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论文范文

流行文化论文篇1

本文作者：杨贤春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当许多消费者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无形中对流行服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意识，其结果都是这样。事实上，流行服装的潮起潮落有其特定的规律和周期。但归根结底它必须紧跟时尚的风潮才能使流行，它具有不确定性，虽有人为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的力量，甚至还有民俗、宗教、地域等因素，这些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服装的流行。社会的意识往往决定着人们对时尚和流行的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对服装由以往共性的需求迅速地转变为对个性化风格的需求。特别是中国与欧美国家通过服饰文化的展示与交流，其服装流行的周期大为缩短，并从国际化、时代性的视野中接受了更多服饰文化的理念。在信息流的支撑下，中国女性在着装上更为大胆，敢于穿、敢于表达自己对服装流行的追求，敢于通过服饰文化去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中国女性在服装流行中不断寻找个性的美感，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其个性就是独立性的表达，不愿意被别人认为其在服装流行中是没有意识的人，更愿意做对时尚和流行自觉的人。无论是古典美还是现代风格，只要流行和喜欢，就愿意穿，甚至是与女性性别相悖的服装，因为她们是在追求个性服装中的自由。与男性服装相比，女性服装的款式变化多，色彩更加丰富，有人形容“服装是女人的世界”，这话虽有些过头，却也是实话，因为女性有着更多的挑选权利。所以，男性在追求服装个性表现上往往“以材取胜”，注重服装流行的材质和材质肌理，他们通常重视视觉感官上的感觉，在手感上有一种舒适感和新颖感，在款型方面强调和讲究自由、品质，有一种心理上的解放，能释放工作上的压力，且能通过服装流行去选择更随意的组合搭配，以此证明自己在服装搭配上的能力、创意组合能力。世界服装设计大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吉尔、桑德尔、马丁•希等在评价自由的个性化服装时都表示认同，并认为这种个性化风格具有创意境界。实际上服装流行的共性和个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中国走进改革开放的春天里，现在的中国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性化的服装流行大国。

服装流行中的个性化风格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如果从时代特色的角度去分析就不难发现和理解，这正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存在的“自我价值”，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人们以舒适、自由、轻松、活泼为目标，极力拉开与别人的距离，以此构筑自己的精神高地，以一种个性化服装表达方式来自娱、自乐，从中倾注自己的情感。因此，人们现在在服装消费中已非常理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消费观和消费心理方面的成熟使得其在价格方面更有自我控制力。正是这种现实、实际的观念和目光，为个性化服装流行提供了环境和空间，特别是那些简洁、明确的个性化服装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将以独特的魅力去征服消费者。实际上每一种风格的服装产品首先要在心理层面让消费者接受它、喜欢它，这是获得市场空间的先机。个性化服装风格既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产生，又在国际服饰文化的流行中传播到各个国家。因此，服饰的交流会形成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从而形成新的个性化风格，特别是在时尚文化中，工业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并主导着世界时尚的文化流行。国外在个性化服装中所传播的“简洁是美”“和谐是美”“优雅是美”的观念，形成中外文化在服装中的交汇和撞击，它以自身独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对个性化情有独钟的消费者。各种不同的个性化服装给中国的服饰带来一股清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每一次流行所刮起的旋风都会有大批的追随者，因为这种流行中所产生的文化深深吸引着他们，而这正是在不同时期由个性化服装所创造的形式。正如法国服装设计大师香奈尔所说的“设计师他只需要在适合的时候拿出合适的款式”，这就是对个性化的解读。个性化的服装风格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和推崇，那是因为人们在其个人心理中总有求新、求异的理想和希望。一旦设计师抓住某个细节，特别是把握流行趋势，并在设计主题上做足文章，那么这种经过深思熟虑且被提炼的简洁的个性化服装就会成为消费者追逐的时尚。也许设计师的高明就在于善于从消费者的期待和迷茫中给他们以最大惊喜，使其从迷失中重新找到感觉和方向，从而创造经典、创造新的个性化服装。香奈尔曾经这样评价：“时尚来去匆匆，而风格永存。”这就是说个性化服装，其实就是流行与时尚中的创新，它是人性化的高度提炼，顺应了时代和时尚的潮流。

服装的个性化风格需要叛逆的精神，敢于向反时尚挑战，如果没有“喜新厌旧”的思想，个性化风格就没有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讲，个性化是其自信的表达，而对设计师而言创造个性化风格，就是要使这种风格成为时尚，并以这种新时尚去引导消费者，使他们在社会共性审美和公众趣味中去发现属于自己个性的美感。因此，消费者和社会时尚总是互相交替，一方面消费者为彰显自己的生活风格去流行的潮流中体现其变异性特征，反映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时尚潮流则成为了服饰时尚的先锋和开拓者，特别是最先到达的潮涌和浪花，以最快的节奏和速度引领着时尚。就像2010年意大利向世界推出的纨绔风格服装，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个性化服装，因为它把握了服饰流行的脉搏，以它特有的力量从另一种层面诠释了西方经济衰退的内因，唤起人们对复苏经济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服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其重要意义，并表达出时尚的美感。服装的个性化和流行化如果从哲学的层面上讲，其实质是哲学的认识论反映，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设计师都必须有一种超前的认识，才能敏感地对流行进行预测，并在其过程体验时尚的美感。对消费者而言，以个性化服装去表现时尚的语言、感觉，以服装传达出内心的美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设计师来讲，只有在时装流行的潮流中汲民族文化之精华，纳世界时尚艺术的风采兼蓄并用，才能折射出个性化服装的光彩。

流行文化论文篇2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6.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流行文化论文篇3

基础环境与平台的改善

第一，物流信息化的基础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以九部委《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一文为代表，各级政府已把物流信息化作为一项基础建设纳入规划。在国家的中长期科技规划研究中，把信息化和标准化列为物流科技最主要的两大关键技术。

第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有了新的进展。例如交通部的三大平台建设：联网收费、安全监控(建设质量安全监控和水上运输安全监控)、公共信息服务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科技部“十五”期间确定的10个智能交通系统示范城市中，几乎都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研究开发作为示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个城市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部分城市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除了物流中涉及到例如通关、税收、交通、保税监管等主管部门的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和应用外，已经出现了一些跨部门的合作，例如商务部与海关、银行的电子政务平台合作，正在把与内外贸业务有关的企业安全证书逐步过渡到电子口岸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建立“一卡通”和一体化服务体系。

新白云机场“空港物流监管信息平台”的开发与建设，是海关与新机场合作的信息平台，该信息平台以舱单数据为依据，将卡口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快件通关系统、电子地磅等与通关系统联网。此外，在技术服务方面如数据交换平台、GPS/GIS、利用手机通讯网络进行定位/跟踪的信息系统等有许多应用案例出现。

第三，信息系统的整合技术受到关注。由于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的趋势，物流企业力求扩大规模，采取合作、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发展自身的网络体系，同时也在调整、升级自己的信息系统，于是产生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需求，就是进行原有信息系统的整合。一些信息系统供应商已经意识到，物流信息系统需要尽力在标准化的结构和标准化的基础功能模块化之上，才能降低开发成本。于是结构标准化和基础功能模块化以及分布式为主兼顾集中管理需求的方案逐渐成为主流。

第四，以RFID为代表的新技术显示出强大的冲击力。今年以来RFID可能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技术热点，特别是WAL-MART和METRO等强势企业要求其供应商从2005年开始使用RFID，使得此项技术的应用前景备受关注。我国也已经有像海尔集团的自动化仓库管理系统和铁道部车辆调度系统这样的成功应用案例，但是就全国而言，成功应用案例的缺乏仍然是影响此项技术推广的首要因素。

第五，供应链管理的信息系统应用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两年前我们在征集物流信息化应用案例时，有一个统计，表明当时属于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信息系统不超过5%，现在看来比例可能会有明显提高。供应链管理系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业务范围更广，不仅有物流，还有商流甚至资金流，服务内容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扩展的，个性化特点也更突出;二是要求信息系统更高的开放性，要与客户的系统相衔接、相整合，实现业务的协同。

国内各行业的领袖企业，如：新华制药、广东美的、江苏春兰、上海烟草集团、雅戈尔集团等纷纷实施了SCM管理应用。其中格兰仕在整合分销渠道基础上建立的供应连管理系统进一步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准确预测客户需求，科学安排产销计划，加快存货周转，避免呆滞存货。山东鲁能帆茂物流公司则成功地在煤炭领域建立起供应链，从煤炭被挖出，运输到煤渣的回收、利用和废弃物深埋，从煤矿的采购物流到分销物流，实现了一体化的信息管理。

第六，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于物流信息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今年以来公共服务和政府监管方面开始成为电子政务的重点。京沈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的开通，实现了高速公路由分段建设，分割式管理向综合管理、网络化管理的转变，为探索完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和新的运营模式提供了经验;江苏省建立的“绿色通道”通关信息系统，高新企业出口可享受提前报关、联网报关、快速转关、上门验放、加急通关和担保验放等六大便利。此外，这些数据的积累也有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第七，物流系统供应商的竞争加剧，盈利模式尚未成熟。国内外的著名物流系统供应商开始关注国内的中低端市场，例如ORACLE、SAP等公司纷纷推出简化版的物流或供应链管理软件系统，向中低端市场进军;此外还不断有新的IT公司进入国内物流市场，例如美国麒麟远创、中国航天集团等。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物流系统供应商亏损甚至倒闭，退出市场。即使盈利的企业也在探索究竟物流信息化的市场有多大?盈利模式是怎样的?已经有一批企业开始从单纯的信息系统供应商转变为参与物流业务的运营，变为服务商。

未来之路上的五大热点

以上是物流信息化发展的一些历程，展望物流信息化未来的发展之路，以下几方面的发展可能是值得关注的热点：

一是RFID的技术可能会在一些局部、区域性系统的应用上得到突破。应用是推进此项技术发展的动力，包括有关的标准化体系的建设也要在应用中逐步成熟，更值得关注的是RFID技术对商业模式和物流流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二是系统整合技术更受关注。既包括系统的总体设计和建模方法，也包括系统的开发工具和运营平台的日趋成熟，平台化和基础功能标准件的结构越来越成为管理软件的必然选择。

三是信息化与标准化的结合更加紧密。标准化将进入信息系统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模块，信息系统处理的单证以及相关的物流术语等等，此外还会涉及到信息技术和设备的标准。

四是商业智能(BI)技术的应用开始起步。一些有数据积累和信息化管理经验的企业开始进一步提升其管理和决策的水平，更深入地挖掘数据、寻求规律，目前可以预期的方法论有两大类，数据为基础的识别法建模和经验为基础的先验法建模。

流行文化论文篇4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化产业和音乐产业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框架对于分析流行音乐业务的逻辑和动态及其复制的全球所有权和控制模式是不可或缺的。资本驱动的逻辑首先显示在巩固民族音乐市场上，通过战后美国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到了70年代中期已经国际化。2000年以后各大公司已经将生产和消费与流行音乐进行对接。但这远远不够。文化商品消费的波动和不可预知性，如音乐CD或专辑下载，必须采用各种生产策略，试图塑造和控制消费环境。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表明生产制度如何产生消费并塑造它。这意味着他们还将消费者的账户作为该控制系统的支持。但音乐消费者的文化中介，人们实际购买的品位的选择和变化在文化生产方面已经非常大的转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生产完全控制了音乐类型、消费者的品味以及产品被聆听的方式。因此，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已经完全商品化了。这个过程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将文化商品化的战略的一部分，从而通过将文化生产与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整合休闲与工作。结果是，流行音乐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一个产品和下一个产品之间只有微小的变化。阿多诺在这里强调非常可预测的音乐类型的微小变化可以确保核心标准化，同时满足在音乐消费者中寻求新奇的欲望。

阿多诺甚至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是预先消化的，他们对消费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就是产品生产的消费者的可预测性。他们也会对消费者进行不注意的倾听，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可预测的核心的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变化。因此，阿多诺认为听众被婴儿化，即品位降低到儿童的水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严肃的音乐几乎没有机会。这种观点认为，音乐不仅完全商品化，而且还成为社会控制、舒缓和安抚普通听众的人。所有这些都表明生产能够控制消费，品位的模式将由音乐事业决定。但是，数据也表明青少年流行市场非常不稳定，远远超过了命中率。这表明，流行音乐的制作与消费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而音乐商品化却使得广泛定义的音乐消费类型的发展不可能将消费完全整合到首选的生产设计中。

二、文化生产：从过滤到文化中介

虽然将音乐作为主导结构的重点放在生产上是非常有道理的，但音乐业界对于唱片公司等组织的分析显示，这些组织允许对可变、复杂的文化制作进行描述，在消费时甚至可以有争议。這种模式的文化生产集中于了解音乐中的象征性物品如何在特定的商业和制度环境中产生，这些环境会影响到受欢迎度和可销售的趋势，文化组织（如唱片公司）将根据消费趋势和风格来解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 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演示了音乐及其商业交换的象征价值往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发生在组织中，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够控制业务的程度并将音乐作为商品而不是消费者的口味。实际上，音乐风格的模式和趋势不仅仅是消费者需求的结果，更多的是生产者决策的结果，有时候能够成功地与观众和其他因素连接。这种观点表明，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生产者在面对不可预测性的情况下，通过开发其控制音乐市场（水平和垂直整合，过度生产，差异选择和推广）的实践来面对音乐消费者的不可预测性。产品输出的边界是媒体，它可以选择性地覆盖新的风格和标题。由于唱片公司依靠广播电视引进新艺人和创造新纪录，所以宣传活动的目标受众是媒体守门人或消费者，例如DJ，唱片评论家和作品编辑。媒体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子系统，因为这个战略检查点阻止或促进了时尚潮流。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意识的存在和可用性取决于报纸和杂志的特色故事、评论栏和广播电台的播放。唱片公司对这些媒体看门人的反馈非常敏感。

这种模式假设过多的原材料在文化工作者的各种检查中被过滤出来，物品的象征价值是通过在特定环境和约束类型下运作的群体的社会行为来达成的。文化工作者不仅仅是过滤对他们没有意义的文化对象，相反，文化材料的象征价值是通过解释性知识框架进行文化建构的，这些解释性知识框架是由调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空间而产生的。它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有能力塑造和重新引导文化商品的形式使其符合生产过程中其他文化中介的期望，这对于实际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文化中介一词是由文化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创造的一个术语，它已经被用来预测和促进新形式的的创造性工作和休闲娱乐。文化中介的作用是通过对品味和愿望的反身监测和商品塑造来满足预期的需求，将生产转化为消费。这种模式假设唱片公司的边界更加多缘，参与唱片对象调解的每个人都构成了象征性领域或文化中介，消费在每个阶段都被折回到生产阶段。 因此，文化中介，如唱片制作人，可以在干预制作组声音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试图通过组织安排和记录来重塑，使结果符合其他文化工作者的期望。

流行文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日剧韩剧曾一度风靡中国，如今美剧热也来到了我们身边。2004年，美国abc电视台推出最新电视连续剧((desperate housewives》不仅在北美地区迅速蹿红，更是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球130余个国家和地区。事实上，美国文化正通过音乐、体育、电影等手段，越来越大地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化形态。本文将解读这部以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为主题的通俗电视剧，分析美剧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通俗电视剧反映世俗的生活和世俗的情感。它的产生是有多方面背景原因的:1社会开放:大众文化的通俗审美特征更多的要求电视剧能以其娱乐功能，调节紧张情绪，舒展其生命力。在这种特定的精神要求下通俗剧应运而生。2经济影响:通俗电视剧更具有商业价值，更宜于推向市场便于大众消费，有较强的商品属性，使它能够在文化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在市场竞争中，对高雅电视剧产生挤压甚至于排斥。3电子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使其更易于传播，从而产生更广大的受众面。

一、通俗电视剧的主要审美特征

1.故事性与语言性以“讲述一个故事”来满足大众想“听一个故事”的愿望，《绝望主妇》用一个死去主妇灵魂的叙述作为旁白，引领着每一集的故事推进，他居高临下地用既甜蜜而又讽刺的声调把生前亲人、朋友的故事描述给电视观众。对于语言的运用，它更鲜明的体现了与国内通俗电视剧的不同。在媒介的传播中语言和文字，图画一样都是一种符号，而非事件的本身，是人们摄取外来刺激，通过思维赋之以形式，最终受众再对其进行解读。《绝望主妇》的语言特点就是直接明了，用最直观的方式刺激受众的听觉，以加强感染力的。举儿个例子来看一看:加布丽尔·索利斯是剧中一位离不开金钱的主妇，她说:“我试过从贫穷中找快乐，可根本找不到快乐。”这句话相信应该表达了当今社会众多人的心声，在大家还在含蓄的表达“金钱不是万能，没钱是万万不能”时，剧中人物却一语中的，与中国许多电视剧中“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主题相吻合，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让人大呼过瘾。不仅如此，美剧的语言直白的涉及到中国电视剧不敢随便谈论的话题，这与文化差异有关，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个问题。

2.情节性与人物性。与情节紧密联系的是人物形象，《绝望主妇》以四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主妇为主角:离婚的单身母亲苏珊·梅尔一心要寻找忠贞长久的爱情;曾经的职场女强人丽奈特·斯加沃现在的生活被四个顽皮到令人生厌的孩子完全占据;布丽·范德坎普以强硬的铁腕风格治家，事事追求完美，直到发现丈夫居然有了外遇，她对整个家庭的统治开始走向土崩瓦解;加布丽尔·索利斯年轻貌美，丈夫富有，房子豪华，但是这些无法填补加布丽尔心灵的空虚。四个女人的故事个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绝望”笑容背后“绝望”的生活，现实的观众也在她们身上找寻着自己的影子。生动的人物形象与丰富的故事情节有机地浑然一体，确实构成了通俗电视剧对受众的主要吸引力。

3.通俗性与时效性。通俗与高雅对立，它以其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占有广泛的市场。当红明星的加盟和热门话题的探讨使制片商最大的卖点。该剧中美女、隐私、丑闻、谋杀、探案等热点元素应有尽有。比起曲高和寡的高雅电视剧、自然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4.大众性与受众性。通俗电视剧是大众的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电视剧都要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相反，它的大众性应该是以类型丰富和风格多样来获得更多的受众。美剧的受众应该是广大的年轻人，他们乐于从网络上获得更多外来文化的信息，并且永远站在风日浪尖引领着这种文化。《绝望主妇》不仅以女性婚姻观为主题获得了主妇的追捧，还因其与《欲望都市》的相似性吸引了更多男性的眼球。

二、开放度与本土化

如今，通过网络观看美剧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央视国际部引进的《疯狂主妇》曾引起一阵观众对其语言翻译的讨论。在央视版的《疯狂主妇》中，所有关于”性”的话题被删去或弱化了，而以”爱情生活”、”卧室生活”等一系列含糊字眼来代替，如此的翻译与配音自然成为了中国”主妇”迷们的”众矢之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多年的实践中为中国电视观众引进，译配，制作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工作并不只是单纯的翻译与编辑，而是要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在保留开放的程度上进行本土化，通过一种传播的艺术实现更深远的跨文化交流。

1.开放的广度。引进节目的范围，节目的品种，引进的方式都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拓展。早期的港台、日本到现在的韩国、印度;改革开放初期经典影片的引进到情节性较强的电视剧;单个节目的引进到通过公司合作的整体引进，都在证明开放的广度。

2.开放的高度。整体文化格局可以划分为三类: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符合主流文化的较少，但是通过经典名著改编的影片体现精英文化很早就已经出现。不仅如此，适合大众文化口味的电视情景剧也开始出现。正因为如此，为了与主流文化相适应，并且保持作品原有的个性与民族文化，更加要求央视这样一个国家电视在放大限度的基础上把握好尺度。

本土化是使引进节目的核心，无论央视引什么内容的作品他都不能脱离我们自身的文化，否则他将失去受众，更不能偏离当今社会正确的价值取向。因此按照我们民族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去选择加工改造，并加以修饰是必须的步骤。其中语言的表述就是跨文化交流中最棘手的问题。例如在《绝望主妇》中，所有关于”性”的话题被删去或弱化了，而以“爱情生活”、”卧室生活“等一系列含糊字眼来代替，也许受众完全明白为什么会被如此翻译，但是却接受不了这般现实，倘若能够接受，相信这部电视剧也就很难在国内引来收视狂潮了。

如果说语言的表述是必须在翻译时经过修饰的，那么该剧中黑色幽默的叙述方式则是中国电视剧需要借鉴的，用喜剧的表现形式去描述残酷现实生活，实际剧中每个人都是不快乐的，她们把自己最痛苦不为人知的一面隐藏在内心的灵魂深处。黑色幽默在当今中国年轻人的眼中拥有广泛的市场，他们以美国冷幽默来讽刺上一辈人的生活态度，并激励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生活。

再比如电视剧创作的机制，美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每集的结尾留下一些悬念，编剧则根据民意以及自身的灵感讲故事继续续写。这就是与本土电视剧最大的区别，电视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愿望发展，它保证了电视剧的质量也稳定了较高的收视率。所以一方面，有些东西因为本土化而被剔除，而另一方面，更多的精华因为本土化的需要而被吸收。

也许在《绝望主妇》之中很难找出与我们自身的文化相似的东西，相信央视在引进它时也并没有刻意的要求剧中有本土化的元素，但是为什么它能在当今社会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因为差异性的文化正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变迁，变得相似。

三、美剧中的跨文化传播

不同文化的接触是产生文化的变迁的前提，文化一旦接触，就会产生变化的可能。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化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从人们白勺生活习惯到精神倒印，变化都是空前的。不仅如此，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一全球化，也林各石濒域遥本我们的生活，电视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当电视行业的传播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全球化影响下的跨文化的交流。

《绝望主妇》与别的电视剧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与他的片头设计，如果你对美国文化没有真正深刻的研究，那么你看它就只能像过电影一样得不到任何收获。《绝望主妇》片头首先是神话时代的夏娃亚当、随后有将几幅名画稍作改变。贯穿整个片头的就是苹果，一苹果在片头里应该不仅仅是禁果的意思，它还有其它的深意……每个人的本能。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关苹果的故事:夏娃手里还紧紧的攥着一个苹果走进神界的苹果园，园子里的苹果树上结着的苹果个个都要比夏娃手上的那个漂亮得多，于是无所不知者撒瓦戈纳对她说:“你可以在这里挑一个你认为最大的，最好的苹果，但只能挑一个从这里走出去。”夏娃很高兴的答应了，许久之后，夏娃终于出来了，可手中还是拿着原来的那只苹果，夏娃充满沮丧之色的看着撒瓦戈纳说:“我摘不下来。”后者则笑道:“怎么会呢?”最终夏娃终于恍然:原来她始终没能舍得掉手中的这一个。一部通俗的电视剧的片头却如此隐讳的表达着主题思想，运用的还是《圣经》中的经典形象，以西方人的信仰来帮助电视剧本身价值观的传达。而当它传播到我们的文化里时，带来的将是文化接触产生的变迁，因为广大的受众将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行为中去了解，去摸索，久而久之，文化就会变得多元。

流行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网络推手；网络舆论；舆论营造；文化缔造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73—04

一、网络推手的概念内涵与发展轨迹中的文化指向

1.内涵指向：界定网络推手的四个维度

网络推手是随着我国互联网不断发展、普及而出现并成长的一个特殊的网络现象，同时网络推手也随着其自身发展的不断变化，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自2004年前后我国互联网中出现“天仙妹妹”、“芙蓉姐姐”等网络红人开始，到后来不断被揭露出的有网络推手参与的“贾君鹏事件”、“封杀王老吉事件”等，再到近年来成为互联网话题的“凡客体”、“郭美美事件”等，网络推手已经逐渐成为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意义的互联网现象。

网络推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时，不能单一的从某个角度进行简单归纳。对网络推手概念的界定可从四个维度进行：一是作为行业或个人的网络推手，指通过互联网公共话语平台，按照既定的策划方案，信息并人为引导或制造舆论事件，以达到特定营销目标、实现特定传播效果、获取经济或社会效益的个人、组织或行业的统称；二是作为舆论营造活动的网络推手，指运用互联网公共空间，将个人或少数人的言论，以人为的方式，伪造或扩散成相对多数人意见，并由此形成社会舆论话题，以达到特定的传播效果或经济效益的信息传播活动；三是作为广告行为主体的网络推手，指在依靠营造网络舆论获取广告效应的广告活动中，广告行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四是作为网络文化现象的网络推手，指在网络推手的舆论营造活动中以及具有网络推手特征的网络舆论生发、扩散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化现象。①

网络推手内涵界定中所包含的这四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网络推手既是互联网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互联网信息的一种特殊传播方式。这种主动参与、带有预设目的和明显人为引导特征的大众信息传播，也表现出极其明显的文化指向。在网络推手通过互联网向受众输出越来越多的信息之后，虚假民意的产生和网络舆论的营造，造就了网络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从网络推手传播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它明显带有一种由网络现象逐渐演化为网络文化的轨迹。

2.轨迹指向：网络推手由单纯事件营销到文化缔造的转变

我国学者普遍将2003年作为网络舆论的元年，而网络推手的发展轨迹与网络舆论的发展有着不谋而合的关联。网络推手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前后，网络推手一词，则最早见于2005年底②。可以说，网络推手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舆论兴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基础上的，网络舆论也就成为网络推手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网络推手运作实现的必然渠道。早期的网络推手，主要以个人行为实现预设的传播目的。2006年之后，网络推手开始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组织化倾向。网络推手在这一阶段由个人行为演化成了企业化运作，其行为也从单一的推人逐渐变化为组织化、产业化的网络营销活动。

从网络推手的发展轨迹中不难发现，网络推手与网络舆论交织不分的发展方式，以及网络舆论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必然导致网络推手最终从一个单纯的事件营销行为发展演变成一种具有文化缔造作用的信息传播活动。文化缔造强调一种来自外因的对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直接动力，是对文化的创造。如果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宏观的物质精神构成，那么大众媒介的技术变革带来的除了内容革新之外，更多的是来自新的传播模式的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丰富了宏观的社会文化，而网络推手的信息传播活动，则通过塑造新的文化单元、影响社会文化价值导向等方面，起到文化缔造的作用。这种信息传播活动是依托网络舆论这一载体实现的，同时网络推手在网络舆论的生成和扩散过程中，通过对流行事件、流行语、流行形象等的推动，使在其实现传播目的过程中所营造网络舆论热点的构成要素，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文化现象，并成为流行文化的构成因素。这也是网络推手经过数年发展后，其社会文化影响的真实写照。

二、网络推手舆论营造行为中文化缔造的实现方式

1.由小及大的舆论议题塑造过程

在网络推手的舆论营造行为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推动的网络舆论或者网络事件，是一种由“小”到“大”的发展趋势。回顾2005年以来的网络舆论议题不难发现：网络议题呈现出从单一事件到社会现象、从单个字词到文化表达的发展过程。

早期网络推手所推动的舆论议题，多以网络流行语和网络红人的形式出现。一个网络红人就是一起网络舆论，这种依托个人展示和表达所形成的文化影响，也表现出了相对集中和缺乏联系的特征。如“芙蓉姐姐”的走红在文化塑造的意义上更多的表现为审丑文化开始在我国互联网萌芽，而这种审丑文化一直延续到2008年“凤姐”成为网络议题后才集中表现并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文化现象。

网络流行语的发展是网络推手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塑造活动初期最典型的表现，也是网络推手所推动的舆论议题的早期表现。网络流行语作为形式简单的舆论热点，更能体现出这种由小及大的舆论议题塑造过程。早期的网络流行语，其特点表现为结构简单，符号化特征明显。国内有学者将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变迁以2008年为界，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之后网络流行语既保留了传统流行语符号简洁明了、新颖奇特、生动诙谐、形式多样的语言符号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创新了网络流行语的符号特性③。2008年后网络流行语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和被主流表征领域接受并吸纳的文化认同。网络推手营造的舆论逐渐从“小”的流行语、网络红人，转化成了“大”的营销事件和社会事件。

从网络热点事件的变化到网络流行语的转型，近十年网络舆论向流行文化输出了多种形式、多重表现的元素，这些新的文化元素，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个发自互联网的社会议题，在网络议题变成舆论热点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文化构成中的一个新的元素和组成部分。

2.消费舆论与消费文化价值倾向的贴合

网络推手所塑造的舆论是一种潜在的消费舆论，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舆论营造行为，实现预设的信息传播目的，往往带有浓重的营销色彩，并以劝服消费为目的。但网络推手并不直接倡导消费主张或正面宣传观点，而是以一种“制造关心”的方式，先引导一个舆论主体的形成，进而使群体的意见影响个体意见或引导个体注意力，从而达成其预设目的。网络推手所营造的消费舆论，并没有明显的消费特征，其舆论的主体不是明确的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舆论的对象通常也并没有显性的商业属性，舆论本体则是一种形似社会舆论的意见总和。从这一点来说，网络推手营造的舆论是一种潜在的消费舆论。

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由消费舆论所引导和构建的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对文化引导产生重要影响的表现。网络推手的舆论营造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通过大众媒介向互联网受众传递既定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明显的广告行为属性，其倡导的也是基于消费和认同为目的的舆论造势。

网络推手所推动的这种潜在的或是隐性的消费舆论，与当下流行文化中逐渐显露的消费倾向形成一种必然的贴合与联系。网络推手通过对受众植入消费观念的信息传播活动，将受众引入预设的舆论场中，通过舆论所包含的“群体意见”，修正或补充消费者对其推动对象的认识。无论是“封杀王老吉”嫁接救灾舆论后实现的对王老吉品牌的再造，还是“切糕党”一词流行网络后实现的对“切糕”所反映的强买强卖行为否定态度的大众认同，都反映出了网络推手借助其营造的潜在消费舆论，将产品营销观点输出转化成一种被受众感觉为“自发”或“主动认同”的消费观点。而这一过程，也正是这种潜在的消费舆论与消费文化价值倾向贴合的过程。由此可见，经过推动的舆论，被消费的不仅是舆论本身，还是舆论所倡导的对商品、服务或观点的消费价值。

3.从流行文化向主流文化过渡的文化缔造进程

网络推手营造舆论所生成的文化，是一种依托社会流行话语和社会性议题被普遍关注而形成的流行文化。由于流行文化内部没有明显的高低层阶差异，因而也就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这就导致流行文化中的文化元素可以在短时间内被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接受，使得原本带有阶层标签的文化因素成为不受阶层限制的社会文化。

从流行文化的这种跨越阶层甚至构造阶层的角度来看，网络舆论一方面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可以向传统媒介把持的社会领域输出的舆论议题，另一方面也随着这个网络舆论议题逐渐变化成为社会文化现象而在全社会的文化阶层中，塑造出了一个依托互联网表达言论并享有独特文化氛围的网民阶层。

网络推手经由网络舆论营造而实现的文化缔造，可以简单地描述为通过对某一议题的设置实现对一种潜在消费舆论倾向的引导，进而将这种指向消费的舆论转化成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被转化后的流行文化，在不与社会主流价值规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会被传统媒体所提倡和推动，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如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中不断被升华为文化现象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吃饭”、“给力”、“元芳，你怎么看”都是由网络流行文化向社会性文化现象转化的成功范例。一旦被转化的流行文化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所认可，流行文化则会变成文化中相对低俗并具有负面影响的部分。还有一些网络文化介于两者之间，成为既不被主流价值观念提倡，又不被贬低和限制的文化因素。如“屌丝”一词虽带有其低俗性，但却在网络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并衍生出“屌丝节”、“高富帅”等一系列文化副产品。

三、网络推手参与文化缔造的意义

1.回归公众的舆论主体体现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

经由网络推手推动的网络舆论和通过网络推手达成的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文化价值的指向。网络舆论的参与者与传统媒介的参与者有着明显的区别，网络舆论是不确定的民众通过互联网公共话语平台关注、、传播信息形成的舆论，而传统媒介则是通过有组织的媒介结构向社会范围内的受众单向信息。

以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传统观点来看，过往的魔弹论、注射论所存在的媒介环境是大众媒体可以单向的向受众灌输信息的时代，同时社会信息的文化流动在媒体层面也表现为单向的特征。网络时代的信息运动却呈现出明显的布朗运动特征，由于互联网中媒介机构众多、网民拥有众多的话语表达平台，网络舆论是一种合流的话语集合，或者说网络舆论是一个来自多种方向的信息合力塑造的集体观点、意见和态度。网络推手在网络舆论的这种信息多元流向和布朗运动特征中，起到的是发起者和影响力的作用。网络推手将信息的源头放置在网络言论集中的论坛、贴吧、网站，进而人为进行舆论造势，这就在原本应该无序自然的网络信息布朗运动式的扩散传播中，加入了一股人工诱导的方式，从而将舆论引向预定的方向。

传统媒体营造舆论所产生的文化带有浓厚的议程设置特色，而网络舆论布朗运动式的信息传播，虽然不可避免网络推手的参与和诱导，但舆论生发过程中的民众话语，也充分体现出了舆论主体向公众的回归。网络推手所营造出的网络舆论，虽然带有某种目的性，但相对于传统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定，仍然体现出不少舆论主体的声音。这种对舆论主体声音的体现，也是愈合与弥补传统媒介时期媒介观点和社会舆论之间矛盾的有效表现。经由网络舆论而形成或丰富的文化，是一种建立在由媒介机构回归公众舆论之上的文化，也能体现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

2.文化塑造中人为因素、群体意识与社会反应的紧密结合

在网络推手的舆论营造过程中，互联网公共空间的群体传播事实上是网络文化的发酵室和培养皿。舆论的发端最早被网络推手置于某一个网络平台之上，并逐渐在推手、水军、普通网民的参与下，通过具体网络平台的群体传播，变成了一个被群体感兴趣的议题，并逐渐扩散至整个互联网。

在舆论扩散的过程中，个人因素最初与群体意识结合，并形成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共同关注的议题。随着这一提议被互联网乃至非网民的普通民众广泛关注，人为因素和群体意识就变成了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反应。从“封杀王老吉”的案例中可以明显看出，舆论本身就是群体的态度，同时舆论本身也可以转化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某一对象的文化认同。当舆论最终影响了多数的公众，并积淀下来成为文化构成部分的时候，这种舆论生发中人为因素、群体意识与社会反应的紧密结合，就变成了文化塑造中人为因素、群体意识与社会反应的三位一体。

3.无意识的文化缔造强调了网民阶层的存在意义

自互联网诞生并逐步成为主流大众媒介的时候，网民阶层就悄然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时至今日，网民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社会阶层。大众媒介在人类社会中数百年的历史里，网民阶层是第一个依托某一媒介出现的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受众阶层。也正是网民阶层的出现，使得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构建成为了媒介探讨中炙手可热的课题，而其现实意义也已在民意表达、舆论监督、文化缔造等多个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

网络推手通过其营造的舆论所达成的文化缔造作用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对于网络推手而言，营造舆论的目的是为其信息传播目标的达成而造势，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的广告行为。但网络推手为了使其营造的舆论更具影响力，其推动的人、事、商品或服务会力求更为公众所关注，其散播信息的流行性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无论早期的网络红人，还是如今的“屌丝”、“XXstyle”乃至品牌营销，信息从舆论热点到文化元素的转变过程，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转化。在“江南style”被无数网民下载的时候，没人会预测到，这段别具风格的韩国音乐和舞蹈，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化。

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可以塑造一定范围的网络舆论，而被网络推手营造的舆论则必须通过更广大网民的集体传播才能够真正形成文化现象。网络推手行为中的文化缔造，一半是人为塑造的舆论，一半具有非主动缔造的文化意味。网民阶层的存在也正是在这种舆论表达和文化缔造中不断得到体现。互联网自媒体的特性给普通民众搭建了信息的平台，同时也给网络推手提供了舆论营造的空间，这个舆论的扩散与文化的建构过程，将网民与传统媒体所塑造的读者、听众、观众群体分开，从“众”到“民”的一字之差反映的是网络舆论与网络文化在发挥巨大价值和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塑造了一个基于互联网媒介的网民阶层。

四、结语

网络推手的舆论营造行为是一个持续了近十年的网络信息传播现象，也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产业化广告行为。网络推手对舆论的营造，一方面造就了一个“虚假民意”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另一方面也为网络文化的丰富、流行文化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带来了多重影响。同时，网络推手舆论营造行为中的文化缔造，既是其信息传播活动的最终效果，也是网络推手参与的互联网舆论研究中一个目前极少涉及的领域，还是网络推手舆论营造活动的文化意义所在。

注释

①邱理：《网络推手的舆论营造研究——基于网络舆论生成和广告行为的视角》，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第19页。

②吴玫、曹乘瑜：《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流行文化论文篇7

所谓“方法”，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从实践上或理论上把握历史与现实，为达到某种自觉目的而选择和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以及方式总和的指称。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的特点、研究思路的选取和研究目的的设定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是一种“宏大叙事”，那么，我们把流行文化研究定位于中观研究，它所指涉的是宏观（一般）文化范畴里的一个中观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预设的“问题域”既非日常化、琐碎化，亦非抽象化、宏观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层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s）理论，为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论注脚。从流行文化研究的技术层面看，中观的或场域的研究路径其明显的好处在于，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可以在有限的论说中尽可能发挥研究者对论题的阐释力，使其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建设性。

必须指出，采取中观的或场域的研究策略，决不意味着对论题处理的简单化或顾此失彼。恰恰相反，由于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构成的复杂性，特别需要我们运用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理论加以分析。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受经典科学理性主义认识方法论的影响，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简化范式”来认识和解释世界，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以及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复杂性只是现实的表面现象，而简单性才构成它的本质。”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发现，基于“简化范式”的认识具有“化简”和“割裂”两大弊端。为了克服简化范式的缺陷，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提出了“复杂范式”。复杂范式与中观或场域策略其实并不矛盾。运用复杂范式观照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问题，可以拓展研究思路，使我们在对有限的或部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中，能够从单一的、静态的、二元的、线性的思维方法转向非线性的、联系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维方法。

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并没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在笔者看来，除了一些常规研究路径与方法外，下面一些研究思路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跨学科的方法――打破阻隔与间离的越界行动

所谓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是自觉地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来研究本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通过运用跨学科理论工具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特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运动规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②戴锦华指出：“作为一种朝向社会实践的文化实践，文化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它拒绝恪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墙内的阻隔与间离。相反，它不拒绝一切既有的、可资使用的理论与文化资源。……如果说存在着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精神，那么它正是跨越学院与学科壁垒，直面思想与社会的挑战”。③面对流行文化这一复杂的当下命题，就应该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态度与方法。

严格地讲，跨学科本不归属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更多地表示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在此作为方法讨论是要强调流行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存在，它的孕育与发展不仅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消费环境，而且就其学理层面而言，它还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具有前沿性的多学科交错的背景之中，比如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思潮等。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乃至大众文化之间，呈现出既相互渗透、融合又相互冲撞、冒犯，甚至此消彼长的生存态势，对流行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把握已超越以往单一的文化艺术领域而具有了跨学科性质。就主要的方面而言，流行文化研究横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传播学、传播社会学、符号学以及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后现论等传统与新兴学科。简言之，对流行文化展开研究，任何单一的理论维度和阐释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只有多学科视野才可能奏效。

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从文本还原到理论创生

所谓语境（context），狭义指语言使用的上下文环境，但“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境或环境之中，并被赋予意义”。④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往有些研究往往缺乏自觉的语境意识，以至于因其不符合具体语境现实要求而失去了理论的解释效力。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按照笔者的理解，⑤所谓语境化，简而言之就是指理论研究的历史化、过程化与地域化，就是强调发生学意义上理论生成的“此时此地”，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一个”。而去语境化则是研究者自觉地经历一个使文本的言说“陌生化”，并由“陌生化”再到“重新熟悉化”即“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先要自觉地将特定理论剥离出其生成的原始语境，使之成为一个“指向不明”的抽象言说，然后再将这一抽象言说放置研究者熟悉的语境之中加以重新语境化。这是对文本的一个有意“误读”的过程。同样一种文本，我们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加以处理，往往会有迥异的感悟、获得新的发现。

比如，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方法解读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其作用与意义就十分明显。一方面，从历时性角度看，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或言说方式，都有其时间与空间上的惟一性或特指性，都有其理论生成的历史场景与缘由。因此，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研究者必须用语境化的方法，尽可能去探究西方理论生成的根源，把西方理论对大众文化的解读，直接还原于其生成的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中予以把握，力求品味其思想含义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与变通的策略看待西方学术思想，以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运用扬弃的思维方法，自觉剥离西方理论中与当今社会或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成分，取其精华，以应用于变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当下情景，尤其是它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这就是要强调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国化，要站在现实中国来认识和分析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现象，以区别于早期西方的、以“乌合之众”为预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言以蔽之，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既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治学态度。

阐释的方法――成见是理解的前提

阐释的方法源自阐释学（Hermeneutics，Hermeneutik）理论。阐释学又称“赫尔墨斯之学”。（赫尔墨斯Hermes是希腊神话中传达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旨意，在把神旨传达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时要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我们这里关注的当然不是阐释学的发展史，而是阐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存在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在传统认识论中，“先见”或“偏见”一直是被人们努力铲除的对象，偏见与“理解”的关系成为势不两立、必欲两相决裂的关系。但本体论阐释学的创立者海德格尔的观点却与其相左，主张正是作为理解条件的“先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将某事理解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⑥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本质观念，提出了“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释者或读者在阐释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用了“视野”（Horizon）这一术语，认为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超出了视野人们便一无所见。只有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种阐释，那种只有一个“惟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是不合理的。⑦

阐释方法对于流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在于，流行文化是一种“文本性产品的生产”，它明显区别于“功能性产品的生产”（如汽车）。⑧因而，对流行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寻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马克斯・韦伯就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世界，研究前者的科学原则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学原则。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规律性、因果性的关系与法则；而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应当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的意义。运用阐释的方法解读流行文化，就意味着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反正这是一种“误读”。既然是误读，就必然需要“投入理解”（韦伯），就必然不具有解读的惟一性和真理性，就必然存在个人偏见。这就意味着流行文化研究不是在论证“科学道理”，而是要体现一种现实文化关切。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的有效移用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具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在内的众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借鉴和移用这些研究方法，对流行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包括作品、作家、文学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研究中心，关注的是某种影响因素实际展开的过程，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平行研究是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一般而言，影响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平行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构成特征。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和全面考察。

在本人看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应囿于比较文学范畴，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加以运用。就流行文化研究而言，对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移用，已经部分地失掉了比较文学自身的话语特色，跳出了比较文学的框架，这种移用应该是有益的。从大的方面讲，探讨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影响研究，它要回答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影响、推动和制约着流行文化。同样，有关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概念异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辨析，就是一种平行研究，它有助于对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同得出理性判断。再如，由传播技术手段的不同所导致的文本呈现方式的差异对文本传播效果的影响；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与印刷文学的双向互动影响；对不同类型流行文化样态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分析等，都可以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基金项目：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TJXC08－007）］

注 释：

①埃德加・莫兰［法］：《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②赖特・米尔斯［美］：《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页。

③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载［英］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④约翰・费斯克［美］等，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⑤崔欣、孙瑞祥：《语境化：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3）。

⑥⑦转见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第66页。

⑧伯尔纳・吉安德隆［美］：《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见陆扬、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9页。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

流行文化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着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文化合流理论是一种顺应世界文化大合流时代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它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它有着诸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动力机制以及获得过程中的洋泾浜化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习得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论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社会距离”缺乏客观的测量手段。因为文化合流理论没有规定一个可以衡量社会距离及各社会因素的可信尺度，围绕该理论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互相矛盾。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第二语言获得水平之间联系紧密，舒曼模式理论中所列出的社会因素中绝大部分与第二语言获得水平成负相关。按所起作用大小顺序排列，这些因素分别是：社团的态度、社会阶级、凝聚性、打算居留时限、第二语言社团规模、社团的封闭性、对地位的感觉。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舒曼的理论相互冲突。有的研究发现，在社会距离较大时，心理距离与高水平的获得相关，也有的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获得发展没有关系。可见由于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文化合流理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效果检验就显得不够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