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6 08:31:20
世界史论文篇1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第8页。[15]十五大报告,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世界史论文篇2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②原字左女右利
世界史论文篇3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度。
世界史论文篇4
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一种古老、悠久的自由存在形式,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它就以独立的经济形式,作为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基础,存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曾经在古罗马共和制的后期达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历史上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向来不是主要的经济元素,如同古代商业民族的地位那样,表现为一种缝隙化的生存,就像犹太人侧身于波兰社会那样。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社会步入文明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传统经济结构与封建关系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壮大,开辟了商业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一般称重商主义阶段)中,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欧洲商贸活动无可逆转的显着增加以及供出口的殖民地生产增长———这种生产又是受欧洲宗主国商业所刺激、控制和剥削的。”①由此,商业资本迅速成长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商业、商业资本的大发展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主要的历史和思想事件包括:美洲金银的发现、殖民制度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崛起与重商主义的盛行、商业战争等等。正是它们共同催生了不同于地中海时代远程转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将商品流通领域打造成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着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商主义的盛行。
重商主义(前身是货币主义)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马克思把货币主义称为“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③,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④因为它们切中了时代问题的核心———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急需源源不断地得到能够随时调动的财力的支持,以赢得领土与商业争霸战争、维系王权权威。而那些依靠海外冒险已经发家的新兴商人阶层坐拥巨额贵金属,他们希冀来自国家权力的有力保障,为维系自身利益、攫取更多财富保驾护航。彼此所需正是对方所有,于是,双方便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重商主义就是它们各自利益交汇的绝佳体现与意识形态表达。作为政策的重商主义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口垄断、外化管制、贸易差额,其本质是保护财富与强权的联姻,并由此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掠夺,以实现财富———金银的最大化。⑤上述政策实行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持续不断的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轮番崛起,而且构筑起了以西欧为中心庞大的殖民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沃勒斯坦之所以把16世纪定位为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段,正是基于以上事实。⑥就本文的论题来说,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在于,商业资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形成了对生产活动的支配权。从理论上说,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由它带来的庞大的货币财产正是后者成长所必须的条件,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购买和贸易活动,契合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从现实性看,商人资本的发达并不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键在于商业是否触动或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使其转向了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满足消费需要。马克思说:“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⑦从历史进程看,聚集在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商业资本成功地使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打开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
除掌握大量的货币资本外,大批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逐步具备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此,马克思站在人道立场揭露、谴责了其野蛮、血腥、泯灭人性的一面,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①同时,又立足历史辩证法,充分肯定了商业、商业资本在瓦解封建生产、催生现代资本生产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说:商业资本“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②“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③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打破封建的经济结构实质上就是瓦解地域史、终结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同时也是开辟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书写世界历史生成史的过程。在这方面,商业资本发挥了历史火车头的积极作用。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着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着。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
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
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 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
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
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
样,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
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
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四、商业资本的历史限度与产业资本的最终胜利
综上可见,商业资本作为古代社会的重要瓦解因素、现代社会的积极建设力量,在改变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方面发挥了首创性的积极作用,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扫清了自然和历史形成的诸多障碍。马克思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③不过,以此为根据过分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只会陷入认识误区。事实上,商业的崛起和强大影响背后的深层力量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以越来越大规模进行生产的强烈要求,催生了新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④就本文的论题而论,商业资本的革命性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不能认为商业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就生成史的角度分析,世界历史始于商业资本的崛起,成于工业资本的胜利,原因如下。首先,商业资本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并不是完成生产方式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虽然商业资本所到之处无不瓦解着那些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生产组织,使其服务于交换的需要或者从属于商业活动。但是,旧的生产方式是否会因此发生根本变革?如果变革又将走向何处?这既不取决于商业资本,也无法从商业资本本身得到说明。决定这个过程的力量是生产方式,而不是商业资本。马克思说:商业和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相反,
世界史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12-0025-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得到较为系统地展开。在上述三个历史文本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张得到集中和完整的阐述，对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发展趋势和涉及广度有了较为深刻的探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地预测了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的世界一体化的总体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主义在世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有效运用，为各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实践提供了认识论指导。从本质上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认了基于生产交往的全球范围内展开所引发的主体生活实践的世界化趋势，核心是社会生产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效力量。从有效经验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为既有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验。故而，马克思世界历史为我们有效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
一、早期“世界历史”的局限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概念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因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理论或者观念尚且处在萌芽阶段，缺乏有效的探索；同时也缺乏科学的现实依据，就连世界历史的空间认识也尚且残缺不全。因此，从实践意义和认识意义来看，那些世界历史无论在空间或者在实践中远远还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理论。
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古代司马迁的《史记》都使用过“世界历史”，其他文化也或存在这种世界探索。只不过，现在看来，他们所谓世界历史中的“世界”只是他们各自所认知的客观“世界”或者“天下”。在希罗德看来，世界只是地中海周围，他的世界历史也就是地中海国家和人群的相互交往的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天下”也就是世界，只是这个“天下”大致就是以汉朝为中心围绕着的几个诸侯国直接的生产、社会交往。因为没有更多的实践支持，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认识的局限是明显的。
同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世界历史局限还在于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只是若干个国家的空间的简单罗织，没有进行有效地联系和广泛的生产交往。国家之间存在与不存在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他们也未能发现他们的世界中实践主体之间和国家间的生产交往。当然现在看来，这多少有些求全责备的意味。但是他们的世界探索在于他们在探索自身以及以各自为中心的简单外部空间。说到底，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基于认识者个体局限的，缺乏国家间的内在本质观察，是各国家之间缺乏普遍联系的民族独立空间排列。
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
认知和实践是相互伴随的过程。人类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实践得到普遍发展的，并且随着世界的交往的发展，逐渐完善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探索世界历史提供绝好的观察样本，黑格尔为探索世界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黑格尔将美洲和大洋洲的发现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点，这一点到现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仍然认为是成立的。同时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他把地理大发现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分界线，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主体世界化交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总体改塑意义，从而将其世界历史理论基点至于其上。正是由于普遍交往，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才得以形成。笔者认为就这点而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突破了既有的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空间简单拓展的初步理论阶段，使得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本身。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探索也止步于此。在发现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点之后，他将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带入到了唯心主义世界。黑格尔在正确的发现世界历史分界线之后，进一步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的体现，认为是精神实体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他的世界历史研究烙上唯心论的封印。与黑格尔的其他哲学范畴一样，在他把它们托付给精神观念的时候，也意味着同时把它们都断送了。黑格尔指出：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1]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缺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开创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始于主体世界普遍交往。缺陷是黑格尔未能给予世界历史理论一个科学可以经验的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和特质
给世界历史研究奠定科学基础的是马克思。正如马克思重新确立黑格尔的其他很多范畴的研究一样，马克思为世界历史理论重新确立了研究坐标，并赋予了世界历史研究科学基础。对世界历史理论谱系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成于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真理性认识。但是，黑格尔缺乏对世界历史研究继续追问，特别是搬出“精神观念”考察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如何形成，从而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断送。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世界历史研究，形成了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导致主体普遍交往的世界化的科学认识，并且得到历史实践的检验。实践主体正因为社会生产的世界化得以确立普遍而且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促使人类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态势形成，进而“世界历史”得以确立。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在于主体生产世界化发展的推动。马克思这一颠覆性观点为世界历史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发展，使得生产向世界化发展，生产世界化的过程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世界化流动。社会化的生产试图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链条。世界化的生产推动人类生活的整体化过程，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现实中，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广泛推动社会生产的世界化，从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为这种生产方式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行的路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若干特质。
首先，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础。相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而言，马克思给予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个科学的、可以经验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世界化过程起初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资本家主观上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客观推动了生产的世界化发展，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原初的推动力量。通过组织世界化生产，资本家主观上获得了剩余价值，客观上推动了实践主体交往的世界化普遍交往。由于俄国和美国“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3]正是基于这种相互依赖的紧密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得人类在世界范围内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4]这是实践主体生活完全与世界构成一种交织的场景，也是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所未能预见的也未能体验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仅仅在于世界空间的简单拓展，而是世界实践主体的形成，实践主体生活的全面世界化拓展。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确地指出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在确认世界历史的实践基础之后，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他认为经由世界历史的充分发展，世界整体发展是趋同化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导致世界历史形成，世界历史形成意味着实践主体生活的趋同化，进而世界总体趋势是同质化。“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5]这是马克思认为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形成人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是指出人类整体生活的趋同化。
最后，世界历史是一种主体生活的整体化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整体化趋势是指世界化背景下主体生活全部会纳入到世界化过程当中，而不局限于某种生活，或者某类主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马克思在此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在世界历史拓展后的一种结果就是文化的世界化。从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同时必须关注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生产两个纬度，而生活生产意味着主体生活的拓展和同化。经由历史实践主体的实践世界化发展，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进入实践主体整体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
马克思意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各民族因此都被卷入到世界化生产过程中来。从而生产变为世界化行为，各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世界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各民族在世界化生产链条中获取不同的生产地位，但是联系紧密却是一致的，逐渐地实践主体的生活也就实现了一体化。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是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精神观念核心，并代之以主体社会化生产，从而为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科学基础。之所以说是科学的基础，是此种社会生产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实践主体可以经验的，并现实中为人类实践所检验。现实中世界历史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化，是因为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目的推动下导致生产要素的世界流动，从而形成世界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世界化的实践主体生活本身，也即世界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世界史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述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较为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挖掘和整理工作还很不细致、系统，特别是在马克思一生的著作文本中梳理其世界历史理论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更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及如何应对全球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从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本文把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并给予评析。
一、关于世界历史范畴的界定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理清世界历史范畴的实质含义是研究马克恿世界历史理论不可绕过的环节。由于出发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不同，人们对这一范畴的解释分歧颇大。
卞玉玲老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指各民族和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是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何颖指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界定有三层含义：生产力的世界化，生产、交往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于炳贵先生则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同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的范畴和意义不同。叶险明教授则将世界历史范畴加上了第四层含义：特指共产主义的最终结果。
关于世界历史的范畴，学术界目前普遍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特指16世纪以来，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打破民族封闭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共同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世界市场以来，世界日趋一体化的历史当作马克思世界历史范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把各民族和国家看作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或要素。
二、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容的研究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论述，任吉刚老师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叶险明教授则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刘刚老师认为：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梁树发教授从世界历史产生、发展的历程出发认为：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其次，交往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直接导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三、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从人类物质实践出发，以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今天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当前，全球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的实质，把握全球化研究的方向和意义而言，学术界在以下两点基本达成了共识。
第一，全球化的产生、出现和发展印证了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实质，预言了全球化的趋势。
第二，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精髓为指导，认识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而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只能是共产主义。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问题。理论界主要的分歧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蓝江老师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吴仁平老师认为，尽管当前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预测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全球化”趋势有很多不同，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㈣宋士昌、李荣海也认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解释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本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相关论述看成是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预测，马克思只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但我们可以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呈现的方法论来指导今天的全球化实践。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情况的综合论述，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历史观。
参考文献：
[1]卞玉玲，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到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J]，周口师专学报，2002，(1)。
[2]何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2)。
[3]于炳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J]，理论学刊，1995，(6)。
[4]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5]任吉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山东师大学报，1995，(5)。
[6]叶险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1)。
[7]刘刚，马克思普遍交往观的阐释视角及现代启示[J]，广州大学学，2003，(10)。
[8]梁树发，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J]浙江学刊，2003，(1)。
[9]蓝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重性[J]，马列主义研究，2003，(11)。
[10]吴仁平，论邓小平的全球化视野及其在21世纪的历史地位[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5)。
世界史论文篇7
近半个世纪前，雷海宗教授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视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强调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国的世界史著述和教科书中，人们经常见到的，仍然是“地理大发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率先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自下而上的历史学（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他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这种观点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很少为人所知，自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影响。
不久前，哲学界在讨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引入西方概念和范式的结果，是以西式的哲学史研究取代了中国固有的经学史研究，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使中国哲学缺少自己的“魂”。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哲学研究，而且在世界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同样面临着植中国“根”，塑中国“魂”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回答了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时代的呼唤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却存在着人为割裂的现象，诸多的世界史论著强化了两者表面的差异，忽略了两者之间内在的共性。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时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的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这种盲目性来源于这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然而，并不是所有世界史研究者都这样认为。雷海宗、周谷成、吴于廑等先生作为中国世界史学家的优秀代表，在中国传统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例如雷海宗教授说：“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周谷城教授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他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如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吴于廑教授则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世界史论文篇8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着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着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着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