最终结果，而将推导过程省略。如有需要，可联系本文作者。：

C・C=1σ-r+(1-τ1-θ)（1-α）AK-αGα（3）

其中C・为C的增量

利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得到在对消费征税，税率为τC∈（0，1）时的平衡增长率：

C・C=1σ-r+1-α1-θAK-αGα（4）

和对劳动征税，税率为τL时的平衡增长率：

C・C=1σ-r+1-α1-θAK-αGα（5）

由这三种情形下的平衡增长率可以看出，对资本所得征税将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对消费征税和劳动征税对于平衡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首先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将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率共同引入模型，以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为：

yit=αit+β′itxit+μit i=1,2,…N;t=1,2,…T（6）

其中，xit是影响所有横截面单元的外生变量向量，βit是参数向量，αit代表了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μit是个体时期变量，代表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随截面与时序同时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下标i代表不同个体，t代表时间。

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不随时间变化，上式可以写为：

yit=αi+β′ixit+μit（7）

其中αi和βi取值只受到截面单元不同的影响，这是一个变系数模型。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截距和斜率又可以有如下两种假设：

假设1：混合回归模型，也即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都是相同的，即：

yit=α+β′xit+μit(8）

假设2：变截距模型，也即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都是相同的，但截距不同，即：

yit=αi+β′xit+μit（9）

要对模型进行正确的估计，必须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假设1，如果检验结果不拒绝假设1，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了假设1，就应该检验假设2，如果假设2也被拒绝，就采用（7）式表示的变系数模型。

对两个假设的检验是根据F检验进行的。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为：

F1=(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10）

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为：

F2=(S2-S1)/［(N-1)K］S1/［NT-N(K+1)］~F［(N-1)K,NT-N(K+1)］（11）

在式（10）和式（11）中，S1、S2和S3分别为采用模型（7）、（9）和（8）时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样本点的个数，T为时序期数，K为自变量的数目。

2．数据来源

样本区间选择为1994―2003年，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以下均简称为各省）为研究个体，重庆并入四川省，新疆统计数据由于部分指标无法获得没有列入。因此，本文实际包含29个省份的数据资料。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模型，同时考虑到我国省际数据的可得性，结合赫尔姆斯在研究税收对州个人收入增长的效应时，证明考虑州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有利于研究税收的效应［21］，本文确定我国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共包含四个经济变量：人均GDP增长率（PGDP），宏观税负（TAXB），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G）和人力资本（H）。宏观税负采用小口径税收负担，人均GDP增长率由不变价格人均GDP求得。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各省在各个年份不同学历层次人数统计的详细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刘溶沧和马拴友［22］的做法，以大中小在校生数与教育水平加权平均表示，H=ENRP+2ENRS+3ENRT，其中ENRP、ENRS、ENRT分别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重。

3．实证分析过程

首先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宏观税负情况（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三大经济带中，无论是从平均数、中位数还是最大值来看，我国东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都是最高的，其税收负担的最小值略小于其他两个经济带，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东部经济带在三大经济带中税收负担是最重的。从中部和西部经济带的宏观税负来看，除了最小税负两大经济带无差别之外，从平均值、中位数和最大值来看，中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比西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低1个百分点左右。所以三大经济带中，东部税收负担最高，中部税收负担平均来看，比西部税收负担约低1个百分点。

表1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税负比较

以中国29个省市1994―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F检验，得到F1=1．75，F2=1．74，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的相应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假设2，即采用变系数模型。这表明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29个省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由于数据较多，本文在此不再列出。为了考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税收与经济增长进行类似的分析。

表2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模型选取的F检验

西部地区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具有西部经济带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同省份差异并不显著。由西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西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综合三个经济带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看出，在三个经济带中，东部地区的平均税收负担最高，税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提高税收将会降低该经济带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除极少数省份外，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再次表明我国各个省份之间差异比较大，将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总体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妥。同时也表明税收负担越高，越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四、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计算

本部分分析的主要指标是人均GDP增长率（PGDP）、劳动税率（LATAX）、资本税率（CATAX）和消费税率（COTAX）四个指标。人均GDP在利用GDP缩减指数变换为不变价格的人均GDP后，可以求得人均GDP增长率。

劳动税率由劳动税收/劳动收入求得，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劳动报酬由各年统计年鉴中各省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报酬加总得到。1983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对劳动要素的收入征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和社会保险基金。我国农牧业是劳动集约型，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基本属于对农民的劳动所得征税。社会保险基金缴纳，国际上一般把社会保障缴款作为税收和政府收入的一部分，由于它是对劳动工资征收的，因此也属于对劳动要素收入征税。

资本税率由资本税收/资本收入求得，其中资本收入=营业盈余-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资本税收。营业盈余来自历年统计年鉴各省收入法GDP中的营业盈余加总，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来自财政支出。我国对资本要素征税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烧油特别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些税种主要是对财产、资本或投资征收，税负主要由资本收入负担。但是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并不全部属于对资本征税。例如对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征收的增值税属于对资本要素征税，而对消费品征税则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因此，本文利用支出法中GDP中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将增值税、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和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营业税分为资本税和消费税两部分，改革后的营业税则作为对资本征税处理。

消费税率由消费税收/最终消费求得，其中最终消费来自支出法GDP。对消费支出征税也即对购买商品和劳务进行消费时征税，这些税种除了来自流转税中的部分税收外，还包括1994年新开征的消费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筵席税和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集市交易税、特别消费税和盐税。

本文分析的数据区间为1985―2003年。所有指标均由《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3）、《中国税务年鉴》（1993―2003）和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中的税收统计。

2．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ADF检验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首先观察变量的时序图，如果序列表现有趋势变动（确定的或随机的），则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项又有趋势项。如果序列没有表现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回归中应仅有常数项。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检验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项又不含有趋势项。其次采用AIC 准则与SC准则，在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选择AIC值和SC值同时为最小时的滞后长度作为最佳滞后长度。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

表6实际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6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序列。因此，通过检验可判断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

3．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协整回归分析

由于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下面本文利用E-G两步法检验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税率、资本税率和消费税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考虑到本文数据期有限，本部分的回归模型不再考虑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变量。模型建立后的RESET检验表明本文所使用的模型是正确的。

，回归结果如下：

PGDP=18．67-1．435CATAX+3．119COTAX-0．072LATAX

（-3．4419） （2．2670）（-0．1136）―t值

R2=0．58， Adj R2=0．50，F=7．00， DW=1．53，JB=1．08（0．58）WHITE=0．60（0．73），

LM（1）=0．91（0．36），LM（2）=0．49（0．62），ARCH（1）=0．00（0．99），ARCH（2）=0．50（0．61），

RESET（1）=0．14（0．72），RESET（2）=0．68（0．53）

对模型的残差项进行ADF检验，采用无常数项和漂移项的形式，根据AIC 准则和SC 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0，检验统计量为-3．2396，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残差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因此检验的结果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税率、资本税率和消费税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从上面各种诊断检验统计量来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JB检验的结果表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1阶和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1）和LM（2）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序列相关。1阶和2阶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检验ARCH（1）和ARCH（2）的结果表明序列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1阶和2阶模型设定误差的检验RESET（1）和RESET（2）的结果表明模型形式正确。检验统计量的p值在括号中给出。

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对于消费征税能够显著地提高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对于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影响。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与格雷纳［13］修正模型的数理分析结果一致。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消费征税则显著地提高了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我国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我国总体税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发现对不同的省份，结论是有所不同的。同时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论也给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的税收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我国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尤其是从东部经济带所表现出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应该控制税收负担水平。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尚不具备减税的条件。但是既不增加税负，又不降低税负，并不等于税收政策无所作为。我国目前在税收政策上的操作思路应该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整。在税基的选择上，我国应该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和劳动收入为税基，加强对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征税，尤其是要加强对于高档消费品和高档娱乐场所消费的征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税，降低或减免对百姓生活必需品所征的消费税，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适当地减免或降低资本所得税，尽快将生产性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实行更快的加速折旧制度，促进企业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从西部经济带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降低平均税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不显著。因此对于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税收政策的效果需要作细致的规划，尤其是结构上的规划，同时应该注重实行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以促进西部经济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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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负担论文篇7

【关键词】税收负担；国家视角；区域视角；产业视角；主体税种

1.税收负担

经过学者们多年的研究，税收负担内涵的界定，形成了“承受说”、“牺牲说”、“损失说”、“后果说”等不同的版本。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其落脚点终究离不开“负担”两字。实质上，税收负担是政府依托权威性，借助一定权力的前提下无偿分享纳税者所创造的价值，而给其带来的显性或隐形的损失。税收负担是政府“征”和纳税者“纳”两种行为博弈下的结果，表现为资源和财产分配上的数量关系。对于税收负担水平的确定，政策制定者要准确把握公平效率、确定和适度等原则，进而提升税收负担的整体效率性。

2.基于不同视角税收负担分析

2.1 宏观国家视角

宏观税收负担的统计和计量口径主要包括大口径、中口径和小口径。其中，大口径税负可以用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的比重来衡量。中口径税负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口径税负代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采用中、小口径对宏观国家税收负担进行了测算。从表1可以看出，宏观国家税负在2001-2012年间呈上升发展趋势，这可能得益于经济价值总量的增加。税收收入高度依赖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经济价值总量和税收负担呈同向发展。例如，从2008-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依次为18.15%、8.55%、17.78%、17.77%和9.82%，相应的税收负担增长率为18.85%、9.77%、23.00%、22.58%和23.40%。

2.2 省际视角

针对不同省份的税收负担，本文采用本省税收收入占本省生产总值的占比来衡量。根据图1所示，税收分担在不同省份表现出了差异性，北京、上海地区的税收负担水平远大于其他地区，这与它们较快的经济发展步伐有着紧密联系。

2.3 产业视角

由于经营内容、价值创造方式以及承担税种的不同，三大产业在为国家创造财富和筹集财政资金来源的贡献度上显现出了较大差异。从图2（从左到右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税负）可以看出，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的税收负担最低，第二产业的税收负担最重，第三产业税负逐渐向第二产业逼近。从时间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在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发展，第二产业税负除2008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处于增长态势。工业是集中全社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产业，附加值较高，这可能是导致第二产业税收贡献度和税收负担增加的一大原因。相反，我国农业产物基本属于初级产品，净增加值低，利用水平低，进而导致计税基础低于第二、三产业。

2.4 主体税种视角

流转税和所得税构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双主征税种”，在税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一般认为，税种税负可以采用宏观和微观两种方式来度量。囿于数据可获得性、连续性和结果可比性，本文采用宏观计量口径对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税收负担进行了测度。即税种税收负担率取决于税种税收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从图3（从上到下依次为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税收负担）可以看出，2006年是增值税的转折点，税负结束了前期的增长历史，向下降趋势阶段迈进。营业税负在2008年出现了降低的异常情况，其它年份都保持增长水平。与增值税和营业税相比，消费税的税收负担整体水平较低，但波动性较大，分别在2004年和2009年出现了转折点。从图3不难发现，在2001-2011年之间，增值税承担的税收负担都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缴纳增值税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近年来，营业税和增值税在税收负担差异空间上有不断缩小的迹象，这对平衡各税种税负上来说是一个利好信息。

3.结论

合理的税收负担对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提升个人生活质量都发挥着积极的外部性效应。不合理的税收负担则会打击纳税者的劳动积极性，降低政府经济执行力度，最终通过扩散效应破坏整个国名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局。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税收负担在时间上呈上升态势，不同的省际、产业和税种，税收负担水平表现出了差异性。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的调整、区域税收政策制定、产业结构优化、主体税种税负调节等方面寻找突破口，推进税收负担完善的步伐和进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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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召朋.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改革发展，2010（8）：6-8.

税收负担论文篇8

近年来，我国房价居高不下，对此，很多学者建议尽快推出房产税，认为房产税可以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本文基于税负归宿理论的视角，分析征收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并得出征收房产税会促使房价上涨的结论。

【关键词】

房产税；税负转嫁；房价

随着房地产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呈现市场过热、房价呈持续攀高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城市中心区的房价已达3万，对我国的民生和社会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国房地产方面的税费主要集中于开发和流转环节，对房地产保有环节的课税却很少，于是很多学者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尽快推行房产税，运用房产税的税收杠杆作用影响房地产市场，抑制房价持续走高。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房产税并不能抑制房价，反而会促使房价的上涨。开征房产税作为一种税收政策，带来的不是一种影响，而是一系列的效应。任何一种税收政策的作用点都取决于税负归宿的分布，本文从税负归宿理论的视角出发，以局部均衡分析为主，分析了开征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税负归宿与供求弹性

税收转嫁与税收归宿是赋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转嫁，是指直接纳税人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缴纳的税收转移给其他人承担，以达到减轻商品课税后自己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其分配并非取决于供求双方的意愿大小，而是决定于商品的供求弹性。自由竞争市场上，商品买卖双方的反应和议价能力决定了商品的供求弹性。

商品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一旦对该商品征税而引起价格发生变动时，需求量的变动幅度会小于供给量的变动幅度。此时，供给者对价格的反应较需求者更大，税负前转比较困难，会更多地由消费者承担。反而言之，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时，一旦对该种商品征税而引起价格发生变动，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幅度大于供给量的的变动幅度。此时，需求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大，税负后转比较容易，会更多地由供给者承担。

总之，商品税负转嫁的形式和规模主要取决于商品供求弹性的大小。

2 房产税税负归宿理论

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其征税后的税负归宿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学术界对房产税的税负归宿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传统观点、收益论和新论。

2.1 传统观点

该观点认为，房屋的供求曲线和供求弹性共同决定了房产税的税负归宿。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为：房屋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其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在分析时采用局部均衡模型，忽略相关市场的影响，只考察单一市场的价格变化。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税负归宿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弹性的大小。根据传统观点的基本假设可知，房屋的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其供给具有完全弹性，此时，房屋的供给弹性远远大于需求弹性，房产税税负前转比较容易，会更多地由消费者承担。

2.2 受益论

该理论认为房产税具有有偿性和自愿性的特征，不应该视为一种税，而应定义为一种享受公共服务的“使用费”。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为：存在一个社区体系，该体系中不同的社区提供不同水平的公共服务，并收取不同水平的房产税；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支付能力自由选择居住的社区。收益论下，如果人们更加关心自己所享受的公共服务，那么房产税对房价的抑制作用就可能减弱。

2.3 新论

该理论认为房屋是生产要素之一，对其征收的房产税，应定义为一种资产税。该理论采用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充分分析了宏观经济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并得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税率相同时，房屋所有者将承担税负，这一点与传统观点一致。新论对差别税率的情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如果资产具有流动性，资产将从高税区流向低税区。

3 我国开征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对于住房的供给和需求者而言，不同的税负转嫁将对房价产生不同的影响，住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税负转嫁也主要决定于供求双方的价格弹性。目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住房市场刚性需求所占比例较大，供不应求的整体局面暂时难以改变。

住房市场包括新建住房的一级交易市场和二手住房的二级交易市场。在征收房产税的情况下，一级市场新建住房的开发商会改变其价格预期，从而引发住房供给数量的波动。从反应时间长短看，征税改变生产者的决策调整其生产。企业通常会选择减缓工程进度、延期开盘等策略，这些策略都会减少住房的供给数量，使供给弹性变大。在住房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情况下，税负的增加将由供应方转嫁到需求方，造成住房价格的上涨。

对于二级市场的供应者而言，住房价格的自由浮动是实现税负转嫁的前提条件。我国二手房交易市场化程度高，对其所得征税，住房价格会随之变动。因此，从定价方式上看，二手房交易具备税负转嫁的条件。以国内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市场为例，二手房市场需求膨胀而供给相对有限，住房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此时，若征收房产税，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税负会转嫁到购房者一方，抑制房价的目的难以达到。

总之，我国住房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住房的供给弹性要远大于需求弹性。若推出房产税，由于税负转嫁效应的存在，势必会进一步促进房价的上涨，增加购房者的负担。

4 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