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论文范文

生命科学论文篇1

1尧信息生命科学还原了中医尧气功尧武术等传统文化的生命观的自然本质

早期哲学家意指的“自然”（Physis）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Nature）、“本原”（Arche）、“太初”。这种最初存在的东西在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它们赋予事物质料，是最原始的“基质”，并内涵引导形成事物运动和存在的秩序的“原则”。这一“自然”存在与中医和气功等传统文化的“气”或“元气”概念是一致。近代以前，这种存在之物只能存在于哲学家的主观思维和意识对象之中，与物理科学的实证实验对象无缘，但是现在前沿的量子物理学已为这种以前只能靠思辩或“神秘”体验去把握的存在对象提供了客观实证的物质基础———量子真空零点能全信息场。从一元论宇宙发生论和科学认识的客观信息性上，只能将这一本体的客观存在称为“信息场”、“本体信息”，它是未显现的宇宙“隐信息”、“所有信息”（全信息），中华传统文化称其为“道”、“无”。它通过生成“气”来化生宇宙万物世界。〖信息生命科学〗的“信息”即是立足于这一“量子真空零点总信息场”（“道场”）的宇宙本体信息而言。

2尧信息生命科学对气功尧中医和武术基础的野气冶理论解读

（1）信息生命系统中与先天“炁”和后天“气”生成世界万物的暗物质暗能量宇宙本体隐信息源———“道•气”场，布达佩斯俱乐部的欧文•拉兹洛将其比喻为“微漪之溏”，显性世界只是本体宇宙“池溏”背景上的微漪。这一混沌的生成本体，老子给了其恰当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25章）。著名量子物理和科学思想家戴维•玻姆创造了隐含序（Implicateorder）的概念，与显现序（Explicateorder）相对，表达了这一宇宙本体的特征；（2）气功修炼和医学实践中对生命“先天元气”的提取和运用；（3）元气的本体信息多维复合一体性的物理奥秘———纵波磁旋构成的挠场；（4）传统文化中的天（地）、道（德）、无极（太极）、性（命）都与这一本体信息场相应。3尧结论和建议在道（气）一元的基础上，运用信息生命科学整合中医、气功和武术等，是传统文化创新的科技之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2]戴维•玻姆著，洪定国等译.整体性与隐缠序[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2.

[3]欧文•拉兹洛著，钱兆华译.微漪之溏———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一版.

[4]艾灵吾，吴凯地.信息生命科学对于信息量生命、本体信息演化规律特征的探索[EB/OL]，

生命科学论文篇2

概要：经气刺激神经感觉细胞，神经感觉细胞接受到这个刺激信息后，向大脑中枢神经发出传感电子信号，大脑中枢神经接收到信号后经过处理，迅速在向原神经刺激点发出一个指令（电子信号），这一来一往就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初级电流现象。由于连续不断的刺激、必然会产生连续的，电信号来回的传递动作，由此就构成了经络系统与神经系统和现代光、电、磁理论相互结合的基本原理。

关键词：经络气功神经系统生物电电磁波电荷电磁场

如何使传统的人体经络循环系统、与现代医学的神经系统、和现代物理学中的光、电、磁理论完美地相结合。一直以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以前很多的学者都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比较合理的圆满的成功突破。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经气没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其实，在人体经络循环系统中，对经气的研究才是核心，才是焦点。没有经气的动态运行，也就没有什么经络线路或轨迹的存在。那种机械的以经论经、照本宣科保守的思想将人们的研究带入了误区。本文通过自己对人体经络循环系统的亲身体验。试着对经络系统与神经系统和现代光、电、磁理论相结合做个初步探讨。有不到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

一、传统人体经络理论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光、电、磁理论相结合的基本原理：

现代医学表明；人体神经感觉信号的传递是依靠生物电信号来实现的。神经的电信号是生物化学电。也就是说，在人体的神经纤维中，是电信号或生物电荷的上传下达来回运行，才是沟通大脑中枢神经与某个神经感觉细胞刺激点的关键因素。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练功人的意念力集中到人体的某一个穴位时，这个穴位就产生了经气。随着意念力的增强，经气产生积累的增多，此时经气就会自动沿着人体组织间隙向前运行。经气的这一微小举动，被处于高度放松状态的人体神经感觉细胞发现了，并及时通过神经纤维向大脑中枢神经发出传感电信号。大脑中枢神经接到感觉信号后，立即做出反应，向受刺激点回复一个传感电信号。这一来一往多次重复持续不断地快速传递运行，就形成了连续的电流运行状态。这时的神经纤维就象一根电线一样，成了传递生物电信号的导体了。根据‘电生磁、磁生电’的原理。电、磁现象在人体神经纤维束上出现了。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在经络上检测到有生物电现象的基本原理

经气的运行是在神经系统的控制之下运行的。在经气运行的线路或者通道上分布着神经感觉细胞或神经纤维束，它们两着大多时候是并排一块运行的。这就是很多人很容易将经络与神经混为一谈的原因所在。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下现代物理学中的电、磁和电磁波是怎样产生的。现代物理学认为：电磁波是电磁场的一种运动形态。电与磁可说是一体两面，电流会产生磁场，变动的磁场则会产生电流，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的场，这就是电磁场，而变化的电磁场在空间的传播形成了电磁波。

由于人体神经系统，就象立体网络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各个线路点的经气运行都在它的掌握和控制范围内。当练功人在做整体或者多点多线路的经络同时运行时，经气必然多点同时伴随着神经感觉系统一块做整体运行。此时的神经系统在多点不同线路的经气不断连续刺激下，大脑中枢神经就必然同时，向多个刺激传感点发出多路来回的电信号动作。这同时多点多线路的神经传感电信号来往，就以立体的形式构成了一个巨大复杂的带电的神经网。由于这带电的神经网络，是随着神经传感电子信号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种变化的电流现象就会引起，其中的电场和磁场的变化。而这变化的电磁场在空间的传播，就形成了电磁波。这就是人工有意识，有控制产生电磁场和电磁波的基本原理。

总之、练功人通过运用经气这个‘工具’，来刺激人体的神经感觉细胞，促使神经系统产生传感电子信号，通过电信号多次重复连续的上传下达动作，致使人体神经纤维干束上产生了变动的电流现象。随着练功人‘功力’的增加，向外发射电磁波的能量，也会相应的增加。

在经气这个‘工具’的帮助下，人体原来没有感觉的神经传导线路，现在有了感觉。它对人体神经系统的拓展开发作用，以及对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治疗，必将会发挥积极的影响。

根据此原理，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练功人以前所存在的一些特异神秘现象，也就不困难了。例如、一些传说的练功人功夫达到一定程度后，身体会向四周发出一种看不见的光。还有古印度修行人所说的三脉七轮中的顶轮上方有个发光体（梵天轮或梵穴轮）等等吧！这些现象均可以用现代电磁波理论中的光谱分类构成，来做出科学的合理解释。

二、练功人与普通人向外释出电磁波能量的区别：

电磁波定义：“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电磁波是能量的一种，凡是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释出电磁波”。根据这个定义，也就是说普通人虽然没有经过特别练习，也能向外释出电磁波。只不过这种释出是自然的、是不自觉的释放，其释放的能量也是非常微弱的。而练功人所释出的电磁波能量则不同。它是由练功人思维意识产生电信号后，通过人体神经网络运行来产生的一种电磁波能量。它是人工有意识产生的。其释出的能量强与弱是由练功人的‘功夫’来决定的。

针灸虽然能够使人体产生经气，并且能传感出生物电现象。但是，由于其稳定性差、且不容易连续运行，那种多点多线路经气同时运行的复杂方法则更难以实现。因此，用针灸的方法来研究人体经络与现代光电磁理论相结合，本就先天存在严重缺陷，其研究的结果是可想而知了。

人体生命是鲜活的、是运动的。因此、动态的经气运行必将产生动态的光、电、磁现象，加上人大脑思维意识、中枢神经的干预和调节作用等。这些优势是其它方法没办法替代的，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也将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点。

经气的运行，对开发人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也非常重要。它在人的思维意识控制下，所产生的生物电磁波种类以及波长，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将会对人的大脑功能的新发现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正电荷与负电荷在人体表面分布的区域：

我的体验是：1）从总体上看，以人体的正中线为分界线，将人体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一般情况下，人体的左面运行的是带正电荷的电流和电场。右面运行的是带负电荷的电流和电场。这就构成了人体左右两个磁极现象，这同地球的磁场现象极为相似。真可谓天人合一再次重叠。这也是电、磁理论的很好证据。正电荷与负电荷的其它分布区域，请参看我前面写的《人体阴阳分界线和阴阳区域立体模型》。另请注意，这篇文章中有少部分存在一定的错误，等我以后有时间了再做修改完善。

普通人体不显出磁场，是因为人体内的生物电流，在整体上来说，是无次序的。因此如何使得人体内的生物电流，从整体上形成有规律的运行，从而使得人体内的电磁场与大自然的电磁场互相吻合，是今后人体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目前来说，只有练功人才能做到这点。

说明；这小节未经严格的实际检测，最终的结果应该以实际的科学试验为准。

四、人体吸收外界电磁波能量与向外发射电磁波能量的主要通道：

经过我的亲身体验，我个人认为，人体接收自然界电磁波能量和向外发射电磁波能量的主要通道是：1）脸面部位。2）人体的2个手心部位。3）人体的2个脚心部位。共5个部位。

这五个部位正好与我前面发现的《太极五行经络运行轨迹模型》组合相互一致。其中原因主要是，在这五组太极图式的经络运行表面上，同时分布着两组经络运行方向完全相反的现象。这种阴阳经络运行现象，可以解释为正电荷与负电荷的运行变化现象。这种自然规律的巧合重叠，恰好也说明了我发现的人体经络运行规律是正确的。

五、应用领域：

在现代医学中，用电磁波来治疗一些疾病，已经是非常普遍了。电磁波是一柄双刃剑。当它与我们人体自身的生物电磁波频率匹配时，可以为我们服务。当它与人体自身的生物电磁波频率不匹配时，就会给人体造成伤害。有些伤害是隐性的，是难以察觉的。练功人在炼功时所发出的电磁波能量，是人工制造发出的生物电磁波，自然与人体自身的频率相互匹配。

以此原理来解释一些气功师，给人发放外气治疗疾病。其实质就是应用了电磁波能量这个原理来实施的。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只不过以前我们认识不清楚罢了。

历史上那些假冒的‘大师’、大仙们，用神秘的、充满诱惑的语言，打着教人练功成仙的幌子，四处招摇撞骗。致使很多的人劳命伤财，这类沉痛的历史教训，人们应该引以为戒。

六、结束语：

对人体经络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和现代物理学的光、电、磁理论等，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及研究，是需要多方面较强的专业知识来协同研究完成的。由于我的能力有限，在这方面的理解和论述都有一定的缺憾。我只能大概粗浅地说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详细准确的内容还是要敬请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一同来完善。这三者的结合，必将开创出一个人类新的医学思想体系，也预示着新的人体生命科学时代的到来。

说明：我发现和构建的人体经络循环体系主要是由以下文章来具体表述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博客上参看下列博文。

1、《人体阴阳分界线和阴阳区域立体模型》，其中主要内容是；划定人体的阴面和阳面、以及其中经络的运行区域。也可以理解为，带正电荷的表面和带负电荷的表面。

2《太极五行经络运行轨迹模型》，其中主要内容是；经络的运行规律。

3《关于经络体系是由一套系统多种结构组成的探讨》，其中主要内容是；经络的构成及结构。

4《我的追寻》，其中主要内容是；1）对前文的小结。2）是对经气的研究。

生命科学论文篇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在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基础上作了改进，具有除目镜与物镜之外的图片放大功能，可以随时采集和记录检测信号，观察活细胞的结构及特定分子、离子的生物学变化。其选择单色性较好的激光作为光源，从根本上消除了色差。物镜的焦平面上加了一个带孔挡板，阻挡了焦平面外的杂散光，进一步消除色差。样品被分解成二维或三维空间上的无数个点，激光束逐个扫描成像，进而组成整体的平面或立体图像，计算机代替肉眼或照相机进行观察或摄像，数字化的图像在电脑中进一步处理，提高了图像的清晰度。该仪器还使用了光电倍增管，将微弱的信号放大，大大提高了灵敏度。由于以上优点，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可以应用到几乎所有有关细胞研究的领域。如原位鉴定细胞或组织内的生物大分子，观察细胞或亚细胞的形态结构；无损伤实时检测分析活细胞，并研究其形态和功能；在一个样品上同时进行多重标记，实时观察等。

2荧光探针

荧光探针在荧光成像技术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荧光探针需具备优良的光物理性质，以便于激发和检测，且不与生物基质同时被激发，还要有较高的荧光量子产率和摩尔消光系数。荧光探针的溶解度要大，便于溶于缓冲液或细胞培养液中，且热、光性质比较稳定，有特异性标记位点。荧光探针需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易于进入细胞内。荧光探针大致分为两类，包括化学类和生物类。化学类包括有机染料、纳米材料（金纳米粒子、半导体量子点等）及金属配合物等。生物类包括藻胆蛋白、分子灯标及基因编码荧光蛋白等。荧光探针在化学、光学、生物学等领域应用广泛，但是，目前仍缺少有效的分子探针识别疾病分子水平上的独特位点，故从分子水平上进行病理研究比较困难。

3荧光成像技术的应用

3.1蛋白质、金属离子的检测

生物体的生理状态可以通过蛋白质表现出来，生命活动离不开各种酶的作用，而酶大多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故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在认识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刘亭延等采用荧光成像技术构建了一种检测人血清蛋白质的新方法。该方法以碳量子点为标记染料，以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出人血清蛋白，优化实验条件，最终得到清晰的电泳图。段相国等建立了一种HCVNS3／4A蛋白酶在小鼠体内瞬间表达的模型。金属离子在生物学中起重要作用，金属离子与荧光探针结合，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观察细胞内金属离子的变化。Michael等选用Indo－1为模板，合成了一系列检测Ca2＋的荧光探针，可用于确定活细胞定位置的Ca2＋浓度。Sare等合成了Zn2＋的荧光探针，并应用到细胞中Zn2＋的检测识别中。人们还建立了Mg、Cu、Hg、Cd等离子的检测模型。荧光成像技术应用于蛋白质及细胞内金属离子检测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荧光探针不能通过细胞膜、成像过程对细胞造成损害、检测方法不统一等，因此，建立统一、低损害的荧光成像检测技术仍是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3.2肿瘤疾病的检测和诊断

目前，肿瘤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于显微形态学观察，从而在细胞层面上了解肿瘤细胞的类型与个体差异，这就要求检测手段不断进步。荧光成像技术以其操作方便、标记靶点多、灵敏度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肿瘤跟踪成像研究中，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价值。高苒等建立了一种小鼠肿瘤模型，利用荧光显微镜和活体荧光成像仪可直接从整体和细胞水平上观察肿瘤，了解宿主与肿瘤间的作用。至今为止，人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但该技术应用于体内时需要考虑复杂的体内环境，动物组织会产生背景噪音，影响该技术的发展应用。

3.3药物新剂型研究

为了提高药物疗效，降低毒副作用，发展药物新剂型尤为重要。荧光探针的不断发展使荧光成像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可用于对药物运输过程、细胞屏障跨越方式、药物释放过程等的观测研究，它的迅速发展也大大促进了药物新剂型研究的迅速发展。陈刚等研究了荧光探针经内耳给药后的转运通路，在荧光成像系统下追踪了整个运输过程。钟华等构建了一种装载抗癌药物阿霉素的新型纳米胶囊，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实时跟踪观察药物投递释放过程，为新剂型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平台。目前，类似的研究虽然较多，但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诸如荧光探针毒性、生物体内相容性等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合理的规范，难以规模化生产。

4结论与展望

荧光成像技术的迅速发展加深了人们在分子水平对生命科学的了解，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进一步推进了荧光成像技术的发展。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操作简单，应用广泛，荧光探针易于制备，荧光信号强，荧光成像技术可用于蛋白质、金属离子的检测，在肿瘤等疾病的检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还可以实时跟踪检测给药过程，为药物新剂型的研究提供新的平台。目前，荧光成像技术仍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为：细胞在可见光区有自发荧光，掩盖了标记分子信号；难以实现对分子的长期标记检测。荧光成像技术是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间的重要纽带，三者将相互促进，不断进步。

生命科学论文篇4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影响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科学技术变革。但在古代，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系统而全面的发展。16世纪中叶，哥白尼发表了巨著《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此了科学技术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科技革命始发于18世纪中叶，以伽利略、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转变。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整个工业的面貌，并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在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为主要内容，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为骨干学科，推动了近代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电磁学、热力学、光学等学科的诞生或发展，开创了一个科学的世纪。随后在世界范围内以电力技术为先趋，迅速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其他技术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次科技革命导致了人类活动更加依靠科学来指导，从而诱发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的产生。现代科学是以物理学为先导，以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主要内容。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互渗透形成交叉学科为特征的又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生命科学论文篇5

一、文化、人文论

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生成物，其生存、成长和发展与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学者所论：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态；而文化精神的演变，也决定着文学形态的演变，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就能够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从哲学、宗教、艺术、风俗等广阔的角度认识文学。张新科也认识到了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在研究实践中，始终把文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他的这一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二是文学的人文研究。

就文学的文化研究而言，张新科首先对文学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透视。他认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就能够探讨文学发展中与其他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说，是文学内在问题的深化，而不是脱离文学去研究政治、历史。因此，他在《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从文化渊源的角度阐释了汉代文学所受到的先秦文化的滋润，认为先秦时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子文化系统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文学范式等都对汉代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将汉代文学放在两汉四百年间文化变迁的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汉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其特征，并且从文化演变过程中考察汉代文学如何逐渐向文学的自觉时代迈进，勾勒汉代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挖掘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较全面客观地揭示汉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在该著中，他把汉代文学放在汉代大一统文化政治背景下予以观照，挖掘汉代的经学、道家思想、神学思想、神仙观念、风俗文化以及音乐、歌舞、绘画与汉代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分析了经学盛衰与汉代文学风格的变化，神学思想与汉代文学的哲学化思潮，道家思想与汉代文人的自我情怀，神学观念与汉代文学，风俗文化与汉代的杂歌谣辞，汉代艺术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等问题，探究了汉代文人心态由自我肯定到失去自我再到寻找自我的变化过程，并且就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史记》的文化意蕴、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比较、经术与文学的结缘、道教经典与五言诗、七言诗等文学文化影响的个案作了分析。通过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他指出：在汉代各种文化思潮中都可以看到文学的因子；汉代文学的实践及其理论的总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体形式的变化等，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他认为，文化因子影响文学，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规律。

另外，张新科还对《史记》的文化综合性特点和文化的创新性做了研究。在《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等文章中指出：《史记》十表，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

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 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强暴、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

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

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

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 世纪 50 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 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

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 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 ABC 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

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 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 20 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 20 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 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 21 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

200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 7 论 17 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

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

《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

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

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所谓文学经典，乃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学文本。文学经典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检验的结果。而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作品接受的过程，扬弃的过程。张新科从经典化过程切入，以汉赋、《史记》为例，深入探讨了文学经典化问题。

张新科最早论及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当是《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一文。该文从汉赋繁荣但散佚多、存世少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张新科认为，汉代是辞赋发达的时代，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但流传至今完整的作品只有百余篇。这是由于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使许多无消费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冷落，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正是这一经典化过程，造成了多数汉赋的散佚。

此后，张新科一路寻来，先后撰文探讨了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认为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而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尽管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一文认为，文学家对汉赋的学习与借鉴、文学选本对汉赋作品的收录和保存、评论家对汉赋的评论与推崇乃是汉赋在明代经典化的主要途径。通过分析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该文还论及文学经典化的相关问题，认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与社会的政治、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也与读者的文学素养、见识、审美观念密切相连。明人对汉赋的认识，既继承了前代传统，也有自己的新见解；既有一定的理论，也有自己的新的辞赋创作。这些成就，既促进了明代的文学发展，也对清代辞赋发展以及汉赋在清代的经典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除了研究汉赋经典化以外，张新科还撰文分析了《史记》的经典化问题。他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一文中仔细梳理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和历史，认为汉至唐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时期，宋元则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期，明清时期《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进一步巩固，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不断加强。在研究的过程中，张新科还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史记》经典化的途径、方式和发生原因。他认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史记》中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在历时与共时的存在范畴里，不断实现着自我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增值与保值，就是《史记》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通过文学经典化研究，张新科认为：文学作品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经典化之后，有价值的作品永远具有不朽的魅力，经典作品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解构，反而不断加强。

规律的探寻与把握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永恒主题，也是其最本质的目的。张新科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人文论、创新论、学科论、嬗变规律论、经典化论等，都有着发现规律的学术理路，这正是他在为探寻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寻求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建构方法和途径而努力的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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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新科．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 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生命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革命；理论批判；经济学史；验证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20-03

一、科学革命理论提出的背景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类社会一直在进步，在人类社会繁荣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如何衡量科学的进步呢？科学是如何发展的，有没有一个模式可以描述这种发展规律？很多人，尤其是一些科学哲学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最传统的观点是，科学是逐渐积累的过程，这是归纳主义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开始关注归纳方法，当时主要是枚举归纳法和直觉归纳方法。后来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新的归纳方法，即排除式归纳法，创立了探究事物因果联系的科学归纳法。穆勒在其基础上进行完善，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古典归纳主义方法体系。他们推崇经验和归纳，认为经验是科学理论的唯一可靠来源，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唯一正确方法。同时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诸多经验逐渐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归纳的方式形成。但是这个学派没有看到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量化的积累，他们没有看到科学史中非累积的阶段，即科学革命的阶段。

在哲学发展史中显赫有名的波普提出了证伪理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波普在批判古典归纳原理和现代归纳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证伪性”概念，并把可证伪性作为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认为科学发展的过程即理论不断被证伪的过程。然而，波普的证伪主义忽略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积累过程，过于强调科学的革命性。

为了克服这两种科学进步理论的缺陷，库恩研究了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和20世纪物理学发展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革命论”理论。科学革命论强调科学进步的革命性特点。

库恩最初研究的领域是物理学，他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他转向科学哲学的研究。他的深厚的物理学涵养为他的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先天优势。20世纪50年代，他研究科学史问题，发表了《哥白尼革命》。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在这篇论著里，库恩表达了他的主要哲学观点，即科学进步的革命性，科学革命表现为科学范式的不断替代，以及他第一次提出的“不可通约性”概念。

二、科学革命理论的核心理念

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了科学进步的革命性。其中他提出了“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概念。为了解释他的论点，他还提出了“不可通约性”这一新的概念。

（一）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革命意味着放弃一种理论结构，并用另一种理论结构取代原来的理论结构。库恩把科学发展过程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正是他的科学发展模式。

前科学是指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的阶段。此时，有多个理论学派同时存在，百家争鸣。当科学有了系统化的理论后，科学就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

常规科学是库恩用来表达科学家团体在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积累科学知识的过程。库恩认为波普的证伪主义和不断革命论忽视了科学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常规科学。他把常规科学的研究比作“解谜”，谜底总存在，然而解谜的途径却多种多样。正是有了常规科学研究，科学家才有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局部问题，使科学研究从定性阶段过渡到定量研究阶段，使科学家共同体通过扩充范式应用范围，并提高准确程度，进而逐步完善范式。

然而，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反常现象，当反常现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的时候，常规科学范式就出现了危机。反常现象无法用旧有范式解释，无法通过旧有范式的调整来解释，反常现象构成了对原来范式的威胁。于是，危机出现了。

既然原来的范式无法通过调整来解释反常现象和理论，那么出路只有一条：采用新的科学范式，即进行科学革命，使用新范式，替代旧的范式开展研究。每一项重大科学发现都要求对原来的范式进行调整，当这种调整非常显著的时候，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

库恩把科学革命视为新范式替换旧范式的过程，范式由理论体系、研究规则、方法和哲学观点等构成，因而范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科学理论体系的变革，使科学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变革，是科学史上的革命。

（二）范式与科学共同体

“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第10章如是说。范式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库恩从语言学中借鉴了这一概念。“范式”的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申为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即范式的变换。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中，范式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并不统一。根据英国语言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做过的一个统计，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使用的“范式”多达21种意义，如把范式说成是一段时间里为科学共同体提供典型问题和解答的“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被迷信的科学“神话”，“一幅可以从两种角度观看的‘格式塔’图形”，科学上的“完整的传统”，启迪智慧的“哲学”，“一本教科学或经典著作”，“形而上学思辨”，“可以指引知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理”，“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一种新的观察方式”，等等。

最初库恩把范式理解为内容庞大的研究传统。后来他在《必要的张力》一文明确提出，“无论从实际上还是逻辑上，‘范式’都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遵守同一范式的科学家集团，他说，“一个范式，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可能并无共同之处。”

（三）使用“不可通约性”解释科学革命

为了同“科学积累论”区别开来，库恩提出了“不可通约性”概念，并用这个概念来表达新旧范式之间的质的差别。

不同范式代表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似性――也就是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性”，所以它们也只能借助于超出范式的手段来进行竞争。科学革命前后的“范式”之间完全不存在共同的评价标准，因而是“不可通约”的。在库恩眼中，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了原来范式不能解决的“例外”，尝试用敌对性的理论来解释，进而替代掉原来“不可通约”的科学范式。

三、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判科学革命理论

（一）主观真理观与相对主义

库恩诠释了范式的概念，但是对于新的范式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范式的选择，他给予的解释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体现出了他的主观真理的倾向性。

实际上，对于新范式的产生问题，库恩很少论及。他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很重，因此他认为，“新的范式有时是在午夜，在深深的处于危机中的一个人思想里突然出现的”，他的观点是一种形式的天才论。他夸大了灵感、直觉等非理性的作用，认为范式的产生不是对客观想象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认识的结果，而是凭借灵感和直觉使范式从内心突然产生。

而在范式的选择上，他持有的是权贵主义立场。即范式选择是权威科学家或科学集团选择的结果。范式不仅仅是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社会形式，是一定社会集团的信念和行为规则。因而，我们认为库恩持有的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标准。

而且，他不承认科学革命不是向真理的逼近。他只是认为，新旧范式的变换是科学进步，但这种进步实际上是解决谜题上的效用上的进步，而不是认识层面客观性的进步。他认为理论本身是“想象”，没有客观性与之对应。理论是一种工具，只有好坏，没有真假。这是一种否定真理客观性的论点，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性。

在库恩看来，新范式战胜旧的范式，并不是依赖于实践的检验，而是依靠科学共同体中多数成员的支持所致。

（二）“不可通约”与科学理论的继承批判发展

但是，库恩的“不可通约”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他用“不可通约”概念表达不同范式之间的区别，但是，当把这种差别强调到二者不相容的地步时就有问题了。他说，“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他把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创新割裂开来。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同一性。后来，库恩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使用“部分交流”来替代“不可通约”。

四、科学革命理论与经济学发展

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理论以及科学范式概念，都是基于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而形成。但是，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分析，比如经济科学。我们对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批判，在经济学的发展中也同样地得到了验证。

目前学术界针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几次革命没有统一的意见，但从一些较有影响的革命如配第革命、斯密革命、李嘉图革命、穆勒革命、马歇尔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斯拉法革命、理性预期革命、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等，可以看出经济学的革命其实是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这一点和自然科学领域并无二致，尽管在形式、原因、结果、方法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差别。（表1描述的是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以及各个学术流派）虽然学者对几次革命划分没有共识，但有一点却形成了统一意见，那就是凯恩斯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卓著，无论如何划分，他的理论都堪称一次革命。我们就以凯恩斯革命为例探讨库恩的科技革命理论。凯恩斯提出了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无论从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的建立还是范式的形成，都具有鲜明的特点。（1）提出要从总量来分析社会经济。这一点和传统经济学差别很大。传统经济学注重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注重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2）摒弃了过去占主流地位的“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而凯恩斯引入了消费倾向递减、资本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证明了有效需求不足原理，解释了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3）分析了传统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及自由放任政策的缺点，提出市场失灵理论，提出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应该说，凯恩斯理论是一次经济学革命，产生了新的经济学范式，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但是，凯恩斯理论并非凭空产生，也不是对以前理论的完全否定，确切地说，凯恩斯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扬弃。比如凯恩斯理论仍然保证了“经济人是理性人”、“边际效用递减”等基本假定和基本经济学原理，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全盘否定。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也是对新的经济形式的解释，不但有理论基础，还有实践基础，是新的事实的反映。从真理客观性来看，比原有经济理论更贴近和反映现实，更接近“客观性真理”，并不是像库恩说的那样，仅仅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而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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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玉成.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生命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其三，以“现状调查”和“国情对策”的研究，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道路，并不排斥那些针对相对微观而专项的医疗技术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研究，相反，这些微观而专项的研究最易于从“实证调查”或“案例分析”的视角上提供切近或进入中国医疗技术实践的生命伦理研究之进路，因而它们始终是解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然而，仅有这种微观而专项的研究是不够的，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还必须以对各项具体的现代医疗技术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为基础，在打通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生命伦理及法律问题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问题。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化道路的探索而言，现实调查和国情对策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特别突出“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交叉点和跨学科对话背景。在研究进路上，以此为基础来整合社会学调查、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的研究成果，凸显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与法律问题的中国立场、中国背景和医疗（卫生）民生之内涵，并将之作为跨学科交叉整合的首要前提，回答我国的研究现状和我们面临的特殊难题。同时，在世界性难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并行不悖的视野上，贯通伦理反思、法律分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并由此探讨打通医疗技术世界与人文价值世界的可能路径，从而建构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的生命伦理体系。

生命科学论文篇8

困扰笔者的一个问题是生命现象或生物学陈述是否会对物理学定律发生证伪事件，引起物理学理论的修正？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之间必须存在着可能的演绎关系，而生物学陈述中的一些成分与物理学陈述在演绎关系上的不相关，似乎是当前对生物学自主性认识的根本所在。这种认识基本是这样的：①生命科学具有独立于物理科学（包括化学）的规律或定律；②生命科学的解释框架不同物理科学的演绎解释框架。本文试图对生物学自主性提出一个新的理解，它与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密切相关，并由此解决演绎逻辑上相关与否的问题。

1　生物学自主性在以往理论结构上的表现

（1）生物学理论的公理化尝试

生物学具有独特的内容，可建立一个与物理科学并行的演绎体系，这种观念导致了对生物学进行公理化处理的尝试。伍德格尔（J．H．Woodger）早在1937年就试图对孟德尔遗传学定律进行公理化处理，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七十年代，在生物哲学界发生了达尔文进化论是否属于科学理论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威廉斯（M．B．Williams）在1970年给出了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完整公理化模型理论〔1〕，它包括两个初始概念、进化的两个公理、有关适应和选择的五个公理、适应度的操作定义，由这些可推导出达尔文理论的一切概念和关系或定理〔2〕。

威廉斯的体系只是直接从宏观上对进化的原始概念和公理的认定，脱离了微观的遗传学机制。还原论者认为，仅仅将进化论改造为演绎体系是不够的，还应当在物理科学与这个演绎体系之间建立起逻辑演绎关系。因此，鲁斯（M．Ruse）建议，群体遗传学应是进化论的演绎基础〔3〕，首先应阐明从群体遗传学到进化论的演绎关系，而公理化处理后的群体遗传学体系，其逻辑公理则是孟德尔遗传定律。然后，再将孟德尔定律作为演绎结果从分子生物学中导出。

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分子生物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并且它与经典遗传学之间存在着逻辑蕴涵上的脱节。这是生物学自主性的一种表现，其根源来之于演绎体系的构建之始，即演绎的公理和原始概念直接来之于生命界，从而独立于或自主于以无机界为研究对象和直观经验来源的物理科学。这种构建过程的合理性在于，人类的直观经验有两大类或两个来源，除了无机界之外，还有生命世界的生命现象。人们无法漠视生命这一独立于无机界的现象或实体的存在，因而它们也成为人类直观经验的基础。

（2）分子生物学中的功能性解释

事实上，在诸如分子遗传对经典遗传学的还原，那一部分不能还原的独特内容，以功能预设或目的性预设的形式出现。

对孟德尔遗传学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它首先直接从遗传现象和数据中设定了一个生命实体即遗传因子（后来称为“基因”），接着给予了这一实体两个承诺：第一，它们既可以彼此分离，又可以再组合；第二，它们自身带有某种生物学性质，这种性质是使生物体显示某种性状的原因。在孟德尔遗传学或以此为基础的公理化体系中，不必给予这两个承诺以解释，因为遗传因子在此是最基本的实体。但是，当分子遗传学从实体上将基因与DNA片段相对应，或者说将前者还原为后者，随之而来的则必须从DNA分子行为上给予这两个承诺以解释，并且只有演绎的解释，才能达到理论还原的要求。

然而，分子生物学对经典遗传学的所谓还原，只达到了对第一个承诺的还原，可以从DNA分子的性质和行为来解释遗传因子或基因的分离与组合。而关键是第二个承诺，无法对此给予从DNA分子到遗传性状的上行演绎解释，例如，在将性性状与蛋白质相对应的解释中，DNA碱基顺序代表了基因即遗传信息，而遗传信息是从生物学功能角度来定义（而不是从DNA分子的性质及行为来定义），涉及到与细胞器和其他生物学成分的关系，涉及到与细胞器和其他生物学成分的关系，涉及到转录、合成、生长、发育等一系列过程，即它是从生命整体角度来定义的。DNA分子的行为与性质并没有蕴涵遗传信息的概念，因此，DNA决不等于基因。在这里，体现了功能性解释的特点；基因的含义有一部分是从这一实体或DNA分子在生命整体中所具有的功能这一方面来定义的。人类直观经验之一的生命现象在此以功能预设的方式参预了理论的构建，所以，生物学在理论上的自主性，并没有由于分子生物学所谓的还原而消失。内格尔（E．Nagel）、罗森伯格（A．Rosenberg）等人把功能（或目的性）解释看成生物学自主性的依据和根源。

2功能性（目的性）、演绎性和理论构建

由于功能预设的存在，使得生物学解释框架不同于物理科学。那么，在生物学理论中，是否能实现一种从功能解释模式框架向演绎解释框架的模式转换，在消除功能预设的同时，又不破坏分子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呢？模式的建立与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相关，通过其构建过程的分析，对于模式转换问题有着莫大的启示。

演绎性解释框架模式如下：

（1）L1，L2，……，Lr

解释性陈述或前提

（2）C1，C2，……，Ck

━━━━━━━━━━━━━━━━━━━━━━━━━━━━

（3）E

解释对象

其中，L1……Lr是规律般的全称陈述，C1………Ck是关于初始条件的特称陈述，E是描述单个事件的特称陈述，也就是对要给予解释的现象的陈述。如果E能够作（1）中的全称陈述和（2）中的初始条件的特称陈述的演绎结果，则它就得到了解释〔4〕。这种解释框架实际上就是要对自然现象寻求一种因果性解释：如果条件C1、C2…Ck存在，则必有现象E出现。

一个严密的、完美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使用这种解释框架，这已成为一种模式。从物理学到化学，基本上已达到了这种要求。而生命现象的特殊性，如趋目的性，使我们在传统的生物学理论中仍到处采用目的性或功能性解释，特征是以未来的一种既定状态作为当下行为的依据，或以生命现象为整体背景，以组成部分（如分子）对整体所具有的功能作为组成部分的行为依据，因而我们常采用这样的语句：“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如何”，或“……具有使达到某种目的功能或作用”。功能的依据不能仅仅从组成部分本身的性质给出，必须依据整体的状态才能得以解释。〔5〕因此，这一框架与人们寻求自然界因果关系的精神不相吻合。

演绎体系的建立，主要在于规律性全称陈述的建立，即定律、原理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解释的对象先是作为经验基础参预了定律的构建，例如，对无机界实体及其性质的认定，依据于宏观的经验现象和数据，然后，回过头来演绎解释其他现象。既使遇到新的观察事实，它与规律性的全称陈述的演绎结果不符甚至相反，也可以通过修正或证伪的途径，或修改、或重建规律性的全称陈述。证伪，也是“解释对象”参预构建“解释前提”的途径之一。由此保证了演绎性解释框架在物理科学中的有效性。

解释对象，将其看成一个集合，其中某些“元素”作为经验基础参预了理论构建，从而内化于解释的前提。这样的解释前提，再去解释其他“元素”时，可能会发生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演绎的结果与新的解释对象相符，从而得以证实和支持；第二，演绎结果与新的解释对象不符，发生证伪，因而要对理论进行修正，新的解释对象就此参预了理论构建；第三，解释前提的演绎结果，与新的解释对象无关，既不证伪，也不证实。

第三种情况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此为经验基础，构建新的解释前提。这是物理科学体系中并非存在唯一的解释前提的原因。重要的是，生命现象对于物理科学中的解释前提来说，也正是处于既不证实、也不证伪的境遇。但，第一，它没有参预构建新的解释前提，第二，它也没有作为解释对象：生物大分子行为的结果，只局限于物理、化学领域内，生命的特性似乎游离于分子行为之外。作为解释对象和参预解释前提的构建，二方面具有潜在的统一性，而生命现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在解释之先作为一个其作用类似于解释前提的目的性或功能性预设。当然，它并不与解释前提等同。事实上，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代表了与演绎框架不同的目的性或功能性解释框架。下图表示出分子生物学理论中同时采用的两种框架之间的关系：

━━━━━━━━━━━━━━━━━━━━━━━━━━

┃ 解

生

解

┃

┃ 释 ━━━━━━━━ 物 ━━━━━━━━ 释

┃

┃ 前　演绎或因果关系

大　演绎或因果关系

对

┃

┃ 提

分

象

┃

┃ C1

子

E

┃

┃

行

┃

┃

为

┃

┃

C2

┃

━━━━━━━━━━━━━━━━━━━━━━━━━━

┃赋予生物学意义

整体的生命现象（目的性或功能预设）

方框内是演绎解释的框架，解释前提C1是指以微观实体为起点构成的物理科学解释前提，它来之于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过程；解释对象E是指用物理和化学手段将生物体进行处理后，形成的无机环境背景下所显示出的现象，如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图、试管中的化学现象；生物大分子行为C2是指诸如DNA、蛋白质等行为过程；目的性或功能性预设来之于对宏观生命现象的认定，它不是作为解释的对象，而是赋予生物大分子行为以生物学意义，赋予DNA碱基变化以“变异”的意义，赋予血红蛋白与O2、CO2的结合与分离以“呼吸”的意义，即生物大分子的活动或行为都必须指向生命整体，以其为最终目标。在这种框架中，生物大分子的行为只是一种形式或“载体”，负载着生命现象所赋予的意义，这是分子本身并不逻辑地蕴涵着有关生命特征的概念的原因。

人类对于生命现象的直观经验，在此以目的性或功能性预设的形式出现，这提示我们，生命现象要融于物理科学的演绎体系，其本身要参预物理科学的解释前提的构建，从而使其从这种预设的形式转换为某种内化于解释前提中的成分。

我们从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的历程中受到一种虚幻的鼓舞，从而忙于将生命还原为已有的物理科学定律，这是一种狭隘的还原主义。化学现象之所以可以成为物理学解释前提的演绎结果，是因为物理学的解释前提不仅仅属于物理学，而是二门学科共同享有。 量子化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化学从理论上成为物理学演绎体系的一部分的标志。这一度使人相信在生物学中也可以发生类似事件。但是，从理论构建历史中可以发现，生物学与化学，二者在同物理学的“亲缘”关系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用来作为化学现象的解释前提的微观物理学同化学本身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只要罗列一下原子结构、量子力学的形成历史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早期化学

原子论

元素论

量子化学 ──

│

元素周期律─电子运动理论

│

│

原子结构论─ 量子力学 ───

①道尔顿所创立的原子论，首先是化学理论，为近代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动机则是期望用经典力学的观念来解释化学；

②元素及原子一开始是化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一个化学概念，以后成为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元素周期律是化学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理论；

③原子论、元素周期律导致了原子结构理论的诞生，以及成为电子运动理论诞生的契机；

④玻尔创立量子理论的基础是原子结构模型、氢光谱及巴尔末公式；而量子力学首先对分子最成功的解释正是对氢分子的说明，因而诞生了最子化学；

⑤量子力学、电子运动理论是量子化学的理论基础。

因此，用来演绎解释化学的那部分物理学理论，首先是从化学走出来的，微观物理学便“天生”具有了解释化学的胎记。这种历史性的构建过程，保证了它们的概念、命题、现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蕴涵关系和证伪、修正关系。

对于生物学来说，只需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物理学、化学的理论构没有采纳生命界的任何生命现象的特征，或者说生命现象没有参预物理学、化学的理论构建。至少在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或自组织理论建立之前是这样的。

3广义还原与生物学自主性的新含义

在狭隘的还原主义看来，仅从无机界现象中构建起来的理论诸如实体的性质、行为、运动规律等，相对于生命世界来说，无可怀疑地有着先天的真理性，是永恒的基石，对它的证伪、修正或完备性的补充，只能在对无机界的研究中进行，而生物学、生命现象只能动地等待着解释和还原。针对于此，我们应持有一种广义的还原主义，将物理学理论或演绎的解释前提体系看成一个对生物学、生命现象开放的理论体系。系统理论的奠基人贝塔朗菲、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无不受到生命现象的启迪。正如贝塔朗菲所建议：考虑到有机体具有整体性，会发育、变异、生长，为了描述它们，我们必须运用调节、控制、竞争这些传统自然科学（主要指物理学、化学）没有的新概念。〔6〕另一个著名事例是耗散结构理论诞生于热力学理论对于生命自组织性的不完备性。

生命界的各种现象中，是否存在着对现有物理学、化学定律证伪的事件，是否能象黑体辐射现象对经典物理学进行证伪从而赋予基本粒子以一种全新的行为和性质，到现在为止还不得而知。现在的情况是生命现象对正统的物理学既不证实也不证伪，而系统理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等新兴学科，正在吸收生命现象的特征，并与正统物理学相联系。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生物学能否还原为物理科学与能否用物质的原因阐释生命现象”是两个问题〔7〕，那是不妥的。将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根源在于把物理科学所研究的物质运动规律封闭于无机界，同时认为生物界中的物质运动规律独立于物理、化学规律，也就是独立于无机界。但是，只要承认生命来之于无机界，就无法把无机界的运动规律与生命界运动规律绝对地划界，因而也就不应在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理论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不可通约的鸿沟。物理学的还原地位是先天的，这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即使生命界存在许多现有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现象，甚至出现与现有物理学规律相悖的现象，也不应成为生命运动规律独立于物理规律、生物学独立于物理学的理由。生命界存在物理学不能解释的现象（或与物理学定律无关），说明物理学的内容还不完备，有待于充实、丰富和发展；如果相悖，说明二者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要么修正物理学，要么修正生物学规律，要么二都有待于修正，以达到逻辑上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理学和化学规律在生命体中的作用的“范围被限制”了，物理和化学规律在生命体中并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我们必须深化这一观念，对此做出更清晰的解释和理解，而不能在此止步不前，更不能将这种“范围被限制”作为生物学规律与物理学规律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的逻辑鸿沟的理由。只要我们追究这种“限制”（即生命的有序性、组织性）是如何从无机界产生的，并将封闭于无机界领域的物理科学解放出来，那么生物学就可以广义地还原为物理科学。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新物理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使我们看到将生命现象纳入演绎框架体系的希望。这虽然只是初步，但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引进新概念来解释不曾解释的现象。

在此，可以提出生物学自主性的新含义，这种自主性并非表现为生物学必须具有独立于物理学和化学、并且不能从后者获昨解释的规律，而是表现为生物学及生命现象作为物理科学的构建基础之一，参预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物理科学自身也不应拘泥于无机界之中，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对于整个自然界是完备的物理科学体系。反过来说，仅将无机界作为理论构建的经验来源的物理学，其对于生命现象的不完备性，体现了生物学对这种物理学理论的那种过去所理解的自主性。

4　非线性还原

将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统一于一个演绎解释的框架之中，是还原的需要，因而也是广义还原的需要，以反映从分子到生命的逻辑过程。不过，这是一个非线性的逻辑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不能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中的“归结”一词，其意义是模糊的，含有“演绎解释、还原、简单地组合或机械地相加”等诸多含义。我们认为，“不能归结”的提出，有着历史背景，是针对十八、十九世纪机械的、线性的还原论进行的批判。机械自然观认为，生命运动是低级运动形式的机械组合，相应地，生命体是一种机械装置，用今天的术语说，生命是生物大分子及其行为的线性迭加，二者之间是一个线性的逻辑关系。现代自组织理论已揭示出，生命的自组织过程是一个从分子到生命的非线性动力过程。与理论之间的广义还原相应，本文提出实体上或本体论上的非线性还原。现代物理学发现，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是非线性关系，而线性关系极为少见。无机界同样存在着非线性的自组织过程，这说明自组织性并非为生命界所独有，而是生命界与无机界的桥梁，而物理学所研究的就是这种发展过程的动力学原因，描述它们的逻辑过程，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这是物理学处于先天的还原地位的理由。如果说物理学内的演绎框架体系是由于对无机界运动或现象的统一解释的需要，那么，在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之间建立一种非线性逻辑演绎关系，则是对无机界与生命界统一解释的需要。因此，演绎框架的合理性并非只存在于物理科学与无机界之间的关系中，并不仅仅是建立物理科学体系的标准。这种合理性同样存在于物理科学、生命科学、无机界、生命界之间的关系中。

5 总结

生物学自主性的根源在于：生命现象是人类直观经验来源之一。它以不同的方式参预了理论的构建：在威廉斯、鲁斯那里，直接针对着生命世界构建一个公理化体系，如果将理论封闭于生命世界中而不向无机界拓展，可建立一个自足的演绎体系，与物理科学演绎体系相并列，这是自主性的一种表现；在以分子生物学还原经典遗传学的过程中，它以解释之先的目的性或功能预设的形式参预了生物学理论的构建；本文受到新兴学科的启示，提出生物学自主性表现为这种经验来源及理论（或陈述）直接参预物理科学的构建过程。

阿亚拉（F．J．Ayala）曾提出，可以把还原论区分为三个层次：本体论还原、方法论还原，理论的还原。对此，本文提出了在理论之间的广义还原，本体上的非线性还原；方法论上，物理科学应是对生物学、生命现象开放的体系，生物学、生命现象应直接参预物理科学的理论构建，这并不是指利用物理、化学手段将生物体破坏，在试管中还原为无机背景，因为这已推动了生命现象作为直观经验的价值。生命现象参予物理科学理论构建的价值体现，离不开生物学理论作为必要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Wiliams，M．B．（1970）．Deducing　the　Consequence　of　Evolution：　A　Mathmatical　Model．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9：343－385。

〔2〕Rosenberg．A．（1985））．The　Structure　of　Biological　Science．（Cambridge：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

〔3〕董国安：论生物学自主性，《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0期，第48页。

〔4〕〔5〕李建会：功能解释与生物学自主性，《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9期。

〔6〕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意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