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1

上世纪50年代一些英国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进行国际援研究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一套社会学培训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受训者的主动参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逐渐普及。随后，这种方法在被引入到我国的高校教学中，并逐渐受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参与式教学，包括标准的参与式教学与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增加参与式元素两种方式。标准的参与式教学法，通过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促使教师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充分地沟通和互动，这种教学过程通常是：在开始时学习者配对互相介绍；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者经常要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在每节小讲课后，学生要进行分组活动，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绘画、编故事、戏剧小品表演、辩论赛以及按照教学者要求制订研究计划或实施计划等生动活泼且形象直观的形式。这种参与式教学法，比较适合《公共政策学》等理论因素较少而更注重实际操作经验的课程。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大学教育课程中需有较多的理论学习内容，因此，不便也不必采用标准的参与式教学模式，但可以在课堂教学基础上加入一些参与式教学元素来提高教学效果，如基于网络的个别化教学、分组活动、基于行动研究的参与式教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参与式教学以及多种形式的灵活运用。

二、《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活动形式

遗忘是大学生知识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如何及时地回顾和总结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与提高，教师在每一章节讲解结束后，通常会安排一定的时间对本章节的内容进行复习回顾。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教师来完成的，包括课程课件的准备和讲解等。笔者在《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中为了能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的总结任务交给学生完成。《公共政策学》课程进行之初，在绪论中对《公共政策学》课程主要内容进行简介，然后再要求学生根自己的兴趣自愿报名，对某一章节的课程进行总结，每一章节只安排一名学生。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期末评定成绩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加分。在具体进行时，总结的内容由学生自己完成，但由教师把关。《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内容授课完成后，学生上讲台以教师身份对本章内容的进行总结。进行总结的学生讲述课程进行情况，可向其他学生提问及要求其他学生上讲台互动等。教师则站在旁边进行观察，对学生总结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遗漏或误解等进行及时更正。学生总结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和指导，包括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讲演技巧等。在学生总结活动进行过程中，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大都表现非常积极，也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较好的回顾。学生制作的课件，内容生动有趣，反映了同龄人的思考和认识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优于教师自己制作的课件。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还对《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扩展，启发了其他同学甚至教师的思路，促进了学生进行课外自我延伸式学习。在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进行课程总结时，课堂气氛相对于老师主讲时，更为活跃。台上台下的互动比较多，讲者与听者都在这种互动中收获了不少。总之，通过参与式教学形式，确实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地汲取《公共政策学》课程知识，能够深入认真地思考和总结《公共政策学》课程，并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学习《公共政策学》课程的乐趣。此外，学生在如何面对公众进行演讲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应该说，学生是参与式教学活动形式中受益最大的群体。对于其他没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而言，由于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总结时体现了同龄人的思维，所举的例子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因此也加深和巩固了他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教师的点评也有助于学生从别人的讲演中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讲演能力。教师通过参与式教学可以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安排《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和调整讲课方式时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特点。

三、《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效果调查

为了更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的优劣，笔者在课程结束时就学生在经历《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过程中的感受对他们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表内容分为客观选择和主观判断两个部分。与《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相关的主要是客观选择部分，从多个不同侧面请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进行客观评价，包括教师与学生总结的区别、总的评价、活动中的心理变化等；主观判断主要用于收集学生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总体评价和建议，但在主观判断中，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也谈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115名学生中回收有效调查表共98份，对其中的客观评价结果进行了统计，得到学生对每个方面问题的选择比例。对于“如何看待老师安排同学在每章结束后进行小结的这种教学方法”，有56.7%的同学选择“很好”。由数据可知，大多数同学对于这种教学形式是认可和喜爱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总体上，有57.7%的同学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其次，有73.6%的同学认为如果上台总结，自己的收获会很大；最后，认为这种方法对解决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与不足有帮助的学生比例达88.3%。但结果也表明，这种方式对于上台总结的同学会有更多收获，但对于未作总结的同学来说，收获则不够大。这反映出学生总结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不够，需要经过更多锻炼，也说明在活动形式上还要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便坐在台下的学生也能有更多的收获。从老师和学生讲解的区别来看，大多数学生听讲时的心理状态不受学生和教师身份变换的影响；而听讲状态的改变则因人而异，呈现出均衡分布。总的来看，这些数据说明上述教学形式值得肯定，但还需进一步完善，这在后面的主观判断题中也有体现。在主观判断题中，很多参与总结的同学谈出了自己对总结的看法，一致的意见是总结花时间多，但对于课程知识的掌握、自己的心理素质、演讲能力等都大有裨益。因此，也有学生建议应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炼，比如让多人同时准备总结，在实际讲解之前从中选择最好的上台去讲。

四、结语

根据《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以及课程结束后的教学效果调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法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巩固学习的成果，特别适合于有成熟思维的大学生，在大学教育中可大力提倡和普及参与式教学法；应根据《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参与式教学模式和元素，既可以是标准的参与式教学法，也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参与式教学元素的灵活运用。参与式教学法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教师的教育理念的教师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让学生进行《公共政策学》课程每章节课程内容的总结，是一种有效的参与式教学手段。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公共政策学》参与式教学活动形式对自己的学习有帮助，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收获更大，在学习方面和个人讲演能力及综合素质方面都有所提高。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案例创新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046-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

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是指权威的国家机构及公共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对社会价值进行合理配置的决定与实施过程。追溯来看，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学、管理科学等学科。1947年，美国学者西蒙提出“管理即决策”。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发展方向做了详尽的论述，被人们认作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我国起步和发展均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化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实现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认识转变与政策体验过程，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等教育的基本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2012年北京经济总量已达17801亿元，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3797美元。但就在北京周围，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还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存在着近200个贫困村、154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首都贫困带”。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政策分析的案例异常丰富，为公共决策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因此，当前存在的大量丰富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完全可以用于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案例加以分析，而这对于拓展并创新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概念界定[1]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得到了迅速传播。案例教学法撇弃了照本宣科的课堂灌输方法，具有开放式、互动性、启发性等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对课堂理论进行实践验证，因此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

所谓教学案例，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和教学知识点密切相关的事件。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例教学，则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进行后期模拟还原，从中探讨该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思路。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前期真实生活引入后期学习过程之中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同学们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理论模拟和实践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public policy case），即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公共政策引入课堂教学或学习者思维之中的可操作的应用形态，是对某一公共政策情景（a policy situation）的直观化和具体化的描述。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则是基于丰富鲜活的公共政策现实活动，将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目的是在教师启发引导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通过政策具体过程（如制定、执行、评估、终结、分析等）和具体细节的分析来促进公共政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政策解决思路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和缺点

通过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在分析具体现实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功能、类型、系统等基本概念和价值、环境、体制、工具等公共政策理论知识进行“再检验”，并进而深入理解和认识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等政策过程，也可以通过对问题进行不同视角、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比较评估，自觉或不自觉地训练“分析有条不紊、探究坚持不懈、决策当机立断”的政策分析能力。

但综合来看，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和欠缺之处。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

优点很明显，主要有：

1.有利于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深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案例教学倡导在教师引导、学生准备、现场讨论、课堂总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即时思辨能力和总结提升能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也有利于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教学环境。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深入提升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教学要求。

2.有利于结合公共政策学科本身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公共政策学融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知识，具有较为复杂的系统知识特征。因此，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这些本来源自生活的理论知识反而感觉理解较为困难，也容易感到枯燥。现实、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能够加深同学们对诸如自由裁量权等公共政策术语、理性决策系统等学科范畴及其他理论知识的理解，比较能够以切入生活的方式，简易而又生动地抓住知识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策学的兴趣。

3.有利于通过针对性探讨政策分析过程来培养学生公共政策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学本身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后由于发展的需要迅速扩展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具有彻头彻尾的政府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践基础。尽管不断有学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但通过针对性的过程分析，明晰公共政策产生的政策环境、价值内涵、决策体制、制定议程、执行障碍、评估模式、终结策略等分析程式、步骤和方法，从而既着眼于政策问题本身，又能在理论指导下超越政策问题，可以系统、延续、及时地培养学生分析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二）目前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缺点

尽管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有着显著优点，但限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历史较短，一般同学政策参与不多，当前正处于经济、环境、社会等转型发展过程等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1.单一案例分析的灵活性和课程案例分析增加的单调性。无疑案例教学具有生动、现实、互动的教学特点，以启发引导为主，但由于公共政策学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背景知识，从而使单一案例分析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观测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参考结论，这既需要同学们同时具备宽口径知识和专业视角，也加大了问题分析的难度和深度；同时，经常进行案例分析，因为固定的理论知识总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政策实践，也容易使同学们感到总是有一层隔膜的政策体验。并且，分析的案例越多，理论和具体案例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后案例分析就逐渐演变成为对理论知识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从而使人感到别样的单调。

2.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分析公共政策为的是解决公共问题。但公共政策学的案例分析，往往是以过去式的公共政策问题为分析对象。即使对于曾经发生的某一公共政策问题的结论是永远不变从而使具体分析可以绝对正确，但这种分析对于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公共政策现实仅仅具有借鉴参考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学生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却难以“身在此山中”以便去识得“庐山真面目”。这种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就使得案例教学分析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场景仅仅停留在了课堂，实际指导意义较为欠缺。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分析的优缺点，笔者力图跳出一般案例教学的窠臼，提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四步案例教学法，力图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关内容，将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思路创新研究》一文中进行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

[1]陈昌洪，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2，（16）.

[2]李小军.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7）.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3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主体、环境及演进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制定、实施及评价的难度，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为此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在梳理分析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与政策仿真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探讨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思路及未来发展前景等。

关键词：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

一、引言

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决策者而言，在政策决策时依靠的手段较为有限，如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头脑风暴等，这些方法对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具有较大局限性，政策制定者仅能从中获得有限信息，从而导致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决策缺乏科学性依据，政策的实施更加困难。因此，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制定亟需一种成本较低、易试验且支持量化分析的工具以帮助其考察和验证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分析和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政策仿真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二、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界定

对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国外学者并不热衷于对其概念作明确定义，更注重研究其内涵。本文同意多数学者的观点。一是因为政策科学涉及的公共权力机关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包括立法、司法部门甚至行业协会等机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二是因为法学领域对政策的定位多着眼于狭义的解释，比较国家立法与政党政策间的区别和联系，使两者互不隶属。同时，似乎没有注意到公共政策与政策、法律与法律制度这些概念间的细微差异；三是因为就我国国情而言，部门立法的现实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条例及命令等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无法割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联系，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实践，有利于相关的学术研究。结合知识产权领域与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可以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作出如下定义：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及管理等进行的制度配置和政策安排，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规划、措施和项目等。

三、公共政策仿真及其应用

（一）公共政策仿真

公共政策结果的形成或涌现过程十分复杂，受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个体行为及个体间的互动对公共政策的效果产生难以预料的作用。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社会政策进行建模与仿真分析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所谓公共政策仿真，是指以控制论、系统论为基础，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实际的或设想的公共政策系统进行动态模拟试验，以观察或评价政策实施效果。运用仿真技术进行公共政策仿真，分析相关政策的效果和影响，或者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大大地推进了公共政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弥补了传统公共政策研究中定量研究缺乏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的缺陷。

（二）公共政策仿真的应用

目前，计算机仿真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军事学、人口学等科学领域。如由美国Sandia实验室开发的美国经济仿真模型Aspen、圣塔菲研究所开发的虚拟股市模型、股票预测支持系统模型及ISAAC军事模型[1]等。在国内，尹文耀、李芬等对中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仿真模拟，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现行生育政策应该再稳定15年的政策建议[2]；李稻葵等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理论模型框架，探讨了市场情绪、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中国的历史数据进行了政策模拟[3]；穆月英、王艺璇在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最低收购价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模拟分析[4]。除此以外，仿真研究还涵盖了医疗保险政策、财政税收政策[5]等多个领域。

四、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必要性、可行性

是否保护知识产权,对哪些知识赋予知识产权,以何种水平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而作出的公共政策选择和安排。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对于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对于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综合上述有关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仿真的相关文献，经检索，暂未发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文献，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仍处于空白。如何保障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及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的突破路径。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进行模拟与仿真，有着迫切的必要性；同时，知识产权法学与政策科学研究的融合、仿真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可行性。

（一）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必要性

由于政府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立法技术的需要,实际工作中政府部门可能会使法律制定的过程“短路”:政府可能致力于委托知识产权专家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而对政府主管部门内部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磋商却关注较少,使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发展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得不到充分考虑[6]。其实导致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短路”的因素远不止这些，最核心的则是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高度复杂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复杂性、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及政策演进的复杂性。1.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主体的复杂性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接受者，制定者如立法、行政、司法及利益团体等，接受者如个人、企业、公众甚至公共权力机关自身等。如与专利有关的公共政策，涉及的主体至少包括专利立法机构、专利行政管理机构、专利审判机构、发明设计人、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专利侵权者、专利人、专利机构、专利法律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等。而且这些主体都是强烈异质化的智能体，各主体之间也会因先天禀赋、后天教育及拥有资源的差异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这些主体对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有着不同的响应策略，根据自己的响应策略采取不同的行动来实现预期目标。2.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环境的复杂性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发生作用的环境无法超越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Systems）”。“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最早是由英国学者Trist，E.L.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组织是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技术系统，强调组织中的社会系统不能独立于技术系统而存在，技术系统的变化也会引起社会系统发生变化。随着知识财产在财产体系中比重的不断上升，知识产权客体的不断扩张，技术与知识产权交织程度的日益增加，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所处的这种社会－技术系统得到了强化，更加统一。有关知识产权的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技术系统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相互作用，政策主体的交互式行为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复合系统使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政策环境变得异常复杂。3.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演进的复杂性在理想的条件下，公共政策效果的涌现过程和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是重合的[7]。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而言，在其制定阶段，政策的预想效果如果与政策的问题特征相符，则政策方案的设计及选择可能是科学的。在知识产权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如果政策实际效果的涌现符合制定阶段的预想，政策所针对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则说明该知识产权政策方案是科学的，而且得到了有效执行，政策如期运行直至问题解决。否则，要么是政策方案存在缺陷，要么是正确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它将导致政策方案的调整，或者政策执行方式的调整。而实践中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效果的涌现过程与问题的解决过程往往不是重合的，即知识产权政策由于政策惯性、利益平衡等因素并不一定因为政策效果的涌现有所调整，政策的执行方式也可能因同样的原因而将错就错。某些政策效果的涌现也有可能发生在政策终结以后，对于政策的调整已无实际意义。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演进因政策主体的复杂性、政策环境的复杂性而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二）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可行性

面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这些复杂性，传统的定性和定量的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似乎变得无能为力，其科学性、有效性面临着严重挑战。而源于社会仿真的公共政策仿真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为解决这一挑战带来了希望。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对于克服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复杂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可能。政策仿真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方法的广泛应用，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有效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通过对仿真系统中相关利益主体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分析，建立包含个体特征属性和行为规则的模型，利用多主体间的交互和协作机制，模拟成员个体间既相互独立又交互作用的社会现象，从而使得对复杂群体行为的分析成为可能。政策仿真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等相关研究表明，将仿真方法应用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仿真分析具有严密的理论基础；政策仿真的相关应用案例也表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目标，在通过艰苦的努力工作之后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五、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思路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可广泛应用于知识产权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及政策评价等诸多方面，必将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暂未发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文献，借鉴政策仿真研究的思路，以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方法为例，图1所示的主要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可供参考。

（一）基础理论分析

通过对问题背景、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把知识产权相关理论与公共政策理论相结合，研究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总结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相关参数进行定义，分析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影响及互动机制；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深入剖析，对政策制定者、相关政府部门、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使用者、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及一般社会公众等不同类型的主体的特征、行为规则和应对策略进行归纳，总结不同类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有决定性影响的特定主体的响应过程与应对策略进行重点分析。

（二）建立数据模型

基于上述基本理论分析，利用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方法，研究并设计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的总体框架和具体功能模块；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3个主要功能模块：主体参数与行为规则模块、主体交互行为仿真模块和政策库模块，并对编程实现的治理仿真系统进行校验、修正。

（三）仿真系统应用

在案例分析部分，以知识产权相关公共政策为例，通过政策抽象化过程，设置政策影响下不同主体的特征参数、策略及行为规则，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应用于具体政策的模拟与分析中，进一步检验和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目标：以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模拟和分析为目的，利用计算机软件和网络技术，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构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政策制定、执行和完善等阶段提供一个成本低廉的、支持量化分析的政策决策试验平台，用以考察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分析和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权衡利弊，从而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可以预见，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及其应用的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优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制定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推进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胡晓峰等.战争模拟:复杂性的问题与思考[J].系统仿真学报,2003(12):1659-1666,1686.

[2]尹文耀,李芬,姚引妹.再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4-24.

[3]李稻葵,汪进,冯俊新.货币政策须对冲市场情绪:理论模型和政策模拟[J].金融研究,2009(6):1-13.

[4]穆月英,王艺璇.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模拟分析[J].经济问题,2008(11):87-89.

[5]熊光练,郑立海等.医疗保险政策空间仿真研究[J].医学与社会,2009(9):1-2.

[6]刘华,孟奇勋.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模式选择与体系构建[J].中国软科学,2009(7):10-18.

[7]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9.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4

【关键词】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公共政策学 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

公共政策学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解决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为目标，旨在探讨政策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二战后，政策科学首先在美国兴起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为使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学生了解政策科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政策科学过程方法，使公共政策学课程更加适应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要围绕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加强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建设，充实土地政策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1 公共政策学课程的主要内容

公共政策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悠久的历史现象，作为公共权力、公共职能和公共责任的伴生物，自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产生起，公共政策事实上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活动，是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之一[1]。国外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公共政策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公共政策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D·拉斯维尔(H.D. Lasswell)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 Kaplan)认为:公共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 Easton)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政策科学研究者托马斯·R·戴伊(T. R. Dye)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选择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决策理论研究者詹姆斯·E·安德森(J. E. Anderson)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我国的政策科学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1992年，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得到国内许多人的认可和重视，这极大地推动了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加快了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学科化步伐。综合国内外不同学者的观点来讲，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机构在其职能范围内，在对社会发展状况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按照某种能够获得公众认可的价值标准，从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中选择出来的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行之有效的法令、策略和办法的总称[2]。

90年代之后，我国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政策科学的相关课程，建立了以“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为名的科研教学机构，在未被列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之内的情况下，一些高校在其他专业名目下，招收了以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政策分析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政策科学培养人才。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党政部门工作的需要，也在党政干部培训中开设了部分政策科学的课程[3]。目前，全国大多数院校都已开设了政策科学的相关课程，一部分高校在政治学、行政学或其他专业范围内招收政策科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国政策科学的教学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促进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从教学角度来看，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导论、政策系统篇、政策过程篇和政策分析方法篇四大部分。(1)导论:主要讨论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包括政策科学的兴起，政策科学的“范式”，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中国政策科学学科的建构等主题。(2)政策系统篇:这一部分包括政策与政策系统、政策行动者、公共决策体制和公共政策工具四个主题，涉及公共政策的内容与实质，政策系统的构成及其划分，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政策行动者以及思想库，公共决策体制的构成，中外公共决策体制的比较，现代公共决策方式，各种类型的政策工具等内容。(3)政策过程篇:这一部分包括政策过程的概念框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与监控、政策终结和政策周期等五个主题，涉及政策过程研究的各种途径，政策过程的各个基本阶段，中西方政策过程的差别，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基本经验等内容。(4)政策分析方法篇:这部分内容涉及政策分析的过程及步骤，政策分析的各种模式、方法和技术。包括政策分析过程的基本框架、政策分析过程各种常用的方法、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公共政策的伦理学分析、系统分析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等内容。最后是对这门课程进行提纲挈领的总结，讨论如何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问题。

2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对公共政策学课程提出的客观要求

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瞄准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亟待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需要进一步转变，要通过质量工程的实施，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上取得突破，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显著增强。国内不同大学根据其特色，分别制订了适合本校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综合起来讲，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备现代管理学、经济学及土地资源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土地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受过土地规划、测量、计算机、地籍管理、不动产估价等的基本训练，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精神与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在国土、城建、农业、房地产以及相关领域从事土地调查、土地利用规划、地籍管理及土地管理政策法规研究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4]。

基于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结合土地科学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要体现出公共政策范式的发展过程，包括政策所遵循的基本理论、价值原则、决策方式、实施手段等内容，这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土地管理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根据这一决策，2003年以来，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5]。但由于土地宏观调控是一项全新的举措，其运作机制和理论框架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理论上的不成熟，给实践操作带来了一定困难。首先，如何建构一个比较系统的土地宏观调控理论体系，要回答土地宏观调控中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土地政策为什么能够参与宏观调控;二是土地政策如何参与宏观调控;三是土地政策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宏观调控。在此基础上，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运作机理和操作模式以及提高土地调控有效性的具体路径，从而构筑比较系统完整的土地调控理论体系。

其次，如何创造性地解决土地宏观调控中的诸多理论难题，包括土地调控的理论框架、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操作模式、土地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搭配应用等都是当前理论界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土地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相互配合应用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策略等。

再次，实践中在研究土地调控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调控的形势和要求，提出土地政策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应用路径和措施等一系列实用性较强的土地调控政策措施。

3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与体会

土地资源管理的专业性很强，要根据公共政策学课程特点，结合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优化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该课程教学内容首先讲授政策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原理及政策分析方法，同时针对目前土地管理和政策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总结我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历程，介绍国外的土地政策，探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课堂讲授和讨论、文献阅读、案例教学法、对比法、自学指导法等多种形式，丰富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把更多知识传授给学生，引导和启迪学生学好这门理论性、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

3.1 切实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作为教师应承担“传知识、教做人”两大任务，首先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把教师培养成为学者、教育者、交往者和决策者，要使教师成为土地科学领域的专家，这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前提条件。为了推进教学改革，除了有赖于教师个体素质的增强，更有赖于教师队伍整体优化和提高，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锻炼和成长，事关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青年教师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为人师表，不仅要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和辨证、睿智的思维方式，而且要具备融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于一身的强烈的人格力量。要带领青年教师到实践中进行锻炼，通过承担不同层次的科研课题，把专业知识、实用技术等灵活应用到具体实践环节中。

3.2 努力优化教学内容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公共政策学的教学，要在教学内容上特别强调一个“用”字，因此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适当引进新的科研成果，丰富和充实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当前土地资源管理实践，把土地供应、土地征收和征用、土地补偿、耕地保护、房地产调控等主要政策内容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调查等工作环节充实到课程讲授中，使毕业生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授课时，结合各章节的内容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并让学生查阅相关书籍和报刊。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发展动态有初步的了解，另外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利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理论和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 多途径丰富教学方法

结合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根据公共政策学教学内容，灵活运用互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将理论学习与讨论交流、模拟实践等有机结合，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色。要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大力推进问题导向的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1)发现法

发现法是教师在课堂上随时提出问题，引导、启发学生去思考，并寻找问题答案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目的是尽量地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公共政策学在每一章的课堂教学中，均围绕各章的核心内容，可以设计一些有较强针对性、关联性、概括性和可讨论性的问题，通过启发、点拨和引导等方式，吸引学生去思考、分析、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思考、分析和回答问题中理解和掌握相关章节的关键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增强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讨论法

政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为讨论法授课提供了比较好的素材。讨论式教学法旨在为学生提供自学、分析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机会，这种方法适用于学生已基本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结合土地资源管理实践，对现行土地政策进行思考的学习阶段。这种教学法既能使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激发兴趣，又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分析、归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密切师生关系，促进教学相长。

(3)案例教学法

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在保留传统理论讲授的基础上，要积极采用案例教学法，选用土地供应、土地征收或征用、土地补偿、耕地保护、房地产调控等土地管理实践中的一些现行土地政策作为教学案例，这些教学案例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情景模拟、辩论会和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以及多媒体技术，可以吸引学生紧紧围绕公共政策学教学内容所涉及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展开思考和分析，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比较法

可以采用对比法，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制度和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授课教师再进行归纳。这样举一反三，反复对比，使学生印象深刻、记得牢。通过对比法讲解，化复杂为简单，便于学生记忆和掌握，能够收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

(5)自学指导法

由于公共政策学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内容非常丰富，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不可能在课堂上一一讲解，因此除了在课堂上讲清该课程的重点、难点以外，要求学生大量阅读与课程相关的书籍和报刊，如《中国土地科学》、《中国土地》、《中国国土资源报》、《资源科学》等，扩展学生的知识面。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撰写读书报告，从中体会学习的乐趣，真正感受到该课程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4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公共政策学教学中要善于将政策科学理论和我国的公共政策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学生的政策实践环节，并加大学生操作技能训练力度，努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能力。结合现行的土地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利用寒署假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学习政策经验，增强政策科学课程的现实性。同时，鼓励学生参加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研究及调研工作，从中学习分析和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能力，训练和提高科研写作水平。

总之，政策科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其教学必须采取与现实政策实践紧密结合的方式。要以学生为本，以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为指导，结合公共政策学的课程特色，在传授必需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出实践能力较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土地管理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李建军，武玉坤，姜国兵.公共政策学[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3] 吴江.国外政策科学研究与我国政策科学教育[J].中国行政管理，1999，(12):30—33.

[4] 胡伟艳，蔡银莺，彭开丽，张安录.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高等农业教育，2009，(5):42—45.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建构逻辑；发展路径；第三分水岭

中图分类号：D035-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3-0068-05

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以拉斯韦尔和德洛尔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建构了公共政策学的第一代、第二代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药师诗泰藏对推进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药师诗泰藏撰写的《公共政策》是日本第一部最系统、最全面论述公共政策的著作，也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尽管该书的出版已有30多年，但是至今仍然是公共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著言立说能穿越岁月的沧桑而留下思想的芬芳，或许这就叫做经典。该书的重大贡献在于作者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范式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深入分析了第一代、第二代公共政策学研究范式的利弊得失，为建立第三代政策学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作者所言，“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向公共政策第三分水岭进军时的导游图”[1]159。本文通过对该书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以期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体系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一、写作背景与研究思路

随着日本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在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思想的基础上，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实现了从国家学向市民学的重要转变。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生了建立独立的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现实需要。由猪口孝先生主持编写的《现代政治学丛书》就是日本政治学界尝试建立独立的政治学体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该套丛书概括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25年来日本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主要成果，是战后日本覆盖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巨著。丛书由宏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政治过程、政治主体、国际政治五个主题部分组成。《公共政策》就是该丛书政治过程主题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主要从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来试图构建一个科学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在理论层面上，作者从澄清公共政策学研究对象着手，说明了公共政策学的特殊性质，探究了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并评述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范式，深入分析了第一代、第二代公共政策学研究范式的利弊得失，为建立第三代政策学范式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证层面上，作者以政策模拟实验为出发点，指出了政策干预存在的谬误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以建构政策模型为核心，演示了具体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和步骤，重点研究了公共政策的系统群研究方法。

二、范式的变迁——倡导公共政策

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公共政策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进了公共政策学范式的变迁。

（一）澄清了公共政策的研究对象：人类社会与人的行为

药师诗泰藏认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和人的行为，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而人的行为的确不能以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它存在多种变量关系。作者认为，公共政策对人的影响方式分为两种。通过物理的政策（如强制、暴力等）对公众的行动进行统治，是一种金属控制。而公共政策把政府的意图和计划告诉公众，并且通过力求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接受来控制公众的行动，则是一种塑料控制。金属控制属于一种机械性因果关系的控制，而塑料控制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调试和学习进步的过程。作者认为，“公共政策存在于云控制云的塑料控制世界，它不像报时钟那样，用像机器一样的政策去驱使机器一样的人心。而应以象流云一样朦胧、模糊的政策，通过语言的记述功能和争论功能，反复进行反馈活动，打动流云一样的人心，从而最终产生物理行动。”[1] 17

（二）阐释了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原因：美国政治实践的产物

1．政策文化是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土壤。美国的和共和党都属于保守意识形态的政党。当两党政策相差不大时，选民一般表现为“党派投票倾向”[1]24。当两党的政策分歧增大时，选民投票就根据候选人的政策纲领决定如何投票，即从“党派投票倾向”转向“问题投票倾向”。政策讨论成为政治的中心。

2．行为主义是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催化剂。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界曾经风靡一时。药师诗泰藏认为，“尽管行为主义后来因其内在缺陷而受到了猛烈的批评，但行为主义追求政治学科学化的努力使人们可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对长期以来进行过规范性讨论的制度、民主化以及个人的政治行为等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且正是行为主义倡导跨学科研究而使公共政策这一跨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问具有了分析的可能性”[1] 32。

3．特殊事件是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导火索。作者认为有两个特殊的重大事件催生了公共政策学的产生。第一是罗斯福实行“新政”。 为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作“新政”的干预政策，其核心是改革、复兴和救济。作者认为，“这就是早期人们心目中的公共政策学的起点”[1] 34。第二，是奥本海姆事件。作者认为，与公共政策学研究兴起有关的另一个争论是“奥本海姆事件”，即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核心人物奥本海姆博士因叛逆罪被剥夺公职的事件。这一事件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一场关于原子能政策选择问题的大争论：一些人认为原子能政策应首先考虑将其用于国防和军事，从而保障美国的安全；另一些人则主张原子能政策要考虑将这一技术优先用于和平，为全人类造福，防止发生核军备竞赛。“这个问题成为美国战后面临的第一个最严峻、最重要的政策争论，并成为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另一个出发点”[1] 35。

4．政策专家是公共政策学产生的推动者。作者认为，美国具有悠久的政策顾问历史。早在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就招集许多社会科学家到白宫研究政策问题。胡弗总统也设立了以经济学家米歇尔为委员长的“总统社会变动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是启用了大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政策制定。这些政策专家发展和完善了各种社会科学的各种定量技术，他们参与政策制定的实践为公共政策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梳理并评述了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范式：第一分水岭与第二分水岭界说

1．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第一分水岭。药师诗泰藏认为，“RADIR学术讨论会是高举公共政策学大旗的进军誓师大会”[1] 35。在这次会议上，拉斯韦尔概述了公共政策学的六大特点：第一， 公共政策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第二，公共政策学的哲学基础建立在理论实证主义之上。第三，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对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的学问。第四，公共政策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第五，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必须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问。第六， 公共政策学不可缺少发展概念。作者把拉斯韦尔的政策学说当作公共政策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或者说第一个分水岭。

2．德洛尔关于“超”学问的公共政策学：第二分水岭。药师诗泰藏把德洛尔的政策学说认定为“公共政策学领域的第二分水岭”[1] 44。他认为德洛尔的政策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德洛尔对行为科学的批判。第一，行为科学不具备严格区分个别行为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第二，行为科学理所当然地接受所谓均衡概念。第三，行为科学回避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戒规等伦理道德问题。第四，行为科学容易陷入完美主义的泥潭。（2）德洛尔对管理科学的批判。第一，管理科学无视制度问题。第二，管理科学不能研究诸如维护全体一致等政治问题。第三，管理科学不能研究价值、意识形态等非理性问题。第三，管理科学不能创新政策方案。（3）德洛尔的政策模型观。第一，公共政策模型必须明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第二，公共政策模型必须与宏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第三，公共政策模型必须建立在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相融和的基础上。第四，公共政策模型必须对时间非常敏感，并且具有历史色彩。第五，公共政策模型必须客观地处理意识形态等非合理性事物。（4）德洛尔的总体政策思想。第一项是制定总体目标。第二项是制定政策范围。第三项是设定时间单位。第四项是设定风险承受能力。第五项是选择革新主义还是选择渐进主义。第六项是选择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第七项选择协调式还是有所侧重式。（5）德洛尔的“超政策”思想。“超政策”就是研究应该如何制定政策的政策。

（四）强调了建构公共政策模型的原则：简单的就是好的

药师诗泰藏论述公共政策模型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避开运用数学方法，使模型更简单，更实用。“简单的就是好的”是他深为推崇的一个原则。作者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不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整个分析过程必须能够被政策立案者和实施者理解。而构建模型就是达到理解的一种有效途径。模型是沟通、交流的一种工具，是人们认识公共政策的指南，那些复杂的、不易被人们理解的模型是无效的。建立模型时，分析者要尽量搜集客观数据资料，通过定性和定量的语言来描述分析的对象。尤为重要的是，建立模型时，分析者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如果是政策立案者，就必须对政策干预与政策效果的因果结构作出明确的定义，其后才能建立模型。如果是政策旁观者，则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政策立案者模型是一种机械论模型，而政策旁观者则只是一种相关性模型。作者主要分析了几种公共政策模型的种类：输入——输出模型、状态空间模型和反馈结构模型。

（五）勾勒了公共政策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向第三个分水岭进军

药师诗泰藏认为以拉斯韦尔为代表的公共政策第一个分水岭推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是牛头不对马嘴，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认识人的行为。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第一个分水岭的崩溃。而以德洛尔为代表的第二个分水岭试图纠正拉斯韦尔的错误，但其理论过于抽象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个战术上的错误也使第二个分水岭轻而易举地崩溃了。作者描绘出了向第三个分水岭进军的导游图：第一，公共政策学今后仍将以多民族、无政府国家的状态存在下去。第二，所有与公共政策学的创建相关联的学科，都应该从各自的角度来回答什么是公共政策。第三，公共政策学应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第四，应该了解公共政策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

三、启示与反思

作为经典著作，《公共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对现代公共政策学研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通过辩证吸收其合理营养，反思其不足，可以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的发展。

（一）公共政策学的构建起点：实践需求与知识支持

药师诗泰藏认为，公共政策研究首先在美国诞生是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决定的。应该承认，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源地，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对其他国家政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美国的经验解释似乎还并不充分。实际上，政策科学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要是当时社会实践还没对公共政策产生迫切的需求。及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激发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以及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城市化问题、犯罪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公共政策的客观需求突然膨胀，公共政策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走入大学讲堂。而政府为摆脱治理无能的窘境，也迫切需要科学的政策研究以求解公共治理之困。美国政府以及许多企业、财团和基金会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研究资金资助。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也为政策科学插上了知识的翅膀。由于政策的议题往往涉及许多方面，单一学科研究不足以解释并指导政策实践。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公共政策研究的新领域，也产生了许多新成果。基于这种分析，很多学者认为，在抽离美国特殊情境之外，政策科学的诞生有着更为普遍的原因。如英国学者克利斯多夫·汉姆和麦克尔·黑尔指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政策研究热潮有两个主要原因：西方工业化国家在面临大量的棘手问题时，决策者急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对政策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寻求运用其知识来解释和帮助解决这些问题[2]。由此可见，公共政策学的产生同任何社会科学的产生一样，其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社会对公共政策研究的普遍需求，另一个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跨学科的交流。这是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它揭示了公共政策学不是美国的特产，其他国家同样可以建立适合其国情的公共政策学。

（二）公共政策学的解释工具：模型构建与综合视野

药师诗泰藏十分重视模型的建构，认为模型是沟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是我们分析公共政策的有力工具。作者尽量避免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力图使模型更简单，更实用。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同时，我们遗憾地看到，药师诗泰藏构建的模型基本上是从自然科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的，缺乏人文分析。这与作者曾经的理工科学科背景密切相关，但正如作者自己所意识到的，政策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政策科学是政治学的核心主题。因此，模型构建就必须跳出纯自然科学的窠臼，重视模型构建的人文属性。因此，在公共政策研究当中，我们应该重视自然科学以外尤其是政治学的模型来解释政策现象，从而能更好地把握政策的实质。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每个问题的背后都蕴涵着数不尽的影响因素（外生变量），而且其中的因果关系链盘根错节，如果面面俱到地进行研究，必然无从下手。因此，无论是公共政策研究者还是制定者，为了分析问题方便起见，不得不抓住问题的某些“主要”影响因素，而忽略其他“次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模型的构建都是先抽出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或变量，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理与演绎，最终形成实际问题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见任何模型都是对现实的不完全模仿。模型反映了真实世界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因此，要掌握问题的全貌，就应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模型来对同一个问题加以分析，而不可只抱住一个模型不放。虽然某种模型有时看来最能解释某种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惟有结合各种模型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实际政策问题有一个全面而理性的把握。

（三）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基点：本土化与特色化

药师诗泰藏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以日本的视角来考察、分析公共政策学，其本土化研究特点非常明显。比如作者在论述公共政策学缘何诞生在美国时就专门比照分析了美国式政策土壤与日本式政策土壤的不同。很明显，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力图构建适合日本的公共政策学。这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作为研究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学科，政策科学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公共决策过程的本质或规律性，应该具有客观真理性和普适性，即政策科学具有一般性规范；另一方面，政策科学要反映各国具体的政策经验，因而各国的政策科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政策科学必须本土化。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学也注意引进一些西方政策理论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对西方理论缺乏真正的理解，消化与吸收不够，没有让西方理论成为滋养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营养肥料；二是缺乏对我国政策实践的实证研究，仅仅局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重复论证，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的建立和发展。公共政策学的本土化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要创新方法论。方法论是一个学科的灵魂，一个学科是否成熟，首要的标准就是方法论是否成熟。任何一门学科，除了遵循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外，还必须有其自己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西方政策科学的方法论是建立在西方政治科学的理论原理基础之上的，如制度理论、精英理论、集团理论、系统理论等。中国政策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离不开中国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基础。从政治理论来创新政策科学的方法论研究，既是科学的也是可行的。

2．要扎根中国实践。要以中国改革与建设中的政策问题为逻辑起点，认真观察中国政策过程的发生机理，从中找到政策过程存在的问题，从而发现中国政策实践的规律。这是构建中国政策科学体系的实践基础。这就要求政策科学必须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包括做大量的政策案例分析。

3．要吸取中国政策思想精华。学术创新离不开理论借鉴和综合思维。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的政策思想自古有之，而且博大精深。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策原则，“以民为本，政在得民”的政策基准，“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策倾向，“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等等。在当代，、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有丰富的政策思想。当前，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必须大力吸收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政策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建立新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使政策科学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四）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路径：向第三分水岭迈进

药师诗泰藏把公共政策学的范式分为两个分水岭。他把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政策学说看成两个独立的政策范式发展阶段。基于第一和第二分水岭的致命错误，药师寺泰臧认为走向公共政策的第三分水岭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建构“以问题为中心”型的学科理论范式。他主张：“为组织这种情况，必须抛弃各学科的‘融合’论，并赋予每个研究人员的独立性，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选择。与其说勉强地融合并导致龟裂，不如赋予各学科独立性，使每个学科领域的学者都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公共政策的基本问题。”[1]60药师寺泰臧主张各学科领域学者的交流与理解，在求得共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因为一旦弄清了根本问题，这无论对什么事务性政策课题都是适用的。但是由于这是试图用高深的数学和过于非现实的理论实证性政治理论来说明问题，因此事务性政策工作人员必定会说‘So，what!’（这又怎样呢？）”[1] 60。他又主张：“不如先不要强调方法论，……姑且把研究对象看作‘结论’，首先指出公共政策学中重要的并不是数学公式，而是建立一个表示社会发展的‘发展概念’。”[1] 39但是，药师寺泰臧只讲到政策科学学科理论建构的方向，没有提到政策学科理论规范的建构的具体内容。那么我们该如何建立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呢？从学科的理论建构规律看，建构公共政策科学的途径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

1．进行宏观维度的政策哲学研究。“无论是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都需要有哲学与思想基础”[3]222。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科，哲学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思维范畴，理应成为政策科学的指导框架。只有从哲学层面来研究政策科学，才能从更高层次洞悉政策科学的本质与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加速政策科学成熟的催化剂。用哲学理性把握政策科学，必须加强政策哲学的研究，从价值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高度，对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进行中观维度的基本原理研究。概念是学科研究逻辑起点和基础。科学地界定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在学科丛林中取得合法身份并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政策科学一直缺乏完善的概念体系和有影响的理论假设”[3] 348。政策科学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对政策活动客观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主观杜撰的结果。对政策科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应当通过对广泛的政策实践的较为准确的描述，经验性地概括公共政策的理念、思想和方法，进而通过思辨方式的思考，归结为具有原则指导意义的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4]。政策科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可以主要围绕如下主题展开：政策科学总论、政策过程、政策工具、政策伦理学、比较政策学、战略研究、未来研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政策学、社会政策学等分支学科。通过全面地研究政策科学各分支学科，强化基本理论研究，建立健全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

3．进行微观维度的方法技术研究。政策科学是将各门社会科学综合地运用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其价值就在于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和技术去分析问题情境以实现解决政策问题的目标。没有各门学科的技术、方法的支撑，政策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我们过去政策科学研究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定性多、定量少的倾向，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严重缺乏。然而，没有定量分析手段，就没有政策科学，该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运筹学、统计学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技术上下工夫，否则难以取得突破。”[5]有鉴于此，我们应大力发展、推广和应用各种统计学与数据分析（图形统计学、初步数据分析、概率论初步、二项式分布及正态分布、统计推断原理、简单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决策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线性规划、排队理论和模拟等）、计量经济学或建模的备选方法等定量方法。在政策分析中尽可能地运用定量方法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作用切不可过分夸大。科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局限性。政策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实和价值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分开。只有把定量分析和价值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一个科学的政策科学体系。

参考文献：

[1] 药师诗泰藏．公共政策[M]．张丹,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2] Christopher Ham，Michael Hill．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Capitalist State[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3：1.

[3] 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尹宝虎，张萍,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 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3.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自我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以来，有关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一直不断。直至今天依然是基本概念混乱不清，基础理论肤浅薄弱，学术论著自相矛盾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文试图规范澄清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理顺三者的相互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和研究健康深入发展。

一、公共管理概念

何谓公共管理？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例如，夏书章教授就是这样看的。他指出，行政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英文为administration，意为行政、管理，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行政学，有人把它译为行政管理学。因为行政天生具有公共性特质，因此，英文administration前通常有public加以限制、形容和修饰，所以，有人也把它译为公共行政学，有人译为公共管理学。[1]我理解夏老的意思，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仅仅是个译名不同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差别。如果我的理解是夏老的本意。那么，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假定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过去在外国表达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的含义，但是也不是对国外在这一个领域全部研究现状和历史的全面概括，至少它没有能够概括进去国外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全球治理等理论。其二，既然我们把外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引进国内，那就遇到一个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夏老的看法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其三，当前中国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上把公共管理设为一级学科，把行政管理置于公共管理之下设为二级学科，表达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有差别的意向，此时再把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值得商榷。当然，夏老强调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不仅在译文上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实践中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行政管理即政府管理确实在公共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舍弃政府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只是一句空话。

有人认为，公共管理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新公共管理。陈振明教授说：“说到底，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且它代表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趋势。因此，我宁愿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之后的新途径、新范式，我称之为‘第三种途径’，而将前两者分别称之为‘第一种途径’和‘第二种途径’。”[2]陈教授讲的“第三种途径”的“公共管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一度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它是一种在“重塑政府形象”名义下以市场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引入私人管理企业方法的公共事务管理市场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陈教授关注当今世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令人钦佩。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他把公共管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模式，忽视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也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显然在概念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其二，他只看到新公共管理引进私人管理方法的优点，没有看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缺点。据我观察，当年在美国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如今并不是很时髦的东西，相反，强调政府权威才是当今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公共管理模式。其三，有意思的是陈教授一方面写文章赞扬宣传西方新公共管理式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由他主编的《公共管理学》却讲的是政府管理的内容，这种论著上面的互相矛盾表现了作者自己研究中的困惑。

更有意思的是与陈振明教授恰恰相反，张成福教授写文章批判新公共管理，而他著的《公共管理学》教材，却完全讲的是新公共管理的内容。[3]这种论著上面自相矛盾的情形使人无法明白作者的学术立场究竟是什么。

陈庆云教授是最早参与公共管理译名争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与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不仅英文译名不同，含义也不同，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说：“所谓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从本质上看，我们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与公共政策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公共政策就是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调控活动中的行为规范。”[4]陈庆云教授强调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公共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就译名而论，publicmanagement仅仅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译名，不能全面反映和概括西方公共管理的历史和现实。administration在英文里既有行政含义，也有管理的含义，因此，publicadministration既可译为公共行政，也可译为公共管理，怎么能说publicadministration就只能译为公共行政而不能译为公共管理呢？其二，management一词，英文的管理涵义具有微观工具主义的意思，它与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的公共行政的宏观管理是有明显区别的。其三，公共政策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模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若把公共管理等同于公共政策模式，显然在逻辑上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失误。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7

关键词：政策工具；发展历史；内涵；分类

1　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1.1　国外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对于政策工具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撰写的文章《论现代国家采取的政治——经济技术》中提出来的。但政策工具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荷兰的吉尔霍德委员会便得出了以下结论：政策工具知识的缺乏和不足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和发展一门政策工具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要数1983年胡德的《政府的工具》。到了20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政策工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目前，它已成为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主题，同时也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非要数以下两本了：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盖伊·彼得斯和冯·尼斯潘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二是莱斯特·M·萨拉蒙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其中笔者尤其要指出《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该书是1992年春在荷兰鹿特丹大学举行的政策工具研讨会上的论文集，在众多教材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策工具研究的状况，是一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工具并做进一步研究的很好的参考书。

根据上文知道西方政策工具的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那么其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借鉴了陈振民等学者的著作，将原因概述为以下四点：一是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执行是很复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政策执行工具的反思；二是此时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相继失败，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政策时常失灵，人们产生了了解政策失灵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的强烈要求，而不少解决方案就存在于政策工具的理论之中；三是现代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导致他们对工具性知识的更多地追求；四是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之一，政策科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将政策工具纳入研究重点之一。

1.2　国内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在我国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是在本世纪初才慢慢被国内学者所重视的，所以说它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属于新兴研究领域，自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限的。据我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献进行检索发现，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工具专著，只有一本中文版译著，是由顾建光翻译《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所得，于2007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余的成果主要是教材和论文。对公共政策研究进行介绍的教材笔者所知道的主要有：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1992年版)；张国庆主偏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1997版)；陈振民主编的《政策科学》(1998年版)；陈振民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包括2002、2003年两版)；陈庆云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2006)；陶学荣主编的《公共政策学》(2006)；郭红玲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导论》(2007)；陈潭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原理》(2008)；严强主编的《公共政策学》(2008)等等。其中还有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由庞诗所译的豪特利和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一书，其内容也有关于政策工具的介绍。至于论文也有数篇：2003年的主要是张成福的《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2004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2005年的主要有卢霞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徐程的《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王伟昌的《新“治理”范式与政府工具研究》，储亚萍的《论作为政府管理工具的合同》；2006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吕志奎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周奋进等的《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与行政行政制约》，余瑶的《当代中国政府工具选择刍议》，朱喜群的《论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2007年主要有杨卫玲的《公共信息；政府治理工具箱中最有效的“软工具”》；2008年姜国兵的《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等等。

2　政策工具的内涵

政策工具又称为治理工具，政府工具，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定义，表述各异。国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定义：尼德汉认为工具是“公共机构可以合法获得的统治可能性”。霍格威尔夫认为“工具是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标的事物”。林格林将工具定义为：“致力于影响和治理社会过程的具有相似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活动”。美国学者莱斯特和斯图尔特认为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把政府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另一个美国学者萨拉蒙则认为工具是“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而豪利特和拉米什则指出，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

国内知名学者陈振民、张成福、陶学荣、严强等等都对政策工具的内涵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或结果的手段；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是政府治理的核心，没有政策工具，便无法实现政府的目标{有的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总称”等等。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定义千差万别，但这些定义都体现了共同的基本属性一一公共政策主体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在达成政策目标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结合这些定义，笔者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选择的并具体加以运用以执行公共政策，达成政策目标，从而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3　政策工具的分类

3.1　政策工具的分类简介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学者们也是由于角度不同众说纷芸，表述各异。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分类结果：荷兰经济学家科臣(另一表述为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他关注的是一系列执行经济政策从而获得最优化结果的工具。他整理出了64种工具，但是只是列举，并未作系统化的分类。美国政治学家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对这些工具进行了宽泛的分类，认为可以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大类。萨拉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开支性工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胡德相比较前几位学者来说提出了稍显系统化的分类框架，他认为所有的政策工具无一例外的都会使用到以下四种资源中的任一种或几种。这四种资源是信息、权威、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麦克唐纳和艾莫尔则根据工具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将之分为四类：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系统变迁型工具。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等人的分类与之有些类似，他们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符号与规劝型工具和学习型工具四类。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将政策工具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在西方比较受推崇。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此种分类方法在众多方法中更具解释力、更合理，在下文，笔者将对之进行详细介绍。加拿大政策科学布鲁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也是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府工具分为自律型政策工具和全民所有型政策工具，前者强制程度最低，而后者强制程度最高。这种分类为政策工具分类体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基础性的贡献。欧文.E.休斯认为政府的干预都可以通过供应、补贴、生产和管制这四方面的经济手段得以实现。林德和彼得斯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多元化的，它们可以包括命令条款、财政补助、管制规定、征税、劝戒、权威和契约。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政策工具比作是“政府箭袋里的箭”，并将之分为以下三类：传统类工具、创新类工具和先锋类工具。E·S·萨瓦斯认为政策工具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契约、特许经营、补助、市场、用户付费、志愿服务等等。

以上是西方对政策工具的大致分类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内主要的分类情况。国内学者的分类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张成福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分类，他政府介入的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财货与服务、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签约外包、补助或补贴、抵用券、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特定服务、自我协助、志愿服务和市场运作。第二种是陈振民的分类，他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三大类：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最后一种是陶学荣的分类，他将政策工具则分为：经济性工具、行政性工具、管理性工具、政治性工具和社会性工具五类。

3.2　政策工具分类的不足和困难

(1)不足。

虽然很多学者对在政策工具分类上做出了尝试，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政策工具的分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分类太过于宽泛不够具体，从而不便操作。比如说林德布洛姆等人作出的分类。有的分类选用的是列举法，太过于具体。最大的弊端是难以穷尽，不科学严谨。有的分类没有相互区别、相互排斥。有的分类又太注重借鉴企业的分类了，从而有忽视“公共性”的嫌疑。有的分类对诸如谈判、说服等非正式工具没有加以重视。

(2)困难。

公共政策学论文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现实状况；公共理性；公共性

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多个环节，其中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对公共政策执行这一环节的深入理解和有效实施是实现国家目标，管理社会事务，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一、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概念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政策执行者借助一定的机构和人员，采取各种行动将公共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的效果，以实现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完整过程，公共政策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常见的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有过程模式、互动理论模式、循环模式、博弈模式、综合模式等，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理解与合理灵活运用多种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以求全面深入的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促使公共政策执行的高效进行。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现实状况

（一）各方利益相互博弈，难以进行有效协调。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和执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群体，通过竞争、博弈与合作，而达到相对均衡的结果。在现实情况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一般考虑的是整体利益，而公共政策执行有可能是由各地方政府分散进行的，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策执行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很难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往往要考虑其局部利益，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阶段，整体利益、局部利益、群体利益、个人利益等多元化的利益就难以整合一致，随之就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公共责任的危机、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公众的信任等。

（二）执行机制不尽完善，未能更好解决问题。在权力配置机制方面，表现为纵向与横向上执行权的配置不合理与不明确；在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方面，政策评估机制不科学，比如政策评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分析，用定性结论取代定量结论，责任追究制度缺损；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公众参与机制方面，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执行的意识相对薄弱，一般不直接涉及到自己利益的公共政策执行，公众就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政府也没有很好的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来保证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正当性。

（三）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混乱，执行技术与手段仍需改进。由于公共政策直接涉及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管理部门的权责不明确就会使得管理职能的交叉，有收益的争相要管，没有收益的互相推诿。在现实状况中，公共政策的执行一般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操作的，多以行政手段为主，较少运用其他经济手段、技术手段、教育手段等，就有可能忽视了公共问题的时效性与复杂多变性，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

（四）公共政策的执行偏差。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可能采取拖延执行的方法，不采取积极的甚至不采取措施对的公共政策进行有效的执行。在与执行主体自身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也有可能根据自身对公共政策的偏好，制定出与需要执行的公共政策表面上相一致、但实质相违背的替代性执行方案或措施，或另搞一套，使得执行的效果偏离既定目标，还有的公共政策主体进行变通执行或有选择性的执行，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三、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思考公共政策的执行

在这里引用学者史云贵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启示》对公共理性的界定：“现代公共理性不是国家理性，不是政党、政府理性，更不是大众理性，而是横跨国家（政府 ）、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1]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理性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共政策应该是在以政府为主导，政党、利益集团、个人等各方利益主体有效参与和平等互动的基础之上， 通过沟通、协商、妥协和平衡而形成一种契约意识。”现代公共政策的执行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这正与公共理性的核心内涵相一致，因此运用公共理性来理解以及实施公共政策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本质，更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

结语：现代公共政策不仅仅是要解决问题，同时也体现着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曾讲过，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而不去付诸实践，那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公共政策的执行就决定着是否能将政策理想转化为实际效果，同时，以公共理性的角度来思考现代公共政策的执行，更有利于把握公共政策目标的精髓，更能体现现代公共政策――公共性――这一根本特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