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论文范文

自由贸易论文篇1

国际上在一个国家内部开展自由贸易区发端于美国波士顿地区，设计了一种“境内关外”全球贸易模式，美国为了本国自主对外开放，实现世界贸易和投资在境内的自由化设计了波士顿自由贸易区。其他国不断效仿，目前全世界已有1200多个“境内关外”模式自由贸易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逐步发展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中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管理主要有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两种模式。正面清单模式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代表，以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为核心，它的管理原则要求当事方对市场准入范围采用“正面清单”做出肯定性承诺。这种模式下，凡是没有列入“正面清单”的服务部门属于各成员的保留范围。成员国某一服务部门是否对外开放的决策权没有约束。这种模式导致《服务贸易总协定》最惠国待遇只适用于各成员在清单之外的措施。国际社会另一种模式负面清单模式是以美国、加拿大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以投资规则模式为核心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否定清单”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是“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和许可管理为辅”的新模式，形成了服务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利于充分挖掘投资新空间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即政府将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相关产业列入负面清单，在此名单之外，政府不应进行太过严格的干预，换言之，“法无禁止即合法”。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各国金融服务国际化和政府管理法制化。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一体两翼”计划，构建以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干，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两翼整体联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负面清单模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模式中首先使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商定在投资领域除非NAFTA成员国明确列入负面清单某些服务部门，未列入清单的服务贸易就应非歧视地开放。美国从1982年开始制定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了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协作关系计划，开始启动TPP谈判，TPP谈判计划规定取消或大幅降低商品的关税，其内容涵盖商品安全标准、工业技术贸易壁垒、市场竞争政策、创新知识产权、政府公共采购、贸易争端解决，有关对劳工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的规定，新规定的标准之高超过一般自由贸易区协定，所以说美国主导制定的TPP规制标准形成十分明显的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制。

2012年4月20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范本，提出了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两大前提条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2013年6月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正式同意启动TTIP谈判，2013年7月，美欧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一轮贸易和投资谈判。试图重新建构世界贸易新规则，美国一方面通过大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引导世界建立高标准和高度自由化贸易投资协议，另一方面，2013年1月，美国启动了与21个WTO成员方的多边服务业协议(PSA)谈判。美国试图绕开WTO，开启国际投资新规则。WTO时代以贸易全球化为核心，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投资全球化为核心。目前世界上已有77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与哥伦比亚(2008)、秘鲁(2009)和巴拿马(2010)等国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接着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努力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之间进行合作。

国外有一些学者对自由贸易区效益进行了研究，NathMukherji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研究了负面清单对亚太组织的经济作用，并与正面清单进行比较归纳出六大优势。Guidolin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印度尼西亚1967年开始实施NDI政策(内含投资负面清单)的长期效应，并对印尼服务业部门吸引、利用外资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随着WTO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WTO红利的消退，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渐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替代，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主导，国际最近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国际服务贸易和外商投资管理方法。各国在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中，基本采用准入前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自由贸易区内将准入管理由全部核准制变成形式备案制，建设投资服务促进体系，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二、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与困境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

我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国际上2013年7月中美开始双边投资和贸易谈判，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问题。在国内中国自由贸易区这种更高规格的开放贸易需要更深层次制度改革。国务院38号文《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对投资管理主要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该通知特别强调服务业投资领域的开放，提出自由贸易区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努力建设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更好地促进本地服务业质量提高。Dunning应用“国际生产折中论”研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阐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是提升管理或营销技巧等而获得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指出相对于本土企业，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及营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自由贸易区将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制度创新空间，在更深层次上激发两个市场的活力，有效推动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服务国际化，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我国政府首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投资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等，促进行政法制化建设，这些都是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化战略思路的制度设计。

2．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的困境

随着我国进入WTO的红利的逐渐消退，在国际上WTO多边贸易体制被日益边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需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粗放式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耗尽，中国需要新的改革探索，需要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顶层改革制度设计。为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推动对国际市场充分参与、使我国在新的国际规则条件下能够迅速适应，规避国际贸易新规则中被边缘化，并防止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这逼着政府职能转型升级，以开放促改革，就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和法制化。从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制度设计方案来看，其目标亦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开放促进行政精简化，由长期实行的事先审批转为实行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过程监管的有效综合执法体系，倒逼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可行策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形成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管理模式。为实行全面经济改革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第一，自由贸易区内需要对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形成高水平的投资环境;第二，自由贸易区必须实行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管理制度创新，形成公平公正的营运环境;第三，自由贸易区需要对金融服务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第四，自由贸易区需要对综合监管制度创新，实行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科学评估体系;第五，自由贸易区需要对文化价值体系创新，实行国际化的多元文化共存、跨文化沟通交流，文化互信、共赢机制和协调机制。这5个创新集中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在国际上并不是新的概念，但在中国投资领域仍是初次应用。正如韩正指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制度设计是颠覆性的，根本没有依靠优惠政策，整个自由贸易区坚持自主创新、体制创新获取红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起更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但由于中国自由贸易区刚开始启动，对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及效果的研究还较少，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风险和困境。首先，美国通过TTIP和TPP形成大区域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为了加快这种进程，还通过双边、多边投资谈判(PSA)，先与一些发达国家签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加快促进投资自由化，以此主导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调整，在新的国际贸易中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和依赖度比较高，如果这一轮国际化不能有效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国就不能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有所作为，而且会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失去话语权。其次，我国在这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中，必须按负面清单模式谈判，促使扩大我国市场准入宽度和市场开放程度。

在新规则下提高我国市场发展空间，但是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存在许多隐性风险。再次，负面清单是对中国的全新挑战，负面清单管理作为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探索阶段，类似于一种全国新一轮开放的先行实验，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我国开放度提升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超过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效应，也将是我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在新时期实行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化中的外商投资质量很重要，2005—201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逐年减少，如美国由2005年的306123万美元下降到2009年255499万美元，在我国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负面清单并不只是列出一些禁止或者限制准入名单那么简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相配套，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企业、全新素质的人和全新的管理模式。

因为新机制的核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遵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精神在私权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在公权领域遵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范运作。即对公民和企业而言，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的都可以为之;可是对政府职能而言，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职能均不得为之。由于我国长期按照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运作，这种制度惯性需要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推动。2013年3月总理在上海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并强调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由4个经济特区的沿海开放带动的。他进一步认为:“现在看来，用开放促进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如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效用是对东道国服务业直接产生“软技术”溢出效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种全新制度设计，将为国内外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通过创新拓展市场空间和促进经济增长。可是从政府管理能力来看，“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理理念需要政府官员观念改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必将会给政府带来潜在风险和管理难点。

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管理的实验性推行，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综合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优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适当减少政府设置的不适宜约束条件，以充分地发挥国内外企业的活力和国内外市场的效率，积极寻求政府监管约束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平衡策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由贸易区必然选择，自由贸易区的空间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决定于负面清单的质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优化。如何明晰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取舍需要借助科学方法。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与方法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刚刚起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开始试验阶段，我们必须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运用科学评估方法来不断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优化管理制度体系。大数据时代和智能化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科学理论和方法，但是面对海量数据如何选择利用并优化却是巨大的困难。数据挖掘中的粗糙集(roughset)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种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的信息，形成比较完备的信息。这种方法还可以用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能从中发现一些隐含的知识，揭示事物潜在的规则和规律。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目前的负面清单按小类进行限制，共制订了190条管理措施，(目前已下降到137条)，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国际上负面清单基本上有3类:第一类为“不符措施”，如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体系稳定的;第二类为“一般性例外措施”，主要适用于政府公共采购、补贴等;第三类规定“特定产业例外”的保障措施，如通讯和幼稚产业等。中国在这方面缺少相应内容的明确规定和基本主张。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帮助对负面清单措施合法、合理、有效性进行国际规则分析，因为粗糙集理论是一种新型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是用来研究不完整数据、不精确知识的表达、学习、归纳等的有效方法。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波兰学者Pawlak和波兰科学院、华沙大学的一些逻辑学家合作研究，并于1982年正式提出的。此后，粗糙集理论和应用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研究人员参与到研究中，不同领域科研人员在粗糙集的理论和应用方面进行了一些交叉研究工作。重要标志性成果是Pawlak1991年的专著和1992年专集的出版，该研究成果就这一段时期对粗糙集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该成果有效促进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目前，粗糙集已成为信息科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一个最为活跃的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将粗糙集应用于机器学习、物理波形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知识管理中知识获取、决策分析及过程控制等许多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粗糙集的理论研究正成为信息科学的一个热点。刘军针对非相容表构建决策树中属性约简计算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分辨关系和粒计算理论，建立一种相容表和非相容表通用的构建决策树算法。刘军根据非相容表的逻辑关系式证明其可经过变量替代等价于相容表;再根据等价表的特点，以属性粒为基本单位，用属性粒的可分辨量、属性粒相对于决策属性的类别数量及决策表中相同行的数量这3个基本参数确定属性的优劣，以最优属性为划分属性自上向下直接构建决策树。粗糙集在知识的不确定性度量应用上，翟俊海等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样例约简支持向量机，利用相容粗糙集方法求属性约简的边界域，并从中选择样例作为候选支持向量训练支持向量机。翟俊海等认为这样可同时对属性和样例进行约简。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能有效地减少存储空间和执行时间。张铃等结合信息论做了研究工作，提出度量粗糙集和粗糙分类的模糊性。结合粒计算研究属性的不确定性度量。但这些大多是算法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且后续研究较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有待拓展。

将粗糙集的应用进一步拓展到政策领域，将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运用于负面清单政策优化，通过构建政策数据库，运用粗糙集理论来研究我国现有外商投资准入正面清单审批制度转化为负面清单政策的方法，参照国际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我国外商投资政策项目的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的地方，发现隐藏在政策数据中的特征和规律。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利于对一些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的模糊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研究出高质量的负面清单降低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2．运用粗糙集方法提高负面清单质量

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这种被研究者用来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其决策表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及不完备的信息，可运用粗糙集方法精确负面清单数目。具体到上海自由贸易区，以目前进入自由贸易区的1000家企业和5万多家注册企业的投资与收益表现作为预测负面清单精简后可进入的新行业投资空间的收益与风险的预估值。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中的“鼓励类”去除，并将“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为一类，明确了该清单的负面性质。可是这种简单合并后还需要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精细化的分析，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措施中没有对限制和禁止外资标准进行界定。

从管理目标看自由贸易区要鼓励高质量的外资进入，自由贸易区需要提升外资利用水平，需要对高质量外资建立判断依据。我们从负面清单的条文用词看，上海自由贸易区190项措施中，提出投资活动“须合资、合作”，这种用词不严谨而且未对“投资”定义做界定。外资是指国外还是境外具有完备的法人代表的组织进行的实体性直接投资?投资是这些机构使用债券、股票等进行的间接投资?这些需要明晰的部分负面清单未作出明确规定。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优化处理。为了有效归约政策条文，将负面清单政策措施进行符号化表示，从而形成政策符号表达系统，运用粗糙集理论将政策措施建构成二维数据表的形式，政策清单用行表示，政策属性用列表示，表中的元素表示负面清单对象的属性值。这种政策表达系统编制形成决策表，在决策表中，将属性集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条件属性集，另一类称为决策属性集。

第一列为政策清单，第二至四列为条件属性集，第五列为决策属性集。某一政策措施是否保留，取决于条件属性集中的条件。在政策决策表中不同的政策措施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定的负面清单思路，将一些关系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保证经济体系稳定的列入不符措施属性，另将国际收支平衡与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可用尽的战略资源等列入一般性例外措施属性，将幼稚产业保护列入保障措施属性，以确定对负面清单决策起作用权重;利用决策表正确分类能力，对一些条件属性进行简约，就可以去掉不必要的一些属性。建构决策表关键是要保证决策表是相容的，判断一张决策表是相容的逻辑是，当且仅当决策表中的所有规则都是相容的。也就是说决策表经过简约之后的投资与服务业对象条件属性相同的两条规则，如果它们的决策属性也相同，两者之间没有矛盾说明这两条规则相容。在简化决策表过程中可能简约的决策表有若干个，需要进一步观察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核。因为决策表的核是各决策表的交集。简化决策表的核是不能再简约的特征属性的集合，核是所有简约的计算基础。根据以上分析，应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进行负面清单质量的优化研究，可遵循以下方法:①整理对比负面清单项目，进行属性分类，构建负面清单政策决策表;②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请业内专家讨论，确定属性的数量与权重;③简约条件属性，从决策表中删除冗余属性;④研究决策表中整体属性，将不可分辨关系属性的对象进行合并，从而可以删除决策表中的某些行，即分离出不需要禁止或限制的领域(行业);⑤合并决策表中的某些行和列，重新整理决策表。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用到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领域，结合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对负面清单政策进行优化。

运用粗糙集理论来研究我国现有外商投资准入正面清单审批制度转化为负面清单政策的方法，且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目前的负面清单政策为例，参照国际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我国外商投资政策项目的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的地方进行完善。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利于对一些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以及模糊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研究，有利于研究出高质量的负面清单，降低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而探索中国自由贸易区制度优化的特征和规律。

自由贸易论文篇2

首先，关于贸易转移效果，投资的时候发生投资转换效果。即，对两国以外的商品实施差别性措施的时候，有可能发生相背于世界性的直接投资的流向的情况。比如，作为自由贸易国的出口硕士论文被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而取代的可能性。特定自由贸易协定是创造贸易的，还是转换的，根据每个国家是情况而不同，最终的经济后果怎样发生变化按照消费者、生产者、各个经济主题而不同。在同一的生产者中根据他是出口者，还是进口者，或者根据商品服务的竞争力的程度而受到的影响之方向或程度都不同。同时，如果评价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果的时候，可能的话有必要分产业、经济主题而进行评价。在世界性的分配的效率性侧面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根据WTO的自我间自由化的次选择，即使有效，也是朝着尽可能扩大化贸易创造效果，极小化贸易转换效果的方向努力的。

另一方面，极大化贸易创造效果，间接地极小化两国以外国家的贸易转换效果有一种方式，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两个定义。一，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多的国家之间签

定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减少不自然或随意性硕士论文的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利有可能得到增加。这个方式给选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赋予唯一的标准，因此这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在A国的出口中所占的B国的比重大，但是B国不一定是相同的情况(非对称性的问题);第二，因为贸易壁垒或其他区域合一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本身有可能过大或过小地得到评价。

另一个方面，在地理上临近的两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后，由于降低了运输费用，以此提高经济福利。对这一方式，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利益的大小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之间的地理性的临近性的硕士论文没有关系。相反，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有距离，但是与比较优势相互不同的国家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提高经济的福利，如此的反对意见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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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论文篇3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 and 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 and 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 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 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 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 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 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 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 (3)其中，Cnt[，i]=(1-GL[，i])nt[，i]， (4)Ciit[，i]=GL[，i]iit[，i]， (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 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 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据林德尔(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论”(Demand Preference Similarity 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促进产业内贸易。自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最高，高达7.8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则分别为6.05%、7.48%和6.36%，菲律宾最低，为2.88%。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东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充，需求越来越重叠，从而使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比例越来越高。其次，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建设。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分别高达12.18%、11.74%和10.07%，新加坡为9.22%，菲律宾最低，为4.05%，可见东盟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东盟产业内部的分工就越细，异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就越大，从而形成异质产品的供给市场，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日益趋同性，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增加了。第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越来越低，到200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单商品）的关税低于5%，各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促进了东盟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源从进口部分转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产品更加多样化，提高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根据巴拉萨和波温斯(Balassa and Bauwens，1987)的实证研究，产业内贸易与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呈正向关系，即组建区域经济组织有助于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最后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该时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避免东盟国家的进口限制和壁垒；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并将东盟作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资主要是在消费类电子和电子配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投资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那些电子配件等中 间产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 Trade，也称公司内贸易）也不断扩大，而在公司内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现以日本丰田汽车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有助于东盟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参见图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盟地区内展开产业内分工，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规模效应，而且根据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的规定，这些产品的区内贸易是享受关税减免的。 附图 图1 东盟汽车工厂：以丰田汽车为例 资料来源：Petri，P.(1993)。【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7.Imada，P.(1990)Evalu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n Arbor:UMI. 8.Krugman，P(1981)"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 9.Kwan，C.H.(1994)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London:Routledge. 10.Menon，J.(1996)Adjusting towards AFTA:The Dynamics of Trade in ASEAN，Singapore:ISEAS. 11.Michaely，M.(1962)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 rade，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12.Petri，P.(1993)"The East Asian Trading Bloc:An Analytical History"，in J.A.Frankel and M.Kahler(eds.)，Regionalism and Rivalry: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As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Ramasamy，B.(1995)"Trade Diversion in an ASEAN Free Trade Area"，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12，No.1. 附录1 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附图 注：GLil指1993年的GLi，GLi2指2000年的GLi；另外，泰国2000年的数据只包含1-9个月；本附录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由于版面的限制，在此文莱的产业内贸易指标不列出，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资料来源：ASCU Database。

自由贸易论文篇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中国及其港澳台地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之间，在共同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合国际潮流要求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

从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环海洋与区域产业协作开发理论、区域联系理论、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分析，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趋势，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化、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区域化趋势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国际区际环境良好；从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态势，两大板块联合的新进展，以及在21世纪初发展的新趋势等方面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中国与东盟处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东端的桥头堡地位，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对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性意义。除传统的印支半岛陆路通道外，更有价值的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天然纽带，南海在全球、亚太、东南亚及华南西南结合部等不同区域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是区内各国和区外大国或国家集团致力争夺的宝域。南海南北纵跨17个纬度，东西横跨11个经度，面积3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渤海、黄海、东海的2.9倍，各类资源丰富。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国土面积为14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8亿。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谋求对该区域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从目前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看，亚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正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工协作日趋明显，作为洲际桥梁与纽带的南海区域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应积极探索应付区域化集团化的对策，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推动各国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地缘、人缘、亲缘、血缘关系，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东盟，不断加强内部协作，积极发展多层面经济合作，到上世纪末终于形成了大东盟格局。其中以泰国曼谷为中心，与印度支那及缅甸构成“黄金发展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及泰国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洲、新加坡及印尼的巴淡岛，构成两个扇面的“成长三角区”。随着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世界范围内区域化、集团化经济发展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近年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产业合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框架的构建，近几年与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频繁举行高层互访和高层次经济合作论坛会。各国政府、企业界、民间团体等不断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3.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南海的领海领土、市场竞争以及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关系多元现象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只有通过区域产业协作和经济一体化途径，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难点，实现地区稳定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由于中国与东盟各方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区域的产业协作。该区域21世纪联合的主要空间在海洋，联合的主要产业是海洋产业。南海海域浩瀚，资源充足，海洋产业开发潜力巨大。共同开发南海的发展策略，并不意味中国放弃和国家利益，而是适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国际形势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周边各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南海的开发与建设，允许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促进南海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南海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共同繁荣。各方在产业协作系统内扬长避短，实现生产要素互补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双赢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和谐统一，这符合周边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主题要求。

4.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国际经济科技全球化与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并存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理念和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明显。进入90年代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伴随着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同时，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在进一步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与西南经济圈等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关系，使之形成互补与互动关系，产生共振和共进效应，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是该区域产业协作各方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只有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附加给对方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双赢”目标，获得更大利益，实现长期合作与稳定。因此，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该产业协作系统从理论研究向现实操作过渡，对于促进该区域各国各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逐步提高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5.回避棘手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是不行的，必须从各方容易接受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协作系统构建入手，努力寻求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切入点，既回答历史、难点问题与现实矛盾，也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抛砖引玉。2001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倡导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是高屋建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学术界和实际部门深入调研，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办法来。深入对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切入点的研究，无论对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是对21世纪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新格局的建立，还是对整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就中国大陆尤其是港澳台琼等华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而言，将起到加强与东南亚多层面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

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战略设想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南海地区出现若干“次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按以下4个层次来推进这种合作：第1个层次是建立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经济协作的“中华经济圈”，即“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目前除台湾外，“中华经济圈”已完成第一步，即确立了协调性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政策，下一步的核心是确立产业协作政策，实现产业互补，在此基础上完全消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第2个层次是建立南海经济圈，范围主要包括华南与西南沿海省区及港澳台地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这一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增长势头看好，“梯形”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如在这一地区加强产业协作，整体发展功能会大大增强，仅仅是联合开发南海海洋资源这项大的合作就可使本地区繁荣兴旺。因此，构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系统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加快步伐，并且是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核心内容。第3个层次是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圈，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和整个东南亚国家。第4个层次是建立亚太经济圈，范围包括日、韩、美、加、澳、新等亚太国家及地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4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圈，以南海为核心，将全球与地区性经济协作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将成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和中介。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大致思路是：重点选择海洋产业中的海滨旅游、海洋运输、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保护为区域协作的先导产业，以海滨旅游业先行，海洋生物、海洋环保、海洋运输业紧随其后，通过贸易获取发展资金，以区域性产业协作带动区内的商品贸易、物资流通、投资建设、结构调整，在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中国和东盟各国及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两大板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两大板块的产业与经济融合；充分发挥沿海中心城市的增长极核与产业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区域性高新科技、教育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的产业层次，增强经济中心的极化与聚集作用；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发挥轴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扩散作用；完善区域性市场体系，建立双向多向循环的经济与产业开放系统；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发挥劳动力密集优势，大力引进资金与先进适用技术，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必须从该区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如制定联合发展资源技术型及外向型海洋产业的基本政策；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综合开发与一体化开放的基本政策；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基本政策；以及联合发展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基本政策等。实施“非均衡、逐级递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开发政策，引导投资者向目标区域重点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开发。通过政策引导，处理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关系。在区域内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以适应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需要。在区域内部，选择那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科技发达及劳动者素质较高的地段；选择那些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它产业开发起较强联带影响作用的一组产业，进行适度倾斜，重点突破，优先发展，尽快形成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各方沿海港口城市的功能特点，构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扇面。充分利用该区域各沿海港口城市的现有优势，进一步发挥各类经济自由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区功能，尽快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方向发展。

为了减少各方面阻力，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非政治化方式来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由小到大、由浅到深、从分散到集中的全面升级。区域产业协作实行互补性和结构性合作并存，以结构性合作为主，坚持以民间合作为主、官方合作为辅，形成高层次的结构优化、多元化、整体化、互惠互利的产业协作关系，努力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调机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合作等方面交流，建立区域产业协作的对话机制。由区域各方政府代表组成南海开发协调组织——南海区域开发协调委员会，赋予其协调区域产业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以协统区域各方海洋资源开发与公共海域对外开放事宜，形成以产业管理为基础，行业管理、综合管理和跨国协调有机结合的南海海洋产业管理机制。重点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港和出口加工区，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搞好南海区域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制定培植生长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开发战略，重点建设能源、交通、通讯、港口及市政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投资中的整体效益。政府根据主要港口城市各自的特点，进行科学布局和合理分工，而具体项目与产业协作内容则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市场经济手段协调关系。南海区域各方的产业部门之间，进一步推动跨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产业联合，在资金、技术、商品、信息，资源等方面形成互补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组建跨国、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从事分工协作生产、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采取承包、租赁、拍卖、委托、股份制、合作制等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形成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生产联合体。通过联合集成高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技经济系统，培育一批以技术关联度高、市场取向和功能接近的产业技术项目。建立一批区域性产业技术中心，提高产业技术开发的组织能力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部门的区域性联合，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各方必须在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好区域内部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达到互利互惠、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大利益，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方企业界的区域性联合，建立区域性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共性技术与信息平台，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企业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过程中，加强区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性的产业技术，在引进联合开发中创新。按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的要求，各方企业要成为区域产业协作的主体，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企业间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实施企业间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组织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更灵活的政策保障。努力创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企业家市场，建立起产业技术、信息平台体系与需求终端的联动机制。企业界联合建立区域性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有条件的沿海中心城市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实施企业产业技术开发与信息平台建设工程，重点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框架和运行机制。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协作模式

在坚持以制度技术创新和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形成开发主导型的产业协作模式，高新科技、教育文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市场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信息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多极复合产业协作模式和资本主导型产业协作模式。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拓展，21世纪该区域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升级，迅速向一体化市场和跨国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迈进。从现在起，各方要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对该区域的主要港口城市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论证，突出各自的功能特点，形成不同重点但有紧密联系的产业开发格局。改变产业组织规模小，数量少，产业关联效应低，组群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发展先导型和成长型制造业，在继续发展水产品、矿产、热带亚热带农林产品等资源加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先进、加工程度较高、产业关联度强且对其它行业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如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海洋制药、海水增养、海水淡化、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办公自动化设备等产业，新型材料、新型能源、高效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成长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铸就，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引内联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了避免产业结构趋同，构造合理的产业结构，各方应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形成区域内协调有序的产业组群结构。该区域产业成长需要大量资金投资，除通过外引内联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外，近期应重点发展资金积累率高的海洋运输、仓储、对外贸易，滨海旅游等行业。第三产业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大力拓宽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为区域产业经济成长提供资金积累，促进第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区域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具有分布合理，功能齐全、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应按信息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潮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调动区域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海洋产业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建立较完善的现代化海洋开发管理服务体系、较为合理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体系。通过实施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的科技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海洋开发的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努力将该区域的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社会环境状况良好的海滨产业经济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南海区域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协作，发展区域通、通讯、能源、港口码头、远洋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一批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区域性市场，发展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工业区和自由经济区，尽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模式接轨。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联合开发形式，运用BOT、8LT、TOT等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吸引各国资金技术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全面实施开发战略，鼓励各国投向海洋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区域一体化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按照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交通流向与网络及港口城市辐射能力，科学规划与布局港口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商业区、旅游区、金融区等。集团力量建设海洋交通运输业，围绕进出口通道和港通枢纽的建设目标，加快该区域沿海地区及其相邻区域进港铁路、公路、航道、港口、码头、仓储为主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对港口邮电通讯、能源进行配套完善，使海洋交通运输业成为该区域最基础、最重要、最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海洋产业。有步骤地对该区域港口城市的港口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泊位，完善配套，择优建设一批新港口。加强港口渔、工、商、运、旅游发展，联合组建远洋运输船队，扩大海运规模，以适应该区域及周边进出口货物量增长的需要。扩建和改造沿海船舶修造企业，增强修造现代大船的能力，满足海运和捕捞业的需求。

该区域产业协作必须注意发挥各方在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组合优势，充分调动各方联合投资的积极性。以海洋产业为龙头，通过联合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各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组成资源共享的南海区域信息网络系统，对国际市场需求结构进行调研，为拓展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新领域创造条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结合各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现状及资源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包括对区域性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协调措施。争取用2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将该区域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经济繁荣、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环境优美宜人的海洋产业区，让海洋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区域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借助区位和港口优势，诱导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等不同扇面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向南海区域聚结，形成临海大工业、出口加工、转口贸易、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国际性综合产业基地，建成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的海洋产业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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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论文篇5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将改变亚洲政治经济的全貌。随着谈判工作的展开，人们又开始把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由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初始于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当时，东盟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及经济脆弱性有切肤之痛，急需通过地区经济整合来抵御外来风险。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减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东盟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想法呼之欲出。考虑到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02年启动，为扩大双方的经贸交往，我国领导人提出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想法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我国领导人建议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重点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的影响两大问题。专家组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研究后提交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决定经过中国东盟高官会和经济部长会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并授权各国的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谈判。

中国与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是经过中国东盟专家小组论证后确定的。根据WTO的条款，消除贸易障碍的合理时间应在10年之内。东盟已于2002年启动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和东盟作为APEC主要成员，又都承诺在2020年实现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的优惠程度肯定要优于其他国家，时间表也肯定要快于其他组织。但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又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由于都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民族行业和幼稚行业需要保护。在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之后，专家小组建议在2010年前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最终被中国和东盟的领导人所采纳。

从去年11月至今，关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具体情况是：东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谈判，由泰国人任谈判组长，东盟各国派代表参加，在东盟内部先形成谈判方案，6月在中国举行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具体讨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安排，为9月在中国东盟经济部长会和11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奠定基础。谈判预期在2003年11月之前完成，从2004年开始，用6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09年最终建成，届时双方将明显降低关税壁垒并消除所有非关税壁垒，同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和意义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

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其实质内容是在参与成员之间相互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目前，在WTO(包含GATT)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已达224个，绝大多数是在90年代出现的，仅1995年WTO成立后就增加了100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一直落后于北美洲及欧洲，东盟自由贸易区日趋成熟，多少填补了东亚经济合作的空白，但远不及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规模和影响力。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使中国与东盟走向了探讨经济联合的道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持续深入发展。欧元正式投入使用，欧洲经济一体化步入最高阶段。继1994年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洲34个国家又宣布将在2005年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非洲国家也要分阶段在2005年建成全非共同市场。面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东亚的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东盟一些国家分别与中日韩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并且展开了多层次的经济合作。东盟只有依托整个东亚，才能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与东盟组成自由贸易区，将涵盖17亿人口，GDP超过2万亿美元，贸易额达到1．23万亿美元，将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其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区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导致东亚经济联合步伐骤然加快。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东亚奇迹暂告结束；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以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东亚经济显现东北亚和东南亚二元分工体系的雏形；恐怖活动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全面放缓，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的东盟经济雪上加霜。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和脆弱的国际经济环境，东盟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变得积极，期望能通过地区力量的整合来抵御风险。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处插手、干预，引起了东盟各国的普遍反感，对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增强。

第三，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搭中国快车成为摆在东盟国家面前的现实考虑。近年来，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GDP和外贸进出口额均已排名世界第6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2位，吸收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截止今年2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入世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外贸与吸收外资规模，同时为适应WTO规则而进行的经济结构与体制的调整，将使中国经济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实现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多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机制性的经济关系，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

第四，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日益加强及东盟自山贸易区的日趋成熟，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是双方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必然产物。东盟目前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自1995年以来，双方的贸易额年均增长超过15％。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已达416．15亿美元。相互投资方面，东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首选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的经贸联系必将进一步扩大。为保证经贸联系的畅通，也需要建立某种较为固定的经济联系机制。

东盟自由贸易区是1992年在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并批准15年内建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削减区域内国家间的关税壁垒，实行共同有效关税特惠待遇(CEPT)。CEPT规定，从1993年起的16年内，东盟各国相互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并于2008年达到0—6％的平均关税水平。由于经济区域化进程加快和乌拉圭协议的签署，促使东盟决定将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时间由16年提前为10年，于是，1995年东盟首脑会议宣布将在2003年前实现这一计划。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1998年第六届东盟首脑会议又提出按双时间表加快东盟经济联合步伐，决定东盟6个老成员从2002年起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平均关税水平降到0—6％，比2003年的目标又提前了一年，而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分别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达到该目标。1999年东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进一步确定将CEPT目标由0—5％转向零关税，规定6个老成员在2015年实现，4个新成员在2018年实现。同年11月举行的东盟首脑会上，老成员实现零关税的时间又提前到2010年，并原则上同意新成员实现零关税的目标期提前到2015年(部分敏感商品仍可到2018年完成)。

可以看出，东盟国家正在加速向零关税目标努力，较低的关税水平和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而采取的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为与中国商谈贸易自由化协定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意义深远

政治上，通过加强双方的经济渗入，将促进今后10年中国、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符合我营造和平合作周边环境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外，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作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

经济上，有助于促进双方经济增长和增加贸易量，创造双赢的局面。根据东盟秘书处的研究，中国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55．1％。东盟的GDP增加0．9％(54亿美元)，中国的GDP增加0．3％(22亿美元)。此外，中国与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还有利于增强各自企业的竞争力，该地区的外资流入也会相应增加。总之，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实现优势互补，并利用地理位置邻近的便利，为进一步增加交流、扩大合作提供条件。

当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短期看也会对双方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特别是由于双方的产业结构趋同，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势必会对对方产生一定的冲击，特别会使中国对东盟本已存在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

90年代以来出现的自由贸易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贸易区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包括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含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甚至涉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是广义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将不仅仅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广泛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此外，专家小组还确定了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环境、能源、金融、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等。

(一)货物贸易自由化

关于货物贸易，根据已达成的共识，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除极少数特殊产品外，所有产品的关税将降至0-6％，并取消所有非关税措施。

中国的平均关税虽然目前已降至12％，但比东盟的WTO成员的平均关税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对东盟的一些主要产品的进口关税更高。如中国对泰国进口的大米征收高达113％的关税，对从马来西亚、印尼进口的棕榈油的关税也较高，配额之内的关税为9-10％；配额之外的棕榈油征收30％的关税，另还附加13％的增值税。东盟国家对此非常关切。

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关税减让方面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有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和民族产业，在关税减让方面，势必要适当照顾。因此，中国与东盟关税减让的操作将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减让做法，将各国减让关税的商品分为4类：即包含类(inclusion)、暂时不包含类(temporaryexclusion)、敏感类(sensiUve)和一般例外类(generalexception)。这4类商品的关税将分阶段进行减让。

除关税壁垒外，中国和东盟双方在彼此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非关税壁垒，如海关程序、许可证要求、标准要求、知识产权、法规的执行等。有一些非关税壁垒是来自东盟单方面的，如对签证和工作证方面要求苛刻等。东盟方认为，中国的非关税壁垒主要是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其他进口控制措施。如马来西亚提出，中国共对372项产品，即进口税目的6％制定了配额、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控制措施。棕榈油是东盟国家提到非关税壁；垒最多的产品，需要进口配额、许可证、特别登记、进口检验等。

入世协议签署后，中国已取消和修改了许多不符合WTO规则的条令和做法，中国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中国在消除非关税壁垒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部门是中国较薄弱的领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大大低于东盟国家，同时，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额也十分有限。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不可避免地将触及服务领域的开放问题，在向WTO承诺服务领域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东盟国家进入中国服务领域的机会，可更好地通过竞争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主要体现在旅游业上，因此，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将首先在旅游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展开。此外，教育服务、咨询服务、管理技术、保健服务和建筑等也是中国与东盟开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合作领域。但是，货物贸易自由化仍将是中国与东盟商谈自由贸易区的重点。

(三)投资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的核心问题是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要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和法规要透明，同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目前中国存在着“当地含量”、“外汇平衡”、“外销比例”等不符合WTO规则的做法，违背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需要尽快清除投资自由化的障碍。但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实行分阶段的投资自由化较为现实。

(四)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便利化是指减少贸易和投资程序，使国际经济交易活动变得更加方便，以加快货物、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便利化对自由化至关重要。如果贸易和投资的有关障碍都排除了，但程序依然繁琐，仍然会阻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设施、标准化和政策三大类。专家小组建议近期内中国和东盟双方可以优先在以下几方面实施便利化，以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方面是：商品技术标准、海关程序、竞争政策、争端调解及商业人员流动等。

自由贸易区建设上中国须应对的几大问题

自由贸易谈判在即，中国需妥善处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东盟内部的经济差异问题

由于经济差距较大，东盟各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的主张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必然会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有的国家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对推动自由贸易区十分积极，期望尽早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有的国家在经济互补方面占据优势，并欲通过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有的国家则保护意识较强，不希望自由贸易区影响本国产业的发展，主张循序渐进。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千方百计寻求得到更多照顾。总体看，由于中国地位的上升及加入WTO，东盟对中国的期望值提高，可能在开放市场等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中国既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承受，能力，又要适当照顾各方的态度和要求。相对而言，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较东盟的地位更为有利。我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东盟，东盟10国的GDP总和才只有我国的一半，并且我国经济门类齐全，比东盟国家抗风险的能力要高得多。因此，对东盟方面提出的早期收益问题(即希望中国在某些产品的关税方面，能够先做出一些实质让步，最终取得利益的总体平衡)，可予以积极考虑，以调动东盟国家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积极性。同时，注意照顾东盟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减税商品的幅度、速度和过渡期方面，给予适当的宽限，因为经济差距最终将阻碍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去年朱镕基总理曾提出我国将适时给予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非WTO成员特别优惠关税待遇，即是体现我国大国姿态并致力于营造于我国有利的周边经济环境而采取的切实措施。

(二)与域内、外国家的关系问题

中国决定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说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上抢占了先机，也大大地刺激了区内其他国家。目前，日、韩与东盟也在积极探讨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小泉首相今年年初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及新加坡，并在新加坡发表演讲，强调要与东盟发展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关系。

在东亚经济合作快步发展之际，域外国家也急于分得杯羹。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要求更加迫切。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自己是与东亚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目前正加快与东盟建立紧密经济联系。美国与东盟国家已在最近开始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南亚，印度政府也决定加快与东盟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有强烈的市场进攻色彩。

域内和域外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为了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提出后带来的新形势，虽然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总体上看有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提高，促进本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加强经济联系，因而符合中国与东盟的利益。因此，中国可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支持其建设。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举措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带来了新挑战。在各方纷纷提出自由贸易安排计划的情况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很难按部就班地进行，应有紧迫感，根据谈判进展情况，适当加快步伐，争取提前建成，从而保持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动地位。

(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问题

当前东盟国家在区域自由贸易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系上有不同看法，个别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举措招致区内其他国家的反对，担心这样做可能为域外国家的产品进入东盟打开后门。新加坡已与新西兰、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问题，马来西亚对此曾公开表示不满。东盟有的国家，如泰国和新加坡提出希望与中国率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树立一个样板，带动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早日建成，但一些国家则担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会分散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注意力。如何处理双边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与东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自由贸易区二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可以相互促进。通过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可进一步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就像区域自由贸易区与WTO框架是相辅相成的，其运作原则是通过局部性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达到总体上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区也是相互统一的整体。美国的贸易政策历来都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即多边、区域与双边，相互促进。美政府在全球多边谈判受阻，区域谈判得不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往往通过双边的渠道拓展市场，为本国产品寻找出路。与多边、区域谈判相比，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明显重视。据WTO统计，截至2000年底，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已超过100个。

双边合作的好处还表现在：可以从小范围的实质性合作做起，在此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水平。欧盟的合作是从法德煤钢联营的基础上开始的，如今已发展成世界上合作水平最高的经济货币联盟。此外，通过商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本身也是学习和试验的过程，许多经验可以直接运用到多边和区域谈判中去。

当然，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应争取在取得东盟各国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应服务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并在进程上与之相协调，从而避免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四)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自1992年中国成为东盟国家的磋商伙伴以来，双方政治互信明显提高，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但是，这种关系尚待深化。一些遗留问题仍是中国与东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如南中国海问题、边界问题以及东盟国家与美的军事同盟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需要考虑到发展相互经济关系的要求，避免政治关系左右经济关系的发展。此外，一些东盟国家还存在着社会动乱、种族矛盾和恐怖活动等隐患，这都将会影响到开展经济合作的信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提出的，是建立在双方长期经济交流和互动基础上的合作，因而有较为深厚的经济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看，也存在着继续深化的动力：中国经济将在入世等利好因素的激励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会对东盟国家形成持续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日本经济正处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恢复需要时日，与东盟国家合作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难以做出较大的让步。美国经济虽然正在复苏，但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还在不断地积累。巨额的贸易逆差、家庭和公司债务以及强势美元究竟能支撑多久，始终令人比较担忧。东盟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加大。寻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导致中国与东盟走向合作，经济牵引力将继续带动合作走向深入。

当然也应看到合作进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如政治互信不够，突发事件有可能干扰合作的进程；个别国家政局不稳、对华人仍持歧视态度等，都不利于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

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未来方向是保持开放性，最终目标是与东亚共同繁荣。目前，中国与日韩建立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呼声也十分强烈。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将着重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再扩展至整个东亚，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对许多东盟国家来讲，他们把10+1看作是10+3的基石。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东亚国家的普遍愿望，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整合韵必由之路。

自由贸易论文篇6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自由贸易论文篇7

（一）非歧视性原则

非歧视原则是指某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的贸易待遇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缔约方，不能对其他缔约方实施歧视待遇。该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最惠国待遇，即各成员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在贸易上的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必须同样给予成员国对方。二是国民待遇原则，对国外产品、服务给予不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或服务的待遇，也就是享受与本国产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无论是最惠国待遇还是国民待遇，非歧视原则对我国各项政策确立韵基本要求就是对内对外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区别对待。

（二）贸易自由化原则

贸易自由化原则是指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要限制和取消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加大本国市场准入程度。该原则又包括关税减让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1.关税减让原则：该原则指任何缔约国都要大幅度削减关税，而且，削减后的关税应得到约束，不得进一步提高。

2.禁止数量限制原则：该原则指缔约方在采取贸易措施时，只允许采取关税手段，明确反对数量限制等非关税保护手段，不得限制其他缔约国商品和服务进口，要开放本国市场。WTO要逐步取消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等非关税壁垒，乌拉圭回合会议决定：到2004年底所有产品的配额全部取消。

（三）反补贴原则

补贴是指公共性机构提供的财政支出使被资助方获得利益，政府向企业提供资金或税收减让都属于补贴的范围。WTO反对专向性的补贴，即提供给某个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补贴。《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把补贴分为三类：禁止类、可诉类和不可诉类。

禁止类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由于这两种补贴的设立是为了对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是不允许的。协议对这两种补贴的具体形式作了列举，从中可以看到除增值税出口退税以外的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税收优惠，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被禁止的。例如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优惠期满后，其出口产品当年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就是一种出口补贴。又如，我国允许27家指定的国内钢铁出口商对其国内采购缴纳的增值税享受100%的退税，实际上也是一种鼓励出口的补贴，都是禁止类补贴。

不可诉的补贴有四种：(1)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2)给予基础研究的援补贴。(3)作为地区发展总体计划的一部分，给予贫困地区不特定企业或产业的补贴。(4)为了保护环境给予不特定企业或产业的环境保护项目补贴。

除不可诉补贴之外的带有专向性的税收优惠，都可能成为可诉补贴。可诉补贴与被禁止的补贴之间的区别在于：可诉补贴被，必须被证明该补贴对WTO成员造成了实质损害或有实质损害的威胁，同时，判断是否属于可诉补贴还必须确定该种补贴是否具有专向性。

（四）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就是指各成员方要在公平的贸易条件下竞争，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秩序。该原则反对各成员方在贸易活动中的人为干预及对自由贸易的扭曲，要求用市场供求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如出现人为降低价格，则允许成员方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进行贸易保护。

（五）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指各成员方—切影响贸易活动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须及时公开，以便于各成员方的政府和企业了解。该原则要求各国的贸易政策及政府的管理行为要透明，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要及时公布，不公布的贸易政策不得实施。各成员方应该维持并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法庭和程序，并向所有成员方提供有关调查程序的详细资料

（六）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

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是指为促进发展中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定的优惠待遇。该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大于对发达国家，在关税的减让程度、关税水平、补贴额、过渡期等方面都给予了发展中成员国优于发达成员国的待遇。例如，允许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为5%，而发展中国家为10%。在这一原则下，发展中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总体上遵循一般规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这些特殊待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二、加入WTO后的税收调整战略

中国加入WTO后，要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尽快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缩小其与WTO基本原则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差距。税收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和我国政府的承诺做出调整，使其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税收制度的改革

1.商品课税的改革

(1)增值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生产型增值税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加突出。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连续保持高增长，已经具备了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和增值税转型的条件，应将对增值税抵扣链条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两个税目首先列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在增值税转型的时间上，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的核算要求更高，实施难度更大，必须要有一个试行期，即用三到五年采用试点的方法逐级推进。

(2)消费税的调整

关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应取消对那些非高档消费品，如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的消费税，而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列入征税范围。同时，为了接近国际惯例，应采用价外征税。纵观WTO成员国，相当多的国家实行价外消费税，而我国实行价内消费税，主要是从物价水平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角度来考虑的，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逐步稳定甚至下降，实施价外消费税的时机已成熟。

(3)营业税的调整

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相应缩小，营业税的收入规模也相应缩减，也极大地削减了地方的财力。因此，应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划归地方，彻底改变在收入的划分上既按税种、又按隶属关系的做法。

(4)资源税的调整

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而导致的动植物资源锐减，甚至濒临灭绝，其主要原因是对资源的定价太低，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不少资源是免费使用的。为了加大资源的保护力度，应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急需保护的水资源、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列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并取消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将其列为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另外，还要取消对外资企业征收的矿区使用费，改为征收资源税。

(5)关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我国将大幅度削减关税，1999年我国的关税总水平为16.8%，2002年我国的关税平均税率将降低到12%，2005年我国的关税平均水平将降低到10%，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五低关税国，而且重要产品的关税还将大幅度降低，如我国的农产品，到2004年1月以前。对美国的关税税率水平将从现在的31%左右下降到14%。由于实行新的关税配额制度，国外的生产商就可以将大宗的农产品，例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等出口到中国境内。我国的工业品在2005年以前，关税税率将降低到10%左右，并且允许国外公司自由地出售和分销工业品。此外，中国还要按照贸易协定，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逐步取消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关税水平

的降低，已经使我国第一季度的关税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因此，在减低关税水平时要用好、用活关税减让表及相关的过渡期，并调整进口产品结构，力争保持关税收入平稳。

2.所得课税的改革

(1)企业所得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调整显得尤为紧迫。因为我国实行的两套所得税税制，使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人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税收差异。特别是在总体上，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大大多于内资企业，不利于内资企业的税收竞争。

要尽快合并内外资企业的两套所得税制。同时向外资企业开征城市建设维护税，以实现公平税负，合理竞争，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应适当降低税率，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虽然为33%，但由于扣除范围小，扣除标准低，使法定税率大大超过33%的税率水平，限制了规模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健康发展。

(2)个人所得税的调整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实行分项课税制度，应逐步向综合课税制度转变，还要适当提高起征点和扣除标准，并采用生计费用扣除项目。WTO各成员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都考虑了个人基本扣除、抚养扣除、特别项目扣除等，目的在于维持本人及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状况。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只区分所得项目，采用定额和定率两种办法计税，没有依据纳税人的收入状况、赡养人口等基本情况确定合理的扣除标准，造成个人所得税课税的不公平，应加以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在基本扣除之外，设立特殊扣除，如教育费用扣除、个人住房贷款扣除、残疾扣除等。

3.财产课税的改革

我国对财产课税的主要税种，内、外资企业不统一。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而对内资企业征收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对外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费，而对内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税；外资企业及外国人要缴纳契税，而国有企事业单位免征，只对个人征收。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统一内、外资企业的财产税。此外，为了体现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平原则，以防止财富的世代积累，应积极筹备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这一世界性的税种。因为，中国加入WTO后，商品、资本和人力的国际流量加大，来我国定居的居民数量会不断增长，如果我国没有及时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将会增加国际逃税的机会。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财产登记制度，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应致力于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遗产与赠与税的税制设计上。在遗产与赠与税的技术设置上，如税率水平、征税财产的种类选择、扣除范围等问题，一方面要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还应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际状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与赠与税。

4.其他课税的改革

(1)撤销一些税种

在税种的选择上，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尽量选择那些征纳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的税种。所以，对现行税制中若干征收难度大、征税成本高、调节功能差的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土地增值税应予以取消，并取消抑制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2)开征一些新税种

①社会保障税

加入WTO后，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失业，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迫切。WTO绝大多数的成员国都采用社会保障税的形式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费，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的性质，但也含有社会统筹意义，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存在混乱现象。中国加入WTO后，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如果我国不以法律的形式开征此税，就容易在职工养老保险等问题上产生许多纠纷，直接影响员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社会保障税应以工资和薪金为课税对象，税负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采取比例税率征收，由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和使用，财政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的监督。

②环境保护税

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时，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也相当严峻，环境污染将成为近20年内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我国一次能源中煤占70%以上），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仍将加重，我国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大酸雨沉点地区之一。目前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我国酸雨发生区占整个国土的30%，频率高达70-80%。此外，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增加趋势。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达360多亿吨，其中约有73%的工业废水和97%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中，40%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而不能饮用，严重影响流域内正常工农业生产和当代居民生活及旅游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垃圾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全国已有2/3的城市出现垃圾包围城市现象。

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使我们频频遭到报复，仅1998年以来，长江全流域洪涝灾害，渤海大面积赤潮，黄河提前断流，大规模的沙尘暴，无不是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带来的恶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反过来日益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所制约。

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法律规范、行政管制后，又尝试应用环境税收这一经济手段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环境税收是一种公平、高效、低成本的经济手段，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青睐。OECD国家于90年代进行了绿色税制改革，也就是在税制中增加了保护环境的税种和税收政策。开征了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能源税、固体废弃物税，还对一些污染产品如电池、化肥、农药征税。我国也应顺应世界绿色税制改革的潮流，通过合理的税制安排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5.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加入WTO后，我国的国际贸易往来会更加频繁，对于争取扩大本国商品出口的国家，往往会遭到进口国援引国际规则，借口倾销或补贴课以惩罚性的重税。根据反补贴原则，政府向企业提供资金或税收减让都属于补贴的范围，但WTO反对的是专向性的补贴，出口退税不被视为倾销或补贴而是得到国际承认。所以，我国要用足WTO基本原则中这一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出口产品，一般采用“免、抵、退”的出口退税办法，依据特定的出口退税率来计算应退税额。前些年的出口退税率是依据不同产品，分别确定为9%、6%、3%三档退税率。近年来，出于鼓励出口的需要，已把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15%、13%、5%四档，平均约为15%，但仍低于一般产品的法定税率17%。加之，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实际的退税额绝对低于已征税额，这当然不利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因此，我国要依据WTO的基本规则和国际惯例许可的全额退税原则，尽快过渡到出口产品的零税率制度。

6.加快费读税的进程，逐步提高我国宏观税负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的税负总水平，即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更是超过了50%，发展中国家一般为10%-20%。我国2001年税收占GDP的比重首次达到15.5%，这一比例虽不算高，但我国纳税人总体负担却偏重，主要表现在不断膨胀的税外收费上，应通过费改税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提高宏观税负。一是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二是对部分合理的规费和确实需要保留的服务性收费，要统一收费标准，严格管理办法，适当保留，但必须进行清理与规范；三是收费改税，对已具备税收性质，并成为地方财政稳定的收入来源，收支体系比较规范的部分收费，如养路、环保、教育、社会保障等收费要采取逐步实施的办法尽快改为税收形式。

（二）税收法制的完善

WTO透明度原则对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公开性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协议都有贸易透明度条款，要求成员国在全国水平上实行贸易管制规则和管理做法的公开化，在官方出版物上或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或者在多边水平上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以便该组织有关缔约方政府和贸易商及时了解和有效监督；第二，统一性的要求。必须保障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本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第三，公正、合理性要求。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一套对税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纠正机制，使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和税务机关发生争议时，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在诸多方面还和WTO的透明度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加入WTO后，实施立法的规范与完善应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确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

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也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现代各国税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多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其主要内容为：一是税种法定，即征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法律未规定的税不得向人民征收；二是税制要素法定，即每种税的征税要件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得由行政机关自行规定；三是减免税法定，即无法律规定，各级政府、税务机关不得减免税收；四是程序法定，即征税程序应由法律规定，税务机关要依程序行政，违法行政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五是法律应规定税务争议的解决办法。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在立法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执法上可以做到依法行政，依程序行政的问题。

2.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

我国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文件中，对税收制度的基本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立法程序不规范，立法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制定一部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税收基本法(TaxBasicLaw)已经十分必要，《税收基本法》的出台有利于统一、协调、指导和制约其他的税收立法。

3.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

WTO所强调的透明度原则，要求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要明确、规范、公开，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上取决于税收的法制建设。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立法级次偏低，内容不够规范；现有的税法体系中属于税收立法这个层次的寥寥无几，影响了税收执法力度。因此，“入世”后应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对一些收入规模稳定的税种，应尽快将暂行条例上升税收法律，为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提高政策透明度奠定法律基础。

4.税收立法中体现纳税人权利

对纳税人权利给予充分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成为衡量税法是否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而我国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不利于提高纳税意识，调动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税收立法中要充分重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以适应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三）税收征管的扣强

加入WTO对我国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应该努力适应WTO透明度原则，在税务行政管理工作中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透明，增强税收征管的透明度。二是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合理运用国际通行的税收监控措施，加强国际税收协作，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具体说来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增强税收征管透明度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重要原则之—，就这一原则对税收征管的要求而言，是指一国的税收征管过程要透明，即该国税收征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范运作，特别是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要求治税，征纳双方在公平透明的框架下履行义务与权利，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强化优质服务意识。入世后，我国将进一步为外资在金融、保险，电信、旅游、商业零售业、外贸和咨询等服务业提供机会，并加快能源、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的对外开放。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税务部门必须简化工作程序，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在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上要充分体现公开、透明原则。

(2)加强税务执法力度。WTO所要求的公平竞争原则，在税收上不仅表现为税制的公平，还表现为征管的公平。为此，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加大税务执法的力度，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并将管理制度公开化，并定期征求纳税人的意见，确保税收征管的透明。

2.加强对经济税源的监控

加入WTO后，跨国货物、资本、纳税人的流动将大大增加，国内企业的跨地区流动也会大大增加，电子税务也将迅速发展，税收监控的难度会越采越大。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纵向的税收征管网络，但从总体上看，计算机应用的范围仍然较窄，应用的深度不够，特别是没有形成税务部门与企业的横向计算机网络体系，无法对经济税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快税收征管科技化进程，不断提高税收的科技含量，广泛地在税收征管中采用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才能有效地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3.不断提高税务公务员素质

加入WTO后，为了给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要求税务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精通专业技能，熟悉税收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能够运用国际通用语言和跨国纳税人就涉税事宜进行交流，这一切都对税务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目前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各种类型的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其综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征管的需要。

4.加强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监控

目前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国际税务协作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例如，经济全球化下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越来越广泛，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涉及到相关国家的税收收入，必须加以调整和规范，这对各国的税收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国税务机关同国外税务机关互换税收情报和相互协调监控，深入了解纳税人的境内、境外信息，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税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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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论文篇8

论文摘要：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即将签署，本文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对农业及农民产生的影响，分析了中澳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可能产生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我国农业的应对策略。 论文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农产品竞争力；贸易障碍 2005年4月18日，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关于正式启动中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中澳两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已进入实质阶段。2006年9月，中澳启动了第6轮谈判，农产品贸易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中国与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在农产品贸易中有较强的互补性，澳大利亚主要向中国出口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畜产品及粮食；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水产品、蔬菜、坚果及其他农产品。自1995年以来，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以每年8.8％的速度增长。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进口国，澳大利亚是中国农产品的第3大进口国。 一、中澳农产品自由贸易的障碍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2000—2005年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金额在波动中上升，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金额稳步增长，但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引起了两国政府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中国农业及农产品生产者的担忧，给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较大压力。 (二)中澳两国存在农产品关税壁垒。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达13.5％，零关税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8.3％，最高税率达65％。而澳大利亚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实行零关税，仅对小部分产品征收水平较低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O％，零关税的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77.6％，最高税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两国将逐渐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削减为0，那么中国农产品平均削减13.5％，而澳大利亚农产品平均削减4.0％，显然，中国的削减率大于澳大利亚的削减率。 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给墨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慈善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正当自由贸易倡导者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10年间创造75万就业机会而欢呼的时候，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过去10年中导致130万墨西哥农民破产，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墨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1500万农业人口，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迁至城市或移民美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这一状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而恶化。另外，大量外资工厂的涌入对墨西哥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美国TUFTS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协定签署前增加了两倍，而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二)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占GDP总量达40％，农业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95年，菲律宾加入WTO，政府承诺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关税，消除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此外，政府还将通过促进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转变生产结构。按照设想，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使农业附加值增加10.7亿美元，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6000万美元，农业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随后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却使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并未实现大幅增长，而是徘徊不前，农产品进口额激增，农产品贸易从1993年的2.92亿美元顺差转变为2002年的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种植受到重创；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冻牛肉进口量在1993～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价格明显下降，200 2年较1995年每千克价格下降了30美分；实行鸡肉进口许可证自由发放制度后，1999年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0倍，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菲律宾承诺蔬菜关税为40％，实施税率仅为7％，1999年进口鲜菜量为1万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万千克。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菲律宾农业置于崩溃的边缘。 (三)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失误的启示。从理论上来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各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福利水平，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应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取两方面的利益，一是市场范围扩大，贸易机会增加，从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通过世界市场供给，消除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但现实中，由于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依然存在，技术和环境壁垒等新的贸易壁垒日益强化，在农产品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比较优势调整其农业生产结构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菲律宾政府曾预计，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将有35万农民由种植粮食作物转移到种植高附加值的作物，其实际收入会由此得以提高。但调查显示，转型需要较大成本，而绝大多数小农户因不能获得资金，面临较大困难，有的只能被迫出租土地。厄瓜多尔及墨西哥的数据也证明了这第一点。据调查，人世以来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壁垒的影响，每年造成的损失达90亿美元。发达国家在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力密集产品的进口中设置的品质、标准等技术壁垒、环境壁垒不断加强，特殊保护措施和反倾销诉讼的运用也日益增长，使中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受阻，农业结构调整受到很大限制。 三、在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中的对策 (一)逐渐消除两国的贸易壁垒。首先，对农产品的关税减让要分阶段、分产品进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继续保持一定范围的配额，可根据中国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逐步扩大配额，削减配额外关税；对蔬菜、水果可根据其弹性大小，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其次，在新一轮农产品议题谈判中，将技术壁垒纳入谈判议程，遵循国际通用的检验、检疫标准，消除技术标准的分歧。从目前的WTO《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来看，各国可制定不同的标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非关税壁垒中，技术贸易壁垒目前仍被WTO看作是合法的手段。在WT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中指出，该协议对国家之间有关嗜好、收入、地理和其他因素上存在的合理差别给予考虑，对成员方在国家技术法规的制定、批准与实施方面给予了高度的灵活性。在技术规定和标准方面，各国处在不同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显然，澳大利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食品与卫生标准要高于中国。目前，需要谈判协调两国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大大超过其能力，澳方应该在这一领域与中方加强合作，消除两国间的技术壁垒。 (二)发展多样化农业经营模式。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来看，需要转变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模式。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农村逐渐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的前提下，允许经营权流通，土地适当集中经营，形成现代的农业企业。作为市场化和对外贸易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实行企业化经营，确立应有的品牌，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水平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作为农民自产自销的部分，可以逐步建立标准化。总之，中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应该多样化，产权应该逐步集中，发展成规模经营的形式。 (三)中国可使用绿箱措施支持农业发展。一是由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所提供的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其内容为：农业科学研究；病虫害控制；农业科技人员和生产操作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电网、道路、市场、港口、供水、防洪、排水及环保项目的建设等。二是为保障粮食安全而支付的储存费用。三是粮食援助补贴。四是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五是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六是地区发展补贴。 (四)对农产品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中，中国的农业是较薄弱的环节。由于农产品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市场价格变动频繁，因此，各国政府都对农业进行程度不同的保护。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解决就业、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始终是政府的头等大事。澳大利亚是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在大宗农产品、羊毛及畜产品出口上，澳方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这些农产品是关系中国农民生计的主要产品。由于中 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低，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各种制约，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政府实施适度的农业保护政策，将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步伐分阶段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