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制度范文

诉讼制度篇1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简化；司法权威；公平正义。

民事诉讼法中的小额诉讼制度是司法大众化的制度抉择，也是司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小额诉讼制度源于美国，价值追求在于以较少的花费解决纠纷，从而吸引民众亲近司法，以高效率速裁特性保证程序正义不受诉讼延迟的损害，我国增设了这一制度。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小额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仍需不断完善和健全。

一、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一）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切实保障国民诉权

小额诉讼制度将民事纠纷进行分流，引入特有的程序，有需要的国民能够及时简便的诉诸法律，科学高效地化解矛盾，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体系也能充满活力而不失司法权威性。民事诉讼一方面需要具备处理大规模且复杂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又需要处理零星细小的事件。不平衡、繁杂的程序，造成了法院躲避小额诉讼的现象，对此应采取防止的措施。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养国民的司法根基。[1]这就为司法大众化提供了重要通道，促进形成知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小额诉讼制度为解决以往看来都是所谓“鸡毛蒜皮”之事，提供了新渠道，在培养国民法律意识的同时，也明显增强了法律维权的观念，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形成司法为民、便民、亲民的良好风气，营造和谐的法治环境。试图通过小额程序来接近市民，并经常为市民所利用，进而达到法院亲近市民之目的。[2]小额诉讼制度大大降低了由于诉讼程序繁琐、专业知识缺乏、诉讼费用繁重而阻碍诉诸法律的几率，保障国民诉讼权利。

（二）小额诉讼制度能够有效缓解法院负担

小额诉讼制度是一项不同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诉讼程序，小额诉讼制度的天性规定其倾向于程序效益最大化，以高效简便、灵活有效的优势存在于诉讼程序中。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3]小额诉讼制度将简单案件从繁琐的程序中分离出来，以其特殊的程序迅速裁判，既节约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切实保障诉讼经济，减轻法院因繁琐程序而引起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小额诉讼制度能够较好维护公平正义

小额诉讼制度直接将简单案件纳入诉讼程序，减少其他途径的适用，有利于纠纷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并且，小额诉讼减少了繁琐的程序和手续，能够保证诉讼效率，一定程度彰显程序正义，避免“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工具才是最公正合理的手段，小额诉讼正是把握了这一点，避免因纠纷过于简单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法律手段更是明确规定各种制度以保障裁判的实现，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过分注重程序简化引起滥发诉讼

小额诉讼制度的生命在于为当事人提供简捷且低成本的诉讼途径，通过快速裁判解决迅速纠纷，保障当事人权利。这一方面能够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凡事诉诸法律，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问题。小额诉讼制度的优势是导致公民不分争议的大小紧迫与否遇事皆由法院裁判的重要原因，过分追求程序的简化从而出现滥诉现象，只能是“二流的正义”，反而加重了法院的负担，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

（二）过分强化法官职权缺乏制约机制

小额诉讼制度是在法院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以法官职权主义为背景的制度设计，法官对程序和实体具有决定作用，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被忽视甚至抛弃。对于小额诉讼来说，一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之一就是保证当事人享有在少额诉讼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的提供意味着少额诉讼制度仍然必须以存在着普通诉讼慎重的程序保障作为前提，当事人可以在自己希望实现的诉讼权利与打算付出的成本之间，以及可能获得的程序保障与简易、迅速、低廉的纠纷处理之间进行衡量，并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4]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程序选择，法官权力扩张，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出现不仅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现象。

（三）过分追求诉讼效率忽视司法公平

小额诉讼制度高效便捷的特性体现在程序简化，而简化程序必然限制或者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小额诉讼制度来看，就含有压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空间的成分。所有上诉的理由都在于人类的认识可能发生错误。每一个裁判都可能不正确，或者大多被败诉方认为不正确。因此，上诉是为了维护当事人通过对他们更有利的裁判取代对他们不利的裁判的合法利益。[5]并且，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使命。诉讼权利包括权和上诉权，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权，但是却忽视了上诉权，笼统规定一审终审，没有当事人不服裁判的规定，无法保障整体的公平。社会每个角落能否都得到适当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主义，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6]项制度显然倾向于保护原告权利，而被告却要承担更多不利因素，限制了诉讼对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

（四）配套制度单一未能形成完整体系

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甚少，与国外具有成熟的小额诉讼制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小额诉讼制度刚刚起步，还未能形成一套独立的制度体系，并且对于小额诉讼的对象以简单的数额为标准，显得合理。法律是有尊严的，并不是按照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7]并且，规定在简单程序之下，钱少的案件未必就简单，加之未能与法院调解制度等经过实践检验的高效便民的制度较好的结合形成制度体系，中间缺乏程序转换机制，无法做到程序间的机动灵活，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三、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改进的具体举措

（一）正确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建设的关系

法律只有具有本土特色才会施展制度活力和发挥有效的规制作用，任何法律的移植也只有与本土性相结合才能形成独特的有效的法律制度，从而展现重塑社会秩序的积极职能。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8]在小额诉讼制度的移植过程中，应当审慎分析原有特性并结合我国特殊环境，吸收创新，植入我国法治土壤之中，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特殊制度，抑制传统司法中存在的诉讼痼疾，正常发挥效用，避免水土不服而有悖初衷。

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在化解基层纠纷中起了重要作用，小额诉讼的对象主要是这类争议，若将二者重合部分有机结合，发挥“调审合一”的优越性，更好地实现司法便民。再者，将其与巡回审判等司法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解决此类纠纷的网状架构。只有加快构建速裁制度、快速执行制度与调解等制度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方能发挥最大功效。

（二）正确处理法官职权与诉讼权利的关系

审判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的裁判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审判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难免带有主观色彩，需要一种监督纠错程序予以保障，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诉讼中存在运行成本和错误成本两种成本，运行成本就是在诉讼程序中所需要的成本，而小额诉讼制度就很好地处理了这一方面，但对于错误成本却没有充分照顾，几乎被法官职权架空。为此，需要对法官职权适当限制，增加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是否适用该程序需要结合案情以及当事人意愿而定，并且增加当事人诉讼权利，将上诉的条件放宽，做好后期保障工作，保持法官职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动态平衡，保障司法和谐运行。

（三）正确处理程序简化与司法权威的关系

小额诉讼制度注重程序简化，将对原程序作实质改动，引起国民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况且小额诉讼刚刚建立，缺乏专业法官，无法保证审判结果的正义和权威。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妥当性。[9]结合司法实践对程序进行完善，重点在于强化执行力度。比如借鉴美国相关制度经验，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建议双方认真考虑调解的好处，也可以规定参加过调解之后才决定开庭审理日期。[10]这既有利于程序公开合理，也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执行力度，维持司法权威和程序简化的平衡。

（四）正确处理公平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关系

公平正义是法律制度的最高价值追求，公平正义的标准为最低程序公正，也是程序设计的底线要求。一种裁判制度不管多么公正且富有效率，但只要判决执行存在着难点，这一制度本身就不能说是合格的。[11]小额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因此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要也必须对其程序进行整体考量，对审判各个环节都有程序保障，尤其完善执行制度，将公正与效率控制在一定幅度内浮动，提高法官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培训，强化公正意识，保障二者良性互动。

小额诉讼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新型制度，还有很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更加深入研究相关理论，不断完善该项制度。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12]在移植的同时，特别注重本土化建设，完善民事司法制度，形成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化解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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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小岛武司.额执行改革的建议[M].第52页.

诉讼制度篇2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主要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所采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与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尚不成熟，无法按照统一的刑事诉讼制度。区别开来，能够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且有利于防治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特别是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提出，结合以往实践经验，考虑未成年人群体特点，设置了专门诉讼程序，以此来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有效保护。

一、原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滞后性分析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一直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没有松懈，出台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1991年，正式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等方针，对其进行保护。1999年，出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样坚持教育为主原则，明确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中要保障未成年人群体的诉讼权利。虽然我国出台了规范性法律文件，但深入到细则当中发现，我国始终没有构建完善的司法制度框架。加上各个部门协调和沟通力度不够，无法实现统一。原《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诉讼程序的规定，能够反映对此类群体权利特殊保障的条文仅有三处。其中第14条件来看，在审判现场，可以通知嫌疑人、被告法定人到场。第34条，规定如果被告人不具备到场条件，且没有辩护人，人民法院应为其提供辩护人。可见，原诉讼程序只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存在条文少、规定散等特点，无法形成独立的程序，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外部环境变化日新月异，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家庭、学校教育的疏漏，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对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加强对制度的调整势在必行。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保留原有制度中的先进部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强调了加强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决心。

（一）明确案件方针

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故在办理中要区别对待。新刑事诉讼法强调在司法实务中，审理人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并提出三个处理原则。具体来说：首先，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如果出现可罚可不罚情况，要尽量以不罚为主。其次，保障主体诉讼权利原则，即依法保障其享有的特殊诉讼权利。最后，专业原则，即参与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要具有专业性，充分掌握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按照上述三个原则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二）完善诉讼特有权利

首先，嫌疑人、被告人能够获取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公平、公正，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原有的法律仅强调对被告人的援助、且限于审判阶段。而新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范围扩大，法院、检察机关等都需要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义务。同时，将辩护扩展到审判之前，以此来提高法律援助有效性，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其次，限制适用逮捕措施。逮捕属于强制，一旦实施逮捕，嫌疑人将在特定场所被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变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逮捕等同于羁押。如若采取逮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危害较大。同时，羁押也可能出现“交叉感染”，导致未成年人向惯犯、累犯转变。因此，针对此类案件，要严格限制逮捕措施，针对犯罪嫌疑人来说，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综合衡量各项行为产生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存在可捕可不捕的情况，可以选择不捕。同时，在逮捕前，人民法院还要参考辩护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嫌疑人。最后，分案处理原则。该项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处理案件时要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分开处理，并对未成年人进行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采取该项措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影响。同时，还能够维护好未成年人隐私，通过合理的教育和引导，避免其再次犯罪，早日回归到社会当中。除此之外，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一律不公开。不公开原则的执行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未成年人。

（三）确立诉讼程序特殊制度

一是不制度。附条件不制度适用于审前分流案件，针对不需要的案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处理，以此来减少审判负担，且能够有效提高审判质量。将该项制度应用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中，能够实现对其进行非犯罪化、非刑法化的处理，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如新刑事诉讼法职工的第271条明确了附条件不适用条件，在做出附条件不前，要参考公安机关等方面的意见，如果存在异议，检察院要做出决定。二是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办理机关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时，除了要查明案件自身的情况，还需要了解相关信息，根据此进行针对性处理，突出刑罚个别化特点。采取该方法，能够将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要根据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动机等情况进行充分把握。可见，社会调查主体是公安机关，调查内容涉及更多，为教育和矫治提供更多支持。三是记录封存制度。该项制度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要进行密封保存在有关机关，除法律规定外，任何人不得查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身心发展不够完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人，可能因一时失足误入歧途，一旦贴上犯罪标签，他人会戴着有色眼镜对待他，将会伴随其一生，对其未来升学、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弱化对未成年人犯罪标签效应，且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在日后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三、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思考

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通过专章刑事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仍然宏观和粗放，为此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一）增强立法模式独立性

现如今，世界范围内，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立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宪法、特殊程序及单独制定。其中前两者都存在一定弊端，如对宪法形式来说，司法人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观意识干涉过多，针对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别。而特殊程序会受到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无法对案件作出全面、系统的裁决。因此通过单独立法模式，能够对诉讼具体内容进行专门、针对性设计，能够加快制度协调发展。如美国的《少年法院法》等是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专门性刑事立法，我国可以在恰当的时候进行独立立法。

（二）适度放宽不条件

附条件不应适用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主要原因是三年是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针对轻罪可以实施附条件不，这一做法在其他国家也非常普遍，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目前，在国内，对于上述情况我国也采取了缓刑措施，如拘役、管制等，适度放宽不条件，给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细化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为实施教育和矫治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但在规定过于笼统，还需要在一些方面加以明确。如根据规定，社会调查主体仅限于公安机关等，但具体以哪个主体为主没有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原则上应以公安机关或者其委托的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为侦查案件提供参考依据，且能够为后续审判奠定基础。对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调整，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该项制度设置根本目的，即明确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情况，使得案件处理更具权威性。而针对社会调查方式来看，要以实地调查为主、书面为补充方式，具体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据，选取灵活的调查方式。在实践中，深入到学校、家庭等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提高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合法性。

四、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制度，确保制度规定更加符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对其进行合理保护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还要加强对制度规定和细节的研究，根据未成年人群体特点，加强对制度的完善，为司法实务提供指导，从而促进未成年人能够改过自新，重归社会。

诉讼制度篇3

一、团体诉讼的制度边界

团体诉讼中的团体（以下简称“诉讼团体”），是从实体法领域转换而来的程序性团体，程序性是诉讼团体的首要特征。诉讼团体这个概念是诉讼当事人制度中的有机内容，诉讼团体的导入，扩大了诉讼当事人的固有范围，增加了诉讼当事人的种类，丰富了当事人制度。[1]可见，主体性和制度性是诉讼团体的又一个特征。

（一）团体诉讼的概念辨证

在团体诉讼的理论框架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对团体诉讼下定义。团体诉讼作为一项当事人制度能否独立实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乃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团体诉讼的定义或概念界定中，是否包含着一定量的特殊因素，这些特殊因素的存在，使它区别于其他多数当事人诉讼形态并由此而获得独立存在的制度性价值；否则，团体诉讼便只能消化在复数当事人制度的解说之中。相对于集团诉讼乃至选定当事人制度而言，人们对团体诉讼的定义性认识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在制度的考证上也有人云亦云的明显痕迹。从目前见到的典型的团体诉讼的定义，可以看出诸定义之间既有共性，也有相异之点。

主要而论，诸定义的共性在于：

（1）团体具有独立的当事人名义。在团体诉讼中，团体本身就是当事人，它既不是像集团诉讼那样，是一个虚拟的组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它有名称、人员、经费、组织、机构、章程、场所等等，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法人实体；又不像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当然的单一型诉权，而是具有复合性质的组织——它可以提起诉讼，但也可以不提起诉讼；在它不提起诉讼之时，其成员可以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团体诉讼中的团体，其所享有的诉权，与其成员所享有的诉权，实际上是重叠的。团体享有的诉权属性，并不排斥其成员的享有。尤其是，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中，其诉权的获得尚需通过成员的特别授权。

（2）团体诉讼的存在形式，是个别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换而言之，团体诉讼并非所有的团体均可以提起；能够提起团体诉讼的团体，需要有立法的明确授权，同时也受制于团体章程的特别约定。

（3）团体诉讼的效果具有双重性。团体诉讼是代表其成员提起的，法院最终裁判的结果，一般情形下直接对成员发生效力；其成员可以援用团体诉讼的裁判结果，并因此而受其拘束，同时，裁判的结果对团体本身也有拘束力，比如说，它也要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拘束。

然而，诸定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在团体诉讼的宗旨上表述不同。有的定义认为，团体诉讼就是为了某种公共利益的实现；[2]然而有的定义却认为，团体诉讼的宗旨是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偏重于团体诉讼的私权救济功能。[3]这对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及救济形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2）在团体能否成为被告上不同。集团诉讼中的集团，是既可以充当原告、也可以充当被告的；然而能否如法炮制，认为团体诉讼中的团体，也是可以充当原告和被告的呢？有的定义认为“团体组织有权代表其成员起诉或应诉”，[4]也就是说，团体既可以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也可以成为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其他定义或者没有提及其可能的诉讼地位，或者认为它只能作为原告出现。[5]

（3）在团体诉讼所能够实现的司法救济上有不同看法。有的定义认为，作为原告的团体能够向法院提出的司法救济只能是“向法院请求命令他人中止或撤回其行为”，也就是只能是行为救济，而不能提出财产救济或金钱救济等损害赔偿救济。[6]据此，团体诉讼所可能实现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不是如同其他诉讼主体那样，可以全面地实现实体法中规定的各种责任形态的救济。大多数的定义均没有明示团体诉讼的救济形态，换而言之，它们似乎都认为团体诉讼在所可能实现的救济形态上不具有特殊性或限定性。

（4）在团体诉讼的存在领域上有不同描述。有的定义对团体诉讼所能够存在或出现的领域似乎是最为保守的，它认为“特别的经济立法中赋予有关的行业自治组织（比如环境保护团体）以诉权，准许其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中作为原告提起诉讼”，[7]据此，团体诉讼只能存在于经济法领域中，而且仅仅局限于公益诉讼。大多数定义没有限定其所适用的领域，据此可以推断认为，这些定义实际上是将团体诉讼看成是任何一种用诉讼形式中均可能出现的一种诉讼形态。

为了给出笔者所认同的团体诉讼的定义，有必要首先描述一下团体诉讼的基本特征。

（二）团体诉讼的制度特征

团体诉讼的制度特征是其受法律调整应关注的特殊制度安排之处，也是其在制度层面获得独立存在并且区别于其他类似制度的根本之点。就其制度性特征而言，主要有：

（1）提起团体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类似的公益性组织，而不是任何社会团体均可以成为团体诉讼的原告人。换而言之，团体诉讼本质上属于公益诉讼，而不能将它作为追逐私益诉讼的程序形式来使用；否者便会与法人诉讼、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等混淆起来，同时也使之丧失了独立实存的特殊价值。

（2）团体诉讼的司法救济形态在固有的意义上仅仅限定于行为救济，也就是说，它只能请求被告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团体诉讼也可以提出财产权益的救济，以作为附带的救济形态，或者作为授权下的救济形态。

（3）团体诉讼是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诉讼的，提起诉讼的团体就是诉讼中的原告。这一点与法人诉讼或非法人团体诉讼有相似之处，它们在诉讼中都只能形成单一的当事人主体，而不属于诉的主观的合并形态，也就是说，团体诉讼所形成的诉讼形态，在主体上说，只能是单一型诉讼，而不是复合型诉讼，不适用共同诉讼的程序规则。团体诉讼的诉权具体实施者，乃是诉讼团体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团体诉讼的此一特征，使之与代表人诉讼、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等等诉讼合并制度区别开来。

（4）团体诉讼是在特定法律领域存在的一种诉讼形式，而不具有普适性。某一个社会团体能否提出团体诉讼，关键在于立法是否将此种诉权特别地授予给它。只有立法特别授权的社会团体，方能提出团体诉讼；反之，没有授权的社会团体，不用说它不属于公益性质的组织，即便是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也不能提起团体诉讼。换而言之，被授权提起团体诉讼的社会团体，是立法者选择用来推行某种公益政策的，这种社会团体肩负起了某种特殊的社会使命，使之有了准政府组织的意蕴；利用团体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协助政府机关从事法律的执行，团体诉讼是通过司法形式来执行法律的特殊的公益诉讼。

笔者认为，所谓团体诉讼，乃是经立法授权具有特殊诉讼权利能力的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依法请求法院发出禁令，责令被告实施一定的行为或不得实施一定的行为的特殊民事诉讼。

（三）团体诉讼与集团诉讼

团体诉讼作为一项当事人制度能否独立实存，其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团体诉讼的内涵能否界定得清楚，也就是说，其在诉讼制度中的特定地位能否获得理论上的确证；另一方面则在于对团体诉讼与其他类似诉讼形态的边界能否清晰地划定。与团体诉讼一起，种种复杂型的诉讼形态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制度体系，它们在这个巨大的制度体系中，各有一席之地，同时均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诉讼机能。这些复杂型诉讼制度的体系化以及其内在关系的清晰化，乃是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民事诉讼法由传统走向现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指标，乃是各种复杂型诉讼制度的合理构建。这当中，就有团体诉讼的一份特殊的制度空间。为了使团体诉讼的制度空间清晰化，一个必要的理论步骤乃是：团体诉讼与其他类似诉讼形态的概念界分。囿于篇幅，这里仅谈团体诉讼与集团诉讼的概念界分。

团体诉讼与集团诉讼看上去如同孪生姐妹非常像，它们在诉讼中都以一个团体的名义出现，都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都对社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都是典型的集合诉讼形态，在民事诉讼制度发展史上，都因别具一格而享有盛誉；然而它们实际上是形似而神不似，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其共同点。主要而言，其差异性表现在：

（1）二者的诉讼性质有别。团体诉讼是单一型诉讼，其诉讼中的当事人就是团体一个，其成员在诉讼中不以任何方式出现，除非在损害赔偿之诉中，在对团体进行诉权信托之时会有所表现。集团诉讼则是复合型诉讼，它是众多当事人构成的一个集团，“集团”是众多当事人汇集在一起的形象性说法，“集团”本身不是当事人，“集团”成员才是真正的当事人。

（2）二者的当事人名义不同。在团体诉讼，当事人就是某某特定的团体本身，比如说某某环境保护组织、动物友好协会等等，团体的成员不是当事人，在诉讼中也始终不出现。在集团诉讼，当事人是众多的集团成员本身，集团并非当事人，集团是一个拟制的概念，是一个虚拟的组合，而并非实存的组织。因此，在团体诉讼中，当事人只有一个；而在集团诉讼中，当事人则具有多个，有时甚至是不确定的。

（3）能否充当被告不同。在团体诉讼，由于提起诉讼的团体通常肩负着维护公益的目的，因而，它只能充当诉讼的发动者，而不能被其他主体起诉，从而成为被告。同时由于团体诉讼中的团体不是行政机构，其不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力，因而它不能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而集团诉讼，其多数方当事人则不仅可以成为原告，在特殊情形下其尚可以成为被告。当然，集团诉讼中的集团，一般乃是以原告身份出现的。

（4）二者的当事人适格基础不同。在团体诉讼，团体成为正当当事人的理论基础乃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正是实体法的明确规定和授权，团体才具有特殊救济形态的诉权，才因此而成为正当的当事人。集团诉讼是由其诉讼代表人作为正当当事人的，其他的成员虽然也是诉讼中的当事人，但在其成为诉讼代表人之前，或者在其决定亲自参加诉讼实施诉讼行为之前，其诉讼当事人的权能是受到限制的，他们拥有监督权、特殊事项授予权等等，但他们一般只能以潜在当事人的形式出现。诉讼代表人的诉讼实施权一方面来源于自己就是集团成员的一分子，另一方面来源于其他集团成员的明示或默示的授权；这后者，在理论上称为诉讼担当。因此，集团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当事人适格的基础乃是当事人身份（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和人身份的结合体。

（5）二者的既判力主观范围不同。对团体诉讼而言，其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分两种情形：一是如果属于团体不作为诉讼，其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则看诉讼结果而分别确定：如果团体胜诉，则扩及所有的团体成员；如果团体败诉，则仅仅限定于特定团体本身；二是如果属于团体赔偿请求诉讼，其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则扩及所有授权的团体成员。对集团诉讼来说，其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则涉及所有的集团成员，而无论诉讼的结果如何。

（6）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仅在法律有明文规定之时方予适用；而集团诉讼，则只要一方人数众多，均可以适用。

由上可见，团体诉讼和集团诉讼看上去都属于集合型诉讼，但却是一个属于单一型诉讼，另一个属于复合型诉讼，由此所带来的程序安排形成了截然的区别。团体诉讼的特殊之点集中表现在诉讼开始之初，法院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认定之时；一旦团体诉讼的当事人身份获得了认定，则此后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诉讼程序完全相同，别无特殊之处。集团诉讼则是多数诉讼的结合体，涉及到集团内部的关系和集团外部的关系，涉及到集团的共性问题，也涉及到集团的个性问题，在诉讼的全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均有其特殊性。因此，立法上对集团诉讼的技术性要求较高，而对团体诉讼的立法则相对简单。

至于团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等等诉讼形式的区别，其分析框架基本上等同于上述与集团诉讼的界分，这里略而不论。

二、团体诉讼的制度优势

在构建团体诉讼制度的问题上，有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得到有力的论证，这就是，团体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有何独特的优势呢？这也是团体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问题，由此表征着团体诉讼制度的功能；也即，通过团体诉讼，能够给我们带来何种制度性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团体诉讼制度的立法模式及程序安排问题。是限制团体诉讼的运用还是扩大对它的运用范围？对此问题的科学回答，需要对团体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一）社会公益：团体诉讼制度的本质目的

如前所述，团体诉讼中的团体一般是公益团体，维护公共利益是这些团体的法定使命。德国制定团体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经济制度的正常发展，维护公平竞争的机会，避免市场被不法垄断或独占，防止同行业的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因此，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最早基本上都规定在经济法上，如《不正当竞争防止法》 （UWG）、《普通交易约款法》（AGBG）、《贩卖折扣法》（RABATTG）、《贩卖附奖法》（ZUGABEVO）、《发明专利法》（PATG）、《新型专利法》（GEBMG）、《商标法》（WZG）等等。举例言之，《不正当竞争防止法》（UWG）的立法目的在于禁止工商业者利用违反善良风俗或其他不正当方法实施恶性竞争的行为。[8]该法规定：凡违反这些规定的，有权利能力的促进工商业利益团体以及以公益为目的的消费者团体法人，均可以提起团体诉讼。《贩卖折扣法》（RABATFG）的目的在于禁止工商业者之间利用价钱折扣方法实施恶性竞争，因而从该法的第1条到第11条规定了各种折扣的限制，如果有某工商业者违反此种限制性规定，则有权利能力的促进工商业团体便可以提起团体诉讼。《贩卖附奖法》（ZUGABEVO）的目的在于禁止从业者利用奖品赠与的方法实施恶性竞争，在该法的第1条中规定了各种变相的奖品赠与方法应受禁止，第2条便规定了团体诉讼：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可以对违法的从业者提起团体诉讼。《普通交易约款法》（AGBG）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在与多数人大量订立相同契约之时，预先印就对订约人极不公平的统一的契约条款。该法第9条至第11条规定这些条款的无效情形，第13条规定：如果有违反这些规定者，有三种类型的团体可以提起团体诉讼，它们是：有权利能力、其章程目的在于提供消息、接受咨询保护消费者利益而为工作的团体，或者至少有75名自然人为会员的团体；有权利能力的促进工商业利益的公益团体；工商业公会或手工业工会。[9]由此来看，团体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其运作的结果有时偏重于惩戒不法行为，有时偏重于预防不法行为的可能发生，而无论如何，它都不是为了追求案件背后的经济利益。一般而言，基于公益的目的而提起的团体诉讼，即便获得了某些赔偿，也不在团体成员间进行实际的分配，而是用来维护团体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特定团体的公益目的。这一点，连集团诉讼都自叹弗如，因为集团诉讼有时是为了实现纯粹的私人利益，而公益的实现即便在客观的层面有所体现，也非其直接的追求目标。

（二）避免滥诉：团体诉讼制度的实践功效

德国之所以出现团体诉讼，一个制度性的根本原因便是，德国没有美国那样的集团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具有诸多功能，也正是这些强大的功能，使之在诉讼法制度史上独树一帜，散发着独特的制度魅力；在这种种强势功能中，其中有一个功能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它能够积微小之力成社会之力，以对抗强势的企业行为、政府行为乃至立法行为。这种功能可以说是发动群众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国家异常强势，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使着虽说不可缺少但往往却很成问题的干预作用。面对于此，集团诉讼能够以群众之力，来济政府之弊。这个功能是社会自我救助的功能，也是人民自卫的功能，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化发展的功能。如果缺少这种诉讼机制，则上述功能便很难实现。集团诉讼正是应运而生的，在此意义上说，集团诉讼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能够产生，尤其是在现时代产生，是有其必然性理由的，这绝对不是某个立法者或司法者的突发奇想。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德国；德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德国没有采用美国的集团诉讼模式，因为，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机制需要有诸多的配套制度加以辅助，否则，这枝美丽的花朵就难以在异国他乡结出丰硕之果。德国的法学家正是考虑到了这一层，同时也有鉴于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机制所内含的种种积弊，故而至今为止，德国的立法者依然拒绝接受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模式。为济其穷，取而代之的乃是团体诉讼制度的形成。团体诉讼制度在德国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基础，因为德国有较为发达的社会组织系统，也有社会自治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每个社会团体均负载着一定的社会价值，由社会团体来实现和检阅社会政策，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系统的完善，在德国业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因而在美国由个人及其组合——集团诉讼来完成的功能和社会事项，在德国便很自然地交付给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团体来完成。团体诉讼完成了集团诉讼可以完成的大部分功能，尤其在公益捍卫方面，其功能的完成在一定意义上乃有过之无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团体诉讼也可以很好地克服集团诉讼的流弊，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流弊乃是集团诉权的滥用。集团诉讼有着多方面的激励机制，比如在实体法上有大量的惩罚性赔偿的条款、在程序法上有诉讼费用、费用的胜诉酬金乃至胜诉奖励制度，此外还有修改“美国规则”的律师费用转移支付制度。这些过头的激励机制导致了集团诉讼制度的滥用，以至于影响了经济实体的正常发展，损及了法人组织的竞争能力。有鉴于此，美国立法界和司法界频频出现反弹集团诉讼制度的声音。在德国，这个弊端被有效地防止住了，因为团体诉讼并不是遍地开花的，能够提起团体诉讼的社会团体是有限的，而且必须事先经过立法者的认同，甚至要在营业章程上有特殊的记载和认可，有的甚至要获得有关部门的具体批准，这就极大地预防了团体诉讼制度的滥用。与此同时，团体诉讼所能够提出的救济形式往往是务虚的，比如说，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污染源、取消合同中的标准条款等等，而不是务实的，也就是说，通过团体诉讼一般不能得到现实的实惠，比如经济赔偿、财产转移等等，因而团体诉讼的现实动力较之集团诉讼相对较弱；团体诉讼程序通常都是团体本身基于高尚的情操，为着社会的公益而义无反顾地提起的。相对而言，团体诉讼是一个相对于集团诉讼更为崇高的诉讼机制。实体法等其他方面的激励机制也显然不如美国，因而团体诉讼能够有效地避免滥诉；恰恰相反，团体诉讼所面临的问题或困境却在于其启动机制的内在动力不够充分。可见，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有着美国集团诉讼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正是这些独特优势的存在，成了德国形成团体诉讼制度并同时排斥集团诉讼制度的直接原因。

（三）配合行动：团体诉讼制度的边际效应

团体诉讼制度可以有效地配合政府的执法行动，并同时与其他执法机制协调合作。团体诉讼中的“团体”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又称为“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等等。[10]成为非政府组织的理论根据的有三种主要的学说，这就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契约失灵理论和第三者政府理论。[11]史密斯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归纳为：提供社会创新的实验场所；弥补社会道德的不足；提供娱乐的场所；提高社会整合的水准；社会缓冲的作用；提倡志愿精神；为个人潜能的发挥提供机会；监督社会整体结构的发展；对经济体系的支持；为社会发展储备能量。[12]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萨拉蒙指出，非政府组织有六大特征：（1）正规性。有一定的组织机构；（2）私立性。从组织机构上分离于政府；（3）非利润分配性。不是为了其拥有者积累利润；（4）自我治理性。能控制自己的活动；（5）志愿性。无论是实际开展活动还是在管理组织的事物中具有显著程度的志愿参与；（6）公共利益性。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13]可见，非营利组织介于民众和国家之间，是一种中间型组织，一定意义上说，非营利组织具有准政府机构的效能。尤其是，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可控的组织，其公益目的首先在立法中得到确认，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政府还始终对它的运作实施监督、调控，同时给予有力的支持。非营利组织的这一身份性特征，使它两边都能讨好，民众拥戴它，政府也支持它。在执法方面，如环境保护法的执行和实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亲自介入的事项，可以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去协调、管理和处置，甚至在必要时提起团体诉讼，以获得司法解决。通过司法解决行政机构职能范围内的事项，经由非政府组织的团体诉讼是最佳选择。这也是政府执法部门将某些棘手事情的处理交由司法解决的最好渠道。由此来看，团体诉讼可以有效地配合政府的执法行动，在政府执法和司法执法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可以缓和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团体诉讼中，将政府的意见以适当的形式表述出来，从而成为司法裁判的有机内容。因此，不难看出，团体诉讼有助于配合政府的执法行动，宣传政府的执法政策，缓解政府的执法压力，甚至为政府执法解困。

（四）政治参与：团体诉讼制度的延伸功能

与此同时，团体诉讼还有利于与其他执法机制形成相辅相成的配合关系。比如说，团体诉讼的存在有助于敦促执法中的私人行动，促使该提起诉讼的个人能够顺畅地启动诉讼机制，并给予独特视角下的支持，体现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的功效。同时，对行政诉讼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的运用不足，也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公共利益的其他执法机制，如调解、仲裁等，团体诉讼的客观存在，也能有助于这些社会救济手段的正常化运用，并由此产生理想化的解纷效果。此外，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迄今为止尚未建立，在此制度空白阶段，团体诉讼制度的先行有助于催化检察监督制度的全面完善。

三、团体诉讼的制度劣势

团体诉讼制度的优势已如上述，正是这些独特优势的存在，使团体诉讼制度得以在大陆法国家长期存在，并且有向英美国家发展蔓延的趋势；事实上，在英美国家，团体诉讼制度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现象都印证着团体诉讼制度的生命价值。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同时看到，团体诉讼制度在显示其优势的同时，也难以掩饰地暴露出了它的制度性劣势，主要表现在：

（一）行政干预：影响了团体诉讼的自治性功能

团体诉讼是由特定团体提起的民事诉讼，按理来说，团体提起诉讼由团体自己决定，这是“不告不理”原则的应然含义。然而团体在提起诉讼之时，有时甚至往往会受到行政的干预。非营利组织在设立、组织、经费和运作方面，都是独立于政府的，以此来避免政府对其执法性公益活动的不当影响，这原本是团体诉讼的一大优势和基本特质；然而，这样一种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尤其在非营利组织的草创阶段，其情形更是如此。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自治”。因为，中国相当一部分非营利性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而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14]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团体提起诉讼要取得政府部门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批准或同意。这对团体诉讼的功能发挥显然是一种制约，而不能像集团诉讼那样，完全按照起诉者的自由判断行事。

这是对非营利组织的诉讼行为的干预困境；此外，在提起诉讼的条件保障以及信息获取方面，团体诉讼也面临着政府消极不配合的难题。我们举韩国为例。韩国于1994年9月成立的最为著名的非营利性组织“参与民主人民联盟”（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PSPD）。该组织的行动很少受到监管机构的帮助。在上市公司重大丑闻爆发并受到监管机构的调查以后，PSPD索取政府调查报告的努力几乎从未成功，这为该组织向法院提起针对丑闻公司的诉讼平添了许多麻烦。此外，PSPD每年向监管机构提出的政策建议、制度检讨意见，也很少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如今，PSPD要争取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寄希望于法律的修改，而这种修改目前看来还是遥遥无期。[15]这种观点继续分析道：PSPD与监管机构之间紧张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两者之间的角色冲突。随着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公司丑闻陆续曝光，社会对于韩国监管当局的怨言日益增加，而PSPD的身份决定它不仅是“揭盖者”和“麻烦制造者”，而且本身就对金融监管当局颇多微辞。在韩国监管当局眼中，PSPD是对监管者权威的挑战，PSPD的成功即意味着监管当局的失职。在这种情况下，PSPD要和监管机构建立互助、协调的关系已然十分困难。[16]由此来看，特定团体要提起团体诉讼，以希望实现公益目标，实际上有一点理想化色彩，其现实的基础并不是十分牢固。

（二）目标偏离：作为公益的团体却追逐了私利

如前所述，团体诉讼本质上属于公益诉讼，它与集团诉讼相比较所优胜之处，乃在于集团诉讼有时可以服务于私人利益，其服务于私人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不会因此而受到责备。但是团体诉讼却应当完全地臣服于公益的目标，而不可以此谋取私利，即便在其接受委托行使损害赔偿权之时，其也应当将公益的维护放在优先的位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团体诉讼却可能被利用来谋取私利，其具体表现乃是：（1）被执法机构所收买，使之怠于执法（提起团体诉讼）的行动。如前所述，公益团体在执法中，往往形成与行政机构的尖锐矛盾。其执法的成功，会导致政府机构受到负面的评价。为此，通常会出现的情形是，或者公益团体在诸多必要的方面受制于政府机构，从而难以发动团体诉讼，即便发动了团体诉讼也要遭受败诉裁判；或者，政府机构会竭尽全力，采用各种优惠乃至利诱的手段，说服或者致使公益团体最终打消提起团体诉讼的念头。这是在公益团体与政府机构在执法利益上出现矛盾时的一种私利化选择，这种私利当然是团体机构工作人员的私利，牺牲的却是团体背后的成员的共同利益，甚至是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2）被潜在的被告当事人所收买，从而使业已酝酿的团体诉讼胎死腹中。团体诉讼由于本质上属于公益诉讼，因而其所能够产生的道义力量极强，诉讼的公开度较高，通常属于影响性诉讼，被告对于此类诉讼会产生本能的恐惧，尤其是，这种诉讼一旦成功发动，被告方的败局基本已定。为了防止这种不利结果的发生，潜在的被告人会在此前千方百计乃至不择手段，收买公益团体的影响性人物，从而使团体诉讼的路程变得格外艰难，甚至于根本就不可能化为现实。这也是一种团体诉讼的私益化表征，从而也是公益目标的沦丧和迷失。团体诉讼的这种公益目标的异化现象，对团体诉讼机制的作用发挥乃至制度性生存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甚至是无时不有的威胁，也是团体诉讼的脆弱之处。除上述两种典型的团体诉讼目标偏离的现象外，还可以设想有其他的种种形态，比如说，团体诉讼的成员主动寻租，或者在诉讼过程中，团体成员内讧等等，也可以说都是团体诉讼公益目标私人化的表现形式。

造成团体诉讼公益目标私人化演变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但主要是内部原因，具体表现在：

（1）内部治理处在困境中。希望借助非营利组织来帮助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首先要确保该种组织内部的治理达到基本水准。但由于非营利组织的本质特征，其先天就具有严重的人问题（agency problems）。正如有的学者所洞察的那样，非营利组织所有人不明确；他们的投票权或者尚有争议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公益目标模糊不清，或至少难以量化；剩余索取权人无法实施有效监督或者并无意愿进行监督；没有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没有权的争夺；没有股东的代表诉讼；也极少有市场竞争。[17]内部治理难以达到理想的水平可能成为非营利组织的致命缺陷，由于缺乏治理措施，可能导致该种组织偏离公益目标，转而寻求经济利益，甚至可能被执法目标所收买，最终导致其信誉遭受广泛质疑，执法活动的可信度也遭遇重大挫折。[18]

（2）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公益团体的作用发挥也离不开外部的或社会的监督机制，然而对公益团体的外部监督机制却始终难以真正形成。举我国为例。我国目前监督管理非营利组织的体制有双重：一是登记机关的监督，二是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还要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但事实上，尽管年检工作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非营利组织，有限的管理人员很难通过年检真正达到对非营利组织的有效监督。这样做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假借公益之名谋取私利的组织往往并不能被发现。因为仅凭年检报表是不足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对之实行监督的。从国际经验看，社会监督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的首要原则是公开。非营利组织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其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包括被动公开和主动公开两种形式。[19]但是，非营利组织的这种公开性程度是极低的，即便公开了，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或者说，外部监督的动力机制不足的现状是难以改变的。

可见，公益团体在市民社会中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从不成熟到成熟、从行动的不自觉到行动的自觉、从私益的诱惑到公益的崇尚，确乎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团体诉讼制度的发展乃是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不能将成熟的团体诉讼寄望于建立在不成熟的或者粗糙的公益团体形态之上。由此来看，发展和推动团体的公益诉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展和推动诉讼的公益团体的过程。惟有公益团体的发展臻于一定程度上的完善状态，团体诉讼的公益目标才能被始终保持在其应然的轨道上，而不至有所溢出乃至异化，从而为纯粹的或者半纯粹的私人利益所侵占。

（三）激励匮乏：团体诉讼的动力困境

众所周知，提起诉讼是需要有动力机制的，否则诉讼程序就没有被启动的可能与必要。在执法的私人行动中，这个动力机制的问题是被宣布为早已获得了解决的，因为诉讼的有形和无形的有利结果完全归属于个人或者诉讼的发动者，这就在根本上解决了私人诉讼的动力机制问题。如果说执法的私人行动有动力困境的话，那也局限在所谓的公益诉讼上，此外还有诸如股东派生诉讼之类的诉讼形态上；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它们已不纯然是私益诉讼的问题了。[20]诉讼动力机制常常成为问题的诉讼领域乃是集合性的诉讼形态，如集团诉讼、团体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等等。集团诉讼和选定当事人诉讼在动力机制上已经获得了较好解决。选定当事人本身就是当事人，诉讼的结果与之有紧密关系，因而诉讼的动力不成问题。集团诉讼从理论上说也面临着诉讼动力困境问题，因为代表人发动诉讼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诉讼的收益又不完全归属于他，甚至他从诉讼中所得的收益仅仅是很少一部分。然而，诉讼动力困境问题是可以通过立法机制的完善来化解的。集团诉讼的动力机制就是通过诸如惩罚性赔偿条款、胜诉取酬制以及诉讼费用转移制度等等的运用，而获得圆满地解决的，甚至立法已然矫枉过正，造成了激励机制的相反面状态——激励过度了，乃至诉讼滥用已成为严重问题。

与之有所不同，团体诉讼的激励机制问题始终未能获得圆满解决，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1）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理念匮乏。理念或使命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非营利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以使命为先”，没有理念就没有非营利组织。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诸多问题，除有一定客观因素外，都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动力不足、定位不明确有很大关系，根本在于缺乏理念和使命感。换而言之，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真正困难，并不在于缺乏资金、人才、管理和专业技术，甚至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好坏，而在于缺乏明确的理念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使得它们难有拔地而起的能动性、创新性和艰苦创业的自觉性，并从而带来被动、盲目、短视、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动力不足，使组织发展难有后劲。[21]

（2）经济激励机制的严重匮乏。理念和精神固然是重要的，甚至可以将它们视为公益团体的内在生命，也可以将之看作为公益团体的本质特征；然而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司法的实践雄辩地告诉我们，公益团体的存在和运作不能不考虑它的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不能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上，同时甚至更为重要的要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缺乏物资层面的激励机制，轻者会软化其提起诉讼实施诉讼的动因，使团体诉讼步履维艰，行程困难；重者甚至会根本取消公益团体存在本身，因为激励机制也包含着成本机制。不能奢望某个高尚人士会自己贴钱提起团体公益诉讼，即便有也不属于常态。举我国立法为例。目前我国立法尚未就团体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做好准备，具体包括：其一，缺乏充分的赔偿救济手段。团体诉讼固然以提起不作为的给付之诉为主，但立法上也应当给损害赔偿的团体诉讼留出足够的空间。因为，这样做虽然增加了程序的复杂性，但通过一个团体诉讼解决众多的赔偿请求事项，也符合诉讼经济之道。尤其是，这种诉讼样式除了给团体成员带来了诉讼上的便利、节省了诉讼中的成本支出外，还可以设定一个制度，使提起诉讼的团体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形成团体的公益基金，服务于团体本身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有助于公益团体将来的诉讼努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其二，缺乏诉讼奖励制度。对于团体诉讼的积极推动者，应当给予适当比例的奖励。这样，团体的成员便有寻找案源、提供案件线索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因了。其三，缺乏诉讼费用的减免制度。诉讼费用减免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其适用的依据主要是提诉主体的经济状态，而一般不考虑提诉主体的法律属性以及所提诉讼的法律性质。这样的话，对团体诉讼无论胜败结果如何，能否适用诉讼费用的救助制度，就成为问题。其四，缺乏律师费用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实行律师费用的自我负担制，无论当事人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如何，他们都是各自律师费用各自负担。这样的话，团体提起诉讼无论胜败，都要承受高昂的律师费用。这对本来就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团体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负担，甚至根本就负担不起。既然如此，公益团体又为了什么而提起诉讼呢？仅依赖精神的支持是不可靠的。因此，一如集团诉讼有集体行动的困境，团体诉讼则也有团体行动的困境，这些困境是相应诉讼制度是否具有实效性的根本性障碍；如果立法仅规定团体诉讼制度，而不同时化解这些现实困境，则无异于从前门导人了团体诉讼，又从后门将它放跑了。

结语

如前所述，团体诉讼最早产生于德国，而且仅仅局限于两个领域的公益诉讼，一是反不正当竞争诉讼，另一是消费者保护诉讼。英国则扩及到“平等机会委员会”和“种族平等委员会”提起的诉讼。[22]法国作为群体性权利保护的先驱在1884年即确立了团体诉讼制度。[23]希腊在1914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引入了团体诉讼制度，并在1994年的消费者保护法改革中对团体诉讼进行了重大修改，赋予了消费者团体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即，消费者团体据此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责任的团体诉讼。[24]近年来，团体诉讼制度在欧洲大陆得到了迅速发展。韩国和日本发展出了有影响力的团体诉讼制度。[25]我国台湾地区在2002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也增设了团体诉讼制度。[26]

通过上述介绍和评析，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团体诉讼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国应当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导入团体诉讼制度，同时完善立法上的配套规定，以克服其制度性弊端，发挥该制度所具有的最大化功能，从而完善我国的复杂当事人制度体系和集合型诉讼机制。笔者的构想是，在我国实行多数当事人诉讼制度的三元机制：一是在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分离出独立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在人数众多且固定的情形下，采用该一制度；二是在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分离出独立的集团诉讼制度，在人数众多且不明确的情形下，采用该一制度；三是增设团体诉讼制度，在立法有明确规定时，授权特定的公益团体提起诉讼。这三大复杂的当事人制度，在制度的构成、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以及运作的程序上都有明显的界分，能够满足纠纷日趋复杂化的司法实践之需要。 【注释】

[1]当事人制度在内涵上的不断丰富化以及在外延上的不断扩充，是诉讼制度不断趋于发达化的表征，也是诉讼制度的功能扩大的表现，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标志性因素，乃是诉讼当事人的制度复合化和类型多元化，与此同时，民事诉讼程序也出现了空前的繁复特征，一个原本不断趋于简化的诉讼程序制度因为当事人制度的多样化特征而复归于复杂化。

[2]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3]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第110页。

[4]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第110页。

[5]（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8页

[6]（台）陈荣宗：《美国群众诉讼与西德团体诉讼》（上），载《法学丛刊》第三十卷第二期。

[7]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8]该法第1、3、6、7、8、10、12条规定了各种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9]（台）陈荣宗：《美国群众诉讼与西德团体诉讼》（上），载《法学丛刊》第30卷第2期。

[10]范丽珠：《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文化支持》，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11]范丽珠：《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文化支持》，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4页。

[12]范丽珠：《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文化支持》，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13]刘世洪、曹茂：《NGO视野下的中国行业协会》，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14]王名、贾西津：《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15]吴风云、赵静梅：《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韩国经验及启示》，载《改革》2005年第7期。转引自：汤欣：《私人诉讼与证券执法》，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16]吴风云、赵静梅：《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韩国经验及启示》，载《改革》2005年第7期。转引自：汤欣：《私人诉讼与证券执法》，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17]转引自汤欣：《私人诉讼与证券执法》，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18]汤欣：《私人诉讼与证券执法》，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19]王名、贾西津：《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282页。

[20]凡是公益诉讼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都有一个诉讼动力机制的构筑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层依据在于人性论中。

[21]王名、贾西津：《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载范丽珠主编：《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22]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第110页。

[23]章武生：《论群体诉讼的表现形式》，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

[24]章武生：《论群体诉讼的表现形式》，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

[25]韩国的“参与民主人民联盟”（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PSPD）成立于1994年9月10日，是韩国最为著名的非营利组织25。该组织有一个下设机构“参与经济委员会”（Participatory Economy Committee，PEC）。该委员会从：1997年开始致力于维护少数股东权益的运动，以保护股东权益，并促进公司经营的透明化。1996年1月8日，日本“股东权益巡视员”（Kabunushi Ombudsman，KO）组织在大阪成立，其性质是由律师、会计师、学者、散户投资者和其他公民组成的非营利组织，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对日本的商业企业进行监督的民间组织。参见汤欣：《私人诉讼与证券执法》，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诉讼制度篇4

关键词：行政诉讼费用 诉讼成本国家承担 诉讼成本追偿 对等原则

一、引言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出台，我国民告官的制度──行政诉讼得以确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是行政诉讼最直接且又最早的法律渊源。与之相对应，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第178条、第190条、第200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随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989年先后两次颁布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①，使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行政诉讼收费是指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活动，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行政诉讼通行的说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②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显然行政诉讼的时间区域为：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时止。行政诉讼收费即当事人在该时间区段应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分为三类：1、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用；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3、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显然前述行政诉讼收费只包含《人民法院诉讼收收费办法》中的第一类，而不包括后两类收费。实际上，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是指行政诉讼终结后，依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它法律文书，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是依国家强制力将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但已发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可见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质的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三个概念，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将上述三种收费统一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于不是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议。笔者所要讨论的是设立上述三种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改革方向的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准，将上述三类收费统称为行政诉讼收费(广义)，而将第一类收费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狭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行政诉讼收费均指上述三种收费，即广义上的行政诉讼收费。

在讨论行政诉讼收费时，我们不能考究设立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概观设立行政诉讼收费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种：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⒈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⒉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滥用诉权。⒊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⒋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在在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也严重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收费的标准，没有考虑行政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收费模式，将案件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按财产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数额越大，费用越高。从理论上讲，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均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客件，可分为：财产类客与非财产类客体。因此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须改革。

二、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质疑

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依该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翻版。由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仅是量的不同，在质上也有明显区别，故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几点值得商榷。

(一)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设立原因的质疑。

1、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解决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这毕竟是一部份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把少数人花费的诉讼费用由国家包下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从而间接加重了人民群众负担，显然不合理。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当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为行政主体或作出具体行政作为的行政主体败诉或部分败诉时，并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在我国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均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非营利性机构，其经费都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国家。此时无论是当事人胜诉还是败诉，还是部分胜诉或部分败诉，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也必然由国家财政支付。实行行政诉讼收费从表面上看，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损失的诉讼成本似乎得到了弥补，但实际上由于人民法院与行政主体的经费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付，故行政诉讼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仍为国家。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只不过由一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上面。同时，这笔诉讼成本也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以防止滥用诉权，作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一些学者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其滥用诉权。《民事诉讼法（试行）》与《行政诉讼法》均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可以对滥用诉讼权的行政相对人在经济上课以一定的约束，这是其一；其二，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还可以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从而预防纠纷，减少缠诉，防止诉累。但笔者认为，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第一，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之一。可见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其实现基本权利的一种形式。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第二，滥用诉权的标准不清，人民法院在判断何为滥用诉权时主观意向大，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懈可击，行政相对人也不会无事生非，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稍有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视为滥用诉权的话，恐有失《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事实上，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法收费制度与滥用诉权是两码事。对某些有钱人来讲，行政诉讼是否收费，其仍都可以滥用诉权。第三，提起行政诉讼本来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体现。以收取诉讼费用作为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很可能导致某些人因无法交纳或暂时无法交纳行政诉讼费用，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保护，从而对作出侵犯其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敢怒不敢言”，有冤无处申的尴尬局面。那种认为老百姓是刁民的“防民”思想应当向“为民”观念转

变。

3、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与体现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人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收取诉讼费用，反映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地位是不同的。一方为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被行政主体管理的相对人，双方属于行政隶属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样双方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是处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实行平等的行政诉讼费用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性质。

然而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以是否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为标准，而以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否平等为标准。行政诉讼收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诉讼成本的损失。那种认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能改变当事人在诉前不对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4、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

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能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一个重要理由是：通过对行政主体课以经济上的约束，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主体财产所有权究竟归国家还是归该行政主体。如果说行政主体财产归该行政主体所有的话，还有可能够体现行政诉讼收费的惩罚性，促进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如行政主体财产属国家的话，则受到损失的仍旧是国家，即所谓“崽用爷钱不心疼”，因而未必能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职权，依法行政。

5、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经济利益，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一个误解。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的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我国不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有损于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因而一些人认为在我国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笔者认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表现为对国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对外国的一些做法，应当批判地接受。因为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一个国家份内的事情，是一个国家对内最高权的表现。不能说一个没有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国家就有损于国家主权。在涉外行政诉讼中我们可以根据对等原则来维护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

(二)对现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征收标准的合理性质疑。

退一步讲，既便上述理由成立，但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值得商榷。

1、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失效，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是依据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而制定的。由于该法已经失效。故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也随之失效，从而使《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根基得到了根本性动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办法》的合法性很得推敲。在《行政诉讼法》实施11年和《民事诉讼法》实施10年的今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仍涛声依旧，不能不说是一种人为的遗憾。

2、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所确的行政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不合理。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将行政诉讼收费与民事诉讼收费合二为一，在费用征收上两者可互相通用。行政诉讼收费和民事诉讼收费一样将案件分为非财产案件与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④，以其所涉金额与价款按比例征收。非财产案件的行政诉讼费用按件征收倒不难理解，但财产案件按比例征收则有点过份附会于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第一，所有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财产问题。行政案件所涉财产的金额或价款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问题的本身。因此不能将行政案件当财产案件看待；第二，行政主体有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难以估价或者是金额与价额巨大的，如大片森林、国土、水体、滩涂、珍稀文物等。这些案件如以金额或价款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行政诉讼费用，其巨额费用无论是相对人还是行政主体都难以承受，特别是行政主体作为国家部门并不是经营性或营利性单位，其单位行政行为的财产也不归其所有。该笔巨额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仍旧是国家财政，显然这种行政诉讼收费不合理，仍只不过是巨额的行政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由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诉讼成本仍间接地转归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因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带有很大的民事诉讼收费性质。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没有体现，行政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公权利的自身特点。

三、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初探。

由于我国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已失效。诉讼收费行政、民事不分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迫在眉睫。如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笔者曾作如下探讨。

(一)建立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

行政诉讼必竟不象民事诉讼那样解决的是平等主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争，它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法律关系上的权利或义务如何落实的问题，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换言之即国家为行政权利、义务的终极享有者或承担者。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起因是因为其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是其作为国家的主人参政的一种形式，因而在行政诉讼中产生行政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度。其次，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或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的客体所依据的法律源于行政法，而行政法属公法领域，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公权利，公法的混乱将会造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的。故行政法的公法性质也决定行政诉讼收费不宜象民事诉讼那样，实行诉讼成本按过错原则由当事人承担。（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是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与相对人行政自诉方式一同构成我的行政诉讼提起方式）。第三，人民法院作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其职责所在，即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监督，是国家机关内部的事务，诉讼成本理由国家财政支付。如由当事人承担，则不尽合理。只有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才能扭转这一不合理体制。

(二)建立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制度。

行政诉讼成本追偿是指在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或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诉讼成本损失，国家有权向有关责任人员要求予以赔偿。它包括国家对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成本的追偿。从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为标准。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可分为对非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和对行政主体诉讼成本的追偿。在对非行政主体行政诉讼成本追偿中，诉讼成本由非行政主体承担，在对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中，则将责任落实到有关直接责任人承担。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

提起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为此在行政诉讼中有必要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在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上，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对滥用诉权的界定。界定时应当考虑到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否出于维权的正当需要。行政案件本身导致金额、价款的有无大小不能作为判定滥用诉权的标准。滥用权诉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不

宜给予人民法院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二是对滥用诉权者给以一定的制裁。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巨大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于涉外行政诉讼，实行对等原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和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各国做法不一。对此类行政诉讼，如机械地坚持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则可能有损我国主权与经济利益。因而从主权平等的原则出发，在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同时引入对等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避免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在实行对等原则中应当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诉讼成本的核定；二是该外国对中国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实行行政诉讼权利的限制程度。

注：

①1982年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试行办法；

②含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下同。

③此处指的是一般情况，因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的免除是有限的，且程序繁索；

④严格地讲为行为后果涉及财产权的行政案件。

参考资料：

1、《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修订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3、《行政诉讼法释论》，黄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4、《行政诉讼法讲座》，黄杰主编，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第一版。

5、《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柴发邦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7、《国际法》，端木正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8、《宪法学》，魏定仁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9、《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术》──《法学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五期。

11、《民事诉讼法(试行)》。

12、《行政诉讼法》。

13、《民事诉讼法》。

诉讼制度篇5

关键词：民事；诉讼费用；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影响当事人接近正义、实现诉权的因素繁多，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设置的优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07年4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某些缺陷。本文试图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一简要评析，从而为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作进一步思考。

1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概述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1]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1]

2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2.2诉讼费用的范围略显狭窄

我国的诉讼费用仅仅包括程序费用和法院审理时实际支出的费用，而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排除在外。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作为诉讼成本由当事人分担。某些学者认为，我国把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范畴之外的做法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费用制度上的体现。[3]

2.3个别条文的规定不合法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即生效，且不得上诉。因此，当事人不服调解时只能申请再审，而根据《办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需交纳诉讼费用，该规定似乎值得商榷。设想，某一案件在调解时违背了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且造成该当事人违背意愿的原因是由于法官的强迫，此种情况下该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仍要求交纳诉讼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3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几点建议

3.1立法主体的“正位”

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是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诉讼费用的立法权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行使。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诉讼费用立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似乎更为妥当。首先，人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司法机关，其并非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法院只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决定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对人民法院的诉讼工作事项做出相应的规定；其次，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诉权能否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不应由国家行政机关恣意决定，而应交由代表民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立法规定；再次，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效规范法院的收费现象。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制定统一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

3.2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各国的法律中。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又主要体现为一种“贫穷人的权利”。 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为社会上的弱小群体接近司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我国法律的援助主体基本是法院，范围过于狭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健全以法院之外的主体为援助主体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尽可能地广泛募集社会对法律援助的捐助。另外，还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导入法律诊所式教育，利用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向社会贫弱者提供法律帮助，整合社会有效的援助资源，客观上缓解国家提供法律援助供不应求的局面。[4]

3.3将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予以扩大

扩大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增加分担的诉讼成本。一般情况下，诉讼都是基于败诉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如果将胜诉方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转移给败诉方承担，不但可以更好地保护胜诉方的权利，还可以起到惩罚败诉方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所需的必要费用（如食宿费、差旅费等）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当聘请律师成为必要时，律师费用也应包括在内。当律师费用成为诉讼费用时，对规范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将律师费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是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3.4规范律师收费制度

随着社会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其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法律知识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真正熟悉法律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成为了帮助当事人接近法院、实现诉权的引路人。目前，我国的律师收费是由当事人和律师双方协商，从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还是略显过高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这无疑为当事人实现诉权增加了又一道经济障碍。因此，规范律师收费成为了民事诉讼费用的一个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律师的收费标准应当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案件处理的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另外，为增强律师的使命感，在律师的收费制度中还可以引入胜诉酬金制，即获胜的律师可以从当事人所获利益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从而为委托人提供更多实现诉权的机会。

4结语

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为了让所有公民真正接近司法或者真正享受司法福利，为了确保当事人诉权的实现，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公民寻找解决纠纷的途径时，只有在认为所选择的方法合理才会进而采用，否则会回避而寻觅其它途径来解决纠纷。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陈育红.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2009，(3).

[2]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构成及影响因素[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18).

诉讼制度篇6

关键词：美国集团诉讼 诉讼效益 正当性 困境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256-03

一、集团诉讼在美国的演变

一般认为，集团诉讼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衡平法院。17世纪，衡平法院的大法官通过“息诉状”（bill of peace）发展出了代表诉讼（representative action）制度，即准许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当事人构成临时的诉讼集团，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代表共同利益的其他人提讼，而且诉讼中被代表的其他人可以是不具名的，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的效力及于所以共同的利益人。这种代表诉讼可以说的是现今集团诉讼的前身。集团诉讼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集团存在的拟制性。人数众多而成为一个集团是出于诉讼程序技术上的考虑，它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诉讼权利能力自代表人以集团名义时被法院认可而存在，同时将随程序的终结而自动消亡，代表人并无限制。其次，集团成员利益实现的间接性。集团诉讼是由代表人代表集团成员行使诉讼权利，集团其他成员不能直接参加诉讼，而是间接地参加诉讼，最终法院作出的判决对所有的集团成员有效。判决效力的直接扩张性，判决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被代表的成员以及未特别授权给代表人的那些集团成员也同样有拘束力。判决这种扩张力，天然带有一定的群体性质，一般原告不需参加庭审，不需交纳诉讼费，不需聘请律师，总之甚至不必知道所发生的集团诉讼，却能受到判决的约束，享受到判决带来的利益，这对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简直就比行政命令还要好。

19世纪集团诉讼跨越了大西洋进入了美国，从此集团诉讼在美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842年到1912年，联邦法院的集团诉讼一直受联邦《衡平法规则》第48条的调整。该规则规定，如果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人数众多以致无法全部到庭参加诉讼，那么法院可以决定由某些当事人代表所有的有共同或相似利益的当事人提讼，但是，诉讼结果对于那些具有相似情形的缺席的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为了对提出的问题获得一个最终的判决，法院常常忽略《衡平法规则》第48条的规定，而宣布判决对集团所有的成员都有约束力。1912年《衡平法规则》第38条取代了1848年《衡平法规则》第48条。规定了如果涉及的问题对构成集团诉讼的众多人而言是一个既有共同或普遍利益的问题，同时构成集团诉讼的人数众多在让所有人出庭都出庭不实际的情况下，集团诉讼的一人或者数人可以代表全体或者应诉。但该规则对集团诉讼的判决效力问题仍然模糊而不确定。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出台，该规则取消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区别，并在第23条对集团诉讼做出了规定。由于该规则对集团诉讼缺乏系统严谨的规定，尤其没有规范集团诉讼的具体程序，因此，美国在1966年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的集团诉讼的规定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使集团诉讼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并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二、美国集团诉讼的诉讼效益分析

所谓的诉讼效益，是指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出发，以最少的诉讼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诉讼成本投入最少，指在能够取得诉讼制度设计者直观上追求的目标的实现所需的各种可供选择的不同量的诉讼成本的投入，选择最佳最有效的诉讼成本投入，使诉讼资源得以最有效的利用，而不使诉讼成本尤其是诉讼的直接成本的投入量不足或者过剩。美国联邦法院曾强调，现代集团诉讼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在类似诉讼请求的众多诉讼中具有分散诉讼成本的作用，能显著的降低诉讼成本，特别是律师费用，是这些在所有胜诉获赔者之间进行分配。

传统的单独诉讼在处理群体诉讼纠纷方面面临着判断同类问题上产生重复成本的困境，一些小额赔偿案件的诉讼成本与请求数额之间不成比例，使得当事人根本不值得单独提出赔偿诉讼。而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消除了社会成员接近司法的障碍，使权利得到有效的救济。支持集团诉讼的人们认为，对于法律制度而言，允许群体诉讼而不是将精力耗费与大量的单个诉讼，显得更有诉讼效益。通过将合并案件置于一个结果之下，集团诉讼可以确保处理类似案件的结果具有更大的一致性。而结果的一致性还增加了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而且，允许个人请求结合在一起，使那些因为成本或者不便原因而不能个别提起的请求，有了被提起的机会。通过允许将共同的冤情进行合并、对共同冤情进行听审，并且可能得到申张的方式，集团诉讼为那些成百上千的无力单独诉讼的人们，提供了通向法院的途径。美国集团诉讼通过将共同问题纳入到同一个诉讼程序的方法减少了诉讼成本，集团诉讼成员可以通过一并解决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避免行为的多样性，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管理效率；其次是在违法行为已经得到证明的情况下，及时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再者，判决效力直接扩张到那些未明确表示退出集团之外的成员，最大范围地维护那些与诉讼代表人有着相同利益的人的权利，大大的节省了法院的精力。

但是，上述所说的与实践产生了矛盾。实践中，集团诉讼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益的。集团诉讼是一个庞大的诉讼，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审判工作难度也会大大的增加，相对单个诉讼而言，尽快出审判结果是不太现实的。在美国，集团诉讼即使是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也至少要耗时一年以上。而且因为审理周期的延长，审理难度的增加，当事人参与的机会减少或者丧失，这就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救济赔偿额，就具体美国集团诉讼的操作来看，大规模的集团诉讼本身的效益性受到了社会的质疑。

三、美国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分析

现代汉语中“正当”一词的涵义是“合理合法的”。只有合乎情理、合乎法律的事物才具有正当的属性，只有正当的行为及其结果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日本学者谷口安平先生曾说过，“对行使权利而产生的结果，人们作为正当的东西而加以接受时，这种权利的行使及其结果就可以称之为具有‘正当性’或‘正统性’。缺乏正当性或失去了正当性的权利或权利行使的制度不可能长久维持。”由此，我们可以把美国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定义为：美国集团诉讼动及其结果在整体上为当事人或社会上的一般人所接受或认可的性质或效果。

美国集团诉讼作为衡平法的产物，源于实践的需要，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以最经济、最高效的方式为人数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保护。美国集团诉讼的正当性，意味着包含形式上的正当性和实质上的正当性。从联邦民事诉讼来看，要形成集团诉讼，首先，集团人数要众多；其次该集团有共同的法律或者事实问题；再者诉讼代表人的请求或抗辩是在集团中有代表性的；最后代表人能公正充分地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其中诉讼代表人是集团诉讼的关键人物，没有诉讼代表人，集团诉讼就无法提起，确定集团诉讼的诉讼代表人是集团诉讼得以进行的形式要件，只有其中一人或数人代表共同利益的其他人提讼，还要确保其他成员的利益。美国集团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同的地方是，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不能实行完全的对抗制，整个诉讼程序更多的是由法官来加以控制，法官还进行实质审查，以确保实质的正当性。只有在形式正当性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实质结果的正当性。因此要重视形式正当性，美国著名法官弗兰克也曾经说，司法不仅在实质上必须是公正，而且在“外观上的公正”也是需要的。至此形式和实质结果的正当性才是当事人或者社会上的一般人所接受认可的效果。美国集团诉讼对美国民事诉讼做了巨大贡献，不仅解决了集团诉讼的正当性问题，而且还解决了集团诉讼的公平性问题

四、美国集团诉讼的实况

美国集团诉讼的价值和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近年来集团诉讼在美国产生的问题和争议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实证角度分析，在很多情况下，集团诉讼也确实为法院和被告带来了某种形式的效率。通过把以同一类事实为基础的所有诉讼请求合并在一个诉讼当中，集团诉讼使法院从审理重复诉讼的压力中解脱出来。集团诉讼也使被告摆脱了在因为连续多次的重复诉讼中出示相同证据和专家证人带来的成本。而且，因为所有没有明确表示退出集团的成员都要受到最终判决的约束，集团诉讼就大大降低了判决互相冲突的可能性（否则不同的当事人可能在不同的法院提出重复诉讼或在不同时间向同一法院提出重复诉讼，从而产生不一致的判决），如果诉讼不可避免，这一点对被告来说非常重要，集团诉讼的判决给了被告一种心理安慰，被告知道他们今后不会再遇到基于同一类事实的大量的不可估计的诉讼的压力。

在美国，集团诉讼已经成为那些缺少政治关注的群体获得公众关注的一个途径。对于集团成员和他们的律师而言，在美国提起一个集团诉讼具有重大的优势，因为美国胜诉酬金制度，集团诉讼可以使一个案件具有十足的经济利益价值，它诱惑有才华的律师启动诉讼，由于诉讼费用比例是根据整个集团的损害情况进行确定的，所以原告集团诉讼的律师的酬金可以达到几百万美元。由于巨额诉讼酬金回报的诱使，一些律师专门关注一些可能存在问题的潜在案件，恶意提讼以谋求高额的诉讼费用，一次又一次地把一部分制度弄乱以得到当事人的权利，诉讼不再是当事人维护权利的最后手段，而成为律师获得高额利益的第一需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该制度给美国集团诉讼带来的激烈争议，律师对集团诉讼的滥用与胜诉酬金纠缠在一起，成为了社会愈加关注的问题。为了能够限制律师的报酬，改变集团诉讼被滥用的情形，美国国会先后于1998年、2003年对集团诉讼的法律规定进行了修改。尤其是在2005年集团诉讼法案中规定了，只有第一被告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原告均来自同一个州，同时，一起索赔额达到或超过五百万美元的集团诉讼案件，才能由该州的法院进行审理。如果不到三分之一的原告与第一被告同属于一个州且索赔额超过五百万美元，案件将由联邦法院审理。

但是，除了集团诉讼的滥用问题制约其运作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影响集团诉讼的发挥，大概有一下几个问题：1、“通知”程序的缺陷。《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对任何根据第23条（b）款（3）项所确认的集团诉讼，法院应根据情况向集团成员进行通知，包括向经过合理努力可以确认其身份的所有成员进行个别通知，这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金钱。2、当事人的损失计算和举证责任问题。由于当事人太多，每个当事人所受到的损害并非完全一致，每个人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是个当事人，有时这一证明很简单，有时则非常困难，也无法到准确。3、个人自治与法院的司法能动性问题。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同，集团诉讼并非完全由当事人控制，而是由法院的高度职权管理和司法监控下运行的，法官除了加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还进行实质的审查，而随着集团诉讼案件的增加，美国联邦法院的职权也越来越官僚化。

五、我国引入美国式集团诉讼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现代化人们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为广泛，冲突的点和面也在增加和拓展，纠纷形态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与市场经济不断改变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相伴随，各种新型的群体纠纷不断的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冲击了传统的传统的民事诉讼理念和程序，并给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带来了调整和改革的契机。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以群体纠纷为代表的复杂案件日益增多。可以说，有数百万或上千、上万的大型诉讼已经不再是典型的美国诉讼现象。近年来，随着对美国集团诉讼研究的深入，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引入美国集团诉讼，诉讼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美国集团诉讼的价值、功能和优越性值得我们学习，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外也有学者对美国式集团诉讼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美国集团诉讼的弊端和我国引进美国集团诉讼产生的困境和难题是不容忽视的。本人认为，虽然美国集团诉讼有其自身的不足，但是其功能和价值对我国群体纠纷的预防和化解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国也已经具备了引入美国集团诉讼的条件：

首先，美国集团诉讼无法克服的问题，在我国可以解决。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之所以受到批评和否定，与其集团诉讼的滥用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我国，集团诉讼随面临的一些问题，如高额的律师酬金和好讼文化，其实并不突出并且容易控制。实际上，由于中美两国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使得中国是有可能克服美国集团诉讼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审判实践来不断解决着洗问题，因为集团诉讼就是在争议和实践中得以发展的。

其次，引进美国集团诉讼符合我国和谐社会的宗旨。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条件，而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群体诉讼人数众多，案件的审理关乎到整个社会的的和谐稳定。我国的现有的制度如果不足以制裁违法和救济弱小，那么对于借鉴先进的制度我们应该抱着务实的态度。就我国现代型的诉讼现状而言，加害人违法成本低，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借鉴美国集团诉讼显得那么的重要。只有充分发挥集团诉讼中诉讼制裁的强大功能，使正义得以伸张，社会才能达到和谐稳定。

再者，法院能够积极应对美国集团诉讼。当越来越多的案件采纳集团诉讼机制，法院对集团诉讼的审理经验将逐渐丰富。引入集团诉讼之初，尽管大量的申请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法院拒绝，但这种的热情会因为赔偿金分配利益的刺激而连绵不断。社会中潜藏的民众对大众侵权行为的不满和怨恨，是推动集团诉讼的动力源泉。集团诉讼之所以能从一道缝隙演化成通畅大门，原因就在于集团诉讼顺应人心的激励性机制。近年来，我国法院的司法能力逐渐增强，积累了应对群体纠纷的经验，应该说对于集团诉讼案件是具有审判能力的。当然，集团诉讼的正当性要求将促使法官对这类诉讼加强管理和限制，法官这一职权运作很可能会与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需要司法权威的支撑。在我国司法权威尚未完全树立的情况下，法官会有所顾忌，但是司法权威的树立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必然走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下，司法环境正在朝集团诉讼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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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制度篇7

从历史的角度看，公益诉讼制度一直是多数国家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对于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却没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和救济，是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缺憾。本文结合外国立法、司法制度和我国的国情，对我国建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阐述，并尝试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构建：一、确立“以公诉制度为主，私诉制度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模式”；二、我国公益诉讼的范围；三、在有关法律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必须以私法的方式进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

关键词：公益诉讼私诉制度诉讼主体私法关系

当一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或妨碍，或者因为权利相对人不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导致自己的利益损失时，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讼，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当犯罪分子实施了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行为时，检察机关有权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追究该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然而，由公民或国家机关通过诉讼，直接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在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笔者认为，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设立公益诉讼制度，制裁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势在必行。这一制度的设立将对我国私法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公益诉讼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西方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程式诉讼中有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actionespublicaepopulars）的划分，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公益诉讼乃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例如《大法官法》中关于私犯的规定中有“堆置，悬挂物件的责任（depositissuspensis）”，大法官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规定只要有人在房屋堆置或悬挂物件，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任何市民都有权告发，称堆置、悬挂物件诉（actiodevesuspensis），法官可以据此直接追究房屋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责任。

到了近代，以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多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可以上诉。如法国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可以介入“关于国之安宁之诉；关于官府之诉；关于官之土地邑并公舍之诉讼；关于因贫人因不公遣赠之诉讼”等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1976年在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以主当事人和联合当事人的身份参与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相适应，法国民法典从实体法的角度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1）有关个人法律地位的诉讼；（2）有关法庭的诉讼；（3）其他与作为公职官员的检察官职权有关的特定诉讼；（4）与个人身份有关的案件，包括亲权、离婚、夫妇分居、监护等；（5）涉及慈善、遗产的诉讼；（6）涉及未成年人和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的诉讼；（7）获得推定死亡声明的诉讼等等共有十三类案件。上述法国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后来纷纷为众多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等）所仿效。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32、638和646条的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确认婚姻存在与否之诉；在一切情形下，上级州法官可以申请禁治产；检察官还有权代表国家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民事案件提讼。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和非诉案件程序法的规定，日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主要是作为公益代表人参加与公益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在内容上比德国、法国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要更加广泛、具体和详细。主要包括：（1）禁治产、准禁治产的宣告及其撤销请求权；（2）不在人的财产管理人制作财产目录和改任的请求权以及财产管理的处分权及其撤销的请求权；（3）法人的临时理事、特别人、清算人的选任请求权和清算人解任请求权；（4）不合法婚姻的撤销请求权；（5）亲权丧失的宣告请求权；（6）由亲权获得的财产管理权丧失的宣告请求权；（7）监护人解任请求权；（8）继承的承认和放弃期间的延长请求权；（9）寻找继承人的公告请求权等等。

在英美法系，公益诉讼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如美国联邦检察官在涉及联邦利益的7种民事案件中，有权提起和参加诉讼，包括对所有因违反反托拉斯法而引起的争议提讼。在诉讼中，检察官可以作原告，也可以作被告，对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美国地方检察官在这方面的职能则有日益扩大的趋势。每4名地方检察官中就有3名负有代表地方政府进行民事诉讼的责任。英国行政法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违法行为，代表公共利益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甚至在检察长和皇家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随时终止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如海关、税务等部门的案件，接办私讼案件。另一种是由私人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国家名义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这在美国比较典型，主要有三种形式：相关人诉讼，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和禁止令请求诉讼。相关人诉讼是指当司法部长决定不亲自违法行为时，私人可以以司法部长（或国家或州）的名义；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是指美国很多州的法律允许私人在公务员不履行其义务的场合，以市民的身份并根据其义务的具体内容向法院提起请求职务履行令的诉讼；禁令请求诉讼是指纳税人以其纳税人身份提起禁止公共资金违法支出的诉讼。

（二）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建国初期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前苏联、东欧和我国建国初期的公益诉讼制度采用的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模式，是以列宁关于检察权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民事活动的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根据列宁的观点：“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我们“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前苏联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中规定，检察长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和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参加诉讼。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有关法律都规定了检察长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内容。我国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六项规定：地方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讼和参加诉讼。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检察机关在性质和地位上都不同于被定位于政府部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它们被普遍确定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其法律监督职能的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及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民事违法行为，有权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由于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和个人的性质、地位不同，公益诉讼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益诉讼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既包括前者，又包括私有法人和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从制度模式上讲，狭义的公益诉讼只包括公益公诉制度，广义的公益诉讼不仅包括公益公诉制度，而且包括公益私诉制度。

二、我国建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对于私人权益的损害，有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来救济，对于刑事犯罪，由刑事诉讼制度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是对于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却没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和救济，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缺憾。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否必要和可行呢？

（一）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国内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的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不断涌现出来。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垄断、限制竞争行为及不正当竞争等案件日益增多。在一个法治社会，有损害必有救济，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利益侵害提供救济，正是国家建立司法制度的天然本能。但对于这些违法行为，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却无能为力。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法都只允许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讼，如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或者因该利害关系人与侵权人混同等原因而未提讼，往往会形成无人的局面。而审判权的启动具有绝对消极性，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无人，法院就无法启动诉讼程序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虽有法律监督权，却只能行使审判监督，无人，检察机关只能望洋兴叹。其结果是这些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不仅纵容了违法行为，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更大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会严重阻碍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授权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代表国家，以个人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不仅弥补了法律制度的不足，而且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

其次，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对带有国家干预性质的公益诉讼制度，绝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和典型的判例，如美国联邦检察官诉微软公司一案。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的今天，法律制度的对接已提上了日程。如果我国企业、组织及个人在国外损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对方会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其国家和社会利益；而若不法外国人在我国进行了侵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却因我国法律的滞后而无人，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和利益，也不符合国际法的对等原则。

（二）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有一定的制度和法律基础的。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保障公民民利，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是我国宪法的主要原则，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不仅体现了这些宪法原则和精神，而且切实保障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时这一制度又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为人民的行使提供了新途径。在《宪法》中，我们不仅能找到公益诉讼私诉制度的制度支持，而且也能找到其公诉制度的建立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我国《宪法》建立的背景来看，这一检察监督制度是在列宁的民事检察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从这一理论和当时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中含有完整而广泛的诉讼权力，即提讼、参与诉讼、依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力。不仅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其实已经存在公益诉讼制度的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这是针对受害人因与侵权人实力相差悬殊，或者受到威胁、恐吓而不敢，或者因资金困难而无力的情况而提出来的。这里的机关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机关，包括政府机关或检察机关。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当事人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利。如该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如果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虽为刑事诉讼法规范，但其与民事诉讼法规范在法理上是相通的。因此，如果我们对民事诉讼中的支持制度加以扩展和完善，如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民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受害人授权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如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明确的，可以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由法院直接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三、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都建立了相应的诉讼机制。我国建国初期就存在过公益诉讼制度。到了今天，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又一次把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上了日程。因此，立法机关应予以重视，并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进行：（一）确立“以公诉制度为主，私诉制度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模式

前面提到由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要求，但是这一制度是否可以全面建立和运行，单单是现实的需要和制度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就公益诉讼制度的主体来说，这些私人组织或个人是否愿意提起公益诉讼，敢不敢提起公益诉讼，有没有实力提起公益诉讼呢？答案是非常勉强的。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与私益诉讼相比，在对私人组织或个人的利益驱动力上它要比后者弱得多，因为它与私人组织或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又不能给者带来明显的利益。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胜诉后奖励原告的方法来进行激励，但是原告毕竟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高额的诉讼费用，漫长的诉讼期间，甚至还有被告事后的打击报复，都是公益诉讼私诉的原告所要面对的。败诉之后，他们的所有付出都难以得到补偿。况且在我国现状下，这些原告败诉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公益诉讼的被告往往是大型企业甚至是垄断性的大企业或者是国家机关，经济实力的悬殊加上司法腐败的存在，使个人和私人组织不得不考虑再三。同时，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孟文化始终贯穿着隐忍的思想和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理念，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不断倡导新文化，提倡解放思想，但是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些观念是不现实的。但是，公益诉讼的私诉制度毕竟是一项非常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制度，我们不能因其一时的不成熟而对其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对其进行引导，为其发展和完善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渠道。

与公益诉讼私诉制度相对应的是公益诉讼的公诉制度。就目前能够代表国家行使诉讼权利的三个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人民检察院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唯一适格的公益诉讼公诉制度的主体。人民代表大会虽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但其主要行使立法权等抽象的权力，一般不涉及具体权力的行使，况且允许其参与诉讼必然会导致其为部门利益而滥用立法权，从而破坏法律自身的正义性。政府是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但其所实施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可能会侵害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也不宜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而检察机关却因其自身的特点而符合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首先，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监督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一种国家权力和法治活动。”从这一定义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中，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包括、参与诉讼以及依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力等。“只有这三项制度在民事行政领域相互联系、联结，才能构成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的整体，才符合我国设立该项制度的本意。”其次，从人民检察院的地位来看，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平行的三个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对其负责，向其汇报工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机关权力的行使不具有实质处分的性质，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使其不会因部门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独立行使检察权又可以使其避免非法的行政干预或其他干预，在出现公益诉讼事由时，能够忠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从检察机关的职权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刑事检察权的行使，民事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和行政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其监督的范围包括宪法、法律和法规。对法律规范的熟悉和丰富的适法经验，使其更能有效地运用法律进行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自身的特点使其成为最适合的公益诉讼的公诉制度的主体，我国建国初期已有公益诉讼的尝试，加上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检察机关进行的大量的探索，使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应建立以检察机关提讼为主，私人组织或个人提讼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的范围

对公益诉讼私诉的范围，因为目前这一制度尚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所以只宜对其进行很宽泛的规定，如：任何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团体，对于有证据证明的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已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即将造成损害的案件，有权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

而检察机关的权不同于公民个人和非国家机关的团体的权，检察机关可以将哪些案件诉诸人民法院，也是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争论颇多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主要对下列案件提讼：第一，关于自然人身份方面的案件。主要包括婚姻无效的案件，申请法院进行禁治产宣告或死亡宣告的案件，亲子关系的案件；第二，关于法人方面的案件。包括法人的解散、清算、变更、选任临时人和公司整顿及破产案件；第三，宣告民事行为无效案件。包括合同无效、遗嘱无效、无主物归国有案件；第四，侵权案件。包括侵害非特定人社会公共利益案件（如环保案件），侵害国家、政府、皇室、公民及其他特定对象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管辖权争议案件，为学生追缴学习膳食宿费案件和公有财产争议案件等等。这些规定大多可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所借鉴。但是，我国的公益诉讼建立之初，对检察机关提讼的范围的规定不宜太宽。根据我国的国情，检察机关可以对以下案件提起公益诉讼，一类是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二类是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公害案件；三类是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四类是涉及其他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案件。

（三）在有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必须以私法的方式进行

当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毕竟检察院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公法色彩比较浓，而且其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公法主体的身份出现。而公益诉讼所涉及的都是私法关系，要求在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在公益诉讼的私诉制度中当事人双方毫无疑问是以私法的方式进行诉讼的，为了保证整个公益诉讼制度的统一和谐，检察机关应当和其他公益诉讼的主体一样，以私法的方式参与诉讼。

目前，认为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会破坏“诉辩平衡”的机制是许多人反对这一制度的重要理由。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若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取证时也把办理刑事案件的做法照搬过来，必然会造成公益诉讼中平衡机制的破坏，从而破坏整个法制的合理体系。

因此必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以私法方式进行，特别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与其进行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严格区分。比如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原则上不享有司法权，只要没有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形，不得动用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对自己代表国家提出的诉讼请求负举证责任等等，以此保证公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衡。

参考文献：

周枬．罗马法原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廖永安．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金明焕．比较检察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

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李忠芳主编．民事检察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肖扬．当代司法体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胡建淼．十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新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王桂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诉讼制度篇8

关键词：民事；诉讼费用；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影响当事人接近正义、实现诉权的因素繁多，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设置的优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07年4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实践中仍暴露出某些缺陷。本文试图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一简要评析，从而为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作进一步思考。

        1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概述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需要耗费国家和当事人一定的成本，即进行诉讼时各自都需要分担一定的诉讼费用。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将诉讼费用称为“生产正义的成本”，并将其分为由国家分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1]诉讼费用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国家和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如何合理分配这种生产正义的成本，以及保障当事人充分利用诉讼救济程序实现自己的各项基本权利，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1]

        2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评析

        我国2007年修订的《办法》自实施以来，较之过去的诉讼费用规则而言，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的看来，还存在某些欠缺，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评析。

        2.1对民事主体的保护不平等

        《办法》第44条规定诉讼费用的免交仅适用于自然人,而将法人和其它组织完全排除在免交的主体之外。法人和其它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当和自然人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这种平等待遇同样也应该体现在司法中。

        2.2诉讼费用的范围略显狭窄

        我国的诉讼费用仅仅包括程序费用和法院审理时实际支出的费用，而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排除在外。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都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作为诉讼成本由当事人分担。某些学者认为，我国把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范畴之外的做法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费用制度上的体现。[3]

        2.3个别条文的规定不合法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即生效，且不得上诉。因此，当事人不服调解时只能申请再审，而根据《办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时需交纳诉讼费用，该规定似乎值得商榷。设想，某一案件在调解时违背了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且造成该当事人违背意愿的原因是由于法官的强迫，此种情况下该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仍要求交纳诉讼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3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几点建议

        3.1立法主体的“正位”

        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是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从全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诉讼费用的立法权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行使。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诉讼费用立法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似乎更为妥当。首先，人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司法机关，其并非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法院只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这决定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对人民法院的诉讼工作事项做出相应的规定；其次，诉讼费用制度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诉权能否实现有着直接影响，不应由国家行政机关恣意决定，而应交由代表民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立法规定；再次，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效规范法院的收费现象。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制定统一的诉讼费用征收规则。

    3.2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各国的法律中。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又主要体现为一种“贫穷人的权利”。 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为社会上的弱小群体接近司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我国法律的援助主体基本是法院，范围过于狭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健全以法院之外的主体为援助主体的法律援助制度，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尽可能地广泛募集社会对法律援助的捐助。另外，还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导入法律诊所式教育，利用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向社会贫弱者提供法律帮助，整合社会有效的援助资源，客观上缓解国家提供法律援助供不应求的局面。[4]

        3.3将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予以扩大

        扩大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增加分担的诉讼成本。一般情况下，诉讼都是基于败诉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如果将胜诉方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转移给败诉方承担，不但可以更好地保护胜诉方的权利，还可以起到惩罚败诉方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当事人进行诉讼所需的必要费用（如食宿费、差旅费等）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当聘请律师成为必要时，律师费用也应包括在内。当律师费用成为诉讼费用时，对规范我国律师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将律师费纳入诉讼费用的范围是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3.4规范律师收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