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涉农”职务犯罪

在当代中国，俗称“三农”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始终是媒体最为关注的话题。曾几何时，一本薄薄的《中国农民调查》，引发的如潮争议，迄今尚未平息。近年来，春节“两会”期间记者对农民代表的追访，甚至超过了一些明星代表。

2012年，关于“三农”的话题在继续发酵。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截止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城镇人口首度超过农村人口。紧接着，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农民工总量达到创纪录的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

统计学上的城镇化加速，并不代表“三农”问题热度的降低。就在中央1号文件如期出台的同时，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也将目光投向了“涉农”犯罪。

2月22日，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新春以来首次专项行动。这次特别行动，将目标锁定查办和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从今年开始为期两年。

面对形形的“涉农”职务犯罪，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高悬在犯罪分子的头顶。

“暗流涌动”的坑农罪恶

随着新农村建设提速，农业补贴、农村基础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扶贫开发等资金投入，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然而，这些重要资金，竟成了部分人员眼中的“唐僧肉”，各类职务犯罪也应运滋生。

5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1月至2011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6万余件3.7万余人，占同期贪污贿赂犯罪总人数的30%。各种不同的“涉农”职务犯罪，交织成一幕丑陋的饕餮“众生图”。

“小仓出硕鼠”

如果不是这一个个案例，人们很难想象，这些级别不高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基层组织人员，“胃口”竟如此之大。

2009年，通过收受回扣、骗取套取国家补贴资金，河北邢台柏乡县农机局局长石胜田伙同他人，实施受贿贪污犯罪行为，涉案金额达103万余元。

2011年5月至2011年7月，云南省西盟县勐梭镇的岩相，利用担任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该镇土地收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政府部门发放土地征用补偿款之便，先后擅自冒领并窃取该村征地补偿款166万余元，到境外缅甸小勐拉。

2010年4月初，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的一些村民陆续向检察机关反映，几个月前就交了失地农民保障费，却一直没有领到基本生活保障金。原来，负责该镇农村养老、失地农民保障、医疗保险等工作的劳动保障与救助管理站站长钟海林，收到该镇信华村、红星村、新华村等参保村民交来的失地保障费后，将其中376万余元用于和购房，导致1079名参保村民办不了失地农民保障证，拿不到生活保障金。

2010年6月初，浙江省绍兴县钱清镇政府在例行内审时，发现负责对杭甬铁路客运专线的拆迁安置工作人员外逃。该县检察院根据这一线索，查明该镇拆迁办副主任胡君林在办理房屋拆迁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伙同郭钢强等9人，骗取国有资金961万余元。

去年1月至今年4月，在河南省检察机关查办的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涉案总金额达2.3亿余元。2008年至2011年，江西省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174件1652人，侦结涉案金额达两亿多元。2011年至2012年2月，该省就查办此类案件360件567人，涉案金额7000多万元。

“兔子总吃窝边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著名的“马特莱法则”，这就是现代管理学界所熟知的“二八定律”，即80%的价值来自20%的因子，其余20的价值来自80%的因子。这个管理定律，同样适用于涉农犯罪，即80%的农村职务犯罪由占村干部总数20%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所为。

曾经担任永康市十二届政协委员，该市经济开发区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郑其优，曾获得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金华市首届“魅力村官”、浙江省“郑九万式的好书记”等荣誉。然而，正是这位头上笼罩着光环的“先进模范”，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非法索要、收受他人钱财，共50余万元。

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以来，河北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农村“两委”基层组织人员犯罪2028人，占同期涉农案件总人数的66％，其中村支书596人，村主任371人，其他“两委”工作人员1061人。在全国检察机关于2012年立案侦查的万余件涉农职务犯罪中，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4613人，占42.9%，其中村支部书记1615人，村委会主任1037人。

当然，除了农村基层“两委”人员犯罪外，一些手中直接掌握资金的国家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啃吃“窝边草”，也纷纷陷入犯罪深渊。

茶陵县扶贫办原主任谭文明，经常借向乡村拨付扶贫款之机，大肆收受好处和回扣。办案人员都感觉惊讶，“凡扶贫资金和项目涉及到的地方几乎都有谭文明受贿的记录”。短短数年间，谭文明就收受茶陵县9个乡镇、16个村贿赂30余万元。

“拔出萝卜带出泥”

“查处一起案件，垮掉一个班子，牵出一串人员”，看似一句顺口溜，在一些地方，却成为办案常态。为将国家和集体资金据为己有，财务人员往往与有关工作人员狼狈为奸，策划如何“瞒天过海”支取钱款或摆平帐目，有的甚至“开会”讨论，可谓明目张胆，猖獗至极。

2011年3月，河北省清苑县检察院查办了一起“涉农”案，一举牵出县农业局局长、副局长、造林站站长等三人以变相截留等手段私分公款大案。在唐山市丰润区检察院查处的一起贪污贿赂案中，身为村干部、会计的李某等12人采取虚报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地上抢栽抢种等各种非法手段，骗取国家重点工程资金133万元。

河北衡水市检察院反贪局曾经做过一项统计，从2008年至2011年，三年来查办的村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案件明显增多，通常为村支书、村主任相互勾结或者拉拢其他村组干部共同实施。在立查案件中，共同犯罪94人，占立案总人数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