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1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布哈林没有明确地提出全球化概念，但是提出了与全球化相对应的“资本的国际化”的概念。布哈林研究了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深深地体现在布哈林所揭示的世界经济的本质中。布哈林还注意到“资本民族化”与“资本国际化”同时相向发展、互相缠结的过程。“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1］40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双向缠结过程依然存在，并且在后危机时代表现的愈加明显。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之风愈演愈烈。布哈林研究“经济国际化”和“经济民族化”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以及认识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等，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2

一、各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人类正面对的新世纪，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空间技术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浪潮汹涌的新技术革命正冲击着人类社会、经济的旧观念、旧的生产方式、方法和社会传统，正将人类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或叫知识智力社会。信息社会就是大量生产知识，“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①。对新世纪有预见的经济学家认为：

“21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宏观经济,信息与货币在全球的运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功能，各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必须在世界整体性发展中才可能满足。

21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微观经济。跨国公司正在突破国界，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

21世纪的经济将是超国家主权经济。各国经济资源的主权占有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已经被提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日程上。21世纪的经济是超实物资源经济。超实物资源的国家民族的高度分化占有与虚物资源的世界共享，是重塑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题。”

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世界的未来属于人类，其成败祸福和发展方向更主要地取决于人类的主体活动――经济活动。经济全球化浪潮从本质上说是虚实经济相互统一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是会计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实物经济一体化早已开始，这一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产业初期的殖民地经济时代，但这种进程是以暴力来推动的，并且是非常缓慢的。二战以后，两大阵营对峙，形成了世界的冷战格局。形成所谓“两个平等的世界市场”；人为地制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的市场，破坏和阻碍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造成了一大批国家的封闭和落后。但是，近一、二十年来，特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东、西德的统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形成了冷战时代后“多极”发展的新格局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表现在国家之间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跨国投资的迅猛膨胀，各国对外开放争先恐后，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地区经济集团化逐步形成。但是，这种实物经济的一体化，还远不是整体化、全球化。实物资源的国家与民族的主权占有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发展快慢的差别，很容易破坏这种一体化的进程。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世界信息化浪潮。以虚物资源和虚物经济形态运行的信息技术革命，其变化速度日新月异，是以往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不曾有的速度，把全球连成了一个整体。"电脑"国际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卫星通讯等技术创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并把全球联成了一个“地球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宏观经济的内涵也超越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活动也超越了过去微观经济的内涵。各国的利益需求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的大统一中才能得到满足。实物资源的民族与国家的分化占有，难以实现大统一,虚物资源的世界共享,全球经济信息化已是维系“地球村”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道路。

近十多年来，全球资源流动，全球市场开拓，全球经营竞争，它一方面表现为实物经济的生产国际化、商品贸易额的急剧扩大，直接的项目投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和国际资本流动量的增长，流速加快，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贷款猛增，各国经济发展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这一切又推动了全球经济信息化浪潮，标志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发展到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0年世界100家工业公司的资产为4057.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销售额为28960.8亿美元。1993年一份报告提出：跨国公司已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已控制了私人资本的1/3，其对外投资总额达2万亿美元。这些资产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超过了世界各国商品的出口总额。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3.7万家，其附属公司就有17万家，并遍布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主要产品的半成品、零部件有50%左右在国外生产或国外提供，有的产品要在几十个国家生产来实现。其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其国外直接投资占跨国投资总额70%以上，技术转让占75％以上等等”③，世贸组织估计：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就业和投资的增加，每年可使全球经济收入增加2000至3000亿美元。世界各国大都可以从中收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把世界联系起来，并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浪潮。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科学，必须为经济一体化服务，并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二、信息技术革命突破了各国经济的局限性，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3

关键词：科技；经济全球化；经济结构；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07-01

一、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

其表现主要有：

第一，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

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来了资本国际化。到了80年代末，发国家的资本输出额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3/4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

第三，金融国际化。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

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是当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它把世界经济全球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五，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和完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

具体表现在：

①各国把经济安全确定为对外战略的重点。

②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

③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

④争夺科技人才成为高科技竞争的焦点。各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战略，把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作为主要目标。

三、新科技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70年代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充当“火车头”的作用。科技知识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和转化，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际经济竞争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巨大影响。一方面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兴起，各国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将会逐步表现出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这一全新概念被广泛接受，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包括科学技术及其一切成果和信息)为第一要素，对智力资源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经济信息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各国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是指时常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它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市场经济属于经济运行方式的范畴，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最早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受到非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被消除，全球统一市场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市场经济概念，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经济改革。然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进一步完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效能，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长期任务。

五、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不平衡既是指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又指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距。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美、日、欧三足鼎立,美国经济实力仍居首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南北差距愈来愈大。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致使南北经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六、世界各国经济调整经济结构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与调整，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调节机制的调整与改革

(2)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3)国有经济的地位、结构的调整与改革

(4)企业的现代化改造

(5)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七、跨国公司的作用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它包括母公司及其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是世界经济舞台上集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经济功能于一身的特殊主体。

就实质来看，跨国公司是高度国际化的垄断资本组织，经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际高额垄断利润。从作用来看，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跨国投资与兼并，不断改变着国际经济分工协作关系，推动生产向全球一体化发展。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所到之处，努力与本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融合，从本土化出发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在使企业适应地区市场竞争需要的同时，将新的竞争规则带到了本土文化中，逐渐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纳入全球经济竞争中来，促进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而且，跨国公司越来越独立于某个确定的国家，与多国经济竞争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企业制度创新革新市场竞争规则，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它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加速了先进技术的转移，促进了生产结构的调整，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客观上成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一国际环境既是历史的发展机遇，又是现实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2000,1.

[2]光明日报,1999,10.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发展展望,1997(10).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4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是由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先生于1971年在瑞士创立的非盈利国际组织，原名欧洲管理论坛European Management Forum。

它将企业界、政界、学术界和媒体结成伙伴关系，以促进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的改善。论坛自成立开始每年初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小城召开年会。因论坛的影响在全球逐年扩大，1976年改为会员制组织，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

现在达沃斯年会已成为各国政要、企业界领袖和国际组织官员共同探讨国际大事并制定未来一年全球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会帮助领袖们在飞速发展的今天确立一个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变化的长远眼光。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于2003年11月6日-7日珠海和北京同时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在珠海的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互利合作加快发展共创辉煌》的主旨演讲。开幕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组委会主席成思危主持。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及国际经济组织代表、工商界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将共同探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以及如何在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次大会还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与此同时，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中国企业联合会(CEC)联合举办的"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也于2003年11月6日－7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下的中国。黄菊副总理出席"2003中国企业高峰会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并作了讲话。来自各国政界要人、国外200余家最大企业的高级执行官、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专门委员会等）首脑、中国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委负责人、国外政要、著名专家学者和中国200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领导人届时将出席本次峰会。国资委予以特别指导。中外诸多新闻媒体全力关注，记者云集。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促进和平。以“平等、诚信、合作、发展”为基本准则，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为了推动建立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实现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国际组织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关心、支持和平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

一、相互依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和经济体之间相互进行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而封闭的国家和经济体不能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根据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则，实现所有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二、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应该有利于建立高效、合理的经济体制，推进科技进步并合理利用科技成果，促进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有效利用资源。

根据科学规律，有效利用有限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人力、能源、原材料等)，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全球经济资源。

四、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分配。

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应该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公正地分配。消除贫困是达到收入公正分配的重要步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经济改革，提高其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发达国家要以援助和减免债务等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以利于消除贫困，改善南北关系，造福于世界全体人民(不论其性别、种族、文化及)。

六、竞争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

诚信与法制是竞争的基础和保障。鼓励世界各国以及社会生产部门之间开展公平、合理的竞争，反对阻碍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垄断，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七、经济发展的资金为便利资金流通，必须建立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更加公正合理的金融体制，提高各国及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透明度，以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使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成果服务于世界各国。

八、经济发展与教育促进世界全体人民(不论国家、地区、种族、性别和贫富)的教育和技能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培育人力资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九、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为人类造福，为人类摆脱贫困服务。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推动生产者向全人类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所有人的长远福利，并将之视为一切行动的永恒准则。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5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四国，这四国中除俄罗斯以外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国力大幅下降，经济全面衰退，本已退出了国际霸权的争夺序列，但是，其凭借着国内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基础以及政府领导人的经济复苏政策，使得俄罗斯迅速崛起，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之一。金砖四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经济发展正处于非常强势的劲头，但是，四国在国际政治与地区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与其经济力量不对称，另外其他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和地区联盟纷纷表达了对当前世界政治格局中一超多强局面的不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旧有体系开始对欲颠覆其格局的因素展开政治攻势，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其根源在于经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工厂，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而致使美国、日本等借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压，欲阻挡或延缓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移动的事实却也不可否认。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地区联盟必定被全球化所淹没，这是资本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而在国际格局中单极化现状也必将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一超多强局面在短时间内仍然会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格局。虽然和平与发展以深入人心，成为与世界的共识，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旧有国际政治格局体系的冲击，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必将越来越激烈并且白热化，局部冲突、货币战争、市场壁垒、资源争夺等国际问题将会频繁发生，不过，由于大国之间经济融合度的深入以及相互之间军事力量的增强，全面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甚微。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政治进程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其突出表现便在于传统掌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组织G8转变为更为全面的G20，这代表着一种认可，一种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平衡与稳定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力量的认同。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让全球政治关系更加复杂与多变，可以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走向以及经济重心的移动，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将因此而发生剧烈变化。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将会重新洗牌，其根本内因就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

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有曲折也有进步，其总的特点便是在曲折中前进，社会大生产分工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奠定了经济全球化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指在科技技术以及生产劳动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并互相渗透，在商品原料、加工、生产、流动、分配等各个环节的联系日趋紧密，最终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过程。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走向在向全球化靠拢的大方向下，还呈现如下形式：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求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二战以来国际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凸出表现，它建立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以利益最优化为主要原则建立的全球性的劳动分配网络，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未来世界经济必将出现较大的波动，不过在和平与发展的主基调下，对世界经济体系具有较大的破坏的动荡出现几率较小，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便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其原因包括：1.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具有一定的冲击。目前，传统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增速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或者开始衰退，人力资源成本较高，跨国公司开始将工业生产转移至新兴经济体之中，以寻求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而新兴经济体开始大规模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其经济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原材料、关税、国家补贴支持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入驻。另外，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政策具有较大活力，其经济增长束缚较小，最终使得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长期维持在较高的速度。新兴经济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经济的衰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者之间开始在世界分工的各个环节进行竞争，这给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地位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使得其不得不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行阻碍，以维持传统经济大国的地位。2.新型科技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各国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进行互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的分工中，开始从整体上进行最优化比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与新兴国家虽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大的竞争，但同时，两者之间的互补也越来越强烈。资本主义大国在科学技术以及资本力量、管理经验、海外分工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而新兴国家则具有人力资源成本低，国内自然资源、原材料丰富，国家政策优惠等方面的优势。二者之间具有较大的互补空间，互补合作则两利，反之则两害，两者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仍然会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策略。

（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最为主要的特点，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不平衡既指各国或地区间发展水平程度的不同，也指在整体经济实力上的不平衡，另外，经济发展增速也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世界经济重心的运动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颠覆性调整，同时也将导致国际关系的重新洗牌调整。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步不同，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大分工中占得有力先机，处于世界经济的上游阶段，而发展国国家由于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较差，最终沦为发达国家的代工厂、原料来源地或者产品倾销地。在未来经济结构中，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增速较大，并且大有赶超发达国家之势，但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于新型经济体国家。并且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贸易等环节也仍将占据主导地位。2.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不同，逐渐开始分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被发达国家进行过殖民和掠夺，无论是经济殖民或者政治殖民，最终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衰退，成为资本附庸。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以及国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增长的差距也十分悬殊。一些政局较稳定，经济政策也十分适合国情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许多政局不稳、经济政策不当，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国内外政治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最终导致在世界分工中沦为最为下游的地步。

（三）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历史机遇，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最终迈入世界分工的中上游阶段。早期世界经济发展中以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主要代表其经济发展十分抢眼，并最终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而在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更加巨大，尤其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四国为主要代表，合称“金砖四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其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断扩大，同时国家对地区的影响力也开始增大，尤其是在关乎世界经济稳定以及增长的国际事务中，其所获得的权利与地位也开始上升。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在传统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是否融入现有旧经济体制之中，新兴经济体对传统资本体系注入活力还是祈祷颠覆作用，其最终还并未表明态度，但是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规律来看，政治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式。单极化的现状完全不能满足其他经济大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要求，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也必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越加明显。

三、世界经济走向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到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之中，使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规则不断趋于一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经济态势。经济全球化除了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以外，还将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

（一）新兴经济体借经济全球化制衡美国的单极化态势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尤其是在科技、国际贸易管理以及资金等方面都具有完全的主导优势。美国借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制定了许多国际贸易规则，并且以经济手段操纵国际经济政治组织，以巩固其超级大国地位。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经济军事政治强国将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状。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其中的机遇，并开始抓住机遇奋力直追，最终不断发展崛起，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以及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变化，新兴经济体也借全球化的态势不断壮大己身。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政治力量的对称，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度提高必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一趋势将促进地区大国力量的崛起，冲击美国的单极化世界。

（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了区域一体化进程

纵观当前世界，地区经济的加强必将使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同一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必将更加频发和紧密，同时，在经济关系的促进下，也将使得地区各方面交流进一步加深，包括人口流动、资本交流、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等，最终迈向区域一体化。区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加将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欧盟和东盟为例，欧盟成员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序列，地区之间在经济贸易不断深化、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的现代，其早已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以增加地区总体竞争力，其突出表现便是货币一体化以及政治管理的一体化。欧盟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当前多极化政治格局的重要环节。而东盟成员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联系日益紧密，不过在政治化进程中却困难重重，全球化贸易时代的到来，将促使地区经济贸易的深化发展。在未来，东盟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必将形成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重要地区政治力量而参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新分配事务。

（三）政治重心将随着经济重心的移动而转移

政治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的发展规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崛起，其本身所具备的经济活力也早已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大国，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加巨大，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必将要求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利以保护其经济增速。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传统大国为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而不得不去阻碍新兴国家的崛起，其政治重心以及焦点都将会放在新兴国家身上，并且其国际策略也大都将围绕新兴国家来制定，这就必然导致国际政治重心朝新型经济体国家移动。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发展增速长期以来都保持较高速度，国内政治稳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其经济总量也超越传统的英国、法国、日本等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力量的膨胀，使得其在东盟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地区政治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使得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国际政治势力开始围堵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导致国际政治重心朝向西太平洋移动。

（四）国际性政治联盟出现

国际政治联盟的出现是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目前国际性政治联盟主要包括非盟、欧盟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同时为了营造地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开始有意识地形成一些政治联盟，以保障区域政治稳定，协调地区政治、经济矛盾。国际性政治联盟的出现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联盟以经济联合为基础，以政治为手段，不断内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始积极谋求联盟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保障自身的国际安全和经济发展态势。

（五）大国之间合作与对话将会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主要方式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大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更加密切，任何一方经济受到损害，都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大国军事力量的增加也使得大国之间不可能轻易使用武力，因此，合作与交流将会成为未来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主要方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在未来，大国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而经济安全则将成为大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围绕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竞争压力，大国将会形成一定的关税壁垒或者地区贸易保护政策，并且贸易战争、反倾销调查、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也将更加频繁地使用，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大国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方式将以经济手段为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基调，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变化，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在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将会充分地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3.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大点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以及经济、文化等合作都将以经济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尽量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贸易主导权。

（六）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走向将导致国际政治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准则将发挥出更加巨大的作用，并且也将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的行为准则。经济多极化趋势必将对现有国际政治秩序形成巨大冲击，但从当前世界经济与环境、能源等方面来看，世界政治格局与之前美苏两极格局的任务完全不同，当前世界必须要以国际社会共同的力量去解决国际正义、和平、反恐、核扩散、能源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重要任务，综合起来即是以合作的手段去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世界政治格局虽然将发生剧烈的变动，但是，大国之间合作必将多于对抗。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多极化的出现，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将开始上升，经济环境也将得到改善，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将在合作中逐步认可，国际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的增多将会使世界经济秩序更加稳定。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6

关键词：世界城市 建设 特色路径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 （2011） 02-63-03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城市在其各具特色的历史和人文发展背景下，通过发挥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领先特质而逐渐成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主要节点。然而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表明，城市间发展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可复制性，由此形成了世界城市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在借鉴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如何积极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世界城市，打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路径应该是深入思考的问题。

通过梳理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和落实“四个服务”的具体要求，结合北京城市发展的优势和特色，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考虑。

一、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夯实发展基础

不断提升和改造生产力水平，为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在世界城市研究中，无论是早期的研究学者还是后来者，均强调了经济规模及控制经济的实力对于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地位，而政治、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发展必然是附着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世界城市尤其如此。

伦敦、纽约、东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崛起历程表现出了经济体量扩张的先行趋势。19世纪伦敦领先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为伦敦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中心打下了历史基础。二战后，伦敦的恢复性增长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使伦敦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级地位。20世纪50年代起，战后的日本着力发展国家经济，在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指导下，经济开始腾飞，人均GDP于20世纪80年代超过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东京逐步恢复成为日本的经济中心，为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种优势的经济地位巩固了其政治、人文领域的话语权，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更体现在城市的发展变革中。相反，尽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拥有众多的联合国机构和主要国际组织总部；法国城市戛纳凭借国际电影节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但由于城市经济规模较小，缺乏对世界经济体系有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难以被列入核心世界城市的行列。

在世界城市形成过程中，服务型经济逐步成为当今世界城市的主要经济形态。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金融业发生转型，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活动的增加使全球金融业迅速发展，世界城市由此成为资金高效流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表现为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和影响。伦敦、纽约、东京三个顶级世界城市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巴黎、新加坡、香港、苏黎士、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此外，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集聚力和影响力还对会计、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此，诸多学者在研究中均有涉及。

由此可见，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较高程度的经济水平、较为明显的后工业化经济结构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构建世界城市的必要基础。改革开放30年以来，伴随国家的发展和不断壮大，北京城市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日益富足，经济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2009年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北京开始步入中等发达富裕城市行列。伴随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5%，后工业化特征愈发明显，北京正逐步进入城市新的战略转型期。因此，按照北京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迎合世界城市发展趋势，着力加快信息经济、服务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总部经济的发展步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城市经济规模，提升经济体量，发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应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路径。

二、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构筑发展引擎

近代的人类社会一直以科技发展为先导，科技带动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即蒸汽机革命出现在英国，蒸汽机在采矿业中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在冶炼、纺织、机器制造等行业中获得迅速推广，加速了伦敦城市资本积累，世界城市的地位得益于此。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伦敦制造业开始向伦敦以外的地区大量转移，城市逐渐失去了核心产业和发展方向，为了保持城市活力，伦敦再次以创新和创意为手段，着力培养和发展创意产业，使城市经济得以恢复，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持续至今。而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化工技术、电力技术革命为代表，科技进步提升了纽约整体经济实力。时至今天，纽约的持续发展依然有赖于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专业科技服务业成为仅次于金融保险业的第二大行业。相对于纽约和伦敦而言，东京的城市发展起步虽然较晚，但凭借科技创新强化了制造业、生产业的竞争优势，使日本在战后迅速成为东亚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发展高地，也使东京后来者居上成为世界城市中的翘楚。因此，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不仅符合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而且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城市竞争实力、竞争能力、竞争潜力的关键领域。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等一批著名高等学府和权威科研机构不仅代表了举国之力的优质科研资源，也使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科技高地。中关村成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科技引领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2009年示范区共实现增加值2263.7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8.6%，并在股权激励、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探索。众多的科研机构带来了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2009年北京R&D投入占GDP比重达到5.9%，不仅在全国遥遥领先，也远高于世界城市的平均水平。因此，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本是北京凭借首都地位拥有的城市竞争优势，面对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北京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强化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以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北京参与城市竞争的核心领域，掌控核心技术标准，把握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话语权。以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擎，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本质要求。

三、弘扬传统文化魅力，彰显发展特色

文化始终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巴黎是法国和欧洲的经济中心，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众多国际组织总部的集合地，但同时由卢浮宫、奥塞美术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不胜枚举的著名博物馆、美术馆和随处可见的历史文化印迹构成的艺术殿堂才更能体现巴黎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成为巴黎的象征。塞纳河左岸的艺术风情和气息，至今令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心动，使巴黎在位于世界城市之巅的同时，造就了其无法替代的城市魅力。纽约文化代表着现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以英国文化为基调，融合本土文学的百老汇演出剧目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成为美国现代文化的代名词，而人们对于百老汇产业经营模式的深入探析更使纽约文化成为影响世界城市现代文化的范例。

相比之下，北京历史悠久，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北京具备了浓郁的历史气息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国际上享有与古都罗马、巴黎相媲美的声誉。故宫、长城、北京猿人遗址、天坛、颐和园、明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大剧院、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音乐堂、大碗茶戏楼、天桥剧场、老舍茶馆等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文化场馆，已成为北京靓丽的风景线。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是市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文化场所。而别具一格的“京味儿”文化所包含的京城传统礼仪文化、京城饮食文化、四合院文化、胡同文化、老字号文化更是深深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的目光，成为典型的“京粹”和“国粹”的代名词。由此可见，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留给北京的丰富资源，不仅是北京的城市形象和名片，更加造就了城市发展的内涵和气质。通过发挥历史文化的魅力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过文化传播交流活动加强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宣传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包容，使文化成为充分展现北京城市魅力的渠道，应当成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路径。

四、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实现持续发展

当前，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世界城市能够着眼于打造良好的居住、交通、文化娱乐场所、社区生活和自然生态条件的城市宜居环境，能够打造一个吸引跨国公司、各类专业人才、高素质劳动者的城市宜商环境。环境质量的提升，已经成为城市在未来世界城市格局中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砝码。也有人认为，宜商宜居环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地区重要的经济资本，而保护和提升区域环境，也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目标。可见，城市环境与城市竞争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建设满足可持续发展条件的宜居城市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主题，也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社会后对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不懈追求。在经历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的阶段之后，人们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因此，未来城市的竞争除科技竞争外，还将更多地表现为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的竞争。早在1989年，联合国就设置了“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每年评选一次，用以鼓励和表彰世界各国为人类居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政府组织、个人和项目，保护人类的居住空间。2010年初，纽约合作组织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审视城市生活，了最新考察研究报告《机遇之都》，报告指出“如果一个城市的商业发展与宜居性之间的关系越平衡，那么这个城市就越有希望。”由此可见，北京建设宜居型的世界城市不仅遵循了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具体要求，而且符合现代城市理念中将城市的宜居性作为核心发展目标的要求。

北京提出世界城市战略目标是以更高标准来思考和谋划城市未来更高层次的发展，是立足于北京中远期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要求。因此，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定位于“宜居城市”，是对未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方向的有效把握，也是强化城市品质、提升北京在国际社会的认同感和美誉度的重要支撑。

然而，满足世界城市标准的宜居城市更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宜居概念，它不仅是气候条件舒适、生态景观宜人的城市，而且是城市规划合理、城市管理有序的城市；不仅是拥有良好社会秩序的城市，而且是拥有较高市民素质和文明程度的城市；不仅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城市，而且是能够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休闲娱乐活动的城市；不仅是能够满足人们就业需求的城市，而且是对人才充满机遇和挑战以及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优势的城市；不仅是有着古老文明的城市，而且是充满现代创新和创意内涵的城市；不仅是拥有大量文化古迹和历史积淀的城市，而且是能够传承文化精髓，发扬文化魅力的城市；不仅是满足当前发展需要的城市，而且是能够满足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不仅是自身发展良好的城市，而且是对周边城市发展发挥积极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城市；不仅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城市，而且是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合作，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经常举办国际文化、体育赛事和国际会展，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城市；不仅是在国内发挥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城市，而且是对世界城市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发挥一定贡献的城市。总之，宜居城市是指那些能够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空间的城市，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各领域协调发展的城市。

综上所述，经济实力、科技创新、文化影响、宜居城市建设四个领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四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中，提升经济实力是基础，科技创新和文化影响是支撑，宜居城市是发展方向，实现四个领域的全面发展，相信北京必然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经济、社会、文化集聚力，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发挥引领作用的世界城市。

■ 参考文献

[1] 曹红阳：中国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研究――以北京为例[D]，2007.6。

[2] 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

[3] Friedmann.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SAGE, London, Beverly Hills and New Delhi), Vol.17 (1986)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7

【摘 要 题】政策理论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

【 正 文】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江泽民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江泽民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江泽民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江泽民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四、结论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含着严密的科学论证部分，也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部分，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侧重于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部分，而较少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部分。本文运用文化哲学方法重构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重要理论观点，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流淌着的深厚的人文底蕴。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依靠“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规律说明了人的劳动必须始终围绕着商品的最终交换来展开，或者说“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的难题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完成来解决。商品交换在劳动矛盾关系的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商品对人产生了异化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异化关系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加明显。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人的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物化劳动的根源，因此活劳动的性质决定着物化劳动世界的性质；全面的活劳动产生全面的物化劳动世界，片面的活劳动产生片面的物化劳动世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的活劳动先后经历了从源始统一到分裂对立再到回归统一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不存在分工和交换，劳动是整体和全面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物化劳动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已经出现，活劳动变成了分工之后片面的活劳动，劳动产品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商品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商品交换在基础上确立起来，于是商品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奴隶社会开始经过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形式终于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与此相适应，活劳动的分化和物化程度也都达到了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资产者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客观上推动着商品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但当商品经济系统已经不断完善，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之后，发达的商品经济系统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愈发明显，这表现在下述悖论上:商品经济系统维护自身正常运行就要求“生产消费系统”必须要满足某些基本运行条件的要求，而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必然要破坏这些基本的运行条件。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社会危害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加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根据对立统一原理，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中，一个是琐碎的物质性世界，一个是整体的本真性世界，它们并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包含着的两个矛盾方面，这两个矛盾方面相互作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个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现，例如，从劳动的角度可表现为私人劳动的世界和社会劳动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从商品的角度可表现为使用价值世界和价值世界（商品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即资本的宰制性力量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属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可以表述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生活与高度隐蔽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物化生活与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于是随着剩余价值资本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产者阶层实力不断扩大，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也越来越大；这样，庞大商品世界的运行就不得不遵照着资产者的意志运行，即朝着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向运行。同时，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系统与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分离；这样，原本处于人的整体生活领域之外的商品经济系统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的生活领域，这种控制是通过塑造一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资本人格”来完成的。换言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又是依照资本增值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也就不可能按照人的整体发展的方向运动，最终资本的强权不仅决定了商品经济系统的资本导向，而且也塑造了人的资本人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要求”并没有随着物化生活和资本人格的出现而泯灭，它通过两大矛盾的运动重新孕育出来。这两大矛盾，一个是物化世界自身的矛盾，即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一个是从物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矛盾，即物化生活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大矛盾运动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不断被遮蔽，于是这个由资产者所统治和主宰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资产者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最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将通过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得以重新开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10.

〔2〕李辽宁.当代中国“去政治化”话语评析[J].红旗文稿,2014，（04）.

〔3〕.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