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范文
时间：2023-02-22 06:28:23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区域一体化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提出了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其中Grossman和Helpman最早在1992年提出了“保护待售（protectionforsale）模型”。相对于其他的模型而言，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利益集团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目前，Grossman和Helpman的保护待售模型是最主要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同时，他们还将这个模型扩展到国际层次，将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既考虑了政府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又考虑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政策不仅仅是国内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还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影响的不仅仅是本国，它还会引起他国的反应。用这个扩展的模型，Grossman和Helpman分析了国家间的贸易谈判、贸易战和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
在Grossman和Helpman合作完成的论文《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学》中，他们指出，如果FTA必须完全使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那么一个特定的政府将在两种情况下支持该协定。第一种是，当FTA对一般选民产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同时受到相反影响的利益集团不能够联合起他们的努力打败这种协定。第二种是，当协定给实际的和潜在的出口者创造的利润收益超过了进口竞争产业遭受的损失与可能给一般选民造成福利损失的政治成本之和时。自由贸易协定要求两国政府的一致同意。Grossman和Helpman的研究认为，当伙伴国之间的潜在贸易存在相对平衡并且协定给大多数部门提供更高的保护而不是更低保护时，这个结果最可能出现。
运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对区域一体化的研究集中于欧盟，对CAFTA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但是它的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也适用于CAFTA，同时对扩展CAFTA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欧盟研究方面的文献很多。除此以外，Tornell和Esquivel（1995）研究了墨西哥加入NAFTA的进程，认为墨西哥政府正是利用了国内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和危机的契机，适时推进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国内学者盛斌（2002）成功地将这一理论范式运用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分析，但没有深入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陈漓高、白当伟（2003）认为，只有把政治因素，具体指政府和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也纳入分析之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才更为全面和合理。但是，鉴于考虑到政治因素后的分析更为复杂，他们对东亚一体化的研究目前只是拓展到“新地区主义”的非传统收益。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很少应用于东亚地区的研究，很可能是因为东亚多数国家没有西方式的代议民主和立宪制度。不过，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CAFTA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中国和东盟各国国内都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已是客观事实，只是集团的利益诉求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而已；其二，不管“中位选民”理论是否正确，建立FTA作为一项政府决策，必须要有获益集团和经济基础；其三，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冲突剧烈与否，与政府决策的难度与风险程度正相关，决定了政府的决策即政治的敏感性。本文正是运用这些理论的研究范式对CAFTA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二、以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审视CAFTA
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现状来看，其发展具有下面的一些特征：
（一）经济基础比较脆弱
首先，从双方经贸关系的现状看，虽然近年来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是，中国和东盟都是以美、日、欧为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各自贸易总额的比重都非常低。2006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贸易额仅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9.13%。与此相对应，中国在东盟的对外贸易中也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比重一直在5-6%左右。中国与东盟相互直接投资的规模也非常小，截止到2003年底，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的99.1%都来源于新、马、泰、菲、印尼五个国家，仅新加坡一国就占了72.7%。截止到2005年，新加坡投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3.65%，马来西亚占0.60%。同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截止到2003年底，只有9.4亿美元，占东盟吸引外资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也只有8.25%。
其次，从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和东盟在出口商品方面很多部门存在竞争关系，部分商品部门具有互补关系。同时，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水平差距很大，难以形成区内较完整的产业水平分工结构。可以预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效应，但是都不会很显著。另外，中国和东盟主要成员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对外投资的阶段，在以后，相互投资的规模也难以迅速扩大，且关税降低、取消还有可能减少一部分引进投资。
第三，从中国、东盟在第三方市场的经贸关系看，由于双方在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调整中有着相同的演化路径，双方在美、日、欧市场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具有长期性。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结构，包括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趋同态势也越来越明显。在引进外资领域，中国、东盟基本上都属于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国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为明朗的发展前景使得国际投资者更看好中国的投资机会，造成外来投资从东盟转向中国，从而形成了双方在吸引外资领域的激烈竞争。
（二）非经济因素具有敏感性
首先，在追求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东盟一直试图以集体的力量提高其在地区性和国际性事务中的影响力，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固有地位和发展态势，可能会对东盟的这一努力造成不确定的影响。如果中国在CAFTA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东盟对CAFTA的态度就可能会发生转向。
其次，东盟主要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和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也与美国存在特殊的关系。长期以来，东盟一直推行“大国平衡”战略，注意处理好美、中、日三个大国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CAFTA框架协议的签署，使得大国平衡发生了倾斜。但是，一方面，东盟不会放弃传统的平衡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也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已经开始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现在则采取“1+1”谈判的方式建立FTA，并且已经和新加坡达成了协议。
第三，中国与东盟在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的一些具体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敏感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南海争议、华人华侨问题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进程。
（三）双方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合作博弈的愿望
CAFTA经济基础比较脆弱，非经济因素敏感，但是框架协议的确立也反映了双方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和合作博弈的愿望。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相互依存，是指的需要彼此付出代价的交往活动，包括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的交易或者博弈。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求可预见和可控制结果的规则和程序，同时这种依存关系也只能存在于这些规则和程序之中。这些规则和程序就是国际机制，比如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CAFTA框架协议的签署正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反映。
同时，CAFTA框架协议的签署也反映了双方合作博弈的愿望，这种合作博弈的愿望至少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虽然CAFTA存在着许多非经济因素的障碍，但是在追求国家权力的博弈中，双方的合作至少提供了彼此都受益的可能，如果不合作则很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第二，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尽管双方因为各自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而进行竞争，但是合作才能更好地与产业链的主导方进行博弈；其三，面对欧盟和NAFTA加速发展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东盟和东亚地区的其它国家，是否能够并且如何实现某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就直接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各个经济体如何面对欧盟和NAFTA的挑战，参与全球经济竞争。
三、结论
第一，政府的决策要反映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也要超越利益集团的诉求，从国家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出发，进行决策。一方面，尽管双方都存在政府主导型的特征，但是东盟主要国家都已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企业集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力量。政府的决策，包括贸易政策的制定，应该反映市场主体的要求。由于CAFTA非经济因素具有敏感性，那么调动企业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积极性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民间先行”的非经济因素顾虑较少，在企业逐渐探索出成熟的合作机制之后，政府再进行决策，这样可以降低决策的风险性。另一方面，现有的利益集团都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既得市场地位和势力，因而它们会做出各种努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包括在政治、舆论、选民、民族或宗教等方面施加影响。这些努力不单单是维护利益集团本身的垄断利润，还有的是保护落后，这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会影响国家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超越利益集团的诉求，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进行决策。
无论在中国还是东盟主要国家，具有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往往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利益集团既有可能成为CAFTA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可能成为主要的障碍因素，因此政府做出决策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体制积极面的作用，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如果一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原本是产业间贸易，而且存在要素禀赋相似的条件，那么一体化创造的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效应，完全有可能导致某个（些）产业向某一个（些）国家转移，获得更多产业的国家收入水平会上升，而失去产业的国家收入水平会下降。这正是一体化条件下国家利益冲突的深层原因（GomoryandBaumol，2000）。但是，欧盟成员国的要素禀赋也相似，一体化同样创造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效应，却并未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就在于欧盟成员国之间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中国-东盟的贸易结构1997年前双边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1997年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1999年以来，产业内贸易指数稳定在0.7以上。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具有积极作用：首先是扩大了双边贸易，增强了合作的基础；其次是可以有效解决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第三是能够防止成员国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有助于非经济分歧的弥合。但是，产业内贸易有两大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产业内贸易大量发生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资源密集、劳动密集以及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种类的有限性，一般难以产生大规模的产业内贸易；二是产业内贸易分工模式的确定主要有三条途径：创新、竞争和协调，其中创新需要大量知识积累和资金积累，且风险很高，竞争则会进一步强化区内经济的竞争性，削弱合作的基础，因此只有协调才是最优选择。在这两大问题上，中国和东盟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政府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的特殊优势推进联合研发，分担创新的费用和风险。另外，政府还可以直接出面进行国际产业协调，防止区内出现直接的产业定位“撞车”。
第三，中国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扩大双方经贸合作，共同推进CAFTA建设。中国GDP总量大，市场容量大，外汇储备充足，在东南亚具备一定的替代能力，应该在推进CAFTA方面起更大的作用。第一，我们要继续大力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同时积极开展自主技术创新，以此推进中国-东盟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主动开放市场，成为区域性的市场中心；第三，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维护区域性货币金融稳定的能力；第四，在明确机制化要求的前提下，承担起维护体系稳定的责任，尤其是对CAFTA中落后国家的责任。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框架协议中采用分期推进的方式促进CAFTA的发展。因此，中国可以考虑与东盟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贸关系密切、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同时，从多博弈的角度出发，中国还应继续推进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随着CAFTA的发展，其存在的经济基础脆弱、非经济因素敏感、经济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等问题会逐步减弱。借助CAFTA，东盟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东盟成为美国、日本、欧盟都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中国-东盟目前经贸关系的现状是竞争大于互补，而产业结构调整又需要一个过程，但是CAFTA的发展仍然具有广阔的前景。双方政府应该积极努力扩大双方经贸合作的规模与层次，进一步推进CAFTA的发展。
参考文献：
［1］G.M.Grossman,E.Helpman.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赵银亮.建构东亚经济合作的新视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东南亚研究，2003，（06）.
［3］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白当伟，陈漓高.区域贸易协定的非传统收益：理论、评述及其在东亚的应用［J］.世界经济研究，2003，（06）.
［5］许坚，张二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02）.
［6］王学鸿.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云南的开放经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2篇
一、《投资协议》签订的背景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在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识，2002年11月，签订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第五条及第八条明确规定，“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促进投资，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各缔约方同意尽快谈判并达成投资协议，以逐步实现投资体制自由化，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促进投资便利化和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并为投资提供保护”。同时在《框架协议》中对东盟新成员，既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给与了高度的关注，规定对“东盟新成员实行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的必要性”，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发展，实现双赢的结果。并重申各缔约方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它多边、区域及双边协定和安排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中国与东盟双方推进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经多轮谈判，双方在2008年11月就《投资协议》达成一致。
2008年以来，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东盟各国也不例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外贸易出口下降，国外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东盟经济增长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确保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成为中国、东盟双方高度关注的问题。正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双方推进了谈判的进程，表现出了双方应对金融危机的决心和如期在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的内容
《投资协议》包含了27个条款。分别为定义、目标、适用范围、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措施、投资待遇、征收、损失补偿、转移和利润汇回、国际收支平衡保障措施、代位、缔约方间争端解决、缔约方和投资者之间争端解决、利益拒绝、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其它义务、透明度、投资促进、投资便利、机构安排、与其它协议关系、审议、修改、保存、生效等。
协议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的投资体制。《投资协议》的第二条目标明确规定“促进东盟与中国之间投资流动，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和竞争的投资体制”。在推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逐步实现东盟与中国的投资体制自由化；为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在另一缔约方境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一缔约方和在其境内投资的投资者之间的互利合作；鼓励和促进缔约方之间的投资流动和缔约方之间投资相关事务的合作；提高投资规则的透明度以促进缔约方之间投资流动；以及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投资提供保护”。
协议致力于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
协议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效、便利的机制安排。《投资协议》的第二十二条机制安排规定，“鉴于常设机构尚未建立，由中国一东盟经济高官会支持与协助的中国一东盟经济部长会应监督、指导、协调并审议本协议的实施；东盟秘书处应监控并向中国一东盟经济高官会报告协议的实施情况。所有缔约方应在履行东盟秘书处职责方面与秘书处进行合作；各方应指定一个联系点，促进缔约方间就本协议涵盖的任何事务开展交流；应一方要求，被要求方的联系点应指明某事务的办事机构或负责人员，便利与要求方的交流。”这就保证了协议在没有建立常设机构的情况下顺利执行，并在中国一东盟经济部长监督、指导下逐渐建立起高效、便利的执行机制。
协议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第四条、第五条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为双方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其中，国民待遇条款规定各方在其境内，在投资管理、经营、运营、维护、使用、销售和清算等方面，应当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其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其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各方在投资方面应当给予其它方投资者不低于其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或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这两个核心条款在确保给予双方投资者公平公正的非歧视待遇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此外，投资待遇、透明度、投资促进与便利和争端解决等条款为改善双方投资环境、提高外资政策透明度、促进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争端解决公平与效率以及加强投资保护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协议致力于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投资平台。《投资协议》的所包括的内容共同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双方投资搭建一个新的合作平台，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互利的平台。如第二十条投资促进，规定“增加中国一东盟地区投资；组织投资促进活动；促进商贸配对活动；组织并支持机构举行形式多样的关于投资机遇和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会和研讨会；并就与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相关的互相关心的其他问题开展信息交流。第二十一条投资便利化：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并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等等。这就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下营造更加稳定、开放的投资环境，减少相互投资中的不合理限制和管制，并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也将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相互投资提供制度性保障，有利于深化和加强双方的投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推动双方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投资协议》签订的意义
――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主要法律框架构建已经完成。从2001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在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识以来，2002年签订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和基本框架，全面启动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3年创造性地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Ⅸ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15日，在曼谷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法律程序已经基本完成，这不仅为双方投资建立了法律保护，也将极大地促进双方的投资进程。
――保证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投资协议》的签署不仅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主要谈判任务，也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随着自贸区货物、服务和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一个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于一体的拥有19亿人口的新型自由贸易区即将在2010年建成。
――表明双方坚决应对金融危机创造空前商机。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签订了《投资协议》，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同东盟各国携手抗击金融危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共克时艰和互利共赢的坚强决心和坚定立场，将把中国一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也将为东亚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投资协议》的签署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最后一块里程碑。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和东盟相互开放市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11个成员创造了空前的商机。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3篇
摘 要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一个北美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北美经济,甚至是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经济运行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文章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效,从中总结了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
关键词 北美自由贸易区 经验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一个北美共同市场。三国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这也就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
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北美经济,甚至是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既有美国这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也有墨西哥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区内成员国的综合国力和市场成熟程度差距很大,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
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经济运行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因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美国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政治方面。
首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北美各国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实现优势互补。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纳入一个产业一体化中的分工协作体制。使加拿大的原材料、墨西哥的劳动力与美国的技术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美国为轴心的生产和加工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很容易从其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取得竞争优势。
其次,贸易区内部实行减免关税政策,使美国向加、墨的出口大幅增加,缓解了长期以来的巨额贸易逆差。
协约规定,墨西哥将在10年内取消美国汽车产品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其中对轻型卡车在5年内取消关税。同时,取消对美农产品征收的36%和4%的关税。作为补充,美、加、墨在1998年又就取消500种关税达成协议。此协议实施后,使大约60%的美国商品直接免税进入墨西哥市场。这就使美国实现了自由贸易区内比较自由的商品流通大格局。以怀俄明州为例,截止2006年末,怀俄明州对加拿大的年出口额从3800万美元增至1.61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年出口额从430万美元增至7100万美元。美国向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出口的扩大也缓解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巨大贸易逆差。
在政治地位上,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对美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墨西哥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低于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稳定和繁荣了墨西哥的经济,从而使墨西哥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从1997年的2.6%下降到2000年的1.6%。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福利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试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来主导整个美洲,一来为美国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来为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与欧洲争夺世界的主导权。因而,美国可以凭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完成自己全球战略的过渡。
最后,区域合作能使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强势地位,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自由贸易区内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美国在成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之后,强化了产业分工和合作,资源配置也更加合理,大大提高了本国产业在国际的竞争力。
区域合作有利于各成员国间优势互补,加快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利用地区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不平衡性,依靠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效为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有很多借鉴作用。如今,我国已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探索成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实践证明,只要在削减和取消关税壁垒的步骤和时间表上能够坚持互利互惠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并适当照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成员国的利益,就可以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达成共识而共建自由贸易区。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将经验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
参考文献:
[1]沈骥如.地区经济合作:理论、现状和我国对策――兼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4.
[2]姜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南北经济关系.财经科学.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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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6.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81-03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向世贸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93个｡其中,在关贸总协定近50年历程中,共有124个自由贸易区(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就达169个｡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如何,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未来应选择何种发展途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目前,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正向着金融货币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两个方向展开｡现实地看,东亚国家已经或者计划签订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是自由贸易区协议｡如中国已经与东盟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之前与东盟发达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之前与东盟不发达成员国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韩同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中｡韩国与日本的协定也已经在讨论中,并且双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协议｡另外,还有区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加入到双边或者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见下表)｡相比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却是迟缓的,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循序渐进｡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来自其他区域集团的压力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区经济集团已成为一大趋势,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已蔚然成风,不仅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东亚却迟迟未能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使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一个有形的实际载体而缺乏实在感｡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北美自由区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对于大多数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出口ICT产品依赖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增强其整体实力来与迅猛发展的欧美特别是美洲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
2.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APEC､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内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亚国家,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日本更是从那次危机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至今经济仍不见起色｡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APEC,所奉行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于成员国没有约束性,加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在贸易自由化速度､范围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等因素上造成的差异,都使得APEC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困难重重,至今效果仍不显著｡
WTO虽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有着各自利益的一百几十个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92年12月举行的“千年回合”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多哈会议上各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及WTO中仍是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得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仍是一场十分艰难的磋商｡
3.东亚自身发展需要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内因｡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在加深,过去对区域外经济过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改变｡有数据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区内其他成员的贸易依赖度均已超过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达到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各成员间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产业内贸易｡区内贸易的不断加深,使各成员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共识不断增强,甚至对建立自由贸易区一向谨慎的中国和对东亚地区不甚重视的日本一改过去的态度,转而积极参与支持建立自由贸易区｡东亚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关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韩国､东盟的一些成员国关税水平低于10%,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也从过去35%下降到目前13%左右,日本关税更是不到5%,这都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创造了条件｡
4.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现状来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已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首先,近年来在东亚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亚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在实现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自由化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呈现良好态势,表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不断发展,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以及东亚各国经济合作领域的不断深入等方面,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1980年东亚各国间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25%,1992年上升到45%,2000年跃升为60%｡东亚区域内的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从1990年起,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已超过境外对该地区的投资1996年东盟七国及日韩港台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当年中国协议利用外资总额的75.5%｡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内产业分工逐渐向水平加垂直的复合型产业分工转变,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1990―1998年,东亚地区中间产品,如部件和原料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制成品贸易,域内制成品贸易额总体上升了92%,这同时意味着东亚产业结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其次,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东亚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次区域､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加强了区域内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探讨,并签订了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东盟不仅自身迈出了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而且也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1995年东盟曼谷首脑会议上,东盟首先提出与中日韩三国举行会晤的设想｡东盟成员国还单独与东盟以外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泰国已开始探讨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再次,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在当前“10+3”框架下,东亚国家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定期举行会晤,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财长会议上,各方缔结了有关维持金融稳定的“清迈协定”,创设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或金融危机出现阻止投机风波的基金,标志着东亚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整个世界开始向三大板块格局转变｡
三、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东亚各国相互不信任和争夺经济合作领导权的斗争是困难之一｡东亚地区历史上只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这份历史遗产留下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清除,这种负面影响又与某些现实因素相结合,阻碍了东亚各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特别是在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东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堪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相提并论｡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实力决定了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的东亚区域合作都不完整,其作用也将大打折扣｡两国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以来就再也没有真正修复｡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在安全上互相不信任的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和其寻求政治强国的愿望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固有的安全感被激活了,国内的极右势力有所抬头,大力鼓吹“中国”｡而日本在诸多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都造成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美国的态度不容忽视｡美国虽不是东亚国家,但依靠它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在东亚的驻军､盟国以及它对东亚巨大的经济影响,取得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态度也将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这都给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小的困难｡
其次,东亚各国自身的内部关系难以协调｡第一,东亚各国对合作的范围､领域､做法的意见不一,在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问题上,可调和的空间相对较小;同时,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导致各成员为了自身利益,都会提出保护部分产业部门的要求,这无疑会影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第二,东亚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还不是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市场,各国大部分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对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有较大的依赖｡尽管目前东亚内贸有所增长,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服务内需,而是服务于区外市场或提高对区外产品的竞争力｡
第三,东亚地区仍存在着一些热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趋向激化,从而妨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东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之路,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泰国危机后不良债务进一步增加,马来西亚股价恢复水平最低,说明市场信任度不高;印尼金融机构重组和不良债务处理进展缓慢,其政局动荡是经济恢复的重要不利影响;日本经济虽止住跌势,但经济恢复乏力｡同时,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也会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不利因素会延缓东亚经济的复苏,各成员国因国内因素的压力必将延缓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四、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两种模式
正是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整个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向自由贸易区过渡的途径｡我们认为,目前东亚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以下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其一,三个“10+1”合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三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发展最快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2001年“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倡议在10年内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方面的积极响应｡2002年5月,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这表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使日本､韩国受到震动,因而日本积极谋求在中国前面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和东盟10国领导人在2002年1月签署了《日本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为了实现东盟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关系,各种合作包括一个可能的自由贸易区应该在10年内尽可能快地完成｡同时,韩国也积极地与东盟保持各种联系,正在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这样三个东亚大国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并最终建立东亚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其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部分,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三国间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日韩的政府间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1999年在日本的提议下,中日韩开始了在“10+3”框架内的3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这种会晤机制的推动下,三国目前已经启动了经济研究机构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术工作组｡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东亚地区合作基础最好､合作前景最为广阔､最容易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它完全有条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再加上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的深化,东亚地区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最终形成整体的自由贸易区｡
以上两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东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进程中,且相互促进｡在第一种途径中,随着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经验的逐渐累积,会为它们之间的整合提供借鉴意义｡同样在第二种途径中,中日韩和东盟内部合作的加强也会对前者即3个“10+1”的谈判产生有益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途径选择必须考虑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并尽量调和各种矛盾与摩擦｡我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可以在现有东亚各类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推动,由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的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与整合,进而最终统一为东亚自由贸易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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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范文第5篇
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
有观点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将本届首脑会议上的34个美洲国家划分成了29个国家对五个国家的两大阵营。但若从对立的严重程度上看，笔者倒认为划分为三大阵营更为确切。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29个国家为第一个阵营，以巴西为首的四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为第二个阵营，委内瑞拉则为第三个阵营。其中，美国等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斗争，有别于同巴西等四国的分歧――不是如何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马德普拉塔，除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本身外，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有两大焦点：一是与首脑会议唱反调的第三届“人民峰会”；二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与本次首脑会议几乎同时举行的“人民峰会”高举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旗帜，将美洲自由贸易区与布什、与死亡划等号；而查韦斯则分身有术，是美洲国家中惟一既出席了首脑会议、又在“人民峰会”上发表演讲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总统。其实，“人民峰会”与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唱对台戏，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缩影，而查韦斯与“人民峰会”之间的一唱一和，又达到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的效果。
2004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一道提出倡议，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来代替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并明确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在本届首脑会议召开前夕，查韦斯也再次表示，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死亡，它不过是华盛顿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他号召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剔除美国的一体化进程。对于查韦斯的表现，布什总统在本届首脑峰会后访问巴西时指出，美洲国家正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个是美国倡导的民主制度的扩张之路；另一个是某些国家（委内瑞拉）所主张的历史倒退之路。如此看来，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分歧，早已超出了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实质上是包含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查韦斯继续执政、并且观点没有逆转的话，那么，美国下一步很可能像对待古巴一样，将委内瑞拉剔除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
勾心斗角的两个大国
然而，美国即使能用“排除法” 打掉委内瑞拉这个对手，也丝毫不会感到轻松，因为实质性的对手还在后面。美洲自由贸易区能否建立的关键，在于以美国为首的29个国家与以巴西为首的四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这两大阵营的对抗。美国希望建立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因此必然想方设法让该组织名副其实；而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在拉美具有重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这使美国不可能像对待古巴和委内瑞拉那样来对待巴西，而只能采取适当策略拿下与巴西等国的谈判，以便为最终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铺平道路。
然而，这个过程将是曲折和漫长的。美国与巴西的分歧主要在于，美国拒绝在谈判中涉及农业补贴问题，而巴西则认为农业问题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对于美国积极推动的服务、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巴西方面则认为不宜纳入谈判。但是，关于农业补贴问题，美国态度很明确――必须同欧盟和日本同步行动，不愿在区域谈判中提前做出让步，因此美国坚持将农业谈判纳入多边谈判框架中；而南方共同市场成员、特别是巴西则希望把投资、服务业、政府采购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同样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中。这样一来，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焦点问题，实质上已经分别被美国和巴西单方面转嫁到了WTO的多边谈判框架之中。换言之，他们将WTO“多哈回合”谈判能否成功结束，设定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前提。
不出所料，在本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巴西总统卢拉拒绝了美国企图为重开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设立一个明确时间表的建议，并与其他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一致认为，要等到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取得成果后再谈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而且，巴西认为美国必须削减对农产品的补贴，而这些问题有赖于通过“多哈回合”的分别谈判首先取得结果。然而，目前对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景还难以做出一个乐观的估计。
疑云重重的支持阵营
在整个美洲，对待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不同态度，不但成了区分两条道路的标志、分化了拉美国家内部阵营、甚至让委内瑞拉总统与墨西哥总统间大打口水仗，而且也导致在支持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阵营里风波迭起，疑云重重。
美国成功地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位于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28个国家纳入了支持自己的行列。但恰恰是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执行中的失误、或者是签署过程中引起的巨大争议，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反对者借以攻击的把柄。其中，关于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十年来利弊得失的争论可谓经久不衰，而在农业、就业和环境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成为反对者攻击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力论据。今年签订的美国―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在美国国内遇到巨大压力，被认为是“布什政府取得的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在中美洲国家内部更是引起了争议、怀疑甚至否定。在面临美国农产品冲击、失业的劳动力无法被充分吸收以及害怕墨西哥的经历在中美洲重演的情况下，中美洲国家也是忧虑重重。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6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WTO；FTA；中韩自贸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001-02
一、自由贸易区的涵义
一般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设立的用栅栏隔离、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如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
广义的自由贸易区又称为对外贸易区、自由区、工商业自由贸易区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或单独关税区组成的区内取消关税和其他非关税限制，区外实行保护的特殊经济区域或经济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东盟10国）等。
这里所论及的，是广义的自由贸易区。
二、自由贸易区与WTO的比较
自由贸易区与WTO相比来说，WTO谈判必须涉及150个成员，谈判对象多，难度大，进展慢，而自由贸易区谈判只有两个或者几个国家或地区，可自主选择谈判对象，谈判时间相对比较短，形式也比较灵活。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世界各国均将经贸政策重点转向发展自贸区。目前，中国已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智利、东盟、巴基斯坦等签署实施了6个自由贸易协定。已完成谈判和在谈的自由贸易区达12个，涉及智利、新西兰、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我国外贸总额1/4。
设置自由贸易区的作用：一是利用其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扩大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提高设置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增加外汇收入；二是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三是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机会；四是在港口、交通枢纽和边境地区设区，可起到繁荣港口、刺激所在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和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据数据显示，目前，在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有200多个，绝大多数为20世纪90年代签署，仅1995年WTO成立之后就增加了100多个，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东亚地区称得上合作组织的，实际上只有1967年8月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东盟已从初期的五国扩大到十国。近年来，“东盟10+3”“10+1”机制的影响日益显著，在世界贸易体制向多极化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的今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着更为深远更为符合全球趋势的意义。
就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来看，虽然东盟的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不过，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署，无疑将极大地增强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
四、小论FTA的可行性
首先，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东亚是世界上制度推动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区域内只有唯一的区域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包括一度呢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文莱六个成员国，东亚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没有参与人和区域性合作组织。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启动，并同时向金融货币合作和自由贸易区两个方向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规模不达，拥有人口5.25亿，国内生产总值为5560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进出口分别占世界总量的7%和6%；中韩两国也正在考虑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中韩作为长期的友好比邻，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有着重要深远的意义。
其次、地理、文化的相近性从地缘政治角度论证，理顺周边关系是强化国家安全顺理成章的思路。两国地处最具发展活力的东亚板块，韩国紧邻我国环渤海地区，相距最近处仅170海里，使贸易地缘成本大幅下降。
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交流十分活跃，这对未来的相互融合将会产生很大的贡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流”现象。韩国的大众文化广受中国青年青睐，从电视连续剧到大众音乐、电影、动画片等，“韩流”正在扩散。作为文化交流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的，在增进相互理解和沟通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经济上的互补性。
单就贸易互补性，目前，两国尽管总体已由产业间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产业内分工，但仍存在较大的互补性。据研究显示：①2001～2003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两类商品的RCA指数连续三年都大于1，但是在初级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处于比较劣势；相反，韩国在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方面没有优势，但在资本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却有明显的优势。从竞争指数（TCI）分析表明：韩两国在商品贸易上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相反却存在着很强的合作基础。中国在原材料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是韩国原材料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供应者、重要的投资市场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市场。韩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贸易竞争优势，是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和零件的重要供给者，也是资金的供应者和原材料的重要消费者。可见，中韩两国的贸易是互补的，中国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韩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资源要素互补性从资金的需求角度来看，中国工业发展正以投资需求拉动为主。这就意味着资金需求量很大。国内资金明显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引进外资就成为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韩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高储蓄，资金相对比较充足，但韩国经过对劳动密集产业投资后，投资环境日益恶化，产业发展空间较少，所积累的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且，相对于别的国家而言，近年来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日益提高（见表2），因此，中国成为了韩国资金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据2005年2月17日韩国产业资源部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韩国对华投资36.3亿美元，占韩国海外投资总额的45.8%，连续三年保持韩国海外投资最大对象国的地位。而同年韩对美投资仅为14.2亿美元，居海外投资第二位。据韩方统计，截至2004年底韩累计对华投资178.7亿美元，占累计总额的2.6%；对美投资累计171.1亿美元，占累计总额的21.7%。对华投资累计总额首次超过美国跃升第一位。
五、总结
对中韩两国贸易关系的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传统的产品分类方法进行，传统的产品分类方法无法真实地体现不同产品间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水平的差异，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结构分析并不能揭示出中韩两国真实的竞争互补关系。一般对中韩自由贸易区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GDP、福利和贸易总量的影响方面，很少有针对双边贸易模式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由于贸易自由化后，产业内的调整成本要小于产业间的调整成本，因此，如果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快于产业间贸易的增长，那么两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就会呈迅速减少趋势，从而两国在自由贸易区中通过贸易模式的变化所获得的长期净收益将增加。
由于现有的对中韩自由贸易区产业影响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基于较粗产业分类进行的产业间影响分析，所以文章基于具体产业来定量研究中韩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影响，具有某种创新性，中韩自由贸易区的长期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公平，可预见性的自由贸易区的市场环境。中韩应充分利用两国各自优势促进各自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升国际地位，同时带动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汇率协调；货币融合
自从蒙代尔(Mundell)1961年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后，国际货币合作与协调便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和欧元的启动为亚洲货币合作带来了相应的示范效应。东亚金融危机让东亚国家和地区意识到进行区域汇率合作是东亚货币的出路，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货币合作又必需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来承载，纵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除了强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之外，还强调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协调，维护区域汇率的稳定，以此来推动区域性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在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会趋向货币一体化(欧元)或强势货币逐步替代弱势货币，由此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促使自由贸易区向真正的经济货币联盟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初期也必须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家之间的汇率协调，因为稳定的汇率机制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和跨国投资的风险，促进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使自由贸易区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东盟主要国家汇率安排的取向与构建东盟货币区的前景
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东盟主要国家而言，汇率制度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是由单一主要货币钉住汇率制转向货币篮子钉住制。在实行货币篮子钉住制时，不仅应充分考虑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要慎重地选择货币篮子的组成，在此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动态地调整钉住货币的权数、拓宽货币篮子的组成。二是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管理模型，制定各国汇率波动的区间。事实上，汇率波动的区间安排是界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间的一种中间型汇率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集中了两种极端性汇率制度安排的优点，不仅有助于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纪律，而且在资本流动性较强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也提供了抵抗冲击的灵活性。鉴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东盟主要国家目前正实施一种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即实行一种不公开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其好处是货币当局可以避免根据事先公布的安排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而被动地进行频繁的调整，同时可以避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币贬值给其他国家实行报复性措施以口实的情形。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货币当局依据未经公布的一篮子货币调整汇率，利用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来掩饰本币的有效贬值。
东盟的经济体大部分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固定比率制度。因为在这些经济体内，汇率变动不大，可能伴随着对实际竞争力的明显效应。而且，在开放经济体内，由于总的价格指数会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更为波动。经常的汇率调整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作为这个标准的推论，经济体的规模越小，它就可能更为开放，因此，东盟国家更倾向于加入货币区。在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主要以原来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为主，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正在加快建立经济一体化进程，各国存在较强的政治意愿，并存在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所以东盟核心国家在很多方面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来可以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至于东盟四个新成员，它们与核心成员差距较大，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上强调和不干预内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不具备实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应当看到，东盟如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将有助于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助于经济复苏，对区域经济和中国的经济也无疑将起到正面影响。
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反应及评述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称人民币汇率不钉住单一美元。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各国反应及外电评论不尽相同。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规定表示欢迎。日本内阁厅长官佃田博之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人民币国际货币的第一步。马来西亚央行即日宣布，允许林吉特汇率实行管理浮动，决定即时生效，林吉特汇率将由经济基本面决定。韩国央行表示，如果美元对韩国的汇率过度下降，该国央行将采取强有力措施稳定外汇市场。而新加坡则称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仅可能成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暗示，而且可能对全球的货币安排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从总体上看，亚洲没有完全可兑换的货币。除日元以外，亚洲大多数规模较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韩元、新台币、泰珠等)在资本账户内都不可完全兑换。这就意味着亚洲国家之间的大量贸易和其他金融交易的定价、开发票和结算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货币不可兑换的另一个派生物是美元已经成为亚洲各个国家保护其与亚洲其他国家出口竞争的参考基准点，结果亚洲事实上成为美元区的一部分。随着亚洲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相对干预的政策，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已经被减弱甚至被消除。随着中国放松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并继续开放其资本账户，我们应该开始考虑亚洲国家货币开始表现得更像一个脱离美元区的货币联盟，而不再是作为一体化的障碍。鉴于以上论述，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元脱离联系的步伐将非常缓慢。这一速度取决于亚洲希望且能够多快地它们的货币完全可兑换。考虑到亚洲金融体系发展的不完善状况，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与众多表示赞同的意见不同，麦金农在2005年7月2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货币战”指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具体存在以下五个问题：(1)中国货币当局在放弃了过去的货币政策对象(即“锚”)之后，没有相应响应一个新“锚”，从而使自己的货币政策运作变得不明确起来。(2)中国经济将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出口的经济增长减速。(3)在大量“热钱”进入中国的同时，国内货币市场将面临“零利率流动性陷阱”，货币当局将发现在新形势下难有作为。(4)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出口，而且也会影响进口，尤其是通过影响国内投资和国内经济增长而引起进口需求的减少，从而升值对中间贸易平衡的最终效应变得不确定(即不能断定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贸易顺差缩小甚至转为逆差)。(5)如果中国贸易平衡格局不因人民币升值而出现显著改变，来自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协调与人民币区域化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的汇率协调
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成本，同时间接地减少外贸企业内部关注地区内货币兑换和汇率风险的人员及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区域内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从而降低决策成本，使价格体系成为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更好的向导。因此，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即产生所谓的“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Frankel、Schmukler、Serven(2000)提出了“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等对外依赖关系，因而应使其货币与某一关键国家的货币(锚货币)挂钩，以稳定经济发展，至于采用何种货币作为锚，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政治关系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名义锚”理论风行一时，主张对汇率确定一个目标，以此来加强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计划。因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协调、合作初期的原则应是：一是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和稳定性；二是建立自贸区最优货币区的时效性和效益性；三是自贸区货币合作的权力制衡性。可以在建立统一目标系统框架后，分阶段、多层次，高速度推进。
中国向货币篮制度过渡，然后与东盟国家采用共同的货币篮，这在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内容：(1)确定参与方相互间的均衡汇率以及波动的大致幅度，同时明确机制参加方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2)自贸区内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至于这几种货币在自贸区各国货币篮中的权重，考虑到货币合作的特点和降低实施货币合作的难度，各国在初始阶段可以根据各国的贸易方向和政策偏好有所侧重，不要追求“一刀切”。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后，将“锚定货币”的权重由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对外贸易比重自行选择的权重过渡到根据整个后贸易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的权重。(3)区内各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揽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并自行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共同确定波动幅度。(4)每个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名义汇率制度。比如印度尼西亚保持爬行钉住汇率制度，这将大大降低各成员国制度转换成本、减少货币合作的阻力，从而迅速推进货币合作的进程。(5)实行“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允许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汇率失调程度的判断，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者是平价波动范围；或者制定某种调整的规则，根据规则来做出自动调整，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固定汇率制或者钉住汇率制下因汇率僵化而诱发的投资冲击。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自贸区汇率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6)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短期融资安排的融资机制以帮助成员国家对抗货币投机，防范投机冲击、稳定外汇市场，保护汇率制度，或者就此建立自贸区货币基金。
(二)人民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区域化
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趋向成熟以后，着眼亚洲统一货币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要确定机制化的“货币锚”，即以人民币和日元共同组成双锚，这是由日本现有的经济、科技、金融等综合实力和我国经济规模、发展前景及其市场潜力等因素所必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以这个货币锚为核心构建成特殊的双层框架：一方面日元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保持相互的汇率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其他参与方货币不直接与美元挂钩，而与日元和人民币挂钩，随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上下浮动而波动。这个框架基本可达使参与方面货币的汇率波幅不大，且对美元汇率有调控的联合浮动，为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对东盟特别具有吸引力。据预测，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7．2％。东盟货币区与人民币货币区的融合，除了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外，还有地利、人口、地缘上的优势。据统计，东盟地区有50多万华人，形成一张覆盖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网络”，这对两大货币区的融合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个“华人经济网络”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湄公河黄金水道的开发，中国一东盟陆路交通的贯通，将把中国与东盟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至少是地理意义上的，到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但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定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而没有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和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协调，就如同建在流沙上的大厦，随时都有被中断和倒塌的可能。
四、结论与建议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8篇
国家立法需明确规定建立自贸区的条件、允许入区的商品、授权操作以及海关监管程序，具体包括对适用性、自贸区建设及其布局的专门要求。海关有权对自贸区仓储货物进行自由查验。不仅进口商品，国内商品也须经过授权方可进入自贸区。对进口货物的进入限制通常出于公共道德、安全、健康和动植物检疫等方面的考虑，或是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海关通常要求申报人提供抵押，如缴纳相关税费，以确保相关海关义务得以履行。在自贸区内，应允许以保存货物为目的而对货物进行处理。另外，应明确规定加工和制造业务的规则。国家立法需明确规定，哪些商品在自贸区内部消费时可享受关税和其他税费全免待遇。除特殊情况外，货物在自贸区内的停留时间需符合规定。允许转让区内货物的所有权。对于已进入或在自贸区内生产的商品，应允许其转运到另一自贸区或是适用其他海关程序。若货物从自贸区转出内销，则国家立法须对确定货物数量、价值的时点加以明确，同时确定所应适用的关税税率。若自贸区要关闭，应给予有关人员足够的时间，以便他们将货物转运到另一个自贸区，或是根据海关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安置。
WTO规则下的自由贸易区
原则上，WTO规则适用于成员国的全关境，当然也包括自贸区。此外，WTO规则明确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律法规、管理程序上与附约中所规定的责任保持一致”，因此自贸区的法律组织形式必须符合WTO的相关要求。
WTO新成员的加入文本中，明确定有自贸区适用的四类规则：(1)非歧视性；(2)补贴；(3)贸易相关的投资手段(TRIMs)；(4)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TRIPs)。
在自贸区适用非歧视原则的问题上，需从纵横两方面考虑。从纵向看，由于自贸区经常给予投资者大量额外激励，以致区内外的法律管理机制可能有所不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优惠能否扩展到WTO成员国全关境。持纵向观点的人认为，自贸区的存在动摇了非歧视性原则的基础，扰乱了世界贸易体系，并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欺诈。而持横向观点的人认为，政府在自贸区内外采取了平等的政策，且自贸区内外的政策无需完全相同。
政府为国内生产者提供补贴会导致贸易扭曲，因此被WTO所规制。大部分自贸区坐落于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附近，提供此类一般性基础设施不能被视作补贴。但是，政府为自贸区内企业提供低于市价的土地、电力、水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将被视为补贴。一般而言，非商业性的政府贷款、贷款担保和其他财务支持将被视为津贴和福利。在自贸区内，出于商业考虑而采取的措施不被视为补贴。退税方案同样不被视为补贴，因此可在自贸区内运用。
WTO规则禁止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例如本土原料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管制或出口限制。各国政府设立自贸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投资，因此他们倾向于放松或者不执行TRIMs。与补贴情况不同，TRIMs的特殊差异化待遇并没有在自贸区被广泛适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许多国家在许可的转变期内，并没有披露其自贸区内前后不一致的TRIMs。也就是说，WTO成员国不愿使用禁止陛的TRIMs，也不愿将其告知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Agreement)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协议囊括五个方面：(1)贸易体系基本原则的应用和知识产权条约；(2)为知识产权提供足够保护；(3)成员国关境内的权利执行；(4)WTO成员间争议的处理；(5)过渡期特殊安排。海关规则与贸易规则：并行应用的问题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9篇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运作;中韩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合作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机各有不同,比较常见的观点是:由于所涉及的国家较少,自由贸易签约国可以比较容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1]?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它的成立及成功运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树立了典范?目前,中日韩三国正积极探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政治等各项原因,这一进程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考虑中韩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及区域合作的发展?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相似之处
美?加?墨三国在1992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三国议会批准,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从而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的贸易联盟?中韩如果能组成自由贸易区,则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很多相似之处:
1.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较大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国?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内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在中韩贸易区中,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韩国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
2.以垂直互补型分工为基础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集团内实行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第一次尝试,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韩两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的互补性上,中国在能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占有优势,而韩国在知识和技术方面有优势?
3.区域内国家经贸联系密切
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场所?投资方面,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场所之一?同样,美国又是加拿大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
中韩经贸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猛发展,进出口贸易额从1992年的50.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 343.1亿美元,增长将近27倍?其中,中国出口445.3亿美元,进口897.8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据韩方统计,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从投资上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呈逐年上升的势头?韩国对我国投资始于1985年,起步较晚,1988年韩国才开始直接向我国投资?1985年至1992年,韩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只有943项,合同金额6.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仅1.6亿美元?1992年之后,韩对华投资步入快速增长阶段?2006年1—11月,韩企业对华直接投资3 894项,实际使用31.6亿美元?韩是中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截至2006年11月底,韩累计对华实际投资342.6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韩投资增势放缓,1—9月实际投资762万美元,截至2006年9月,对韩投资累计8.9亿美元[2]?
4.世界经济环境的压力
加拿大政府国际贸易顾问m.a渥克指出,三个经济水平发展悬殊的国家能够走到一起组建自由贸易区,主要是由于成员国面临的世
界经济环境压力及成员国内部近年来经济协调的结果[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的步伐,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
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根据wto的统计,截至到2005年,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达300多项,其中大部分是在1990年以后签订的?欧洲是区域贸易协定最集中的地区,目前占全球已实施国家数量的50%以上,同时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与欧洲和美洲相比,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一度相对缓慢,但一体化趋势极为迫切?在东亚的合作进程中,中韩日三国备受关注?如果没有中韩日的参与以及三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东亚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联合与合作?但是,因为三国经济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差异较大,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韩之间合作的可行性更大一些?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成功运作及其原因
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扩大企业服务的市场范围对经济活动的布局产生影响?在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当一个国家降低它的贸易关税,本国产品在国外的需求会得到增长,这样会促进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另外,自由贸易区还激励本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与邻国接壤的边界地区或港口城市,这样产品更容易进入邻国市场[4]?
(一)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都从自由贸易区中获益很多
1.政策的稳定性带来投资环境的改善
投资者希望现有政策稳定不变,且后续政策有保障?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好符合投资者的意愿,因为它规定了从行业惯例到贸易服务?投资规则的各项基础政策?并保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得投资者信心十足,在区域内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并因此使这一地区在投资和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拥有4.21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11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如此巨大的市场使得贸易区内的企业很容易从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竞争优势?区域内规模经济的取得不仅得益于美?加两大市场,墨西哥潜在的消费市场也是重要因素?墨西哥对消费品中某些技术性产品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对于制造商来说,存在着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大好机会?
(二)其成功运作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模式创新
北美自由贸易区突破了原始意义上的一体化模式(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内垂直分工,同样达到规模经济,解决了发达国家资金相对过剩问题,解决了市场问题,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携手共进?
2.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实行有差别的消除贸易壁垒安排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条约生效后,立即取消50%商品的关税?但这一义务在三个成员国间的分配是有差别的?协定生效后第一阶段,墨西哥只对来自美国35%的商品取消关税,对来自加拿大的商品,只取消其中的5%的关税,而美国和加拿大,则立即对来自墨西哥的80%的商品免税,这样,使墨西哥得到了很大的优惠,也加强了该协定对墨西哥的吸引力?
3.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以实现商品流通为目标外,还增加了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促进相互投资等目标,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弹性,为三国间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得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行为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对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
1.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所以,中韩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会为
中国和韩国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在区域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投资和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如果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会为中韩两国的制造商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从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运作的原因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模式创新为中韩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可能性?北美自由贸易区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这就要求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应该照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的利益?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多层次就要求中韩自由贸易区在多层次?多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从而推进中韩更高层次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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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借鉴与启示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概况及特点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概况
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率先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为了不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落后，墨西哥开始加入谈判。1991年2月5日，美、加、墨三国总统同时宣布，三国政府代表从同年6月开始就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展开谈判。经过14个月的艰苦谈判，在1992年8月12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该协定正式生效。协定决定，自生效之日起15年内三国应逐步消除它们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通，从而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
北美自由贸易区通过垂直分工体现了三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美国和加拿大利用其发达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商品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扩大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这使得美国对加、墨两国的出口12年增加了133%。墨西哥可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同时还可以从美国获得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本国产品的更新换代。近几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在商品进口总额还是在出口总额方面都保持国际贸易地区份额的首位，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欧盟国家的相应总额，已经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1/4左右。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特点
1．“南”、“北”共存性特点
地区性贸易安排一般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近的有关国家组成，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实际运行中的“调整成本”。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则不然，其中既有当今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又有“七国集团”之一的发达工业国家加拿大，也有已跻身于新兴的工业化经济的行列，但从总体上看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经济发展水平迥然相异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处在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中，因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既存在着美、加之间的“水平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又存在着美、墨与加、墨之间的“垂直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这决定了美、加、墨之间既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基础，又客观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
2．一国主导性特点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集团，美国既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中，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及金融、保险等生产业等诸领域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加拿大虽属发达国家，但它的总体经济实力远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墨西哥则是一个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尤其是美、墨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也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方向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利益与意愿。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就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合作开创了先河，从而给世人以巨大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之一，自由贸易区也充分发挥了其优点，证明了其有效性。
在经济利益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三国取得了宏观利益：第一，规模经济效益。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很容易从其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取得竞争优势。第二，实现优势互补。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了三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第三，改善投资环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行业惯例、服务贸易、投资规则、争议解决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有利于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增强北美地区投资人的信心并保障他们的利益。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极大进展，尤其在促进成员国发展对外贸易、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功。然而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批评之声也始终未曾停歇，主要集中在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上。
在美国主要是抱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美国的企业处在同拉美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不公平竞争中，加剧了美国就业压力。美国政府曾允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每年会给美国创造2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在其实际运行以后，美国的失业人数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刺激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到墨西哥投资，这虽然使墨西哥的就业增加，但当地工人的工资自1994年以来却下降了近三成。三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是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另一个争议焦点。三国的综合国力和市场成熟程度悬殊，但要实行同等程度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这就意味着墨西哥是在同美、加进行着一种不公平竞争。
实践表明，虽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运行，在客观上的确给墨西哥带来可观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利益，但却解决不了墨西哥自身的深层社会经济问题，不足以在墨西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灭贫困的目标。
三、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美、加、墨三国出于各自利益的全面考量，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据此设计了一整套维持其健康运行，实现北美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运行机制。在十多年的实际运行中，既体现出明显的成效，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就如何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并尽快取得成效，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来保证制度化的紧密合作、确保自由贸易区的顺利运作。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合作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非关税措施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此外，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也包括在协议中，为保证协议的执行，必须建立和健全高效的组织机构。但是目前，不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种协调机制不完善，就是原来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各种机构的协调能力也未尽如人意，这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很不匹配。应效仿北美的做法，设立超国家机构，下设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各司其责，并制定有关条约来规定各个机构的职能和管辖范围，以保证组织的高效运作。
2．区别对待，实行差别化的措施。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垂直分工一体化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模式，美、加、墨三国之间实行部分商品不同关税率和差别化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措施，并以法规的形式保障有效实施。在这方面，中国与泰国于2003年在近200种水果蔬菜农产品上实行零关税；200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早期收获的免税行动将开始实施。这种贸易门槛的逐步降低和拆除，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和开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3．加快信息化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实现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中国―东盟电子化”建设，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对于信息化服务，在观念上，强调利用现代技术提供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服务，而不是仅仅把电子政务建设当作政府业绩；在技术上，使政府的管理更加规范化、高效化和透明化，加强各国之间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不能忽视环境的保护，在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值得借鉴。
4．加强同自由贸易区域外的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的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加强自由贸易区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排斥区域外的国家。吸引区域外发达国家来投资，利用贸易自由化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追赶效应”，在实现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机会把成员国的生产力和收入不断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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