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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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论文

综合经济论文篇1

另外,还从死刑的法理基础说明了经济犯罪中应当废除死刑。而且提出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中应当加强社会的综合治理,并加强对经济犯罪的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运用。死刑的存废之争,是由贝卡里亚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首先挑起的,时至今日已经有240年的历史了。这场论战不仅历时长而且涉及的范围广,不仅涉及刑法学界,更引起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领域人士的关注。本文仅就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废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

一、经济犯罪概念之演进

经济犯罪一词最早由英国学者希尔于1872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在美国,人们普遍用白领犯罪概念代替经济犯罪概念。1949年,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埃德温•H•萨瑟兰在他的著作《白领犯罪》中认为,白领犯罪大体上可以定义为一种由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和很高的社会身份的人,在其职业活动过程中所实施的犯罪行为。1979年,美国国会对白领犯罪下了官方定义,白领犯罪是一种或者一系列通过非体力性的手段,采用隐蔽的方法或诡计,以便非法避免付出或者损失金钱财物,或者非法获取经济或个人利益的行为。[1]美国学者一般把白领犯罪分为三类:其一,管理犯罪。指违反政府管理法规的行为,如、出售、违反食品卫生、药物管理方面的犯罪以及违反劳动保护法规和反托拉斯法等犯罪。其二,财产犯罪。指侵犯个人或国家财产的犯罪,包括盗窃、伪造、篡改记录、欺骗性手段进行竞争、诈欺破产、使用空头支票、滥用信用卡、商业贿赂、滥用受托财产等。其三,税收犯罪。包括违反各种财政税收和海关税收的犯罪。[2]可以看出,美国的白领犯罪的外延中是不包括贪污、贿赂犯罪,但是包括传统的一般财产犯罪。

德国法学家林德曼(Curt.Lindemann)强调经济犯罪是对经济生活的超个人法益的侵害,主张应把国家整体经济当作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针对国家整体经济极其重要部门与制度而违反的可罚。[3]对于经济犯罪的分类,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兰伯教授提出了四分法:其一,危害国民经济的经济犯罪。此类犯罪表现为违反保护经济制度或经济秩序的刑法规范,如违反反托拉斯法的企业联营、或定价格、垄断市场行为;违反经济管理法规如违反价格管理措施,任意抬高物价;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与证券交易法或者违反有关保险法、票据法的犯罪行为。其二,侵害商业经济的经济犯罪。主要有违反有关保护商业经济的刑法规范,如违反禁止不公平竞争法律规定的毁损其他企业的商业信誉、侵犯专利权、侵犯商标权或者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其三,破坏国家财政经济的经济犯罪。主要有违反有关保护国家财政经济的刑事法律规范的伪造货币、伪造有价证券、经济补助欺诈、偷漏税款、偷逃关税等犯罪。其四,损害社会大众和消费者的利益的经济犯罪。如违反食品卫生法、商品检验法和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有关犯罪。[4]可以看出,德国的经济犯罪研究中,经济犯罪是不包括贪污、贿赂犯罪,也不包括传统的一般财产犯罪。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60年专门制定了《经济犯罪法》,此法中规定的经济犯罪概念为:法人和法人内部责任人员实施的违反有关经济和财政事务法律法规的行为。[5]

可以看出,前南斯拉夫《经济犯罪法》中规定的经济犯罪的主体只能是法人和法人内部责任人员,而不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及其下属机构和人员。台湾刑法学家林山田认为,“经济犯罪乃至意图谋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交往与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合同方式,滥用经济秩序赖以为存的诚实信用原则,违犯所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经济活动之有关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之经济活动与干扰经济生活秩序,甚至于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6]纵观国外的研究,在经济犯罪上,有许多认识都是一致的。首先,都承认经济犯罪侵害的客体不仅包括个人或者集体的财产,而且包括国家整体的经济管理活动和经济生活秩序。其次,都承认经济犯罪是—种智能犯罪,智能犯罪是排除暴力犯罪在外的。暴力意味着野蛮,而智能犯罪人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只是由于其价值取向的偏向,而误入歧途。但是,在经济犯罪的外延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总体来看,广义的经济犯罪不仅包括破坏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而且还包括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侵犯财产罪,如盗窃、诈骗、抢劫罪等。而狭义的经济犯罪只包括与经济经营活动有关的,违反经济管理法规的各种犯罪,而将传统的财产犯罪排除在外的。

1997年刑法典修订以后,根据内涵和外延的不同,我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或者盗窃、侵吞、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应当包括以下三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其他犯罪。二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此外,分则其他章规定的某些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贩毒罪、贿赂罪亦属之。

三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另外,我国还有学者根据经济犯罪与死刑的关系,将经济犯罪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经济犯罪,如走私罪、伪造货币罪、非法集资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第二类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构成的经济犯罪,如贪污罪、贿赂罪等;第三类是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经济犯罪,如生产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7]就最广义的经济犯罪的概念来说,以上分类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但是笔者认为,第二类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经济犯罪是不能够包括在经济犯罪之中的。因为:第一,其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社会的经济管理秩序,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这一点是经济犯罪内涵无法包含的;第二,从犯罪性质上和刑罚的严厉性上看,贪污、贿赂罪都较经济犯罪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第三,通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和研究,大部分学者是将贪污罪和贿赂罪从经济犯罪之中分离的。所以,笔者认为,贪污罪、贿赂罪和挪用公款罪等是不能够包括在经济犯罪之中的。对于传统的财产犯罪,由于其缺乏经济犯罪的一些典型特征,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当将其排除在外。

首先,传统的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并没有包括社会的经济管理秩序。其次,传统的财产犯罪并没有智能性犯罪的特征,它包括抢劫、抢夺、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而且,传统的财产犯罪人并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很高的社会经济价值,不能为社会创造很高的财富。所以,从分类的目的———刑罚个别化———来看,我们有必要将传统的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相区别。另外,笔者十分赞成将第三类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归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畴,[8]例如对“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技术处理为,“生产、销售假药,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的,以《刑法》第105条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所以笔者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或者一系列通过非体力性的手段,采用隐蔽的方法或诡计实施的,以谋取某种非法利益为目的的,危害正常经济活动和生活秩序,甚至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行为。经济犯罪的外延只包括纯经济的犯罪,如走私罪、伪造货币罪、非法集资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不包括贪污贿赂罪、传统的财产犯罪,甚至不包括现有经济犯罪中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如生产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

二、从经济犯罪的法律特征看死刑的废除

按照上述经济犯罪的概念,经济犯罪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经济犯罪是智能犯罪。如上所述,智能犯罪是排除暴力犯罪的,智能犯罪的手段只限于一种或者一系列非体力性的隐蔽的方法或诡计。从犯罪人的人格方面分析,这类犯罪人具有基本的怜悯的道德观,不会为了钱财而去作出有违人道的杀人放火的行为,他们在道德上并没有如暴力犯罪人所具有的那种道德异常,[9]他们仍然属于文明人的范畴,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正常人的基本的怜悯和正直的道德观。但是,他们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有偏差。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上某些不可避免的丑恶现象的影响,他们片面的强调金钱和权力的作用,或者形成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从而误人歧途。所以,这种犯罪人从人身危险性来看并不是罪大恶极之人,即使他们的某些犯罪行为可能给社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另外,这种智能性犯罪人一旦经过改造,其再犯的可能性很小。智能性犯罪一般都发现得比较晚,因为这种犯罪人一般都在得到社会的信任,有一定的经济权利之后,才开始犯罪的。

而且,这类犯罪人在犯罪之前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社会道德观,也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据有关资料统计:经济犯罪主要有四种犯罪心理:一、“捞外水”心理。存在这种心理的犯罪人员占统计总人数的58.3%。二、盲目攀比心理。存在这种心理的犯罪人员占统计总人数的30%。三、侥幸心理。这是走上经济犯罪道路的所有犯罪分子的共同心理,存在这种心理的犯罪人数占统计总人数的100%。四、成人之美的心理。存在这种心理的犯罪人员占统计总人数的11.7%。从他们的犯罪心理上看,都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文明人的道德范围,而只是在某些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的偏离,而且绝大多数都存在侥幸心理。一旦他们的罪行被发现,首先,他们经济上的信任被破坏,从而没有再犯罪的外部条件。其次,他们的侥幸心理被打破,也被断绝了再犯的内部条件。再加上智能性犯罪人都具有较高的智商和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的理智和道德都将告诫他们:社会对他的信任以及社会给予他的地位、名誉远比金钱重要。所以,无论从外部条件还是内部条件来说,他们再犯的可能性都很小。再次,对社会和家庭来说,智能性犯罪人经过改造后一般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的。社会、家庭培养一个智能性人才是需要较大的投人,一旦这一智能性人才死亡(不管它是基于何种原因而死亡)就意味着社会、家庭的投入不再有产出。

由于智能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而且其再犯的可能性小,所以,我们认为对其追加一定的投入后,在90%的概率上可以得到高于追加投入的产出。所以,从经济学角度看,智能性犯罪人是值得我们改造的。综上,我们认为经济犯罪人由于其人身危险性小,再犯可能性小,且其拥有较高的经济创造能力,所以,我们不主张对经济犯罪人实行死刑。第二,经济犯罪侵害的客体不仅包括个人或者集体的财产,而且包括国家整体的经济管理活动和经济生活秩序。从这一特点来说,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大的。而且,据2003年10月份的《了望》指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犯罪总体上呈高发态势。于是,坚持保留经济犯罪中死刑的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是预防犯罪最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对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经济犯罪日益猖獗,“乱世用重典”,死刑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犯罪人再犯的条件,必然能够最大程度上预防犯罪。其实不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不能够证明死刑对经济犯罪产生有效的遏制力[10]。

首先,从经济犯罪产生的社会因素来看,死刑并不是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我国学者孙利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经济犯罪的经济因素问题: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导致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产生许多管理体制上的真空和漏洞,使经济领域中呈现暂时的失范、无序状态,这就在客观上为某些经济犯罪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某些人“浑水摸鱼”的犯罪心理;同时,经济发展引起了人们观念的变化,有可能与个人原有的观念产生冲突,并由此产生心理,这种心理是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动因,一旦具备其他条件,就会导致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犯罪的产生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的社会因素,自然不可遏制犯罪。沈家本还在考证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而收效甚微的历史事实后,指出:“上之人不知本原之务,而徒欲下之人不为,非也。于是重其刑诛谓可止奸而禁暴,究之奸能止乎?暴能禁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11]结论是“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12]他的意思在于说明:要预防犯罪,真正的治本之策不在于刑罚的严厉而在于有效的社会综合治理。

其次,从经济犯罪人的犯罪心里来看,死刑也起不到真正的遏制犯罪的作用。经济犯罪人在他们犯罪之前的阶段,确实最有可能清醒的权衡犯罪的得和刑罚的失,但是,正如上面我们指出的经济犯罪人几乎100%存在着侥幸心理,强大的侥幸心理再加上人们对社会本身不公的义愤,将这种理智的权衡冲抵得荡然无存。对于这一类犯罪人,其实只要让他们的名誉和地位下降,就足以让他们悔恨,而不需要施以极刑。另外,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

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发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1919年,莱伊默德•泊伊利用有关资料,最早对美国死刑竭制力状况发表了实证研究报告,之后萨瑟兰多和咯库泊托库、埃莱等纷纷发表了研究成果,共同的结果都否认了死刑对于犯罪的抑制力。[13]有的调查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保留死刑的伊利诺斯1931年到1946年杀人犯罪率比废除死刑的威斯康洲高出4倍;保留死刑的科罗拉多洲比废除死刑的明尼苏达州杀人案件的发生率高出2倍半。[14]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如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等,其杀人犯罪率并不因为死刑的废止而突然上升,相反,有的国家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如联邦德国废除死刑的前一年即1948年杀人犯为427人,而废除死刑的1949年杀人犯人数降至410人,其后逐年下降。当然,以上数据并非特别针对经济犯罪而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由这些数据看出死刑并没有统治者想象的那么大的威慑力。所以,经济犯罪虽然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这不是实行死刑的依据,我们只有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各种社会福利配套机制,更好的转变政府的职能,才能够真正从根本上遏制经济犯罪。

三、从经济犯罪的经济特征看死刑的废除

第一,经济犯罪的相对性特征。我们知道经济犯罪中存在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问题。所谓犯罪化是指立法者认为法律原来没有规定的犯罪现在却危害或将会危害社会,从而将该种行为纳人刑法规范之中,使之非法化,置于由刑罚予以处理的地位。所谓非犯罪化,是指立法者认为法律原来规定的犯罪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从而将该行为从刑法规范中排除出去,使之合法化或降为由行政措施予以处理的地位。[15]一般来说,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一些原本不存在或者不占主体地位的经济现象的凸现,或者一些原本存在或者占主体地位的经济现象的消退而出现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原因就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引起的。例如,反托拉斯法彻底的批判了垄断对经济的破坏,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自然垄断不但对经济没有破坏作用,而且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和市场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内幕交易的问题,现在的法律普遍排斥内幕交易,但是反内幕交易规则的成本很高。不仅像知情人和内部信息这样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可以规避这一规则的方法。例如,在不同公司中的知情人常常对其各自信息进行交易。另外,内幕交易对市场效益的影响也存在争议。[16]以上两个原因都引起了经济犯罪的相对性。当然,经济犯罪的相对性究其本质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犯罪是一种法定犯罪。法定犯罪是相对于自然犯罪而言的。

自然犯罪是指人们依据社会一般的道德伦理观念便可对犯罪性质及其危害做出判定,而对法定犯罪则通常必须依靠经济管理法规中的一些禁止性规范才能得到最终界定。由于社会经济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变化性和评价的多维性,致使法定犯罪常常处于变动之中,缺乏像自然犯罪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17]经济犯罪的相对性使得我们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缺乏可靠性。因为一种行为可以在有罪和无罪之间变动的话,那么,对这样的犯罪人实行死刑就变得不可思议了。第二,经济犯罪存在的必然性。经济犯罪的产生除了犯罪人个人因素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及其所依附的私有观念的影响。私有经济的存在成为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私有观念包括各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这些则是产生犯罪的驱动力和内在原因。其次,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产生经济犯罪。[18]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产生各种不同的利益结构,各种不同的利益结构孕育着不同的经济犯罪和控制犯罪的法制,犯罪和法制是产生于相同的经济形态和利益结构之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利益结构呈金字塔锥体结构。利益金字塔锥体的顶端是国王,国王通过分封制将利益分封给大臣,大臣分封给家臣,家臣分封给家仆,形成受封者对赐予者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和等级关系;分封制使得同级利益主体间的横向交往关系丧失。利益主体间的依附和等级关系使得职务性犯罪(如贪污贿赂罪等)占主导地位,而由于同级利益主体间的横向交往关系丧失使得业务性的经济犯罪(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经济犯罪)甚微。所以自然经济利益结构主导职务性犯罪。商品经济的利益结构呈球体结构。利益球体结构的起点和基本单位是个体利益,每一个体利益呈一小球体以三维立体向外发散性呈利益网络;国家利益建立在个体利益之上,又服务于个体利益,它们之间可以不需要中介而直接联系(当个体作为纳税人时);个体利益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地位平等,形成相互交织的利益网络。由于个体利益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必然带来竞争相互吞并。它们为在竞争中获胜,经常有组织、有预谋的实施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即西方称之为“白领犯罪”或上述所说的业务性经济犯罪。超级秘书网

商品经济的个体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在民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减少和防止了公共权力的滥用,所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贪污贿赂等职务性犯罪,但较之封建社会就不那么普遍和自然了。综上,商品经济的球体利益结构主导了业务性的经济犯罪,即本文所称经济犯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结构呈哑铃体结构。哑铃体利益结构的基本单位和起点之一是个体利益,每一个体利益呈一小球体以三维立体向外发散性呈利益网络;国家也是利益结构的一大起点,它通过直接举办企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为个体提供就业机会,成为个体利益的一大源泉。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联系(当个体作为纳税人时);一是间接联系,即通过国家、市场、个人或通过国家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个体发生联系。哑铃体利益结构使得国家的公共权力与利益分配结合在一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为公职人员滥用国家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成为职务性犯罪的起因。但个体利益会对国家利益产生参与和监督的力量,从而使得职务性犯罪被限定在特定的水平。另一方面哑铃体利益结构使得个体利益摆脱了各种依附关系独立出来,得到充分的尊重,当个体利益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时,业务性经济犯罪必然产生,但是国家通过各种法制和调控也将业务性经济犯罪限定在某一特定的水平。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哑铃体利益结构将各种经济犯罪(广义的经济犯罪)限定在特定水平我国现阶段正处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金字塔锥体利益结构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哑铃体利益结构形成的历史时期,金字塔锥体利益结构导致职务性犯罪急剧增长,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罪成为社会“公害”而哑铃体利益结构尚未形成,致使公共权力得不到很好的监督和制约,从而使得职务性犯罪更加猖獗。另外,金字塔利益结构的解体,使个体利益摆脱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个体,而哑铃体利益结构有突出和强调个体利益,使个体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使得业务性经济犯罪也呈上升趋势。总之,金字塔锥体利益结构的解体和哑铃体利益结构的形成均为个体利益的膨胀提供了根据,各种经济犯罪(广义的经济犯罪)总体都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犯罪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悲观,黑格尔曾经说过:恶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经济犯罪的存在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他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张力,从而使得社会在有序与无序的交替过程中跃进。所以,我们不应当指望彻底的消除经济犯罪,而应当通过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善社会法制体系从而将经济犯罪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水平。经济犯罪的不可避免性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指望对犯罪人施以极刑的方式来预防和消灭犯罪,我们只有通过社会的综合治理来将犯罪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水平。

四、从死刑的法理基础看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废除

我们通过经济犯罪的相对性、不可避免性和经济犯罪人的智能性和死刑不可威胁性的特点分析了对经济犯罪人实行死刑的不合理性。下面,我们再从死刑的法理基础来说明经济犯罪中死刑的不合理性。死刑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两个: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从报应主义角度来看,经济犯罪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对社会经济利益的损害,不会直接造成个人的死亡。(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因为股票犯罪等经济犯罪而破产自杀的现象,但是对于他自杀的后果自杀者本人意志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全部归责于经济犯罪人。)从现代的社会正义观来看,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是不具备报应这一刑罚正当根据的。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对具有极高利用价值的经济犯罪人施以死刑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相反,如果我们刀下留人,判处其终生监禁,通过教育改造,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可能是不可限量的。[19]鉴于上述思想早有前辈们做过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经济犯罪中应该废除死刑。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对经济犯罪不严厉惩罚。除了上面所述要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强经济犯罪的综合治理之外,在刑罚上,我们还可以配以资格刑和罚金刑。这点大多说学者也有阐述,本文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综合经济论文篇2

摘要:遵义土司文化以其军事城堡的海龙囤,南宋雕刻艺术代表的杨粲墓,蕴含深邃土司文化的遵义老城与杨氏墓葬群,体现出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再加之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文化价值高、艺术观赏价值强等优势,正以其神秘感吸引着众多的人们,故应采取加强保护、突出特色、制定科学的开发与利用方案、组建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分期开发客源市场、结合其它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等旅游开发措施来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遵义古称播州,自唐贞观十二年置播州始,至明万历二十八年止,共延续了961年,于公元876年设置播州宣慰使,从而开始了遵义土的司文化时期。杨氏对播州的统辖始于杨端,止于杨应龙,长达725年。虽然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曾经实施过,土司文化也非遵义所独有,但由于播州一直是杨氏家族世袭统治,所以“播州”史亦是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历史。加之杨氏先祖杨端自中原入播,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留下了海龙囤、杨粲墓、播州城等许多特有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迹。而今,土司文化正以其稀缺性和神秘性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重新审视和挖掘这种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释放其蕴含的巨大吸引力,形成重要的旅游产品,是提升遵义旅游层次和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一、遵义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

1.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囤。海龙囤位于遵义县太平乡龙岩山东部,又名龙岩囤,仅山后一线仄径可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杨氏先祖利用其地理,在宽约5公里的山顶上围筑土城、月城三重,建楼房、仓库、水牢于其间。囤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以护墙相连,随山势绵延十余里,气势恢宏。除囤前遗址,还有囤顶朝天关、飞凤关、宋代老王宫、明代新王宫、采石场、绣花楼等遗址,囤后有环山而立的土城和月城、从高到低组成三道关口的万安关、西关、后关三座城门,此外,囤周围还有养马场、校场坝等遗址,是研究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和关隘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

2.杨粲墓。杨粲墓位于遵义市东南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系宋代白锦堡,后为播州杨氏墓地,史称冉家林,后又因杨粲墓规模宏大为境内所未见,而被时人称之为皇坟嘴。该墓建于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是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合葬的一座大型石室墓穴,墓室内遍雕文官武士、人物花卉、龙床龙椅,雕工精湛,栩栩如生,被誉为“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有较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

3.遵义老城。公元1176年,即南宋淳熙三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行政中枢(土司府衙)从穆家川南面约20华里处的白锦堡(今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后,遵义老城就开始成为了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至今也有830余年历史。古老的遵义城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积淀,当年的标志性建筑有三街六巷九狮子,三街即梧桐街、杨柳街、朝天街;六巷为捞沙巷、狗头巷、尚家巷、何家巷、姚家巷、丁家巷。当时老城的建筑门口能摆有大石狮子就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土司衙门、庙宇,均有石狮相配,但老城玉皇观不知什么原因却独缺一只石狮子,所以有九狮子的说法。

4.杨氏墓葬群。高坪杨氏墓群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高坪镇鸣庄村,距210国道0.5公里,有小路直通墓地。高坪杨氏墓群即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灵魂憩息之地,分别为播州土官十五世杨文,二十一世杨升,二十二世杨纲,二十四世杨爱及其妻妾子女分室合葬墓,墓群规模宏大,雕刻精湛,经历了平播战争的烟熏火燎,也遭受过无数盗贼的洗劫,几百年地形变迁、至今古墓群石构建筑未变形走样,保存完好。杨氏墓群,除了四组墓葬外,还有许多小墓,均为播州杨氏子孙的茔冢,是贵州最大的土司墓葬。

二、遵义土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

1.自然条件优越,吸引物配套性好、品位高。贵州独有的亚热带温湿气候为遵义文化旅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旅游、休闲、娱乐、度假等旅游项目。土司文化聚居区大都位于遵义市近郊,如城东南皇坟嘴有南宋播州安抚史杨粲夫妇合葬的大型石穴墓室,北郊有明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军事要塞“海龙囤”,均与210国道、贵遵高等级公路和遵崇高等级公路毗邻,为省内外,国内外游客由遵义市进入土司文化区,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另外,土司文化大部分聚居区内都有规模宏大的古代城堡建筑群、清新秀丽的森林、险峻雄奇的高山峡谷、飞珠溅玉的溪流瀑布、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等,形成独特的彼此相邻、相对集中的难得综合景观。再加之海龙囤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粲墓,共同构成黔北旅游观光游览线,以红军长征走向胜利里程碑的娄山关战场,朝廷结束土司农奴制的海龙囤战场,集中展现播州中世纪文化的精髓和红军长征革命纪念体系的精华,构成复合值极高的古今战场游览线。

2.历史文化价值高。播州土司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的历史反映了中央王朝在这一千多年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政策,反映了土司制度从起源、形成、发展、完善到最后消亡的整个过程。虽然现存的一些土司文化遗存修建的年代大多是宋、明时期,但却折射出杨氏土司家族在播州地区的统治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其土司衙署在我国目前尚存规模较大的同类型古建筑遗址中,历史最悠久、传承历史时间最长,对研究古代播州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中国历史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因此,对这一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保护和开发,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3.艺术观赏价值强。尽管杨氏土司文化遗存的空间位置、建筑规模、建造时间以及艺术特点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不将自然赋予遵义的有利地形、地势利用到极致。所不同的是,海龙囤山势虽险,山顶却平整开阔,方圆10公里的地面可容数10万人居住,历经战火洗礼和400年的风雨侵蚀,部分建筑已损毁,只存遗址,但仍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而杨粲墓所在地——皇坟嘴面积不到1公里,峰高也不及海龙囤的1/10,虽不及海龙囤壮观宏伟,却以其巧妙的布局和技艺精湛的石刻艺术珍品闻名,被称之为“地下宫殿”,墓中出土的约101件精美石刻,是宋代雕刻艺术的珍贵遗存,其中不少人物肖像更是技法纯熟,在刻画技法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我国雕塑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4.科学考察价值突出。遵义土司文化是研究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和宋代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活材料。土司制度作为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不仅历史悠久,实施面广,而且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资料欠缺。而杨粲墓、海龙囤、杨氏的古墓群、杨氏庄园、家庙等土司文化遗存的陆续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历史物质生活文化资料、建筑雕刻艺术资料、战争防御军事资料。尤其是海龙囤外的《骤骑将军小谕龙岩囤严禁碑》、杨粲墓中出土的精美石雕、镇墓石、墓碑、墓志、买地券,杨氏墓葬群中出土的《杨文神道碑》等文物,对于研究土司制度、杨氏家族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5.拥有较高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遵义海龙囤战役,曾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次战争”之中、确曾

改变了贵州版图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其遗址被专家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军事堡垒”,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贵州最大的“战争博物馆”,具有一定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如果配之以其他旅游设施,必将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个圣地。田、宋、安、杨四大土司的统治围绕涵盖整个贵州,时间长达数百年与1600年不等,自唐末至明末,统治播州的杨氏土司家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后,西南地区落后社会制度的重要代表。所以,土司文化开发应作为贵州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对遵义土司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的建议

1.加强保护是前提。对土司文化古遗迹,应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把保护放在首位,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要多向群众,特别是向领导宣传,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形成群众关心文物,领导重视文物,人人爱惜文物的社会风尚,防止一切可能毁坏行为,做好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保管室、陈列室、资料室、办公室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而组建遵义市博物馆,在博物馆内设立考古研究机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以提高对全市文物工作的考古发掘能力、提高文物鉴定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水平、古建维修设计水平,多方筹措资金,做好文物抢救维修,修新如旧,恢复原有风貌,保证文物的永续保存和永续利用。同时,建立馆(所)藏文物档案,加强文物藏品管理,做好馆藏文物的保护陈列展示工作,在大力作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永续发展。

2.突出遵义土司文化的特色。杨粲墓最大的特色是在墓内外分布着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石刻装饰,雕刻技法以高、低浮雕为主,有的细部还彩绘贴金,现虽已大部剥蚀,但仍可依稀辨出当年的豪华气派。娄山关最具特色的是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海龙囤作为“平播之战”的主战场,随着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尘埃落定,失去了昔日风采。400多年来,这座堪称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司囤堡建筑,默默无闻地静卧于龙岩山上。当前,对于土司文化旅游来说迫在眉睫的是在保护好杨粲墓、海龙囤等历史遗迹的前提下,打造播州土司文化品牌,突出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点,打造其最具特色的独特性,实现遵义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唯我独有”的土司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3.制定科学的遵义土司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按主次轻重,统一规划,分期逐步开发、建设和发展。向土司文化开发较好省份取经,征询土司文化开发的建议及意见,组织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遵义土司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方案,深度挖掘土司文化的文化内涵,打造土司文化品牌。如应充分发挥海龙囤中世纪军事城堡景区距遵义市中心近、交通方便、区域位置优越的优势,突出中世纪军事古城堡景观罕见的特点,以观光游览、科学考察、休闲避暑为重点,在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发风景资源,带动遵义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土特产加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等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力求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

4.组建旅游发展管理委员会。由于面对相关行业和部门间诸多因素的制约,用组建旅管委这个既协调议事,又具有半政府职能的机构去对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和管理,将收到阶段性的统筹效应。当各相关行业内部结构调整初步完成,全社会初步实现资源重组,发展旅游的社会合力初步形成,旅游业发展进入支柱型产业阶段后,管理委员会就应遵循市场规律,逐步减少行政干预,转而采用经济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5.分期开发客源市场。土司文化景区景观独特、类型丰富,有鲜明的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在国内可以独树一帜,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旅游都有较大的吸引力。开发前期,可以遵义市、贵阳、重庆为第一客源市场。待景区建设逐步完善后,还可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客源地组团游览,也可以通过与各大旅行社联营,组织到大西南地区的团队,到海龙囤游览开辟广西、广东、上海、成都等城市为第二客源市场。最后,还可吸引日本、韩国等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渊源很深国家的游客到海龙囤品味古代播州的历史,遗址的奇特。中国古代城堡的神秘感,战争遗址的宏大气魄和丰富内涵会产生很强的感召力,能够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游客。

6.结合其他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在对土司文化自身进行开发,做好杨粲墓、海龙囤等播州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打造播州土司文化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长征文化品牌、酒文化品牌、尹珍文化品牌、抗战文化品牌、沙滩文化牌,以及茶文化品牌等工作,发挥土司文化的特色作用,将其纳入旅游规划和旅游线路中,形成以长征文化为核心的遵义特色文化旅游圈。以此来增加旅游商品多样性和丰富性,吸引更多游客来遵义旅游,改变遵义旅游主靠门票收入的现状,增加游客的消费,解决遵义留不下客的遗留问题,使遵义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

7.加大土司文化的宣传力度,增加市场识别力。以赢得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便成为旅游宣传的最终目标和努力方向,以人文关怀为准绳,产品质量为保证,优质服务为手段,商业获利和旅游长足发展为目标,加强宣传推介力度,采取创作土司风情系列节目、编纂土司文化读物、出版专述遵义土司文化书籍、发表土司文化专刊、绘制杨氏20任土司油画等渠道来宣传自己的文化品牌,特别要重视对包括雕塑、宣传广告的布置要到位等为内容的城区内宣传,全面提升土司文化旅游的知名度,让客人感受到遵义优秀旅游城市的氛围。比如,可强化杨粲墓雕刻艺术的宣传,其内外分布着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人物、动物、花草、器物五类石刻装饰,其中的“野鹿衔芝”、“凤穿葡萄”、“双狮戏球”、“侍女启门”等浮雕均构思巧妙、雕工精美,极富生活气息,是发展地区精美雕刻艺术的写照。而仿木构建筑,门窗户壁、梁柱斗拱均为当时建筑格局的两室六座壁龛,又为现代人追求独特建筑装潢提供了极大的参考实物。

参考文献:

[1]况红玲.开发利用遵义土司文化[J].四川烹饪学院学报,2005:3-8.

[2]吕虹.遵义海龙囤军事城堡保护与开发的研究[R].贵州:贵州省图书馆,2001:41-42.

[3]贵州省遵义海龙囤旅游资源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R].2006-11-23.

综合经济论文篇3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以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低消费为特征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经济走过了持续增长的28个年头,堪称“中国奇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为了使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须要转变。本文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变提出对策。 【论文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式 特征 转变对策 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要素组合以实现理想经济增长的方式。我国传统的 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成“三高一大”,即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和大政府。 首先,是高储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一直处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高居全球之首。我国高储蓄率有三个特征: (1)总量高,人均低。我国巨额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并不能代表人均占有财富水平的普遍提高。据统计分析可得,我国的人均储蓄额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便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水平也并不高。因而在我国高的城乡居民储蓄率并不能完全代表居民的共同富裕, (2)高储蓄和高负债共存。根据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那么我国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大打折扣。 (3)高储蓄和生活负担沉重并存。我国存在的“超储蓄”不仅来自居民的增收,还有一部分来自居民减少当前的消费和投资。以我国目前情况,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物价水平的上升,高储蓄和生活负担沉重是同时发生的。 其次,是高投资率。我国高投资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投资率要远远大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投资率。二是中国的投资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高投资率相对于低投资率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我国,高的投资率使我国的资本存量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如果没有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相适应,国内的大量储蓄则极有可能以多种渠道输出到国外,造成资本的外流,最终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现阶段我国在投资方面也存在问题,即我国虽然有较高的投资率,但投资效率却很低。投资效率反映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被有效利用的程度。近年来,我国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且还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只有高投资率而没有高投资效率,容易引起资源浪费、通货膨胀等种种不良后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粗放型的投资使用方式逐步提升到集约型的投资方式。 第三是高出口比重。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且主要依靠我国的低成本优势。我国出口比重高,出口增速快是一个优点,说明我国能积极动员国内的生产能力来生产出口商品,能积极利用国际市场来销售自己的商品,能在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提高自己出口商品和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但过快的出口增长挤压了进口国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进而影响了进口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第四是大政府。“大政府”是指政府以直接的方式而不是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政府直接从事投资等经济活动可以在特定时期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扶持和促进某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问题 现阶段,伴随着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出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成就起来的中国经济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1.由于我国内需不足,大量的资金转化为储蓄,进而形成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投资过度膨胀

综合经济论文篇4

低碳时代来临,低碳今后对整个全球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以往的经济全球化通过贸易和投资把全球经济绑在一起,各国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各取所需,共同富裕。进入WTO,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显的,中国得以利用先进技术和外资,通过外贸,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而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中国的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也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快速恶化。 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由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对环境需求也就不同。在开放性国际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以“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污染产品,在高收入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基本如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转移污染排放的可行性在于污染物的影响是当地的。 二氧化碳的气候变化影响是全球性的,在哪个国家的排放是没有区别的。但是,由于产出和能源效率的不同,在不同国家生产某一产品的排放量是有区别的。在发达国家做某一个产品可能是一个单位的排放,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能源效率低,可能是两个单位排放。这样,将该产品在“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将导致更多的碳排放。如果不兼顾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和能源效率,全球贸易可能导致更多的碳排放。因此,低碳全球化将通过低碳减排考虑,将所有的国家都绑在一起。 那么,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求既定,某种产品要么本国生产,要么其他国家生产;本国生产排放比较少,交给其他国家生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能源效率低,排放量可能比较大,意味着今后的贸易保护也是可以打着低碳发展的旗号。也就是说,低碳的全球化可能影响今后的贸易全球化,从而影响全球的产业格局。 进一步说,二氧化碳可能比外贸把全球经济更为紧密的捆在一起,毕竟外贸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而由于生产工艺和能源效率比较低而导致的排放没有选择。意味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须兼顾不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 因此,低碳全球化的基础是,二氧化碳是全球性影响,必须全球性应对。低碳将把全球经济发展和发展模式捆在一起,发达国家如果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将导致更多的排放。那么,今后发达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第一,通过技术和资金援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效率,减少排放。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做法。基本含义是,在外贸和投资中兼顾不同国家生产工艺和能源效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工艺和能源效率水平,尽量减少转移排放的差异。 第二,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目前京都机制下两个不同但又相关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一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即通过控制碳排放总量,造成碳排放权的稀缺性,使其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的排放交易体系。二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负有减排义务的缔约国通过国际项目合作获得的碳减排额度,补偿不能完成的减排承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机制。国际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有待未来国际气候谈判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减排规则。由于尚未形成全球碳交易市场,目前主要是以京都机制下的欧洲(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自愿减排机制下的北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两个区域性市场为核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可以从公平角度确定人均排放权,就可以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能源环境责任,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比较不利的做法是:发达国家通过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然而,这是很可能出现的情景。碳税也是一种环境税,是按照化石燃料燃烧后的CO2排放量征税的一种减排手段。目前碳税在发达国家已逐渐推广实施,他们还希望将碳税进一步向全球范围推广。支持碳税政策者认为,碳税可以使得替代能源与廉价燃料相比更具成本竞争力,推动替代能源的使用。其次,征收碳税的收入还可用于资助环保项目,或对节能减排技术进行补贴。再次,与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不同,征收碳税不仅管理成本比较低,实施过程也可能更为简便、公正,而且更具有可预见性。即通过为碳排放设定了一个明确的价格,更有利于估算节能减排进行的投资预期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综合经济论文篇5

摘 要: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态势及机制,对区域开发、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调控和优化乃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区域经济空间分异在区域经济研究中仍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领域,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分散,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结构体系,规范分析和定量分析不足。深化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需要在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评价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空间分异,经济空间组织形式,要素禀赋,经济活动主体,经济空间客体,分工专业化,制度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空间经济活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发生于空间,它要受到空间经济的影响,并反馈于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过程可理解为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过程,区域经济增长不仅伴随着产业结构而变化,而且也必然同时发生经济空间上的分异。探索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规律,可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调控,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根据。本文拟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揭示其发展脉络和主要进展,以期为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研究 纵观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研究的内容涉及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其演变、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评价两个方面。 (一)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其演变 在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中,最先引起学者兴趣的是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现象的观察,进而是对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变化过程的探究。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各种类型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一种或若干种经济空间组织形式在区域经济空间内的分化,展现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所总结的或提到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主要有7种,即核心一边缘结构、多核心一边缘结构、网络结构、点一轴结构、双核结构、点一轴一面结构和板块结构,其中前3种是国外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后4种是国内学者的首创。 Perroux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阐述了区域经济空间的核心一边缘结构。这一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发端于一个(些)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向扩散,区域经济空间呈现核心一边缘分异。Friedman的核心一边缘理论不仅指出了区域经济空间的两种组织形式,即核心一边缘结构和多核心一边缘结构,而且阐明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形式由核心一边缘结构向多核心一边缘结构演变的过程。较多的实证研究验证,在北美、欧洲及亚洲等地区存在多核心一边缘结构。Mc-Millan指出,1990年美国62个大都市中,有48个拥有次核心,其中,纽约和洛杉矶分别有38和46个次核心。Tuan和Linda基于1998年我国广东地区电子产业数据的分析认为,深圳、广州、惠州和汕头是香港的几个次核心城市,该多核心一边缘结构的发展与FDI对核心外流和公司重新选址密切相关。Hewings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背景下,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网络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它以其特有的连通性,通过有组织的连接模式有效地组织和连接节点。 陆大道提出的“点一轴”理论阐明了区域经济空间的点一轴结构。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运行客体大都在点上聚集,并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联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系,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以不同等级的“点一轴”系统为标志。陆玉麒指出,双核结构是指在某一区域中,由区域核心城市和港口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的一种空间结构现象,它广泛存在于我国沿海和沿江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中;从机理上考察,它导源于港口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空间组合,由于兼顾了区域核心城市的居中性和港口城市的边缘性,从而可以实现区位上和功能上的互补。涂人猛(1994)基于流域空间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点一轴一圈(面)”结构,认为河流具有多种优点,这吸引了工业向河流沿线靠拢,促进核心城市的发展,然后依托沿河城市这些“点”,借助沿河线这个“轴”,辐射整个流域经济的“面”,从而形成“点一轴一圈(面)”的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姚士谋和王成新提出了区域板块这一有别于行政区的区域概念,他们界定了区域板块的地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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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论文摘要:当一个国家 经济 发展 达到一定水平时,直接从事农业人员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已经解决温饱; 工业 向高 科技 、高利润、无污染发展; 交通 形成 网络 ,餐饮、住宿达到一定卫生标准, 教育 进入大众化阶段;治安状况良好,就会发展 旅游 经济。旅游热促进农业、工业、交通、餐饮、住宿、文化教育发展,必然会促进经济大发展。这种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促进相关产业,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使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式就是旅游经济。 论文关键词:旅游经济;主要形式;旅游精品;发展趋势 2006年04月24日,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会的最新报告预测, 中国 将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和旅行经济强国。报告预测,2006年中国在旅游和旅行上的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等将实际增长14%,达27703亿元,预计2007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8.7%,旅游和旅行经济的直接、间接贡献加在一起为国内生产总值13.7%。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增强,旅游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越来越重,旅游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旅游经济的几种形式 (一)利用特色产品举办大型庆祝会、商贸会高层论坛来牵线搭桥,吸引游客。例如扬州每年都搞的“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台商投资洽谈会”“扬州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等各项活动就吸引了大量投资商和游客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扬州。 (二)利用具有特色的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人文景观吸引游客,游览山水,瞻仰前贤,参观宗教建筑,了解民俗风情。扬州近来挖掘、整理、修建了朱自清故居、八怪纪念馆、宗教禅寺平山堂、观音山等。现在很热的红色旅游,也是这种形式,此外还有丽江的东巴文化、泸沽湖的女儿国等。 (三)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 自然 风光吸引游客,回归自然。例如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青藏高原的冰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等。此外,还有沙漠访古、海底探险等形式。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为风光旅游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二、发展旅游经济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的关系。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应该相得益彰,名城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正因为有了名城,旅游资源才更加丰富。名城又是旅游亮点,有很高的知名度,能吸引四方游客。名城保护得好,能延长旅游资源使用时间,吸引大量游客。旅游经济靠名城吸引资金、吸引游客;名城又靠旅游经济发展实力,来装饰、保护、发展。旅游经济在名城会得到更大助推力,名城实力增强后又会促进旅游经济更快发展。 (二)旅游经济与 社会 经济快速增长的关系。旅游经济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为旅游经济增加了实力,又反过来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快速增长必须是 科学 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工农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快速增长才能实现工农业的产值,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旅游经济与规章制度和法制健全的关系。服务不规范、旅游接待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法制不严密是发展旅游经济最大的障碍。游客们满怀热情而来,却遭遇住宿、餐饮、游览收费不合理,卫生未能达到标准,游览项目打折扣,在正规商店买的珠宝首饰也是假货等,导游吃回扣更是公开的秘密。要杜绝这些情况的发生,净化旅游环境,必须健全规章制度,严明法纪,为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道德教育,大力宣传“八荣、八耻”,在旅游业树立讲道德、知荣辱,游客与导游间、游客与环境间和谐友好的新风气。 三、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了新的方向,突出表现为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农民和大学生旅游、参与互动型旅游。 内容 论文摘要:当一个国家 经济 发展 达到一定水平时,直接从事农业人员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已经解决温饱; 工业 向高 科技 、高利润、无污染发展; 交通 形成 网络 ,餐饮、住宿达到一定卫生标准, 教育 进入大众化阶段;治安状况良好,就会发展 旅游 经济。旅游热促进农业、工业、交通、餐饮、住宿、文化教育发展,必然会促进经济大发展。这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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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需形势与资源节约指标 长期从事能源问题研究的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韩文科,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能源供需安全形势以及能源产业发展的情况。他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20%左右等一系列资源节约的约束性指标,这些指标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确保实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10.9%,而能源消费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能源的问题已无法回避,没有能源资源的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将无从谈起。 韩文科认为,从短期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尚没有出现能源全面供应紧张的状况,能源供需形势基本稳定。其具体表现,一是作为能源的基础的煤炭生产得到发展,煤炭库存在增加,煤价出现回落;与此同时,全国没有出现大面积拉闸限电的现象。虽然石油价格一直在上涨,但石油油品供应比较平稳。二是上半年能源行业煤、油、电,特别是煤炭和电力行业的结构调整推进较快。 三是 “十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能源项目建设的投资,各种能源生产能力扩张加快。最近在能源供需矛盾趋缓的状况下,国家抓紧时间推进了能源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关闭了很多小型煤矿。 从中长期来看,“十五”以来我国能源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对能源供需安全形势以及能源产业发展高度重视,一是强调继续实行节约优先,以建立节约型社会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手段,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二是加大各类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的力度,加快石油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石油企业参与国际油田开发,扩大石油进口,保障能源供应。 加强国际合作与利用国际储备 韩文科分析认为,“十五”以来,我国能源供应方面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改善。具体表现为:第一,国际能源供应能力大大增强,200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0.6亿标准煤,煤炭生产达22亿吨,原油生产达1.8亿吨,天然气达500亿立方米,能源生产能力增长非常快。特别是电力生产能力扩张非常迅速,“十五”期间到现在每年投产的电力是6000万到7000万千瓦。在煤炭、电力、石油等常规能源供应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我国也加大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扩张能力。第二,国家利用国际油气资源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能源安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国际能源安全方面,一是要考虑能源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二是国家要为老百姓提供可以消费得起的能源供应。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够关起门来讲安全,必须要构建一个安全的国际能源供应网络。 我国通过什么来保障能源安全?韩文科认为,一是要与能源生产大国、能源消费大国建立能源战略对话。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协调对策。二是要积极利用国际石油战略储备为我国发展建设服务。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油气资源合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能源利用效率与能源安全保障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能源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很可能就造成能源供需矛盾加剧的危险。韩文科分析认为,当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国际能源安全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能源价格虽然已经上涨,但是从能源的稀缺程度来看,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的程度。 为了保障今后的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韩文科强调,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近几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对煤、电、油、运和重要资源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一些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我国重要能源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今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能源资源需求总量还会增加,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将长期存在。节约能源资源,大力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节约能源资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降耗指标,对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韩文科分析认为,完成这一任务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调控,降低GDP单位能耗,让经济发展走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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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煤炭、原油等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给我国的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如何应对高价能源成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高价能源:挑战经济增长模式 国际油价今年如同坐了“过山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年初“破百”,7月11日创下每桶147.27美元盘中新高。近期则急转直下,短短一个多月内盘中跌破每桶112美元。但这一价格与一年前相比也上涨了60%。 受严峻的能源供需形势、国际油价高涨带动替代能源价格上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煤炭价格今年也持续高位运行。上半年国内原煤、烟煤和无烟煤的煤炭价格指数分别累计上涨21.7%、21.4%和23.0%。 能源价格的暴涨加大了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0%,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5.4%。其中,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1.2%,原煤出厂价格上涨32.2%。 虽然我国对成品油、电力、煤炭价格实施管制或价格干预,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不能顺畅地传导到下游产品,但价格的扭曲影响了能源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供应紧张,也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多次出现汽油、柴油的紧张,煤价高企也使许多火电企业买不起或买不到煤炭,约一半省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不得不拉闸限电,这些都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 “全球基础性原材料产品价格普遍上涨,给中国依靠重化工业化拉动GDP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出口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的产业结构带来重大挑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说。 目前我国近一半的原油要从国外进口。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达76.6%,我国电力对煤炭依存度超过70%。随着煤炭需求的上升,我国已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进出口相当。 专家认为,如果我国不改变现有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将不得不大幅增加石油、煤炭等能源的进口,这不仅进一步加大对国内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会给国际能源投机机构进一步炒作能源价格提供借口。价格改革:破解难题必然选择 我国从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全国销售电价自7月1日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自8月20日起,全国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分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说,这些举措对于逐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保障供应,进一步抑制不合理需求,将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加快资源价格改革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早已明确了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制定了石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电价改革方案,建立了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能源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 为了遏制煤价过快上涨,国家发改委今年连续两次出台煤炭价格干预措施:全国煤炭生产企业供发电用煤,包括重点合同电煤和非重点合同电煤,其出矿价(车板价)均以今年6月19日实际结算价格为最高限价;明确要求秦皇岛港、天津港、唐山港等港口动力煤平仓价格,不得超过6月19日价格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虽然短期内,国家对快速上涨的电煤价格进行了临时行政干预,但由市场供求决定煤炭价格的趋势不会改变,国家对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不会改变。 央行同时表示,资源价格偏低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诱因,大量资源廉价使用,人为压低了国内产品生产成本,助长了投资扩张,刺激了出口快速增长,导致国内总需求持续扩张,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 从长期看,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仅能够降低价格扭曲导致的短缺风险,保证供应,而且有利于抑制不合理需求,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节约优先:破解难题应有之义 据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赵小平介绍,目前我国的能耗较高:2005年万元GDP能耗为1.22吨标准煤,2006年降到了1.17吨标准煤,2007年又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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