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动态范文

世界经济动态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转贴于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 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3.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世界经济动态篇2

[关键词] 经济周期；协同性；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14-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波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更加显著，表现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synchronization）和同步性（comovement）水平的上升。目前，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逐步提高。因而，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进行研究，有助于协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一、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周期协同性和同步性程度不断提升。Frankel和Rose通过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不断增强。.[1]Kose等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降态势，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有所上升。.[2]21 欧元区的成立使得最优货币区域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变为现实。近年来对欧元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主要侧重研究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Savva等通过月度工业产出数据检验新旧欧盟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发现，新加入成员国与原有成员国经济周期协同性显著提高。.[3]Darvas Z.等则认为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与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较高，其他新加入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甚至不存在协同性。.[4]欧元区对成员国经济周期影响方面，多数研究表明欧元区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经济周期一致性和同步性.[5]，但也有实证研究认为，欧元区对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不大.[6]15，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核心成员国与边缘国家的经济周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7]。

早期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脱钩”（decoupling）问题的提出，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文献的增多。Kose 等研究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但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显著，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高。.[2]20Walti Sebastien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并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只要全球化没有止步，全球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就不会出现系统性下降。.[8]14Chan和Khong则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要高于与美国经济协同性程度。.[9]

中国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较少，Kose、Fidrmuc等均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者OECD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低，这进一步支撑了新兴经济体脱钩的观点。.[2]27，[10]然而，Walti Sebastien却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没有下降，而是呈现进一步上升态势。.[8]13贺书锋和郭羽诞考察了1960—2007年中国与27个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周期一致性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增强，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在下降。.[11]

总体看，当前对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依然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计量方法有关系，不过经济周期协同性本身作为国际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基础，日益得到重视。

二、经济周期协同检验方法概述

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就是衡量不同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一致性和同步性。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检验主要方法有相关系数检验法、因子模型检验法以及Mink指标法。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袁吉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

相关系数检验法就是计算两个国家、地区或者经济团体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为进一步反映趋势变化，也可以将样本数据划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或者计算滚动相关系数（rolling correlation），这是检验经济周期协同性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随着计量模型的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逐步纳入相关系数法中，主要用于提取能够反映经济周期变化的各种冲击因素。相关系数法的缺点在于其与样本本身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样本区间可能产生不同的相关系数。滚动相关系数虽然不用人为划分子样本，但需要设定移动窗口（moving window），而不同移动窗口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系数还可能混淆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和振幅（amplitude）。

动态因子模型（dynamic factor model）近年来开始逐步应用于衡量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其原理是将实际经济增速分解为系统性影响因子及各国非系统性影响因子，然后判别不同因子对实际经济增速的解释能力，进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Kose、Sybille Lehwald等分别利用动态因子模型研究了世界以及欧洲经济周期协同性问题。.[2]57，[7]710动态因子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应用灵活，不用假定参照经济周期（reference business cycle），能够同时计量多个指标间的同步性问题，但是其建模过程涉及模型识别问题。

Mink指标法是Mink等在2007年提出的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和相似性的非参数法。.[6]3该方法已在多篇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学术文章里得到应用。假定用于计量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样本的t时期参照产出缺口为gr（t），那么样本数据经济周期协同性公式为：

目前经济周期协同性研究尚无统一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利弊。本文采用滚动相关系数法以及Mink指标法检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

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定量分析

（一）数据分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Mink等提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同期协同性问题。.[6]1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首先需要选取衡量经济周期的指标，常用的经济指标包括月度工业产出、季度GDP和年度GDP。由于工业产出仅是整体产出的一部分，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经济周期变动，世界GDP又缺少季度统计数据，因而本文采用1980—2011年全世界GDP数据，共32个数据样本，并进一步将全世界GDP数据分拆为发达国家GDP数据和发展中国家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

本文主要采用GDP缺口衡量经济周期。为此，首先，将名义GDP通过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其次，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GDP的趋势项和周期项；最后，产出缺口表达为（实际GDP-GDP趋势项）/GDP趋势项。

从处理后的样本数据看，中国以及世界产出缺口在1983年、2000年以及2009年，这3年均处于负值区域，经济处于回落或者衰退的状态。这3个主要时点分别对应着第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主要经济危机事件对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冲击。

从样本数据统计描述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缺口平均值均为负值，只有中国为正值，表明中国在样本期间经济增速较快；波动性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出缺口波动性最大，而中国产出缺口的波动性最小，见表1。

（二）定量分析

1.相关系数法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高，其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为03191，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为01474，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最低，其相关系数仅为00630。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动态变化，本文以5年期移动窗口为基准，进一步计算滚动相关系数。从动态趋势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关系波动较大，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协同性。1984—199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不稳定，波动较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要大于其与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1994—2004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保持较大稳定性，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调性大于与世界及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2004年至今，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又呈现一定波动性，但是整体呈现正向关系，同时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程度趋于一致，见图1。

图1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滚动相关系数趋势

由图1可见，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同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同性差异趋于缩小；19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总体呈现较高的正向关系。

2. Mink指标法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Mink指标非参数法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根据式（2）计算并经过滤波后得到趋势项。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达到了074，最小值达到了-05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了明显的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1980—1988年，这一时期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态势；第二阶段为1988—2002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处于一个较快的上升周期；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呈现下滑态势，但依然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2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现上升态势，也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这一时期

两者经济周期协同性表现为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1990—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01左右；第三阶段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显著上升的趋势，并已经超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

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但在1991—2004年，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有关。

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脱钩”，反而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其原因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往来联系密切，中国出口总额中，发达国家占比高达60%以上，这会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机制和速度。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联系更为密切，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资本流出的最大地区，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近80%来自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QFII审批额度逐步提高，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有所下降，可能与生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贸易模式有关。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波动不断通过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等途径传导到国内。本文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问题。定量分析表明：

第一，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较大的时变性，其中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呈U型走势，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则呈S型走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从近年的协同性趋势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上升趋势，而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呈下降态势。

第二，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主要源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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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RKO FIDRMUC， IIKKA KORHONEN， IVANA BTOROV.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Dynam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usiness cycles[R]. Bank of Finland， Institute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2008：78.

世界经济动态篇3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 宏观 解释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点，而从2010年开始放缓的中国经济成为近几年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中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称为新常态。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定义、特征、内涵与内容等要素进行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常态经济，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具体到我国国情，必然又有其独特性。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规律和特点，是开展下一步战略规划和系统工作的先决条件。

全球背景下的经济新常态

相对于21世纪初，当前的全球经济是暗淡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缺陷，新凯恩斯主义及政府的干预举措被重新认识，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诉求更加突出，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阶梯层级也趋向更高水平。世界经济正处在更加复杂的结构调整期，以往的经济格局已经无法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新动力与新挑战并存，扩大开放与地方贸易保护并存。回望2015年，全球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凸显。

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正是经济低速复苏和世界格局变迁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即增长与结构的震荡调整。一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增长受到拖累，虽然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同样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和自身发展阶段特征优势的限制，“内忧外患”的加剧既降低了本国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对贸易关系国或债权债务国构成负外部性影响，最后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缓慢。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经济质量的相互影响随着开放程度提高而趋向更加全面甚至系统性，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高端产品以及服务产业的绝对优势及技术出口限制，使得追赶型国家在靠近自身的技术瓶颈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提高，经济增速自然趋缓，而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依靠技术优势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欧美国家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正是要保持和提升技术优势。在这种特征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联合战略，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而现有技术又不愿让发展中国家使用，各自为政的增长模式和逐渐攀高的贸易壁垒拖累了经济的整体复苏速度。

另一方面，在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而在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再往前的2005年，中国GDP总量仅为18.59万亿元，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早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动力引擎。随着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崛起，世界治理结构正在向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倾斜，但也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新体系制约。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八国领导人非正式对话论坛G8峰会早于1999年扩大为包含10个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和10个发达经济体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现已成为国际间重要的经济对话交流平台。而中国于2014年组建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进一步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为了构建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符合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正在加紧建立并完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协议（PSA），并扩大与同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进一步拉拢所谓“真正之友”（RGF），以建立排除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在外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格局。

全球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低迷中缓慢复苏的大环境下，全球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矛盾和增长压力。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表示，全球经济正处于调整之中：新兴市场增长普遍放缓，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进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受阻。

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中，2015年，有115个经济体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历史平均水平，有107个经济体增长预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个经济体的增长预估值低于历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达1.07%。同时，根据IMF统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16年和2017年的预测增速分别为3.4%和3.6%，均比此前预计增速下调了0.2%。

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年均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奇迹已经逐渐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区间，并自2010年开始一直处于缓慢下行轨道中。主要工业生产指标持续回落，第三产业增长堪忧，且伴随日益突出的各类金融、财税、城乡、户籍、社保、人口、廉政、外贸、收入分配等方面社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必须进行更深层次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并依此调整国家政策和安排未来政府工作规划。②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解释

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是指新的稳定状态或者说正常形态。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30年，每年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率，多样化、规模化的工业化进程，持续的、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壮大的国际资本流入，体制机制与经济结构的非对称发展，都属于旧常态的具体表现，是各种要素、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过短暂的震荡，中国经济表现出了缓慢下行趋势，作用于经济形态的各种要素、因素发生了潜在或根本性变化，观察各项经济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国民总收入GNI等）和主要经济现象（产业价值链转移、欧美日“再工业化”、新兴产业发展等）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从经济增长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阶段性可持续的中高速、集约型经济。曾经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众多内生和外生因素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技术竞争遇到瓶颈，国家贸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低端制造业规模性转移和国外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经济政策逐渐趋于僵化，投资拉动经济效果边际递减，过剩产能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这些因素约束已经将中国GDP增速从10%以上拉低至7%以下，并趋于稳定。中国经济正处在向后工业化阶梯迈进的过渡、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阻力倒逼经济增长方式更切实地转向环保、节约、绿色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效率问题重要性已经开始高过增长效益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PF）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③新常态经济正是这样一种阶段性增长趋缓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向完全的绿色经济迈进的动态集约化经济。

从经济结构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结构平衡导向的市场化、调整型经济。旧常态经济的过快发展没能依靠市场化同步完成结构的转型，经济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平衡、城乡、国企私企和产业结构平衡等问题都被置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在已发展成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阶段。新常态经济的结构调整内在诉求是根本性的，既有市场结构、政府机构的调整，还有政府与市场、民主与自由的调整。市场结构调整涉及宏观方面的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传统与新兴产业结构调整、同产业同行业内部整合、低效高污染产业转移调整、部分国外工业回归造成的外部性调整等等。新常态经济是向市场要效率的经济，调整的目标正是要发挥出市场效率的应有效果。

从经济动力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科研创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经济。新常态经济是在以往经济动力不足情况下发展出现的，新动力是维持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的第二根本性内容。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放缓，传统动力减弱，但支持经济基本面的新兴经济、创新创业型经济、信息技术经济、服务业经济开始表现出稳定增长的动能，也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动能。创新也将覆盖传统产业，但速度显然要慢于起步于蓝海（垄断环境或空白市场）中许多创新经济业态。在新常态经济中，技术革新成为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关口，各种企业创立的科研中心、部级实验室就是最好手段，技术创新的委托外包服务需求也开始升温。与实业革新相伴的，是对老旧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户籍制度、利率制度、审批制度、短期经济政策等。

从经济福利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分配公平趋向的福利化、和谐型经济。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首要课题就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注重社会公平是经济存量财富巨大化的条件下，寻找能够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方向，是国富促进民富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发展强盛最终还要归于每一个国民的富裕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和国民素质提高，都需要以收入的普遍提高为基础，以必要的社会保险为保障，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及高效率的教育体制为配套，以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为支撑。新常态经济的福利化过程也是解决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数过高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自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世界平均警戒线水平以上（0.419～0.491），而美国学者统计中国在2005年至2012年间的基尼系数在0.53～0.61之间。新常态经济要实现百姓福祉，必然从更多层面增加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继续通过财税收入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从经济配套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综合配套引向的对称化、综合型经济。中国旧常态经济的有限市场化和政府的繁政集权拖累了当前经济发展，政府对市场的管控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旧常态下的经济体量增长惊人，但行政改革却效果甚微。新常态经济是对称化经济，是实现政府机构、机制及政策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相对称的经济，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进一步市场化是在同步协调扩展的，经济的综合效率，即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是新常态经济稳定提效的内在需要。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走出全球性危机一般需要7年，而新兴市场则需要13年。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伴随此消彼长的多元化退潮或许会持续至少6年。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面临的“新常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目前的状态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是赶超型经济增长⑤的条件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新常态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结语

自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将中国经济新常态作为官方正式观点提出以来，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热词。2014年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央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新常态与“战略转型”、“经济阶段性特征”、“平常心态”、“调结构与转方式”等关键词联系紧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明确认识。在国内经济形势趋向新的稳定均衡和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从现实发展现象和内在机制中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是提出应对措施和确定未来“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前提。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较大。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理论纷争的同时，是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国际新常态已经表现出低增长中缓慢复苏、欧美日货币政策分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治理格局变迁、欧盟和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产业价值链国家间转移、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然较高、俄罗斯经济困境持续等多种特征，导致中国出口的外需增长放缓和技术型进口的受限范围扩大。在较为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实现稳定增长，中国必须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新常态经济就是从增长方式、动力、结构、平衡和配套角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新经济形态，是在动态调整中从不平衡到平衡、从结构扭曲到结构合理、从政策与经济特征不协调不配套更加协同一致的阶段过渡，并必然存在改变固有体制机制的阻力问题和影响部分利益集团的固有利益问题，深层次的改革更需切合实际、冲破阻力和跨越陷阱。

（作者为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9页。

②刘元春：“2014～2015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新内涵”，《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第57～59页。

③青木昌彦：“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15日第16版。

④Reinhart， Carmen M， &Kenneth S Rogoff： 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es： 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4， 104 （5）： p50-55.

⑤徐b，权衡：“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第5～14页。

世界经济动态篇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度。

世界经济动态篇5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有其客观的原因。与19世纪相比，当今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和竞争的有序化和理性化大大增强，政治和统治的民主化和透明化日益明显。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批判对象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今时代，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不断以新的形式继续扭曲着人类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对象的生活世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来愈以更加真切的方式成为这一批判对象。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变化的具体内容却大不相同，因而，马克思的不同批判与不同生活领域之间的契合性关系也不完全一样，必须加以具体分析。从经济领域看，20世纪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施行高福利政策和国家干预政策，逐步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无序竞争引向了国家控制之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虽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垄断不断增强，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但由于有强有力的政治国家干预的存在，就可以利用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对之加以制约，使经济上的不平等维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在这样一个改良了的经济运行体系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更多社会成员以持有股份的方式拥有了对企业的抽象所有权，从而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关系结构。从政治领域看，上述经济关系的改变实际上就意味着阶级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阶级对立的弱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级，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工业无产阶级在逐渐地消失。当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显然是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所没有涉及到的。可是，如果把市场经济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和领域合一的完整社会形态，同时把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的话，我们就会对近代以来的人类生活世界和马克思对这一生活世界的哲学关怀产生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突破了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从社会的宏观层面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综合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国家干预主义已经使政治国家成为一架高度官僚化的机器，它按照一整套工具合理性的原则将社会生活整合起来，压抑人们对内心自由的向往，抑制个人对生存意义的渴求，制造出一个庞大而又不断增长着的“利维坦”。这并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降低和官僚体系的膨胀，而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异化和人类文明的危机。这是一个关乎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世界的存在状态的根本性问题。19世纪的马克思正是从对人的自由问题的关怀出发，对他所处的生活世界进行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

世界经济动态篇6

【关键词】工业文明危机 生态文明模式 中国特色文明之路

到目前为止,治理资源与气候的思路与方案主要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进行。直到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低碳经济解决方案,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式工业文明的框架。当代人类在治理资源与气候危机的思路与解决方案的选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仅仅是环境与气候危机,还是工业文明模式本身的危机?如果不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对气候与环境的治理,就可以在不触动工业文明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单纯的技术路线来解决。如果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当代人类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治理,而是面临着新文明模式创新。

能源与环境问题:在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内无解

能源与环境问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模式。①起始于西方的工业经济模式,从一开始并没有把资源与环境看作工业经济需要承担的成本来对待。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有足够自净化能力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竞争决定的成本计算体系与交易机制中,由于无法对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定价,由此形成了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代价无法内生为工业经济必须补偿的成本。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补偿的缺失成本,构成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自然边界。

维系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等价交换,维系宇宙物质变化的规律是能量守恒定律,要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也必须遵守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模式。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初期,其规模尚小,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并不构成工业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当工业化发展所消耗的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自然承受的边界时,这种工业化模式则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安全的主要矛盾。

从全球范围内看,环境与资源问题在发达国家实现了很好治理,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成为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灾区。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环境与资源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解决。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成为责难重点的原因所在。事实的真相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模式仍然是在没有根本触动原工业化模式前提下的“外部治理模式”。

这种“外部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触动工业模式弊端的外部治理。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财富,在工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建立起治理系统,来消化工业化造成的外部成本。二是外部输出污染的治理模式。目前发达国家拥有的良好环境,是通过产业转移与污染输入解决的。从1990年到2006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2倍多,而同期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了9倍多。②美国的进出口结构本质上是输出污染满足高消费的贸易。也就是说,西方工业化的成本是由发展中国家为他们“埋单”的。

目前需要我们正视的是,按照“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演化着另一个逻辑,这就是:在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下,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先入为主的优势与强势,通过外部治理与输出来解决他们的能源与环境问题,那么目前进入工业化快车道的、占世界人口40%的中国、巴西、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如法炮制,通过输出工业化成本来保护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那么当代人类文明则会陷入一种“击鼓传花”的恶性循环中。总有一天会传不下去,到那时承受这种爆炸式外化成本引发的文明灾难,并不是那个接花者,而是整个人类。而且这一天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越来越逼近现实。

生态文明:在金融危机催化中浮出的新文明

社会危机与自然灾难往往是人类文明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进化的推动力。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是工业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是催化新文明诞生的推动力。如果说在21世纪以前,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假设与推理中,那么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催化下,正在浮出水面的生态文明,则使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研究新文明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新能源革命正在成为引发新经济形态的革命。500年前哥伦布出于商业利益动机发现了新大陆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各国出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出现新能源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新能源革命带给当代人类的不仅仅是一种新能源,而是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新能源革命就像一颗新种子,他携带着支撑未来生态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新经济模式的基因,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新能源革命所包含新经济与新文明的因素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能源革命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的时空,突破了“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所不能突破的有限边界。工业经济之所以具有成本外化的特性,其深层根源是由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化石能源的性质决定的。化石能源的特性决定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两个边界:一是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自然环境自净化能力不能承受的边界;二是化石能源有限性形成的能源供给无法突破的最大边界。正是这两个边界,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危机:能源与环境危机。而新能源革命所利用的生物能、太阳能、风能等资源,则突破了化石能源的这两个边界。首先,可再生能源相对于化石能源的储量以及在未来技术进步下的可利用率而言,突破了化石能源有限性。其次,可再生能源属于无污染的能源。这就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打开了全新而广阔的发展时空。

其次,新能源革命孕育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在生产活动中,人类以什么方式、使用什么工具,也就是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取决于在当时条件下人类所能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的类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同资源类型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由此也构成了不同经济形态的逻辑起点。围绕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形成生态经济时代新的技术创新与知识体系,同时也会改变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分工体系与高度集中的追求大规模收益的生产模式。由于可再生的新能源是一种具有均衡分布、可就地开发、循环利用的能源,因此将会使分散性、小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也将会为中小城市、甚至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机遇。

再次,新能源孕育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观与新时空观。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观,是由于在依靠化石能源的工业化生产系统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文化观。新能源革命,使人类生产与生活空间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态自然系统与人类生产密切相关,并决定了人类必须在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平等相处中,才能有效利用可再生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孕育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观。

后金融危机时代形成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发育的多元文化系统正在形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美国独霸的单一世界格局向多元制衡的格局转变,比如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四国”崛起。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东方文明与文化体系,其崛起也代表了世界文明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来,借助经济强势,西方文化成了当今文明世界中唯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然而,当代人类文明需要注入一种新文化、新智慧,以探索新的文明模式。携带着东方智慧的东方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主流,将给充满文明与文化危机的世界带来新的解决机制与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将替代西方成为拯救世界的另一个普世文化,而是形成了多元文化互动的格局。生态文明需要在多元文化制衡与融合中发育成长。生态文明的建设,既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优势,也需要工业文明为人类留下的有价值的遗产,更需要具有天人统一观文化传统的中国的智慧与文化。

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触及工业文明模式的生活方式革命。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当代人类在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正在实现从倡导共识到倡导统一行动的迈进。虽然哥本哈根推动的低碳经济,仍然没有触动工业经济模式的保守治理方案,但毕竟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在行动上全面改造传统工业文明的新逻辑和新路径。

首先,按照实施低碳经济的要求,我们发现,造成高排放的根源,恰恰不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生产端,而是高度物质化的消费端。这种病态化、高碳化的消费方式是造成现代人类文明畸形发展、气候灾难的根源。无论是从减排的最优技术路径选择,还是从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看,都需要启动基于消费端治理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据科学家测算,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的能耗占其总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生产端的节能减排已经处在极限状态,但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还存在巨大空间。

其次,即使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看,也必须启动基于消费端的生活方式的革命。在现代市场经济作用下形成的高度物质化的消费,是一种远超出人类生理需求的过度消费,比如豪华住宅、高排放汽车、肉食主导的饮食结构、一次性日用品、富人身份标识的奢侈品等。这些不仅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根源,还是引发当前诸多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的祸首。科学家研究发现,现代的高能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导致人类这个物种退化的风险与隐患。

生态文明模式创新:中国的使命与抉择

哪里是生态文明的创新中心?谁会成为生态文明的原创者?从宏观上看,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新文明模式的创新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新文明的诞生总是从某个局部突破开始,然后普及到全世界。

对未来生态文明创新中心区和原创者的研究,需要从能力与动力决定的创新动力模型③来考量。这里所讲的能力,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技术、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力,在现代社会中具体地表现为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所谓动力,从经济学的视角可界定为一个国家从事创新活动的成本与代价,其创新成本越大,预期越低,动力越小,反之越大。根据能力与动力匹配的原理,如果一个国家只有能力,但缺乏动力,那么他就不会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新文明的创新中,那么这个地区就属于文明创新的保守区。相反,一个国家或地区,虽然有创新的动力,但缺乏支持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个地区则会成为文明创新的成长区。成为文明创新最理想的区域是能力与动力高度相匹配的区域。

当代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模式面临着双重创新: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从能力与动力匹配的原理看,西方国家在物质和技术条件上具有优势,但由于他们是工业文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缺乏社会创新动力。在这样一种能力与动力因素组合作用下,西方国家在解决能源和环境危机的问题上选择了技术优先的创新路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环境治理,一直到哥本哈根的低碳经济,都是基于不触动传统工业文明模式前提下的技术优先解决方案。但是,要从根本上拯救人类文明的危机,必须启动涉及文明模式的社会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只能是有限的创新与贡献者,不可能成为新文明模式全方位推进的原创者。

其次,尚处在工业化初期的不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非洲、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处在经济全球化分工链的最底端,是工业化、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根本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锁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走向新文明的代价最小、动力最大。但由于他们尚未完成对工业文明遗产的接受,无法站在工业文明提供的历史阶梯和新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他们进入新文明的成本最小,但进行新文明创新的能力也最弱。所以他们可能会成为对工业文明最强烈的批评者,但不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

具备新文明创新者的条件,应当是一方面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了对工业文明遗产的继承,具备了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时代高度。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要继续走向工业化道路,不仅遇到地球资源与环境的刚性约束,而且还遇到了在利益重组中与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冲突。这种障碍和压力,恰恰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文明创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新文明创新不仅有能力和动力,而且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相反,如果新兴工业化国家继续沿着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其障碍和发展成本要比走向新文明创新之路大得多。在全球范围内,最符合上述创新条件的是目前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金砖四国”的工业化是典型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其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问题,还包括如何在新文明创新中发挥作用、如何应对新文明建设的挑战和创新问题。

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原创者的三个优势。从目前看,在金砖四国中,处在新旧文明冲突最前沿的是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将肩负起新文明原创者的使命和挑战。相比较而言,中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与开拓者具备以下条件和优势:

一是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经过30年改革,中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中国结合本国国情接受工业文明遗产的过程。西方工业文明为现代人类贡献了四大文明遗产④:市场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文化与民主政治。其中构成工业文明基础的就是市场经济。正是中国成功导入了构成现代工业化文明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使中国获得30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虽然目前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建立,但就中国目前已经具备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而言,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中国承担起新文明创新者责任的能力条件所在。

二是中国是进入新文明建设压力和动力最大,选择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最低的国家。目前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关系中国与世界命运的重大拐点。如果继续沿着西方式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在如此短时间内、将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庞大人口导入工业化行列,将会快速催化和引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世界资源与环境危机,将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历史同时又给予中国另一个机会,就是将已经获得的工业文明的遗产和能力,转向生态文明的创新。这不仅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也会给尚未进入工业化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形成示范。因为如果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容纳13亿人口的新文明模式,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是中国文化、历史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近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曾遇到了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与制度障碍,由此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解构和批判的过程。而当前走向生态文明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在几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内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与生态文明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走向新文明创新可资利用的最大资源和财富。如何将工业文明遗产与中国文化创生力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中国在完成市场经济之后的又一个时代抉择。

文明创新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资源与环境压力,中国已经开始了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一五”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列入规划;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建设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构思和框架正在浮出水面。我们需要在以下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和深化:

一是从文明建设的高度,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新的参照系和目标。目前我们所讲的生态文明仍停留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层次上。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发源于解决能源与环境约束的难题,但由此而引发的生态文明建设却需要我们从价值与文化再造、机制与模式创新的高度,对工业文明模式进行系统反思。围绕适应时代和中国国情的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文明模式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二是生态文明是中国向世界承诺和平崛起的文明之路。21世纪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的两大特点: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口最多的工业化。第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将地球的能源和环境危机推向临界状态下进行的。在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的中国如果以同样的西方式工业化模式,加入到世界工业化之中,这是一个关系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只有一个出路,这就是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低能耗、更文明的适于大多数人类共享的生态文明之路。这条生态文明之路也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实现和平崛起承诺的文明之路。

三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面临着从传统的追赶战略向超越创新战略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中国国情,以西方工业化为参照系,我们成功地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追赶战略。追赶战略使我们成功地获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站在时代高度并获得了走向新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明创新的基本能力。适应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面临着从追赶战略向超越创新战略的转型。应当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创新导入依靠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之中。文明模式的创新应当成为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主导目标。适应文明模式的创新,我们不仅面临着增长方式的创新、还面临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城市化模式等一系列创新。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文化创新、价值再造的新内容和新起点。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21世纪走向复兴的文明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哲学、文化、政治、经济与科学等一系列领域的创新与探索。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前,发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曾经为新文明发育提供了文化给养。在这个时期曾经出现的哲学、文化、政治与科学的创新为工业文明兴起奠定了文化与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建设也需要同样的文化和理论来养育。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证明,在文明演化的初始期,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营养,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设计什么样的文明模式,对于新文明的演化具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文化的创新。尽管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但这绝不等于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拿来就用。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学习和继承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拿来就用,而是在创新中使用。同样,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需要在创新中复兴,更要在吸取世界各种文化的养育中合成创新。(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注释

①张孝德:“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②宋玉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

③张孝德:“资源环境约束下大国工业化的困境与文明模式创新”,《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11月。

世界经济动态篇7

在诸多不利因素打击下，201 1年世界经济增长慢于预期，并且正在遭遇一系列新挑战。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仍将严峻复杂。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态势尚不稳固，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日益加深，这都给世界经济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发达国家能否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下行风险。

 

一、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2010年和2011年世界经济既经历了因复苏步伐加速所带来的欣喜，也因为复苏势头放缓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而忧心忡忡。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走势经历了一个由较快增长到明显减速的变化。5月以前，世界经济延续上年底的较强走势，显示出可持续复苏的态势。进入6月和7月后，世界经济的坏消息接连不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数据再现疲态，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明显走弱，市场避险情绪不断高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经济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警告声不绝于耳。目前世界经济前景比2011年年中时明显黯淡了许多。

 

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世界经济复苏延续“南高北低”的双速格局

2011年再次让发达国家备感失望，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疲弱，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相比历史水平大幅萎缩。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多数发达国家步伐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上升。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受到诸多重大不利因素打击，从自然灾害的影响到政府预算，从银行信贷到主权债务危机，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导致经济复苏依然脆弱，经济增长维持低速。

 

2011年美国经济虽未脱离正轨，但复苏乏力，复苏速度之慢前所未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对美国经济复苏构成非常大的政策难题。3月日本遭遇了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灾难，日本经济复苏进程逆转。随着震后消费的复苏以及产品供应链的恢复，日本的内需和外需均有所增长，但在欧债危机加深、日元保持强势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灾后的日本在面对种种经济困境时显得无能为力。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蔓延速度和恶化程度远超预期，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而且影响了欧洲经济增长。许多欧元区国家被迫启动严格的紧缩计划，以规范国家财政。由于财政开支急剧减少，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201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主导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进程。在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领先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2011年，受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在高位放缓，但总体仍保持较强劲的增长态势，整体经济增长率依然快于发达国家。在2011年，新兴经济体面临着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许多国家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致使经济增长放缓。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将来自新兴经济体。

 

201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最为强劲，该地区正在更多地注重内需驱动型增长。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对全球贸易和商品价格的反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2011年，北非、中东的许多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明显下滑。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跌，2011年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经济也在减速。俄罗斯经济在2011年保持了较好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将恢复到危机前最好水平，同时俄罗斯在年底正式获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新成员，迎来对外经贸合作和自身经济发展的新起点。2011年非洲经济在逆境中保持高速增长，但该地区仍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增速明显回落

由于全球经济活动放缓，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回落。世界贸易组织在2011年9月预测，将201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的预估值由4月的6.5％下调至5.8％。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表明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1990-2008年6％的长期年均增长水平。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北非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对全球石油供应构成威胁，日本大地震使全球供应链突然中断等，这些突发事件以及一些短期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抑制了各国的经济活动，影响了世界贸易走势。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再次减速严重影响了各国的进出口活动，使世界贸易失去持续增长的势头，重新出现下滑。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国内消费难以有较强劲的反弹，并抑制了收入增长，减弱了进口需求。久拖不决的欧洲债务危机使欧洲各国经济活动日趋疲弱，影响了欧洲及全球贸易增长。

 

延续2010年的持续涨势，2011年前几个月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4月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而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投资者的情绪转向消极，对国际商品价格形成压制，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自5月以来呈现震荡下跌态势。截至2011年11月，IMF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13.1％，比2011年4月的高点下降11.3％。未来欧债危机形势的演变、全球流动性释放的状况、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美元汇率的波动将是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影响不同，将牵引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行情及波动趋势。

 

(三)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产能过剩、国际市场需求不稳以及新的投资热点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制约，全球跨国投资复苏步伐总体上滞后于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不过，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市场需求恢复、企业资金紧张有所缓解，跨国投资也在逐步复苏。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UNCTAD)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人量小幅回升5％，达到1.24万亿美元，仍然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了近37％。2010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对外投资来源地的重要性都进一步增强，而且这些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首次达到全球总流量的半数以上，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对外直

接投资额也达到历史最高值。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依旧在下滑。

世界经济动态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经济

一、循环经济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能够把企业生产出来的废水、废气、固废和其他副产品重新利用，组合，纳入到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过程中，使这些废水、废气、固废和副产品能够成为新的原材料。外延上来讲，保持原来这些副产品的形式或者再创造这些副产品的形式都可以纳入到循环经济的范畴。这种经济体系的产生源于“大自然的城市危机”。20世纪以来，大自然的命运逐渐掌握在城市人手里，超过一半的人的世界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的新陈代谢逐渐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不断地产生污染。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1、循环经济是一种新颖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形式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一种伴随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以及人类追求高层次生活质量的迫切所形成的一种新颖的经济体系。这种新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发展方式上，更加突出在循环经济是以生态建设保护环境这一建设目标为主线贯穿经济发展的始终的。

2、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体系。循环经济的产生背景就是由于自然资源消耗严重，生态发展压力过大，各国政府都不断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关键性的位置，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改善生态建设，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这种在不消耗原有资源的前提下，循环利用现有资源，不断增加企业产出，创造社会财富的循环经济就应运而生了。

3、循环经济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形式是加工利用现有废弃物，不断创造新价值。那么这和我国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向是同出一辙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从保护地球生态资源为出发点，缓解现有的人口资源危机，逐步实现五个统筹一体的经济形式。因此，我国实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心是坚定不移地，不仅是中国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二、循环经济的现状

（一）国内现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社会资源，自然能源的需求较大，不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实行循环利用以支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未来是没有出路的。经过10年的实践经验，我国的循环经济已经从试点发展到国家战略，并不断建立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指标体系。“十一五”期间，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带动和发展了吸纳2800万人就业，总产值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产业。“十二五”期间，我国仍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编制和实施全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重点规划，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组织实施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即实施循环经济十大工程，创建百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和乡镇，培育千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由试点向示范推广的转变。

（二）国际现状

从2002年伊始，循环经济被列为我国国家战略以来，欧美国家就有相关经济学家意识到循环经济的重要性。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布尔格教授（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教授）和瑞士洛桑大学的埃尔克曼已经启动了对我国循环经济的追踪调查。更有相关著作问世，使欧美各界的人士能够分享我国有关循环经济的经验与思考。据相关数据显示，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90亿，而我国目前的现状就是世界明天的先兆。鉴于世界很多国家仍然存在着对社会资源，自然能源的大需求量，人口压力偏高地区也不断涌现资源短缺危机，那么就现有体系而言是无法支撑的。循环经济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即使地球有了新资源新能源，也必须要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循环经济，这是保证地球人类资源不枯竭的必要手段之一。

三、循环经济的未来

循环经济作为人类共同发展的经济方式，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那么未来循环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出中国，不能禁锢在自己的小笼子里，故步自封。对于循环经济的未来，笔者有一些思考。

（一）加快国内生态园建设

循环经济的基础是由六个要素构成的，即：不可再生资源的有节制和最有效的利用；符合资源本身更新条件的再生资源的开采；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型消费；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由于循环经济完成了大规模的内部流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经济系统的输入流量和输出流量。在实践中，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工业生态园为试点的，事实证明，这一方案的效果立竿见影。工业生态园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政策倾向于发展三个支柱：属于工业生态学的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区和循环经济得以更广泛展开的生态城市。加快国内生态园建设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强国之路。

（二）强强联手

循环经济的最终目标不是实现一国经济的循环发展，而是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道路上，多个国家进行强强联手是十分有必要的。强强联手一方面可以在国家之间形成互相学习，借鉴经验的朋友圈，不断地督促本国经济前进发展，形成互利互赢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强强联手的实行循环经济更是人类共同的使命，是保护好，发展好我们共同的地球的迫切需要。需要注意的是强强联手并不代表着霸权主义国家可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能源，而是在坚守国家底线的原则下，在经济发展模式和科技进步上互帮互助，努力构建生态地球，生态家园。

四、结语

我国的循环经济战略主动为后世的可持续发展承担了责任，不仅仅解决了我国的资源、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解决全球的资源、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不是可以自动复制的，但却可以启发诱导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更广泛的措施和手段，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难题。

参考文献：

[1]迪克逊•威克特(美),美国总统经济学,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12.

[2]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美)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家,华夏出版社,2016.01.[3](法)让•克罗德•乐伟著.王吉会,范晓虹译.循环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