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资金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6 05:30:39
涉农资金论文篇1
关键词：财政支农资金；责任；行为规范；建
一、导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农协调，城乡统筹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为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政府逐年加大了对“三农”资金的预算投入。据统计，2006到2013年8年间，中央预算安排财政支农资金累计达到6.63万亿元。为了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支农资金涉及面广、管理难度大，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据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 年3月29日披露，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反应，2014年全国查处各种涉农补贴案件6000 多起，涉及资金 20多亿元，涉农资金已成为的高发领域。中国财政杂志2014第13期刊登题为新时期财政支持“三农”发展的对策建议的文章，反应财政支农投入过于分散，使用效率不高。该文同时还指出财政支农资金缺少有效的绩效考评机制（罗曼、修竣强，2014）。当然，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就不会有好的效益和效果。作者从“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查阅这方面的文献发现，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在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的重要性、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等方面。对如何实施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行动研究不多，特别是对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的责任和行为规范没有厘清。至此，读者可能会提出疑问，如此简单的常识问题，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作者十多年来在县一级担任财政部门负责人，真实环境或者说实际工作中的情况是，财政支农资金评价主体、被评价的责任主体甚至监督主体常常交织在一起，已成为影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效率不高的重要因素。因此，作者基于对当前财政支农资金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明确责任，规范行为，改进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评价和监督方式的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为便于简洁地表述分析过程和结果，本文定义的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责任主体，是指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过程中行使管理权限的单位和个人，即通常所说的支农资金绩效评价的客体；绩效评价的实施主体是指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的组织者，特指政府财政、涉农部门；监督主体是指政府审计、监察部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
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存在主要问题的表象
（一）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部门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当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部门多，呈现“九龙治水”的景象。从国务院部委来看，就有发改委、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粮食、国土资源、扶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政、财政等十几个部门。 支农资金在这些部门内部又归属于不同的司局管理。而这些资金经过中央一级分配后，再下到地方，又要经过3到4级，其管理机构之多，各种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编报指南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周荣青（2010）认为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与财政部门、涉农管理部门在支农资金管理中，存在多重复杂关系，并运用迪克西特的观点分析得出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低下有其必然性。范存惠（2007）分析了我国基层涉农部门在支农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认为基层个体决策者的理性选择，导致集体选择的非理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分散，支持效果受到了很大的约束。而Glaser和Strauss（1967）提倡，基于数据研究中发现“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的假设（Kathy C. Charmaz，2006），并强调只有保持与实证数据的紧密联系，才能构建出经得起检验有意义而且有效的理论（Kathleen M. Eisenhardt，1989）。周荣青和范存会等学者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财政支农资金审批分配制度不规范存在随意性
财政支农资金从中央切块到部门后主要是按照项目审批来分配的，但是，项目立项评估、申报以及程序漏洞很多。即：项目审批公开透明度不够，也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加之为争取资金，体现“政绩”，下级政府和部门向上跑项目热情高；不少企业钻资金管理部门多等空子，同一项目多部门、多渠道、重复申报；当然也不排除上级领导签批随意的现象。同时，很多项目论证不充分，缺乏科学性。有些地方为尽快争取资金，随意或仓促编报项目的情况比比皆是。难以谈得上尊重农民群众意愿。特别是部分产业扶持项目，没有经过气候调查、实地考察等科学认证，这些产业往往风险很大，失败的概率很高，农户利益受损也在必然之中。财政支农项目资金申报、审批和分配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支农资金效益难以发挥（胡克训、杨清海、吴文杰，2014）。
（三）基层支农项目管理不规范存在资金被截留挪用等现象
大量的财政支农资金经过层层审批分配下达到基层后，由于项目众多，且县级及其以下项目管理的专业人员不足，而且往往是，项目批准后，匆匆搭个班子。对项目目标分解、细化、落实责任等基础工作往往做不到位。支农资金支出缺乏专业、科学、合理认定，浪费严重。另外，在贫困地区，地方财政对农业事业投入不足，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部门虚列财政支农项目成本套取资金，甚至挤占、挪用、套用项目资金等现象比较严重。（贺夏蓉，2015）指出，当前涉及支农资金分配的各环节层层贪腐。某地一笔支农资金（扶贫款）从市到县被侵吞 40%，从县到乡又被克扣 40%。广东省 2014 年就查处涉农领域违纪违法案件 6539 件。
三、问题主要成因分析
众所周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要强调“三农”问题，为了加强逐年增多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中央和省以及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进行管理和监督，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也都按照法律制度的规定查处涉农案件，但是为什么涉农违法违纪现象屡禁不止，而且范围如此之广。作者认为不是中央不重视支农资金的管理工作，也不是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不力。如前文所述，支农资金管理中存在的截留挪用以及效益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则是我们的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这个漏洞主要是我们的是评价体系存在许多模糊之处，其根源就是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的责任不清晰，行为不规范。
（一）支农资金评价体系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近几年政府财政部门和相关涉农部门相继制定了支农资金评价办法，这些办法最大问题是没有完全厘清责任主体。反应在现实工作中，比如农民补贴被挪用仅仅只是处分村干部、基层涉农部门经办人员，一般至多处分乡镇分管领导了事。财政支农建设资金特别是项目资金这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大头，其使用和建设效益低下，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至今仍然模糊不清，这方面被问责的案件少之又少。其主要原因当然应归于责任主体不明确，加之，为提高支农资金的规模效益，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进的支农资金的整合运动，不同部门资金整合到一起捆绑使用，其责任主体则更加模糊。因而“查证难、评价难、披露难、处理难”（金丽萍，2005）等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对支农资金违法违规问题，造成资金损失浪费等问题的惩处长期停留在表面，并未能全面追溯到管理混乱的关键点之上的所有人和事。
（二）财政支农资金评价实施主体、监督主体责任不明确
从当前财政资金预算管理要求来看，对区域财政支农资金面上的评价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而涉农部门则负责归属于其本部门管理的财政支农资金的评价。从实际操作来看，两者都有问题。自从实施专项资金的县级报账制以来，县级财政部门农业财政业务股室在日常工作中疲于应付项目报账和资金拨付，仅仅履行了像单位出纳会计一样的职责，根本无法实施财政监督，更谈不上认真做好支农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同样，涉农部门也忙于项目建设而疏于本属于其实施的监督评价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管理存在模糊的边界问题，管理主体往往可跨越其管理边界行动，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管理的真空地带。但是，支农项目在招标、验收过程中出现的涉农部门、乡镇、村、财政、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甚至检察机关一起上，共同签字，责任严重不清的乱象，而这种状况又常常被误解宣传为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工作积极主动的“关口前移”，其实这往往是一种热情过度的“越位”和疲于奔命的“缺位”并存的管理病态。
（三）会计核算体系转换不到位也是责任不清重要因素
从200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集中会计核算体系，逐步显露出其弊端，近几年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力图进行纠正。但是实施财政会计集中核算十年来，绝大多数部门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被撤销和解散。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短时间内恢复机构和人员并达到一定的核算水平并不现实，加之精简机构一直是国家机构改革的“大政方针”，因而，对于恢复县级涉农部门会计机构和人员缺乏强制性的规定，很多地方采取了财政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支付双轨制运行，不少部门的会计核算仍然由财政部门。与此同时，实行专项资金的县级报账制，即使涉农部门独立进行会计核算，但是在其核算对象上也往往缺少专项资金这一大块。支农资金责任主体无形中被剥夺了资金核算权利和义务。表面上看涉农部门和乡镇、村不具有资金拨付的最终决定权力，不经手资金支付，可避免截留挪用资金现象的发生，但是，实质上这些管理主体及有关人员虚列项目成本挪用专项资金，虚报冒领骗取补贴资金却屡禁不止。由于责任不清晰，甚至出现了为达到其利益涉农资金管理主体即部门和乡镇、村与资金使用主体共谋违法违规的现象，支农资金的管理负效应有增无减。
四、结论和建议
明确财政支农资金评价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的责任，才能建立、完善和实施科学的评价体系，才能规范约束各级各部门的行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才可望有效解决。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好工作。
（一）正确划分资金性质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和核算
明确将财政支农建设的项目资金和农民的补贴补助资金划分开来，并实行分类管理。对于农民补贴补助资金在明确部门和乡镇村责任的基础上可继续实行县级报账管理，这对于避免截留挪用资金仍然会起着良好的作用。对于财政支农建设资金在保留国库集中支付的形式下，取消现行的县级报账制办法，由部门进行资金审核把关并决定资金何时支付，支付多少。对于整合的财政支农资金，县级政府应成立项目管理部门并集项目管理、资金管理、会计核算和项目绩效评价为一体。明确管理的主体并实现责任主体、会计核算和项目绩效评价主体相一致才能真正达到谁主管、谁负责，责权清晰，奖惩明确。
（二）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力度
财政、审计等监督部门从支农资金日常管理中脱离出来，为的是有更超脱的地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监督工作。财政部门特别是县级财政部门应改变什么都管，而什么都管不精的状况，切实做好对涉农部门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财政和会计监督。审计部门、纪检监察和检察等司法机关同样要摆脱盲目参与支农项目的具体检查验收以及貌似”关口前移”的责任不清的事项。审计部门应集中精力审计和查实财政支农资金在使用过程的违规、违纪事项。纪检监察和检察等司法机关应积极关注重大项目、关注设计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并及时依法查处财政支农资金违法违纪案件，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三）研究并赋予支农资金规划、项目论证、申报、审批各环节的责任权重
财政支农资金从预算到执行，一般要经过从上级政府到基层项目实施主体的层层分配。基层要拿到项目资金，必须先规划论证、形成项目、然后申报项目、获得上级部门审批这样一些程序，项目建成后本级政府要组织验收，上级涉农部门最后也要进行验收。在这些程序中每个环节管理主体都有管理权利，按照责权对等的原则，理所当然应该负有相应的责任。国家应考虑研究这些责任主体应付有量化的可操作的责任权重，使这些责任主体则明确其归责的量的大小，慎用其权力，监督部门在查处中也好追根溯源，进行“量刑”，以形成上下负责、全方位归责、归责清晰的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多层级管理、多部门管理、多重、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财政支农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严肃性，促使各级、各部门科学地安排资金、合理地使用资金，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
鉴于文章篇幅有限，也为了尽量简明扼要地廓清当前支农资金管理、评价、监督存在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有关评价、监督主体没有涉及群众、社会舆论以及人大机关等。（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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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存会.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经济学博弈分析[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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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克训、杨清海、吴文杰.加强支农资金监管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J].中国农业会计，2014（12）：16.
涉农资金论文篇2
关键词：民族贫困地区 农业经济增长 涉农贷款 需求量 建议
研究背景及方法
现有涉农贷款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是站在全国或者省级的角度，而基于县域视角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鲜有对欠发达地区这方面的研究。内蒙古喀喇沁旗（以下简称“喀旗”）为部级贫困县，农业经济发展滞后，选择其作为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涉农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度，预测喀旗实现“十二五”期间农业经济增长目标对涉农贷款的需求量，找出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于民族贫困地区政府和金融部门贯彻落实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增加农村信贷投入”精神，制定涉农贷款投入的相关政策，提高涉农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了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访谈和文献资料等方法，在理论梳理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采用Eviews6.0软件，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本文资料来源于对喀旗统计局、金融办、财政局、银行和信用社、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的调查，涉及单位65个（含农村组织）、人员208人。
喀旗农业经济增长与涉农贷款发展现状
从图1中可以看出，喀旗的农业增加值基本上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农业增加值从1992年的1.15亿元到2011年为9.6亿元，增幅达到734.78%；其中 “十一五”期间农业经济发展显著。喀旗涉农贷款的投入量逐年增加，2009年之后涉农贷款的投入量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根据调查可知：喀旗金融营业网点由1995年的86个减少至2009年末的53个，存在金融机构体系缺位的可能。另外基层金融机构的审批权力上收，旗内的金融分支机构的放贷能力有限，大量的存款资源流出旗域，导致存贷差不断拉大，形成“资金漏斗”，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农业的信贷支持。
喀旗涉农贷款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喀旗1992-2011年涉农贷款的投入数量（X）、农业经济增加值（Y），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以lnX和lnY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见表1）。
（二）单位根（ADF）检验
通过检验可知各个变量在一阶差分之前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在一阶差分之后在1%、5%和10%的临界值下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见表2）。
（三）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E-G两步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以便确定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第一步得到OLS回归方程估计的回归模型有：lnY=5.3928
+0.5237lnX，估计方程的R2=0.89 ，方程的拟合度比较高，而且F统计量（147.7121）和T统计量（13.0699和12.1536）都很大，都能够通过检验，因此喀旗涉农贷款的投入情况能够很好地阐释农业经济的增长状况。喀旗的涉农贷款与农业增加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涉农贷款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业经济增加值将增加0.5237个百分点。
第二步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AEG检验，得出残差的T统计量为-3.4271，其绝对值大于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6998、-1.9614和-1.6066），通过了T检验，得出残差序列很平稳，方程并非伪回归，而是协整的，即喀旗涉农贷款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如下：喀旗农业经济增长不是涉农贷款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农业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并没有形成对涉农贷款的需求。喀旗涉农贷款投入的增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可见喀旗涉农贷款投入的增加对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见表3）。
喀旗实现“十二五”农业经济增长目标对涉农贷款需求量预测
喀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农业经济年均增长8%的目标，但“十一五”期间年均实际增长为11.9%，且2011年实际增长为12%，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的基本目标为8%，实际要保12%，这在喀旗发改和财政部门的调研已经证实。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喀旗涉农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5273%（涉农贷款增长1个百分点，则农业增加值增长0.5273个百分点，农业经济增长8%、12%时，需要涉农贷款的增速=8%/0.5273%=15.17%、12%/0.5273%=
22.76%），而要实现8%和12%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喀旗涉农贷款要保证每年15.17%和22.76%的速度增长。以喀旗2011年实际涉农贷款数量13.08亿元为基数，测算“十二五”期间各年涉农贷款需求数量（见表4）。
从表4中的分析可知：喀旗要实现“十二五”期间农业增长8%，涉农贷款增长数额在2-3亿元左右；农业增长要达到12%，涉农贷款增长数额在3-5亿元左右。然而，纵观喀旗涉农贷款历年增量基本在1亿元以下。这就要求喀旗“十二五”期间要创新机制，增加涉农贷款的投入。
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喀旗农业经济增加值和涉农贷款的数量基本上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但存贷差不断拉大，“资金漏斗”仍然存在；喀旗农业增加值与涉农贷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涉农贷款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支持作用；喀旗农业经济增长不是涉农贷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然而涉农贷款的扩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涉农贷款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但涉农贷款的贡献度比较低；喀旗实现“十二五”期间农业经济增长目标需要的涉农贷款数量较大，只有采取措施大幅度增加涉农贷款的投入，才能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对策建议
从调研中可以了解到，喀旗金融支持农业经济发展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导致涉农贷款贡献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惜贷”、“资金漏斗”、涉农贷款流向非农业等现象比较明显，涉农贷款的供求矛盾不断加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和运作效率有待提高。喀旗涉农贷款对农业经济的贡献度（0.527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33%），金融服务农业的产品和形式单一，难于满足农业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喀旗综合金融资产回报率年均为0.6%，喀旗资产费用率年平均为2.2%，发达地区金融的资产回报率一般在2%-3%之间，资产费用率一般在2%以下。相比之下，低资产回报率与高资产费用率导致金融机构的效率低下。三是农村信用环境有待改善。这与农业保险的发展比较缓慢（农业承保率为20%）、担保机制滞后、农户诚信体系建设不完善等因素有关，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四是涉农贷款投入的外部环境有待改善。涉农贷款贴息等利益补偿激励机制缺乏，涉农投资风险持续存在。
为进一步落实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的精神，喀旗要更好地实现“十二五”期间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涉农贷款的投入：
一是优化农村金融的信用环境。 “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户信用评价机制”，如发展农业保险来分散农业信贷风险；“有序发展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探索信用联保和担保基金制度以完善担保机制；设定科学合理的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将信用的差异反映在涉农贷款利率方面以充分体现信用的价值。二是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步伐。要“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如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弹性存贷比政策”，降低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鼓励更多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开展涉农贷款业务，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市场，支持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加大对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县域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允许有条件的县域农村成立村镇银行，确定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地位，引导其“阳光化”发展。三是提高涉农贷款投入的积极性。政府要加大对涉农贷款投入的支持力度，以税收激励、财政贴息等政策，保护农业信贷的利润空间，调动涉农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的积极性，增强涉农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同时要加快农村公共财政的建设，改善农业的弱质状况和农村信用环境，从而增强农业的吸引力，提高涉农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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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君英，师文明.农业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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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资金论文篇3
［关键词］信贷配给；利率；非利息成本
所谓信贷配给是指在一般利率条件下信贷市场不能出清的现象，贷款人不是以提高利率的方式对超额需求做出反应，而是采用配给的方法，即使申请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部分贷款申请人的贷款要求也被拒绝，或只是部分得到贷款。［1］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函数不是利率的单调增函数，仅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会导致低风险的申请者离开市场，贷款人风险加大，收益下降。由于涉农经济组织与大型企业集团相比具有信息成本高、信贷风险大等明显劣势，所以往往成为被配给的对象。
一、逆向选择的信用缺失行为导致金融部门的信贷配给
假定存在多个涉农贷款需求者。其中每个贷款者都有一个投资项目。贷款者要完成某个投资项目，具有的初始资本为X1, 项目需要投资额为X2，X1＜X2。
因而必须向银行借X2-X1＝B数量的资金。假定所有的项目都产生相同的预期收益均值T，但这些项目的风险各不相同。在自由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如果某种项目的预期收益显然高出平均市场收益，那么通过市场竞争以及信息的快速流动，很快就能达到均衡。即我们所假设的T。当然，对于具体问题可能T会有变化，但这种变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析结果。为了简化起见，假设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R；失败的项目产生通常的价值Rf，假定它是一个可以为零的常量。成功的概率为P。由于所有项目的预期收益相等，P和R的关系可以表示为：［2］
pR+(1-p)Rf=T
由于T是常量，所以成功时的收益R越高，成功的概率P越低。
贷款者如果有能力偿还贷款的话，要在贷款到期时支付(1+r)B的资金；但如果贷款者因项目失败而破产，就仅支付实际可得的收益Rf。于是可得下式:R＞(1+r)B＞Rf，表明：如果贷款者的项目失败，银行的贷款将因难以收回而出现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融资风险。
考虑到涉农经济组织的信贷行为并不完全受市场利率的调节，因此我们的模型将引入一个更加接近现实的假定，即涉农经济组织的间接融资成本不仅仅包括银行的利息，而且包括各种非利息成本，［3］由于信用的原因，使得我国涉农经济组织在借款时必须付出经各级政府部门考查、评估、出示抵押品、交纳各种收费等众多交易费用。这种非利息成本均可视为贷款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信贷行为的信用成本c。
因此，存在一个临界值R*＝（1＋r)B+c，当且仅当R＞R*时，涉农经济组织才会申请贷款投资。因为PR+(1-P)Rf＝T，上述结论意味着存在―个临界成功概率p*当且仅当P≥p*时，涉农经济组织才会申请贷款。［4］p*定义为：
也就是说，利率和涉农经济组织申请贷款所必须付出的非利息成本（信用成本）越高，涉农经济组织申请项目的平均质量越低，违约的概率越大，从而项目失败或金融机构受损失的风险越大。在有限责任制下，借款人的收入不可能小于零，给定涉农经济组织的收益，较高的利率意味着成功时较低的利润，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涉农经济组织才会申请贷款；但是，给定期望收益，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高风险的涉农经济组织驱赶走低风险的涉农经济组织，较高的利率意味着较大的违约风险。这就是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
二、金融机构规避涉农经济组织信用风险的理性策略选择
由于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不仅取决于贷款利率，而且取决于借款人还款的概率以及信用甄别的非利息成本。因而上述论证只是说明了涉农经济组织间接融资风险的可能性。这种风险要转化为现实，还需要一个条件：金融机构与涉农经济组织之间确实是信息不对称的，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金融机构与涉农经济组织之间确实是信息不对称的。对于国有金融机构来说，在渐进式改革下，它传统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5］涉农经济组织对金融机构几乎完全是新客户，社会上也没有独立的资信、项目评估机构可以利用。所以，金融机构无法了解涉农经济组织的项目成功概率，无法识别高风险企业和低风险企业，这就在涉农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之间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金融机构对不同风险的涉农经济组织项目无法执行区别对待的信用甄别非利息成本，只能执行同一信用审核标准；对于国有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包含着内在矛盾的选择。因为其提高非利息成本，则低风险的涉农经济组织将因为成本过高而退出申请，从而提高企业项目失败的平均概率，这将会降低银行预期收益。但如果金融机构统一选择较低的信用审核成本，则由于涉农经济组织良莠不齐，高风险的借款者的逃废债务现象增加，同样会降低金融机构预期收益。
因此，金融机构期望收益应该为利率和非利息成本的函数，并且利率和非利息成本的增加对金融机构期望收益的影响一般来说不可能是单调的。如果金融机构满足所有借款人的要求，每单位贷款的期望收益为：
横坐标代表涉农经济组织申请贷款的利率，纵坐标代表非利息成本，垂直坐标代表单位贷款的预期收益。只有当r＝r*, 且c=c*时，[AKπ-]达到最大。此时变动非利息成本或改变利率大小，都将面临现实的涉农经济组织间接融资风险，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下降。这样，金融机构权衡的结果是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r*和c*附近)选择放款，这就为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金融部门信贷配给行为形成机制
现在我们用图2来说明信贷配给现象的形成机制；假定涉农经济组织对贷款的需求Ld。取决于融资成本t（融资成本t为r和c的函数，按三维空间作剖面，将融资成本换为r或c，结果相同。如图3所示 ）而金融部门的信贷供给Ls取决于金融部门的期望收益[AKπ-]。因为信贷供需的决定因素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的供求曲线图。涉农经济组织的贷款需求可以表达为
导致其斜率是负数。所以在图2中，信贷需求Ld是第一象限中向下倾斜的曲线，与通常的需求曲线形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得到信贷供给曲线，我们在第四象限画出与r的关系。在第三象限画出资金供给Ls与[AKπ-]的关系(假定Ls是的增函数)，第二象限是45°线。通过这三个象限中描述的函数关系。我们可以得到第一象限中的信贷供给曲线Ls。在图3中所示的情况下，当涉农经济组织融资成本为使金融机构利润最大的t*时，在F点存在一个信贷配给均衡。在t*点的涉农经济组织信贷需求由R点所示。此时Ld＞Ls，金融部门将实行信贷配给。即在所有涉农经济组织的贷款申请中，只有一部分得到满足。当融资成本小于t*, 金融部门的期望收益下降，它不会选择这样做。当融资成本大于t*时，如F点，尽管F点为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的瓦尔拉斯均衡点、由于融资成本过高，以及申请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金融部门无法得到贷款申请人的风险信息，银行的利润最大化动机会拒绝这个瓦尔拉斯均衡点，从而使正规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成为一种常态。
同时，可以看出：在垄断性的信贷市场和竞争性的信贷市场下，信贷配给存在着不同的均衡点。在一个垄断性的信贷市场中，由于正规金融部门的期望收益率较高，国有金融机构将收紧其决策约束，导致更多的涉农经济组织无法进入市场。而在一个竞争性的信贷市场上，由于非正式金融的加入，增加了信贷配给的总量，将降低借款人进入信贷市场的条件，从而使更多的低风险类型的涉农经济组织获得在垄断市场难以得到的贷款。
四、结 论
1.不仅将利率，而且将非利息信用成本也作用于信贷配给机制的理论模型，更加符合我国现时的经济特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转型经济时期，通常缺乏成熟的金融市场，利率往往受到管制，经济主体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敏感，因而限制了利率作为信息甄别机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涉农经济组织的利息支付能力和意愿，属于私人信息，而金融部门所要求的抵押品、审核等用于弥补信用缺失的非利息成本，具有公共信息的特点。因此，为了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部门会更加偏好运用非利息信用成本来实行信贷配给。
2.在信贷配给情况下，主要出局者是无力支付足够非利息费用以证明其信用的涉农中小企业、农户。特别是在一个垄断性的信贷市场中，由于正规金融部门的期望收益率较高，金融机构将收紧其决策约束，提高单笔贷款的额度和信用审核成本的临界规模，从而导致更多的涉农经济组织无法进入市场。由于这些涉农经济组织并非全部是高风险的借款人，非利息成本的信贷配给在为正规金融部门资产带来安全性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潜在的经济福利的较大损失。
3.非正式金融市场中过高的融资成本，要求借款者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才能弥补其借款的成本并获得平均利润。在出现了总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条件下，涉农经济组织的获利空间会越来越小。在获得体制内的金融资源无望，体制外非正式金融过高的利率的双重压力下，必然使得涉农经济组织无法通过适度的外源融资来扩大再生产。这或许是我国最近几年来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涉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投资大量萎缩、发展严重受阻的原因所在。
相对而言，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市场上形成的资本价格基本上能够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及实际资本的边际效率。但是，民间非正式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可一般要比体制内资本市场高。这主要是用于识别信用真伪，控制风险所必付出的代价，也与民间非正式金融借贷不受政策法规保护，不透明、不公开有关。相信只要给农村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让其公开化，并对借贷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民间借贷中的过高融资成本是可逐步下降的。因此，为有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振兴，有利于广大农民就业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我国现行融资制度进行总结、反思，并作出进一步的改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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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天宇．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之信贷配给和为之内生制度根源分析［J］．经济科学，2002（4）．
Financing and Credit Rationing of Agriculture Economical Organization
Wang J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ngs interest rate, the loan mortgage cost into an analysis frame, establishing an synthetic credit ration model under competitive market condition. I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credit rationing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different credit markets.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re excluded from credit ration due to high credit risk, which explains the financing difficulty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涉农资金论文篇4
关键词：财政支农；效率；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78-05
一、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原因的既有研究述评
1.我国财政支农现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执行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经济职能，政府活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宏观经济层面，提供公共产品，致力于社会公平。因此，政府以较高效率增加和使用财政支农资金，这不仅是由农业的生态和环境作用以及我国农村土地兼具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资料属性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的，也是解决我国长期积累的二元城乡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逐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六五”到“九五”时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分别为658.48、l167.77、2271.95和4938.88亿元，分别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8.69％、9.38％、9.75％和9.29％。截至2010年，我国连续7年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成为主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的战略考量。2001―2005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为10392.94亿元，约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9％左右，2001--2007年，我国财政用于支农资金支出年均增幅超过20％，2008年我国财政用于支农资金支出达到5955.5亿元，增长37.9％，其中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027.7亿元，增长107.7％。2009年，我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增长21.8％。其中，支持农业生产支出2679.2亿元，对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支出1274.5亿元，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2723.2亿元，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576.2亿元。
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应注意到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的客观现实。国家审计署2009年第4号公告显示，2006―2007年河南、甘肃、山西、黑龙江、江苏、湖南、福建、陕西、内蒙古和重庆10省区市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使用和相关涉农政策执行中存在很多影响财政支农效率的问题。其一，部分地区财政支农投入政策未完全落实到位，财政支农投入未达到法定要求，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未达到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省市县个数占总数的33％，财政支农投入增量未达到上年增长水平的省市县占总数的18％，未按规定对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和建设用地税费提高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的部分三项指标进行统计和考核的地区，分别占80％、75％和87％。其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亟待加强，防汛抗旱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部分地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实施缓慢，部分省市耕地面积减少。其三，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不够规范，部分地方存在违规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或资金管理不规范，违规使用资金、不规范管理资金、配套资金不到位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存在问题，部分地区结存资金数额较大，部分项目资金使用效益较差。审计抽查的10省区市应于2007年底完成的86个财政支农项目中，有32个未达到设计要求和预期目标，占抽查项目总数的37％。
2.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原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就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规模说。该种观点认为政府有财力但不愿投入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从实践中看，的确有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投入水平。因此，该种观点主张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
其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管理效率说。该种观点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管理效率低是一个管理问题，因此，其政策建议是加强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使用效率管理。
其三，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说。该种观点认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且易滋生诸多弊端。总体而言，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抗灾救灾、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管理服务和农村发展等用途，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等各职能部门在每类支农资金上都承担支出责任，如此，各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因此，该种观点主张适当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上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不高原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对于深化和改进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吸收、借鉴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委托理论、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制约我国财政支农效率提高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建议。
二、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
委托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委托关系可以抽象众多经济主体参与的大量经济现象。在契约安排下，委托人授权人出于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经济活动，甚至包括授予人某些特定决策权。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意味着，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委托人和人因为具有不同的利益函数因而二者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由于委托人和人就契约规定的委托事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而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成本问题。
就我国财政支农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决策、执行以及支出后监督和评价关系而言，其是一种具有复杂多层次特征的委托关系。社会公众将国家财政支农预算资金的支配、使用和分配决策权委托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职权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财政支农预算资金具体使用、分配的决策权、执行权委托给各层级政府，政府再委托给财政、农业、发展改革委员会等涉农部门来执行。由此，我国财政支农过程中形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政府对财政、农业、发展改革委员会等涉农部门，涉农部门对所属
机构，所属机构对及项目实施单位和官员的多层级委托关系。理论上，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较高层级委托人可以通过任免人，监督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过程和财政支农支出效果等手段约束人行为，但是多层级的长链条放大了委托人和人的信息不对称性、目标不一致性及权利的不匹配性，弱化委托人对人行为的约束力，最终导致成本较高，使得财政支农支出效果偏离预期政策设计。
理论和实践表明，为克服委托关系导致的问题，大体上有如下四种方法：其一，筛选人，建立经理人市场的信誉机制和竞争机制；其二，严格缜密设计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约内容，约束人行为使其最大化所有者权益；其三，汇报和监督。人定期就所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汇报，披露有关信息；委托人定期、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减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其四，机构检查。
就我国财政支农过程所涉及的委托关系而言，因为现行行政关系体制下不存在人市场，因而无法筛选人；委托人对人的机构检查在我国缺乏有力的制度设计也很难实现。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过程中所涉及的委托关系只能主要依赖合约设计以及汇报和监督机制，来减少成本，最大化所有者权益。就财政支农支出和合约设计而言，由于财政支农存在“所有者权益缺位”，故合约设计缺乏效益最大化的原动力，而且，财政支农支出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特点，这也决定了合约设计只能进行原则性规定，无法囊括可以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全部合约细节。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决策、执行和支出后效果的汇报和监督机制，是有效规避部门预算风险、减少成本的主要选择。
2.基于产权理论的分析
作为一种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社会基础性规则，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使用一种经济物品的权利。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影响和激励行为，并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产权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产权安排能够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
目前的现实社会中，除产权可以决定资源配置效率外，因政府职能存在而产生的行政权也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政府规模在不断扩大，政府掌控的国民收入和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多，这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物质准备。应注意到，产权安排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逻辑，而政府行政权资源配置安排基于政府职能逻辑，因此，前者容易形成基于所有权的使用、收益要素的“寻利”行为，后者容易形成公共部门和个人的“寻租”行为。
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过程具有典型的政府以行政权取得支农预算资金并由政府进行资金再配置的特征。处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客观上关于财政支农支出各环节的认知有限，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由此，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这样虽然不能提高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但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实现某些个人利益，如在职消费或获得所属涉农部门为争取预算资金所支付的灰色利益，即产生“寻租”行为。因此，“寻租”行为对于提高我国财政支农效率至关重要。
3.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
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盼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衡量不同产权制度效率优劣的标准，即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很高的产权制度必然是低效率的。因此，研究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效率，必须抓住交易费用这个本质，即以交易费用视角观察和判断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效率的现状、未来改革取向。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进而提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
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决策、使用和支出后绩效监督等各个环节渗透着的交易行为产生的交易费用，将带来政府公共财政资金的巨大损耗和浪费。具体分析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主要方面。
(1)涉农相关部门局部利益驱动。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是公共性质的，因而存在“所有者虚位”问题。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过程中，相关接受农业财政投入部门受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编报支农预算时为获得更多财政资金，往往尽可能多编多报预算，造成所谓的“海报现象”。而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编制内容粗糙，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甚至个别预算执行部门会为了获得一笔资金，采取“灰色行为”，造成公共资金流失。
(2)预算审核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负责审核实施预算的参与部门和个人的行为效果受到自身知识(信息)的有限性、洞察力、技巧和时间的限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很难把握所报预算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部门编报预算资金数量众多、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项目，负责审核实施预算的参与部门和个人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准确地以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为依据做出是否批复的决定，难以准确甄别预算的恰当性，故实践中往往分析上一财年与本财年预算建议数之间差异的“可接受度”，从收入和支出的总数上、结构上进行控制，采用基数加成办法核定预算资金数量。由此，难以确保每笔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都被分配到最恰当、最有效率的用途上去。
(3)财政支农参与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作为理性经济人，机会主义倾向不可避免，也即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任何情况下都要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获取自己的特殊利益倾向。以农口预算部门对项目预算单位这一级委托关系为例，农口部门的利益是支农资金本部门最大化，项目预算单位的利益是预算资金本单位效益的最大化，由于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财政支农资金下拨过程中及使用中容易被层层截留挪做它用，严重耗费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
，(4)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惯性的存在。预算惯性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财政支农资金被锁定专用。通常情况下，政府已对某支出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则会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继续对该项目进行财政投入支持。事实上，很可能该项目建设和运行已不合时宜，或有更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项目。因此，政府财政支农支出预算惯性的存在，抑制了人们在新形势下对类似或延续用途资金的实际审核，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发生，降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
三、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效率的制度创新视角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一词的最通常含义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创新机制、制度安排变迁机
制以及制度安排功能和绩效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的重点。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可以为制度内部成员提供一种在制度安排外部不可获得的利益，防止制度外部成员对制度安排内部成员的侵害，并协调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组织内部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或“搭便车”行为，为使内部成员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提供一个持续的激励机制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制度安排可以降低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交易费用。为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应着力就我国现行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解决财政支农资金“所有者虚位”问题
产权理论表明，明晰产权是约束行政官员行为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目前存在的现实情况是，政府获得并支配公共资产性质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而且，如同所有公共资产一样，存在亟需解决的“所有者虚位”问题。公共资产所有权其实质是，通过实际使用资源所获得的独占权，即“使用”决定“临时产权”。故此，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各环节，应进一步明晰与财政支农密切相关的各部门之间及涉农各部门内部所属机构和个人的“临时产权”，即明确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在使用中受益、受损的边界及补偿、处罚原则，提高违反原则的机构和个人的成本，使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通过违法损害他人利益而增加自己的利益。具体就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来说，首先，要进一步细化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的使用用途(包括基本支出的具体方面，项目支出的具体项目等)、支出方式(直接支付或是授权支付)，资金使用部门不得有挤占资金、改变资金用途等不合规行为，否则就承担相应的处罚后果。通过明晰“临时产权”，让“临时产权”在财政资金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其次，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取决于财政支农支出决策是否切实符合广大农村居民的要求，因此，人民代表大会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反馈农村居民顺畅表达农村公共产品偏好的制度机制，而且，由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性质所决定，应严格决策责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方案制定、执行和支出后效果的审查监督力度，解决财政支农资金“所有者虚位”问题。
2.加强行政部门各项制度建设，降低财政支农资金的“成本”和“交易费用”
(1)精简涉农行政部门设置。通过精简涉农行政部门和机构，并调整其职能，尽量减少职能交叉，形成财政部门管资金、主管部门管项目的分工协调的财政支农投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财政和涉农职能机构职能界定得越清楚，各部门之间彼此协调配合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益。
(2)将竞争机制引入涉农行政部门。现代公共产品理论表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能够而且可以较好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引进第三方进行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打破某些涉农行政部门对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垄断，或由其垄断地位授予的对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成本信息的垄断，通过采取财政筹资、私人经营或生产，财政和私人混合筹资、按公司制运营，私人筹资、私人经营、政府管理等竞争机制，提高涉农行政部门和公共工程项目的财政支农资源配置效率。在涉农行政管理体制上，推进和完善涉农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提高上岗和职务晋升的竞争性，使职务与能力相称，并制定相应的行政奖惩制度。
3.完善管理监督制度。一是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减少划拨中间环节，从源头上控制财政支农资金的规范运行，避免基层政府和涉农职能部门截留、挤占、挪用支农资金的现象发生。二是规范涉农政府采购行为，综合利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政府财政支农预算支出实行全程监管，降低涉农政府采购成本，优化涉农资源配置。三是完善财政支农支出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重要财政支农项目资金的使用做到支出公开透明，信息披露充分，减少资金使用单位的机会主义行为。四是加强财政支农资金检查验收和监督，财政部门根据验收状况，决定是否支付、结算资金。完善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宏观监督、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以社会监督为补充、以法律监督为保障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财政支农监督体系。五是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专户管理制度。为避免各级财政拆借挪用财政支农资金，用财政支农资金平衡预算，弥补赤字。六是实行项目目标管理，建立个人终身责任制度。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应建立以项目目标为考核依据，对项目的确定、资金投入、项目的完成和资金的使用效益落实到人，并进行跟踪管理的责任制。
3.创新制度安排、提升制度的执行水平和效果的外部途径
有效制度安排及其实施，可以充分发挥其激励功能、约束人们的最大化行为，降低整个社会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在制度设计上应做到客观性、公正性、效率性和可操作性，并在制度供给决策上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减少无效制度安排或缺乏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一项好的制度建立后，需配套有效的实施机制，否则其效率难以充分发挥。
涉农资金论文篇5
立足水利系统的相关情况，概述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的内涵、要求和意义，分析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思考提升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水准的建议。
关键词：
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精准扶贫
一、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的内涵、要求及意义
水利系统涉农资金主要是列层级水利机关部门所使用财政资金中和农业、农民关联度较高的系列资金，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水土保持费、防汛费、水资源费、渠道岁修工程费，等等。和一般意义上的涉农资金不同，虽然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终极目标是为改善农民生活、落实惠农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但资金的主要应用领域在于水利领域，本身没有直接运用到农民身上，基本上不存在直接拨付给农民的款项。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是对如上所提及的系列资金在具体支付及使用方面的管控举措及机制的集合。和从系列层级政府角度出发的涉农或惠农资金管理不同，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尤其是基层水利机关的涉农资金管理，主要关注既定额度的对应财政资金的支付和使用，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筹资方面的事项。所以，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是确保支付程序的合规及时，规避程序性风险；其二是确保资金使用方向符合既定目标，避免资金流失风险；其三是确保资金使用效果或绩效水准，避免明显低效风险；其四是形成系统而真实的会计信息或轨迹，基于分析为资金统筹安排优化提供价值的参考信息。强化推进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一是能有效提升对应资金的适用绩效，确保相关资金用到实处，产生较高效益，切实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其二是能倒逼提高水利系统尤其是基层机关财会管控水准，在基于如上所提及的第四方面要求强化考虑基础上，还能推动基层水利机关践行探索管理会计。其三是能确保水利资金在惠农政策方面发挥应有的效力，进而能切实推动精准扶贫的落实和实现，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二、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顶层设计角度看，目前缺乏专门的指导规范文件。虽然，扶贫精准化呼声的不断高涨，涉农资金管理逐渐成为热点，各级政府业已形成了系列规范文件。不过，具体到水利领域，或者说针对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目前却没有自身专属的文件，水利部及地方水利局至今没有因此厘定相关规范，各级政府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规程中基本上没有关于水利系统的对应专门规定。所以，从整体上看，目前缺乏专门的指导规范文件，或者说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目前并没有坚实的制度依据。2.从管控程序角度看，往往被异化浅层次的财务控制。从逻辑上说，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应该覆盖到资金拨付、运用乃至决算及整改等后续环节，应该是全流程的。不过，在具体实务层面，往往单纯偏重于支付程序及相关方面，把涉农资金管理异化为浅层次的财务控制，而对诸如岁修工程等缺乏过程管控落实，导致在微观层面出现成本偏高的风险问题，比如在B处自查自纠发现人工工资与市场价格偏差较大等现象非常严重，类似现象背后隐含有权力寻租、职务犯罪、采购及招标违规等系列严重问题。3.从管理制度及机制方面看，存在规范疏阔落实乏力及整体残缺问题。基于涉农资金管理的推进，水利系统系列基层组织在部分规程中曾经给予规范说明，不过和水利部及省水利厅的情况类似，没有形成专门的文件，相对于实务层面的需要来说偏于疏阔，在落实层面的情况更不乐观。另外，实际上也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管理机制及内在要求在部分方面存在残缺及可行性问题。比如农民用水协会返还水费问题，在票据方面没有充分考虑村落的具体情况，偏重于追求过于僵化地教条倾向。另外，单纯重视费用退还程序的控制，对于退回费用的流向及具体作用发挥情况，则基本上没有顾及，即便是宁夏等地的规模性自查自纠活动，也没有意识到对类似环节的管控。4.从管理思维方面看，对较深层次管控缺乏意识和行为落实。无论是制度规定，还是实务层面，抑或自查自纠等活动的目标任务设置上，都偏重于针对违法、渎职、违规等风险情况的规避及防止，对应绩效问题部分单位重视，不过另外部分单位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对于在形成真实系统财会信息及适当分析的基础上为决策提供参考等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单位涉及，甚至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所以部分单位的部分档案资料管理工作规范度不高，自查自纠发现严重问题的背后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的缺乏。另外，从涉农资金管理实务层面看，部分基层单位稍显粗枝大叶，精细度不足，为系列渎职、权力寻租、违法及不作为行为提供了不良机会，是修养护工程偏低、零星工程档案管理不到位等系列微观风险问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提升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水准的建议
1.推动集中研讨，提升理念层面的明确度。首先应该从理念层面给予明确化，具体而言就是围绕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相对于整个涉农资金管理的独特之处进行规模性的研讨，将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的特殊性、管控流程覆盖面、管理范围涉及面、管理要求深度、和财政部门等相关方之间的分工合作及沟通等方面事项系统地给予明确，以为制度和实务层面提供理论依据，规避可能滋生的各种错误倾向。2.多层级上下联动，打造专门而系统的支撑机制。立足于中央及高层级政府的相关制度的零星规范，水利部及高层级水利机关应该围绕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事宜，制定专门的制度规范，以为各层级水利机关的相关工作提供指导。各基层水利机关应该立足于所负责的具体工作需要，制定具体的实务指南、厘定工作流程，在组织规章制度中明确尽量细致的要求。对此，需要注意三点，其一具体机制构建尤其是流程设置，尽量细致，避免粗枝大叶；其二是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或要求需要充分兼顾可行性，避免因没有充分顾及基层情况而出现难以落实的情况；其三是需要强化系统思维，提升工作机制本身的严谨度，避免因散沙倾向而为资金流失或低效提供不良机遇。3.多维度推进重点突出，强化落实基于全流程的管理实务。应该依托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的多方面要求，在具体管理实务层面，不仅确保系列违规违法风险问题的成功规避，而且需要为资金效益的充分发挥提供保障，同时，还需要同步生成系统化的真实财会信息，以为下一年度或阶段的资金整合优化决策提供参考。在具体工作推进中，应该强化三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强化对资金使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执行落实使用环节的全过程跟踪，尤其是确保后期监管和监督的到位，避免虎头蛇尾；其二是强化渠道岁修工程等系列环节中的资金使用及效果分析，避免存在把较深层次的分析排除在涉农资金管理之外的思维，以提升涉农资金管理的深度，进而为水利涉农资金在战略层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参考。其三是强化对整改工作的强化，即如宁夏水利厅在部署水利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的时候所言要做到“逐项整改，不留死角”。4.践行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人力资源管控效果水准。一应该思考强化对道德、党性及财经纪律等方面的教育，以规避水利系统职工渎职甚至刻意寻租等风险动机及事件出现；二应该强化约束及问责，在系列岗位人员的具体职责说明中给予明确规定，而且在风险问题出现的时候厉行问责，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三应该强化相关激励举措的出具，尤其是在较高深度及层次的要求落实的过程中，更需要同步配备激励举措，确保涉及人员的工作能力最大化发挥，进而有效规避不作为导致的系列风险问题。另外，提升水利系统涉农资金管理水准，还应该强化创新思维，尤其是思考借力信息化乃至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境遇的系列技术优势。比如前几年出现的相关监控系统，可考虑与时俱进的升级优化，以便为监控水利涉农资金使用过程情况提供更到位的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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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资金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信用体系；公共金融服务；寿光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4-0039-04
一、引言
公共金融服务的内涵在于提供公共金融产品和促进公平。公共金融产品具有公共产品所具备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种性质决定了市场提供公共金融产品的低效率，这时由政府提供公共金融产品成为必然的选择。目前公共金融服务还存在许多欠缺，特别是县域范围内，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利用程度低，支付结算体系相对落后。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代表应承担起提供公共金融产品的职责，应更加注重公众享有公共金融产品的公平性，将公共金融产品向农村、农民、涉农中小企业等公共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倾斜。人民银行寿光市支行（以下简称“寿光支行”）扎实推进公共金融产品创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实现信用村、信用户评定全覆盖，构建了涉农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开展了文明信用联动联评活动，培育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寿光模式”，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优化了金融生态环境。
二、农村信用体系与公共金融服务
农村信用体系是在农村经济、农村信用的环境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收集、整理、分析与农村、农民相关的信用资料，为客户提供当事人信用状况的证明材料的信用体系。农村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公共金融服务水平、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促进城乡居民平等享有信用体系建设带来的好处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信用自身特点
1. 以农户作为信用主体，而非单个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信用主要是指信用主体在参与现代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借贷行为。在家族特征尚占据主要地位的农村，发生借贷行为往往是一个家庭共同做出的决策，而非单个的个人。这种农户作为信用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建立农村信用体系时要以农户作为信用基本单位。
2. 农村信用有无形的约束。企业是以其资产来承担债务，企业债务对管理者和所有者自身没有影响，而农户作为信用主体，在需要偿还债务时，会以自身的财力甚至家庭的全部财力进行偿还；农户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安土重迁，逃债成本巨大。这种无形的偿债约束机制为农村信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3. 农村信用重人情轻程序。目前农村信用社是活跃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干力量，而农户联络员长期为农信社业务开展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农户联络员实质上是农村信用社在村庄的业务员，他们熟稔本村风土人情，串家走户联络存贷款业务。受农村家族观念、人情观念和知识能力的限制，农户联络员开展金融服务必然会依赖熟人网络，而轻视程序规范，这不利于农村公共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大和信贷风险的防范。
4. 农村信用规模小而零散。在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和农村人口分布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农户和村镇企业所需的信用额度小并且分布不集中，同时农户和村镇企业的信用资料缺失现象普遍存在。每一笔小额度的放贷，银行都要付出对应的调研、分析、审查成本，积小成多，交易成本巨大。银行考虑到自身利益更愿意放贷给城市居民和大中型企业，这严重制约了银行向“三农”提供金融产品的积极性，也导致农村金融产品的供给不足。
（二）公共金融服务发展需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强有力的支持
1.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将公共金融服务的范围扩大到农村。信用体系在城市中已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两大系统，供企业和个人来使用，为城市居民和企业提供公共金融服务。而在广大的农村，信用体系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这里是信用体系、也是公共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农村信用的自身特点，逐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让广大农民享有更多的公共金融服务。
2.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新型公共金融产品奠定基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使农村脱离了以人情网络为基础的农村信用，建立起农户信息征集、农户信用评价、农户信用档案管理为一体的农村信用体系，从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促进农村公共金融服务，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扩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三、寿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
（一）寿光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发展农村信用体系的土壤
寿光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对建设农村信用体系提出了客观要求。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如蔬菜的种植、销售，土地流转，林业生产，渔业养殖等，并立足蔬菜种植成立了几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蔬菜产业链条上形成了储藏、加工、包装、运输、物流、会展、科研、旅游等一大批行业，也孕育了一大批涉农中小企业。寿光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要求信用环境的不断提升。这引起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信用村镇、信用户的评定活动。2006年寿光市就成立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领导小组，提出了建设“信用菜乡，诚信寿光”的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推动寿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寿光支行坚持“小而有为”，追求创新，在社会有地位、在银行有权威，能够协调党委政府和商业银行共同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二）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寿光模式”
寿光立足“菜乡”实际，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先试先行，构建了以农户信用创评为基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项建设”为平台、以涉农中小企业评级为引领、以信用示范工程为推进的农村信用体系“寿光模式”。
1. 打牢基础：持续开展农户信用创评。寿光农户信用创评经历了由起步到成熟的历程，2000年寿光开始进行试点农村信用户创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支农协理员、客户经理、农村信用社、农信联社‘四位一体’”的农村信用网络。2003年进行整村整镇大范围信用创评，并以此为依托推进“五户联保”，每户授信额5万，截至目前已组建五户联保小组3.6万个，参加农户16万户，贷款余额31亿元。2007年组建由农村商业银行、村委和农户一体的“大联保”，农户授信额由5万提升到10万，累计对44个村为759户农户发放大联保“2+1”贷款1.4亿元。2008年后，寿光支行组织辖内农商行进行信用流程再造，将户主年龄在18至65周岁的农户全部纳入评定范围，发放信易通卡，目前已对975个行政村20.7万户农民进行了信用评定，授信额度182.7亿元，信用村、信用户评定覆盖面全部达到了100%。
2. 创建平台：大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项建设”。寿光市在实现信用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三项建设”，即由农村经济主管部门负责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人民银行负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桥梁建设、金融机构跟进信贷服务建设。通过三项建设，寿光市燎原菜果、东方誉源等62家专业合作社被列为信用示范社，348家专业合作社被列为信用培植单位，并确定了10-15万的授信额度，现累计发放“农业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商行+农户”的“4+1”模式贷款8220万元，直接带动农户4.3万户。
3. 引领方向：发展涉农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到2008年，寿光市为1610家涉农中小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以此为延伸，寿光支行积极组织金融机构开展涉农中小企业贷后评级和商业承兑汇票评级。2009年农商行与评级机构签署对15家企业进行贷后评级的协议，并达成长期合作意向，2010年寿光贷后评级模式在潍坊农信社系统得到推广，目前参与贷后评级的涉农中小企业上百家。通过开展涉农中小企业商业承兑汇票评级，目前15家企业签发了商业承兑汇票并得到了贴现和再贴现。涉农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有效促进和规范了中小企业的财务行为和经营行为，进而使涉农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信贷支持。
4. 信用再造：联合推进信用示范工程。2011年4月，寿光支行协同市委宣传部、农村商业银行开展了“文明信用联动联评”活动，此次活动从全市22万户中评选出了50000户“文明信用户”，1000户“文明信用个体工商户”，200户“文明信用小微企业”，100个“文明信用村”，10个“文明信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选出的各类文明信用户贷款利率享有较一般农户少上浮10个百分点的优惠，文明信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贷款利率享有较一般农户少上浮30个百分点的优惠。文明信用单位和农户可获得银行优先安排发放信贷资金，享有贷款“绿色通道”，获得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农村商业银行逐步推进“富民理财”计划，为每个村的“文明信用户”逐一建立金融服务档案。2011年6月，寿光支行、市团委及金融机构联合组织了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创建及融资扶持试点工作，每村10个青年，全市1万个青年参加了活动，寿光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市选定2018名青年创业者作为扶持对象，目前已有393个青年创业信用示范户获得贷款授信5756万元。
（三）寿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各方参与的动机
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信用宣传，具体组织开展信用评定，收集、整理信用资料，建立信用档案，担当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主力军。同时，参与信用体系建设的金融机构也掌握了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降低了搜集信用信息的成本，拓展了放贷空间。农户通过参加信用评定、信用联保能够提升信用等级、获得金融机构更多的授信额度，并且信用等级越高所享有的贷款利率越优惠。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列入信用示范社可以获得一定的贷款授信或者为合作社的社员进行担保。涉农中小企业通过开展信用评级，有助于规范经营行为和财务行为、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及进行集合票据融资。公共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足水平是政府社会业绩指标之一，政府执政为民、提升政绩，有动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寿光金融生态环境，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给政府带来经济业绩。
四、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取得的成效
（一）扩展了社会信用体系覆盖范围，进一步完善了公共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发展比较成熟、实施全国联网的有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征信系统，这两大系统在城市中已被广泛认知。农村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但也有着自身特点，它是基于农村经济特征而建立的信用体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别，多以县为单位进行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广泛开展填补了社会信用体系在农村的空白，促使社会信用体系形成城乡均衡发展的态势，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范围得到扩展，公共金融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二）降低交易费用，节约公共金融服务成本
由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原因，银行和农户、中小企业达成贷款协议需要耗费大量的交易费用。对于银行来说，其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贷前调查成本，贷中监督成本和客户违约损失，无论客户贷款额度大小，银行对每一笔交易都要付出对应的费用，由于农户、中小企业贷款笔数零散、违约风险较高，银行需付出大量交易费用。农户和中小企业在争取贷款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会面临寻租。农村信用体系为交易费用的降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是农村信用体系为银行、农户和中小企业搭建了信用资料的共享平台，有效化解了交易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可以全面快速掌握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信用资料，辨别企业状况和优劣。这有助于减少银行的贷前调查成本和监督成本。农户和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信用体系凭自身的信用优势获取资金支持。二是农村信用体系能够防范违约风险，进而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失信惩戒机制，失信者的行为被广泛传播，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其行为付出代价，进而违约现象大大减少。
（三）扩大三农公共金融服务范围，增加农民、涉农中小企业融资机会
长期以来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和大企业的融资机会，出现这种状况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公共金融服务滞后。对于农户来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其打开了一扇融资的窗户，发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之前，只有少数农户能够获取贷款，而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之后，金融机构能够掌握大量农户信用状况，同时给予这些农户相应的信用额度，从而使农民的融资机会大大提升。对于涉农中小企业来说，农村信用体系为涉农中小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在此基础上开展涉农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等，这样有助于企业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和财务行为，向金融机构传递真实的信息，进而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增加涉农中小企业融资机会。
五、政策建议
（一）树立合理科学的农村信用体系发展思路
首先，应该结合农村信用自身特点，开发信息结构合理、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其次，通过农户信用全覆盖、三信评定、文明信用联动联评、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农户信用创评工作；最后，通过开展涉农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设、涉农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等活动，促进涉农中小企业信用建设。
（二）各银行间信息共享
参与建设农村信用体系的往往是少数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农行，而获得的农村信用信息尚未纳入统一的征信系统，这显然不利于信息最优化利用。从长期看农村信用信息会逐步纳入到统一的管理系统中，从而被更广泛的金融机构和农户所共享。目前可以尝试建立信息交易机制来促进农村信用信息在商业银行间共享，开拓涉农市场。
（三）加强对农村信用体系的利用
多数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时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这决定了针对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开发多种形式的信用贷款方式是客观选择。商业银行要利用农村信用体系的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开发适应市场主体特点的信贷产品，以此扩大信贷量，为广大农村提供金融服务。
（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信用的扩展要求更大程度的信息开放，这必然涉及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问题，因此以法律形式将合理的信用数据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加以区分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着大部分的信用信息，这些信息缺乏统一的管理，征信管理部门也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因此应制定相关法规将其逐步纳入信用体系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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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资金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 涉农职务犯罪 人民检察院 农村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征用农村土地拆迁房屋等工作也越来越多，而一些镇、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侵吞公共财产、挪用公款的情况也多了起来，涉农职务犯罪严重损害村民的利益，已成为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严重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下面就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院2011年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做个简单介绍：2011年总立案件20件27人、涉案总金额1492万余元，其中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5件20人、涉案总金额1256万余元。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领域为征地拆迁7件11人，新农村建设（“两违”）7件8人，征收规费1件1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性质为贪污3件5人，受贿8件9人，挪用公款，3件3人，玩忽职守1件3人。
一、当前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重点领域突出
涉及征地拆迁、新农村建设的案件14件19人，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1157万元。其中土地征用、拆迁房屋案件6件8人，新农村建设案件6件7人。土地征用案件的一大特点是涉案金额大，2件涉案金额超百万元的特大案件都是发生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过程中，有1件涉案金额高达950万余元。新农村建设案件的特点是窝串案突出，仅在内坑镇行政执法中队就挖出系列窝串案5件6人。
（二）涉案主体为镇、村基层组织人员
今年来我院办理的涉农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都为镇一级及其以下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其中镇一级涉案人数为6人，农村基层组织涉案人数为10人。虽然这些涉案人员大部分级别不高，甚至是镇临时聘用的人员或者村干部，但是多处于重点或关键岗位，具有相应管理职责。
（三）群众利益受到侵害，社会危害性大
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受害人人数较多、受害群体集中，极易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害社会稳定。例如王恭河、王天遵贪污案，该案引发了该社区100多名村民联名举报并多次集体上访，危害了社会稳定。又如张建添挪用公款案，犯罪嫌疑人张建添将上级政府拨付的征地款950万借给他人，从中赚取利息，以致该征地款收不回来，侵害了群众利益，引起140多户400余人集体上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作案手段上呈现出类案的规律性
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案件中，采用虚报冒领手段贪污补偿款和利用管理发放补偿款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是犯罪的主要手段。新农村建设案件中，大部分为受贿案件，在内坑镇行政执法中队系列受贿案件中，受贿人均是利用手中对违章建设和违法占地报告、巡查、制止的职务便利，收取违建房主向其贿送的钱物，为违建房主谋取利益而获罪。
二、当前涉农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一）权力集中、监督不力
近几年是晋江城市建设大跨越、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晋江市围绕“城市建设年”的工作大局，全面推进“九大组团”建设，镇（街道）及其站所直至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部分基层干部手中权力很大，而且长期监督不到位，这给腐败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今年来仅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领域涉案金额就高达1100余万元人民币。
（二）制度不严、管理松懈
出现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普遍存在着财务制度混乱问题。有章不循、无章可循，少数基层干部独揽财务等问题为滋生腐败现象提供了温床。一些基层干部收取的公款长期不交财务，自收自支，利用白条和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手段进行贪污、挪用公款。如磁灶镇政府前尾村下村干部陈志方，将村民缴纳多年的计生款长期挪用外借。
（三）放松学习、淡化思想教育
这些涉案人员犯罪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学习不够，宗旨意识不强。由于基层工作的特殊性，学习制度、工作制度相对松散，加上个人的自律意识又不强，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上的一些挫折，以及侥幸心理、从众心理等心理因素作祟，导致方向迷失，宗旨淡忘，在关键时刻不能把握自己，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捞取钱财的资本、牟取私利的工具，于是采取贪污、受贿等犯罪手段去攫取国家和集体财产，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四）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犯罪分子缺乏有效监督
近年来，一些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武断，使许多农民对镇村干部产生了畏惧心态，加上自身法律素质不高，许多群众分不清基层干部的哪些行为是行使公务，哪些行为是违法或违纪，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勇气去揭发、举报犯罪分子。还有甚者在检察机关对其进行取证时怕被打击报复，不愿意配合说出事情的真相，导致有的基层干部有恃无恐，连续作案。
三、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的对策
根据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征地拆迁的资金管理使用和新农村建设成为了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工作，尤其是其中的城镇建设和“两违”整治是我们预防的首位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
（一）关口前移，强化预防教育
要创新工作方法，把教育贯穿于预防工作的始终。一是要用廉洁勤政的模范事迹激励人心。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先进典型的人和事迹，大力弘扬正确的“三观”，积极引导帮助党员干部掌握政策法规界限，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以达到使党员干部“不想”犯罪的目的。二是要用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警示人。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加强预防专题、专案的宣传报道。通过“昨为座上宾、今成阶下囚”等令人震撼的事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算好政治、经济、家庭、个人“明白帐”，用犯罪成本、风险评估的方法去分析因腐败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使预防工作入心入脑。三是要通过加大培训教育力度，使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识明显提高。四是要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农村法制宣传和反腐败斗争宣传，大力展示反腐败斗争成果，激发群众举对职务犯罪的举报积极性。
（二）齐抓共管，内外联动，强化监督
通过办案表明：凡是发生职务犯罪的环节，都是监督的盲区或薄弱环节。因此，一是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系，促使当前乡镇七站八所多头管理模式向一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强化上级直接的监督管理，强化程序意识，坚持程序监督，严格按照程序行使权力；二是要规范财务制度，加强审计监督，注重发挥审计职能作用，加强跟踪监督，组织资产自查与审计抽查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三是要坚持执行“阳光工程”，进一步深化党务公开、村务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四是要坚持民主监督，尽最大可能保证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并赋予群众监督意志的权威和效力，坚持舆论监督，大力支持和引导新闻媒体对涉农职务犯罪进行舆论监督，把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三）健全机制，筑牢源头预防
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财务制度，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任何人不得超越职权，领导干部不得经手任何款项；二是加强民主集中制，镇（街道）领导干部要接受党委和政府、人大的监督，村干部要接受村民委员会的监督；三是实行审计监督，对镇村两级干部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四是建立广大群众参与评议干部制度，定期对农村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群众评议，强化群众监督。五是要充分发挥“案前、案中、案后”专项预防的主导作用和检察机关检察建议的作用，结合办案，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帮助建章立制，堵塞管理漏洞。
（四）整合资金，集中投资，分类管理、使用
一是要进一步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结合实际，对我市对征地拆迁款的管理进行整合。变零星投资为整合投资，变分散投资为集中投资，变重复投资为重点投资，实现涉农资金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扩大资金的使用效能。二是强化验收检查。对涉农资金项目的验收，要严格采取材料审核、实地查看、资金核算等措施，严格核查上报数据的真实性。三是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加强对涉农资金项目可行性的审查，对工程进行立项审查；涉农资金项目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招投标，对投标单位要严格把关，对投标单位和个人要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五）增强职能部门预防主体意识
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由市委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牵头，检察机关为主力军的预防工作机制，采取了以教育、行业、制度、专项、个案等为主的预防措施，循序渐进、不断深入地开展工作。由于预防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光靠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而且人力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开展工作的需求，还需其他相关管理、监督部门积极参与，共同携手，齐抓共管，实现预防效应的最大化。工作实践证明，主管职能部门才是预防工作的主体，因此要增强主管职能部门预防主体意识和主动预防的工作积极性，把预防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纳入日常重大议事日程，才能真正取得预防实效。
（六）惩防并重，以打促防
涉农资金论文篇8
一、财政支农资金低效及变相流失的成因
1.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导致工程质量低劣
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项目看,主要包括农业基建投资,农村科学事业,农业科技发展三大类。在资金管理模式上,采用中央统一财政支农政策,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承担资金投入责任,涉农部门担负项目管理,财政部门负责核拨资金,以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以市、县和乡三级地方财政配套投入为辅的管理体制。这种机制从形式上看,虽然将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五级政府无一例外地纳入了管理框架,能够更广泛地筹集支农资金,扩大支农效果。但在实践上,由于财政支农资金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地方财政进行资金配套,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对地方政府考核上的唯“GDP”论,使得欠发达地区县乡两级财政较为困难,在中央和省级财政下达农业项目资金时,难以有效筹集规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从而直接影响了支农力度;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受制于农业的弱质性,财政投入的拉动效应较低,投资后难以快速显现“政绩”,地方政府领导从自身发展意愿出发,宁愿将富裕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广场、绿地和道路美化、亮化等形象工程,也不愿将资金投入到农业之中。因此,在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到位难的约束下,仅靠有限的中央财政下拨资金进行的道路、水渠、堤坝工程,只能采用低标准、偷工减料、施工草率等方式实施,致使出现大量半拉子低效支农工程项目。
2.缺乏论证的拍脑袋项目造成高投入低产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吸收借鉴世行先进贷款项目管理成功经验基础上,普遍性开展了项目投资可行性评价及调研评估工作,并建立起了项目管理经理责任制。但实施一段时间后,国际先进经验很快就具有了中国特色,尤其是在财政支农项目管理领域更为典型,不少县市基层政府为实现自身的“官本位”目标追求,为了尽快搞出政绩,置当地实际于不顾,违背农业生产经营基本规律,贪功冒进地大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在当地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托关系走门子,甚至通过给上级计划编制部门提成管理费和拨款后返还形式,不择手段地开展跑“部”进“钱”运动,竞相从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多渠道、多环节地争取更多的支农业专项资金。上级部门“钦差大臣”般地走马观花考察,往往又形成走过场式地睁一眼、闭一眼的听汇报看文件和走过场,致使行政命令式的支农资金计划审批色彩浓重,“长官”意志完全凌驾于专家评审之上,多数支农项目的申批变成了相关部门领导的“拍脑袋”项目,支农资金的审批更大程度地取决于了县市政府领导的公关能力。这种领导“拍脑袋”式决策背景下搞出来的形象工程,往往在项目建成后就束之高阁,劳民伤财。
3.惠民工程缺乏严格细致的操作规范形成严重渠道流失
负责分配和管理支农资金的涉农部门涉及发改委、农业部、水利部、科技部、林业局、扶贫办和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互不通气并都建有自己的资金分配与管理规定,在缺乏统一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的情况下,这种群龙治水式的职责不清、重复交叉严重多头资金管理体制,导致支农资金管理层级多、路线长、速度慢,极易形成支农资金的逐级沉淀和漏损,渠道流失现象严重,增加了资金监管的复杂程度。作为资金重要监管机构的财政部门,面对如此复杂的分配机制,面对较高的监管成本和技术壁垒,一般多采用按涉农部门规定的审批计划拨款即算完成任务的原则行事,没有建立与涉农财政投入相关的资金使用、监督检查制度。在外部监管缺位的背景下,支农项目资金管理挤占、挪用现象严重,很大一部分支农资金在中间流通环节被截留或流失,用于管理部门自身的费用开支,资金到位率低。更为甚者,有些地区从下级到上级从支农资金中层层提取“管理费”变成了行业潜规则,涉农资金部分甚至全部被挤占常态化,测土配方施肥、大江大河治理等很多支农投入被截留后被用于办公设备、买轿车、外出旅游、建设楼堂馆所和弥补行政经费,资金到位率低,难以发挥财政支农的应有效用[1]。
4.分配权垄断形成的权力寻租导致支农资金分配和使用低效化
长期以来受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监管和评价制度体系缺失影响,政府部门官员的政治升迁及经济激励不受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绩效影响,而相关涉农部门控制的支农资金的分配权又具有极强的部门垄断性,在当前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自然人“经济人”意识浓重的社会环境下,一些相关部门政府官员利用支农资金分配权寻租成为行业潜规则,掌握支农资金分配权的垄断涉农部门,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根据县市基层政府“公关”力度或者说是贿赂额大小来出售资金分配权谋取自身利益。而许多县市基层政府在本来就缺乏配套资金的情况下,要么利用过去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财政支农资金工程项目,通过向不同部门重复申请,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申报,来套取第二年、第三年、乃至第四年财政支农资金,使得同一支农工程项目新建了若干次后而实际只建了一次;要么就钻项目招投标空子,在诸如水稻、蔬菜大棚育苗补贴等招投标活动中,利用权力寻租,致使支农资金损失严重,严重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率的发挥。
二、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能的对策
1.理顺政府分配管理职能,使涉农工程项目组织与资金投入实现协调化
理顺政府职能,建立涵盖中央到省市一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级政府分管领导统一召集,根据所有涉农部门的汇总支农资金计划数和各县市提出的支农项目申请类型,统一进行研究整合,消除交叉、重叠或者脱节现象,形成资金合力,然后在聘请专家团队对重大支农投资项目进行系统论证评价基础上,由联席会议对合理的投资方案作出决策。 在人代会前分门别类地集中研究确定同级财政支农资金投资要点、行业、地区的具体资金分配计划,经报请同级人代会审定通过后,逐级下达到项目实施县市级政府。县市基层政府要根据上级下达的计划,成立以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责任人的财政支农项目实施协调领导小组,建立以对应的涉农主管部门主要领导为第一负责人的项目管理制度,形成各相关部门统分结合、职责分明、协调一致的联席工作制度。财政部门对应开设从中央到地方的支农项目资金财政专户,取消涉农机构分设的财政专项支农资金专户,使拥有专项资金分配权的涉农各部门,从部门资金分配垄断权中解脱出来专职履行管理职责,中央与省级财政直接将资金切块下达项目资金到县市级财政专户,由县市政府财政根据支农项目的工程规模大小,分别采用小型项目由施工单位垫付,验收合格后一次支付,规模较大的工程项目,由建设单位分期分批拨付资金,支农项目竣工后经县市支农项目协调领导小组组织验收,将合格的农业工程项目资产交给相关单位使用[2]。
2.涉农财政补贴项目应通过政银合作直接将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
涉农财政补贴涵盖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大户奖励补贴、家电下乡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家电下乡补贴、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猪补贴、五保供养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等近三十项,每项数额均不大。上述众多涉农财政补贴在管理上实行的却是“分块管理”体制,涉及农口所有部门,呈现为点多、面广、补贴分散的特征,各涉农项目上所获得的补贴数额相对较少,补贴发放一般采取由上级财政部门层层下拨的方式,受制于目前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不高影响,使得财政涉农补贴资金的流程较长,成本较高。为实现支农补贴由间接向直接方面转移,避免中间环节对支农资金的截留,建议参照寿光的“惠农一卡通”的模式,在社会保障一卡通基础上,将惠农财政补贴功能与银行卡整合在一起,与社保IC卡集成在一张卡上,形成财政支农补贴发放直到农民账户功能,并能涵盖存取现金、转账、消费、小额自助贷款以及看病就医服务等的“一揽子”直接服务功能,使农民足不出村甚至不出家门即可收到补贴。
3.取消对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支农投资基层政府资金配套
取消农业税以来,农业县乡镇赖以生存的财源日趋枯竭,县市财政不仅要供养本级政府供职人员,还要供养下级乡镇政府人员及发放村干部补贴,财政供养人员的大幅增加,使得相当一部分本来就处于财政困境的农业县市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财力薄弱、运转不灵问题更显突出,财政收入仅仅维持在以“保工资”为主勉强维持的状态,无法承受中央及省级财政支农资金要求县市基层政府配套的要求。鉴于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支农投资地方配套的巨大压力,进一步调整中央及省级政府的相关财政性支农政策,压缩随意性较强且多数投向发达县市区的各种专项转移性财政资金,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县市财政支农资金的地方配套,减轻其财政压力,避免其截留、挪用其他类型财政支农资金作为配套资金的错误行为,让财政支农资金真正用在“农”字上,逐步缩小不同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为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均衡化创造条件。
4.建立严格的支农资金拨付使用监督和全程跟踪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