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保险制度范文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诉讼保险，诉讼费用，法律援助

诉讼保险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即公民预料到自己将来有介入到诉讼纠纷中的可能，在尚未发生诉讼纠纷之前，每月或者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诉讼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用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诉讼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解决法律援助律师费用及其他诉讼费用的责任(即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一、诉讼保险制度的功能与缺陷

1.诉讼保险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

现代国家强调法治主义，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靠采用排除自力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公民利用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权益的前提是必须支付民事司法运作的经济成本。目前，各国普遍规定对公民的民事诉讼采用收费制，从到上诉，从案件受理费到律师费，还有如鉴定费、证人费、差旅费等众多的其他诉讼费用，这对当事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通过设立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民众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身的诉讼费用风险融人商业保险的运作中，从而降低和减少诉讼所带来的费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获得接近正义的保障。

2.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缓解法律援助的压力

由于我国国情，加上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导致现实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涵盖范围极为有限，法律援助的作用也始终无法达到保障所有需要援助的公民都能充分利用诉讼救济自己权益的程度。如果设立了诉讼保险制度，使一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民众从对法律援助的期望转向投入与回报相均衡的诉讼保险中来，这样既不会影响法律援助对贫困者维权的救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等收入民众维权的可行性，从而实现法律救济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律师收入，提高律师业服务水平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当事人会因经济压力的缓解而积极地利用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诉讼保险保障了当事人能够自由选择由保险公司付费的律师，这样当事人会更积极地聘请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帮助自己进行诉讼。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提供诉讼保险的保险公司为当事人提供侯选律师的做法不仅使律师诉讼案件的机会增多，而且律师为了能够诉讼保险公司投保人的诉讼，必然会通过提高其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方法来同其他律师竞争，从而最终促进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4.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并促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与法治观念

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按照诉讼保险合同的规定向投保人支付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和数理统计的理论集合大量诉讼保险标的，让所有参加诉讼保险的投保人来分化某一具体的投保人的诉讼风险，并且通过再保险和保险资金多渠道投资，从而最终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同时，诉讼保险制度还能解决民众对诉讼的顾虑。当事人只需交纳一定的保险费来购买诉讼保险，则由保险公司来替当事人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上的风险，从而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

不可否认，诉讼保险制度也具有以下先天不足之处。一是它的覆盖面比较窄。该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那些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介入法律纠纷的中等收人阶层，事实上无法满足真正贫民的法律要求。因此，从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意义上看，诉讼保险并不是一条最佳途径。二是诉讼保险制度使得律师依赖于保险公司来获得报酬，容易造成保险公司操纵诉讼的不良后果。三是设立诉讼保险制度会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导致当事人滥诉现象的出现。四是诉讼保险的实行通常具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二、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障碍

1.观念的落后

由于我国国民的诉讼意识和保险意识都欠发达，所以国民对接受诉讼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观念上与思想上的准备，这会严重影响诉讼保险需求的形成和规模。可是，如果诉讼保险需求达不到一定的量，相应的诉讼保险供给也不会产生，这是我国当前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最大障碍。

2.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缺乏相配套的必要的法律规范与保险技术

首先，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有关由第三人来支付诉讼费用的法律规范，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相应的法规支持。再：者，由于我国保险业目前对诉讼保险制度尚未予以关注，因而缺乏技术层面的经验与知识，更不用说相应的保险法律规范了。

3.目前我国律师收费在计算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对于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也存在极大的困难

诉讼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是以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保障的。如果律师收费不确定，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保险公司为了节约费用而向当事人提供素质差的律师，保险公司也会因律师收费不明确而担心自己的盈利状况，从而潜意识地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聘请收费低廉的律师，而律师为了招揽业务，不惜降低费用，引发律师业内部的不正当竞争。

4.制裁当事人滥诉制度的缺失，也是诉讼保险制度移植的障碍之一

由于部分公民因一些小事而大肆兴讼，不仅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缺乏制裁当事人滥用诉讼制度的规范。如果移植诉讼保险制度，滥诉问题势必将同样困扰保险公司。

三、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前提

1.公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的培养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离不开国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具体诉讼保险产品的介绍，逐步培养出来的。因此，可以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开展大规模的诉讼保险宣传活动，为诉讼保险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2.律师收费标准的明确

目前在我国律师收费标准暂不统一和明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法比较可靠地预测投保人的诉讼风险以及确定保险责任和保险费，因而投保人也无法根据自己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的大小决定购买相应的险种。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操作性较强的律师收费标准。

3.为了防止当事人的滥诉，必须强化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法院都开始推行诉讼风险提示制度，使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就能预知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潜在的风险，此举无疑彰显了法院打造“服务型法院”的服务理念。实际上，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案件前进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则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在设立诉讼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向当事大提供有一定权威的法律专家来对当事人进行事前诉讼风险预测以及风险告知，这样既能便当事人不会盲目地诉讼而加重法院的负担，又可帮助当事人购买合适的诉讼保险，从而推动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4.保险公司的充分关注与积极推动

诉讼保险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只能由保险公司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研究。可见，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诉讼保险无疑只是纸上谈兵。

四、我国开办诉讼保险的可行性设计

1.诉讼保险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如前所述，西方的诉讼保险一般只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那么，在行政诉讼乃至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那么，诉讼保险能否及于三大诉讼的范围，值得思考。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三大诉讼面临的不同风险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诉讼保险原则上是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的。德国最初由机动车保险领域把业务拓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有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瑞典在刑事案件中规定诉讼保险原则上适用于为被控告过失犯罪的人提供辩护，但是其过失不得为严重过失。那么；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具有明显胜诉可能的原告一方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保险支付律师费用等。

尽管诉讼保险原则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但在案件范围上也都会有一定限制。在具体种类的案件中，保险的范围往往受到不同的限制。如在意大利，保险案件大多用在与机动车事故有关联的或影响不大的方面；在瑞典，与住宅保险紧密相连的诉讼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有关住宅方面的诉讼是有效的(但离婚除外)。对有关被保险人的职业、房地产或者汽车的诉讼无效，而且保险标的不得低于200瑞典克郎。在丹麦，某些诉讼种类被排除在外，例如以被保险人为清偿债务人的纯托收诉讼，不适用于诉讼保险。

2.诉讼保险的适用形式

国外诉讼保险的形式通常包括单独式、附加式以及合作式诉讼保险等。其中，单独式诉讼保险是指不与其他保险相联系的、独立的诉讼保险。附加式诉讼保险是指在其他险种上附加诉讼保险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诉讼和机动车诉讼。这种诉讼保险并非单独的保险险种，按规定不能单独购买，而是和其他保险一起销售。如在瑞典，诉讼保险常和火灾保险、家庭保险一起销售；在丹麦，诉讼保险被作为其他种类保险如家庭或汽车险的一部分。最常见的种类是与家庭保险相结合，为被保险人个人的诉讼提供保险。合作式诉讼保险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的诉讼保险。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太高的情形下，单独的诉讼保险形式似不可取。附加式诉讼保险也许对普通国民更有吸引力。考虑到刚开始诉讼保险并不普及、聘用律师进行诉讼成本需要预测的情况，由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分别设立诉讼保险成本过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如果引进这一制度，首选的形式应当是采用合作式诉讼保险。这样的好处在于业务集中，专业化比较强，更容易被国民信任。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保险公司，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把诉讼保险交由专业的诉讼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诉讼保险更为可取。

3.诉讼保险的承保风险

通常情况下，国外的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与异议风险两种。前者仅涉及利用诉讼的潜在费用，它主要是承保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但必须对此进行事先预测而产生的风险。合作风险体现着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设置和选择险种以及收费上的一定的可预测性。因为在合作风险的承保范围内，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的理赔数额是可以进行预测的，这是根据一国法律对现有的法院体系及案件的适用程序有明确规定而得出的预测。比如保险公司在遗嘱确认案件所适用的法定诉讼程序计算出可能理赔的诉讼费用额，而投保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投保对象和投保额度。总之，合作风险的案件保费相对容易确定。而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异议风险的案件发生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交通事故、合同违约或者侵权行为，其发生的时间和所需要的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由于异议风险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有可能导致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等数额巨大。不过，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化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在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之后，异议风险的案件应当是吸引投保人的主要类型。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协商保费或者分阶段收取保费等技术性方法予以调整。

4.诉讼保险的保险责任

在保险责任范围方面，国外的诉讼保险有的仅适用担保律师费用，如在意大利，保险公司保证由律师和援助保险人，而在一段时间内，保险公司仅收取固定的、相对来说很小的一笔费用作为报酬，并且该报酬数额不得超过双方就法律费用协商达成的限额。有的仅负责诉讼费用，如瑞典的诉讼保险负责支付被保险人参加诉讼的费用，但是被保险人个人出庭费用以及因诉讼而造成的工资损失不在内。对于由被保险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此外，执行判决的费用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保险公司也不补偿被保险人在诉讼中因本人过失行为造成的不必要的开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保险公司最多负担4万瑞典克郎的保险责任，而在丹麦和挪威，被保险人如果有资格获得免费诉讼时，必须申请免费诉讼；如果获得免费诉讼，保险公司仅承担支付胜诉的对方当事人的费用的责任；如果基于不存在诉讼的适当理由而被拒绝给予免费诉讼，则不能使用该保险。因此，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接近正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诉讼领域兴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兴未艾。针对不少公民因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阻挡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状，现代各国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legalexpensesinsurance)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我国是否能够并且应当移植该项制度呢?若然，具体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参考文献：

[1]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袁彬.诉讼保险：二十一世纪新型诉讼救助[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3]王亚新.日本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和理论[A].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美]李本.中国的律师、法律援助与合法性[A].许传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诉讼费用制度研究”课题组.诉讼保险制度研究[A].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2000年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1.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诉讼保险，诉讼费用，法律援助

诉讼保险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即公民预料到自己将来有介入到诉讼纠纷中的可能，在尚未发生诉讼纠纷之前，每月或者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诉讼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用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诉讼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解决法律援助律师费用及其他诉讼费用的责任(即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一、诉讼保险制度的功能与缺陷

1.诉讼保险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

现代国家强调法治主义，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靠采用排除自力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公民利用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权益的前提是必须支付民事司法运作的经济成本。目前，各国普遍规定对公民的民事诉讼采用收费制，从到上诉，从案件受理费到律师费，还有如鉴定费、证人费、差旅费等众多的其他诉讼费用，这对当事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通过设立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民众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身的诉讼费用风险融人商业保险的运作中，从而降低和减少诉讼所带来的费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获得接近正义的保障。

2.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缓解法律援助的压力

由于我国国情，加上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导致现实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涵盖范围极为有限，法律援助的作用也始终无法达到保障所有需要援助的公民都能充分利用诉讼救济自己权益的程度。如果设立了诉讼保险制度，使一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民众从对法律援助的期望转向投入与回报相均衡的诉讼保险中来，这样既不会影响法律援助对贫困者维权的救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等收入民众维权的可行性，从而实现法律救济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律师收入，提高律师业服务水平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当事人会因经济压力的缓解而积极地利用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诉讼保险保障了当事人能够自由选择由保险公司付费的律师，这样当事人会更积极地聘请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帮助自己进行诉讼。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提供诉讼保险的保险公司为当事人提供侯选律师的做法不仅使律师诉讼案件的机会增多，而且律师为了能够诉讼保险公司投保人的诉讼，必然会通过提高其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方法来同其他律师竞争，从而最终促进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4.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并促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与法治观念

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按照诉讼保险合同的规定向投保人支付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和数理统计的理论集合大量诉讼保险标的，让所有参加诉讼保险的投保人来分化某一具体的投保人的诉讼风险，并且通过再保险和保险资金多渠道投资，从而最终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同时，诉讼保险制度还能解决民众对诉讼的顾虑。当事人只需交纳一定的保险费来购买诉讼保险，则由保险公司来替当事人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上的风险，从而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

不可否认，诉讼保险制度也具有以下先天不足之处。一是它的覆盖面比较窄。该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那些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介入法律纠纷的中等收人阶层，事实上无法满足真正贫民的法律要求。因此，从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意义上看，诉讼保险并不是一条最佳途径。二是诉讼保险制度使得律师依赖于保险公司来获得报酬，容易造成保险公司操纵诉讼的不良后果。三是设立诉讼保险制度会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导致当事人滥诉现象的出现。四是诉讼保险的实行通常具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二、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障碍

1.观念的落后

由于我国国民的诉讼意识和保险意识都欠发达，所以国民对接受诉讼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观念上与思想上的准备，这会严重影响诉讼保险需求的形成和规模。可是，如果诉讼保险需求达不到一定的量，相应的诉讼保险供给也不会产生，这是我国当前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最大障碍。

2.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缺乏相配套的必要的法律规范与保险技术

首先，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有关由第三人来支付诉讼费用的法律规范，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相应的法规支持。再：者，由于我国保险业目前对诉讼保险制度尚未予以关注，因而缺乏技术层面的经验与知识，更不用说相应的保险法律规范了。

3.目前我国律师收费在计算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对于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也存在极大的困难

诉讼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是以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保障的。如果律师收费不确定，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保险公司为了节约费用而向当事人提供素质差的律师，保险公司也会因律师收费不明确而担心自己的盈利状况，从而潜意识地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聘请收费低廉的律师，而律师为了招揽业务，不惜降低费用，引发律师业内部的不正当竞争。

4.制裁当事人滥诉制度的缺失，也是诉讼保险制度移植的障碍之一

由于部分公民因一些小事而大肆兴讼，不仅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缺乏制裁当事人滥用诉讼制度的规范。如果移植诉讼保险制度，滥诉问题势必将同样困扰保险公司。

三、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前提

1.公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的培养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离不开国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具体诉讼保险产品的介绍，逐步培养出来的。因此，可以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开展大规模的诉讼保险宣传活动，为诉讼保险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2.律师收费标准的明确

目前在我国律师收费标准暂不统一和明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法比较可靠地预测投保人的诉讼风险以及确定保险责任和保险费，因而投保人也无法根据自己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的大小决定购买相应的险种。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操作性较强的律师收费标准

3.为了防止当事人的滥诉，必须强化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法院都开始推行诉讼风险提示制度，使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就能预知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潜在的风险，此举无疑彰显了法院打造“服务型法院”的服务理念。实际上，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案件前进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则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在设立诉讼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向当事大提供有一定权威的法律专家来对当事人进行事前诉讼风险预测以及风险告知，这样既能便当事人不会盲目地诉讼而加重法院的负担，又可帮助当事人购买合适的诉讼保险，从而推动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4.保险公司的充分关注与积极推动

诉讼保险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只能由保险公司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研究。可见，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诉讼保险无疑只是纸上谈兵。

四、我国开办诉讼保险的可行性设计

1.诉讼保险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如前所述，西方的诉讼保险一般只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那么，在行政诉讼乃至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那么，诉讼保险能否及于三大诉讼的范围，值得思考。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三大诉讼面临的不同风险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诉讼保险原则上是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的。德国最初由机动车保险领域把业务拓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有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瑞典在刑事案件中规定诉讼保险原则上适用于为被控告过失犯罪的人提供辩护，但是其过失不得为严重过失。那么；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具有明显胜诉可能的原告一方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保险支付律师费用等。

尽管诉讼保险原则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但在案件范围上也都会有一定限制。在具体种类的案件中，保险的范围往往受到不同的限制。如在意大利，保险案件大多用在与机动车事故有关联的或影响不大的方面；在瑞典，与住宅保险紧密相连的诉讼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有关住宅方面的诉讼是有效的(但离婚除外)。对有关被保险人的职业、房地产或者汽车的诉讼无效，而且保险标的不得低于200瑞典克郎。在丹麦，某些诉讼种类被排除在外，例如以被保险人为清偿债务人的纯托收诉讼，不适用于诉讼保险。

2.诉讼保险的适用形式

国外诉讼保险的形式通常包括单独式、附加式以及合作式诉讼保险等。其中，单独式诉讼保险是指不与其他保险相联系的、独立的诉讼保险。附加式诉讼保险是指在其他险种上附加诉讼保险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诉讼和机动车诉讼。这种诉讼保险并非单独的保险险种，按规定不能单独购买，而是和其他保险一起销售。如在瑞典，诉讼保险常和火灾保险、家庭保险一起销售；在丹麦，诉讼保险被作为其他种类保险如家庭或汽车险的一部分。最常见的种类是与家庭保险相结合，为被保险人个人的诉讼提供保险。合作式诉讼保险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的诉讼保险。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太高的情形下，单独的诉讼保险形式似不可取。附加式诉讼保险也许对普通国民更有吸引力。考虑到刚开始诉讼保险并不普及、聘用律师进行诉讼成本需要预测的情况，由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分别设立诉讼保险成本过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如果引进这一制度，首选的形式应当是采用合作式诉讼保险。这样的好处在于业务集中，专业化比较强，更容易被国民信任。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保险公司，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把诉讼保险交由专业的诉讼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诉讼保险更为可取。

3.诉讼保险的承保风险

通常情况下，国外的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与异议风险两种。前者仅涉及利用诉讼的潜在费用，它主要是承保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但必须对此进行事先预测而产生的风险。合作风险体现着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设置和选择险种以及收费上的一定的可预测性。因为在合作风险的承保范围内，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的理赔数额是可以进行预测的，这是根据一国法律对现有的法院体系及案件的适用程序有明确规定而得出的预测。比如保险公司在遗嘱确认案件所适用的法定诉讼程序计算出可能理赔的诉讼费用额，而投保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投保对象和投保额度。总之，合作风险的案件保费相对容易确定。而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异议风险的案件发生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交通事故、合同违约或者侵权行为，其发生的时间和所需要的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由于异议风险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有可能导致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等数额巨大。不过，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化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在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之后，异议风险的案件应当是吸引投保人的主要类型。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协商保费或者分阶段收取保费等技术性方法予以调整。

4.诉讼保险的保险责任

在保险责任范围方面，国外的诉讼保险有的仅适用担保律师费用，如在意大利，保险公司保证由律师和援助保险人，而在一段时间内，保险公司仅收取固定的、相对来说很小的一笔费用作为报酬，并且该报酬数额不得超过双方就法律费用协商达成的限额。有的仅负责诉讼费用，如瑞典的诉讼保险负责支付被保险人参加诉讼的费用，但是被保险人个人出庭费用以及因诉讼而造成的工资损失不在内。对于由被保险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此外，执行判决的费用不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保险公司也不补偿被保险人在诉讼中因本人过失行为造成的不必要的开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保险公司最多负担4万瑞典克郎的保险责任，而在丹麦和挪威，被保险人如果有资格获得免费诉讼时，必须申请免费诉讼；如果获得免费诉讼，保险公司仅承担支付胜诉的对方当事人的费用的责任；如果基于不存在诉讼的适当理由而被拒绝给予免费诉讼，则不能使用该保险。因此，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诉讼保险制度；顶层设计；路径选择；操作模式；克拉玛依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2.0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刘雁湖，王伟.克拉玛依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探索与尝试[J].克拉玛依学刊，2016（2）24-26.

作为一种社会风险转化方式，诉讼保险制度最早产生在法国，到20世纪60―70年代，这一制度在欧美各国和日本已经非常普及，并且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意义。虽然我国学术界已经发表不少文章对这一制度进行理论探讨和可行性分析，但目前国内尚无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先例。目前，在我国大规模引进诉讼保险制度尚存在诸多障碍，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充分发展以及公民法治观念的进一步提高，诉讼保险在我国某些地方城市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克拉玛依市在这方面进行了宝贵的尝试，并初步形成了一套操作模式。

一、地方城市建立诉讼保险制度面临有利的政策支持与机遇

目前，我国地方城市探索和建立个人诉讼保险制度面临十分难得和有利的政策支持与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要求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司法救助制度。2014年初，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要求“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1]37建立诉讼保险制度是推进社会管理、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城市的基本要求和客观需要。从当前来看，普通群众遇到法律纠纷，还没有形成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表达自己合法诉求的思想观念，“不信法”的惯性思维仍然比较顽固。建设诉讼保险制度对于防范和化解诉讼风险、保护群众诉讼权利、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降低“打官司”的成本、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克拉玛依市委、市政府提出探索建立个人诉讼保险制度的目标任务，目的就是要让普通百姓能打得起官司，引导和保障老百姓依法、理性提出和表达利益诉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诉讼保险制度与现有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形成较为完整的诉讼保障体系，用于补助或减免人民群众在处理诉讼事务中所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司法鉴定费等，降低个人诉讼成本。应该说，这是一项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也完全符合中央、自治区建设法治中国和法治新疆的决策精神。

二、地方城市建立诉讼保险制度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地方党政领导层的高端推动

目前诉讼保险在我国某些地方城市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主要取决于地方党委、政府是否认知和了解诉讼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以及是否具有政治胆识和改革魄力。克拉玛依诉讼保险制度的建立就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将其列入了2014―2015年法治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

（二）诉讼保险产品的研发设计

诉讼保险是一个新的险种，国内尚无进行实务操作的先例。其产品的研发设计较为复杂，各保险公司拟订的财产保险条款费率也需要报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审核备案，审核过程较长。因此，地方政府如果需要在当地率先引进和移植国外的诉讼保险制度，就必须与某一家保险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为保险公司提供某种程度的保证或担保，这样才有可能使保险公司下决心开展新产品的研发设计。2014年7月―9月，克拉玛依市政府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公司经协商达成合作意向。该公司研发 “法律费用责任保险”及附加险“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为在克拉玛依市推行诉讼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确定律师收费的统一标准

诉讼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是以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保障的。但现实情况是，律师收费不仅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而且即使在同一地区，个案差异也很大。由于目前我国律师收费标准不统一，保险公司无法预测投保人的诉讼风险、确定保险责任和保险费，而投保人也无法根据自己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大小决定购买相应的险种。目前，克拉玛依市司法局与律师协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新疆司法厅制定的收费标准，建立了区域性统一的律师收费标准，明确规定律师在为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法律服务时，实行按件收费原则，在1 000～3 000元范围内根据业务性质和难度系数分档收费。①

（四）通过开展普及性宣传活动提高民众的保险意识

近年来，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有所增强，但全面抗风险意识较薄弱，在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缺少必要的社会认知基础。因此，必须通过普法宣传、具体诉讼保险产品的介绍以及典型案例的传播逐步培养民众的诉讼保险意识。目前，克拉玛依市政府借鉴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经验，[2]14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的大力配合下，计划开展大规模的诉讼保险宣传活动，为诉讼保险制度在克拉玛依市的创立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克拉玛依市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操作路径

为探索在克拉玛依市建立诉讼保险制度，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克拉玛依市司法局分别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等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多次业务接洽，并前往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与专家、教授进行专题研讨，最终确定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双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为有效推进该项目的实施，2014年3月，克拉玛依市司法局联合市委党校、市律师协会进行了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依托协作单位的人才优势，提供可行性论证，制订项目推进计划和实施方案，为诉讼保险制度落地克拉玛依市提供了智力支持。

（一）诉讼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关于诉讼保险的适用范围，国外一般仅适用于民事诉讼，但有的国家也存在向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扩展的趋势。考虑到我国尚处于引进和移植的初期阶段，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逐渐探索向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拓展的方式比较稳妥。

发达国家的诉讼保险在操作模式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单独式诉讼保险，指不与其他保险相联系的、独立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诉讼保险，指在其他险种上附加诉讼保险的诉讼保险；三是合作式诉讼保险，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的诉讼保险。[2]10考虑到诉讼保险并不普及的现实情况，克拉玛依采取了合作式诉讼保险的形式，其优点在于业务比较集中、专业化比较强，也便于保险公司进行实务操作。

（二）诉讼保险制度的操作模式

1.建立4方（政府、保险公司、法院、律师）联动工作机制。地方城市探索建立诉讼保险制度必须考虑建立由政府引导、以保险公司为市场主体、法院和律师积极配合的4方联动工作机制，形成通力合作、联建共赢的工作格局。其中，政府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工作机制的创新，有效引导社会公众摆脱对上访的依赖心理，引导他们通过司法渠道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险公司则通过与政府合作，使诉讼保险制度在地方城市落地生根，然后以点带面逐步向全国推广；法院开展这项新业务，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律师参与这项工作，有助于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履行社会责任。目前，克拉玛依市通过充分沟通协调和周密的顶层设计，力求使上述4个环节紧密衔接、高效运转，让群众享受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司法满意度。

2.在建立诉讼保险制度初期阶段，政府必须为困难群体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责任。由于诉讼保险制度的成功建立及有效推行是建立在市场化运作模式之上的，其推行基础是当事人有能力为自己购买一份诉讼保险。目前，交不讼费用或者请不起律师的当事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于社会底层收入微薄的贫困人群，如果没有政府帮助，诉讼保险制度是难以推广的。因此，政府对困难人群的适度支持是必要的，至少在建立初期，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担一定的援助职责。目前，克拉玛依市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的做法是：为特定群体购买大额保单，所需专项资金每年列入市、区财政预算，市、区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分担机制；市政府与保险公司的服务协议一年一签，保费总额可以根据上年度合同履行情况予以调整。①

3.建立“法律费用保险律师服务团”，由政府购买的法律费用责任保险的特定群体可以向司法局申请指派律师为自己提供维权服务。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费用保险律师服务团”名单中选择1名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承办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办理委托手续，案件审结后由保险公司将有关费用支付给律师。

注释：

①文中数据来源于《克拉玛依市建立个人诉讼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参考文献：

[1]陈淑娟.声音[J].北京人大，2014（3）.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 DF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183-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的仲裁制度研究”(批准号：07XFX01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周成泓，广东商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广东 广州 510320)

接近正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诉讼领域兴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兴未艾。针对不少公民因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阻挡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状，现代各国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legal expenses insurance)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我国是否能够并且应当移植该项制度呢?若然，具体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 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 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 Automobile 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 Automobile 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 of cooperative 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 of 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参考文献：

[1] 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 袁彬.诉讼保险：二十一世纪新型诉讼救助[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3] 王亚新.日本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和理论[A].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 [美]李本.中国的律师、法律援助与合法性[A].许传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 “诉讼费用制度研究”课题组.诉讼保险制度研究[A].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2000年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1.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诉讼费用 法律援助 诉讼保险

一、问题的引入

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为进行民事诉讼而向法院缴纳和支付的特定费用。一般认为,诉讼费用具有以下意义:一是可以减少国家财政开支;二是有利于减少无力缠讼和滥用诉权的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每一个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们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都会考量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合理性。同样道理,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只有当诉讼费用小于诉讼所得时才会选择求诸诉讼。而如果诉讼费用不合理甚至高昂,人们就不得不放弃诉讼这种最权威的、最终的解决办法,倘若其他非诉讼方法也不能解决纠纷,则当事人会陷于“权利贫困”的境地。统计表明,我国民事诉讼的相对数量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相比要少许多。究其原因,传统的厌诉思想、权利意识淡薄等固然难辞其咎,但很多当事人交不起高昂的诉讼费用也可以说是主要原因。比如,与英国的民事案件受理费相比,我国的民事案件受理费之高就令人咂舌了。以争议标的额为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0万)为例,英国当事人需要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为201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20100元。而同样的诉讼金额,依照我国2006年颁布、2007年4月1日起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当事人应当缴纳8800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2007年英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1704英镑,人均收入19552英镑,这个案件的受理费2010英镑仅占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3%,仅占其人均收入的10.2%,而我国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6826元,人均收入约为7524元,这个案件的受理费8800元则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52%,占其人均收入的117%。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案件受理费只是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等其他费用。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就成为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接近正义的一个巨大障碍。

二、诉讼费用保险制度概述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费用保险(Legal Expenses Insurance)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对诉讼费用保险的承保对象和投保范围,各国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的国情作了不同的规定,但通常都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保险。由保险公司帮助当事人在诉前较为客观地预测出诉讼费用,并让当事人对利用诉讼制度的得失做出合理判断,而当事人则可以根据目前和将来的经济收入情况,对自己的经济能力与将来有可能支付的诉讼费用是否持平做出预测。从事诉讼费用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帮助当事人平衡经济收入与诉讼费用关系的社会角色。由保险公司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方面的风险,可以将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风险进行社会分化,使个体的当事人通过风险社会化摆脱沉重的诉讼费用负担。当然,保险公司在扮演这种分化诉讼费用风险的社会角色时也不是免费的,它按照当事人利用民事诉讼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提供险种和收取保费。

法国是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萌芽国。从最初的“司法互助基金”,中间经过“医疗纠纷基金”,到诉讼费用保险完成形态“机动车辩护”,这都是源自于法国。据统计,法国的年诉讼保险费营业额为3亿法郎左右。根据罗瑞斯・哈瑞斯(Loris Harris)研究所1993年发表的调查数字统计,全法国参加诉讼费用保险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4%。法国各保险公司现在开展的诉讼费用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三大块:机动车附加式诉讼费用保险(Motor add-ons)、家庭附加式诉讼费用保险(House add-ons),以及综合式附加诉讼费用保险(All-risks)。”

英国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开始于1960年发生的吉勒斯诉汤普森(Glies vs Thompson)案。英国法院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中确认,由保险公司支付交通事故诉讼的诉讼费用具有合法性。由于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这一判决使得诉讼保费用险制度在英国得到初步的确立。由于英国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强调保护国家利益,这使得英国的诉讼费用保险制度落后于德、法等国。从英国诉讼费用保险市场来看,大部分的诉讼费用保险只承保民事案件的诉讼费用,而对刑事案件的诉讼费用则不予承保,只有少数的保单承保特定类型的刑事诉讼费用。1997年,英国法律诉讼费用保险市场生效的事前型保单共计有1260万份,产生的毛保费收入超过1.05亿英镑。

三、我国构建诉讼费用保险的可行性

通过分析西方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历史发展、具体特点,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认为,在我国构建诉讼费用保险制度是可行的,其主要理由是:

1.我国法院的诉讼收费标准是可预测的,这是在我国构建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重要前提

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在西方创建之初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正确地计算诉讼风险。直到今天,在西方国家中,这种诉讼费用的可预测程度的高低也是决定诉讼保险制度实施顺利与否、成功与否的关键。诉讼费用一旦具有可预测性,则诉讼保险公司就可按照当事人接近正义或利用诉讼程序可能会承担的风险的大小来确定其公司对诉讼保险提供的险种并针对不同的险种制定出具体的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就可通过权衡自己可能负担的诉讼风险的大小来决定是否选择诉讼费用保险,以及决定选择哪一种投保险种和保险金额度。而在我国,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财产案件,占诉讼费用最大部分的案件受理费是以诉讼标的金额的大小,按照依率递减的原则加以收取的。对非财产案件,其案件受理费则是适用按件计征原则,涉及财产的部分依不同情况分别收取,其数额都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当然法院征收的费用还包括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实际支出的、应当由当事人支付的费用。比如说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出庭作证的差旅费及误工补贴等,但这些费用的具体数额和征收标准则由人民法院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本案实际情况来决定,所以这些费用也是确定的和可预测的。

2.保险业日益成熟、律师业不断发展,这是在我国构建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社会基础

首先,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保险业务快速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市场体系日益完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险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从制度上来看,我国在1995年就制定了《保险法》,

后又先后了《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1996)、《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6)、《保险经纪人管定(试行)》(1998)和《保险业监管标准》(1998)等规定,保险制度的建设逐步在发展和完善。从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来看,截止到2005年,保险机构达到100家,初步形成了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股份制公司、政策性公司、专业性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三年来中国保费收入年均增幅比世界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保费收入世界排名第十一位,占全球总保费收入的1.8%,比2002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

其次,律师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及律师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当今,建立法治国家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其中,律师队伍蓬勃发展是国民崇尚法治的集中体现。虽然律师的数量和质量与某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律师的作用和价值已使得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功效。笔者认为,在我国设立诉讼费用保险制度,与其说是使律师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如说是给了律师业一个拓展的空间。律师业完全能够把握这一发展机会。

三、构建我国诉讼费用保险的具体设想

1.诉讼费用保险的适用范围和对象

笔者认为, 诉讼费用保险的适用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诉讼案件以大量的民商事纠纷为主,诉讼费用的高昂问题也主要存在于民商事案件中,所以各国的诉讼费用保险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

其次,行政诉讼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民”与“官”之间的诉讼,是“弱者”对“强者”的诉讼,是私权利享有者对公权力支配者的诉讼,提起行政诉讼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再由于诉讼费用等经济因素的考虑而不得不放弃寻求法律武器的保护,无疑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为了消除行政相对人在时的经济顾虑, 鼓励人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应该将行政诉讼纳入诉讼费用保险的适用范围。

第三,无需将刑事诉讼纳入诉讼费用保险的适用范围, 原因在于我国刑事诉讼不需要交纳法院费用。在占刑事案件绝大份额的刑事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有义务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为此而付出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支出。

诉讼费用保险实际应承保的内容包括诉讼中引起的并实际由被保险人支付的各项正当费用。具体说来为,法院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其他诉讼费用等和当事人费用,包括律师费、案件调查费等。这些费用具有典型性和通用型,即基本上在各类诉讼中都有所涉及,因而能够涵盖当事人所负担的大部分成本内容。至于具体某一个特定诉讼中需要保险人理赔的费用究竟为哪些,则要视保险双方事先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而定。

2.免责事由

对被保险人发生的如下费用,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一, 因战争、 军事行动及罢工等政治事件引发诉讼而产生的费用。第二, 因被保险人在诉讼中的不当行为增加支出的额外费用,这类费用本身即属违法, 应予以严禁。第三, 因被保险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不予承担保险责任。第四, 已申请到司法救助或法律援助, 获得救助或援助的部分,保险人不再负责。第五,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引发诉讼而产生的费用(是否包含重大过失,则要视具体承保的纠纷类型而定。当然,不包含重大过失可以更好的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第六,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就诉讼费用保险合同本身产生争议,由此导致诉讼所引发的费用,保险人不可能为投保人承保有关其双方保险合同的诉讼,因为那样会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

3.理赔规则

诉讼费用保险的理赔应遵循这样一个总的规则: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被保险人支出的诉讼费用由保险人来代为支付,判决生效后如果确定由对方当事人来承担全部或部分费用,则保险人就该部分费用享有对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即如果被保险人胜诉,保险人代付诉讼费用后取得对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如果被保险人败诉,保险人代付诉讼费用,但不产生相应请求权。

参考文献:

[1]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7篇

[摘要]诉讼保险通过商业活动以使诉讼风险向社会分散，从而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并提高了诉讼救助的效益，有力地促进了公民接近正义。我国可以并且应当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理由有：在经济学上，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在法律上，现行的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都有其不足，而诉讼保险正好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现有法律规范的缺失、学理研究的不足、传统无讼价值观以及专业人员的缺乏，均不能成为移植的障碍。具体制度构建可以从保险模式、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费率、赔偿限额以及设立法律规制措施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接近正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诉讼领域兴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兴未艾。针对不少公民因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阻挡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状，现代各国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legalexpensesinsurance)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我国是否能够并且应当移植该项制度呢?若然，具体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参考文献：

[1]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袁彬.诉讼保险：二十一世纪新型诉讼救助[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3]王亚新.日本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和理论[A].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美]李本.中国的律师、法律援助与合法性[A].许传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诉讼费用制度研究”课题组.诉讼保险制度研究[A].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2000年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1.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险；保险人；知识产权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53-01

一、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概述

知识产权保险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开始而逐渐展开的。知识产权保险，顾名思义，就是以知识产权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具体来说是以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知识产权保险所指对象为因拥有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和因侵权行为而须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其同时为权利人因知识产权可获得的期待利益受到损害的风险和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震荡的风险承保。故而知识产权保险不仅有补偿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受积极损失的含义，也具有补偿被保险人因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受消极损失的意义。据此，知识产权保险可以定义为：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以及以被保险人依法对侵权人提讼所造成的财产不利益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支付诉讼费用所受损失为目的的综合险。

知识产权保险主要包括两种险种：一种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给付为承保危险的知识产权侵权保险；一种是以被保险人因而造成的财产不利益为保险标的、以意外卷入的诉讼风险为承保危险的知识产权财产保险。

二、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功能和影响

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作为保险制度中的一种，具有财产保险的分散风险和弥补损失的典型功能。但实际上作为针对知识产权的保险制度，相比一般财产保险制度其又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意义，也有其负面影响。

从其正面来看，知识产权保险有着保险最重要的功能：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通过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使得当知识产权侵权发生之后，被侵权人的损失能够得到及时填补，侵权人的损失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减小。其次建立起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有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帮助促进知识产权的应用，最终促进企业的发展。

但从其反面来，该制度的设计是以损失承担的“社会化”来减小侵权人的责任，这样一来即淡化了侵权责任标准中的“谁侵权谁承担责任”这一惩戒性质的功能，容易导致侵权人的道德风险的降低。

三、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多体现在知识产权的竞争。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发展知识产权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许多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不注意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同时知识产权易于复制、商机巨大等特质为知识产权侵权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尤其在中国入世以来，中外企业间在合作扩大的同时，知识产权纠纷也呈逐年递增趋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知识产权纠纷不懂应诉或是应诉成本太高导致他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知识产权保险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因进行造成的意外经济损失，也可以减少企业因侵权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同时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帮助知识产权人拥有资金支持，以应对成本高昂的知识产权诉讼，也使得侵权主体有所顾忌，减少侵权的可能性，由此推动知识产权的发展。并在应对我国入世之后面临的走出去挑战时有更为坚实的后盾。

四、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思路

我国目前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保险公司已具备了相当的经营规模，相关的法律制度如《保险法》、《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已较为完备，同时，随着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在逐步提升，由此产生的专利问题也在逐步增多。因而建立起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目前公司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保险公司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经验，公司资金链薄弱，中小公司不正规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

因此知识产权保险的开发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制度，考虑其他国家知识产权保险的得失，结合我国保险业的现状，具体考虑如下：

1.在保险范围上，应当区分不同需求，先建立专利侵权纠纷的保险，在财产保险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针对侵犯第三人权利的知识产权侵权保险，由被保险人依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单项或组合性知识产权保险险种，毋宁是更可行的开发方案。

2.在保费的设置上，首先通过扩大理赔范围来充实保险市场，使得风险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分散；其次根据投保人是属于潜在的侵权人还是潜在的受害人区分不同的承保范围和承保风险，因而决定其不同的保费。最后知识产权保险费率的水平要与被保险人的支付能力相一致，否则知识产权保险提供的保障就不能成为有效需求。

3.在双方权利义务设定上，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应当明确到投保人确有并可以证明的权利，而考虑到保险公司对责任承担，也应当设定保险公司能够参与诉讼进程。

参考文献：

[1]林小爱.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09.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解决机制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养老保险，是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退出社会劳动领域后，由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向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过渡的阶段。农村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之中。养老保险还存在诸多问题，养老保险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系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不统一；（2）覆盖面太小；（3）统筹层次低；（4）费用负担失衡；（5）个人户头“空帐”；（6）基金保值增值困难；（7）基金被挤占挪用；（8）管理体制不顺；（9）管理成本提高；（10）管理服务水平不高；（11）纠纷解决机制不顺畅。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纠纷类型及解决机制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主要存在国家、保险人、被保险人、保险基金管理组织等主体。保险人是指养老保险的提供者、管理者和经营者。被保险人即指具备法定条件参加具体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劳动者。在这三方主体之间产生的纠纷类型主要有：

1、保险人未按时、足额支付或拒付被保险人（劳动者）养老保险金。

2、被保险人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交纳养老保险费。

3、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违法、违规运营保险基金。

4、养老保险基金经办机构逾期不支付养老保险待遇。

5、养老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挪用基金或侵吞基金。

6、个人骗取养老保险待遇。

7、养老保险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8、被保险人对养老保险基金组织管理基金的监督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对于以上的1、2、4类型的纠纷当前主要通过劳动争议解决途径进行解决，提请劳动仲裁，若仍有争议则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3、5、7、8类型的纠纷主要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第6类型的纠纷通过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

三、对我国养老保险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想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提出

鉴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纠纷解决机制的欠缺和杂乱，笔者认为要妥善社会保障纠纷，我国应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诉讼案件急剧增多的严峻形势，司法机关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矛盾的实际需求。诉讼爆炸，法院人满为患，纠纷解决的渠道应当有协商、调解、仲裁、行政机关裁决或者复议、法院裁判以及等多种手段，从而建立一个成熟的纠纷解决体系。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保持活力，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目前，纠纷解决应当考虑提升调解的地位，通过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问题。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目标之一，人民调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仍具有积极意义。建立健全各类行业组织和群体的和解协商解决纠纷的机制，首先就是要建立健全各类群众团体、协会组织、行业组织，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些属于纠纷当事人自己组建的组织和协会等，更容易得到纠纷当事人的信任，也不容易产生对抗和加深矛盾，在避免冲突升级、化解纠纷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另外，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和解，能够避免纠纷的扩大。此外，应当简化纠纷解决的程序，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增加简易程序和方法，高效解决纠纷。

（二）对于农村中存在的养老保险纠纷问题的解决

诉讼成本（包括机会成本）过高直接抑制农民对诉讼的需求。从根本上说，农民对于维护利益手段的取舍取决于对利益的权衡。当诉讼收益大于诉讼成本时，农民倾向于选择诉讼；而当诉讼收益小于诉讼成本时，农民更可能回避诉讼。目前，诉讼成本过高一直是影响农民诉讼的一个障碍性因素，诉讼成本抑制了农民对诉讼的需求。对农民而言，参加诉讼除了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等物质成本外，还包括由此支付的机会成本。当农民陷入纠纷后，他不可能不考虑成本因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另外，传统息讼和无讼的诉讼文化影响着人们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

在社会中，有许多领域法律是不能强制性进入的，如人的思想活动、情感以及大量的不违法的个人和家庭的私事等。对于纠纷解决机制的构造而言，法院应当与其它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联手，构筑起化解社会纠纷的有效系统。各种社会的、民间的社会组织及其纠纷解决机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不仅不科学，而且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让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处于一种有序、稳定与和谐的状态，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抵触。

现代法治为公民提供了通过司法诉讼追求正义的基本制度保证，同时也为公民提供了越来越大的自由意志和行为的空间。由于社会纠纷的多种多样，不仅需要提供不同的解决纠纷的路径和出口，提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场所、机构、提供解决纠纷的相关程序以及相关的规则，而且还需要提供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如行政申诉、消费者协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等，一些专业性强、发生率高、以及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为特征的“现代型纠纷”，如消费者纠纷、公害环境纠纷等还需要设立专门的纠纷解决机关作为解决这些特殊纠纷的主要途径。即使在正式的诉讼审判制度之内，也需要构筑一些少额或简易的程序，以便应对或大量吸收社会生活中一般人经常牵涉到的日常性纠纷，或适当地简化程序，限制上诉等。

诉讼保险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险；侵权

一、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落实我国国家知识产权纲要的需要

2008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纲要》出台，将知识产权产业化作为重要的内容。支持企业通过原始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的能力。支持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境外取得知识产权。引导企业改进竞争模式，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支持企业打造名牌产品。鼓励与支持市场主体依法应对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与法律诉讼，提高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对于有效防范知识产权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落实国家知识产权纲要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为企业的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加剧，知识产权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张，直接导致了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许多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被卷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之中。企业在实施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发生知识产权争端，一旦涉讼于知识产权诉讼，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对一些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的企业来说，涉诉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风险。一方面，企业的知识产权有可能被他人侵犯。企业为了维护知识产权，有必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此时，企业需要支出一定的诉讼费用。另一方面，企业在实施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亦有可能被他人，被控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此时该企业不仅要积极应诉，而且还面临着数额巨大的赔偿请求。企业在投保知识产权保险后可以放心大胆地投身于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而不必担心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诉讼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三）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知识产权保险有助于丰富我国的保险市场，促进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确保知识产权的保值与增值，增进我国知识产权市场的良性竞争。目前，许多大公司利用专利作为垄断的工具，这些公司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专利的研发，并且许多拥有专利权的大公司都有对小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冲动，即使这些诉讼的证据并不是很充分，大公司之所以提讼的原因在于高额的诉讼费用可以使小公司退出与大公司的竞争领域或者因为承受繁重的诉讼负担而破产，大公司则可以支付数十万美元的诉讼费用。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科技创新和进步。

二、知识产权保险的特殊性

（一）与有形财产保险相比的特殊性

第一，标的具有复合性。知识产权保险标的包括作为保险对象的知识产权的财产及其相关利益，还可以包括知识产权权利主体侵权承担的侵权责任或被侵权时提讼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可见，知识产权保险的标的具有复合性。而有形财产保险的标的具有单一性，如财产及其利益或侵权责任等。因此，知识产权保险的范围较广，属综合险，既包括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也包括知识产权执行保险（属于狭义上的财产保险的范畴）。而其他的财产保险为狭义的财产保险。

第二，保险客体具有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一般经申请授权，以自动产生为例外。

第三，时空有限性。由于知识产权的法律效力存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如果知识产权超过保护期限，或在不受保护的国度或区域时，那么该权利就不受保护，或进入共有领域，该知识产权保险也因此不存在或终结。

（二）内部特征具有差异性

目前知识产权保险包括两种主要类型，一是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险，二是知识产权执行保险。

知识产权侵权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承保范围是当被保险人被诉侵权时为其提供法律辩护的资金和被判承担赔偿责任时支付损害赔偿金。从保险分类的角度看，其保险标的是由知识产权衍生的法律责任，其特征更多的表现在被保险人败诉后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上。通过知识产权侵权保险将集中在某一自然人或某一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做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损害赔偿的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

知识产权执行保险是以被保险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为承保标的，以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知识产权的侵犯为保险事故的保险。承保范围是被保险人侵权人时所必须支出的诉讼费用。这种保险的特征是对被保险人在执行其权利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赔偿，这里主要是指当有第三方侵犯被保险人的知识产权时，被保险人与第三方发生法律纠纷，从而发生的一系列法律诉讼、反诉讼等费用，保险公司将按合同约定对这些费用进行赔偿。从保险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针对某一权利进行投保的财产保险，保险价值主要依据权利得到复原所需花费的费用来确定，这里的复原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排除他人对该项知识产权的使用权。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优先发展知识产权侵权保险

我国企业主目前难于应对的知识产权诉讼主要来自于国际市场。一方面为了遏制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另一方面也为了保护本国市场的相关产业，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知识产权诉讼的手段来控制中国产品的进入。当遭遇国际知识产权诉讼时高额的国际诉讼所引发的相关费用使得企业往往在遭受巨大损失后还失去了国际市场，这是一种毁灭性打击。以美国的337调查为例，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涉案数量最多的国家，2008年前两个月就有4起针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应当以保护我国中小企业充分参与国际竞争为目的，优先发展知识产权侵权保险。

（二）投保前要求进行专利检索和风险评估

投保人应当在出口前聘请专业人士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知识产权检索，以让保险人评估风险并制定相应的保险合同。各个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一，并且诉讼费用和诉讼周期不同，所以同一专利在各国的风险水平也不尽相同。让投保人承担专利检索的原因有二。其一，投保人对于其所使用专利的把握高于保险人，有利于检索人的工作；其二，保险人可以限定投保人对于专利检索结果的责任，以增加自身的免责条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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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小爱.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09，（2）：134-139.

[4]肖尤丹.知识产权产业化金融支持制度研究——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制度性融合[J].知识产权.200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