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论文范文

审判管理论文篇1

一、法官社会责任的含义

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指，法官作为司法权运行的主体，因其行为决定着司法权实际运行的效果，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机械地适用法律、表面地解决纠纷作为自己的职业目的，而应重视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最大限度地通过适当的审判行为增进社会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社会利益，并充分发挥裁判的行为指引作用的责任。它是法官职位或者职能的本质要求。“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3]法律职业（法官）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着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4]

在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自然也存在着法官的社会责任，但体现最突出、作用最显著的是在民事审判中。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民事审判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范围最为广泛、宽松的诉讼活动。在刑事审判中，由于涉及剥夺公民的自由、生命等重大法益，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要比民事审判中小得多；在行政审判中，由于一般只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判断，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也要比在民事审判中小得多。立法的稳定性和社会情势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这就造成了法律不适时宜的滞后性，这一现象在以社会经济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民商法领域非常普遍，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显得更为突出。我国的民事法官时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严格执行落后或存在漏洞的法律，无法面对原告的眼泪，而如果无视法律任性而为，作为一个法官又无处归依。这时就迫切需要民事法官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充分认识判决可能发生的经济效应、政策效应、道德效应，智慧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地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实现对社会的责任。因此，笔者就从民事审判的视野对法官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考察。

法官在社会中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其主要职责就是依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确认、分配和调整，通过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法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维护法的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念。我们知道，法律观念对于司法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法官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自身的判断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对司法的目的和法官的职责应作以下理解：司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是为了通过解决纠纷来维护法律所宣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社会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要对纠纷所涉及的经济、道德、政治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发现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对司法判断的社会效果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克服形式合理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回应社会生活的真正需求，实现司法的终极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社会责任”与“办案的社会效果”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不同。办案的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获取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它要求法官摒弃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片面意识，通过对案件的审判，达到宣传法律、弘扬法制、消除矛盾、促进稳定的目的。[5]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考察的角度、层次不同。“社会效果”以社会评价为出发点，着重公众对个案效果的评价，并未上升到法官职位本身要求的层面；而“法官的社会责任”则从法官的义务角度立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升到法官本职要求的层次，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未能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的法官就是不称职的。质言之，“社会效果”通常是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外部压力对法官发挥作用的，有为“以权压法”、行政干预司法等做法大开方便之门的危险；而“法官的社会责任”着重考察法官对所有案件或者某一类案件进行处理时的心理状态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公示作用，求诸于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挤压，层次要高于“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了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提供冠冕堂皇的说辞。

第二，内涵宽窄不同。“社会效果”比“法官的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更宽，它包括法官在裁判活动之外进行的宣传、教育活动等在内；而“法官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法官在裁判时所要秉承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指导思想，强调对判决的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作用的追求，严格来讲并不包括社会宣传等活动。换言之，进行法制宣传等严格上讲不应属于法官的职责范围，法官的职责就是办案，并通过办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是基于当前中国民众法制水平较低的现状，使得法官不得不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可见，相对“社会效果”非常宽泛的内涵而言，“法官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则是法官职位本身所决定的，是法官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

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或相同之处，如都包含了司法对社会的推动、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这种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将“办案的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给人如下一种错觉，即：社会效果是一种与法律效果并列的、对立的评价体系，换言之，好像社会效果是一种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独立的评价体系。[6]同时，“社会效果”对外在监督、外在评价的过分借重，客观上使其容易成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的借口。而“法官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直接从法官的义务、职责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求诸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外力对法官的挤压，避免了前述不足。笔者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办案的社会效果，应当是法律本身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在法律效果之外另行建立独立的社会效果评价体系；我们的法治，更应强调和亟需树立的是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信心，而不是对它们的怀疑。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提法。

二、民事审判中强调法官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对国外有关法官社会责任理解的考察

通过对国外一些学者有关论述的考察，笔者发现他们大多也强调，一个优秀的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官，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纯粹地解决纠纷。以波斯纳（Posner）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任何一项司法决定，甚至任何一个个案的判决，不仅直接决定着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走向和轨迹，法官应从经济目标与功利中寻求自己的基点，超越法律。美国学者科斯（Coase）曾指出：法院的法律判决，“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着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得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Badehaimer）更是把法官比作“社会医生”，认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其服务工作应当有益于法律最终目标的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8]

从国外学者对法官社会责任的前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一定的社会职能，法官均要进行价值评价，且其价值评价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作用，判断过程与结论必须获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使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负载司法机关社会职能的、具有公众指引效应的评价活动。国外的法学家们认识到，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注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就难以实现法律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严守法律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矛盾，是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评价法官执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规则中，而必须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获得社会的公众认同。

（二）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

1、强调司法的社会责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

司法对伦理道德的密切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大多由行政官员兼任，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官员们一直将裁判的教化作用作为行动的指南，在司法裁决中注重道德说教，强调裁判的社会教化效果。由于“礼法不分”，因而受到成文法律的牵制较小，清官们往往可以别出心裁、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解决纠纷，极力维护裁判的公正性。笔者随便一找，就发现古代官吏在裁判时秉承社会责任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包拯、海瑞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以罚丈夫做百担面条的方式促成夫妻和好而解决离婚案的县令，他们都往往以其充满智慧的裁判获得了百姓的好评，实现了司法的社会教化作用。这种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使得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

2、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官的司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更应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一致”，[9]“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10]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更需要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这是在司法领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从民众中来，更应通过司法回到民众中去，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手段的有限性、转轨时期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等原因，有时法官虽然查清了事实，适用法律也正确，在形式上做到了司法公正，但是裁判的社会效果却并不好。这说明，机械地适用法律，并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在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内充分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3、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

2003年8月，最高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审判工作理念。司法为民，意味着法官办案要以民为本，为人民谋便利。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要“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无疑是要法官以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其危害性可想而知。[1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注重裁判的公众认同并不是要根据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由于职业、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差异。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主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法律也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制定的，是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以适用法律为任务的司法活动自然也应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眼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让裁判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社会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动。

第二，司法推理不能脱离于公众的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司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技术方面，二是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层面。依照杨仁寿先生的理解，法律技术方面，应以法律家的立场为之，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方面，则宜以一“外行人”的立场为之，始能切合社会需要。[12]这里的“外行人”，即指一般大众。司法推理与公众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之间确实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的过于脱离也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取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就陷入了法官越专业就越自以为是、民众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13]司法改革难以为续。外国同行们也早已注意到，“在民”原则下的司法权在不断走向异化，即专业化使得职业法官与大众之间产生了一道屏障，话语难以沟通，甚至屡遭民间讥讽和戏谑。

针对这种情况，波斯纳提出，“何以防止法律专家成为一个职业的特权等级，防止他们的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的不同？换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却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化和反复无常？”[14]这种司法与民众疏离的现象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日趋严重。我们应当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教训，在现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长期浸润在注重人情的文化土壤中，大众从心理上是排斥不近人情的法律的。我们之所以提出“司法为民”、“法官的社会责任”这类理念，就是意在缓和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官的思维过分地脱离社会，会降低其对社会生活的职业敏感性，易遭到社会成员的反感而不是认同。质言之，司法不是“阳春白雪”，不能“和者弥寡”，司法权的人民性和纠纷的世俗性决定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要“下里巴人”。因此，为了扭转目前业已存在并日趋严重的司法对民众的疏离倾向，提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寻求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15]

4、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

有人认为，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司法中立”，民事审判强调法官在对待当事人双方时应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在由双方当事人和法官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应是“等腰三角形”的构造，因而对弱者的偏袒和保护、对社会责任的强调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有违现代司法理念。笔者认为，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非但不会违反司法中立的司法理念，反而是促使人民接受“司法中立”理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目前的司法改革意图淡化诉讼活动的职权主义色彩，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当事人所分担的责任和成本增加了。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法院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成本是由诉讼当事人分担的，这就需要对当事人的适应和承受能力有充分的考虑，否则法院的现代化进程难免步入歧途。适当的方式只能是，把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及责任的实际承受能力作为法院推进审判制度改革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数，寻求两者之间的适调[16]，即通过法官的释明、指导举证、诉讼风险提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双方诉讼能力上的平衡，这就决定法官在审判中不应该也不可能绝对中立。

第二，法官在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也是难以做到绝对中立无私的。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也有自己的经济功利，更有其社会声誉等方面的独立性功利。[17]客观地说，法官作为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裁判时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功利，绝对地排除功利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功利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就使法官的中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种“神话”。

第三，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对弱者权利的漠视，也不意味着法官社会责任的泯灭。只要法官的行为符合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本质要求的。在民法的价值取向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过程中，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也经历了一个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法官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裁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体现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怀而不是无原则地滥施同情，并不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有利于“司法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民众所接受[18].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官“独立必将导致孤立，中立必将引起对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的前半句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后半句对于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的民众还无法承受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急剧转换，“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在中国的确立，尚需要一个缓冲期，应逐步“软着陆”。所以，在现阶段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5、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

司法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强制性，更来源于人们发自内心的信服。如果没有民众的信服，司法的权威无法真正确立。博登海默就曾指出，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19]澳大利亚法官马丁也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20]树立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树立权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裁判得到公众的认可，让公众心悦诚服。如果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体现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对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从而危及法治的根基。

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还是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第一，我国司法改革的阻力之一，就是法院系统自发的司法改革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长期直面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往往无论如何解决矛盾，与人们的期望总有一定的差距。法官的裁判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因此法官的裁判最多也就是让50%的当事人满意，而实践中即使是胜诉一方，其诉讼请求也一般不会得到全部支持，因此满意率又少了一半，最多25%.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当事人评价的辐射作用进行的。在当前民众的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当法官的裁决与一方预期的结果不甚相符时，司法很容易被指责为不公正。当这些所谓的“错案”被媒体曝光时，法官们感到不平乃至面对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在这种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沉重压力下，司法改革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得不开始寻求公众的理解，通过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寻求最佳的社会效果等方式，来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人们认识到，法官保持法律推理的抽象和中立，固然具有很大的好处，但也使司法成为了冷漠、代价昂贵的东西。[21]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司法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动摇了公众对司法的认同，从而使司法自身无法进一步获得正当性的心理基础，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正当需求。而为了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司法权必须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成为社会调整中更能动的工具。目前的“司法改革”，面临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之间的对立、断裂，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22]，欲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迫切需要获取来自民众、来自政治上层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成为拉近司法与群众距离、获取支持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目标的设计中，应立足于司法整体的、最终的社会功能，而不应局限于司法自身的某些形式上的标准。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过渡时期当事人、法官的承受能力，在减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如果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思想，搞“休克疗法”，无疑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的。中国的司法改革要继续深入，要在司法体制、财政拨款、法官待遇方面有所突破，迫切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在“司法独立”、“中立”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实现最终的改革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具体体现

（一）对社会需求的认识是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指出，“规制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23]可见，卡多佐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理解法官的社会责任的，认为法官在立法出现空白、不得不充当立法者的情况下，应从司法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实现法官的社会责任。因此，认识社会的需求，是法官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法官必须认识到，一个法律上无可挑剔的审判行为完全可能给当事人各方造成重大损失，并时刻警醒自己，将重视社会责任的思维方式牢记心中，通过专业性法律技巧的运用来实现对社会的责任。既要关注司法判断的法律效果，又要体现对司法判断社会效果的关注，增强司法判断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将司法判断和司法良知、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在司法过程中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道德反思和经济考察，实现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和统一。而法官要获得对社会需求的正确认识，仅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必要的常识、生活的智慧以及丰富的社会认知。“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24]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承担起对于社会的责任。

（二）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

法官社会责任的承担应当遵循以下六项原则：一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化解矛盾；二是要有利于弘扬社会公序良俗，为醇化社会风气贡献力量；三是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审判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裁判要具有较高的公认度，提升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五是在考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时，不能牺牲法律效果以追求社会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二者的统一；六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注意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尽可能避免短期行为。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法官的社会责任不应是空洞的司法理念，在具体个案中得以体认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个案中如何体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需要高超司法艺术的活动。在此结合几个实例对民事审判中如何体认法官社会责任的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1、释明权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种严格的举证责任与我国当事人的实际诉讼能力及诉讼条件是否相称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且不说我国民事案件律师率不高的现状，就是在有律师的情况下，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往往也很难落到实处，此外，政府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也很难满足举证的要求。这些因素都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防止法官的突袭性判决。释明权名为权利，实为义务。法官不尽释明义务，要承担案件被发回、改判的风险。但如果法官在不需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提醒，就会影响法官居中裁判的形象，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官合理地行使释明权。

2、调解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有人认为，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复杂案件审判中“两个效果”难以统一时，调解是统一两个效果的最好途径。[25]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即调解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无道”的调解非但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影响法院的权威形象。目前调解中普遍存在不查明事实和分清责任的“和稀泥”现象，使得许多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严格按照法律处理的结果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法院利用双方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不惜以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条件，诱压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等债权人明白之后，得出的评价只能是“好人吃亏，法官助纣为虐”，债务人的评价则是“法官软弱可欺，我是无赖我怕谁”，社会效果很不好。这样的调解实际上鼓励了人们的不诚信，这与法院本应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强调调解重要性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法官在调解中社会责任的强调，坚持调解的“有道”性。

3、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26]法官在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时，应尽可能消除导致再次诉讼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各种诱因，减少二次争讼、次生争讼，形成良好的审判预期。但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不是出于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促进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考虑，而是片面地追求快速审结、追求结案率，动辄以各种理由动员当事人撤诉另告。这是法官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与我国对当事人更换等制度规定的缺失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普遍存在的动员撤诉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和审判资源的浪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法官基于社会责任感，多为当事人考虑一下，通过多种方式促成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4、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与法官的社会责任。债务人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公司终止后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避债务的案件在我国较为常见。但由于我国法律对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的人缺乏制裁措施，因而难以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在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案件中，一般是要求原告即债权人对被告不清算造成财产损失、毁损的情况承担证明责任。但债权人对于损失的情况（大多涉及被告公司的财务帐册）往往是无法掌握的，难以积极地证明，如果因此而使其承受败诉的结果，有失公平。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官的社会责任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往往不但会使得债权人丧失寻求公力救济的信心，转而求助于违法的私力救济措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债务人群起仿效，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信用彻底崩溃。这时，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发挥良好的指引作用，反而扮演了鼓励债务人逃债的负面形象。而如果法官秉承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责任，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判定应由债务人负责证明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损失少于债权额，否则推定原告的主张数额成立，则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5、新类型案件的自由裁量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处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时，更应注意司法评价对于后续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塑造出适应新型经济生活需要的合理的权益关系格局。以公司类型案件为例，由于牵涉利益的广泛性，案件具有对世性、争执焦点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法官如果就事论事地适用法律，仅仅就当事人的具体纠纷作出一般性判断，而不考虑社会效果的话，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导致正义的丧失。因此，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判决所带来的社会效果。[27]

6、判决书的制作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写作判决书时，应忠实地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作出裁判的逻辑推理过程，对于作出判决的动机和根据也应给予恰当的说明，让当事人能透过判决书看到“法官通过踌躇再三比较掂量该案件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然后作出判决，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是出自纯粹的理性和冷酷的逻辑”[28].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胜负皆服”。

7、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审判时不考虑将来执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造成判决的可执行性不强，是目前“执行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应本着对当事人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在判决时就充分考虑执行的问题，使得当事人拿到的不是“法律的白条”，而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法律依据。以判令公司股东限期清算的判决为例，就不是一种易于执行的判决，因为股东可能不负责任地进行清算，由于缺少债权人对于执行过程的监督机制，债权人往往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后来又进行了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执结率也非常低。作为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的无法实现会导致人们对诉讼这一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望，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崩溃。因此，法官裁判时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确保判决的可执行性，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8、诚信风尚的培育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进行裁判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的追求，还应考虑法官在社会风尚培育方面的责任，通过司法在全社会培育一种诚实守信的风尚和守法的自觉性。比如，对于效率违约行为，其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但良好的信用可以带来更大的预期社会功利。在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期的我国，歪风盛行、交易秩序混乱，更是亟需培育诚信精神，因为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因而，法官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而树立可以随意毁约、谋取己利的恶例。法官应通过判决责任人继续履行等方式，促成良好的诚信氛围的形成。

注释：

[1]在2003年8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肖扬院长明确提出：司法为民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

[2]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4][美]哈罗德·伯曼著：《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5]参见陈保国：《浅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载，2004年1月9日。

[6]如有人认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效果，除了特定少数的案件以外，多半都是行政官员的臆想，或者幕后交易的借口，不讲法律效果，规则破坏了，是最坏的社会效果；有人甚至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立起来，将社会效果理解为徇私枉法的遮羞布、以权压法的尚方剑、拒不执法的好盾牌。参见/public/detail.可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对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混乱。

[7][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105、第96页。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第491页。

[9]解兴权著：《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0]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1]参见山里人：《对办案要追求社会效果的疑惑》，载/public/detail.php？id=113276.

[12]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

[13]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中国民商法网港澳台民商法栏目，2002年11月18日。

[14]参见[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5]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法官的职业化，因为从中国的现状考虑，职业化还是应该加强的，只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注意缓和这种矛盾，免得重蹈覆辙。

[16]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7]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8]这从最高法院20003年12月2日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而这种体现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措施非但没有使法院丧失中立地位，反而获得了各界的好评一事中，可以看出。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页。

[20]转引自张忠斌、黄芙蓉：《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24页。

[21]参见[美]P.塞尔兹尼克·P.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22]参见万毅、林喜芬：《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1页。

[23][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页。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25页。

[25]曾浩荣：《析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6日。

[2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

[27]参见李颖：《论公司类型案件特殊诉讼机制的构建》，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9期，第33页。

审判管理论文篇2

摘要：我国现行的审判制度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亟需改革和完善，目的是确保严格执法，消除司法腐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本文拟从几个角度讨论审判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措施及可能性。论文关键词：审判制度 审判原则 完善措施 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就是确保严格执法，消除司法腐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当前国内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将法庭的整个审判活动置于当事人及群众的监督之下，放权给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法官独立，即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来自法院外部的干涉和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法官独立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石，目前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审判制度，以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进一步落实独立审判原则，改革法院体制和人、财管理模式 要在我国建立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机制，这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精简法官，对现有法官进行分流。采取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部分业务能力强，素质较高的法官继续担任法官，建立名符其实的法官队伍。 2.建立科学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司法考试已经切断了书记员直通法官的通道，但多数法院对书记员的管理仍是维持现状，法官多书记员少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书记员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而是分配到各审判庭，只负责所在审判庭的书记员工作。由于书记员少，有的审判庭根本没有书记员，法官仍然要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因此，应建立科学的书记员管理体制。设立一个管理书记员的机构，将书记员相对集中管理，但并不集中办公，而是将书记员相对固定为某一审判庭服务，如遇其他审判庭书记员人手不够，则由书记员管理机构根据各审判庭的工作需求统一调配。 3.简化法院司法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现在每个法院都设有相似的行政机构，且数量较多，在高级法院甚至比审判机构多，级别与审判机构同级，有的甚至高半级，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审判机构和法官的中心地位。因此，应围绕着服务于审判工作为标准改组现有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在法院内部建立统一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统管法院的所有行政事务，并给每位法官配备专职助手。 4.建立单独的执行员管理体制。现在的执行员和审判员的地位和待遇是同等的，管理也是与审判员混合在一起，所有的执行员都被任命为法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执行，这就排除了法官搞执行的权力和义务。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执行员不是法官，而现在的执行员都是双重身份，这是不合法的。因此，确有必要建立执行员管理体制，将执行员从法官队伍中分离出来，使执行员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5.使法院的经费与地方财政分离，各级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预算或者由中央规定标准在地方财政中实行单列。目前体制最大弊端是采用地方经费包干的作法，导致法院在经费上过多地依赖于地方。要做到司法公正，应地方法院经费独立于地方政府，必然使法院真正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斩断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6.改革审判委员会，取消审判委员会对个案的决定权。审判委员会不参加开庭，而是由合议庭向其汇报，由其讨论并决定案件如何判决，是合法的“暗箱操作”。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判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 判工作的问题。这种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疑是对我国审判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具有行政色彩的组织形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审判委员会对个案有决定权，对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一方面阻碍了法官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又成了法官逃避责任的避风港。由审判委员会来讨论决定案件，造成有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并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庭审理活动中，而是放在找关系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官独立，加剧了司法腐败的形成。因此，取消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决定权已势在必行。应将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转移到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上去。 通过上述改革，使以法官和审判工作为中心的体制得以实现。其他工作应围绕着法官和审判工作服务。只有明确分工，这样才能提高司法效率。 二、真正做到公开审判，确保司法公正 笔者就公开审判制度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1.实行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办案人员在审判公开中的违法行为要确立违法制裁制度。制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制裁，即对于在审判公开中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的，对于应当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者对于不应公开的事项予以非法公开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对其处以相应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处罚。二是程序性制裁，即对于违反公开审判的有关规定而认定的证据或者其他诉讼结果，应当重新认定。 2.建议公开审理的案卷向社会公开。三大诉讼法都规定，除依法不能公开的以外，都应当公开审理。也就是说案件在公开审理的过程中，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应当向公众公开， 因此案卷已没有保密的必要。允许民众查阅，有利于加强对司法的民主监督。 3.裁判书必须公开。通过裁判书的公开，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文书的质量做出评论，更有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不同法院对事实大体相同的案件做出大体相同的裁判，从而保证法律可预见性的实现和统一遵守。 三、弱化庭前和庭后活动，强化庭审功能 笔者认为，强化庭审功能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强化庭审功能要求在案件正式审理开始之前，法官应尽可能避免与案件材料接触，更不能与当事人及其人接触，以免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产生偏见。法官只对当事人所提出的事实真伪进行审查和取舍，法官不能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必须经过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否则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请示制度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办案过程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作法。但是这种制度实际上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使一、二审的意见合一，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同时这种制度延长了诉讼时间，增加了诉讼成本。应修正请示制度，强化庭审功能，由审理案件的法院直接做出裁判。 综上所述，如果能够逐步改革和完善当今的审判制度，必将使我国的审判制度迈上一个新台阶，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 刘 本燕.司法公正与公开审判制度改革. 徐继敏.司法公正与审判制度改革.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审判管理论文篇3

摘要： 审判管理的传统模式存在上下级法院沟通不畅、管理部门混同、管理效能低下、挫伤法官积极性等问题。各级人民法院为加强审判管理，提升案件审判质量与效率，进行了审判管理办公室的机构改革。依据“管理型司法”理念，审判管理应以法官为服务主体，强调自主性管理、服务性管理、激励性管理，旨在保证审判的公正、高效与权威。审判管理办公室的基本职能是服务与促进审判权，其核心职能可限缩至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和法官业绩考评三个方面。

中图分类号： D916.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0607

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为提升审判公正和效率，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主性，取消了以往的个案审批、裁判文书审核等行政管理制度，弱化了院长、庭长对个案的监督管理。①近十余年来，强化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主性，同时加强对审判的管理成为法院系统改革的“重头戏”。②但是，随着案件量的增多，法院审判管理的任务和压力日益加重。虽然有“审判委员会”集中处理某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但由于“案多人少”等原因，许多案件的审判质量与效率令人堪忧。学术界围绕公正、效率、权威等价值目标对司法审判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进路上，结合审判管理、业务考评等进行分析，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①以吉林省J市为例，从2004年推行合议庭负责制至2007年，该院民事案件人均结案数由55件上升为91件，结案率由87.7%上升为89.3%，裁判文书无差错率由84.7%上升为94.9%，调撤率由17.8%上升为31%；民商事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只占1.7%左右。

②例如，《人民法院一五改革纲要》要求：“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要求：“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与司法政务管理制度”；《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要求：“改革和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高效运转的审判管理工作机制”。为加强审判管理，提升司法效能，各级法院纷纷进行了审判管理模式的改革和探索，并设置了相关绩效考核指标。自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确定在北京、上海、江苏、吉林、内蒙古等11个高级法院率先开展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后在全国法院普遍试行。但是，由于审判管理部门与审判部门关系不清、部分考核指标设计与司法需求脱节等因素，伴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一些考核指标出现“数字效应”，干扰司法审判、挫伤法官积极性等。为解决上述问题，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统筹兼顾审判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政务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紧随其后进行了机构设置改革。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在全国法院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有效”的审判管理体系。该制度运行至今，司法效果如何？审判管理部门与相关审判部门的关系是否真正理顺？各级法院的审判质量与效率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这一机构的设置能否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它的发展趋势如何？这是在当前司法改革中需要认真研究、迫切解决的焦点问题。

一、审判管理权、审判权的合理界定

当前，许多人认为，驶入“深水区”的司法改革，日益触及法院审判权配置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层次问题。审判管理办公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是为何？客观而论，这与长期以来我国在审判管理权和审判权上的“模糊处理”有关。许多法院为加强审判管理，将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这两种权力紧紧“黏合”在一起，以至于审判权的运行受到诸多干扰。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准确厘定审判管理权，明确其与审判权的关系。关于审判管理权的概念，可区分“广义说”和“狭义说”。

（一）审判管理权的扩张

长期以来，许多人坚持“广义说”，将审判管理权涵括审判指导监督权和审判事务管理权，其中审判指导监督权是指“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以及上级法院”等对案件实体裁决可以做出变更的监督指导权，它在本质上是一项司法权力，具有司法属性；审判事务管理权是对案件实体裁决的同期控制监督和后期评比管理，主要表现为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和法官业绩考核等，在性质上是一种准行政权。

依据“广义说”，许多地方强化了院长和审判委员会的职权。具体而言，通过实质性的监督指导和事务管理，可以预防法官的司法腐败，便利处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其风险在于，如此进行审判管理可能会干预审判权的独立运行，甚至导致法官自主裁量的边缘化。更确切地说，将审判指导监督纳入审判管理范畴，赋予其对实体裁决的变更权，将使审判管理权超越审判权。此外，“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以及上级法院”等对案件实体裁决可以做出变更的权力，应属于审判权在不同“审判组织”上的内部划分和配置。这使得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难以区分。

审判管理权的扩张可以解释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审判中存在的“行政化”问题。即在案件的处理和业绩的考核上，各级法院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行政模式来管理。法院领导审批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审判长选任行政化等现象都是其具体体现。上下级法院呈现出行政依附关系，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1）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案件请示。下级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就案件的有关实体或程序问题向上级法院请示，下级法院根据上级法院的答复对案件作出处理.（2）执行上级法院的政策和指示。上级法院的会议精神和政策性指示时常成为下级法院办理案件的依据或者进行司法活动的动力。（3）上级法院对特定案件的“提前介入”。考虑到特殊案件的敏感性，一些上级法院以“监督”下级法院为由，主动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

（二）审判管理权的回归

审判管理论文篇4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审判管理，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效率，维护司法公正，根据刑诉法、民诉法和行诉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是将整个案件的审理程序有序地组织起来，根据司法公正的原则和要求，实行跟踪管理。

第三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由立案庭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进行统一管理。第二章立案第四条立案庭应按立案工作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案，并负责办理庭前证据交换。

第五条立案人员应在当事人按规定交纳诉讼费后三日内，将状、书副本直接送达给被告；需要邮寄送达的，以邮寄回执上注明收到的时间为送达时间；被告下落不明的，由立案人员办理公告送达手续。送达手续完结后次日，立案人员应将案件材料移送排期人员。

第六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跟踪表中规定填写的栏目，由相关人员负责填写。第三章排期第七条排期在收案后，应根据有关诉讼法规定，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合议庭、独任审判员，排出开庭日期，张贴公告，并在开庭五日前将案卷材料移送案件主审人。

第八条排期开庭时间为：

（一）刑事案件（含自诉案件），在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后的十日至二十日为开庭日期。

（二）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在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的二十日至五十日为开庭日期（破产案件除外）。

第九条审判长、独任审判员自行裁判的案件，一般应在开庭后的十日内结案。刑事自诉案件一般应在开庭后的二十日内结案，但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

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开庭后的三日内进行评议，由审判长在合议庭作出评议后的三日内写出案件审理报告并报分管理院长审核，由分管院长报院长决定是否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应在十日内结案。

第十条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审结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应写出延期结案报告，叙述理由并拟出结案时间，经分管院长审批后，由立案庭重新排期。

第十一条再次开庭时间安排：

（一）因案件需要法院调查取证，庭审不能按时结束，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到庭或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成立或当事人又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等需要再次开庭的，一般在十五日内再次开庭；

（二）因当事人提出反诉或案件需要追加当事人的，一般在三十日内安排再次开庭；

（三）因案件需要鉴定、审计或中止审理的，一般在收到鉴定、审计结论或恢复审理后十五日内再次开庭；

（四）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独任审判员书面报庭长审核，审核后经分管院长审批，二日内将案件材料交立案庭在五日内重新排期。

第十二条当庭宣判的刑事案件应在五日内，其他案件应在十日内向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调解结案的，调解书应在调解协议达成后的十日内送达当事人。

裁判文书的送达一般由各审判庭负责；确需邮寄送达的，由各审判庭送立案庭统一办理。

第十三条各审判庭的书记员、速录员，由立案庭统一安排庭审记录、取证记录。

第十四条案件材料由各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结案后十五日内装订成卷，交立案庭统计。

第十五条各审判庭的收、结案，统计工作由立案庭负责。

第十六条诉前保全、排期前的查封由立案庭办理。第四章法庭第十七条对现有审判庭的使用作如下调配：

第一审判庭由刑庭和其他庭当事人多的案件时使用；

第二审判庭供经济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使用；

第三审判庭供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使用；

第四审判庭供民二庭使用。

法庭内设管理和卫生工作由各审判庭负责。各审判庭的速录机一律固定、专人使用。审判庭的使用特殊情况由立案庭负责调整。第五章管理和监督第十八条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必须按月认真填写已结案件的结案卡、流程表，并连同裁判文书，在每月的二十日前送立案庭。

第十九条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应服从立案庭在流程管理中的安排与监督，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第二十条立案庭如发现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未按规定执行的，应及时指出，予以纠正。必要时报所在庭的分管院长处理，同时报政治处备案。

第二十一条案件审理流程工作中发生分歧时，由部门负责人之间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报分管院长。第六章解释权第二十二条本规定解释权属本院审判委员会。

审判管理论文篇5

流程梳理是关键

业务流程是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从流程出发建设政府部门信息化系统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有效途径。而数字审委会建设的提出，就是要利用信息化手段，结合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流程，来提高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充分发挥其职能。审判委员会的基本工作流程为：

案件开庭审理，经过合议庭评议的案件，合议庭认定该案件需要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并征得审判长同意，审判长提请庭领导批示，庭领导同意的应该提请主管院领导批示，然后由主管院领导将该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向审判委员会提出研究申请。在此期间，承办人要准备一份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情况的案情报告。

案情报告及案件的相关材料要在会议召开之前提交审判委员会委员，以便审判委员会委员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

需要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所有案件和问题，由审判委员会秘书统一安排会议时间，并通知相关人员，主要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案件的承办人。

在会议召开阶段，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先是听取承办人汇报案件详细的审理情况，然后审判委员会委员要针对案件提出询问，承办人给予详细的回答。在审判委员会委员充分了解了案件的情况后，审判委员会委员开始对案件进行讨论研究，最后作出对案件的决议。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合议庭应当执行。

审判委员会秘书要做会议记录，记录所有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和问题的研究情况和决议情况，记录时要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发言一致，不允许以个人的主观想法来替代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发言内容。

会议结束后，审判委员会秘书要对会议记录进行整理，整理后要交由审判委员会委员核对，并在记录上签名。

流程控制是核心

由以上流程出发，数字审委会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为案件承办人提供审判委员会会议申请功能、电子化报告文书制作功能，为审判委员会秘书提供会议日程管理、会议笔录及校对功能，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提供简便易操作的的会议讨论等服务功能。

数字审委会系统是案件信息综合应用高度集中的系统，可以充分使用审判管理系统、数字法庭系统等法院信息化系统产生的数据和信息为审判委员会工作提供信息化辅助，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法院音视频网络，可以实现审判委员会业务的电子化、自动化和网络化。

审判委员会流程控制是数字审委会建设的核心，通过严格遵守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信息化流程，将审判委员会工作更加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起来，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一)会议功能

构建友好、舒适、严肃的审判委员会讨论环境是数字审委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通过结合现代化的计算机网络、音视频处理、集中控制等技术，数字审委会系统为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提供了证据材料展示、手写批注、发言控制、音响扩声和投票表决等一系列功能。

数字审委会系统将过去会议中的纸质案件材料传阅的方式，改为电子化材料显示。同过去用笔在材料上记录重点相比，现在委员可以利用手写板直接在电子化案件材料上进行重点记录、标记，不但符合委员的书写习惯，而且更加方便。在会议过程中，汇报人可以将案件材料、证据等信息投放到会议室大屏幕上进行显示，为会议讨论提供更加直观清晰的证据展示。有了投票表决功能，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再需要像过去一样举手表决审议结果，只须轻轻一按，投票结果即可统计出来，使得表决过程更加方便。

总之审委会会议室的建设为审判委员会流程控制提供了基础，能够有效提高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工作效率。

(二)安全管理

审判委员会工作在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处于重要地位，属于保密性极高的工作，因此数字审委会系统不但要对审判委员会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化辅助，而且要保证审判委员会工作内容的安全保密，防止重要信息被泄漏。

因此，在数字审委会的建设中，从系统的网络访问控制、设备登录控制到系统管理等各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安全性设计，防止系统被非法入侵，或由于各种原因造成重要数据丢失。

三大建设经验

符合审判委员会工作流程

数字审委会的建设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审判委员会工作的实际流程，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方便的信息化管理和辅助。如果脱离了审判委员会工作流程，数字审委会系统就无法为审判委员会提供有力支持。

与法院其他信息化建设相结合

数字审委会建设要充分考虑与审判管理、数字法庭等法院信息化系统的结合，保证实际工作流程的连续性和案件数据的充分利用，避免重复性建设和信息的重复录入。

把握易用性原则

任何信息系统最终使用人员的体验都是评价系统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数字审委会建设，须特别注意要保证工作人员的使用方便，系统易操作、易管理，不给工作人员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随着数字审委会系统的成功开发应用和法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在法院信息系统中，数字审委会系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而这些成功经验为今后的建设和推广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链接:实体信息管理方法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会积累大量的物证、书面证词等实体，它们容易因各种原因而被毁损，给后续审判带来麻烦。因此，对这些实体采取合适的信息管理办法显得尤其重要。

1.采集 通过扫描仪、数码相机、OCR识别系统，对纸质、实物等材料进行电子化处理，通过数字法庭系统对庭审录像、录音、庭审笔录进行实时采集。

2.存储 采用分布存储与集中存储相结合的方式。高级法院存储高院审理案件的全部数据(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下辖法院审理案件的结构化数据和大案要案的非结构化数据等，中级法院存储本院审理案件的全部数据(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所辖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结构化数据和大案要案的非结构化数据等，基层法院存储本院审理案件的全部数据。

实体化材料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本地存储，一般是将数据直接存在本地的硬盘中，然后通过FTP等方式将实体化材料信息上传至案件审理信息存储区。案件审理信息存储主要是支持实体化审判信息的管理和使用，包括数字法庭、数字审委会、实体化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等；对存储设备来说，读的操作较多，需要存储设备具有较快的读写性能。电子档案信息存储主要支持电子档案类应用系统，进入电子档案存储系统的数据，按照档案管理规定，保存一定的年限后删除。

审判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多方举措 审判质效 提升

对法院审判工作质效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法院审判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对保证审判工作的有序进行和提高法官办案的责任和质量都有很大帮助，并且可以有效地减少法官办案的失误，提高法院的整体审判水平。因此，为了提高法院的审判质效，就需要工作人员采取多种措施，合理安排法院的审判工作，采用科学的评价制度对审判质效进行考核，促进对司法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树立法院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形象。此外，要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管理，让法院真正履行自己的司法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公正、廉洁的工作原则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因此，对审判质效的提升是当前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要尽最大努力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

一、从哪方面提升审判质效分析

1.加强审判流程的管理

审判流程管理对审判质效的提升是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因此，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地监督法院内部工作，保证司法机关的高度廉洁。其中审判流程主要包括：立案、送达、开庭、裁判、结案和归档。只有加强对审判流程的管理工作，才可以保证审判结果的合法性，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满意。为了加强对审判流程的管理工作，可以合理安排办案时间和审判资源，规定时间内进行案件的结案，促进法院办案的良性循环。另外，可以采用对法院随机分案的方式，杜绝金钱案和关系案，保证司法行业的高度廉洁。还可以利用审判流程管理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2.提高对案件评查的质量

审判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案件的评查，加强对案件的评查也是提高审判管理工作的手段。对案件进行评查需要借助健全的工作机构，为此，要加强评查队伍的建设，提高评查人员的工作素养。另外，完善评查制度对案件的评查也是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评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建立一套管理严格、廉洁高效的评价机制，通过合理的评价方法和标准，认真评查案件的所有细节，保证案件的评判是准确无误的。此外，评查工作人员可以对原有的评查方法和经验进行总结，改进评查方法的不足，促进评查方法的创新，进而完善相关的评查制度，提高对案件的评查质量。

二、促审判质效提升的对策分析

1.充分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

对法院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可以有效较少各类犯罪事件，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提高对法院审判职能的充分利用，法院的发展可以按照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方向做出调整，提高对经济纠纷案件的调和能力，真正做到对经济秩序的维护。同时，要加强自身对民商事件的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通过这种监督和帮助的审判原则，促进法院审判工作的进行，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

2.提高责任意识

只有提高法院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才能有效完善法院审判的管理机制。在进行责任意识重要性的宣传时，可以充分发挥院长的管理权力，督促各工作人员重视责任意识的提高，并且可以定期开设培训课，增强法院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责任意识的提高可以保证审判工作的公正性，保证监督工作的不缺位，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和法院的全面发展。

3.转变理念

对办案理念的转变得益于网上办案的推行，进行网上办案不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多余程序，而是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和审判质效的有效手段。通过开设网上办案，改变办案理念，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心理上接受审判结果，逐渐提升对司法机关公信力的信任度。为此，法院要改变理念，促进审判工作的有效统一，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全面把握对审判流程的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

4.完善制度体系

为了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法院管理层可以采用集中式的专业化管理，对原有审判流程进行弥补和改进，制定合理规范的审判工作流程，比如，审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制的建立。通过对制度体系的完善，促进各层工作人员的密切合作，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另外，可以将信息技术引入法院的审判工作之中，建立信息化的管理制度，将所有审判案件输送到网络上，方便院长和庭长随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审判工作出现的突况，同时还可以对审判工作进行录像取证，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力度，进而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

法院的审判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此，相关研究者要充分认识法院的审判工作的重要性，找出法院审判工作需要完善的地方，并提出相关的措施，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田孟华.创建学习型法院与提高法院审判质效——基于我国法院党建工作的思考[J].当代法学论坛，2011-09-01（3）.

[2]黄耀骥.论“简约型”法官审判质效评估体系的构建——以基层法院的司法内部科学评价为视角[C].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1-01-20.

审判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立案；立案程序；民事诉讼；民事司法

func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to accept cases

【英文摘要】the civil procedure in china shows itself the features of the separated structure and the intercrossed func-tions. and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undertakes both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duties. the author trics to separate the two functions. meanwhile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juticability of civil cas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legal disputes between/among the parties．

【英文关键词】access to justice; acceptance to civil justice; civil justice; civil procedure

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WWw.133229.cOM

—约翰·梅利曼[1]

随着最高法院的第二立案庭诞生以及各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也将陆续如法炮制，立案审查与案件审判分庭抗礼的程序构造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已成定局。不必说，再审受理扩大化和一审立案审判化这两个因素，直接催生了同一法院拥有两个立案庭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标志着民事诉讼制度在多方博弈中，抑制再审的政策取向最终败给了再审刺激政策；在当下启动的民诉法全面修改的进程中，在启动诉讼程序这一门槛问题上，理论界主张的形式审查制与实务界所坚持的实质审查制之间仍将对抗。中国立案程序从功能到结构都堪称古怪，但生命力异常顽强。这恰恰意味着，在研究对象上，理论评价不能不理会中国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这一既成事实；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研究不足以解释或解决中国民事立案程序的独特问题；在研究结论上，任何模式的现代西方制度都无法直接移植作为这一制度建构的根据。尽管如此，即使是针对如此独特的中国问题，比较研究也并非无所补益，但必须考虑制度的功能与结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将技术结构不同的各国制度进行解构，探究其意欲实现的制度功能，以及相应结构在实现预设功能方面的基本元素和构造原理，包括对其成败和机理的考察和评估；然后根据我国制度的预设和／或预期[2]功能，对比现有元素和结构在实现预设和／或预期功能方面的成败及其原因，在比较法研究中寻找适合我国制度预设功能的元素和结构。本文尝试将自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起诉至裁判的整个过程拆开、掰碎，据以观察现行立案程序结构及其承载的预设功能，在对其运行状况进行理论评估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应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和调整我国立案程序的预期功能，“就料裁衣”、因势利导地进行相应的结构重组。

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这种特征可进而归因于从国家干预主义和程序虚无状态转向处分权主义和程序保障的改革进程中，结构局部变革和片面“接轨”，导致我国民事立案程序不仅在比较法语境中与普遍实行的形式审查制之间无法对话，而且在我国本土，理论界与实务界在立案程序阶段在调整步调的方向和思路上的差异，也导致了理论、制度、实践三者之间的严重脱节乃至对立。因此，本文研究和重构我国立案程序，从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总体框架入手，以避免进一步加剧因片面解构或重构所致的兼容不适等问题。

一、现实状态：程序结构分立与程序功能混同所致的逻辑紊乱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在总体上通过不断变革而由简单和粗糙逐渐走向复杂和细致。在程序立法层面，1991年法典（含2007年修订本，下同）经对1982年法典的修订，将一审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分解为各自独立的程序，同时将调解从一审程序中分离出来，成为适用于上述各独立程序的通用制度；在司法行政体制层面，立案庭、审监庭和执行庭的单独设立，完成了立审分立、审监分立、审执分立的改革。然而，就程序的功能而言，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无论一审、二审或再审程序，无论一审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无论普通程序中的立案、庭前、庭审、或庭后阶段，也无论结案方式中的裁判、调解或撤诉，都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通过解决纠纷（直接目的）维护社会秩序（终极目的），[3]只不过终极目的因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而变为不同的话语，比如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到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再到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综合治理。

就一审普通程序而言，结构上，一审普通程序分为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等诉讼阶段。如果将“开庭审理”作为分界线，那么开庭审理之前的程序（本文统称为“庭前阶段”）[4]在结构上包括两大阶段，即“起诉和受理”和“审理前的准备”，在预设功能上是为开庭审理做准备；开庭审理之后的程序（本文简称“庭后阶段”）在结构上只有诉讼结束，在功能上似乎是根据开庭审理获得的信息以作出裁判。但实际上，所有这些阶段之间共享功能或曰功能混同，从而使庭前程序与庭后程序之间的结构性阶段划分的理论意义远远多于制度意义。

首先，如果以纠纷解决功能作为程序阶段的划分标准，那么法院调解在制度上贯穿于从提起诉讼直到诉讼结束之间的每一阶段，在性质上是司法行为，在效力同等于实体判决，在结果上是终局性解决纠纷，在规模上占一审结案数70％以上，在趋势上仍在扩大。因此可以说，在解决纠纷、结束诉讼这一目标和功能上，我国庭前程序与庭后程序并无明显差异—差异仅仅在于，“以判决方式”解决纠纷不能在庭前阶段中完成，而只能在庭后阶段实现。其次，即使将“以判决方式”解决纠纷的功能作为划分程序的标准，那么我国在制度上允许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可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并可因此提交新证据，在实践中普遍采取“庭前准备-开庭审理-补充准备-再次开庭庭审”的模式（本文称之为准备与庭审交织模式），也足以表明，即使在判决案件中，庭前程序与庭后程序也同样承担着“准备”性质的功能—差异仅在于，庭后阶段通常不必（而非不可以）进行程序性准备，而主要是进行实体性准备，比如确定作为裁判对象之依据的诉讼请求、（补充）提出作为事实认定之前提的事实主张、以及（补充）提交作为事实证明手段的证据材料。第三，在以裁定方式程序性终结诉讼的案件中，基于当事人和解而准予撤诉的裁定，以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作出的裁定（下简称“108条裁定”，所涉及的事项简称为“108条事项”或“108条问题”），可能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作出，而不受庭前程序或庭后程序划分的影响—差异仅在于，涉及管辖权的108条裁定只能在庭前程序内作出并在答辩期届满之前提出异议，但即使这一点差异也因管辖错误无条件作为再审事由而大大消解。

具体就庭前阶段的结构与功能而言，立法上将庭前程序分为起诉和受理（通常称为“立案程序”）与审理前的准备两个阶段，机构体制上也设立了立案庭与审判庭，但功能上两个阶段之间的分界（如果有分界的话）并非简单地对应于上述职能划分。实际上，立案庭一方面只承担了绝大部分立案工作（起诉与受理），而将一小部分遗留给了审判庭；另一方面立案庭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另一部分则移交给了审判庭。根据立法和通说解释，起诉与受理阶段的功能是审查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或裁定。[5]审查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质审查，即依据第108条规定审查是否符合起诉的积极要件和依据第 111条规定审查是否存在妨诉的消极要件；二是形式审查，即根据第109条和110条审查起诉是否具备形式要件（以书面为原则）以及起诉状是否“具备”上述实质要件的内容（不论内容本身是否“符合”法定实质要件）。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的功能，是为开庭审理进行准备。根据第113-119条的规定，准备的内容包括：送达诉讼文书（起诉状副本、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组成合议庭，追加当事人，审核证据材料和收集必要证据。然而，审理前的准备从起诉时即已开始，亦即立案审查与审理准备存在制度性交叉。依据立法和相关规定，是否受理／立案的决定或裁定应在7日内作出；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仍可裁定驳回起诉。立法并未规定立案“之后”、什么阶段“之前”作出这一裁定；实践中则视驳回起诉的事由而不同。比如，因司法权（主管或管辖权）瑕疵而驳回起诉（或移送管辖）的裁定在答辩期届满“之后”作出，虽然在何时“之前”作出仍语焉不详，但在机构职能分工上肯定属于立案庭的工作职责范畴，也就是立案阶段结束、移交审判庭之前；但在程序阶段上，这一受108条调整因而属于立案审查性质的“驳回起诉”裁定，却是在立案后经由“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而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送达被告之后、并且通常是根据被告的答辩或管辖权异议作出的。相比基于司法权事由作出的108条裁定而言，因当事人主体瑕疵作出的108条裁定跨度更大，不仅在程序阶段上超越“起诉与受理”阶段而进入审理前的准备乃至开庭审理阶段，而且在机构职能上也可能横跨立案庭与审判庭。至于作为起诉审查一项内容的诉讼标的，不仅在立案程序中无法确定，而且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也无法确定，直到最后一次庭审结束之前，随着诉讼请求和相应事实、证据的变更，整个“庭前”准备也仅具有聊胜于无的相对意义，而“庭后”的陆续“准备”却变得同等重要，[6]以至于有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我国审理前的准备活动在时间维度上应当定位于最后一次开庭之前。[7]

二、成因解析：模式转型和局部变革所致的程序结构与功能之间逻辑断裂

关于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理论虽然针锋相对，却都不会否认二者之间应当保持逻辑一致性；而在比较民事诉讼法视野中，成功运行的诉讼模式也支持这一结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是从审判方式改革入手的，由此展开的诉讼模式讨论始终与改革进程并踵而行。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及其内含的一般逻辑关系

众所周知，“诉讼模式”是我国诉讼法学界以比较法视角使用的独创概念，虽然其定义标准至今尚未统一，但是对于一国的诉讼模式取决于诉权与审判权的配置关系已有共识。具体而言，当事人诉权与法官审判权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三个层面或环节上：其一，在实体问题上，处分权主义理念意味着法官对诉讼标的裁判权受当事人处分权制约，故未经当事人主张的权利（诉讼请求）不能成为裁判对象；其二，在事实问题上，对抗主义或辩论主义意味着，法官对事实的裁判权受当事人的事实辩论权制约，故未经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能成为证明对象（待证事实）和裁判依据；其三，在证据的收集方式上，对抗制意味着，法官获取事实信息（即证据）的权力受当事人的事实证明手段制约，未经当事人在法庭上自行提交的证据，法官不得自行获取以作为获得心证的途径。我国学者定义诉讼模式的不同标准导致了关于比较法视野下民事诉讼模式的结论的分歧。[8]广义的诉讼模式包括上述三个层次，是指以一定的社会理念为基础，以一审庭审为核心的技术结构所体现的诉讼主体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特征；狭义的诉讼模式，亦即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对立意义上的诉讼模式，仅包括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指庭审方式的特征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审前程序的特征。

参考西方比较法学者划分诉讼模式的标准，考察美英、德奥、法意等不同模式的庭审结构和审前程序的特征，同时观照以一审程序模式为基础的三大上诉程序模式，对当代西方国家的一审诉讼模式可归纳如下：

在理念和功能层面上，三大诉讼模式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背景而具有相似性，在理念上共享处分权主义，在功能上归于纠纷解决功能模式，与计划体制下的国家干预主义理念和政策实现功能模式和形成分野。[9]上述三大诉讼模式不仅基于共享的市场体制及私权自治理念而共享处分权主义，在第一个层次上体现为诉讼请求对裁判对象的制约；而且在第二个层次上，也共享着对抗主义或辩论主义的特征，即事实主张对于裁判的事实依据的制约。美国学者万·梅仑指出：“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对抗式的。非对抗制这个词只有当它用来描述大陆法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司法行为时，才是正确的。”日本学者谷口安平也是在认同三种模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采取的都是对抗式辩论原则，当事者之间的对抗式辩论是其共通的特征”的前提下，进一步将民事诉讼模式区分为德国的当事人主导辩论模式（verhandlungsmaxime）和美国的对抗式辩论模式(adversary) 。[10]美国学者朗本（john h. langbein）指出，“我得强调，我们的对抗制程序与大陆法传统被假定的非对抗制程序之间为我们所熟知的差异被夸大了……二者都是民事程序的对抗制。德国跟美国一样，从第一次诉讼活动开始到最后的辩论结束，律师都在前面冲锋陷阵。”[11]

在庭审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审前程序结构层面上，三大诉讼模式之间的确存在着当事人主义（对抗制）与职权主义的分野。比如，德国与美国民事程序之间存在两大基本差异并由此导致了其他许多差异。首先，法庭而非当事人的律师对收集事实和证据交换负主要责任，尽管律师行使对法庭工作的监督权。其次，庭审前与庭审之间、证据开示与提出证据之间没有分别，庭审不是单独的连续的事件，法庭收集和评价证据是根据具体情况需要通过一系列听审而进行的。法国模式则在庭审阶段与德国相似，采取职业法官调查事实的模式；但在审前阶段则更接近于美国模式，主要由当事人推动诉讼进程，并与庭审阶段相对独立。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各国在结构安排上不仅在总体上保持了与诉讼理念和基本功能的逻辑一致，而且在技术结构的各个环节之间也保持了相互协调和衔接。

美国初审程序模式以对抗制著称。“对抗制的典型模式就是，由当事人（原告和被告）承担调查，显示证据和提出辩论的责任，当事人的纠纷通常是由一名法官—中立、无偏私的被动裁判者—倾听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并基于当事人所呈现的内容而作出裁判，法官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公断人，力图确保律师遵守程序规则。从这个意义讲，整个诉讼程序是由当事人—或者更确切地讲—由律师控制的。”[12]基于陪审团审判传统而形成的对抗制庭审(trial)程序以交叉询问制的集中审理为突出特色，为此，当事人在进入成本昂贵的集中庭审之前必须提出和固定所有的主张和证据，由此形成高度处分权主义的诉答程序（pleadings）和多功能的审前程序（pretrial）。在请求(claim)事实(fact)证据（evidence）这三个逻辑环节上，诉答阶段的功能主要是固定请求（和抗辩）主张；审前程序的功能，一是分流案件，分流是在请求和事实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促成当事人和解（在请求层次上），并以各种简易裁判方式解决那些不构成事实争议因而不必提交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在事实层次上）；二是准备庭审，即对于在审前无法分流的争议进行审前准备（主要在证据层次上），挖掘或排除庭审中将使用的证据，由此形成发达的证据开示／披露规则和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70年代以后美国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主要集中于冗长昂贵的审前程序，但未改变其基本结构和功能，主要是在分流功能方面增加了各种形式的法院附设adr（如调解和仲裁），同时在庭审准备功能方面增加了法院的介入。[13]而那些看似新颖合理却可能打破传统结构而导致逻辑紊乱的改革建议，比如朗本教授关于美国进一步向高效低耗的德国采取职权主义询问制庭审模式靠拢的提议，却遭到理论和实践的阻击而没有成为制度变革的一部分。[14]

德国的诉讼程序可归纳为处分权制约下的职权主义和阶段式的审理模式。以职业法官审判为基础并辅之以律师强制制，德国诉讼程序不必像美国那样采取集中审理模式和地毯式轰炸的审前证据准备。当律师把当事人的请求“翻译”为法律语言提交法庭并准备好证据之后，整个诉讼程序便在职业法律人之间的互动中展开，按照“法律出发型”的思维模式，完成“证据（证明手段）要件事实／法律要件（权利依据）裁判（诉讼请求）”这个逻辑过程。因此，德国的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并不像美国那样泾渭分明，而是采取阶段式审理模式，即根据双方律师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基本准备和证据交换，确定开庭日的具体目的和争点；开庭日如果一方当事人有重要的新证据，或者法官未能获得形成裁判结论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可能再次举证和开庭，形成准备—开庭—再准备—再开庭的分阶段审理模式。但由于德国（以及类似于德国模式的日本）在程序的早期确定裁判对象方面运行有效，同时奉行辩论主义的攻击防御模式和程序不可逆转原则，并以相应的中间裁判制度和即时抗告制度制约权利滥用，因而克服了这种模式可能造成的庭审突袭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等弊端。德国模式的程序结构为民事司法最大容量地解纷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同时辅之以普遍适用的支付令和功能强大的非讼程序，加之诉讼保险制度的胜诉评估等诉前分流机制，因而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友好的民事司法制度。[15]

法国模式以当事人支配下的审前程序与法官控制下的庭审程序共同构成，虽然有些逻辑失调，但改革趋向也支持结构与功能应保持逻辑一致的结论。法国的审前程序和集中审理模式更接近于美国，即由双方律师进行和商议决定的，包括文书送达、程序的进展、证据准备和交换，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由法官主导。证据未经审前交换不得提交法庭审理的规定，强化了审前程序在收集证据方面的功能和苛刻的证据时效制度，使法国审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相对独立。为改变当事人控制审前程序造成的拖延，70年代以后法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了法官支配审前程序的职能，但是受严格的三权分立传统下消极法官角色定位的惯性影响，因法官极少真正行使这些权力而收效甚微。但法国由职业法官进行职权调查的庭审模式却更接近于德国，而不必采取美国那样依赖于律师对抗式的表演呈现事实。在当事人控制下的审前信息交换和书证中心主义传统的影响，与法官控制下的庭审证据收集相结合，职业法律人对于事实加法律所致的结果的心知肚明，使得法国庭审的功能既不像德国也不像美国那样具有实质意义。于是，法国改革试图在加强法官对审前控制以加快进程的同时，增加律师对庭审程序的参与或控制力，以缓解走过场式的庭审程序给法国司法制度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尽管实证研究并未表明判决的公正受到实质性影响。

可见，由于在市场体制下形成的不同西方诉讼模式都以处分权主义为共同基础，当事人诉权从根本上构成对审判权的有效制约，因而无论在证据层面采取怎样的具体结构如何，都会在进人主庭审日之前形成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和裁判对象。请求层面的主张早期固定，使得诉讼程序虽然不同，但都得以在程序早期解决诉讼主体等先决问题，并相对确定支持各自实体主张的法律规范和要件事实。在此前提下，阶段性审理模式在每一阶段的程序功能和目标相对清晰，即使在第三层次问题（证据）乃至第二层次问题（事实）采取开放性结构，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开放，而不会导致程序功能的交叉、混同和反复无常。

（二）我国诉讼模式转型与局部变革引致的功能和结构逻辑紊乱

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型是由局部启动、渐次展开的，至今尚未全局性完成，因此具体程序之间、各个阶段或环节之间出现逻辑断裂、紊乱和功能错位、缺位，是十分自然的。传统民事诉讼制度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简单的经济社会关系和群众路线集权治理模式背景下形成的，与其他以苏联为样板的诉讼模式同样具有以下特征：当事人没有提出的权利主张，也可以作为法院的裁判对象；法院调查核实事实的范围不受当事人事实主张的限制，凡对案件的解决有意义的任何事实，即使当事人并没有提出，法院也可以主动审理，甚至可以独立地收集调查证据，作为其裁判的依据。在诉讼模式上，国家干预主义抑制着处分权主义，超职权主义抑制着辩论主义，程序虚无主义抑制着程序规范化。在机构体制上，长期实行立审合一、审监合一和审执合一模式，立案机构在经历人民接待室、信访室、告诉申诉庭等若干阶段之后，90年代民事司法改革之后正式设立案庭，但功能上却沿袭着自接待室时期开始即形成的立审合一的实质审查制。

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特别是随后逐步展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开始局部转型，导致了一些环节的结构错层和功能断裂。首先，在诉权与审判权关系的第一个层面上，以处分权主义为目标的改革，率先是从上诉程序开始的。1991年法典第158条明确规定了上诉请求对上诉审理范围的制约，却未在原则上或一审中规定法院不得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裁判，同时正在扩大的审判监督程序也奉行全面干预原则，因此这一规定经当年司法解释第180条的瓦解性诠释之后才恢复了立法的逻辑一致；随着90年代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全面展开，1999年《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作为改革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在总体上体现处分权主义理念，才重新规定上诉审理范围有条件地受限于上诉请求；直到2007年修正案将超越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我国大体上确立了裁判权受制于处分权的原则，亦即在实体层面上采取了处分权主义。然而，在结构和技术层面上，作为拘束裁判对象之依据的诉讼标的在什么阶段确定、依据什么标准确定，现行程序尤其是一审程序的原有框架都无法提供应有的答案。这不仅意味着，依据这一事由提起的再审因缺乏指认和判断原裁判“错误”的基本标准，因而要么被滥用要么被废弃。

其次，在诉权与审判权关系的第二个层面上，以辩论主义为目标的改革，率先是从庭审（结构上）和证据（功能上）切入的。[16]比如，1991年法典未规定事实主张对法官的事实认定或裁判根据构成制约，而是规定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不以该证据与当事人事实主张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并且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应当调查收集”。但随后的诉讼模式改革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开端，阶段性成果反映在审判方式改革司法解释和民事证据司法解释之中，实行明确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和举证时效制度。也就是说，在“裁判对象（权利主张）裁判理由（权利依据）证明对象（要件事实）证明手段（证据）”这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上，我国选取了最后一环—证据—率先建立“关门”制度；但作为裁判对象的诉讼请求（和相应抗辩），以及支持请求和裁判的相应事实即证明对象，却直到庭审结束之前始终处于开放状态。于是，在庭前准备阶段已经关闭的证据大门，要么坚持紧闭，对裁判对象和证明对象的变动无动于衷，从而导致大量案件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状况下滥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草率裁判；要么不得不随着裁判对象和证明对象的变动而重新打开，从而为滥用诉权拖延诉讼预留制度空间，并最终导致证据交换制度近乎废弃。

第三，在机构体制层面上，以“立审分离”为目标设立的立案庭，在现行法确定的起诉实质审查制与改革中不断强化的辩论主义和程序保障要求的双重夹击之下，进行了立案程序审判化改造，恰恰形成了“立审合一”的模式。按照真正意义的立审分离模式，立案庭和立案程序的功能是将起诉进行形式审查之后登记在册即转入审判程序，从而将针对形式要件的“挂号”式登记事项与针对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下统称实质性问题）的裁判事项分离开来。然而，我国立案庭和立案程序所承担的事项远非对起诉进行形式审查和登记，其主要功能是就原告是否主体适格（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和本院是否对本案享有司法权限（主管和管辖）等实质性问题进行判断并做出裁决。这些功能不仅在结构上与审判庭在同类事项上发生如前所述的直接交叉，形成立审混同的状况；而且自从1991年法典规定不予受理应当作出裁定并赋予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及针对三类裁定的上诉权之后，这些立案事项已明显具有了辩论（对抗）色彩和审判性质。也就是说，1991年法典之后，立案程序的功能已不再是法院单方以口头或书面通知予以处理的一般事务，而是必须以裁判方式予以回应的争议事项。然而，实现这些功能的程序结构却并不符合审判程序的设计，比如法院裁决是在没有答辩、没有听证、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对如此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单方作出裁定的。如果说，传统立审合一模式在法院职权干预当事人诉权和辩论权方面保持了功能与结构的逻辑一致，那么这种干预模式正在被处分权主义和程序保障的新理念瓦解，但与新理念、新功能相适应的诉答程序结构却尚未建立。

程序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技术设置，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积淀。正如约翰·梅利曼所说，“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就程序结构的优劣而言，“孰优孰劣？一般而言，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正如问法语是否比英语优越一样笨拙。”[17]何况，面对中国独特的结构模式和由此聚结的利益群体，移植西方的“立审分离”模式即使可能（其实几乎不可能），也会产生巨大的制度变迁成本，甚至因为水土不服而产生南橘北积的效应。然而，以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为价值目标的改革不能也不可能回头，因为这是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私权自治作出的选择。因此，我们只能就料裁衣，因势利导，另辟一条以旧葫芦（结构）装新药（功能）的蹊径，[18]将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使我国程序结构的分立与程序功能的分离在新的目标下重新整合，实现逻辑一致。

三、就料裁衣：我国程序结构分立与功能分离的相对整合

我国现行立案程序与庭审准备程序在功能上相互融合，在结构上相互交织，因此改革的总体思路是：(1)在民事司法作为解纷主力的中国社会背景下，解决纠纷仍将作为整个诉讼框架的核心功能；(2)和解、调解贯穿程序始终，成为承担纠纷解决功能的主体，并通过立案阶段、庭审准备、多次庭审层层分流，从案件规模上为高品质裁判做准备；(3)裁判作为终极保障，在承担解决纠纷功能的同时，承担维护和形成解纷规则的功能，即通过专业、规范、高品质的裁判，维护社会公正和法律秩序，并为潜在纠纷的解决提供规则预期；(4)裁判之前的所有程序，除解决纠纷和层层分流之外，核心功能都是为裁判进行准备，包括主体资格事项、程序推进事项和实体事项的准备，其中实体事项具体包括诉讼标的（裁判对象）、事实争点（裁判根据）和证据（裁判手段）；(5)为裁判进行的上述准备在不同程序阶段，根据裁判规律的要求而有具体分工，并采行相应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模式（职权主义抑或辩论主义）；(6)转型时期各程序阶段之间必然存在功能交错，故应采取以阶段性功能配置作为原则和基本分界，而以交叉性功能配置作为例外和必须补充的模式，一个程序阶段（如诉答）的结束原则上意味着相应程序功能（如诉讼标的确定）的基本结束，但一方主张、证明例外情形的存在并补偿对方程序性损失时可再度开放进行功能补充。

按照以上程序功能配置的思路，现行立案程序承担的功能经剥离和重组之后可大致归入四类：(ⅰ)起诉的形式审查，(ⅱ)起诉条件的实质审查，(ⅲ)审理进程的推进，以及(ⅳ)合法或不合法的案件分流。[19]如果从裁判准备的角度将这些功能进行重新归类，则大致可分为：(a)案件规模准备（案件分流）；(b)主体资格准备（1原告适格、2被告适格和3法院适格）；(c)程序事项准备（通知、送达、组庭、排期、公告等）；(d)实体事项准备（诉讼标的、事实争点和证据）。不过这两类功能划分只是角度不同，并非构成直接对应关系；经解构和重组之后的对应关系大致为：起诉的形式审查对应于被告资格准备和实体事项准备，即i＝2/b＋d;起诉条件的实质审查对应于原告适格和法院适格（主管与管辖），即ⅱ＝1/b＋3/b;审理进程的推进对应于程序事项准备，即ⅲ＝c；案件分流对应于案件规模准备，即ⅳ＝a。以下将具体探讨，以功能为主线，以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为价值取向，在不根本改变现行立案程序的结构和立案庭体制的前提下，在立案程序每一阶段应当为最终裁判准备什么（功能）、按什么标准准备（要件）、如何准备（程序）。

（一）以“坚持起诉”为界，剪断中国立案程序功能的乱麻

一直以来，我国立案程序饱受诟病，但理论界关于形式审查制的提议却受到实务界的普遍阻击，而我本人的观点经不断反思和调整后也最终向中国现实有限地妥协。2001年我曾强烈主张，真正的立审分离应当是起诉经形式审查之后立案登记，而将完整的审判权交给审判庭。这一观点引起的震动—理论界的认同和实务界的反对—无论在范围或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和其他作品的影响；此后在参加江伟教授主持的民诉法修正案的多次座谈会上，我又屡次感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各自内部的空前统一和相互之间的空前对立。到2005年参加关于中国答辩失权问题专题讨论时，我实际上已经修正了自己2001年的观点，而提出可将立案／审判的程序与立案／审判的机构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并强调理论界关于法院主管标准的界定对于实务界解决立案实质审查制问题的重要性。不过，现行立案实质审查制遭人诟病，问题主要不在于法院按照108条进行实质审查之后口头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并依据111条规定对不属于法院主管的案件“告知”当事人另行诉求的正确途径（情形之一）；而在于法院对于那些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坚持起诉”、法院必须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案件，仍然“坚持”口头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本文特指这种情况时使用“不予立案’）（情形之二）；或者法院在被告答辩前，未经听证或辩论，单方依职权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情形之三）。以下就立案实践的上述三种情形分别进行剖析和评价。

1．诉前案件分流—咨询性质的起诉与便民意义的简易处理。法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直接分流案件或解决简易纠纷，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仍有扩大而非收敛的趋势。具体做法大概包括以下两类、四种简易处理：(ⅰ)没有被告参与而依职权作出不予受理的口头决定。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答辩之前，法院依职权对原告起诉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口头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认为不属于法院主管的案件而不予受理的，在口头决定不予受理的同时，口头“告知”当事人另行诉求的正确途径；(ⅱ)经双方当事人参与并同意的解纷尝试。法院对起诉进行实质审查时，认为虽然符合受理条件但毋需进人审判程序的，经原告同意后暂不立案，经法院即时口头通知被告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转入法院内、法院外或法院内外协同的和解或调解程序；或者未经实质审查或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即经原告或双方同意而先行进入法院外解纷途径。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达成实体协议的案件均可能了结纠纷，因而不必再予立案；未达成协议的，原告请求重新启动起诉审查程序的，则进入正常的实质审查程序。那些经简单审查后予以立案并进入法院调解途径或速裁程序的简易处理，属于诉后分流，不在此刻讨论之列。

理论上，第（ⅰ）类情形的两种处理都不符合诉权保障和正当程序原理。涉及当事人诉权的重大事项，法院在未经被告辩论、未经开庭审理之前，就单方且以口头形式决定不予受理，为滥用职权任意拒绝符合条件的诉求提供了不受监督的机会；法院在决定自己是否对某一事项有主管权的同时，是否有权决定和告知当事人该事项属于其他国家机关权限范围？这一司法决定和告知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对相应的其他国家机关是否有拘束力？如果被告知的其他国家机关再次推诿或确有理由不予受理，在法院内部受移送的法院不得再行移送，管辖权存在争议时可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决定，然而，在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由宪法确定却又不存在宪法法院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主管权争议？同样，第（ⅱ）类情形也面临许多理论困境，比如，法院在受理起诉和正式立案之前审判权尚未启动，凭什么权力参与调解，主持调解的主体和协议的效力依据什么性质确定，等等。[20]

然而，实务界坚持实质审查制的一些理由并非全无道理：(1)起诉只经过形式审查即予受理并进入审判程序，在中国老百姓法律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会造成被告无端卷入诉讼程序；(2)也会导致起诉时不明就里的原告在支付不必要的金钱和机会成本之后却在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被驳回起诉，这两个方面都会导致当事人对司法制度的不满；(3)从法院角度来看，除了无谓浪费司法资源的考虑之外，在与其他国家机构同受国务院信访条例所规定的首次接访负责制的约束下，在主管界线并无清晰、明确的尚方宝剑的情况下立案后再以不属于法院主管为由予以驳回，法院将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也会耽误当事人求助于正确途径解决的时间和时机；(4)先登记立案再审查退费的设想，将给法院和当事人双方增加无谓的负担，而且实行讼费收支两条线之后在技术操作上也有困难。因此，民诉法以当事人是否“坚持起诉”作为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决定不予受理的分界线，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无论是从便民司法、减少讼累、降低解纷成本，还是分流司法压力的意义上，笔者都不主张改变这一现状而将立案程序整体上规范化和复杂化。理论上的困境，可将最初的起诉视为当事人的诉讼咨询来解决；那么法院口头驳回以及告知当事人诉诸其他途径，则相当于为当事人提供口头咨询意见，因而也与司法决定的效力问题无涉。这样就以“坚持起诉”为界，剪断了中国立案程序制度及其研究范围的这团乱麻：法院对于表明起诉意向却尚未“坚持起诉”的案件，进行口头告知、解释、驳回、促成和解或主持调解等等简易处理，均可留给诉外解纷（adr）和诉讼与非诉讼对接机制解决；[21]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真正重点，则应当放在法院对于“坚持起诉”的案件如何处理。

2．起诉意向的确定与立案审查的开始。在法院进行如上所述的告知、解释、调解或作出口头驳回决定之后，当事人仍然“坚持起诉”，意味着当事人明知并重申了自己的起诉意向。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应裁定不予受理；但未明确规定以何种程序作出裁。定。目前实践中有两种情形：其一，对于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案件，法院仍坚持以口头形式驳回，本文称之为“不予立案”（决定），以区别于以书面形式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主管”事由上，特别是对于并非明确属于法院主管或者虽然明确属其主管但因政治、社会、自身因素等使法院感觉棘手的案件，多采用不作书面裁定而予口头驳回的方式处理；也有少数情形是基于108条规定的其他事由而坚持不予立案的；还有一些违法妨碍诉权行使但未完全剥夺诉权的情形，比如年底为抓结案率而暂时不予立案（推迟立案）。这种做法不仅违背诉权原理，而且公然违反法律，也是引起民怨的根源，因而受到学界的猛烈抨击，并连带使上述诉前分流性质的不予受理口头决定受到一并否定。对于这两种情形不加区分，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各执一词且各有道理的对立状态。然而，这种对立状态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区分而得到解决，减少因主管事由引起的推诿性不予立案，除了要求法院将基于主管事由的不予受理与其他事由一样置于书面裁定的制约之下外，理论界在法院“主管”范围的确定标准或考量因素问题上有所贡献，以及整个政治框架和社会期待对于司法功能、司法权限、司法运作方式的理解和接受，使得法院在经形式审查受理案件后仍有机会像对其他不合裁判要件的情形一样可依法驳回，而不受主管界线不明或过分宽泛之困扰或受外部的不当干预或质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本文将对主管要件略加讨论，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将另文展开。

第二种情形是，对于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案件，书面裁定不予受理。裁定的程序，除针对管辖权异议可能随机（即非制度性的）进行听证程序之外，主管争议排除被误入管辖权异议的仲裁协议于法院主管问题之外。这种做法符合对现行法规定的一般解释。但现行法在要求作出裁定时，并未明确规定以何种程序作出裁定，因而在未通过立法修订加以明确之前，学理解释或司法解释即可担当此任。理论上，诉权、裁判请求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原理，[22]以及权利与裁量（权力）区分的原理，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当事人行使诉权不应受到法院未经正当程序审查的干预，相反，政府在公民权利事项上应当提供无障碍的保障，只有在裁量事项上才能保留自由决定是否准许（grant）；除非经听证和辩论并据此说明不行使实体裁判权的理由，否则法院无权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裁判的决定。换言之，对于当事人明确并坚持起诉意向的案件，应当经形式审查后予以立案；法院在答辩、听证、辩论的基础上进行实质审查和判断，认为存在不符合108条所规定的诉讼要件（即裁判要件，稍后详解）的起诉，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因此，在澄清诉前分流与立审审查之间的模糊区间之后，进一步对超职权主义模式惯性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式“诉讼要件”审查模式进行辩论主义改造，才能将起诉要件的形式审查与裁判要件的实质审查区分开来；在此之前，由于诉讼要件的概念和制度在比较法上与在本国法中差异很大，因此诉讼要件常常成为起诉要件与裁判要件的混合体，并且与我国诉前分流机制揉和在一起，使整个立案程序纠结成为一团解不开、切不断的乱麻。

3．立案的形式审查—起诉要件审查和登记。起诉要件审查，就是审查起诉是否具备形式要件（以书面为原则），以及起诉状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实质内容，而不论这些内容本身是否“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目前实践中是依据第108条来审查起诉要件的，而该条混合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比如，主体要件，对被告采用了形式审查标准—有明确的被告，理论上是“当事人”或“程序当事人”标准；但对原告则采取了实质审查标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理论上是“适格当事人”标准；诉讼客体，采用的是形式审查标准—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对于主管和管辖权限则采取了实质审查标准。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当事人以“坚持起诉”表明确定的起诉意向之后，所有上述要件均应根据第109条和110条规定进行形式审查，称为“起诉要件”。起诉要件合格者即予立案登记，并由此启动诉讼程序。至于实质审查，则根据如下第（二）项所讨论的关于诉讼要件／裁判要件的新规定，以辩论为基础进行实质审查。

（二）立案的实质审查—裁判要件审查和裁定[23]

诉讼要件是指能够启动司法权对于实体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判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为诉讼要件。为了避免大陆法系的诉讼要件混同于我国民诉法108条规定的起诉受理要件，同时又区别于中国学界所主张的形式审查要件或登记立案要件，我们将大陆法系这种作为行使司法裁判权之前提的“诉讼要件”称为“裁判要件”。

德国法将诉讼要件／裁判要件分为：(1)涉及当事人的诉讼要件，如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或者在缺乏该能力的时候的法定）和诉讼实施权限；(2)涉及法院的诉讼要件，包括德国法院裁判权、民事诉讼途径的管辖权、国际管辖权、地域管辖权、事务管辖权和职能管辖权；(3)涉及诉讼标的的诉讼要件，包括被主张的权利具有可诉性、起诉合乎法律规定、未被诉讼系属、未经发生既判力地裁判过、以及存在权利保护需要。[24]在美国，裁判要件是以“可诉性或可司法性”来定义的，即指行使司法权／管辖权／裁判权的前提条件。[25]如果将美国的可司法性要件以大陆法系的视角进行重组，也可大致归于三大类：(1)涉及当事人的要件：原告必须有诉讼资格，即当事人在案件的最终结果中享有利益；(2)涉及法院的要件：受诉法院享有管辖权，即依据联邦-州之间的管辖权规则、州际私法意义上的管辖权规则、或者普通管辖权与特别管辖权（包括有限管辖权）的划分规则等确定的管辖权；(3)涉及诉讼标的的要件：必须存在宪法第三条意义内的案件或争议。该争议必须涉及真正相争或对抗的当事人，必须存在一项起源于法定事实情形的可被承认的合法利益，必须是可以通过运用司法权解决的争议；[26]而且争议已经成熟或曰司法审查的时机已经成熟；争议仍具有实际意义的，即诉讼事由尚未消失；案件不能构成政治问题。[27]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德国、美国或法国，对于诉讼要件即裁判要件的审查程序，均实行辩论主义，须依据当事人的主张和辩论作出裁判，而不是由法院依职权审查后直接裁定。

中国关于裁判要件的规定，除民诉法108条关于积极要件的四项规定之外，还有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积极要件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消极要件的诸多零碎规定。如果把这些规定归入上述三类要件，就会看见在我国理论和制度中，每一类要件都存在或者界定不清晰，或者缺位或错位现象，给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乃至教学都带来严重困扰。比如，依据立法和相关规定，是否受理／立案的决定或裁定应在7日内作出；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仍可裁定驳回起诉。立法并未规定立案“之后”、什么阶段“之前”作出这一裁定；实践中则视驳回起诉的事由而不同。比如，因司法权（主管或管辖权）瑕疵而驳回起诉（或移送管辖）的裁定，在答辩期届满“之后”作出，虽然在何时“之前”作出仍语焉不详，但在机构职能分工上属于立案庭的工作职责范畴，也就是立案阶段结束、移交审判庭之前；但在程序阶段上，这一受108条调整因而属于立案审查性质的“驳回起诉”裁定，却是在立案后经由“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而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送达被告之后、并且通常是根据被告的答辩或管辖权异议作出的。相比基于司法权事由作出的108条裁定而言，因当事人主体瑕疵作出的108条裁定跨度更大，不仅在程序阶段上超越“起诉与受理”阶段而进入审理前准备乃至开庭审理阶段，而且在机构职能上也可能横跨立案庭与审判庭。以下分述之。

1．涉及当事人的要件。原告资格审查采用当事人适格的标准（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被告资格审查适用程序当事人的标准（明确即可）。起诉审查时对于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采取差异的审查标准，导致同一案件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须分别由立案审查程序和实体审理程序两个阶段审理，并根据同一法律规范（108条）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两种不同裁定。上述分裂情形，迫使我们在教学中不厌其烦地向疑惑不解的学生解释：不予受理与驳回起诉的裁定条件相同，都适用108条的规定，但不予受理是在“起诉与受理”阶段对起诉进行初次筛查后作出的裁定，如果有不符合108条规定却被受理的漏网之鱼进入了审判程序，则适用驳回起诉的裁定。当然，这类状况在适用108条的三类裁判要件中都会涉及，但鉴于以下一段所述的理由，即主管问题无从异议，管辖权异议则须在答辩期内提出并已通过中间裁判和中间上诉先行解决，因此主要出现在当事人适格要件中。在二审程序中也出现两类裁定分别采取程序性裁判和实质性裁判两种不同方式的紊乱现象，比如一审程序不仅受理了当事人不适格的案件，而且在审理程序中也未能正确认定当事人不适格，因而作出实体裁判，因此这一裁判不能提起中间上诉，直到二审实体审理结束才发现当事人不适格，二审不得不裁定驳回起诉，而这是成本多么昂贵的救济方式！

2．涉及法院的诉讼要件，包括法院享有主管权和管辖权要件。这是理论、制度和实践最混乱的部分。首先，在概念上出现了两个明显错误。[28]其一，划定受诉法院对具体案件行使审判权之界线却使用主管和管辖两个不同概念，而概念的割裂直接导致了审查程序的割裂。比如，管辖权问题相对规范，采取法院依职权审查与依当事人动议审查并行的模式，当事人动议审查管辖权的异议须在答辩期内提出，全部管辖权问题由立案庭审理并作出中间裁判，且允许中间上诉。但主管问题却非常混乱，通常毋需当事人动议更没有听证即可由法院依职权决定不予受理，当事人无从提出异议，法院也不说明裁定的具体理由，于是出现了怪现象—因商事仲裁协议导致排斥法院主管的“主管权异议”却作为“管辖权异议”适用管辖权审查程序。其二，主管作为法院划定权限的概念，致使涉及诉讼标的的诉讼要件被涉及法院的诉讼要件所覆盖，无法获得具有整合性的界定，这将在下文中展开。

3．涉及诉讼标的的诉讼要件，包括权利／争议具有可诉性或可司法性（纠纷属于法院主管），一般认为我国关于法院主管或民事诉讼主管的规定是民事诉讼法第2条，同时包括妨诉要件或消极要件，即起诉合规，比如不存在排斥诉讼途径的事由（如商事仲裁协议）或未穷尽法定前置程序（如劳动仲裁）、未重复起诉、不存在其他妨诉要件（比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新理由不得再行起诉）。进而言之，民诉法第2条实际上已经界定了我国争议的可诉性，即提交司法解决的争议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其一，须有争议存在；其二，争议具有民事性（平等主体之间）；其三，争议须为法律争议。以争议的存在为要件，可以为消极确定之诉找到保障无辜者既不受诉外骚扰也不受诉讼骚扰的平衡点提供理论基础；[29]以争议的民事性为要件，可以为那些既非行政亦非民事的争议暂时列入司法与非司法“共管区域”并寻求与案件的现实性质相吻合的解决途径提供理论基础，并且为这类案件随着体制转型的完成而逐步归于（或排除于）民事诉讼管辖范围预留一个前瞻性理论空间；以争议的法律性为要件，可能为以成文法为审判依据却又必须在转型社会中奉行能动司法理念的中国民事司法权划定范围或边界提供理论依据。

民诉法108条规定起诉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是与诉的利益和诉讼标的要件相关的要求。但实践中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并未在立案程序中予以固定；相反，直到举证质证、事实证明和法庭辩论终结之后，进入当事人最后陈述阶段—这一程序的目的居然是固定诉讼请求和抗辩主张。也就是说，诉讼标的直到庭审辩论结束才算确定；在此之前的任何阶段，当事人都可以追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包括提出反诉或参加之诉。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不能早期确定，不仅影响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证据准备和举证时效制度的运行，而且影响当事人的确定（例如追加当事人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及当事人适格问题的早期解决，这也是导致如前所述的程序紊乱状况的主要原因。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除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理念在中国尚未演进为制度或实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贯行的“调解型诉讼模式”（如王亚新教授所称），这可从上诉程序的相关规定中获得旁证，比如二审如能达成调解，则既不受上诉请求范围制约，也可追加一审未提出的诉讼请求。

然而，如果以裁判为目标来定位我国立案程序的功能，诉讼标的的确定是否应当在以诉答（请求与抗辩）为基础的立案程序中解决？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缺乏律师强制的现实和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基本状况，在社会转型时期程序功能交错的状况存在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以“原则＋例外、主体＋补充”的功能配置模式，采取“以主体功能的分界为原则，以交叉功能的补充为例外”的结构，至少可以改变目前立案程序、审前程序、庭审程序的功能完全混同的状况。比如，就实体问题而言，在诉讼请求／抗辩法律规范要件事实证据这个逻辑环节上，诉讼请求原则上由立案程序确定，在法定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可适用例外，即在立案程序结束后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可以作为例外接受，但应满足一定条件，在程序上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补偿对方当事人因此增加的程序成本。与此同理，提起反诉和参加之诉原则上应在立案程序解决，请求适用例外条款者应当满足一定条件。当然，究竟诉讼标的和诉讼当事人的确定，原则上应在立案程序中解决还是在第一次开庭前解决，取决于司法机构的内部分工，但以“原则＋例外”的模式配置程序各阶段功能的思路却是同样适用的。而无论放在哪个阶段，在诉讼标的和诉讼主体确定之前原则上都不可能“证据关门”、证明完结或辩论结束，不必说，这种功能倒挂的程序结构既不经济也不实用。

总体说来，在裁判要件的审查模式上，关键不在于实质审查制，在立案程序审判化改革之后也无关乎由法院的哪个庭来审查，而在于这种审查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比如审查标准是否明确、审查过程是否有当事人参与、审查结果是否有适当的救济途径，等等。至于审查程序具体由立案庭来操作还是由审判庭操作，主要取决于司法行政管理安排上的便利和对法庭功能的设定，只要不改变实质审查权的裁判权性质即可。当下，考虑到我国的司法习惯和法律的连续性以及受此影响的司法效率，特别是考虑到久已形成的“受理”概念和如前所述的中国法律文化背景，由立案庭全面负责诉讼要件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亦无不可。那么立案庭应在形式审查后即予登记立案，而对实质性诉讼要件／裁判要件经听证程序和当事人辩论后统一作出是否驳回起诉的裁定；同时保留审判庭以驳回起诉方式作为受理不当之例外补救的权限。不过，鉴于几个原理性因素，比如有些问题本身难以区分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对诉讼要件的审查结论须经实体审理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分解审判权有悖于司法独立和司法效率原则，因此本文提出的结构方案仍为权宜之计。从长远看，建立形式审查的立案登记制，由审判庭统一决定实质问题（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立审分离”，才符合审判的规律和司法的内在需求。

【注释】[1][美]约翰·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55页。

[2]本文所称的预设功能，是指依据现行法的立法宗旨所意欲实现的制度功能；所称的预期功能，是指意欲替代现行法所欲实现的制度功能，而按照理论设计作为新的功能目标的制度功能。这样区分是因为现行法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时立法宗旨和预设功能是清晰的，并且在现行法得到了完好地体现，亦即制度的原有功能与结构保持了逻辑一致，但社会发展导致制度的宗旨和功能已经或将要发生变革，亦即出现制度的预期功能与预设功能的差异，从而促使制度结构必须进行相应变革；有时却出现现行法结构与制度功能之间逻辑紊乱的状况，比如立法宗旨和预设功能并不清晰，或者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导致制度结构未能体现立法宗旨，或者立法宗旨或制度结构发生了局部变革……这些原因都可能形成现行法所体现的预设功能并不清晰或者形成结构与功能、此功能与彼功能之间相互冲突的状况，那么此时重构制度结构，就必须首先厘清制度功能本身，即预设功能是否清晰，是否已经或需要变革，按照新的功能即预期功能进行结构重组。于是，预设功能与预期功能可能是同一或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还可能是相互交叉或局部重合的，因此，这里只好将并列性连词（和）与选择性连词（或）同时使用。

[3]如果从制度功能来看，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似乎应当定位于纠纷解决。

[4]从名称上将庭前程序区别于“审前程序”等舶来概念，用于强调作为制度载体的法律概念各自具有特定的内涵、外延及其差异。

[5]对经审查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原告坚持起诉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6]王亚新曾将从起诉到第一次开庭之间的时间与最后一次开庭到诉讼终结之间的时间对比。

[7]刘哲玮：《审前程序研究》，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8]在诉讼模式研究中，张卫平教授在总结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的理念共享及其对诉讼模式的根本影响方面有突破性进展，汤维建教授则在澄清诉讼模式划分标准、强调理念与结构的差异方面有特别贡献，而王亚新教授在归纳调解型诉讼与对抗型诉讼的差异对于诉讼模式的影响方面有独到贡献。参见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汤维建：《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法制度比较研究—以美、德为中心》，载《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见达维将社会主义法系独立出来的根据，参见《国际诉讼法学会第五届世界大会总结报告》，载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译丛》，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0]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1][美]约翰·朗本：《德国民事诉讼程序的优点》，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附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美]史帝文·苏本、玛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法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3]进入庭审程序的案件已减少至仅占全部初审案件的2-5%。随着民商事案件专业化程度日益增加和陪审团使用率的严重下降，美国诉讼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局部变化，比如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补充询问事实已不再是奇怪的现象。值得提醒的是，美国上诉法院的庭审模式都是法官询问制的，因为上诉法庭由职业法官组成，也不决定事实问题（注意不是不审查事实问题）。

[14]详见留德美国学者朗本教授80-90年代在美国引起的那次关于引进德国诉讼模式的大讨论。john h. langbein, the german advantage in civil procedure. 5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p.823, 1985; ronald j. allen, legal institutions：idealzation and caricature in camparative scholarship, 8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p.785, 1988; john h. langhein, legal institutions：trashing the german advan-tage. 82 nw. u. l. rev. p.763, 1988; michael bohlander, the german advantage revisited: an inside view of german civil procedure in the nineties. 13 tulane european＆civil law forum, p.26, 1998.

[15]参见［英］阿·朱克曼主编：《危机中的民事司法》，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

[16]诉讼模式第三层面上的改革，即庭审采证方式上由法官主导的职权讯问模式转向律师主导的对抗制（交叉询问）模式，在我国从未真正进行过，至今仍然是而且可能永远是职权主义模式。

[17]同注[1]，第155页。

[18]详细讨论参见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46页。

[19]合法的案件分流指法院建议当事人自愿将案件先提交adr，或者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以合法形式不予受理；不合法的案件分流指法院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受理，包括不合法地（法律规定了前置性解纷途径的案件不在此列）要求当事人先提交adr。

[20]参见傅郁林：《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21]adr不属于司法职能范围，但在整个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在民众习惯于有事找政府的依赖心理和社会自治能力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司法基于政府内法律专家的角色，应担当起培植社会自治解纷能力、引导当事人理性解纷的社会责任，但这种社会责任有别于政府职能责任，其义务、规范、程序、问责都有所不同。

[22]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或称裁判请求权）虽然没有明确写入中国宪法，但根据中国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这项权利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已进入了中国的法律渊源。

[23]参见傅郁林：《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24]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美国法上被译为司法权、管辖权、审判权的概念与我国的相应概念不同，三者均译自同一术语jurisdiction，故在美国法上内涵和外延相同；美国上也不存在我国意义上的“级别管辖权”，因为一审管辖权均由初审法院行使。

[26]参见［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7]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法上的可诉性或可司法性的概念比德国法上的可诉性概念要宽泛得多，大致相当于德国法上的诉讼要件；德国法上的可诉性仅指权利的可诉性，仅为三大诉讼要件中第（3）类要件中的一项。在法国，纠纷的可诉性／可司法性的内涵与德国接近，作为诉讼要件之一，是被告提出“不予受理”抗辩的一项理由。[美]爱德华兹：《美国联邦法院的权力和法院命令的执行》，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法］洛克·卡迪耶：《民事司法法》（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管辖权概念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定义错误。管辖权被通说定义为“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错将上位概念定义下位概念，致使上诉管辖权、再审管辖权、执行管辖权这类概念出现逻辑困境。即使不把主管归入管辖权的概念之中，管辖权的定义也不应当如此狭窄，比如法国管辖权的定义为“某一裁判机构优先于另一裁判机构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权能”。

[29]实践中（特别是知识产权领域）出现大量案件，一方不断向对方提出请求或异议却又不主动提起诉讼，导致权利义务处于争议状态，对方不胜其扰，却又无法通过侵权之诉解决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因而谋求提起消极的确定之诉，即确认自己未构成对方所主张的侵权或不承担其所主张的义务。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担心消极确认之诉的大量适用会导致诉权滥用。

【参考文献】

{1}john h. langbein, the german advantage in civil procedure．5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5.

{2}ronald j. allen, legal institutions：idealzation and caricature in camparative scholarship，8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8.

{3}john h. langbein, legal institutions：trashing the german advantage．82 nw. u.l. rev. 1988.

{4}[美]约翰·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英］阿·朱克曼主编：《危机中的民事司法》，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审判管理论文篇8

一、坚持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法院工作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自己作为法院的一名领导干部，深知理论武装头脑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自己坚持学习理论不放松，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素养，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的要求。

一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积极参加各种教育活动和规范司法、促进司法公正公正与效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专项活动，通过看原著、看报刊、听报告、参加培训和认真进行回顾、思考、写心得等到方式，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深层的提高。

二是认真学习法律业务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做学习型法官。为了适应分管业务工作要求，除刑事方面外，自己认真学习了民商等方面的各种法律、法规和相关理论知识，结合审判工作实际进行思考，并用于指导工作。20*年8月份，按照院内安排，到国家法官学院培训一个多月，在些期间，认真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法学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使自己进一步树立了现代司法理念、强化了审判工人选的理性思维，业务专业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协助院长抓好审判监督工作、立案审判工作、和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职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自己利用培训时间和业余时间阅读大量的相关专业书籍，认真学习了公司法、新破产法和土地、房屋、知识产权、股权股份等方面的内容，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提升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为了能做好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组织院内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给陪审员们上课、培训，增强了陪审员们参加审理各类案件的能力，从中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二、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抓好分管工作

尽职尽责，踏实工作，少说多做是本人一向要求自己的信条；努力做到想干事、会办事、能干实事、干好事是追求的目标。在院党组和院长的领导下，工作上做到了到位不越位，服从不盲从，补台不拆台，分工不分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顾大局、讲效率、求实效、尽力做到工作的不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通过近年的努力，分管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业务有了新的进展。

一是坚持用新的理念指导业务工作，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在分管刑事工作期间，严格贯彻党中央的严打方针，做到稳、准、狠，严厉打击了刑事犯罪分子，确保了全州社会治安稳定。严格执行罪刑法定、疑罪从土无的原则，充分保护人权，严格依法办案，做到了不枉不纵，保证了刑事办案质量。对重大刑事案件，做到亲自参与审理、指导协调和讨论决定，承办了几件具有影响的案件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真抓了庭前证据交换、证据展示等工作，不断尝试新的审判方式改革，节省了庭审时间，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诉讼成本，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及时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助。做好群众工作，力争每件案件都能服判息诉。由于自己在过去两年里兼任刑事庭长，所以对庭里的所有判决都亲自把关，认真审核每一件案子，在签发过程中细心推敲用字用句，严格把好质量关。深入基层法院开展调研工作，对审判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意见。推进死刑执行的规范化和文明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组织指挥死刑执行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组织公开宣判，弘扬法制，教育公民；在处理少年刑事审判等项工作中，创新工作方法，注重办案效果，取得明显成效。经过努力，刑事审判庭连续多年结案率100%，全州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得到了有效、充分发挥、有力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是搞好立案庭的分管工作。20*年始本人分管立案庭的工作，立案庭是院内案件的进出口，自分管以来，对立案庭的收案、立案、送达等进行了协调，改进立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在前次案卷质量评查后，就及时召集了立案庭和审监庭针对存在问题、如何在今后确定审限、案件的起始计算、是终结案日期的确定几方面的统一了认识。同时对于院内送达法律文书、案件评查、案件申诉处理的分工，确定由立案庭发放审判流管理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规范了案件的审理流程。在便利当事人方面，经院长同意，重新设立了立案大厅，采用挂匾牌、放诉讼须知、指导诉讼的《走进法院》宣传册等方式，进一步方便当事人，让当事人能过这些内容了解诉讼程序，增强法律意识。下一步正计划确立院长接待日，由院长或主管院长在接待日答复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对本院判决文书进行释疑等。在立案庭的提议下，制定统一院内立案、移送卷宗、审理案件过程中涉及立案工作如何搞好协作、送达法律文书的规范、安件的调卷、送卷等方面起草了文件交院党组讨论，从而明确分工，力争用尽短的时间确保当事人合法利益。

三是坚持踏踏实实工作作风，协助院长抓好审判监督庭的工作，组织人员对全院案件承办情况，案件质量进行评查、通报、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认真把好申诉、再审案件的质量关。把好减刑、假释案件的签发关。

四是按照分工，抓好人民陪审员工作。为了保证人民陪审员职能作用的发挥，去上由本人负责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的规定对人民陪审员进行了上岗前的培训，今年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过程中认真教他们掌握采信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规则等方面的知识，人民陪审员通过审理多起案件，了解了法官职责、权力、义务、职业道德和司法礼仪，并对宪法、法院组织法、刑法、民法和三大诉讼法等重要法律有更深的了解和掌握，通过实践，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办案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