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案件管理制度范文
时间：2023-09-27 15:20:12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完善制度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因而在对法律制度是否完善的问题上十分重视。而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一直是法律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其是作为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侵害而建立的救济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然而，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还存在不少漏洞，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从而能有效地服务于广大民群众。
1 从时间上探讨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
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第一次明确制定了管辖权异议制度。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指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当事人，如果对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利而存在怀疑，可在规定时期内向法院提出异议，
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对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内容有了明确规定。它指出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可在十五日的答辩状期内，对此法院是否具有审理此案件的权利提出异议。人民法院需接受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并进行审查。若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是有效的，则将此案件移交给有权受理此案件的法院进行裁决；若当事人所提出的异议不成立，则驳回当事人的要求。
2012年的《新民事诉讼法》中对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将其中的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二十七条作为第一款，并同时对其补充道：除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规定的案件外，凡是在答辩状期间内未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并进行应诉答辩的，都视为同意受理案件的法院具有管辖权。
从1991年到如今，我国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一直在不断的补充更正，针对实际情况中的问题进行有效地调整，但其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2 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中主体和客体尚不明确
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是属于案件当事人的，但“当事人”这个说法太过宽泛，不够具体化。而学术界对于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体理解又太过狭窄，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指代的只能是案件中的被告。这种现象导致在实际案件中许多提出民事诉讼管辖权异的异议都未得到受理，以致于人民的权益得不到体现，不利于民事审判的公平。而作为民事诉讼的客体指的是第一审法院的管辖权，但对于当事人除可对地域管辖权的问题提出质疑，是否还可向级别管辖，移送管辖等提出管辖权的异议呢？对此，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实际案例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大多是针对地域管辖，而少部分针对级别管辖和移送管辖的管辖权异议并未得到审查，从而使得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太过局限。
2.2 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对受理法院提出案件管辖权的质疑，法院就需进行审查。而这便成为了一些当事人用来拖延诉讼进程的强有力手段。这种滥用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不仅造成法院的资源浪费，更是让人钻了法律空子，有碍于法制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事人向法律提出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后，是否需要为此提出证据，法院该采取何种形式来进行审查？对此，法律上也未具体说明，导致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划，以至于各个地方法院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易产生偏差。
3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健全法制的需要
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几经修订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弥补其存在的法律漏洞，以防发生当事人规避管辖权的问题，保证法院和法院之间管辖权明确，以维持法院之间的平衡。因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大势所趋的。
首先，要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客体的范围，以此来统一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定义，在实际案件中有可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明确规定其主体包括案件的原告、被告以及所涉及的第三人，而这些主体不仅可对地域管辖权提出异议，还在移送管辖，级别管辖等中具有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其次，受理案件的法院要对案件当事人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其具有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可在答辩状期间内提出诉讼，在当事人提出质疑后，受理法院将及时审查，并将审查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当异议成立时，受诉法院对案件所做的裁决均视为无效；最后，对于滥用管辖权的法院，要为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对于因拖延诉讼而滥用管辖权的当事人，要予以惩罚，并令其向案件中的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赔偿。
4 结束语
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力求建立健全的法制制度，而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又是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完善管辖权异议制度之事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白海英.浅议我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J].工会博览・理论研究，2011，（3）
[2] 于洋.浅议民事诉讼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J].法制与社会，2010，（36）
[3] 沈长月，张兰博.浅议管辖权异议制度[J].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1，（7）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2
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原则，是指法院审判人员在一个具体诉讼案件办结后，将零散的、杂乱无章的诉讼文书材料集中收集起来，经过系统整理，按一定规则组合装订成诉讼案卷时，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以及在观察、分析、解决诉讼文书材料管理和诉讼档案实体管理问题时所依据的基本准则，是诉讼文书材料立卷归档普遍适用的指导原则。我国法院诉讼文书材料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卓有成效地组织好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必须明确和熟悉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原则。
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原则，由四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
一、按年度、类别、审级、一案一号单独立卷原则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要根据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类别，按年度、按审级、一案一号的原则，单独立卷。一个案件从收案到结案所形成的法律文书、公文、公函都使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这一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在法院确立并付诸实施。
按年度立卷，就是根据法院受理案件的年度将其分为年度类别进行立卷。按年度分类立卷，可以客观地反映各法院每年度审判案件的数量、特点和逐年发展变化情况，有利于现行利用和归档后提供利用，也与法院工作制度相吻合，同时自然而然地把法院全部案件划分成了各种年度类别。按年度立卷，要求根据案件收案年度编定的案号归入相应的年度，某一年度受理的案件应当集中管理，不可分散，不可将一个年度的案件放入另一个年度之中，跨年度审结的案件，无论何时立卷归档都应列入收立案年度集中管理。
按类别立卷，是指按照案件的性质分类进行立卷。依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诉讼案件分为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四大类别。
按审级立卷，是指按照案件所在的审级进行分类立卷。这里的审级指审判程序，一般分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特别程序、执行程序等。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程序作出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必须认真遵照执行。
按一案一号立卷，是指按照案件在立案部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进行立卷。一个案件在同一审级审理时，只能编定一个案号，收、结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表、案件登记表、档案检索目录都应按照立案时编定的案号顺序排列。
上述四个因素是一个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执行这一原则必须综合四个因素合并使用。充分运用这一立卷原则，有利于正确编定案号，简化管理手续，提高管理效率。法院从受理一个案件开始，就按年度、类别、审级和收案顺序编定一个案号，诉讼活动中产生的所有诉讼文书材料以及立卷、归档、整理、上架、保管、利用、销毁等等，都只能使用这个案号。一个案件诉讼活动全过程的所有原始记录，通过运用这一原则编定的案号，把它们全部统领、集合起来，并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诉讼档案实体，从而有效地方便了日常管理，便于查找利用，对没有按时归档的案件也能了如指掌，便于未归档案件的清查催归，有利于确保诉讼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二、并卷管理原则
《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二案规定：“同一案件由于审级改变或其他原因形成几个案号的案卷，应当合并保管。并卷的要求是：再审卷并入一审或二审卷；向本院提出申诉所形成的申诉卷并入本院的审判卷；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所形成的申诉卷由上级法院立卷归档；近年申诉卷并入早年申诉卷。案卷合并时，要在卷宗封面、卷宗登记薄和检索卡片上注明移出、移入的相关案号。”这一规定是并卷管理原则的具体化，其核心内容是确定诉讼档案实体管理，要以案件为基本保管单位，即同一法院的同一案件，无论是改变审级或其他原因所出现的多个案号及其所形成的多本卷宗，均应集中起来合并为一个案件的诉讼档案，并以此为基本保管单位。并卷原则要求法院管理诉讼档案，必须以案件为基本保管单位，而不是以案号为基本保管单位。由于诉讼制度设计上的规定和诉讼活动的客观要求，某一法院审理的某个一审或再审案件，就有一个一审或再审案件案号，并由此产生一审或再审案卷；当该案再再审时，又必须编定一个再再审案号，又由此产生再再审案卷；当当事人不断申诉或其他原因发生时，该案便处于多次再审或无限再审状态，这就会出现多次再审案号或无限再审案号，由此产生多次再审或无限再审案卷。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一审再审才能定案的为数众多。案件反反复复，三五次、七八次审判的情况屡见不鲜，每次审判均会出现新的案号和案卷。此外，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前，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申请时，以及案件审判结束后，当事人提出申请执行、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等情况时，都会出现专门处理此类问题的案号和案卷。由此看来，所谓一案一号只在一个特定的审判程序内才是现实的和确定的，事实上多数案件都会出现一案多号多本案卷的状况。当这个状况出现时，就必须运用并卷原则进行并卷处理，才能把一个案件在诉讼活动中形成的数个案号及其全部案卷组成一个基本保管单位。如不并卷，同一法院同一案件就可能出现以案号为基础的数个基本保管单位。因此，这一原则有效解决了同一法院审理同一案件，出现数个案号及其数本案卷时，集中并卷管理问题，也便于档案部门为法院和诉讼当事人查询利用提供完整齐全的诉讼档案。全国各级法院在执行这一规定中存在较大偏差，许多法院没有严格落实并卷管理原则，同一法院同一案件存在多个基本保管单位。即以审级编定的案号为基本保管单位，以案号为档号。一个案件既以一审案卷为一个基本保管单位。又以再审或多次再审案卷分别为一个基本保管单位，还以执行案卷为一个基本保管单位，跨年度编定案号的必然跨年度存放保管。这种管理方法完全不符合并卷管理原则，应予纠正。过去出现的这种状况，现在纠正比较困难，也容易引起混乱，关键是今后在日常档案工作中应严格执行并卷管理原则。
三、书记员立卷归档原则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第5条明确规定，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工作是审判岗位责任制内容之一，是书记员 的重要岗位职责。书记员将全部诉讼文书材料收集整理，按一定顺序排列，装订成册，逐页编号，全卷编目，这就是诉讼文书的立卷工作。立卷符合要求后，书记员应将诉讼档案送审判长或案件承办人审查是否合格。如果不合格，应重新装订；如果合格，应将诉讼档案交审判庭内勤，并办理交接手续。审判庭内勤应及时登记，编写归档清册，按有关规定及时或定期将诉讼档案移交给本院档案管理部门，这就是诉讼文书的归档工作。诉讼文书材料立卷归档，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重要的具体工作，书记员应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按有关规定做好立卷归档工作。书记员为合议庭组成人员，自始至终参与案件审理活动全过程，担任庭审现场和合议庭会议记录，参与部分诉讼文书拟制、处理工作，负责收集保管涉案的全部诉讼文书材料。因此，由书记员立卷归档责无旁贷。庭长、审判长和合议庭法官有监督书记员立卷归档的责任。档案管理部门对书记员立卷归档工作应进行监督指导。
四、正副卷分别立卷管理原则
正副卷分别立卷管理原则，是1991年第二次全国法院档案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并在《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中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各类诉讼文书，应当按照利于保密、方便利用的原则，分别立为正卷和副卷。”依照这一原则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外，法院审理其他案件的诉讼档案，书记员在立卷时，均应分立正卷和副卷。正卷主要列入当事人提供的诉讼书状、证据证物，法院制作的诉讼文书正本等对外公开的诉讼文书材料。副卷主要列入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批示及其答复，法院内部请示批复、审委会讨论案件记录、合议庭笔录、诉讼文书原稿（审签稿）等不宜公开的诉讼文书材料。副卷属审判工作秘密，一律不对外查阅，只限法院内部使用。执行正副卷分别立卷原则，既有利于诉讼档案的提供利用，该公开的全部公开，又适当控制了使用范围，该保密的坚决保密，有利于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秘密。
诉讼案件案号管理方法
实践证明，诉讼案件案号管理在审判流程管理和诉讼档案实体管理中处于首要地位。如果一个法院诉讼档案管理混乱，案件底数不清，未归档案件案号情况不明，未归档案卷去向不明，首先必定是因该院各审判庭案号管理混乱，案号登记不清，案件登记本残缺不全、丢失所造成的。诉讼案件案号管理是诉讼档案实体管理的源头，做好案号管理工作对诉讼档案实体管理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案号是指法院受理各类案件及制作其诉讼文书的编号。案号依次由立案年度、收案法院简称，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顺序号五要素组成。编定案件案号除遵循上述立卷原则外，还应遵循编定案件案号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编定诉讼案件案号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编制立卷年度，时间必须与各级法院规定的司法统计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一致，如果年度司法统计截止日期为12月25日的，当年案件的案号年度，应当起于上年12月25日（含本日），止于当年12月24日（含本日）。如2005年度的案件，应当是2004年12月25日以后，至2005年12月25日新收的全部案件。
编制收案法院简称，应按照各级法院正在实行的法院简称编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国家已有明文规定，建国后一直照此执行。但一个省高院辖区内，或一个中级法院辖区内，往往有数个法院简称可能相同，如不加以区别，则容易引起混淆。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为“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南省内有一个琼北中级法院，有一个琼南中级法院，还有琼山市法院、琼海市法院、琼中县法院。如果上述5个法院，均简称为“琼”，则会出现5个法院简称完全相同，无疑不妥。因此，需要由省高院发文明确规定各法院简称，以便各法院简称有所区别。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不能在基层人民法院简称中增加人民法庭的简称。
编制案件性质类别和审判程序代字，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各类诉讼文书样式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执行。如编制刑事一审案件案号，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初”；二审改判、维持、发回重审、撤销变更一审裁定，准许撤回上诉、抗诉，二审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终”；报请复核死刑（含死缓）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别程序代字为“刑复”；报请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刑罚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核”；按照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再初”；按照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案件性质类别、审判程序代字为“刑再终”。其他各类案件案号编制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均有明文规定，总共有数十种之多，各级法院应当紧密结合具体案件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认真遵照执行，做到准确、贴切。
编制立案顺序号，是指按各级法院受理案件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和自然数排列顺序，编制流水号。当一个案件需要制作数份内容相异的裁判文书时，不同内容的裁判文书应在案号后使用破折号加顺序号予以区别。
上述五要素在编制任何一个案件案号时都应全部使用，综合使用，缺一不可。只有综合运用五要素，才能确保案件案号的完整准确。
二、编制案件案号容易出现的错误
（一）审判程序代字编制错误。以刑事案件为例：如将上诉、申诉、抗诉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分别错编为“刑上”、“刑申”、“刑抗”；将由申诉、抗诉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分别错编为“刑申”“刑抗”或“刑监”；多次反复再审的案件，从第一次再审刑到最后一次再审均为“刑再”，也有“刑再再”“刑再再再”案号，从字面理解应当是第二次、第三次再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类案件案号编制中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案件案号种类繁多，难以把握；有些案号的编制办法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编制案号人员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随意性太大；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轻视案号编制和管理工作，审查把关不严，疏于管理。
（二）空号、重号、错号大量存在。如一个终审案件当事人申诉时，先编一个“申”字号，人民检察院抗诉时，又编一个“抗”字号，审委会决定再审后，又编一个“再”字号，这就使同一案件在再审程序上出现了数个不同的案号。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大意，一案多号，或多案一号，空号、错号、重号等问题，在一些法院普遍存在，有的达到10%以上。还有一种空号是基层人民法院编定案件案号方法不当所产生的。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编号，采取一次性分配办法进行管理，很容易出现空号。如某县法院规定：民事案件案号按下列方案分配，并由本院民庭和3个法庭自收自用。本院民庭：1号至300号，XXX人民法庭：301号至400号，XXX人民法庭401号至500号，XXX人民法庭501号至600号。按照这个分配方案要求，该院民庭及3个派出法庭，各自应在分 配方案范围内编定案号，当有的单位案号不够用或有多余的案号时，再调剂使用。善于调剂使用的，不会出现空号，不善于调剂使用的，到年终往往会出现大量空号。因年初分配的案号无法填满，该院的民事案件案号便不能按照顺序号完整地连接起来，给立卷归档及档案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三）有的法院没有统一建立收、立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薄、案件登记表等有关反映诉讼案件案号及其他案件信息内容的原始记录凭证，或者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移交制度和规定，或者不认真执行制度和规定，或者没有定期移交给档案管理部门，或者保管不善，残缺不全，甚至下落不明。丢失了诉讼案件案号管理的原始依据，给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归档、整理移交、清理催归和长期管理留下了隐患，损害了诉讼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三、纠正方法
（一）法院领导应加强对案件案号的规范化管理工作，严格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类诉讼文书样式及案号管理的有关规定，坚决纠正错编乱编案号的做法。将案号管理纳入法官、书记员、内勤业务培训内容，切实提高审判工作人员编制和管理案号的能力。选择那些责任心强，业务熟练的人员负责案号的编制和管理工作。
（二）在全国法院或以各法院以单位建立内容完整、设计合理、方便工作、便于管理的收立案登记薄，案件目录登记表、案件登记表。实行统一管理，由内勤专人掌管使用。要求每案必登，各类别各审级案件一案一号，一案一表。各审判业务部门之间、审判人员之间移送交接案件，必须在登记表上签后备查，注明交接年月日，完善交接手续。各类登记薄、登记表，每年年终以案件性质和审判程序为类别装订成册，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永久保存。
（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全国各级法院立案部门负责本院全部案件的收立案工作。编定和管理案号是立案工作的组成部分。法院立案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统一制定本院案号编制管理的具体规定和实施细则，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防止和纠正非立案部门自收自立，多头编定案号的现象，杜绝空号、重号、错号。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3
【关键词】应诉管辖；默示协议管辖；限制
一、被告应诉答辩行为并不必然使受诉法院取得管辖权
管辖权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前提。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法律的直接授予特定法院管辖权，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在第31-33条的规定上，是法院系统内对案件的具体分工的表现，侧重维护既有的诉讼秩序。另一种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管辖法院，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上，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
那么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从法条的文义来看，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解释是“（如果）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法律授予）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当事人认可）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即拟制当事人具有认可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固然应诉答辩制度在价值选择上突出了诉讼效率，但是在具体适用时还是应当兼顾既有地域管辖制度的稳定，以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解释更为可采。下面结合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法理解释以及比较法研究，作如下分析。
（一）从体系解释看，被告应诉答辩行为不应视为确定管辖权的直接依据
现行法各项规定之间不应相互冲突，这是法律体系内在的要求。在解释上，应诉管辖制度不应与我国法既有的管辖制度相冲突。如果应诉答辩直接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就意味着把选择法院的权利完全交给当事人，使立案阶段对管辖的审查成为虚设。案件的管辖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架空了法律其他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除了违反专属管辖或级别管辖的案件外，任何一个法院均有可能因为被告的应诉答辩行为取得管辖权。此时，即便法院在立案时发现案件不属于受诉法院管辖，也不便拒绝立案，而是要留待当事人决定是否接受受诉法院的管辖。可以想象，这样的做法会直接冲击我国现有的法院管辖制度，使案件管辖不在具有确定性。
（二）从历史解释看，被告应诉答辩行为应解释为当事人具有同意受诉法院管辖的意思
民事诉讼法127条规定应理解为默示协议管辖。从法律的沿革来看，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是从我国原来在涉外诉讼程序中规定的应诉管辖制度发展而来的。未修订以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可见，在涉外民事诉讼中明确将被告人应诉答辩的行为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行为。在新民诉法修订过程中，考虑到平等保护国内外诉讼当事人，增加了127条第2款，同时删除了原243条的相应规定。这样，不论涉外民事案件还是国内民商事案件，均统一的适用应诉管辖制度。而在原民诉法的规定中，明确将通过被告人的应诉答辩行为，推定其“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而非直接规定受诉法院有管辖权，这一规定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127条的立法本意。
（三）从学理解释来看，默示协议管辖是法院取得管辖权的依据
依通说，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确立的应诉管辖制度在学理上应理解为“默示协议管辖”，是指没有管辖协议，但法院推定当事人之间形成了由受诉法院管辖的一项制度。即从理论上把原告的行为，与被告的应诉答辩行为相结合，从法律上拟制双方达成了在选择受诉法院进行诉讼的协议，据此受诉法院取得了案件管辖权。显然，受诉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根据是默示的管辖协议，而非法律直接赋予受诉法院管辖权。
笔者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并没有把管辖权直接赋予受诉法院，而是通过默示管辖协议来确定受诉法院具有管辖权。既然默示管辖协议是受诉法院取得管辖权的依据，其逻辑的自然延伸就是：受诉法院并不必然能够取得案件管辖权，其能否取得案件管辖权还受到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当事人意思表示制度等的限制。
二、应诉管辖制度适用的若干限制
对应诉管辖适用范围的限制，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方面。
（一）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该条规定直接反映在民事诉讼法127条第2款后半段，反映了立法者认为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也应当有所限制。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由法律直接予以规定，不允许由当事人意思予以改变。
（二）不得违反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
该条限制，虽非来自法律直接规定，但是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技术推论得出。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立法者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处分的一种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是任意的，还要受到民事诉讼法的约束。当事人之间的管辖权约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无效，举重以明轻，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进行的管辖协议尚且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当事人以默示行为达成的管辖协议也应不具有法律效力。此时，被告虽然应诉答辩，但是受诉法院依然无法取得案件的管辖权，而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三、小结
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确立了应诉管辖制度，固然有利于涉外和国内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的统一，促进民事诉讼效率的提升。但是该条规定，对应诉管辖制度所受限制，仅规定了排除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仍失之粗疏，造成法律适用时的分歧，相关问题还应在今后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笔者管见，应诉管辖还应受到以下限制和完善：1，不适用于涉及人身权益案件；2，受诉法院与案件无实际联系的不能取得管辖权；3，法院在立案时应明确告知被告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即应诉管辖的法律后果，由其决定是否行使管辖异议权，作为适用应诉管辖制度的前置程序。
参考文献：
[1]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143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4
作者：张方圆
内容摘要：内地与港澳地区同属一个主权国家，但是拥有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属于不同法域，存在不同法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管辖原则解决涉港澳案件的管辖问题，是相关法院和当事人所面临并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及解决做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涉港澳民事诉讼 管辖权 司法协助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与内地的民事交往不断扩大，民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已越来越显示出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不完善。作为区际法律冲突核心内容之一的管辖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更是经常困扰着有关的法院和当事人，解决与港澳之间的区际管辖冲突有时甚至要比解决国际之间的管辖冲突还要复杂和困难。因此，针对此类民事纠纷的特定情况，处理时，在如何确定并适用我国涉港澳民事诉讼程序上存在不少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内地和香港处理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
（一），香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澳门略）
1，香港法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区分为对人诉讼的管辖权和对物诉讼的管辖权。对人诉讼，是指直接针对某一个人的诉讼，旨在通过法院责成某人为或不为某项行为。这种诉讼一般只拘束诉讼当事人。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起诉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规定，批准将起诉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WWw.133229.cOm对于对人诉讼，香港法院是从“有效”原则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的。
所谓对物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维护其财产权益的诉讼形式。对物诉讼除了拘束诉讼当事人以外，还可以拘束有关的第三人。对物诉讼主要包括决定物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诉讼、海事诉讼和有关身份行为的诉讼。其中前两种对物诉讼也采取按“有效”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对关于身份行为的诉讼，香港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在香港来决定它是否具有管辖权。
2，香港的冲突法对国际冲突法和区际冲突法不作区分，所以香港冲突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涉大陆民商事案件。此外，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包括涉大陆案件。在处理涉大陆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也会依据上述规则。
（二），内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
1，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和《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
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参照涉外诉讼处理。此外，对涉港澳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和离婚案件等实行特别管辖。（详见解答的相关规定，此处不一一分别列举）
2，肯定平行诉讼，并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1），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 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也指出，“凡
，其财产一般也不在大陆，判决就难以执行。而且，如果香港居民是被告，且争议标的不在大陆，则法院一般不会受理。显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大陆当事人都极为不利。
（三）现行规定存在着一些不明确、不合理之处（以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依据为例）
1，根据“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行使管辖权。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条约所确认的只有某一诉讼是由于该代表机构直接引起或与其有关的情况下，才对不在本国的被告依据这一联结点行使管辖权。而我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会有将“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视为“被告住所地”的嫌疑。
2，规定合同签定地和合同履行地等术语缺乏明确的界定。因为两地的法律对此规定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就可能因概念的含义模糊而产生分歧。
(四)不加限制地肯定平行诉讼，造成两地区际管辖权冲突不合理扩大
1，与国内民事诉讼中对待“平行诉讼”的态度截然对立，与涉港澳案件“不是涉外案件”的定位不协调。
2，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选购法院”，即当事人选择一个其认为可能会作出有利于他的判决或裁决的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这对被告非常不利，也浪费国家的诉讼资源。
3，内地和港澳之间存在平行诉讼的关键是如何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避免使两地的管辖权冲突不必要的扩大。人为地不合理扩大两地管辖权冲突的范围，加大解决纠纷的难度和成本，严重影响港澳和内地之间的审判权威和双方互信，也不利于双方的正常民事交往。
4，实践中，一些本来应由港澳法院管辖的案件，因当事人选择向内地法院起诉而成为内地法院必须受理的案件，甚至明知没有管辖权，也要先行受理，再看是否有被告默认管辖的事由出现。一方面内地法院面临从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到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一系列困难，另一方面与港澳法院争夺管辖权的迹象明显，不利于与港澳司法机关的互信合作，反而可能为一些非正当的起诉开方便之门。
（五）缺乏消极冲突的解决方法
消极的管辖权冲突，是指对同一涉两地的民商事案件，内地和港澳法院都没有管辖权或都以对方 拥有管辖权为由拒绝管辖的情形。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见，但又是客观存在的。纠纷当事人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必要的救济，显然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正确定位涉港澳民事诉讼，以司法协商作为解决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主要方式。
1，涉港澳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国内案件。两地的法律属于不同的法系，在适用的原则、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一国两制”原则要求内地不能把港澳作为一般的内地省级地区来看待，港澳法律是和内地法律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我们不能借口港澳属于
先的原则可以适用于解决内地与港澳法院之间的平行管辖问题。
2，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尽快确立拒绝管辖制度。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仍然受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当产生区际民事管辖权冲突时，依据“两便”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便利法院司法。如果先受理的法院和该案件联系密切，比较适合审理，并能够作出及时、公正的判决的话，另一地区的法院就不再受理；但如果先收到当事人起诉的法院虽有管辖权，但与该案联系并不密切，或因其他原因不适合审理该案的，该法院可以拒绝受理，而告知当事人向另一地区的方便法院起诉。
长期以来，“不方便法院原则”已在香港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也获得澳门地区法院的认可。我国内地法院也成功适用过。如果我国正式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为决定涉港澳民商事管辖权的一项重要制度，会促使香港和澳门也将“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于香港地区与我国内地的民商事案件，从而有效解决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冲突。
（五）增加必要管辖法院的规定
解决管辖权的消极冲突，除了增加确定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和弹性管辖依据外，也有必要从制度上给以正面的规定，即规定必要管辖法院。当内地法院没有管辖权，而原告不向内地法院起诉又明显没有其他法院可以提供司法救济时，与案件有足够联系的内地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
（六）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管辖协议，“当事人约定优先”。尤其适用于合同纠纷引起诉讼的涉港澳案件。但又必须指出，其合同双方当事人只能选择内地或香港（澳门）两地中的法院，不能协议选择任何外国法院管辖。这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和做法。而且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及已订有仲裁条款不得再协议选择法院管辖的有关规定。否则，协议选择管辖无效。
四，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1，《民事诉讼法》第38条可以作为提出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根据。问题在于，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结果仅有两种，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成立的则只能“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这里的“人民法院”显然不包括港澳地区的法院，这就使得主张案件应由港澳法院管辖的当事人面临于法无据的困境。
2，对于异议成立内地法院不行使管辖权的案件可以裁定驳回起诉。由于《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的处理方式均不适用于管辖权异议成立而内地人民法院不行使管辖权的情形，笔者认为对这一情形的处理应采用驳回原告起诉的方式。一般而言，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之一就是受诉法院享有管辖权，既然受诉法院没有或不便行使管辖权而又无权将案件移送其它法院，驳回起诉也就成为唯一恰当的选择了。
五，结语。
管辖权冲突是基本问题中的基本问题。它既关系到司法主权问题，又涉及到实体法律的适用和法院判决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民商事案件程序中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内地与港澳都有涉及外国的民事诉讼所适用的程序规则，但均未制定或完善审理区际案件的程序规则。由于内地和港澳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的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当事人而言，同一纠纷选择在内地进行诉讼或在香港进行诉讼，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出现“挑选法院”和“一事两诉”等现象就难以避免。这些冲突的存在，会对内地和香港之间正常的民商事交往产生不利影响，大而言之将会影响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效果和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所以，认真探讨两地之间民事诉讼管辖权方面存在的冲突，进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书目：
1，《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比较》，《当代法学》，朱志晟。
2，《涉港澳民事诉讼管辖问题》，《中国律师》，于宁杰。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5
论文关键词 环境民事诉讼 管辖 专属管辖 级别管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环境纠纷也接踵而至，并且逐渐成为社会纠纷中的重要部分。各国为解决环境纠纷一般都采取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其中环境民事诉讼又成为最为常见的一种解决方式。进行环境民事诉讼，管辖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环境民事诉讼的管辖制度作出探讨。
一、环境民事诉讼管辖现状
我国目前关于环境民事诉讼的规定分散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其他法律之中，其规定大多较为原则，并没有形成针对环境民事诉讼的专门诉讼程序制度，更不用说管辖方面的具体规定，所谓环境民事诉讼及其管辖问题适用的实际上是民事诉讼法或者民事侵权案件的处理程序。
（一）环境民事诉讼管辖现状
进行环境民事诉讼最先解决的问题就是管辖，它解决的是在法院内部具体确定特定的环境民事案件由哪个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项制度。按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民事侵权案件的管辖法院包括了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和被告住所地的法院，因此，环境民事侵权案件的管辖法院也就包括了被告住所地、环境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环境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对于环境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实践中遵从民事诉讼法根据案情繁简、诉讼标的金额大小以及在当地的影响等情况来决定级别管辖。对于环境民事诉讼中的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规定都有所体现，对于不属于自己受理的案件，法院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移送。指定管辖在实践中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对于环境民事诉讼，往往涉案标的数额较大，人数较多，甚至涉及公共利益，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基于其自身审判经验，技术设备以及其他的因素影响，往往就会产生指定管辖的情况，而且鉴于我国目前环境民事诉讼规定的不完善，指定管辖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
（二）实践中基于环保法庭的专属管辖
我国并无环境民事诉讼的专属管辖规定，但2007年底贵阳中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庭暨清镇法院环保法庭，专门环境审判组织就成为实践热点问题。实践中，多地的环保审判组织受理的案件都包括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规定了某些地区发生的环境诉讼必须由指定的环境审判组织审理，甚至还设立了两级法院进行审理，并规定其指定范围内发生的环境诉讼，其他法院没有管辖权。这些探索和实践，其合理性暂且不论，它为我国的环境民事诉讼管辖提供了便利，有利于环境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环境民事诉讼的专业化和合理化。
二、环境民事诉讼管辖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有关于环境民事诉讼管辖的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的笼统性，加之环境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关于管辖的规定并不一定能够适用环境民事诉讼，在司法实务中环境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也暴露无遗。
（一）地域管辖规定不合理
按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环境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管辖。实践中，受害人往往选择的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但对于环境民事侵权案件来说，选择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法院管辖可能并不足以保障案件得到公正而又高效的处理。对于环境民事诉讼而言，不仅仅涉及当事人利益，更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法院所作的判决不仅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而且还会通过法院对加害企业的处理，影响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其他企业。”这种管辖规定造成了案件的处理结果不能够在企业当地产生应有的影响结果，不符合社会的公正性需求。加之当事人选择法院的相对任意性，也给法院证据保全，甚至执行带来极大不便，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二）级别管辖不适应现实要求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基层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大多数的环境民事诉讼案件都有基层的法院来进行审理。2002年至2011年一审环境案件的收案数仅占同期一审案件总数的0.2%。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案件是比较少的，当然这并不代表这类案件发生率比较低，而是由环境案件本身的举证难，胜诉难以及较强的专业性所决定的。许多基层法院甚至从没审理过环境民事诉讼案件，更不用说积累审判经验了，环境纠纷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法院和法官的较高要求，这些对于目前的基层法院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将环境民事诉讼交由条件还不具备的一些基层法院来审理，并不能够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合理及时的处理。
（三）环保法庭的专属管辖缺乏规范性
“通常认为，确定管辖的原则主要有便于诉讼、便于审判、保证公正审理、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以及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因此环保法庭的管辖实践并非易事。贵阳中院所进行的探索是有益的，但要普及环保法庭任重而道远，因为实践中由于程序设计不健全，在管辖的处理上出现了很多问题。环保审判组织如果在每个基层法院都设立，是否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在几个特定的地区设立，必将造成不利于诉讼的局面；如果只是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相应的二审，那么对于中级人民法院自身受理的一审环境案件，二审该如何处理，甚至是需要进行再审，开启审判监督程序时又如何处理？“此外，对于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案件以及公益诉讼案件，其地域管辖及级别管辖如何确定？”这些都是成立专门环境审判组织所必须解决的程序问题。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探索
（一）确立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的专属管辖
基于目前地域管辖存在的问题，应根据环境民事诉讼所涉利益的广泛性和满足社会的客观公正要求确立专属管辖，即环境民事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实施地的法院管辖。
由侵权行为实施地的法院管辖环境民事案件，能够最大限度的对案件进行公正合理高效的审理。其一，利于集中环境民事诉讼管辖权，既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又能够更快的使侵权行为地法院积累审判经验，使其对相关案件的实体和程序把握更为公正合理。其二，由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管辖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审理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对当地的相类似企业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从而抑制对受害人不利行为的发生，真正使这种专属管辖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其三，由侵权行为实施地的法院来管辖，能够使该法院及时的对侵害企业或者责任人采取措施，例如停止侵害等。许多环境侵权案件都需要法院进行先予执行，侵权行为实施地的法院最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关于认定案件事实，核实证据以及证据保全，甚至是案件执行上，侵权实施地法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极大的提高诉讼效率。其四，由于环境纠纷常常跨区域，导致管辖争议不断，虽然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由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管辖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适当提高一审环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
可将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环境民事案件的的一审管辖法院，但并不是在所有地区都将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环境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法院。基于这样考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环境案件本身对法院和法官所具有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类似于民事案件中的知识产权案件，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审理是最理想的状况，因为他们具备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和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再加上长期积累的审判经验和技能，能够很好的处理环境民事案件。但在我国没有普遍设立专门环境审判组织的情况下，中级人民法院成为了最适合审理一审环境民事案件的法院。因为中级人民法院与基层人民法院相比，在基础设施，人员配备，法官的审判经验和技能上都更胜一筹，有些中级人民法院甚至能够抽调部分法官组成临时专业的环境审判合议庭，这对案件公正合理的处理是毋庸置疑的。其次，环境案件往往涉及人数众多，利益群体广泛，可以说涉及到环境纠纷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影响力比较大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本来就无可厚非，中级人民法院在其长期的审判过程中，对这种涉及利益范围较广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更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其公信力也比较强。
（三）进一步规范专门环境审判组织的规则
上文也提到，成立专门的环境审判组织是解决管辖问题的最好途径，也是环境民事诉讼管辖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专门环境审判组织的程序规则，以使专门环境审判组织的发展更为规范。
并无必要在所有基层法院都设立环保法庭，在环境案件多发地区，可以多设立基层法院的环保法庭，在条件不具备或者环境案件较少的地区可以少设立，但其管辖范围可以适当扩展。设立了基层环保法庭，就必须根据诉讼法的基本规定，设立二审的环境审判组织，否则就会出现经过专业的环境法庭审理后，在二审时由非专业的普通审判组织审理，这样的审理并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设立不同级别的专门环境审判组织后，各级别环保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就必须更加的明确，应该有比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更为详细的标准，因为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单纯根据案件繁简、标的大小和影响大小难以划分地域管辖。因此在环保法庭的实践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必须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6
（一）牵连管辖的概念与意义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了审判独立的法律原则。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权力之一的审判权专属于法院，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审判权产生和存在的目的并非为了抽象意义上的独立，而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冲突或纠纷，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为了实现审判权的目的和功能，抽象意义上的审判权需要具体化。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一从抽象到具体化的过程，就是抽象的审判权被具体分配到国家各级法院的过程；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抽象的审判权具体化的结果，就是国家各级法院经由分配而获得了审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权限，即审判管辖权，正是在之个意义上，审判管辖权也被称为具体的审判权。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发生于国家与个人间的一种权益冲突，刑事审判权正是为解决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权益冲突而设，因此，刑事审判权本身也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化的分配过程，其结果是国家各级法院获得了相应的刑事审判管辖权。
权力分配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分配结果正当化、合理化的前提和条件。为了保证刑事审判权分配的正当合理性，国家以审级和地区作为分配标准建立起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等规范化的审判管辖制度。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建立起规范化的审判管辖制度，那么不同的诉讼案件应应该按照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原则分别确定其管辖法院。但是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由于犯罪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的数个案件之间可能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如数个案件均为同一被告人所为或数个被告人共犯一案，而数个案件或数被告人按规定又应由不同的法院管辖，这时如概由其管辖法院分别管辖、分别审判，即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发现客观真实，也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因为：一方面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数个案件之间在案情上、证据上可以相互印证，如果将其拆开由不同的法院进行审判，不利于法院全面掌握案情，在多方印证、鉴别的基础上合理判断证据，正确查明案件事实；同时，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数个案件之间在案情调查和证据运用方面多有重合，分别审判将导致不同法院为查明同一事实分别展开法庭调查和辩论，这无疑将导致诉讼程序的重复运作，增加分别诉讼的成本，不利于实现诉讼的经济化。正基于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刑事诉讼法都对审判管辖制度作出了相应的技术性调整，设立了牵连管辖制度作出了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制度的例外和补充。所谓牵连管辖，就是指本属于不同法院管辖的数个案件，因为相互之间存在关联性而其中一个法院合并管辖、合并审判。根据牵连管辖制度，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数个案件应当合并在同一法院的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审判，这就有利于法院全面了解案情、多方印证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同时，利用一道审判程序处理了多个案件，可以避免程序的重复，减少分别诉讼的成本，可以避免程序的重复，减少分别诉讼的成本，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因此，牵连管辖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科学化和经济化的目标，避免了机械适用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合理性，更符合设立审判管辖制度为实现诉讼合理化的目的和初衷。
（二）牵连管辖制度的内容
牵连管辖制度的内容包括牵连管辖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规则两个方面。前者是要解决哪些案件才能适用牵连管辖，后者是要确定牵连管辖权的归属，即相牵连案件究竟应该由哪一个法院管辖。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牵连管辖的适用条件牵连管辖实际上是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的例外，作为原则之例外，为了不致破坏原则的普适性，牵连管辖的适用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实体和程序条件。
（1）实体条件：即适用牵连管辖的数个案件相互之间必须存在关联性。由于“关联性”一词更多地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非分析性概念，因此难以从抽象的理论层面精确地界定关联性的含义，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也都是采取列举的方式来描述关联性的含义，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关联的含义）规定：“某人被指控犯有数个犯罪行为，或者在一犯罪行为中数人被指控是主犯、共犯或者犯有庇护、藏匿犯人或者赃物罪时，即为互有关系。”《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9条（关联案件）规定：“（1）几个案件在下列场合视为相关联：一、一人犯有数罪；二进制、数人共犯同一罪或者共犯水同的罪；三、数人合谋分别犯罪；（2）藏匿犯人罪销毁证据罪、伪造证据罪、作虚假鉴定翻译罪、及有关赃物之罪同正式犯罪，均视为共犯。”《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牵连的情况）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诉讼相互牵连：“（1）如果所追诉的犯罪是由数人共同实施的或者在相互合作中实施的，或者数人采用相互独立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2）结果某人被指控采用一个作为或不作为实施了数项犯罪或者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采用数个作为或不作为实施了数项犯罪；（3）如果某人被指控犯有数罪，其中一些罪行是为执行或掩盖另一些罪行而实施的。”通过对上述立法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刑诉法均认同在两种情形下适用牵连管辖：一是一人犯数罪；二是共同犯罪。对于前者，我们可以将案件间的关联性的含义精确地界定为“被告人的同一性”，但对于后者则不能简单地将案件间的关联性界定为“犯罪事实的同一性”，因为这里的“共同犯罪”是最广义上的共犯，不仅包括共同故意犯罪还包括共同过失犯罪以及同时犯罪；不仅包括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还包括事后通谋的共同犯罪的窝藏、包庇、窝赃、销赃等犯罪。应该说，这里的“共同犯罪”并不完全符合严格的实体法上的“共同犯罪”的概念，而更多地具有程序法上的特征和意义，因此有学者称之为“诉讼法上的共犯”。在诉讼法上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尽管案件之间的关联性表现为客观上的关联即犯罪事实相关联，但这种关联性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基关联性的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简单地以“犯罪事实同一性”来界定基关联性的含义难谓准确。
（2）程序条件：包括以下三项要求：
A、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性质必须相同。刑事诉讼牵连管辖上是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扩张，即法院就其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取得了管辖权，但是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扩张以同质性为前提，即刑事审判管辖权扩张只能在相同性质的刑事审判管辖权之间进行，普通刑事审判管辖权与特别刑事审判管辖权之间因性质不同而不能相互扩张，换名话说，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如《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6条（关联案件的合并管辖）规定：“地区管辖不同的九个案件相关联时，对一个案件有管辖权的裁判所，可合并管辖其他案件。但是，依据其他法律规定属于特定裁判所的案件，则不能管辖。”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也认为：“如其审判权各有所属，一归普通法院，一依军法审判，固不生合并管辖或合并审判之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还存在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普通刑事审判管辖权与特别刑事审判管辖权之间也可以相
互扩张，也就是说，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可以进行牵连管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3条即规定了由普通法官管辖的诉讼与由特别法官管辖的诉讼牵连管辖诉讼的情况，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性质必须相同”这一程序条件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B、刑事诉讼程序的性质必须相同。刑事诉讼程序因性质不同分为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两种程序在结构和运作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在自诉程序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调解、反诉等，而在公诉程序中则不能。刑事诉讼牵连管辖要求将相关联的数个案件合并在同一法院的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审判，这里的“同一诉讼程序”指的是单一性质的诉讼程序，可以是公诉程序，也可以是自诉程序，但决不能是公诉与自诉相混合的诉讼程序，因为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在结构和运作上的差异必将引发相应的程序冲突，使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的合并难以运作。程序性质的单一性决定了案件性质的单一性，即适用牵连管辖的数个案件必须同为公诉案件或同为自诉案件，如果数个案件中既有公诉案件又有自诉案件，则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对于这项程序条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的国家如日本、法国等国不予考虑；但是对于实行国家和地区，这项程序条件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理论研究上也非常重视，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学家陈朴生教授即指出：相牵连案件已系属于数法院，所以合并审判者，以收诉讼经济为实益。如相牵连案件之诉讼程序各别……一为公诉程序，一为自诉程序，则仍以分别审判为宜。
C、刑事诉讼阶段必须相同。按刑事诉讼进行的程度的不同，整个刑事诉讼流程可以划分为侦查、、审判、执行四个阶段。如果相关联的数个案件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也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如《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6条（牵连之限制）第一款规定：“同时处于侦查、预审或审判阶段之案件方相牵连。”举例说，当甲案尚处于侦查阶段、而乙案已到法院，此时，尽管有证据表明甲、乙两案之间存在关联性，也不能将甲、乙两案合关审判，因为甲案尚处于侦查阶段，其基本事实尚未查清，匆忙合并不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
2、牵连管辖的适用规则（1）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适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由上级法院取得牵连管辖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条（互有关联案件之合并与分离）第一款规定：“对单独时分别系属不同级别的法院管辖的案件，互有关联时可以予以合并向拥有更高管辖权力的法院提讼。”《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牵连案件的合并管辖）第一款规定：“事物管辖不同的九个案件相牵连时，上级裁判所可将其合并管辖。”实行“就高不就低”原则的法理依据在于确保审判的正确性和公正性。从法官个体的角度而言，上级法院的法官一般来说法律素养更高、审判技能更强、审判经验更为丰富，因此更能保证正确的司法决定；从法院整体的角度而言，上级法院处于较高的司法层次，审判的独立性更能得到体制上的保障，更有利于实现审判的公正性。
（2）同级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如何确定牵连管辖权的归属，各国的立法规定不尽相同。德、日等国主张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法院牵连管辖，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数个地域管辖权相竞合，第一款规定：“在依照第七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中，优先权属于最先开始调查的法院。”这就明确规定了牵连管辖权归属于最早行使管辖权的法院，同时为解决管辖权争议，该法同条第二款紧接着规定。“但是共同的上级法院可以将案件的调查、裁判移送给其他管辖权的法院。”这实际上是规定在牵连管辖权出现争议的情况下，由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但是，意大利却主张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其管辖法院，《意大利诉讼法典》第16条规定：（1）如果数个法院对数项相互牵连的犯罪都同样拥有案件管辖权，负责审理最严重罪行的法官对所有诉讼拥有地域管辖权。（2）在所在罪行都同样严重的情况下，负责审理第一次犯罪的法官拥有地域管辖权。（3）在所追诉的犯罪是由数人共同实施的或者在相互合作中实施的，或者数人采用相互独立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的情况下，如果作为或不作为是在不同的地点实施的并且行为造成一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发生地的法官拥有地域管辖权。还有的国家如法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由哪一个法院牵连管辖，而是根据案件情况灵活确定，如法国刑事司法判例中认为：当在同一级别的普通法院之间发生管辖权扩张时，管辖权的扩张应利于可以确保实现最佳司法的法院，例如最便于收集证据的法院的管辖权得到扩张。这里的所谓“确保实现最佳司法的法院”就是一个极富弱性的概念，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确定其内涵，即使是“最便于收集证据的法院”也是一个内涵相关模糊的概念。显然这种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司法的随意性，不足为取。
（三）我国牵连管辖制度的构建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对牵连管辖作出规定，尽管有学者撰文建议在刑诉法修改时增设牵连管辖制度，但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并未采纳这一立法建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仍未对牵连管辖作出规定。但是长期以来，牵连管辖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品运用得相当普遍，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解释》中第5条规定：“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牵连管辖的司法解释弥补了刑事诉讼立法上的缺漏，具有某种现实合理性，但这种超越司法解释权，明显带有立法性质的“司法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本身却有一个合法性问题。根据程序法定原则，涉及刑事司法机关的诉讼职能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保障的重大问题，均应采取立法的形式，由刑事诉讼法作出规定。刑事诉讼牵连管辖制度作为刑事审判管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关涉法院审判职能的配置，因此应该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由法院自己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定。为此，在及时总结我国的司法经验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的基础上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中增设有关牵连管辖的规定，以期从立法上规范、完善牵连管辖制度。具体构想如下：
1、牵连管辖的实体条件。
《解释》第5条规定牵连管辖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1）一个犯数罪；（2）共同犯罪；（3）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应该说，《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够科学，“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这一条件可能将牵连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得过宽，从而为法院滥用牵连管辖权提供了方便。实际上，牵连管辖适用的对象就包括一人犯数罪和诉讼法上的共犯两种情形，因此，最佳的立法模式是采取各国通行的列举式，明确规定牵连管辖适用于以下情形：（1）一人犯数罪；（2）数人共犯同一罪或者共犯不同的罪；（3）数人合谋分别犯罪；（4）本罪之窝藏、包庇罪、伪证罪以及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赃物罪。
2、牵连管辖的程序条件。
（1）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不能牵连管辖。《解释》第20条规定：“现役军人（含军内在编职工）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法院管辖；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全案由军事法院管辖。”这就明确规定了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军事法院）之间原则上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只有在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例外情形下，才由军事法院牵连管辖。对此，有人提出批评认为军地互涉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论是否涉及国家军事秘密均应由军事法院牵连管辖、并案审理。我们认为，允许或禁止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牵连管辖，都是各有利弊，更多地是个司法传统问题。从我国司法体制看，我国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且已形成传统，因此没有必要作大的调整，改变分别管辖的基本体制。
（2）自诉案件中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与公诉案件之间不能牵连管辖。《解释》第194条规定：“被告人实施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公诉案件时，对自诉案件一并审理。”这就明确肯定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之间可以牵连管辖。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因为前面已指出，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在结构和运作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之间原则上不能转自诉的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这种公诉转自诉案件在性质上与公诉案件并不二致，一旦，即不能和解、调解和反诉，因此将其与公诉案件并案审理不致引发程序冲突，可以允许这类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牵连管辖。
（3）当然，处于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案件之间也不能牵连管辖。
3、牵连管辖的适用规则。
《解释》第5条规定当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这就确立了牵连管辖“就高不就低”原则，应该说这一规定是值得肯定的。立法时可以借鉴、参考这一规定。另外对于不同地区的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如何确定牵连管辖权的归属，我国刑诉法第25条可供援用。该条本为处理同一案件分别系属于几个同级人民法院时如何确定地区管辖权而设，但同样可用以处理牵连案件的地区管辖权问题，根据该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据此，在我国，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由最先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取得牵连管辖权，有主要犯罪地的，由主要犯罪地人发源地牵连管辖。对牵连管辖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管辖。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7
地域管辖，就是确定不同区域法院第一审诉讼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的分工与权限。①《行政诉讼法》第17条对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作了如下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②法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由最初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二是经复议的案件，如果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仍然是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只能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所以仍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如果是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法条规定，原告可以选择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或者是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由于行政案件的被告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就是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可见，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仍然遵循了“原告就被告”的设置原则。
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原则，是指 “被告在哪个法院辖区，原告就应当到哪个法院起诉，案件就归该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③传统的观点认为，按“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管辖权，可以充分体现 “两便原则”的精神内涵。“两便原则”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对人民司法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④“两便原则”的核心内容：一是便于群众诉讼；二是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两便原则”是我国三大诉讼确定法院管辖应当坚持的原则。“两便原则”充分体现了肖扬院长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传统的观点认为，“两便原则”就是要让当事人近距离诉讼，以节约诉讼开支；就是要让人民法院就近行使管辖权，便于通知当事人，便于查证与执行。因此，行政诉讼案件为了贯彻“两便原则”的精神，按“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设置管辖权，是因为符合行政权的辖区范围，行政机关只有在其行政辖区内才有实施行政行为的管辖权，案件的发生地多是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就原告来说，也多是其辖区内的行政相对人。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可以方便当事人就近诉讼，也可以方便人民法院通知各方当事人应诉，便于人民查证与执行。另外，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也适应了法规、法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区域性特点。法律文件中的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众多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区域性有效的特点，无论这些案件是依据还是参照，它们都是行政机关执法的依据与标准。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就能保证执行机关的依据与审判机关审查的依据的一致性，避免出现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规范或依据冲突。同时，“原告就被告”，还能对原告起到滥诉的预防作用。⑤
笔者认为，“两便原则”就是“就近诉讼”的传统观点，并没有完全体现“两便原则”的精神实质，是偏面的。笔者认为，“两便原则”的精神实质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讼成本；二是司法公正，并且司法公正是核心是灵魂。方便当事人诉讼，就是便于当事人利用审判制度得到公正的裁判，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的争议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笔者认为即使在其门家口诉讼，对当事人也是不方便的。当事人如果不能得到公正的裁判，其就会上诉、申诉、缠诉、信访，其花费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不仅不能节约诉讼成本，反面更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并且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尊严与权威。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司法公正去奢谈什么方便当事人诉讼。针对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来说，如果仅仅理解为便于法院通知当事人应诉，便于查证与执行是完全不够的，这也只是抓住了“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含义的表面现象。笔者认为，“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就是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地行使宪法赋予的审判权，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和破坏，以作出公正的裁判。因此，“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就是要保障人民法院在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下公正地作出裁判，这才是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根本内涵。如果人民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时时受到外来压力的困扰，何谈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因此，从上述分析来看，“原告就被告”原则并不能真正完全体现“两便原则”的实质内涵。
按“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权，并不能体现“两便原则”的真正内涵，存在如下弊端：
一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抗干扰能力差，审判权时时受到行政权的干扰和破坏。行政案件的特点是被告一方必是行政机关。由于我国司法体制的地方化、行政化设置，行政机关多掌握着人民法院的财权、政权、人事权。行政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行政案件往往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干扰和破坏，并且相对于其他案件来说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按“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管辖权，不能便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使当事人节约诉讼开支方便当事人诉讼。人民法院针对行政案件的干扰往往无力排除，对行政案件往往不敢受理不敢裁判，当事人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既损害了司法尊严，又引起当事人进一步的上诉、申诉、缠诉、信访，更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并不能真正起到便于当事人诉讼的目的。
三是针对便于人民法院查证与执行的观点来说，也是为现代的司法理念和现实环境所抛弃。随着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建立，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越来越窄，举证质证只能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法官只是被动中立裁判。当事人举证不能，当事人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因此，便于人民法院查证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就便于人民法院执行来说，更为“执行难”的现实环境所否定。而“执行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困挠。
四是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根据我国“畏诉、厌诉、屈死不经官”的几千年的传统，以及目前人们依法维权意识的薄弱，特别是针对行政诉讼来说人们更是不知告、不会告、不敢告的现实，原告人滥诉的记录毕竟是极少数的。
当然，司法不能独立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管辖权，而在于司法体制的地方化、行政化设置。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能改变司法体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其他途径，而使行政审判走出低谷徘徊的困境。
二、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对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一般地域管辖制度改革的借鉴。
异籍管辖制度，是美国民事诉讼在地域管辖权设置上的一项程序规则。根据美国有关程序规则规定，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是指：“如果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州籍相同，则该案件一般应属于某一个州/地区的地方法院进行管辖，联邦法院不得受理该案；如果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州籍相异，则应由联邦法院对该案件行使异籍管辖权，以防止州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的偏袒倾向。”⑥
笔者认为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就是一个公正理念。一是异籍管辖制度符合当事人“等距离”⑦诉讼的价值观念要求。异籍管辖制度为当事人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公平审理案件的管辖法院，“为具有不同州籍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得以公平审理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法院—不偏不倚的联邦地区法院。”⑧二是异籍管辖制度大大提高了司法的抗干扰能力，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异籍管辖制度使案件脱离了当事人所在地区的限制，抗干扰能力强，也能有效防止州地方法院偏袒本地居民当事人，歧视外州居民当事人的美国式地方保护主义弊端的产生。”⑨
笔者认为，我们在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权设置上，可以借鉴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而设置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异籍管辖制度”。
三、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权设置的两种模式选择。
借鉴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而设置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一般地域管辖的“异籍管辖制度”，提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抗干扰能力，可以采取两种模式：
一是提级审判。就是提高一审行政案件管辖的法院级别，使行政诉讼案件脱离行政机关的辖区限制。级别较高的法院审理级别较低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能使行政案件脱离行政机关的辖区干扰，又符合“上级服从下级”的行政权行使的惯例。同时案件相对集中，可以解决目前基层人民法院案件少司法资源闲置的矛盾，符合管辖权设置“法院负担适当”的原则。⑩
二是“异域管辖”。就是发挥我国法律规定的指定管辖制度的优势，对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统一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将被告为A区的行政机关的案件指定B区法院管辖，反之亦然。目的仍然是使行政诉讼案件脱离行政权的干扰和破坏。
参考资料：
①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2版，P82.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
③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3版，P79.
④黄松有著，《与时俱进的“两便原则”：民事审判改革的指导思想》，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P24.
⑤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2版，P83.
⑥杜闻著，《异籍管辖制度和“利益分析”》，载2004年2月25日《人民法院报》B2版。
⑦“等距离”诉讼，其诉讼格局的实质应包括三个方面：实体裁判结果的等距离一实体公正；程序保障的等距离一程序公正，当事人心理认可的等距离一心理公正。
⑧⑨同⑥。
⑩同①，P79.
诉讼案件管理制度篇8
[论文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程序规则；诉讼效率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改，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在这次修改中，最令我们关注的亮点之一就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创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从该条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小额诉讼程序附属于简易程序。第二，实行一审终审。第三，适用具有强制性。第四，我国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标准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小额诉讼程序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它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程序规则，这也正是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仅用一条法律规定来构建小额诉讼程序显然过于单薄，所以对于其具体的程序规则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本文拟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程序规则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便利当事人诉讼的特殊程序规则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当事人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中拥有的上诉权利被予以剥夺。这种剥夺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正当性的。“小额诉讼程序所追求的理想是不需要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为实现效率、效益优先的原则，小额诉讼程序设计了诸如时限缩短、限制诉的变更、判决书格式化、一审终审等模式。”但是，既然对于小额诉讼案件牺牲了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就必须在其他方面给与一定的“补偿”。所以，对于小额诉讼程序，应该规定便利当事人诉讼的一些特殊程序规则。笔者认为，便利当事人的特殊程序规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法院提供表格式的起诉状，方便当事人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写作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予以准确记录，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原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捺印。”从这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简易程序中，只有具备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和委托他人写作起诉状确有困难两个条件时，原告才能口头起诉。小额诉讼程序是比简易程序更为简便易行的程序，理应有更加便于当事人起诉的特殊规则。鉴于此，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某些地区的做法，由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起诉时的表格化起诉状，在原告起诉时没有提交起诉状的情况下，由立案庭的法官指导起诉的原告填写表格化起诉状，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联系方式等案件信息予以填写。笔者相信，这项措施一定会便利当事人提起小额诉讼，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起诉难问题。
（二）对现有地域管辖规则进行部分修正，方便原告起诉
案件的管辖地对于当事人，尤其是对于弱势一方当事人至关重要。如果案件管辖地距离当事人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比较遥远，很可能导致潜在的原告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后放弃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选择忍气吞声。小额诉讼的案件标的额较小，且起诉的原告多为处于弱势群体一方的自然人，因此案件管辖地对于起诉原告一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根据某些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小额案件的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中一般管辖之规定，但是当小额案件当事人一方是法人或商人时，不适用约定债务履行地管辖及合意管辖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借鉴这些地区的规定，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对于现有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进行部分变通，规定如果公民一方起诉的被告一方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时，小额诉讼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笔者相信，这种对现有管辖规则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的部分修正，一定会提高公民保护自己小额经济利益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普通民众接近司法。
（三）对法院现有工作时间进行部分调整，方便当事人诉讼
在国外，为了便利当事人诉讼，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假日法庭”、夜间法庭等法庭形式。例如，某些地区的“实行小额诉讼审理的弹性期日规则，即案件审理的时间可以十分灵活，甚至可以在夜间或休息日进行”。在我国，大部分法院上班时间都为周一至周五，而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当事人的上班时间也一般为周一至周五。所以，如果让小额诉讼的当事人去牺牲工作日时间去应付诉讼，会使他们基于时间成本的高昂而放弃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进而忍气吞声。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曾说过：“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所以，笔者建议，对现有法院工作时间进行部分调整，让审理小额诉讼案件的法官在周日和周一休息，而在周二至周六上班，使部分当事人可以利用休息日进行小额诉讼，以节省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笔者相信，这一便民措施会有利于公民提起小额诉讼，以维护其受损的合法权益。
（四）降低小额诉讼的诉讼费用收费标准，节省当事人诉讼成本
诉讼费用的高低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提起诉讼的一个重要因素。小额诉讼的诉讼标的额较小，程序保障程度较低，它的价值追求更注重诉讼效率。因此，小额诉讼程序的诉讼费用收费标准理应比简易程序低。例如，在美国，“法庭只收取固定的规费，诉讼成本较低”。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小额诉讼的审理程序比简易程序更为简便易行，所以收费理应更低。笔者建议，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为适用普通程序的四分之一，从而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二、法院审理小额诉讼案件的特殊程序规则
（一）加强法官的释明义务，便于当事人理解程序规则
“释明义务最早源于认为法官在诉讼中应负有共同义务的德国，是法官为了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真实而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在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诉讼标的额比较大，当事人聘请律师诉讼的比例较高，因此法官的释明义务相对轻一些。而小额诉讼的诉讼标的额比较低，许多国家鼓励由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尤其是在我国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程序意识普遍比较低，所以理应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中加强法官的释明义务。笔者建议，法律应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有关法律术语或法律制度不明白时，法官应当释明。如果当事人要求法官对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及法律后果进行释明，而法官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释明义务时，应该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救济，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笔者相信，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加强法官的释明义务，必将有利于当事人理解程序规则，同时也有利于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公正诉讼结果的产生。
（二）加强法官的部分职权，以快速推进小额诉讼程序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大部分案件都属于财产型诉讼案件，应当适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诉讼的开始、进行和终结都应由当事人推进。但是，小额诉讼程序以诉讼效率为价值追求，如果任由当事人任意拖延诉讼，会导致小额诉讼的诉讼效率价值荡然无存。因此，世界上许多建立了小额诉讼制度的国家，都普遍规定法官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中享有更多的职权和自由裁量权，以此来保证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例如，某些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436条之14规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法院得不调查证据， 而审酌一切情况， 认定事实， 为公平之裁判： 一、经两造同意者。二、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当事人之请求显不相当者。”从这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大大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建议，我国法律也应该规定，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拥有更多的证据调查裁量权和诉讼指挥权，以提高程序的运作效率，保障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
（三）简化判决书的制作，提高法院结案效率
判决书的制作需要耗费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普通程序由于诉讼标的额比较大，案情比较复杂，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制作判决书具有正当性，可以提高判决的说理程度和当事人对判决的可接受性。但是，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比较小，案件属于简单民事案件，因此简化判决书的制作具有合理性。例如，某些地区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判决可使用司法院核定的表格化判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该地区的做法，规定小额诉讼的判决除当事人争议较大和当事人明确要求完整制作判决书的以外，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表格化的判决书，简要记载判决结果和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这样会显著提高法院的结案效率，有利于实现小额诉讼程序的诉讼效率价值，同时也有利于法院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审判比较复杂和诉讼标的额较大的案件。
三、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特殊程序规则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表现之一就是滥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小额诉讼程序为普通民众接近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该程序也可能被滥用。因此，为了防止小额诉讼程序的滥用，法律必须规定一些特殊程序规则予以限制。
（一）对当事人每年利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次数予以限制
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廉价的司法救济，为公民接近司法、利用公力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司法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公民利用小额诉讼程序救济权利的次数过于繁多，不仅会使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对于其他公民也是不公平的。因此，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对当事人每年利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次数进行了限制，以此来保证让民众更加公平合理地分享小额诉讼的利益。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一原告在同一简易法院1年内可以请求使用小额程序进行裁判的次数不得超过10 次”。笔者认为，为了节省司法资源，防止潜在的原告滥用诉讼权利，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同一原告在1年内可以请求使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裁判的次数限制，可以借鉴日本的规定，规定为10次。
（二）对于将一件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拆开成几件小案进行起诉的作出限制性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规定，为了利用小额诉讼程序迅速处理小额诉讼案件，把一件诉讼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拆开成几件小案进行起诉。这种做法偏离了小额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浪费了人民法院宝贵的司法资源，同时也是违反一事不再理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的。在美国，许多州的法律规定，除非有例外规定，禁止将同一件案件拆分成几件小案起诉，就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小额诉讼程序。因此，我国法律也应该对这种滥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行为进行事先的限制。笔者建议，法律应明确规定禁止将一件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拆开成几件小案进行起诉，除非起诉的原告在起诉时明确表示放弃对案件剩余标的额提起诉讼。如果原告利用小额诉讼程序提起部分标的额的案件，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后，同一原告又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对案件剩余标的额提起小额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小额诉讼程序的正当使用。
四、结语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