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范文

自由贸易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自由贸易” 经济全球化 双重标准

1 “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起家的“法宝”

“自由贸易”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衣食住行逼迫人们必须每天与市场打交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市场体系的影响。

美国学者罗伯特·杜威随手从餐桌上抓起一份欧洲人的菜单。他看后大吃一惊：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和文化交流，今天欧洲人的餐桌上恐怕只剩下面包、牛奶、白米布丁这三样最原始的食物。

至少在500年以前，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贵于黄金：香料和丝绸。丝绸是中国的骄傲。几千年来，我们通过“丝绸之路”这种“自由贸易”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几百年前的法国王后为能穿上一件中国丝绸质地的长袍而四处炫耀，甚至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足见中国丝绸在欧洲的欢迎程度。

贸易是资本主义起家的“法宝”。文化交流是贸易的前奏，正因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才使得印地安人贡献的诸如南瓜、巧克力、花生、玉米、棉花、西红柿、土豆、菠萝蜜、烟草、古柯叶、梅毒等“礼物”使人类至今受惠。这是以“自由贸易”的方式结出的文化交流的成果。

2 中国需要“自由贸易”

2.1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分工中的位置

中国农村大约1.5亿的无业劳动者,比美国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要多。全球化能使资本和产品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却不能。中国只能自己解决几亿农民的就业，农业人口成为中国工业化最大的拖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企业跨国化联系在一起，使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必须依赖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钢铁、建材、化工和电力等领域的国际公司纷纷到中国投资建厂，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大转移，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

由于外部竞争，美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失去竞争力，美国在这些制造业上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美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比较昂贵。中国具备成本优势而美国具备技术优势。所以，中国用初级产品交换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美国为高端，产品的弹性小，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属于稀缺状态；中国为低端，产品的弹性大，替代性强，在国际市场上俯拾皆是。

2.2 中国商品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低工资低成本

中国商品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低工资低成本，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目前中国制造业每年的人工成本约为1 2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2．1％和美国的2．2％。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中国低价产品的主要支撑。

2.3“价廉物美”的出口产品是中国实现“自由贸易”的唯一途径

在全世界各产业分工领域中，制造业仍是产出与投入比最高的产业，是资本最节省、区域内劳动要素和政府税赋受惠程度最大的产业。

现行国际经济规则迫使中国只得依靠低价工业品生产和出口来实现经济资源的国际配置。从总体上看，中国至今仍然属低收入、低价格、低成本、低品质的国家，再加上巨大的人口规模，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结构决定了中国工业品“价廉物美”的特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生产大量的中低挡工业制成品，使劳动力转变成工业制成品，通过工业制成品的自由贸易来实现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依靠价格优势和进行“价格大战”是中国现阶段难以避免的贸易方式，出口产品“价廉物美”是中国实现自由贸易的唯一途径。

2.4 中国需要“自由贸易”

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要求首先解决就业问题，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开始只能靠制造业和出口的方式。中国只有充分利用外来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才能发展自己。所以，必须走吸引外资、加工贸易的发展之路。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的关键在于看准自己的比较优势。他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短缺，自然形成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相对丰富则选择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应该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资本，使资本不断积累增加，并最终走向发达。

3 “自由贸易”是真正的自由吗？

3.1 全球化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服务的

西方人认为贸易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全世界发展的源泉。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不受国界的限制，贸易自由化的真实原因是使跨国公司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然后占领国际市场。所以，全球化是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游戏规则”是由白人制定的。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曾经说过：“500年前，西方人手里有圣经，非洲人手里有黄金。500年后，西方人手里有黄金，非洲人手里有圣经”。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其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WTO的规则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体现。

3.2 西方发达国家着力进行结构调整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三个提高”的原因，即原材料和劳动成本的提高、高科技产业部门进入门槛的提高，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缩小，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战后的发展，在传统产业方面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其产业和规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而在要素成本方面又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上述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着力进行结构调整。

3.3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自由贸易”

资本市场是强者的竞技场。以英、美为主要代表的资本国家掌握了世界大部分的金融资本。他们拥有货币霸权，制定和掌控“游戏规则”、维持国际秩序、掌控要素的流动方向，如资金、技术和石油资源，影响国际组织以及世界的未来。

以日、德为主要代表的产业国家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他们集中精力大力开发产品前端和后端技术（专利、设计、品牌和销售渠道以及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附加值和利润非常高，他们迫切希望用“自由贸易”的方式，使自己的产品顺利输出国外。

继商品、资本输出之后，它们按照自身意愿和利益，积极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又采用金融手段掠夺财富，转嫁危机，巩固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主导“自由贸易”。

3.4 西方发达国家“自由贸易”下的双重标准

“自由贸易”是西方发达国家制订和倡导的“游戏规则”。在本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上，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主张其他国家敞开贸易的大门，但在本国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上，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由贸易”下的他国进口产品却动用诸如反倾销、“特保”等条款，横加指责，更认为他国商品是造成本国失业增加的根源，于是就想改变“游戏规则”。

“自由贸易”理念最初是由西方国家提出来的。对奉行“自由贸易”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美国从中国贸易的成长中，同样获得了巨大利益。在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之后，美国跨国企业正在从1亿多中产阶级的人口中收割丰硕的成果。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也使美国的钢铁业、矿产业和木材业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而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包括纺织品，更已成为美国进口商和分销商的依赖对象。更重要的是，对华双边贸易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自由贸易”带来的挑战，如“美国某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确实受到了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这些领域的就业压力也有所增加”。但双重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和欧盟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并且深受“自由贸易”之惠。但是，当中国商品的强大竞争力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者恐慌的时候，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公平贸易的原则采取双重标准。

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曼德尔森认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并不是中国的错。

5 结论

5.1 “肌肉经济”必须向“知识经济”转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的前提下，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中国的“种植经济”（在土地上生产农副产品）向“肌肉经济”（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维持生计）转化、“肌肉经济”必须向“知识经济”转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5.2 辨证的看待“比较优势”

中国立足比较优势理论，前提是世界奉行“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是自由贸易体系，而是管理贸易体系。在管理贸易体系下，我们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自然会遇到一些挫折，重商主义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5.3 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并重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制造业的价格优势就丧失了，这时，制造业基地就会转移。这是拉美国家落入“拉美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世贸官员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缺少透明度。他说，中国不仅要有版权法等法律，还需要将这些法律有效执行，以此来鼓励自己的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一方面要承认现实、承认差距，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但更重要的是，要真的下力气，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形成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

5.4 启动内需并大力发展服务业

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不能启动内需，中国就难以改变外向型经济。“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若和平崛起，就必须充分开发自己的市场，走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

制造业和服务业培养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制造业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而服务业能够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交流，从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

自由贸易范文第2篇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相当严峻。今年1至8月底，除242纺织品特别限制外，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起，涉案金额高达15.4亿美元。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还陆续出台一系列技术法规和检疫标准，实施后的负面影响难以准确量化。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不仅使中国出口企业利益受损，相关行业和关联产业受到冲击，更重要的是给就业带来较大压力，即以目前备受关注的中国纺织品受限争端而论，中国纺织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达1800万人，间接就业9000万人，此次纺织品出口受限已经使数十万纺织工人就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纺织品贸易摩擦凸现了我国贸易环境的尴尬：在纺织品整个利益链条中，中国制造商只占有10%的利润，90%的利润属于海外的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即便如此，欧美等仍坚持损人不利己的贸易保护政策。

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指出，自由贸易是双赢游戏，而贸易保护则是负和博弈。然而现实远比教科书复杂，即使自由贸易对整个国家而言是有利的，它也会使失去保护的弱势产业陷于困境。在真实世界里，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派势力竞相对当局的贸易政策施加影响，而贸易保护的胜面通常更大一些，其奥秘在于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自由贸易的利益总量虽大，但受益者众多，每人只能得到一丁点儿利益，而且受益者作为顾客乃是非组织化的，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很高，而集体行动即使胜利，每个参加者所能得到的利益也很小，何况还有搭便车因素，更使集体行动越发困难了；贸易保护的利益总量虽小，但受益者较少，每人可望获得可观的利益，而且一个产业更有组织性，更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且由于成员不多，便于相互监督，搭便车因素遭到抑制，更容易一致行动。

以纺织品贸易而论，最大的获益者乃是欧美广大消费者，然而消费者很难组织起来，欧美纺织品厂商则很容易结成压力集团，从议会、政府、政党等多个层面施加压力，要求当局实施贸易保护，而且这种努力常常会奏效，因为政治家无不面临选票与经费压力。至于从纺织品贸易中获利的欧美品牌所有者和中间商，他们并无足够的动力反击当地纺织品厂商，因为他们深知这只是一场政治游戏，贸易保护者抱怨的只是中国占据了过大的市场份额，而即使中国被排挤出场，本土制造商也未必能独占市场，竞争力很强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早就跃跃欲试了，品牌所有者和中间商们反正不愁没有生意可做。

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纺织品，既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也不无国际政治背景。美国对中国施压，不仅是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作出回应，而且希望利用本国纺织品市场份额作为筹码，招安其他发展中国家，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纺织行业本是美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中也很小，而美国政治家却藉此发难，制造“中国”，将美国国内大量工人失业和美国对中国贸易存在巨大逆差两种现象联系起来，声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导致了国内的就业问题。其实美国的就业问题乃是经济衰退和产业转型所致，美国的传统产业早就丧失了成本优势，即便中国纺织品全部退出美国市场，其他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厂商也将迅速打败美国本土厂商。美国政治家宁愿无视这一简单逻辑，找出极其牵强的理由设置贸易壁垒，其最大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

既然贸易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就应考虑采用包括贸易报复在内的所有手段，向对方施以政治压力。我们进行贸易报复，固然对自己也不利，但给对方的打击却更直接、更集中、更明确，可以调动对方国内因贸易报复而利益受损的压力集团，直至使对方政府改变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范文第3篇

泰国之所以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泰国全国有近8000万人口，接近东南亚人口总数的20%。

泰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有着良好的运输网络。

与同一地区的其它国家相比，泰国的进口税率相对较高。例如，客车的进口关税高达80%，肥皂、香波等用于个人护理产品的进口关税高达30%。

与泰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些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这将为此类商品进入泰国市场提供捷径。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又有着各自的独特之处。所以，各项自由贸易协定中规定的关税减免方式以及相关的条件都是不相同的。有关泰国自由贸易协定安排的差异概述如下：

泰国―澳大利亚

该协定于2005年1月1日生效。协定涉及了双方在贸易中的很多商品，对于商品原产地规则有详尽的一整套规定。比如：每件商品如要享受该协定的优惠，则必须满足的一定的条件。以泰国客车出口到澳大利亚为例，需证明客车40%的制造材料原产于泰国本地，才能享受协定规定的优惠。另外，商品归类的改变也可说明原产地的情况，但规定要求本地材料的比例需要达到整个产品价格的90%。

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两国同意实施一项有效期为十年的, 关于第三国采购原材料的规定,即在实施此项自由贸易协定时，对从双方商定名单中第三国采购的纺织品和服装材料，可按两国的原产材料对待。例如，如果双方商定的商品中有越南的丝绸，泰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就可以将此丝绸作为泰国本地材料将其制成品出口到澳大利亚。

泰国―印度

此项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洽谈中。此协定目前仅执行了双边早期收获协议，包括从蔬菜、水果到电视等84个税则号项下的商品。按照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惯例，符合原产地条件的商品，将从2006年免税进口到印度。与印度目前的关税税率（平均20～30%）相比，这项协定应带给泰国出口商不少利益。两国就全面达成协定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泰国―中国

另外一个特别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中国与泰国之间在2001年签订的。其从属于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项下早期收获协议。这个双边协定扩大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协议的适用范围，其本意在于使泰国更多的商品可享受早期收获协议所带来的优惠。2003年,中国和东盟签订扩大协议,这项新的协议使其它东盟国家享受了同样的优惠待遇。

如上所述，泰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其多样性。例如，其与澳大利亚之间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规则详尽，对有关纺织成品的材料原产地采购有着特殊的规定；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自由双边贸易协定的制定更赋战术性，着眼于现时，再根据形势变化作相应的调整。

随着日益增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施行，泰国海关将面对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利用这些协定将商品进口入泰国。泰国海关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第三方发票

在有些贸易中，往往存在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不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任何一国）负责货物的买卖，然后安排货物直接运输到泰国。如此产生的问题是发票上的卖方和原产地证上的发货人、价格等是不一样的。对此，泰国海关应该制定相应的规则，比如规定关于此种情况下所需要提交给海关的文件。

原产地证

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不同的原产地标准。每一个协议所规定的原产地原则的不同，导致泰国的出口商需要根据不同的规则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有些自由贸易协定要求的是官方的文件，而有些可能要求的是出口商自己出具的申报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出口商的工作量也就日益增加，造成单据的差错率升高。制定统一规范的要求可能将有助于减轻出口商在此方面的负担。

泰国HS编码的统一

泰国海关现行采用的是两套独立的HS编码系统，一套是为东盟贸易设定，另一套是为与其它国家贸易而设定。这可能造成进出口商在此问题上的混淆，他们很有可能在报关时使用错误的税则编码系统。因此，泰国海关应考虑采用一套统一的HS编码系统。

自由贸易范文第4篇

重庆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两江新区GDP总量1476.22亿元，增速达20.4%，超过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未来3—5年，预计其GDP每年增长600亿元左右。

如今的两江新区，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然而，这个以探路内陆开放为己任的部级新区，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目标—筹划我国内陆首个自由贸易园区，以谋求掌握更强大的开放“武器”。

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汤宗伟6月6日向时代周报介绍，目前重庆市相关部门正在对自由贸易园区的设立开展课题研究，市长黄奇帆亲自主持。方案将在9月份完成，然后再向国家申报。

内陆开放路径初成

两江新区成立于2010年6月18日，是国家在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时，批准设立的第三个副省级开发开放新区。然而，它地处内陆，并没有浦东、滨海新区那样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因此其开放路径和后者显然不同。

按如今学界公认的一种观点，以2008年为界，之前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自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此后，由于金融危机对以欧美市场为主的海外市场的巨大冲击，加之人民币升值、制造业综合成本日益高企，以外需为导向的传统开放发展模式不再是“万应良药”。

3年来，重庆两江新区深入探索，其内陆开放的路径初步成形。据国务院批复文件，两江新区的定位之一就是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但迄今为止，更大规模和范围、全面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全球尚无先例。我国广阔的中西部，不沿边不靠海，内陆开放的难度显而易见。

据时代周报调查，两江新区利用当前全球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约束条件，和跨国资本、港澳台资、内资等资本竞争的市场逻辑，3年来不但吸引了一大批跨国企业落户，还采取市场、资源、技术等多重要素组合，推动了汽车、电子信息、航空、医药、高端装备等5大产业的集群化、高端化发展。

两江新区通过创新“整机+零部件+研发+结算”的垂直整合模式，在以上5大产业上已吸纳大量国际投资。其连续两年实际利用外资都超过3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从成立之初的54家扩大到如今的118家。截至今年4月，新区累计招商签约项目967个，合同投资额4810亿元。

内陆开放的门户效应初现。据两江新区管委会的数据，2012年，全国进出口增长6.2%的背景下，两江新区进出口呈爆发式增长，增幅200%，高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也高于周边各省市。2013年一季度，两江新区进出口增势仍保持强劲，分别增长65.9%和92.4%。

2012年两江新区的经济规模达1476.22亿元，这是重庆1999年的经济规模。2017年这一数据将飙升至4000亿元以上。

“未来几年，两江新区将进入高速增长区。”汤宗伟作出如此判断的理由之一是，新区在成立的3—4年将进入加速增长期，如浦东新区成立第四年GDP增速达30%，滨海新区第三年GDP增速进入20%的区间。

“我们预计未来3—5年，两江新区每年将保持2000亿左右的投资增长，每年600亿左右GDP增长。”汤宗伟说。

汤的另一个依据是，两江新区过去几十年来有房产证的厂房面积为630万平方米，如今又建成122万平方米厂房，另有390多万平方米在建，即将建的还有400多万平方米。这些新建厂房将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打下基础。

两江新区设立了鱼复、龙兴、水土3个工业园区和10个功能区，目前已布局了3个万亿产业项目，分别是1.2万亿的工业项目、1万亿元的商贸发展项目和1万亿元的进出口项目。汤宗伟认为这些项目群已为两江新区未来的高速增长蓄势。

自由贸易园区构想

今年4月8日至9日，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连续两天在两江新区调研。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坦承，与浦东、滨海等新区相比，与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相比，两江新区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

统计显示，2012年两江新区GDP仅为浦东、滨海新区的25%、20.5%。在发展质量上，两江新区与前两者有相当差距。

两江新区管委会提供的一份内部材料则称，统筹能力不够强、开发成本高、集聚要素能力不够强等问题还制约着新区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新区在产业上也需要更多震撼性、带动性的大项目，改革上还没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

显然，两江新区要实现“内陆开放门户”的担当，尚需更深入的探索和实践，以争取更大程度开放。

以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为例。2008年1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目前国内惟一的内陆保税港区和全国首个水港加空港的保税港区。其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分两期于2010年5月和2011年12月通过国务院验收，提前4年实现整体封关围网。

作为两江新区的重要功能区，它承载着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辐射带动长江上游地区6个省、20多个大中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但汤宗伟表示，保税港区拥有的加工、贸易、结算、维修、销售、物流等六大中心功能，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发挥。

“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感到在现有保税港区基础上升级是必然。”汤宗伟说。

自1990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后，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已发展出了多种模式，包括保税区、保税港区、综保区等6大类。目前，这些特殊监管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

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园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关税、增值税，流通可减免流通税，通关速度和便利程度将大大提高。相比我国各类保税区，自由贸易园区意味着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开放度。

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曾分析，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与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监管理念；二是贸易的开放度；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都将更加开放并具有国际竞争力。

对此，重庆市官方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对自由贸易园区问题进行课题研究，市长黄奇帆亲自主持。汤宗伟6月6日对外界披露，具体方案9月份可以完成，然后再向国家申报。

汤宗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提出《关于在重庆两江新区设立内陆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他建议，两江新区采取全球通行的“隔离封闭，境内关外，充分自由，政策优惠，港区结合”的规则，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设立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区。

撬动万亿内需市场

重庆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田丰伦认为，两江新区被国务院赋予“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的功能定位，并拥有我国惟一的内陆保税港区，从基础条件、优惠政策、政府重视程度等方面看，它具备了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优势。

但重庆保税港区具备水港和空港两个功能，铁路尚未纳入。为此，两江新区还谋划扩大保税港区范围和功能，提出了铁路保税的概念，争取试点建立“渝新欧”国际铁路保税区。此举意在让保税港区打通水、陆、空，从而加大自贸园区争夺战中的获胜筹码。

2010年9月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被誉为“新丝绸之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铁路部门和重庆市政府“六国七方”联手打造。

它是一条连接中欧的国际贸易大通道，从重庆启程，向西过北疆铁路到达我国边境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全程11179公里，火车运行16天，跟江海联运到欧洲的时间相比节约了40多天。

目前已实现每周两班（周三和周五）的稳定开行，明年将每天开行一班甚至两班。该铁路不仅解决了重庆加工贸易基地最终产品的出路问题、进口到内陆的物资直达问题，还形成了内陆口岸的集聚辐射能力。

在田丰伦看来，自由贸易园区如若获批，重庆将取得内陆开放又一个重大战略平台及政策红利，掌握更强大的开放“杠杆”， 更好地撬动中西部内需大市场，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新动力。

西部地区有近4亿人口。“十二五”之后，中国“西快东慢”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逐渐形成。西部大市场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拿重庆一地为例，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61.19亿元，和天津、深圳等城市相差无几，同比增长1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汤宗伟表示，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仅成渝地区差不多就有2万亿。特别是在当今资本、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投资者最希望得到的是市场。成渝两地加在一起构成的巨大市场，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重庆两江新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对西部产业而言可加速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汤宗伟还建议，国家研究出台支持我国发展内陆自由贸易园区的顶层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内陆开放机制。如可仿效海南政策，享受“离岛免税政策”。

此外，在外汇政策上，试行自由兑付外汇、经常项目收付汇放开等政策，并对各类投资者不设定资本金数量、来源地、股权比例、行业限制等差别性政策，给各类企业充分竞争机会。

自贸区审批或将开闸

目前，我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也都在积极争取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据时代周报的网络检索，上海、天津、深圳、广州、青岛、大连、宁波等城市亦在紧锣密鼓筹划，争取国家给予自由贸易区试点政策。

在这场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园区的争夺中，上海有望先拔头筹。据《上海证券报》6月7日披露，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区一揽子方案已送达国务院各委办会签，如各委办对方案无异议，浦东自由贸易区最早将于7月正式获批。

6月初，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公开表示，上海自由贸易园区项目已被国家列为今年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

今年3月底，国务院总理在上海调研，他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实际上，上海就综保区升级为自由贸易园区一直在寻求政策突破，比如放宽外汇管理、实行区港一体化运作、构筑进口贸易基地的便利化环境等，比如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仓单质押融资等。

早在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就曾牵头展开中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研究。2005年之后，上海、深圳、天津、成渝地区都曾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

但至今，中国内地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园区。

而现实是，在外贸环境日趋严峻的情势下，寻求外经贸体制、方式、政策和环境上取得突破，在我国已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已是中国外贸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明显趋势。

“我认为自由贸易园区政策，可能会成为继特区、开发区、新区之后的又一个政策热点。”重庆社科院研究员田丰伦说。

各方争夺自由贸易区，那么是否会带来恶性竞争？国内相关专家接受的时代周报采访时一致表示“不必担忧”。他们理由是，目前积极筹划自贸区的区域大都是部级新区，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深圳前海新区，再到舟山群岛新区，他们都在比学赶超，中国区域很大，他们做好了，分别能盘活一大片区域。

自由贸易范文第5篇

推动外贸物流创新发展：整合了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四大保税区后的上海自贸区利好外贸物流。长江是全球最大的内河水运通道，被称为黄金水道。上海港90%的集装箱货源来自长江经济带，浦东机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货运机场也依赖长江经济带。

FTZ与FTA的本质区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TZ）：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或地区）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即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贸易），对该地盘的买卖活动不过多的插手干预、且对外运入的货物不收或优惠过路费（关税）。与国际上传统自由贸易区（FTA）不同的是，传统自由贸易区是多个国家一起玩，游戏规则多国共同制定；而这种方式是一国在自个的地盘玩，自己地盘自己做主，游戏规则自己制定。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TA）：是根据多个国家之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贸易团体。指多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之间做买卖生意（贸易），为改善买卖市场，彼此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至于怎样做买卖，不是某一国说了算，而是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多国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制定游戏规则，按多国共同制定的规则进行。

上海自贸区肩负四项重大使命

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已被理论界普遍认可。面积达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更是后WTO时代应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自由贸易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调整国内经济贸易结构、促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区。专家也将其视为与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2001年加入WTO同等级别的重大改革举措。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成立肩负了重大使命。

一是贸易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要做贸易中心，尽管有航运的优势，但是比不过舟山和宁波，所以上海的目的不是做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伦敦不过就是几百万标箱）。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包括资金、运营和营销），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二是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六大领域全部开放。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因此自贸区内投资大部分会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

三是金融的国际化：这才是自贸区的真正内涵，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会积极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的使用。

自由贸易范文第6篇

虽然去年竞选活动中，巴拉克・奥巴马以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论调的宣言警告了自由贸易者，比如他认为有必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他们中的乐观者认为那只是为了安抚焦躁的工会们而故作的姿态。不过，白宫还是作出了个惩罚性关税的决定，对中国制造的轮胎征收这项惩罚性关税，激起了人们对奥巴马自由贸易承诺的严重怀疑。

作为美国贸易法规“421条款”的一部分，这项关税将于9月26日开始征收。美国政府辩解道，这些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在竞争中，它们“增长速度如此快，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国内生产者的市场崩溃”。

今年1月到7月底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亿美元的轮胎。根据2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各国有权以增收关税回应来自中国的“进口激增”。但总会产生对怎样才足够构成出口激增的争论，以为关税的使用辩护。中国也已就此向WTO争端解决程序通报立案。中国还宣布，正在考虑对美国出口的汽车零部件和鸡肉征收报复性关税。

在两个巨大经济体的经济关系中，家禽和轮胎听上去只是零头而已。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区前主管伊斯沃尔・普拉萨德认为，美国的行动和中国的报复可能引发“双方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他指出中国可能更宽泛地进行报复，而不仅是增加几个关税：比如说，中国可以暗中增加他们的出口补贴，包括被低估了的汇率，可以用更洋尽的措施去支持他们的出口产业并封锁进口。这就可能“很容易地产生更宽的贸易战争，对两国的经济都造成伤害”。

使用“421条款”的决定是令人不安的。律师及前副贸易代表约翰・斐农努(John Veroneau)指出，这条规定“不需要找到任何中国不公正贸易的证据……中国轮胎出口其实并没有被发现有任何不对或非法的地方”。这就意味着，随着新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的上任，以及他对于现存的贸易协定更强硬的执行，对行政部门来说，通过此决定更困难了。

奥巴马的决定同时也标志了最近美国政策的一个明显突破。他的前任，乔治・布什，曾有4次这样针对中国的机会，但每次他都选择不这么做。斐农努先生在那几个案子中工作过，他称“根据他们与克林顿政府针对421条款的谈判，中国预计到了这个工具的使用，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最罕有最特别的案子上”。所以中国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产业，也要求政府的保护，以避免中国进口的竞争。

瑞士圣加伦(STGallen)大学的贸易经济学家西蒙・伊文尼特(Simon Evenett)则主张，奥巴马在形成他的贸易政策的时候，这个决定是对美国劳工联盟力量的清晰的肯定。看上去奥巴马非常急切想获得工会和左派对医保改革的支持，他也准备好了贸易关系上要冒的风险。

自由贸易范文第7篇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或许削弱了中国人收看国际新闻的热情。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说：“为了推动美国的出口，支持美国的就业，并使不断扩大的亚洲市场变成一个公平的市场，我们希望达成一个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天晚上我还要宣布，我们将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谈判，因为大西洋两岸的更为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有助于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高新就业机会。”

奥巴马所说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是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则是TTIP，国际媒体称之为欧美自由贸易区。

受时差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于2月13日（即中国人的大年初四）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将与美国启动TTIP的谈判。

他说：“我们致力于使欧美关系更为有力地推动繁荣。”他认为，TTIP不仅可以为欧美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提供机遇，而且还能为制定全球规则作出贡献。

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柯克认为，2014年年底以前将结束TTIP谈判。但这一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目前尚难作出肯定的回答。

虽然欧美的关税都不高，但要通过TTIP将其降为零，总有一些产业会受影响。这些产业的游说集团和工会组织是不会甘心情愿地目睹这一结果的。

相比之下，取消非关税壁垒的难度更大。尤其在产品安全、卫生、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领域，大西洋离岸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差距。

农产品贸易也是TTIP面临的一大障碍。美国向欧盟出口大量农产品，而欧盟对农产品设立的贸易壁垒非常高。在2014年至2020年的欧盟预算中，欧盟为农业提供的补贴高达3700亿欧元。欧盟是否愿意为了与美国达成TTIP而改变其农业保护政策，尚为未知数。

美国生产了大量转基因食品。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曾在2006年11月宣布，欧盟国家禁止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做法“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但欧盟仍然对这些产品的进口附加了多方面的严格条件，因为当年深受疯牛病之害的欧盟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抵触。因此，在如何对待转基因食品这个问题上，欧美将争论不休。其实，美国人对一些欧洲国家把马肉掺入牛肉的做法也颇为担心。

还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欧美的民主规则，TTIP最终还须得到各方立法机关的批准。这意味着，在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的影响下，TTIP或无法得到批准，或招致其他难以预测的命运。

TTIP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的双重影响

欧盟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将近50%，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欧美之间每天的贸易额高达27亿美元，双向的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达3.7万亿美元。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实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和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据估计，TTIP有望使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提高0.5%。这无疑是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因而是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但TTI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首先，欧美希望通过TTIP制定为其全球经济战略服务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可能不利于中国。例如，它们可能会在劳工、技术、卫生和安全等领域设置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达到的标准，从而轻而易举地将中国出口产品排除在外。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规则可能会成为欧美为保护其市场而设置的贸易壁垒。

其次，TTIP的“贸易转移效应”将加大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难度。任何一种自由贸易安排都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前者对进入这一安排的国家有利，而后者则对其他不利。众所周知，欧美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因此TTIP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是不利的。

第三，欧美奉行的双边主义将使多哈回合谈判等多边主义处于更为不利的地步。欧美在农产品领域的分歧是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欧美均已与多个国家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显而易见，欧美的战略是用双边主义替代陷入僵局的多边主义。由于欧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此，TTIP将葬送各国在多边主义道路上取得的成就。正如德国经济研究所马赛尔・弗拉茨歇尔所言，“TTIP在错误的时刻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世界经济需要的是多边主义，需要的是美国和欧盟重新发挥全球领导人的作用，而TTIP则会使这一未来变得渺茫。”美国华盛顿的经济战略研究所（The 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如果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两个经济体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而其他国家被排除在外，那么，世界贸易组织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为多边主义作出的贡献也会因TTIP而前功尽弃。

是否针对中国

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很高，那么，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将创造很大的收益。而在欧盟与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已经是很低的了，不足3%。这似乎意味着TTIP在降低关税壁垒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欧盟经济关系自由化程度很高的背景下，欧美为什么热衷于推出TTIP？

当然，除关税壁垒以外，TTIP还将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在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同时，TTIP试图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即遏制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据报道，欧盟贸易委员卡雷尔・德古特曾说过，TTIP将使欧美在抗衡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时占据上风。他还强调，除非美国和欧洲达成共识，否则，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将被迫接受中国制定的标准。就这么简单。”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德古特说：“TTIP与自由的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地位有关。”

美国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戴文・斯图特认为，无论是TPP还是TTIP，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经济活动来制定自由价值观，都是为了确定更高的一体化标准，也是为了使局外人采纳这些标准。就此而言，TPP和TTIP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制衡中国的影响力，都是为了用和平的战略来促进自由价值观。

布鲁塞尔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研究员安德烈・萨皮尔认为，“为使TTIP取得其合法性，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嘴巴里再次冒出了冷战语言。”他说，这一次，欧美的敌人不是苏联，而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舒特说，“在我知道的欧美之间的每一个贸易谈判中，中国总是在它们的心中，即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纽约时报》（2013年2月1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官员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进一步促使欧美想到了TTIP。一个广泛的贸易协定能确保美国人和欧洲人（而非中国人）在未来制定与产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标准。”

《纽约时报》（2013年2月14日）的另一篇文章也认为，“中国是促使欧美想到TTIP的最重要的因素。欧美越来越认识到，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中国经济的挑战，它们必须学会更好地合作。”

欧洲的一个名为“G+欧洲”的咨询公司研究员劳伦特・唐西尔认为，“欧美共同市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为了应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挑战，西方会团结一致的。”

自由贸易范文第8篇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先遇到是否应该坚持自由贸易这个问题的国家。16世纪以后，重商主义在英国盛行。这种观念认为，出口越多越好，进口越少越好。或者说，越多挣钱越好。受到这种观念影响，英国的贸易政策一直想方设法增加谷物的出口，减少谷物的进口。到了18世纪，英国的工业化取得了明显发展，人口大幅增加。本土生产的粮食已经不可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英国变成了粮食输入国。这时，贸易政策则重点在于限制粮食的进口。

拿破仑战争中法国的大陆封锁让英国人吃了不少苦头。由于无法进口粮食，英国国内出现了粮价飞涨等严重现象。如果不是拿破仑因为法国粮食丰收的压力在1809年重新允许向英国出口粮食，英国很有可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1810～1811年那个冬天挨饿以至投降”。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痛定思痛，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确保粮食安全，英国保守的托利党政府再次颁布了《谷物法》，其目的在于通过严格限制进口国外的廉价粮食，推动谷物价格上涨，鼓励和保护国内粮食生产。

《谷物法》的颁布，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论。实际上，对于《谷物法》，英国民间、议会及思想界向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对这种贸易限制法令提出批评。1815年《谷物法》颁布之前，英国下议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辩论。而《谷物法》生效以后，不断有商人和行会组织等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修改甚至废除这部法律。在各方压力之下，《谷物法》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用高关税取代完全禁止，但法律的实质性质未变。

任何贸易保护政策，实际上必然都是以牺牲社会成员的整体福利为代价为某些社会阶层谋取福利。《谷物法》也不例外。实施这部法律的结果只能是，粮食消费者(事实上也就是所有人)的利益被牺牲了，工业也因为成本上涨而受到损害，唯一得益的是农场主。

这种局面持续到1836年时终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年，由于农业歉收，加之进口受限，一场来势凶猛的涨价浪潮席卷英国。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社会陷入混乱。混乱的巅峰是爱尔兰。在爱尔兰，数十万人被饿死。

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应运而生。领袖人物是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他们以不懈的热情和高超的组织能力摧毁了重商主义这个堡垒。他们努力向社会公众指出，《谷物法》已经对工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构成了损害，必须废除这种恶法。

1838年，他们创建了反谷物法联盟。这个联盟包括各方面的人物和组织，工商业主、政治激进分子、功利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包括广大的普通工人。这个联盟是一个传播自由贸易思想的庞大机器。

最终，自由贸易思想战胜了重商主义思想。1846年，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毅然废止了《谷物法》，并任用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之一理查德・科布登为贸易部长。

自由主义者非常乐于把这一阶段的历史看作自由主义思想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这种认识固然很有根据，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且，如果人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那么，就无法正确解释那些反自由主义政策的由来，更无法找到改变这些政策的手段。

1815年英国公布《谷物法》，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封锁政策对英国造成的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保护国内农业来增加粮食安全，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当时大多数英国人意愿的。

当然，经济学理论表明，即使政府为了某种理由，打算支持国内农业发展，也有更好的办法可以选择，不是只能使用贸易保护这样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贸易保护其实也是一种补贴手段，以全社会利益受损为代价，补贴农业生产者。与自由贸易下的直接补贴相比较，贸易保护下的补贴综合成本只能更高。

既然如此，英国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呢?政府似乎是在故意选择成本更高的方案。看来，确实只能以愚蠢来解释这种政策选择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上述分析忽略了一项重要成本，那就是政府实施不同补贴方案的行政成本。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政府想要对农业实施直接补贴，就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收税，并转移支付给农业生产者。为此，政府必须能够：(一)调查了解许多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收入，并确定合适的税收方案；(二)成功地征收到足额的税收；(三)避免引起农业以外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反对。而这些条件，在1815年的英国，基本上都不具备。1815年前后，由于战争，英国财政压力巨大，国内赋税繁重，民众反对征税的行动层出不穷。另外，由于会计和审计制度尚不完善，政府对工商企业的收入和真实利润难以把握，这时，如果增加用于补贴农业的税收，那么，征取中的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一定会很高。

相反，如果采用如《谷物法》这样的贸易保护政策，由于市场价格的作用，农业生产者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其他人给予他的补贴。这种资金转移不需要耗用政府的征收成本，而且非常隐蔽，缺乏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人不易察觉到自身福利的变化和成本负担。这虽然属于有意不公开信息，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在目标既定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减少摩擦、降低成本的政策选择。

那么，如果这里所说的行政成本和其他因素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不是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呢?会的。实际上，《谷物法》的废除正发生在形势发生变化以后。1815～1846年间，英国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谷物法》的成本收益结构。首先，随着英国经济的日渐繁荣，战争和革命的恐惧逐渐淡去，粮食自足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再紧密。其次，在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努力下，利益受到损害的工商业者逐渐认识到了《谷物法》对他们的不利作用，他们对《谷物法》的反对越来越强烈。而且，欧洲的粮食出口国，如法国和德国，对于英国限制谷物进口的做法也越来越不满，它们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放开其国内粮食市场。到了1846年前后，继续坚持这部法律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时，受到了政策收益和实施成本的制约。具体采用什么政策，实际上取决于这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相对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非常重要，它改变了社会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仅为自由贸易政策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也因此改变了政府政策的成本收益结构。

自由贸易范文第9篇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自由贸易范文第10篇

“自由贸易确实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些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他们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对此，我也表示同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抛弃自由贸易。

“如果有某个事物可以让社会全体获益，同时损害少数个人，那么真正明智的政府政策应该为那些会受到损害的人提供保障。

“我们可以假想两种世界。一种是美国自我孤立，过好自己的日子，而全球其他地方却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义政策而受苦。另外一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在改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第二种世界，尤其是在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你显然不愿意被全球众多满怀嫉恨，同时拥有核武器、强大网络战力或者其他武器的国家包围着。”

Speeches at a Glance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系统，让人们通过大脑思维打字，比手机打字速度快4倍。我们最终希望把它变成一种可以携带的设备并全面生产。甚至大脑发出的“是或否”的简单指令能使增强现实更自然。

―4月19日，马克・扎克伯格在其Facebook主页上宣布。

我们看到很多本来很好的行业，就是因为钱太多，马上就被摧毁了，例如最近出现的共享单车，把北京都给挤满了。我给我们的23个项目下了个命令，就是咱们围上一个圈，不要让共享单车到园区里去。

―4月17日，潘石屹在沃顿中美峰会上做演讲时说，O2O等很多很好的商业模式都是因为进入的资本过多被摧毁了。

我们的军事科学家正在展现国家军队力量，像我这样的科学家，不相信这样的消息。

―对于韩美两国媒体称朝鲜4月16日最新一次试射导弹失败的消息，平壤街头的一位朝鲜科研人员表示，民众既不知道也不相信。

每当各种悲痛的情绪、谎言和误解等从各方如潮涌来，我曾多次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32岁的英国哈里王子在接受《每日电讯报》专访时，表示自己在痛失母亲黛安娜王妃20年后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

生物恐怖主义的风险要比流行病大得多，生物学的发展使可以轻易再造出天花病毒，这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病原体，目前的人群本质上已经没有保留多少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