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范文
时间：2023-10-15 15:21:24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1
继爱康国宾抛出毒丸计划回击江苏三友恶意收购之后，近日房地产板块重量级上市公司万科面对宝能系咄咄逼人的大举收购，董事长王石公开声称不欢迎“野蛮人”前海人寿，或启动毒丸计划。从中国的法制环境来看，尽管不禁止包括毒丸计划在内的反收购措施的施行，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出台专门的反收购立法，对于反收购措施的决策、审查、实施、目标公司中小股东保护等均缺乏制度依据。
在本次万科控制权争夺大战中，万科的主动作为来得相对迟缓。直到2015年12月21日，公司才正式公告：正筹划股份发行，用于重大资产重组及收购资产。而万科的股票也是直到当日下午13：00才正式在二级市场停牌。与此同时，万科的投资者们却只能坐山观虎斗。虽然后来的情况显示，万科并未选择毒丸计划作为本次反收购的核心措施，但控制权风波不仅仅给投资者，而且给监管当局甚至法院撂下沉重的话题：毒丸计划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行得通吗？在毒丸计划的制定、启动等各个环节，投资者们有发言权吗？
有可能性，缺可行性
1982年，美国著名并购律师马丁・利普顿（Martin Lipton）发明的毒丸计划（poison pill）目前已成为美国被运用最多的反收购措施之一。毒丸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该计划首先由目标公司设置一个毒丸触发点，当恶意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股票达到触发点时，毒丸计划正式生效。所有目标公司股东均有权以之前设定的低价购买（或者以其持有的优先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转换）目标公司新发行的股份。从而导致恶意收购人一方面是其股权被大量稀释，另一方面是其继续收购将支付更大的成本，最终达到抵御恶意收购之目的。从我国现行法律环境来看，毒丸计划的实施具有可能性，却缺乏可行性。
从可能性来看，现行上市公司并购法律体系主要由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两部基本法律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产重组办法》”）、《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并购规则》”）以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战投办法》”）等相关规定构成。首先，作为我国目前直接对反收购措施进行规制的《收购办法》，其2006年、2008年以及2014 年修订版本均否认了2002年版本中第33 条关于收购人在做出提示性公告后，目标公司董事会除可以继续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或者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决议外，禁止董事会对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修改公司章程提议权之规定。从而至少为毒丸计划的实施预留了法律空间。其次，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和2014年中国证监会出台的《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均对优先股等特殊股份发行制度予以认可，为毒丸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可行性来看，毒丸计划这种反收购措施在目前中国还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在目前的发行制度之下，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即便是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也不例外。这个过程本身可能影响反收购措施的实施效果。其次，不论是普通股，还是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优先股，由于直接涉及股东持有股权比例的变动和公司整体股权结构以及注册资本的变化，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的规定，必须经过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会经历较长的周期，这可能会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再次，2006年《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10条、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均明确限定了发行新股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而显然，目标公司采取反收购措施不属于法定的资金使用用途之列。此外，从2014 年《收购办法》第33条来看，采取反收购措施应由股东大会决议，但根据《公司法》的决议要求，在恶意收购人已持有目标公司大量股份的前提下很难做出决议。比如本次宝能系持有万科的股份比例一度高达30%，如果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决议通过概率极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股发行事项可能对原股东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万科的这部分股东必须予以回避，这更增加了反收购决议通过的难度。
立法完善投资者保护
万科与宝能的控制权激烈大战背后，无数的投资者们是被动的，他们没有话语权，只能静候战争的结果。他们甚至无法选择退出，因为二级市场上股票一度长时间停牌，所幸的是本次万科的股票走势强劲。我国并没有一部统一的《反收购法》，相关规定中也未全面对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的运用做出系统性的规制，这对目标公司投资者的保护是相当不利的。立法的完善需从多方面展开。
首先，设立我国的毒丸计划决策模式。在毒丸计划被最广泛运用的美国，采用的是管理层决定模式，即由公司董事会决定是否采取毒丸计划进行反收购。而日本则是授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决定，采取以股东大会决策主义为核心，兼以目标公司管理层决策主义为补充的决策模式。根据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治理现状、我国《公司法》有关公司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我国现行《收购办法》的相关立法来看，我国是比较适合借鉴日本模式的。在该模式下，毒丸计划的实施高度依赖于目标公司股东的意志，对投资者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明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毒丸计划的监管权。一是对毒丸计划实质规则的审查标准制定权。根据《证券法》第179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或者核准权”。借此，中国证监会可以基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立场，制定毒丸计划是否合法的认定标准并予以审查。二是对上市公司毒丸计划的备案管理。上市公司通过决议以后，除完成信息披露义务以外，必须按规定报监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三是对上市公司毒丸计划进行期限管理。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实施期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期限过长或者无限期实施毒丸计划，对上市公司自身的价值以及股东权益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都是不利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2
第一条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接受政府、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三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充分披露其在上市公司中的权益及变动情况，依法严格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在相关信息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报告、公告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四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股份转让等事项，需要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取得批准后进行。
外国投资者进行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的，应当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适用中国法律，服从中国的司法、仲裁管辖。
第五条收购人可以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可以通过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可以同时采取上述方式和途径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第六条任何人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被收购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被收购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被收购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有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转让被收购公司控制权之前，应当主动消除损害；未能消除损害的，应当就其出让相关股份所得收入用于消除全部损害做出安排，对不足以消除损害的部分应当提供充分有效的履约担保或安排，并依照公司章程取得被收购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第八条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当公平对待收购本公司的所有收购人。
被收购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做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应当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不得对收购设置不适当的障碍，不得利用公司资源向收购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不得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收购人进行上市公司的收购，应当聘请在中国注册的具有从事财务顾问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担任财务顾问。收购人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聘请财务顾问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财务顾问应当勤勉尽责，遵守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保持独立性，保证其所制作、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应当拒绝为收购人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第十条中国证监会依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证监会设立由专业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可以根据中国证监会职能部门的请求，就是否构成上市公司的收购、是否有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以及其他相关事宜提供咨询意见。中国证监会依法做出决定。
第十一条证券交易所依法制定业务规则，为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组织交易和提供服务，对相关证券交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监督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制定业务规则，为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所涉及的证券登记、存管、结算等事宜提供服务。
第二章权益披露
第十二条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
第十三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抄报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十四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拟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抄报派出机构，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后，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达到或者超过5%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作出报告、公告前，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相关股份转让及过户登记手续按照本办法第四章及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行政划转或者变更、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前条规定比例的，应当按照前条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参照前条规定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但未达到20%的，应当编制包括下列内容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姓名、住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其名称、注册地及法定代表人；
（二）持股目的，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三）上市公司的名称、股票的种类、数量、比例；
（四）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或者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化达到5%的时间及方式；
（五）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该公司股票的简要情况；
（六）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但未达到20%的，还应当披露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
第十七条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0%但未超过30%的，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除须披露前条规定的信息外，还应当披露以下内容：
（一）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二）取得相关股份的价格、所需资金额、资金来源，或者其他支付安排；
（三）投资者、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持续关联交易的，是否已做出相应的安排，确保投资者、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
（五）前24个月内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六）不存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七）能够按照本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前述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还应当聘请财务顾问对上述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但国有股行政划转或者变更、股份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因继承取得股份的除外。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至少3年放弃行使相关股份表决权的，可免于聘请财务顾问和提供前款第（七）项规定的文件。
第十八条已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因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需要再次报告、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可以仅就与前次报告书不同的部分作出报告、公告；自前次披露之日起超过6个月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按照本章的规定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第十九条因上市公司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出现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上市公司应当自完成减少股本的变更登记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就因此导致的公司股东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作出公告；因公司减少股本可能导致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该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自公司董事会公告有关减少公司股本决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第二十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披露前，相关信息已在媒体上传播或者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向当事人进行查询，当事人应当及时予以书面答复，上市公司应当及时作出公告。
第二十一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依法披露信息；在其他媒体上进行披露的，披露内容应当一致，披露时间不得早于指定媒体的披露时间。
第二十二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可以以书面形式约定由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负责统一编制信息披露文件，并同意授权指定代表在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对信息披露文件中涉及其自身的信息承担责任；对信息披露文件中涉及的与多个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的信息，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对相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章要约收购
第二十三条投资者自愿选择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可以向被收购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要约（以下简称全面要约），也可以向被收购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的要约（以下简称部分要约）。
第二十四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第二十五条收购人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要约方式收购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其预定收购的股份比例均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
第二十六条以要约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收购人应当公平对待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应当得到同等对待。
第二十七条收购人为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而发出全面要约的，或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但未取得豁免而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以现金支付收购价款；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以下简称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同时提供现金方式供被收购公司股东选择。
第二十八条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应当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应当聘请财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抄报派出机构，通知被收购公司，同时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作出提示性公告。
收购人依照前款规定报送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及本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之日起15日后，公告其要约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在15日内，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的内容表示无异议的，收购人可以进行公告；中国证监会发现要约收购报告书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及时告知收购人，收购人不得公告其收购要约。
第二十九条前条规定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收购人的姓名、住所；收购人为法人的，其名称、注册地及法定代表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二）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及收购目的，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三）上市公司的名称、收购股份的种类；
（四）预定收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五）收购价格；
（六）收购所需资金额、资金来源及资金保证，或者其他支付安排；
（七）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
（八）收购期限；
（九）报送收购报告书时持有被收购公司的股份数量、比例；
（十）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包括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持续关联交易的，收购人是否已作出相应的安排，确保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十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
（十二）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十三）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的情况；
（十四）中国证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收购人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充分披露终止上市的风险、终止上市后收购行为完成的时间及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剩余股东出售其股票的其他后续安排；收购人发出以终止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全面要约，无须披露前款第（十）项规定的内容。
第三十条收购人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七条拟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30%，须改以要约方式进行收购的，收购人应当在达成收购协议或者做出类似安排后的3日内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作出提示性公告，并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同时免于编制、报告和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依法应当取得批准的，应当在公告别提示本次要约须取得相关批准方可进行。
未取得批准的，收购人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取消收购计划的报告，同时抄报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通知被收购公司，并予公告。
第三十一条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在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前，拟自行取消收购计划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取消收购计划的申请及原因说明，并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2个月内，该收购人不得再次对同一上市公司进行收购。
第三十二条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及收购意图进行调查，对要约条件进行分析，对股东是否接受要约提出建议，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提出专业意见。在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后20日内，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将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与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同时抄报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并予公告。
收购人对收购要约条件做出重大变更的，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董事会及独立财务顾问就要约条件的变更情况所出具的补充意见，并予以报告、公告。
第三十三条收购人作出提示性公告后至要约收购完成前，被收购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未经股东大会批准，被收购公司董事会不得通过处置公司资产、对外投资、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方式，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第三十四条在要约收购期间，被收购公司董事不得辞职。
第三十五条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股票前6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第三十六条收购人可以采用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支付收购上市公司的价款。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说明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的能力。
以现金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在作出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将不少于收购价款总额的20%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银行。
收购人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提供该证券的发行人最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证券估值报告，并配合被收购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的尽职调查工作。
收购人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在作出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将用于支付的全部证券交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但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除外；收购人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债券支付收购价款的，该债券的可上市交易时间应当不少于一个月；收购人以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必须同时提供现金方式供被收购公司的股东选择，并详细披露相关证券的保管、送达被收购公司股东的方式和程序安排。
第三十七条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得少于30日，并不得超过60日；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在收购要约约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
第三十八条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收购人作出公告后至收购期限届满前，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也不得采取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条件买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第三十九条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必须事先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书面报告，同时抄报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通知被收购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予以公告。
第四十条收购要约期限届满前15日内，收购人不得变更收购要约；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出现竞争要约时，发出初始要约的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距初始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不足15日的，应当延长收购期限，延长后的要约期应当不少于15日，不得超过最后一个竞争要约的期满日，并按规定比例追加履约保证金；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追加相应数量的证券，交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
发出竞争要约的收购人最迟不得晚于初始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15日发出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并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第四十一条要约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基本事实发生重大变化的，收购人应当在该重大变化发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同时抄报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通知被收购公司，并予公告。
第四十二条同意接受收购要约的股东（以下简称预受股东），应当委托证券公司办理预受要约的相关手续。收购人应当委托证券公司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票，在要约收购期间不得转让。
前款所称预受，是指被收购公司股东同意接受要约的初步意思表示，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可撤回之前不构成承诺。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3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收购人应当每日在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已预受收购要约的股份数量。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撤回全部或者部分预受的股份，并将撤回的股份售予竞争要约人的，应当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初始要约的手续和预受竞争要约的相关手续。
第四十三条收购期限届满，发出部分要约的收购人应当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收购公司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预定收购数量时，收购人应当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以终止被收购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收购人应当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收购公司股东预受的全部股份；未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而发出全面要约的收购人应当购买被收购公司股东预受的全部股份。
收购期限届满后3个交易日内，接受委托的证券公司应当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结算、过户登记手续，解除对超过预定收购比例的股票的临时保管；收购人应当公告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第四十四条收购期限届满，被收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该上市公司的股票由证券交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在收购行为完成前，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在收购报告书规定的合理期限内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
第四十五条收购期限届满后15日内，收购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关于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同时抄报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通知被收购公司。
第四十六条除要约方式外，投资者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外公开求购上市公司的股份。
第四章协议收购
第四十七条收购人通过协议方式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但未超过30%的，按照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办理。
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符合本办法第六章规定情形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要约。
收购人拟通过协议方式收购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30%的，超过30%的部分，应当改以要约方式进行；但符合本办法第六章规定情形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要约。收购人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后，履行其收购协议；未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且拟继续履行其收购协议的，或者不申请豁免的，在履行其收购协议前，应当发出全面要约。
第四十八条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30%，收购人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在与上市公司股东达成收购协议之日起3日内编制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提交豁免申请及本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委托财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同时抄报派出机构，通知被收购公司，并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派出机构收到书面报告后通报上市公司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
收购人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之日起3日内公告其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收购人未取得豁免的，应当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决定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并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中国证监会发现收购报告书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应当及时告知收购人，收购人未纠正的，不得公告收购报告书，在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
第四十九条依据前条规定所作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须披露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至第（六）项和第（九）项至第（十四）项规定的内容及收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付款安排。
已披露收购报告书的收购人在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因权益变动需要再次报告、公告的，可以仅就与前次报告书不同的部分作出报告、公告；超过6个月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第五十条收购人进行上市公司的收购，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以下文件：
（一）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明，或者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法人、其他组织的证明文件；
（二）基于收购人的实力和从业经验对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收购人拟修改公司章程、改选公司董事会、改变或者调整公司主营业务的，还应当补充其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说明；
（三）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应提供避免同业竞争等利益冲突、保持被收购公司经营独立性的说明；
（四）收购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2年未变更的说明；
（五）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收购人或其实际控制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还应当提供其持股5%以上的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说明；
（六）财务顾问关于收购人最近3年的诚信记录、收购资金来源合法性、收购人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以及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核查意见；收购人成立未满3年的，财务顾问还应当提供其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最近3年诚信记录的核查意见。
境外法人或者境外其他组织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除应当提交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文件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一）财务顾问出具的收购人符合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条件、具有收购上市公司的能力的核查意见；
（二）收购人接受中国司法、仲裁管辖的声明。
第五十一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或者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拟对本公司进行收购或者通过本办法第五章规定的方式取得本公司控制权（以下简称管理层收购）的，该上市公司应当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以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应当达到或者超过1/2。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提供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收购应当经董事会非关联董事作出决议，且取得2/3以上的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前，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出具专业意见，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应当一并予以公告。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情形，或者最近3年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不得收购本公司。
第五十二条以协议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自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上市公司收购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的1/3；被收购公司不得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被收购公司不得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得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或者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进行其他关联交易，但收购人为挽救陷入危机或者面临严重财务困难的上市公司的情形除外。
第五十三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向收购人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应当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进行调查，并在其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有关调查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的，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前述情形及时予以披露，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利益。
第五十四条协议收购的相关当事人应当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拟转让股份的临时保管手续，并可以将用于支付的现金存放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银行。
第五十五条收购报告书公告后，相关当事人应当按照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务规则，在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予以确认后，凭全部转让款项存放于双方认可的银行账户的证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解除拟协议转让股票的临时保管，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收购人未按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或者未按规定提出申请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予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公告后30日内仍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作出公告，说明理由；在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期间，应当每隔30日公告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第五章间接收购
第五十六条收购人虽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导致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未超过30%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办理。
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前述30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30%或者30%以下，并自减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其后收购人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拟继续增持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七条投资者虽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取得对上市公司股东的控制权，而受其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达到前条规定比例、且对该股东的资产和利润构成重大影响的，应当按照前条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第五十八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受其支配的股东，负有配合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有关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信息的义务；实际控制人及受其支配的股东拒不履行上述配合义务，导致上市公司无法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而承担民事、行政责任的，上市公司有权对其提讼。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指使上市公司及其有关人员不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中国证监会依法进行查处。
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受其支配的股东未履行报告、公告义务的，上市公司应当自知悉之日起立即作出报告和公告。上市公司就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予以公告后，实际控制人仍未披露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向实际控制人和受其支配的股东查询，必要时可以聘请财务顾问进行查询，并将查询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拒不履行报告、公告义务的实际控制人进行查处。
上市公司知悉实际控制人发生较大变化而未能将有关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及时予以报告和公告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认定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为不适当人选。
第六十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受其支配的股东未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拒不履行第五十八条规定的配合义务，或者实际控制人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拒绝接受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向董事会提交的提案或者临时议案，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中国证监会责令实际控制人改正，可以认定实际控制人通过受其支配的股东所提名的董事为不适当人选；改正前，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行使其持有股份的表决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未拒绝接受实际控制人及受其支配的股东所提出的提案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认定负有责任的董事为不适当人选。
第六章豁免申请
第六十一条符合本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下列豁免事项：
（一）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
（二）存在主体资格、股份种类限制或者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的，可以申请免于向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未取得豁免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将其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所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减持到30%或者30%以下；拟以要约以外的方式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发出全面要约。
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
（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转让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提出的挽救公司的重组方案取得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收购人承诺3年内不转让其在该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收购人承诺3年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份，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
（四）中国证监会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而认定的其他情形。
收购人报送的豁免申请文件符合规定，并且已经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的，中国证监会予以受理；不符合规定或者未履行报告、公告义务的，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中国证监会在受理豁免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就收购人所申请的具体事项做出是否予以豁免的决定；取得豁免的，收购人可以继续增持股份。
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以简易程序免除发出要约：
（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
（二）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12个月内增加其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
（三）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当事人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五）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依法从事承销、贷款等业务导致其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超过30%，没有实际控制该公司的行为或者意图，并且提出在合理期限内向非关联方转让相关股份的解决方案；
（六）因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七）中国证监会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而认定的其他情形
中国证监会自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中国证监会不同意其以简易程序申请的，相关投资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提出申请。
第六十四条收购人提出豁免申请的，应当聘请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出具专业意见。
第七章财务顾问
第六十五条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收购人的相关情况进行尽职调查；
（二）应收购人的要求向收购人提供专业化服务，全面评估被收购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帮助收购人分析收购所涉及的法律、财务、经营风险，就收购方案所涉及的收购价格、收购方式、支付安排等事项提出对策建议，并指导收购人按照规定的内容与格式制作申报文件；
（三）对收购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辅导，使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督促其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
（四）对收购人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及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对收购事项客观、公正地发表专业意见；
（五）接受收购人委托，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报材料，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组织、协调收购人及其他专业机构予以答复；
（六）与收购人签订协议，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持续督导收购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承诺或者相关约定。
第六十六条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应当对以下事项进行说明和分析，并逐项发表明确意见：
（一）收购人编制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或者要约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
（三）收购人是否提供所有必备证明文件，根据对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实力、从事的主要业务、持续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诚信情况的核查，说明收购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四）对收购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的情况，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经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督促其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的情况；
（五）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方式；
（六）收购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是否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七）涉及收购人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应当说明有关该证券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以及该证券交易的便捷性等情况；
（八）收购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九）是否已对收购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作出安排，该安排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十）对收购人提出的后续计划进行分析，收购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对收购人解决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等利益冲突及保持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方案进行分析，说明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十一）在收购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是否在收购价款之外还作出其他补偿安排；
（十二）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就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十三）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存在该等情形的，是否已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十四）涉及收购人拟提出豁免申请的，应当说明本次收购是否属于可以得到豁免的情形，收购人是否作出承诺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实力。
第六十七条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者独立董事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不得同时担任收购人的财务顾问或者与收购人的财务顾问存在关联关系。独立财务顾问应当根据委托进行尽职调查，对本次收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发表专业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应当对以下问题进行说明和分析，发表明确意见：
（一）收购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
（二）收购人的实力及本次收购对被收购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
（三）收购人是否存在利用被收购公司的资产或者由被收购公司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涉及要约收购的，分析被收购公司的财务状况，说明收购价格是否充分反映被收购公司价值，收购要约是否公平、合理，对被收购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接受要约提出的建议；
（五）涉及收购人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的，还应当根据该证券发行人的资产、业务和盈利预测，对相关证券进行估值分析，就收购条件对被收购公司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接受收购人提出的收购条件提出专业意见；
（六）涉及管理层收购的，应当对上市公司进行估值分析，就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支付方式、收购资金来源、融资安排、还款计划及其可行性、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其有效性、上述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最近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业务往来情况以及收购报告书披露的其他内容等进行全面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第六十八条财务顾问受托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报文件，应当在财务顾问报告中作出以下承诺：
（一）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收购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已对收购人申报文件进行核查，确信申报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收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有充分理由确信收购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就本次收购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已提交其内核机构审查，并获得通过；
（五）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内部防火墙制度；
（六）与收购人已订立持续督导协议。
第六十九条财务顾问在收购过程中和持续督导期间，应当关注被收购公司是否存在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发现有违法或者不当行为的，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七十条财务顾问为履行职责，可以聘请其他专业机构协助其对收购人进行核查，但应当对收购人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信息进行独立判断。
第七十一条自收购人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财务顾问应当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等方式，关注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结合被收购公司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披露事宜，对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一）督促收购人及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依法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
（二）督促和检查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
（三）督促和检查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
（四）结合被收购公司定期报告，核查收购人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实施效果是否与此前的披露内容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实现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
（五）涉及管理层收购的，核查被收购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相关还款计划的落实情况与事实是否一致；
（六）督促和检查履行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情况。
在持续督导期间，财务顾问应当结合上市公司披露的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并在前述定期报告披露后的15日内向派出机构报告。
在此期间，财务顾问发现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当督促收购人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报告。财务顾问解除委托合同的，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作出书面报告，说明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理由，并予公告。
第八章持续监管
第七十二条在上市公司收购行为完成后12个月内，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在每季度前3日内就上一季度对上市公司影响较大的投资、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关联交易、主营业务调整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职工安置、收购人履行承诺等情况向派出机构报告。
收购人注册地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不同的，还应当将前述情况的报告同时抄报收购人所在地的派出机构。
第七十三条派出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通过与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谈话、检查财务顾问持续督导责任的落实、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现场检查等方式，在收购完成后对收购人和上市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派出机构发现实际情况与收购人披露的内容存在重大差异的，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予以重点关注，可以责令收购人延长财务顾问的持续督导期，并依法进行查处。
在持续督导期间，财务顾问与收购人解除合同的，收购人应当另行聘请其他财务顾问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第七十四条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但应当遵守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
第九章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第七十六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公告等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第七十七条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而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聘请财务顾问，规避法定程序和义务，变相进行上市公司的收购，或者外国投资者规避管辖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等监管措施。在改正前，收购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第七十八条发出收购要约的收购人在收购要约期限届满，不按照约定支付收购价款或者购买预受股份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年内不得收购上市公司，中国证监会不受理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交的申报文件；涉嫌虚假信息披露、操纵证券市场的，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进行立案稽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前款规定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勤勉尽责的，中国证监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十九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转让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时，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或者未对其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作出纠正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购活动。
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未能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予以纠正，或者在收购完成后未能促使收购人履行承诺、安排或者保证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认定相关董事为不适当人选。
第八十条上市公司董事未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利用收购谋取不当利益的，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可以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上市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控制权的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
第八十一条为上市公司收购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和财务顾问报告的证券服务机构或者证券公司及其专业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
第八十二条中国证监会将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整改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构成证券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章附则
第八十三条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投资者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也包括登记在其一致行动人名下的股份。
投资者认为其与他人不应被视为一致行动人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相反证据。
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计算其持股比例的，应当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证券中有权转换部分与其所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并将其持股比例与合并计算非股权类证券转为股份后的比例相比，以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行权期限届满未行权的，或者行权条件不再具备的，无需合并计算。
前款所述二者中的较高者，应当按下列公式计算：
（一）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二）（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投资者持有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总数）
第八十六条投资者因行政划转、执行法院裁决、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章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第八十七条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要约收购豁免申请文件等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第八十八条被收购公司在境内、境外同时上市的，收购人除应当遵守本办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外，还应当遵守境外上市地的相关规定。
第八十九条外国投资者收购上市公司及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发生变动的，除应当遵守本办法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外国投资者投资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3
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上市公司收购立法层次过多，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规范以行政规章为主，效力层次有欠缺。其次，尚欠缺关于反垄断的规定，而这与我国整体上欠缺反垄断法律制度有关。
上市公司收购的当事人
上市公司收购是一项复杂的交易，牵涉到收购人、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董事会等各方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是收购人和目标公司股东。
收购人是指通过受让上市公司股份获得或者试图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承担信息披露、发出强制性收购要约等义务。但收购人往往通过某种安排和其他人一起购买目标公司股份，以规避这些义务。为防止出现该情形，各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大都引入了一致行动人的概念。综观各国有关规定，一致行动人是指通过某种安排，互相之间积极合作，通过其中任何人取得某公司股份以取得或巩固对公司的控制权的人。一致行动人的概念存在以下特点：存在行动的合意、取得一个目标公司的投票权、积极地进行合作、以获得或巩固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
我国《披露办法》也对一致行动人做出了界定：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见我国在一致行动人定义中增加了对其在行使表决权时的“一致行动性”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限制固然可以增加一致行动人认定的准确性，但同时又可能造成困境。因为行使表决权是取得股份的结果，而认定一致行动人的意义在于其取得或者将取得股份时令其承担一定义务，但是此时其可能尚未行使过表决权，而等到行使表决权再认定其构成“一致行动人”，则认定意义已经丧失。因此，我们诊断不应把行使表决权时的一致意思表示作为认定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
被收购人是指上市公司收购所指向的目标，即被收购的上市公司。被收购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其内涵不是很明确。在我国《收购办法》中，被收购人有三种表述，即被收购公司、被收购人公司的股东和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这种表述比较科学、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协议收购还是要约收购，交易标的虽然均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但收购人的交易对方为持有该等股票的股东，这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此外，由于被收购公司、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和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所以从理论上讲，应当对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严格区分，不能加以混淆。
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
综观各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主要有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和集中竞价交易收购，本文主要讨论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
（一）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指要约人通过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在要约期满后以一定价格购买其持有的股份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收购。收购人发出的收购要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按照一定价格购买股份的意思表示。由于控制权本身具有价值，因此一般认为收购价格应该高于市场价格；第二，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份持有人做出；第三，除收购失败的约定以外，要约不得附有条件。
根据收购人是否自愿发出收购要约为标准，要约收购可以分为强制要约收购和主动要约收购。前者是指收购人已经持有目标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并拟继续增持或者从一定比例以下拟增持并超过该比例股份时，必须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出购买其持有的股份的要约，以完成收购；后者是指收购人自主决定通过发出收购要约以增持目标公司股份而进行的收购。
根据要约收购的标的是否是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要约收购可以分为全面要约收购和部分要约收购，前者是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为标的的要约收购，后者是指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的一部分为标的的要约收购。
强制要约收购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制度，采用的国家主要有法国、英国及其原属殖民地。支持该制度的观点认为，收购人在收购成功后可能会以其控股地位侵害少数股东利益。因此，有必要要求已获得控制权的收购人以不低于其为取得控股权所支付的价格向其余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为小股东提供退出机会。
反对该制度的观点认为，首先，强制要约收购不过赋予受要约人全部出售其股份的机会，不能消除要约过程中小股东的受“压迫”问题。其次，强制要约制度会大大增加收购人的收购成本，减弱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在我国，《股票条例》和《证券法》建立了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证监会颁布的《收购办法》对该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将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持股比例定在30%，规定收购人不论以何种方式从30%以下拟增持至30%以上，或者已持有30%而拟继续增持的，均应发出收购要约。
主动要约收购因其收购股份比例一般低于100%，因此各国在对待主动要约收购的态度上各不相同。如英国采取个案审批主义，《城市守则》规定，所有主动要约收购均应取得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的同意。如果要约不会引致要约人持有目标公司30%以上投票权，该要约收购通常会获得同意。如果要约可引致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30%以上股份，则一般不能获得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求进行强制要约收购。而美国等国家对此则采取法律许可主义，收购人可自由地进行要约收购，这些国家通常没有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我国《收购办法》确立的主动要约收购制度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同，即如果要约收购30%以下的股份，采取法律许可主义；当收购方预定收购的股份超过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30%，又只打算继续进行部分要约收购时，必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强制要约收购。从这点看，这种情形则又采取个案审批主义。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根据现行规定，收购人可以主动要约的方法收购目标公司30%以下的股份，也可以以主动要约的方法向全部股东的全部股份发出要约。但是如果要以主动要约的方式向全部股东介于30%-100%的部分股份发出要约，则必须事先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二）协议收购
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在证券交易所之外，通过和目标公司股东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受让其持有股份而进行的上市公司收购。协议收购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协议收购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协议收购的出让方为目标公司的特定股东，受让方为收购人。而要约收购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出让方都是不特定的。第二，协议收购以收购人和目标公司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为形式要件。第三，协议收购的交易程序和法律规制相对简单，交易手续费低廉，可以迅速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第四，协议收购方式可以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同时使用，而要约收购只能单独运用。第五，虽然《收购办法》明文规定允许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流通股，但在实践中协议收购的标的主要是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原由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是非流通股，往往只有收购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才能达到控股目的，而且其收购成本远较要约收购低。
《收购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协议收购流通股的相关程序，对《证券法》规定的协议收购的标的是否包括流通股做出了明确，体现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监管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些合理规定有必要通过《证券法》的修改，上升为法律。
收购中的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之价值目标在于：保证收购各当事人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保障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免受收购人在收购过程中类似突袭行为以及有关当事人内幕交易、操纵价格等行为的侵害。因此，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是整个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中的重点，也是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管的有效手段。
和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出发点相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目的也在于使投资者充分获得信息，避免因为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受损、操纵价格等现象发生。但是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又具有不同于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限于发行人，上市公司收购人也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第二，在信息披露的具体制度上不仅要求收购人披露收购交易的详细内容，还要求收购人根据其持股情况逐步披露其持股情况，用以提醒目标公司股东上市公司收购的情况。
和国外相关制度比较，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弹性，更多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例如，在信息披露的持股信息披露制度中，未根据披露人是否具有取得控制权的意图对股东持股变动的披露义务做出区别。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不一定是出于获得控制权的意图。再加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集中，使得对于不具有取得控制权意图的股东来说，根据持股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所作的信息披露似乎过于严格。因此，本文认为可根据购买股票的意图确定披露内容，一方面既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同时也节约整个社会信息披露的成本。
其次，信息披露制度在遵循重要性原则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所谓重要性原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不是越全面越好，而应将那些足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予以披露。这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及时准确地获知信息，而不至于很多重要信息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另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和收购过程来看，则可以达到节约成本与提高收购效率的双重目标。
第三，在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确定收购人意向阶段，潜在收购人是否应当披露有关信息，这些信息的具体内容如何规定等。
第四，目标公司董事会信息披露制度中，没有规定在发生收购活动时，目标公司董事会应在可知晓的范围内披露自身利益与要约收购成功与否之间的关系。而《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规定：董事会应声明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的董事已经予以回避。这一规定令人费解，因为出具董事会报告是一项披露义务，并非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有利益冲突的董事应当重点披露，何来回避之说？我们认为应予以完善。
最后，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对违反有关收购信息披露规定的法律责任问题内容涉及比较少。《收购办法》涉及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两条，而且这两条主要是针对收购人的，而对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没有涉及。我们认为，应当就进一步细化收购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
国外对上市公司收购监管的模式大体可分为集中型、自律型、综合型三种类型。所谓监管模式一般包括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监管主体设置及监管方式等。集中型监管体系模式是政府设有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它是以统一的证券监管立法为基础，以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为中心，以规范管理为特色的体系。美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自律型监管体系模式指政府相对较少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干预，而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组织实施自律性监管。它是以非独立性的证券立法为基础，以自律组织为中心，以自律监管为特色的体系。英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综合型监管模式是介于集中监管型与自律型监管体系模式之间的一种监管模式。既强调集中统一的立法管理，又注重自律约束。实施该模式的国家以德国为典型，其特点是证券监管既有立法管制的成分，又不失自律管制的色彩，而两者的结合又不同于集中管理的美国模式与自律管理的英国模式。
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是以各国的证券法为主，各个相关法律以及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规则为辅，形成对证券市场的全面覆盖。从国际范围来看，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的职责已经越来越明确，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监管分工的一般模式是：证监会主要监督整个证券市场的法律执行情况。证券交易所则负责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披露、防止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对市场参与者的一般违规行为按照交易所规则进行处罚。
《收购办法》中对于监管主体在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定位是，证监会依法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实行监督管理；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赋予的职责及其业务规则，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实行日常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可以设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就具体交易事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当事人应当如何履行相关义务、具体交易事项是否影响被收购公司的持续上市地位以及其他相关实体、程序事宜提出意见。但是，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监管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缺乏反垄断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在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方面依然是盲区，处于无法可依的阶段。第二，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效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监管以及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等三个方面。在实践层面，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权限还有待明确。例如，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涉及到非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证券交易所是否有权监管，如何监管，能采取什么样的监管行动。只有解决好此类具体问题，才能有效发挥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的监管职能。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改善，第一，制定反垄断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收购过程中有关市场垄断的禁止收购规则。第二，在证券交易所成立收购与兼并专家小组，该小组主要由金融、证券、会计、财务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以及交易所有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属相对松散型的。其主要职能是对具体的上市公司收购个案中涉及到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决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行制度跟不上实践的矛盾。第三，设立一个基于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由于证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裁量权不清和效力不足的局面，交易所通过其先进的信息披露系统，可以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主要收集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收购过程中所发生的信用记录，并定期或不定期予以披露。
收购监管的法律冲突和国际协调
各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化过程，随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上市公司收购过程常常涉及外国因素，导致多个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试图对同一项收购予以监管，由于各个国家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法规在收购程序、信息披露、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上市公司收购监管法律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有公法冲突的性质。为了促进收购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进行，同时使收购各方特别是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妥善安排，各国证券监管机构试图协调其监管职能，消除法律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
综观各国解决法律冲突的模式，一般存在以下几种：第一，单方面主动限制本国法的域外适用，例如为了鼓励收购人向美国股份持有人发出要约，美国证监会出台了主动限制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法适用范围的豁免规定——《跨境要约收购和易券要约、商业合并和向股东募集股份》。第二，单方面主动限制本国法的域内适用，比如法国证券交易所执行委员会在2002年4月实行的《第2002-04号关于向在受到监管的市场上交易的金融票据做出的公开交股要约的规定》就规定已在外国证券市场发出收购要约的收购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豁免本规定下的义务。第三，订立双边协议协调监管法律冲突，如美国证监会和加拿大三个省的证券监管机构建立的多重管辖权信息披露制度，根据该制度，依据一方证券监管法规制作信息披露文件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可以在另一方得到承认而无需根据另一方证券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有关义务。第四，通过国际组织协调法律冲突，比如欧盟2002年10月提出了《关于要约收购的指令草案》，规定了欧盟成员国之间证券市场上发生的要约收购的统一规则。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4
关键字：管理层收购、国有资产、立法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简称MBO），是指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利用杠杆收购的方式，利用借贷所融资本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公司的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使企业的原经营者变成企业的所有者的一种收购行为。管理层收购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风靡西方。我国的第一个尝试者是四通集团，该集团于1999年率先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由此引发了我国管理层收购的热潮。然而，正当管理层收购在我国蓬勃发展之际，2003年3月财政部在给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财企便函[2003]9号）中建议：“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待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措施之后再作决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现行管理层收购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大量涉及国有资产，[1]且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2]基于此，如何从法律方面完善管理层收购的各项制度，从而有效地规制管理层收购行为，保护国有资产，无疑是一个值得从理论上加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我国与西方国家管理层收购之比较
早在1972年美国KKR公司就成为全世界第一家实施管理层收购的公司，到了20世纪80年代管理层收购制度逐步完善，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应用。仅美国1987年管理者收购交易总值即达380亿美元。在我国，虽然管理层收购在1999年才正式起步，然而目前我国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其中900多家涉及到国有资产）已经有200多家正在探索管理层收购的改革，并有9家已获得财政部批准。[3]但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环境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差别，我国公司管理层收购大量涉及国有资产，因此与西方国家经典意义的管理层收购相比，我国的管理层收购制度具有诸多自身独有的特点。
1.两种管理层收购实施的经济背景不同。西方国家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实施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市场的发展而自然演化产生的，是以市场为推动力的。而在我国，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中央政府和省、市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正是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即将展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管理层收购浮出水面。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处置国有资产上拥有更多自，各级地方政府希望利用管理层收购做好国有资产分布结构的调整工作，把众多中小企业、竞争性企业、经营性基础产业分步让渡，以收缩国有资产的分布面。政府通过管理层收购让渡部分国有资产，可以回收大量资金，从而集中物力、财力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因此，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将部分国有股权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转让给企业管理层。[4]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层也乐于通过收购拥有企业股权，实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合一。这不仅有利于确认管理层人力资本价值或者说激励管理层，也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从而初步解决国有股“股东缺位”的矛盾。由此可见，我国管理层收购是以国有资产退出和产权改革为背景的，主要是非市场力量推动的，充分表明了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点。
2.两种管理层收购实施的对象和目的不同。西方国家的管理层收购是企业进行重整或者反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其往往发生在上市公司和大型集团公司，目的在于：一是回购上市发行在外的股票，帮助公司“退市”，消除信息披露成本；二是帮助多种经营集团剥离或退出某些边缘业务，以便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业务；三是防御敌意收购；四是帮助某些公营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造。而从我国已经开展的管理层收购实践来看，[5]我国管理层收购有两股热潮，一是收购上市公司中非流通的国有股权；一是收购地方国有企业的产权。[6]可见我国管理层收购对象不仅包括上市公司，同时也包括众多国有中小型企业。管理者通过收购各类企业中的国有股份成为股东，一方面产生明晰产权、激励管理者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使企业中国有股份减持，实现国家“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国有经济改革的目标。
3.两种管理层收购实施主体和标的不同。在西方，管理层收购的收购主体主要是目标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通常不包括董事长；管理层收购一般是通过目标公司的经理层收购公司发行在外的流通股份而实现的；除了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目的，其他情况下政府并不干预管理层收购的实施。在我国为了实现减持国有股份、明晰产权和激励管理层的目的，管理层收购的对象主要是未改制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其标的即使在上市公司也往往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7]收购主体也并非一般的职业经营管理人员，而是企业的创业者或者是对企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企业家（包括董事长、董事、经理），职工持股会或工会也参与到管理层收购活动中来。此外，由于我国管理层收购大量涉及企业国有股份，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各级政府参与其中，并在管理层收购中担当双重身份，其既负责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交易的监督管理，同时亦是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主要卖方。[8]
综上比较，我国管理层收购与西方国家经典意义的管理层收购之间的经济背景、目的、对象、主体和标的等诸多方面存差异，这些差异归根结蒂在于我国管理层收购涉及大量国有资产，其主要是围绕着国有股份开展的。可以认为，我国管理层收购的实质是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处置手段（具有产权交易的性质）和对经营者持股的一种深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对于近10万亿元国有资产而言，如何在“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指引下既能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又能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将是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正是由于我国管理层收购涉及大量国有资产，因此我国显然无法照搬西方国家的现成作法，而是需要我们逐步探索，在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坚持保护国有资产与实施管理层收购并举。这也正是本文立论之所在。
二、我国管理层收购存在问题的根源：从观念到机制之检讨
随着管理层收购在我国逐步开展，其价值功效日益为人们所认可。[9]但毋庸讳言，管理层收购在我国依然是一种新生事物，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不仅包括观念上的因素，也包括体制上的缺陷，还有立法上的漏洞。只有全面分析管理层收购存在问题的根源，才能使我们有的放矢地提出完善管理层收购的法律对策，保护国有资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一）观念的束缚
对于我国管理层收购涉及国有资产的问题，现实中存在两种错误观念。一种观念认为，管理层收购等于私有化。虽然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方面由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且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与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私有化运动中大量借鉴管理层收购方式操作国有资产退出，曾经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10]另一方面，管理层收购缺乏必要有法律支持，存在国有股定价不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许多人对管理层收购心存偏见。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我国目前管理层收购大多以职工全员持股（ESOP）的形式出现，不仅管理层而且职工持股会或工会也参与其中，管理层不敢冒“私有化”风险，全体职工持股显然要比少数管理层持股风险小得多。毋庸讳言，这种作法明显是对管理层收购方式的歪曲，不利于其正常运作。另一种观念认为：公有资产流失到职工手中不要紧，肉烂在锅里，都在中国境内，政府只要有税收就可以了。[11]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随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要退出竞争性行业以及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管理层收购出现了高潮。在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国MBO策划与投融资国际研讨会暨洽谈会”上，有关人士甚至称：2003年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的“MBO年”。[12]众所周知，管理层收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原管理者成了收购者，由于管理者手握公司大权，对公司了若指掌。在管理层收购缺乏必要法律规制且国有股“股东缺位”的情形下，忽视对管理者监管而大张旗鼓地实施民营化，管理层完全可以利用公司事务权改变公司资产状况、债权债务结构、影响股价等，然后以低成本收购国有股权。这就必然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13]当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势必又将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严重的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俄罗斯与东欧各国“市场化改革”的后果，对我国而言已是前车之鉴。
（二）现行体制的缺陷
如前所述，我国管理层收购实质上是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处置手段和对经营者持股的一种深化。虽然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但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深印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剔除干净的，对通过管理层收购进行国有资产处置的这种新生事物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体制的缺陷成为了阻碍我国完善管理层收购制度的基本因素之一。
1.各级政府参与管理收购且在其中担当双重身份使得管理层收购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管理层收购的实施背后既有企业家自身的需求，也有各级政府推动的因素。各级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推动管理层收购，在其中既是裁判员，负责收购规则的制定和交易的监督管理；又是运动员，作为卖方参与国有资产产权的交易。这种体制难免会产生出许多问题。第一，管理层收购在我国是新生事物，与西方国家管理层收购相比有着自身特性。在我国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哪类企业适合进行管理层收购，收购采用何种方式等问题都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条件下，为了完成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如苏州市政府就提出要在今后几年把国资成份降至20%以下），许多地方政府却敢于将管理层收购作为处置国有资产的重要手段大力推广。[14]这种“”式的作法颇值得深思。第二，管理层收购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其良性运行并发挥应有的价值功效必然是建立在相应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管理层收购中卖方是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各级政府，买方是企业管理层。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本身就是由政府任命，他们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处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负责交易的监督管理。我们姑且不说这种监管的效果如何，就本质而言，政府监管的仅仅是作为买方的企业管理者，那么由谁来监管政府的处置国有资产的行为呢？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就很难杜绝暗箱操作，难以确保价格的公正性，管理层收购很可能演变成为管理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MBO更像是一种的行为，给侵吞国有资产和违规圈钱留足了空间。”[15]虽然随着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中央政府和省、市两级地方政府都在积极筹组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是这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举措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并不能改变政府在管理层收购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相反，这是将部分原来国家行使的职权下放到地方，给了地方政府在处置国有资产上更多的自。第三，正是由于政府在参与管理层收购中担当双重身份，使得各个企业管理层收购运作标准不一，违法现象层出不穷。以2002年9月作为国有股协议转让而获财政部批准实施管理层收购的“胜利股份”为例，[16]出面实施管理层收购的“胜利投资”（壳公司），是2002年7月新成立的公司。按照以往惯例，经财政部批准的股权受让的企业往往需要有连续两年的营业记录。另外，“胜利投资”的注册资本为1.1亿元，而此次实施MBO需支付超过9000万元的股权收购款，这笔投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以上。我国《公司法》第12条2款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胜利投资”作为一家新企业，净资产估计与注册资本相当。因此，财政部的批准，实质上是对《公司法》的违反。
2.现行国有股定价体制缺陷使得管理层收购存在风险。“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时，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国资企发[1997]32号）是我国国有股转让的定价原则。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34条亦针对要约收购中非流通股（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股）的收购价格规定“不得低于被收购公司最近一期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然而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案件来看，其收购价格基本上都低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如“奥美的”每股净资产4.07元，而两次收购价格分别为2.95和3.00元：“深圳方大”每股净资产3.45元，两次收购价格分别为3.28和3.08元：“佛塑股份”每股净资产3.18元，收购价2.96元：“洞庭水殖”净资产5.84元，收购价5.75元：“特变电工”的收购价更是大大低于净资产。公司2002年中期净资产3.38元，向3家股东的收购价最高为3.10元，最低的居然只有1.24元。[17]但所有这些却均得到了国家财政部的批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国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管理层完全可以采用隐藏企业利润等会计手段扩大帐面亏损，做小净资产，然后以相当低廉价格实现收购目的。如果资产管理部门不同意，则继续操纵利润扩大帐面亏损直至上市公司被ST、PT后再以更低的价格收购。如前所述，“宇通客车”在编制1999年年报时采用编造虚假记账凭证等手法，共计虚减资产、负债1.35亿元，目的无非是减少收购标的，为以后实施管理层收购埋下伏笔。非上市公司也不例外。2000年底，上海某区级检察院对两起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问题立案查处。这两家国有企业以党组集体决议的名义，向管理层超低价出售企业的国有股，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18]当然，有学者认为，管理屋收购中较低的转让价格带有对管理层甚至创业者的合理补偿，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承认。[19]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鉴于受让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特殊身份，股价转让价格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难以令人信服；而且这种以国有资产作为对个人奖励的作法是否公正，是否与保障国有股权益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也令人怀疑。另外，在目前管理层收购价格主要是在参考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由管理层与卖方（主要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谈判而形成。这种价格确定方式看似公允，实质上定价的透明度低，最重要的是其缺乏科学的评判依据。管理层收购是一种产权交易行为，除定价制度之外，还涉及到会计制度，、税收制度等许多市场化的交易制度。这就要借助于中介机构，如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的支持。然而，众所周知，目前我国中介机构还不健全，资产评估水平低，大量存在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职业道德素质低劣的现象。在这种条件下的评估、定价等工作的公正性难免令人怀疑，可能存在低估国有资产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三）立法的漏洞
管理层收购作为公司制企业产权交易的一种手段，无疑应受《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和《国有资产法》的规范。然而我国《国有资产法》尚处于缺位状态，《公司法》、《证券法》及《商业银行法》均没有对管理层收购作出任何规定且与之存在诸多冲突。目前仅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管理层收购进行了简单规制。
1.管理层收购与《公司法》、《证券法》和《商业银行法》存在冲突。[20]首先，管理层收购的相关规定及实践与《公司法》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管理层收购与《公司法》关于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存在冲突；（2）管理层收购受到《公司法》第20条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规定限制；（3）管理层个人持股的比率受到公司法的限制；（4）管理层收购与《公司法》第61条关于“竞业禁止”的规定存在冲突。其次，管理层收购与《证券法》冲突表现在：（1）管理层收购与《证券法》第70条有关“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存在冲突；（2）管理层在采取换购收购方式上受到证券法的限制。（3）管理层收购方式上与证券法冲突。再次，管理层的融资行为受到《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的限制。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身存在诸多漏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指导和规范管理层收购的最主要依据，然而其本身却存在诸多漏洞。第一，《管理办法》虽然对“收购”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却没有对管理层收购进行定义，甚至于全文中连“管理层收购”几个字都没有提及。我们只能根据《管理办法》第15条、第31条有关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独立财务顾问对被收购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的规定中提到“管理层、员工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被收购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当就收购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等只言片语推定《管理办法》认可了管理层收购的存在。毋庸讳言，以这样的解释在管理层收购与《管理办法》之间建立联系并认为《管理办法》是指导和规范管理层收购最主要依据，难免有些牵强。这也正充分说明了管理层收购法律制度的缺失。第二，如前所述，《管理办法》中诸多条文与《公司法》、《证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相冲突。《管理办法》作为证监会的规范性文件却与诸多国家基本法律相抵触，不言而喻，这本身就是其致命的硬伤。第三，《管理办法》主要规范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行为，而现实中大量非上市公司，尤其是诸多国有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收购，《管理办法》鞭长莫及。非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尚处于脱法状态。第四，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往往涉及国有股份，但《管理办法》中仅第16条、第22条和第51条提及“国家授权机构持有的股份”、“国有股权”等内容，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简单，显然无法有效地规范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股份的转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第五，《管理办法》还存在其他一些缺憾。例如《管理办法》第34条对要约收购中股票定价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但对协议收购的股价问题尚付阙如。事实上，在目前国有股占据较大比例且无法上市流通的条件下，协议收购才是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可行方式。《管理办法》中这些规定显然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3.《国有资产法》至今尚未出台，使通过管理层收购处置国有资产的许多问题无法可依。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出台以来，1991年出台《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4年出台《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1996年出台《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等三个行政法规。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出台有关规章达200多部。在地方也出了大量类似于1995年《深圳经济特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对地方国有资产进行界定、登记、交易、转让等法规。[21]然而这些法规规章毕竟只能规范某一方面，立法层次低，约束力不强，有局限性，许多政策、法规缺乏协调，不配套甚至过时。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没有一部国有资产基本法律，国有资产管理难以统一和规范。正是由于《国有资产法》的缺位，管理层收购中许多问题，如国资产范围的界定、国有股评估、定价等现实问题无法可依。这也致使一些人利用管理层收购钻法律空子，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侵占国有资产。[22]总之《国有资产法》的缺失，使得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的处置失去了基本的规范和监督。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造成我国管理层收购中种种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观念上的因素，还包括体制和立法上的因素。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如管理层收购之类先进制度的引入实现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激励管理者锐意进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就管理层收购而言，从哪里入手完善这项制度，使其与我国国情，尤其是与我国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相适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效，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择。由于从观念和体制入手，尤其是从观念入手完善管理层收购制度费时长、风险大、见效慢，显然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着力于从立法角度完善管理层收购制度，通过各种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为管理层收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以此促进体制转变和人们观念更新，最终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管理层收购之立法对策选择
我国管理层收购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其顺利实施不可能仅依靠某部法律调整，必然需要如《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共同协调，规范其运作。由此可见，从法律角度完善我国管理层收购制度要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
（一）制定专门的《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对管理层收购所涉及法律问题进行系统规定
如前所述，我国管理层收购与相关法法律存在诸多冲突，其运作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要解决管理层收购与相关法律的冲突，更好地保护国有资产，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我国应尽快颁布《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对管理层收购的定义、原则以及管理层收购的对象、主体、监管和法律责任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1.明确管理层收购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管理层收购的基本原则包括：（1）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美国法官布兰迪斯的名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街灯是最好的夜警。”管理层收购是一项复杂的过程，涉及国有资产，其不仅关系到管理者与被收购公司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利益。因此，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理应贯彻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这一方面有利于全面监管管理层收购的运作，防止暗箱操作，维护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资产流失。（2）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收购方的管理者与被收购公司的大股东双方在管理层收购过程，尤其是在股权评估定价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防止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情况的出现，以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3）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则。大量涉及国有资产是我国管理层收购的特点之一。为了既能有效利用管理层收购进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又能有效维护国家或集体利益，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则理所当然地成为《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其始终。
2.限定收购对象的范围。从国外管理层收购的经验来看，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适合管理层收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管理层收购的结果将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改变国有经济布局，因此有必要明确管理层收购的对象，以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角度看，以下领域不宜采取管理层收购：按抓大放小的原则，特大型、大型企业不能管理层收购；把握国计民生命脉的如能源动力、基础材料、金融等部门不能管理层收购。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国有经济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其存在必须为社会及经济的未来发展服务。因此，航空、交通、铁路、邮电通讯等基础性产业领域，公用领域和对社会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如教育、科技领域不宜管理层收购。从行业本身的性质看，天然垄断领域，既然垄断成为必然或必需，应由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采取国有形式就是政府干预的重要方式，因此也不能采取管理层收购。[23]原则上，以上限制之外的领域都可以实施管理层收购。那么具体到每个企业，笔者认为，能够进行管理层收购的企业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公司股本较小，且第一大股东为国家，同时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不大，不需要动用太多资金就可以实现管理层控股；（2）企业创业之初国家没有投入资本金或投入资金很少，企业的发展基本上就是管理层创业并领导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3）公司所处的行业为竞争性行业，属于国家显然要退出的行业之一，且行业内部竞争激烈，企业生存不易；（4）资产负债率不高，且有较为充裕的现金流；（5）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公司管理层有优秀的管理能力。3.明确收购主体的资格。在收购主体的资格认定方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所涉及，但很不全面。该《管理办法》第7条明确禁止不具备实际履约能力的收购人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第20条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实际控制人在转让其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时，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的担保，或者存在其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的，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为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这两条规定都过于简单，它仅涉及偿债问题，并没有对其他问题作出相应的限制，很难适用于管理层收购。哪些人员可以作为管理层进行收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我国缺乏成熟的经理市场，国有企业管理层大多由上级委任，在贡献及能力方面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一些无所作为整日靠报纸打发日子的管理者，如果准许他们参与收购，则会伤害员工的积极性。鉴于我国公司管理层的特殊性，《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应对管理层收购的主体资格给予适当的限制，以保证收购的质量。我们认为，有资格参与管理层收购的管理者一般应具备：（1）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防止有些人完全利用他人资金进行收购；（2）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3）在过去的经营管理中，具有较好的业绩；（4）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能尽心尽力地为投资者谋取利益。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全体员工以投票的方式来认定管理收购的资格。
4.限定管理层的居住和任职年限以及壳公司的营业年限。实施管理层收购可以通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持股，使企业与管理人员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但是由于目前实施的管理层收购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协议以远远低于正常市价的价格购买国有股，低价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商机，因而只要一转手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收益。[24]在利益的驱动下，管理层如果不愿意继续背负沉重的债务，不愿为公司长久服务，他们完全可以以离职的方式转让股权获取短期收益，或者在收购完成后将壳公司转卖以套取暴利。为防止管理层的这些短期行为，保证壳公司正常长远的发展，保证不偏离国有企业原有的盘活资产的目的，法律必须对管理层及壳公司的年限问题作出一定和限制。为此，《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可以限定管理层必须在中国境内居住十年以上，并在壳公司及被收购公司中任职最低五年以上，且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公司股票，离职后转让股票也要受到监督；规定在收购策划中壳公司应有最低保留十年以上的远期规划，并明确管理层在五年或十年内的还款计划等。
（二）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定，为管理层收购提供法律空间
如前所述，管理层收购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存在冲突，在倡导管理层收购、实施国有资产重组的背景下，有必要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相关规定，为管理层收购的健康运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某些条款，消除管理层收购所面临的法律障碍。例如，《公司法》第12条2款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我国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往往是由管理层为主导先成立一个壳公司。再由壳公司直接或间接收购目标公司。显然，由管理层主导的壳公司的收购行为必须符合《公司法》第12条2款的要求。然而在实践中，有的管理层为符合该规定，不得不将壳公司注册资本做大，但过多的资本对于壳公司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只能导致资源的闲置浪费；有的管理层为了满足形式上的要求，可能先借款设立公司，壳公司成立后再抽逃出资；有的管理层难以筹组相应的资金，不得不冒违法风险，组建的壳公司在收购完成后，与《公司法》的规定直接相抵触。可见《公司法》第12条2款的规定不仅加大了管理层乃至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且已经成为收购实施的阻碍。[25]而某些监管部门（如财政部）对于管理层收购中的这些行为却予以默认，无疑是对现代法治的极大破坏。基于此，为了维护法治的尊严，保障管理层收购的顺利实施，应尽快修改《公司法》第12条2款的规定。此外，《公司法》第20条、第61条，《证券法》第70条等条款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应予以修改。
2.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管理层收购活动的监管。管理层收购不同于一般公司收购行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保护，特别是在管理层收购完成后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融为一体、内部人与大股东的利益彻底一体化的情况下，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利益的驱动，管理层很可能会从事一些不当行为，损害国家和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管理层收购活动的监管。特别是应重点监管以下几个问题：（1）关联交易问题。由于管理层在目标公司和壳公司中均占有控制地位，他们很可能通过壳公司与目标公司的关联交易，隐瞒企业真实财务状况，侵害目标公司中国家和中小股东利益；（2）操纵证券市场问题。虽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均明确禁止股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买出或卖出后6个月内再买入，但由于绝大多数管理层收购都是通过壳公司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管理层个人持股的形式实施的收购，收购主体是壳公司而不是管理层。因此，禁卖禁买的规定对于躲在壳公司背后的管理层无法产生约束力，在法律无法规制的角落里，管理层由于兼任被收购公司的重要职务，掌握其运营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操纵股票价格，以此牟取暴利；（3）内幕交易问题。管理层由于是目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又是壳公司的控制者，其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非常熟悉，属于典型的“内幕人员”，为了获取暴利，他们有可能利用壳公司进行内幕交易。对此，《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亦应给予重点监管。
3.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大对造假的惩罚力度。为防止收购前管理层隐藏利润扩大帐面亏损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权，防止在收购中管理层贿赂地方政府暗箱操作，防止收购后管理层通过关联交易隐瞒企业真实财务状况，侵犯国家和中小股东利益，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部门应建立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在具体立法上，建议不仅要扩大披露信息的范围，如要求管理层提供收购原因、收购价格、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及收购资金的来源等信息，还要加大惩罚力度。虽然《证券法》规定对披露虚假信息的上市公司处以30万到6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但这个数目对上市公司来说，无疑是九牛一毛。事实上，处罚数额偏小客观上鼓励了违规，更恶劣的情况是，即使开出罚款单，也收不到罚款，违规获利早已被转移了。[26]为增加公司的违规成本，加强打击力度，建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采用对违规数额处以三至五倍罚款的惩罚手段，唯有这样才能增加法律威慑力，使违规者不敢以身试法。在对国有股股东权益的保护上，虽然《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股“股东缺位”情况严重，在管理层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本无法掌握真实的证据，因而在诉讼中就可能因为举证困难而导致败诉。为改变这种被动情况，对于这类诉讼，法律应规定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负责举证。
（三）尽快出台《国有资产法》，使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的保护有法可依[27]
早在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已经着手起草《国有资产法》，现已形成草案。《国有资产法》的主要目标是要让国有资产有人负责，让国有企业的出资者到位。[28]我国管理层收购本质是国有资产处置的一种手段，其实施必然涉及到国有资产。而目前《国有资产法》缺位，使得管理层收购中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的问题无法可依。因此，有必要尽快出台《国有资产法》，这不仅是管理层收购法治化的现实需求，同是也是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就管理层收购而言，笔者认为，《国有资产法》应在明确国有资产的理算范围和国有股的定价标准两方面着力。[29]
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因此，在《国有资产法》规定清资核产时，不仅要清理有形资产，还要重点核定无形资产的价值，这就需要资产评估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严格按照《国有资产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理算。另外，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在成立之初，为了追求“红帽子”都曾挂靠过相关政府，因此对这些挂靠型企业尤其要慎重地圈定国有资产的存量范围。具体做法是：（1）对挂靠政府部门或行政性公司，国家并未投资而完全靠企业自己设法找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企业，规定其向所挂靠的部门缴纳的一定数量的管理费作为国有资产进行评估。（2）对挂靠政府部门或行政性公司，国家并未投资但企业依靠国家担保的银行贷款建立展起来的，规定其交纳一定管理费并拿出一定资金作为国家担保的回报一起抵作国有资产。（3）对历年来得到国家税收和政策优惠的国有企业，规定其重新补缴以作为国有资产来进行资产评估。[30]
在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股的定价问题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至于价格标准，如前所述，目前绝大多数的管理层收购案例都采取低于净资产值的作法。虽然有些管理者解释作价低是因为考虑了内部职工对公司的历史贡献等因素，但制定这种偏低的价格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是否合法，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还无法定论。一般而言，股份转让的首要前提是对国有资产存量进行折股，折股所依据的价格一般有两种，即重估价值和账面价值。重估价值是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后，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31]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国有资产重估价值无疑会高于国有资产帐面价值，如果按较高的重估价值折股，表面上看国有资产的数额增大了，国家持有的股份增多了，但带来的后果是盈利率下降了，每年提取的折旧额增多了，企业新股发行的溢价倍数小了，甚至只能按平价发行，这些都不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因此，可行的做法是企业中国有资产在折股时应当按帐面价值折股，以重估价值作为参考而以溢价方式转让。[32]有鉴于此，在国有股转让中，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法》可以规定国有股的转让应高于净资产值，并参照重估价值确定一定的浮动比例实行溢价转让。在现实中，为避免国有股低价贱卖，还可以引入市场化竞价机制，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指导下，以招投标的形式下对国有股价格重新予以确定。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管理层收购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管理层收购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环境下，其涉及到公司治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定价制度、会计制度、评估制度等多种市场化交易制度，而各种交易制度往往以法律形式出现，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所触及的法律法规不可胜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指引下，近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我国包括管理层收购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毋庸讳言，我国法制建设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需求而言依然有着相当差距，这当然会对管理层收购的有序进行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管理层收购的特殊性，除《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之外，尚需诸多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才能对管理层收购有效规制。例如，目前在不动产评估准则方面，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建设部等现存的相关规范仍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这些规范令出多门，立法层次低，各规范之间缺乏协调，重复规定和相互矛盾等情况比比皆是。此种法制状况对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的评估的工作显然不力，因此有必要由相关部门制定一套统一的、切实可行的《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师法》和相关准则。此外，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不彰诚信缺失的情况严重，中介机构中大量存在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职业道德素质低劣的现象，亦有必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中介机构和中介人员的处罚力度。例如修改《注册会计师法》、《会计法》、《律师法》等法律法规，在其中不仅强调中介人员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也要针对其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行为造成相对人经济损失的情况追究其民事责任，以完备的法律责任客观地促使中介人员责任心的增强。
注释：
[1]按照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企业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资产的，必须报请财政部审批。
[2]财政部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一些新的交易方式逐步出现，活跃了国有企业产权交易行为。最近较多出现的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即属于这类行为。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对于实践活动有一定的滞后性，对这类交易行为现行法规和管理水平难以严格约束。”且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一些当事人利用新的交易形式谋取不当利益”。
[3]获得财政部批准已经实施了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是：胜利股份、洞庭水殖、中兴通讯、新天国际、特变电工、佛塑股份、丽珠集团、深圳方大、奥美的。
[4]例如，青岛市直属13家企业进行了大范围的管理层收购试点，海信、双星、澳柯玛等全国知名企业都名列其中。苏州市政府也提出要在今后几年把国有资产成分降至20%以下。而浙江的上市和拟上市企业几乎百分之百地表示正在考虑MBO.参见仲易、苏杰：《MBO浴火待重生》，载于《证券投资》2003年第13期。
[5]目前国内涉及到管理层收购的典型企业主要有：万家乐、宇通客车、深圳方大、胜利股份、恒源祥、洞庭水殖、奥美的、春兰（由于存在操作不规范，国有股转让价格过低及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通过）、天目药业、四通、丽珠集团、联想、扬子、上海大众、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涂料和长沙通大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也由于把国有资产界定为集体资产，把界定的集体资产无偿量化给职工，把国有资产折价卖给员工而没得到通过）等。参见贺小刚：《管理者收购：国外现状、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于《改革》2002年第4期。
[6]参见周放生：《MBO呼唤规则》，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5月8日，第30版。
[7]例如，奥美的2000年年报披露由“美的”管理层组建的美托公司（壳公司）收购了由顺德市北窖镇政府投资并授权管理镇属公有资产的顺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的3000多万法人股，使以何享健为代表的管理层成为“美的”的第一大股东。从财政部已批准实施MBO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看也基本如此。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1年5月15日，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比例高达67%，而流通股比例仅占33%，在非流通股中国有股又占53%，法人股仅占14%，参见钱起敏：《减持的关键、节奏、价格、对象》，载于《经济日报》2001年5月19日，第3版。
[8]随着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逐步建立，国资委对其专司管理并投入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代表的权力，但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其担当双重身份的现实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9]经济学者一般认为管理层收购具有以下价值功效：（1）有利于解决企业产权不清问题，推动企业结构调整；（2）有利于降低成本，激励管理层；（3）有利于企业获得纳税上的好处；（4）有利于改善国有资产管理等。参见贺小刚：《管理者收购：国外现状、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于《改革》2002年第4期；谭志坚、覃家君：《管理者收购（MBO）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可应用性分析》，载于《软科学》2000年第3期。
[10]据统计，俄罗斯的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但只以7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参见金雪军、杨晓兰：《转型经济国家的管理层收购-以俄罗斯及东欧国家为例》，载于《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1]迟福林：《国有企业改革与股份制》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12]参见何晓晴：《MBO基金市场潜力可观》，载于《投资与证券》2003年第3期。
[13]例如，“宇通客车”为减少收购标的实施管理层收购在编制1999年年报时采用编造虚假记帐凭证等手法，共计虚减资产、负债各1.35亿元。参见汪恭彬：《宇通MBO重挫：高派现从豪迈到怯懦》，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5月8日，第29—30版。
[14]有报道称，在江苏苏南地区集体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90%完成了MBO，100%的集体企业控股的非上市公司完成MBO.而浙江的上市和拟上市企业几乎百分之百地表示正在考虑MBO（参见仲易、苏杰：《MBO浴火待重生》，载于《证券投资》2003年第13期）。实际上，我国2002年大规模实施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就是在论证不充分、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仅仅启动四个月，由于引起了股票二级市场的大恐慌而不得不叫停。前车之鉴，理应引起各级政府决策者在大力推行管理层收购之时反思。
[15]陆满平：《为MBO声辨》，载于《中国证券期货》2003年第1期。
[16]参见何晓晴：《MBO基金市场潜力可观》，载于《投资与证券》2003年第3期。
[17]上述数据来源于李红兵：《财政部暂停MBO》，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3月27日，第30版。
[18]仲易、苏杰：《MBO浴火待重生》，载《证券投资》2003年第13期。
[19]陆满平：《为MBO声辨》，载于《中国证券期货》2003年第1期。
[20]对这一问题笔者已在另文作了详细论述，参见彭真明、周子凡：《管理层收购的法律分析》，载于《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21]胡一帆：《国资10求法》，载于《财经》2003年总第82期。
[22]例如，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李经纬在实施管理层收购过程中，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而涉嫌贪污犯罪。
[23]刘志杰、龚柳青：《论MBO与国有经济的市场退出》，载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4]例如，已经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丽珠集团”，其管理层就是把手中的丽珠法人股以100%的溢价转让给了“太太药业”，“丽珠”管理层因此获得了近千万元的收益。对于“丽珠”的管理层来说，不菲的收益或许意味着他们收购法人股行动的成功，但这离管理层收购的最初目的已相去甚远了。参见邬俊：《实施MBO中问题的思考》，载于《法学》2002年第11期。
[25]张忠军：《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亟需法制到位》，载于《投资与证券》2003年第3期。
[26]陆静：《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剖析》，载于《上海经济》2002年第7、8期。
[27]有学者建议，为了概念的准确，应以国有资本取代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本指的是国有资产净值，而国有资产包括资本和负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质为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如果不是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而靠借债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建议制定《国有资本法》。参见张卓元：《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先定规后行动》，载于《财经》2003年总第77、78期。
[28]参见刘仪舜：《<国有资产法>核心是“政资分开”》，载于《财经》2003年总第82期。
[29]之所以强调在《国有资产法》中明确国有资产的理算范围和国有股的定价标准两方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这两方面在管理层收购中是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两个关键环节；另一方面，管理层收购仅是处置国有资产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将这两方面规定置于《管理层收购管理条例》之中，其适用范围过窄。而放在《国有资产法》之中规定不仅立法层级较高，而且适用面广，可以避免重复立法，节省立法成本。
[30]川木：《股份制巨擘》，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31]高立法、孙健南、吴贵生：《资产评估》，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5
关键词：强制要约收购、控制权价值、中小股东
一、 引言
二、2002年9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业界认为两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公司收购法规的完善。的确，《管理办法》相比《证券法》，在制度创新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强制要约收购方面尤其如此。如明确了协议收购可以引发强制要约收购，明确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别定价原则并确定了分别定价标准。强制要约制度在我国的存在价值历来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试着回答这一问题――解释强制要约收购制度在我国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三、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法理基础
四、强制要约收购是指当一持股者持股比例达到法定数额时，强制其向目标公司同类股票的全体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要约的法律制度。1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法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由于股份转让导致目标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时，可能会造成该公司的经营者和经营策略的改变，而其他中小股东未必认可这种改变。中小股东购买某公司的股票，主要是处于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能力和品质的信任，如果公司控制权转移，则小股东投资的依据就不存在了，此时虽然小股东无力影响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但也应该有公平的机会撤出投资，法律应保证小股东行使其选择权。2二是基于公司股东平等的原则，在发生公司收购时，被收购公司股东应获得相同的对价。在公司收购中，收购方为迅速获得公司控制权，往往愿意支付更高的对价给被收购公司的控股股东。如果收购者购买的股份数量足以控制被收购公司时，收购者便不再向被收购公司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要约，或者以较低的价格发出要约，最终导致大股东取得了高于其他股东的对价。这就构成了对中、小股东的歧视，违背了各国公司法都普遍接受的“同股同权”原则。因此收购方在进行股权收购时所付出的控制权溢价，应归公司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多数学者认为，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规定，在收购者获得被收购公司股权达到一定比例时，必须以法定的价格向所有的股东发出要约，有效禁止了在公司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双重歧视性要约，通过给小股东出卖股份的机会，使小股东免受剥夺。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始作俑者为英国。英国于1968年出台了《伦敦城收购与兼并守则》（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简称《城市法典》）。该法案出台的背景始于20世纪60年达国家不断兴起的收购浪潮。根据英国普通法和公司法的要求，控股股东必须为公司整体利益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对非控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但在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时候，却经常发生收购方损害目标公司非控股股东利益的行为。一些收购方先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目标公司部分股份，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随后利用其管理目标公司的权力排斥非控股股东对公司事务的参与，蓄意损害非控股股东的利益。为此，1968年英国证券委员会颁布的行业自律性文件－《城市法典》，针对上市公司规定了收购方的强制性收购义务，即将通过收购持有一个上市公司30％以上股权的股东必须向所有其余股东发出购买其余所有股票的强制性收购要约，其目的是保证所有目标公司股东在公司控制权转移之后，有机会以相同或近似的价格出售其股份。
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受英国的影响，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我国有关公司收购的法规一直采纳该制度，早期的《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获得一家公司控制权的股东须承诺向同种股票的持有人按同等条件提出收购建议并履行该建议。”另外，该办法第四十七条也规定：“控制权是指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5％以上的股份或投票权。”1993年国务院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发起人以为的任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份达到30％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下列价格中较高的一种价格，以货币付款方式购买股票：1. 在收购要约发出前12个月内收购要约人购买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2. 在收购要约发出前30个工作日内该种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我国的《证券法》第八十一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的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不过，证券法的这一规定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持有一个上市公司30%的股份才会触发全面要约义务，是否意味着将协议收购排除在外了呢？二是，对义务人发出要约的价格，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缺乏操作性。直到2002年证券监督委员会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才弥补了证券法的漏洞，其第二章“协议收购规则”的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协议收购适用强制要约制度；第三章“要约收购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了义务人确定收购价格的标准和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建立完善的强制要约制度，主要内容为：一个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如果再继续增持该公司股票，应该依据法定程序和期限向该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按照法定价格发出收购该种股份的要约，但依法可以豁免的除外。
五、关于我国强制要约制度存在价值的讨论
强制要约制度历来是一种倍受争议的制度。
外国有些学者指出，大宗股份的转让不会影响小股东的利益，新的控股股东的行为不会与老控股股东不同，二者的行为都一样要受到法律和法规的约束，没有必要对小股东做特殊保护。由于强制要约增加了公司收购的成本，减少了公司收购发生的数量，实际上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还有学者指出，这种强制要约制度的设立对大宗股份的股东是不公平的，大宗股份的控制价值是大股东努力的结果，大股东独立承担了监督成本而使所有股东受益，大股东享有控股股份的控制价值是对他们的合理的回报和补偿，强制要约制度不是在保护小股东，而是使小股东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在欧洲统一公司收购规范的过程种，存在着两个争议激烈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强制要约制度是否有设立的必要；另一个问题是被收购公司反收购行为是否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这种争议是欧盟关于公司法的第十三号指令无法获得欧洲议会通过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强制要约义务给协议收购带来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在协议收购中发现目标公司和寻找、确定有意向转让股份的股东需要相当的成本，为履行要约义务，协议收购的成本将进一步地随之增加。如果收购成本只是少量增加，则可能未能起到预想的政策效果，是无谓的资源浪费；如果成本大幅度增加，则可能为收购活动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减少了收购发生的几率。
笔者认为，讨论我国强制要约制度的必要性，应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情况，设立强制要约制
度的理由在我国是否成立呢？下面从设立强制要约制度的两个通常理由进行讨论。
（一） 关于股东退出机会的问题
（二）强制要约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强化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一个以合理价格退出的选择。
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割裂存在构成了我国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国情，而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无论从股份本身还是从持有股份的股东层面来说，都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物。非流通股集中且往往占有控制地位，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中的共益权的权能（投票表决权、查询权等）已经近乎萎缩，因此非流通股的“控制价值”愈发凸现。虽然二者在表决权上是一样的，但非流通股的价格要远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同股同权不同价”是我国上市公司两种股份异同的真实写照。在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缺乏股权制衡，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都成了控股股东的“一言堂”。但是，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掠夺上市公司也决不会仅仅发生在公司控制权转移时期，小股东的利益在中国历来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不会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发生质的变化，当然小股东也就没有退出公司的必要。
在国外完全流通市场，收购公司要获得公司控制权必须获得大量的流通股份，因而会造成流通市场的股价大幅上扬波动。而我国收购者只要与大宗股份的非流通股份的股东达成收购协议，就能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在理论上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让不会对流通市场的股份价格产生任何影响。当然公司控制权的转让实际中也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让会给公司股东带来溢价收入。另外在中国，控股股东通过受让非流通股（主要为国有股），以远远低于流通股股东的成本获得公司控制权，然后利用他的控制权让股东大会通过增发方案，从而获得增发带来的净资产增值以及增发资金投资所的利益。其实，上市公司增发往往意味着流通股股东的股权稀释，即流通股股东巨大利益的牺牲和转移。为了确保小股东获得收购所带来的溢价，防止控股股东的非法掠夺，在公司控制权转移时，小股东确实存在退出的必要性。《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规也都对强制收购予以了肯定，也就是说在立法上已经确保了小股东的退出权。
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小股东能否退出呢？在我国已经发生的四起要约收购案：南钢股份、成商集团、亚星客车和江淮动力中，都是通过协议收购非流通股而引发强制要约收购。现在以南钢股份为例进行考察：《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确立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别定价的“最低收购价格规则”。其中流通股的要约收购价格不得低于一下两种价格中的较高者：（1） 提示性公告前六个月收购人买入该流通股所支付的最高价格；（2）提示性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内该流通股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如前已经谈到，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只要通过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就能实现，收购公司不会也没有必要去购买流通股，也就回避了第一种定价方式。实践中，也确实以第二种方式来确定流通股的价格。根据联合钢铁公司公布的收购建议，240万法人股的要约价格为每股3.81元，是南钢股份公告前6个月每股市值的评估，14400万流通股的要约价格为每股5.84元，为公告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90%.3而南钢股份的平均市价为7元。面对这样的要约价格，当然是有价无市。不但不能获得收购溢价，还要遭受10％的损失，当然小股东就只好选择祈祷收购者不是个掠夺者了。笔者认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要约流通股的定价很不科学，没有实现设立强制要约制度的初衷和目的，而且相对于《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是一个倒退。该条例第四十八条 规定：“ 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百分之三十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下列价格中较高的一种价格，以货币付款方式购买股票：（一）在收购要约发出前十二个月内收购要约人购买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二）在收购要约发出前三十个工作日内该种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降低了流通股的价格：将“十二个月”改成“六个月”，将“平均市场价格”改成“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在我国特有的股权分裂的现实情况下，制定要约收购规则必须更多的考虑分类收购的现实，更多的考虑收购方对非流通股的收购价格并不能体现流通股的市场价格，否则就无法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4
（三）关于控制价值的分享和股东平等问题
关于控制价值的归属，学者之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控制价值应归公司，也有人认为控制价值应归全体股东，还有人认为控制价值应归控制股份的持有者－控制股东。5第一和第二种观点为强制要约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强制要约制度要求控制股份和非控制股份的转让价格相同，也就是使控制股份的控制价值由全体股东按比例分享，该理论符合股东平等原则。但在我国股权分裂的现实情况下，控制股份（主要为国家股份）的转让价格比市场价格低得多，控制价值在市场上无法通过价格反映出来。在成商集团收购案中，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迪康将以每股2.31元的价格受让1.33亿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65.38%）， 而成商集团公告停盘前30日的平均价格为7.38元。6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控制价值在我国市场还没有得到体现，没有必要对尚不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不赞成控制价值由所有股东分享就是贯彻股东平等原则。但是笔者认为，从半流通到全流通是中国股市的发展趋势，控制权价值目前在我国市场没有得到体现，不等于以后也不会得到体现。另外，控制价值只由控股股东占有至少有违股东公平原则。因此，中国证券监督会通过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强制要约制度的肯定和细化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六、结论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强制要约制度的合理规制的确有利于实现股东平等和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强制要约制度的设立也必然给我国的收购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其一，如果强制要约制度将导致收购资金的大量增加，给收购者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其二，如果流通股东承诺，将导致上市公司因流通股比例低于25% 而退市。众所周知，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在我国是希缺资源，收购方绝对不想让公司退市。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将大大阻碍了上市公司的收购，也就达不到通过公司并购实现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通过外部监管作用实现对公司经营效率的激励作用。当然，强制要约制度的上述缺陷不能构成我们否定其存在的根据，只是我们在设置强制要约制度时存在一个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边界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和提升公司收购效率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注释：
1 李伟，论我国证券法中的上市公司收购，[J]，政法论坛，1999，（1）：29。
2 代越，强制性公司收购要约的若干法律问题，[J]，法学评论，1998，（2）：109。
3《南钢收购案最大的漏洞》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4月15日
4 余颖，要约收购规则有漏洞－评析南钢股份收购案，[N]，载《证券时报》，2003年4月15日。
5 冯果，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 237－238。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6
上述现象是否仅是一二家公司的特例呢？否。从理论上说，只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均可能出现对流通股东无实质意义的要约收购：首先，该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绝对值偏低；其次，该公司股本规模或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适中或偏小；再次，大盘整体走势平稳或呈牛市状态。某一支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越低，其上升的空间就越大；规模越小的公司，资产重组的难度就越小，因此，只要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随时可能成为一匹“重组黑马”，股价必将飞升。一般投资者在经历了无数“重组神话”之后，一般不会放弃来之不易的“黑马”。
对此，收购方大概也是十分清楚的，收购方有理由相信，即使了对流通股的收购要约，流通股股东实际参与要约的可能性也极小。从另一角度看，只要目前的市场监管思路不变，对于那些善于二级市场操作的收购方来说，即使被动持有了部分流通股，他们也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对被收购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或时髦概念，二级市场股价便可扶摇直上。
针对上述现象，不能简单谴责收购方缺乏诚信，或者提高要约价格的法定底线，使收购方无机可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全面反思现行要约收购制度的合理性，并及时修改完善，以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另外要寻求更加符合国内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在保护投资者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制度性缺陷后果
显然，上述流通股要约收购的“游戏化”现象只是现行要约收购制度不合理部分的初步暴露，该制度的内在缺陷还可能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不利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市场化转移，容易诱发不规范的收购行为。在国外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下，收购比例达到30%，基本可实现控制权的转移。但国内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比例平均在60%左右，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说，如果仅收购总股本的30%，收购方是难以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如果收购方为了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而又不愿意收购流通股，则只能采取种种不规范措施，蒙混过关或者向监管部门进行公关。到现在为止，市场仍然无法判断九芝堂和哈慈股份的收购行为是否合规，也不知道石油龙昌的两收购方算不算一致行动人。与过去的案例相比，南钢股份和成商集团的操作方式已经属于很规范了。
其实，1998年以前监管部门几乎全部豁免了要约收购义务，后来发生了多起虚假重组案例，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市场影响恶劣，对此，当时很多人认为，虚假重组之所以容易发生，是因为重组后的新股东一股独大，缺乏制约，因此呼吁从严控制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形成合理的股权制衡机制，从此，监管部门对要约豁免的审批就越来越严格。但此后的虚假重组依然层出不穷，股权分散并不能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较低的持股比例反而使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成本更低。虚假重组、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主要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市场监管力度、国有资产出资人是否到位等问题密切相关，通过控制收购方的持股比例来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对民营企业不公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在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可以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因此，只要收购方和转让方均为国有企业就可以根据本款规定申请豁免，目前市场上已有类似的收购案例发生，这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明显的不平等。形成这种歧视性规定的一种合理解释是民营企业控制上市公司后更具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动机，通过股权制衡，以制约民营大股东的不良行为。但实际效果可能与监管部门的最初期望大相径庭，因为过低的股权比例更可能诱发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违规的成本更低。
再次，现行制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落后的效果，对优质上市公司不公平。表现之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为挽救该公司而进行收购”的，可以申请豁免要约收购，豁免要约几乎成了ST公司重组的专利，对优质上市公司显失公平。表现之二：《上市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要约收购未挂牌交易股票的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较高者：1)在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被收购公司未挂牌交易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2)被收购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一般来说，公司经营状况越差，其公允价值就越有可能低于账面资产值，因此，上述定价机制使得经营状况差的上市公司反而可免遭要约收购的威胁。
“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为挽救该公司而进行收购”绝大部分都是以“保壳”为主要目的，这类购并不仅不能产生购并协同效应，而且还可能将很多好企业拖垮，浪费社会资源。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多一家上市公司，就可多一份吸纳全国资源的工具，自然具有“保壳”的动机，从过去发生的实际案例看，这类重组很多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但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看，它是十分靠不住的：市场从来就不会有活雷锋，“先予”就意味着“后取”，并且“后取”的一般都会大于“先予”的。目前昂贵的“壳”价值正是国内资本市场高制度运行成本、尤其是发行市场的高制度运行成本的具体表现，要约收购制度不能再“错上加错”了。
另外，流通股的要约价格缺乏公允性，收购方承担了要约期间的二级市场系统风险。在成熟市场上，要约收购的对象往往都是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如最近发生的上实集团全面要约收购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上实医药，中粮集团全面要约收购在香港主板上市的鹏利国际等案例，收购方提供的要约价格都是体现收购方对被收购公司内在价值的判断。而国内市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确定的流通股要约价格既不能体现被收购公司的市场公允价值，又不能反映收购方对被收购公司内在价值的主观判断，收购方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要约价格。如果在要约期间，二级市场整体出现大幅下跌的行情，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了要约价格，收购人被迫按照要约价格收购了大量上市公司股份，对那些不热衷于二级市场操作的收购方来说，则无异于一场灾难。从本质上说，这是二级市场投资者将市场系统风险转嫁给收购人，并非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对收购人明显不公平。这究竟是市场规则的胜利？还是市场规则的悲哀！
最后，制度弹性空间过大，存在寻租的可能。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列举的12种可以申请豁免的情形中，有四种情况需事先得到中国证监会长达3个月的审批，有二种为“中国证监会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而认定的其他情形”；“特殊情况下需要对上述（要约）价格确定原则做调整执行的，收购人应当事先征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收购人提出的收购价格显失公平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要求其做出调整”等等。这些规定不仅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还可能成为制度寻租的土壤。要约收购作为高度市场化的操作方式，监管部门审批的成分越少越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见，随着上市公司收购行为的增加，现行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的诸多缺陷将逐步暴露出来，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完善措施。
完善措施
目前要约收购制度完善的出发点应该是：在保护一般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在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中，保护一般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往往是存在矛盾的，但从本质上说，双方又是一致的：只有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的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能明确，就可能出现“既不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又不利于市场运行效率”这种尴尬局面。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一，在全流通未实现之前，大幅度放宽豁免条件，促进上市公司控股权的流动。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发生公司收购行为以后，董事会应尽快召集流通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就“是否应该豁免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这个议题作出决议。为了使流通股股东能够准确作出判断，在类别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应就上述问题为流通股东提供专门咨询意见。
不论收购方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监管部门均可豁免收购方对流通股的要约收购义务（不包括对非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1)股权收购不涉及流通股；2)流通股东类别股东大会通过了“应当豁免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的决议；3)重组期间信息披露规范；4)重组各方无不良记录。
流通股要约收购义务被豁免，对收购方来说，可显著降低收购成本的不确定性。对那些认为不应当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流通股东来说，可以选择抛售股票来保护自身利益。因为他们的持股数量相对较少，所以他们即使抛售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也不会出现显著下跌。
建设二，取消“非流通股要约价格不低于被收购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这一规定。
从理论上说，证券的价格是该证券所代表资产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值，证券价格由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决定的，与它的净资产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目前仍然要求国有股的转让不能低于净资产，但随着国有资本的加速退出，一般法人股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并且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股转让条件也会逐步灵活，这一条款的弊端将越发明显。国有股权的转让可单独适用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收购管理办法不必对此作专门规定。
建议三，缩短要约豁免的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手续。
如果监管部门发现可能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事项，则可要求有关当事人对此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如果承诺将来不能兑现，其他股东可依法提起司法诉讼，监管部门也可依法处罚，或者强制收购方减持其超过30%以上的股份。监管部门尽可能不要事先替投资者作出实质性判断。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7
关键词：公司收购；目标公司；信义义务
前言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两权分离是公司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亦由此带来成本的问题。运作公司的受托人或人不一定尽职尽责，他们甚至会背离公司和股东利益而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问题在公司面临收购时表现尤为突出。为此，通过强化董事的义务来降低成本是各国立法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董事的义务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的义务则鲜有研究。本文仅就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义务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据国际著名金融数据公司thomasfinancials统计，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收购兼并的个案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并购交易额每年的增长速度达38％。因此，我国被称为亚洲乃至全球最为活跃的并购市场。与收购市场的活跃相对应的是，收购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缺乏对目标公司董事行为的规范，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的事件屡见不鲜。这就有必要对目标公司董事行为进行规范。
在我国，通过确立董事的义务来规范目标公司董事的行为尤为关键。我国大量上市公司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存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问题在中国因为产权和其他制度性的原因比西方还要严重得多。面临公司收购引发的利益冲突，期望董事会心甘情愿的抛弃既得利益，从而做出维护公司利益的经营决策是不现实的。在我国股票期权等相关激励补偿机制尚未普遍实施之前，如何运用董事信义义务理论规范目标公司董事的行为，应是我国公司收购立法中的核心问题。
我国涉及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法》第123条概括规定了董事的义务。第59条、60条、62条规定了董事不得滥用公司财产和保守商业秘密的忠实义务；第61条规定了董事竞业禁止的义务和自我交易的限制。关于目标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中，我国立法对董事义务的规定还是比较具体的，但与其他国家的有关立法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系统性。这是我国立法中董事信义义务的明显缺陷。尽管两大法系对董事义务的内容有不同表述，但实质上大同小异。均要求董事处理公司事务时应当谨慎、勤勉，应当以公司利益为重，不得谋取个人私利。英美法系将董事信义义务又具体划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纵观我国《公司法》与《收购办法》，对于董事信义义务内容的规定很不明确。《公司法}123条是一个将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融合在一起的一般性条款，由于本条过于概括，因此对于其是否包括了注意义务的内容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的其他条款列举了董事具体的忠实义务要求，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关于董事信义义务缺乏一般性地规定，其中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在公司法上是空白。为了弥补《公司法》的不足，针对公司收购中董事地位的特殊性，《收购办法》第9条一般性地规定了董事的诚信义务。但是如何理解该条的“诚信义务”?是否包括了注意义务的内容?从《收购办法》对于董事具体义务的其他条款看，似乎应当包括。如果结合现有其它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则让人感到此处的“诚信义务”语焉不详。其次，缺乏全面性。《公司法》中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范围较窄。董事的利益冲突交易各式各样，英美学者通常把冲突事项划分为自我交易；经营者报酬的确定；滥用公司财产；动机不纯的公司行为。‘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其中自我交易和滥用公司财产。《收购办法》第33条规定在要约收购中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目标公司董事会不得采取6项反收购措施。如果目标公司董事在协议收购中采取反收购措施，或在要约收购之前采取反收购措施，或者采取除该条规定的六项措施之外的措施，目标公司董事是否违反信义义务?这一系列问题在该条款中部没有规定。而现实中又大量存在上述问题，如某些上市公司董事会为了防止被收购而在章程中设计的“驱鲨剂”条款得不到法律的规制。另外，缺乏可操作性。《公司法》和《收购办法》虽然对董事的义务做了相应规定，但稍作分析便会发现这些规定大多流于形式，难以落实。如《公司法》对竞业禁止义务和董事利益的反向交易问题等都作了原则规定，但是，对董事如何履行披露义务，公司股东会如何行使否决权，谁代表公司对违反上述义务的董事提起诉讼，归人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有无时效限制等问题却没有规定。
我国关于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法律规定之所以漏洞百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相关规定时，舍本逐末，照搬了法律条文，却忽视了条文背后的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董事信义义务的内容浩如烟海，即使列举的再详细周全，随着商事活动的开展，仍有挂一漏万之嫌。对此，英美对于董事信义义务既有成文法的概括列举，又有灵活的判例法拾遗补缺，足以应付董事信义义务的千变万化。大陆法系中德国在其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善管义务；日本尽管长期以来未明文规定董事的信义义务，但其商法中规定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适用民法的委任关系。(民法的博大精深也足以约束董事的行为。比较而言，我国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则处境尴尬。我国公司法中对于董事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没有一般性的确切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与公司的关系，仅在《公司法》中列举了董事忠实义务的有关事项，在《收购办法》中列举了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有关内容，但这些列举显然不足以涵盖董事信义义务丰富的内涵，由此形成了我国董事信义义务领域的法律漏洞。
针对我国《公司法》和《收购办法》关于董事信义务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在《公司法》修订中增加董事信义义务内容的一般规定。关于该内容的具体规定，有学者主张在增列董事注意义务一般条款，补充忠实义务的有关内容。也有学者认为引用委任关系说明公司与董事的关系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对于董事义务的规定是采用大陆法系的善管义务还是采用英美法系的信义义务，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学术的争议也导致了我国立法上的缺憾。对此，笔者认为，不管是善管义务还是信义义务内容上都要求董事对公司应尽的勤勉与忠诚义务，因此我国《公司法》不妨明确将董事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分别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并列举董事的具体义务内容，将董事义务法定化。同时考虑到董事义务的可操作性，应规定董事违反信义义务时所应承担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公司收购属于商业决策，应为董事注意义务的内容；也有学者指出公司收购中董事存在利益冲突，应履行忠实义务。应该说，目标公司董事既应履行注意义务，也应遵循忠实义务的要求。在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一方面应善意地尽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具有相同知识和经验．出于相同地位和相似情形下，应该尽到注意程度，积极、谨慎、勤勉地履行收购中的披露、建议、公告、报送等义务，尽职尽责的维护公司利益；另一方面，目标公司董事在收购中只能为公司整体利益而行使权利，在公司利益、股东利益与董事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为重。具体而言，在不同的收购类型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内容应各有侧重。
在协议收购中，《收购办法》涉及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主要有两个条款。第l5条规定了目标公司董事对收购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及时发表意见，在必要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的义务；第20条规定了在控股股东转让控制权有损公司利益的情形时，目标公司董事聘请审计机构进行专项核查的义务。从《收购办法》的规定看，主要侧重于目标公司董事在协议收购中的注意义务，而忽视了忠实义务的内容要求。而且现有规定缺乏准确和全面。在协议收购中，应根据目标公司董事扮演的不同角色，区分不同情况，具体分析董事信义义务的内容。一种情况是，收购方越过目标公司董事及管理层，直接与目标公司股东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在内部人控制严重的目标公司，这种情况常会遭到事的极力反对。为此，在协议收购中，应当增加限制董事采取反收购措施的条款，明确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同意或章程许可，董事会无权采取反收购措施。并要求董事严格履行忠实义务，以公司和股东利益为重，不得有维护公司控制权等不当目的。不可否认，这种情形的例外是控股股东在转让上市公司控制权时，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董事可否采取反收购措施，阻挠股东控制权的转让?理论上分析，为了维护公司整体利益，董事应有权采取措施。但实践中董事采取的反收购措施是为了维护公司整体利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私利难以分清，为了防止董事借公司之名行个人私利之实，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同样不宜授权董事反收购。可以通过强化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出现这种情形时，董事可以通过发表意见、向股东大会提出建议、信息披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专业意见等途径对控股股东行为进行约束。这既是目标公司董事的权利，也是目标公司董事维护公司整体利益所应履行的义务要求。另一种情形是目标公司董事俨然是控股股东的化身，董事能够代表、左右控股股东同意接受收购要约，从而与收购方联手侵犯目标公司。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控股股东为国有股股东，存在事实上“所有者缺位”状况的上市公司。在这种目标公司中，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人格化代表及监护机构缺位，上市公司的董事及管理层究竟代表出资人还是代表公司，身份不明晰。在这种情形下，目标公司的董事完全可以控制目标公司。在与收购方进行协商中，董事常常为了个人私利，通过与收购方进行不正当交易，在明知收购方怀有不良企图或对收购方的收购意图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将目标公司的股权拱手相让。对此，仅仅要求目标公司董事履行提出建议、进行披露等义务远远不够。而应双管齐下，要求目标公司董事应尽忠实义务，始终将目标公司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不得在收购中出现不正当交易，不得谋取个人私利；不应要求目标公司董事必须履行以下注意义务：一是为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二是独立董事单独发表意见；三是详细披露目标公司董事在收购中存在哪些利益冲突；四是尽职调查收购方的经营状况、收购目的、收购方式，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等信息；五是目标公司董事应将所掌握的收购方的信息及发表的意见、提出的建议予以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
《收购办法》关于要约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是重点，分别在第3l条规定了目标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义务；第32条规定了将董事会报告书及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报送、公告等义务；第33条规定了在要约收购过程中董事不得提议的事项；第45条规定了公平对待要约人的义务。以上涉及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既包括了忠实义务的内容(如第33条)，也包括了注意义务的内容(如第31条、32条、45条)，与协议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比较而言，要约收购中的规定较为全面与详细：但具体分析仍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未规定目标公司董事的责任条款：如果目标公司董事不履行《收购办法》所要求的义务，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承担，《收购办法》都没有规定。一一是某些条款规定不明确，如第33条没有明确规定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是否有权采取反收购措施，对于禁止董事提议的事项存在法律漏洞。对此，针对要约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所处地位，对其信义义务的要求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规定董事无权采取反收购措施。与协议收购相比，要约收购的最大特点是无须争得目标公司董事及管理层的同意，直接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这种收购方式在国外多为敌意收购所采用，所以通常情况下，要约收购又是敌意收购的代名词。因为要约收购未曾征得董事同意，所以董事为了维护对公司的控制权，对于要约收购常常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在我国控股股东操纵上市公司的情况下，不管将反收购的决定权交付给股东大会还是董事会，都是吉凶难料。但从我国当前实际看，因为法制的不健全，行政的干预以及法官素质的不尽人意，暂不具备通过严格的司法审查约束董事行为的社会条件。因此，可借鉴英国模式，将反收购的决定权归属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可享有提议权。这有助于明晰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
第二，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应延伸至收购过程的前后。《收购办法》第33条仅规定了在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目标公司董事不得提议的事项。对收购之前及收购后的行为未予规定。这显然为目标公司董事留下了自由活动的广大空间。虽然对此英国的《诚实法典》也没有成文法上的规定，但因其董事行为受到信义义务一般性原理的约束和严格的司法审查，所以目标公司的董事并不敢轻举妄动。而在我国必须对此予以填补。应在立法中规定在日常经营中，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董事无权采取旨在维护对公司的控制权，防止公司被收购的防御措施，如放置毒丸、设置分期分级董事会、设立股东权益计划及安排金色降落伞方案等，同时要求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董事不得阻挠新的股东、董事的进入与产生。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篇8
一、外资并购宏观法律环境分析-从法律制度支持角度
外资并购在中国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如果缺乏必要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必然给外资并购行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显然这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就是外资并购所面对的法律风险，而外资并购具有典型的厌恶法律风险的特征，正如波斯纳所说，实际上仅仅用诉讼的威胁通常就可以扼杀一个兼并。[2]如果法律风险过大，必然抑制外资并购行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制度支持是外资并购得以开展的必要条件，一个良好的外资并购法律环境必须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外资并购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但可喜的是，我国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建构步伐跟进的非常之快。从目前看，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以《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为中心的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外资并购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外资并购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法律依据的明确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并购行为的法律风险，使得外资并购的顺利开展首先在制度保障层面上成为可能。
本文详细梳理了中国先行有效的与外资并购相关的72部法律规范，并对其做了一个并非完全符合逻辑的基本分类，勾勒出了当前我国外资并购法律框架（详细框架图表参见本文附录二）。
（一）外资并购的一般法律规范
1、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规范-公司法第七章
我国《公司法》第七章专门就公司合并、分立问题做出了规定，其中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二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并且规定了公司合并、分立过程中的增资、减资、债务承担、变更登记等基本问题，由于《公司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适用于所有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行为，因此是我国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规范。
2、初具雏形的外资并购法典-《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2003年3月7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家单位联合颁布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条例》，规范了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两种外资并购的基本形式，并且明确了外资并购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且该规定适用于任何所有制形态的境内企业，明确了外资并购的法律效果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成立。因此，可以认为《暂行规定》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建立了外资并购的法律规范，是一部初具雏形的外资并购法典。
（二）外资并购的特殊法律规范
除外资并购的一般规范外，根据外资并购对象的不同，我国还制定了许多特殊的法律规范，在外资并购这些特殊的对象时，除适用上述外资并购的一般规范外，还必须遵照相应的针对具体并购类型而制定的特殊法律规范。这些特殊法律规范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按照并购对象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制定的，但又是相互重合叠加在一起的，很难对其进行一个完全逻辑化的分类，只能对其进行一个基本的类别区分。
1、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特殊法律规范
（1）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基本规范
《证券法》第四章专门就“上市公司收购”问题做出了规定，其中第七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的方式，并规定了收购的具体程序、信息披露、全面要约的触发界限等基本问题，是对内对外统一适用的上市公司收购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2002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又颁布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收购人可以通过协议收购、要约收购或者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获得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该规定对内对外统一适用，是对《证券法》第四章的细化。
2002年11月4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和原国家经贸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明确规定相应原则、条件和程序，标志着“95禁令”的终结，暂停多年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得以重新全面启动。
（2）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范
2002年11月2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了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的信息披露问题。同日，中国证监会还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8号-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9号-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建构了相对完整的上市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规范体系。这些规范都是对内对外统一适用的。
2、外资并购未上市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特殊法律规范
2002年11月8日，原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颁布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改规定适用于利用外资将国有企业、含国有股权的公司制企业（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除外）改制或设立为公司制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是外资并购未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基本的法律依据。
2004年12月31日，新成立的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适用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将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外资并购金融类企业的特殊法律规范
鉴于金融企业的特殊性，我国在管理上一直对其与其他企业加以区分。在外资并购问题上也是如此，如上述《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都不适用于金融类企业。从目前来看，已经出台的有关外资并购金融企业的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
早在200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外贸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吸收外资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重组与处置。
2002年6月1日，证监会颁布了两个规则，即《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允许境外股东受让、认购境内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而变更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
2003年12月8日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这里的中资金融机构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其他中资金融机构。显然不包括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的证券公司和属于保监会监管范围的保险公司。
4、外商投资企业并购规范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境内外商投资企业，适用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其中没有规定的，参照本规定办理。1997年5月28日，原外经贸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是外商投资企业并购的基本法律依据。除此之外，2001年11月22日原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的另一个重要规章-《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决定》，也是规范外商投资企业并购的基本规范。
（三）针对外资并购具体问题的法律规范
外资并购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非常广，当然牵涉的法律问题也门类繁多。根据前文对外资并购法律环境的文本统计分析，本文总结了包括外资准入、国有股权管理、资产评估、转让定价、外汇管理、税务、债权人保护、职工权益保障、土地使用、并购融资以及地方法规等十一类法律规范，这些规范从不同的侧面为外资并购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类具体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为外资并购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制度支持。
二、外资并购宏观法律环境分析-从外资准入角度
外资并购法律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准入”的问题，也就是当前的外资并购法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并购。外资并购法律环境允许外资进入的范围直接制约着外资并购的可能发生的空间范围，是外资并购实施过程中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从外资并购角度看“准入”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法律环境对外资并购对象的限定，也就说外资在中国可以并购何种类型的企业股权或资产，我们可以称之为“对象准入”；第二个方面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外资准入，即行业准入。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从外资准入角度揭示我国当前的外资并购宏观法律环境。
（一）对象准入
一般来讲，可以将外资并购的对象根据所有制性质分为三类，[3]即国有企业（股权或资产）、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但是，这里应当指出，或者应当再次指出的是，中国外资并购的法律环境很大程度上在于调整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它的着力点和关注重心在于国有企业、国有股或国有资产等，对于不涉及国家财产利益的外资并购行为，除与上市公司或金融企业等特殊的企业类型有关外，中国的法律仅将其视为一种普通的外商投资行为从外商投资审批和行业准入等方面实施控制，而不针对并购本身施加特殊的干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虽然中国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迅猛，但就目前来看，具有并购价值的优质企业或资产，仍然主要是国有企业或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以及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更是外国投资者所青睐的对象，[4]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资并购法律环境关注的重心也必然是国有企业、国有股或国有资产。在外资并购的对象准入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的法律之所以对外资并购的对象做出限定，其最首要的目的在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对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并购，中国的法律并未从“对象准入”的角度做出限制，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所谓“对象准入”问题只是就国有企业而言的。
对于未上市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即上市公司和金融企业以外的国有企业），中国法律一直采取鼓励外资参与的态度，允许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早在1998年9月14日，原国家经贸委就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鼓励国有企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兼并国内其他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和偿还企业债务。[5]2002年11月8日，原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又联合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鼓励未上市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利用外资对国有企业或含有国有股权的公司制企业进行改制，或改组为公司制外商投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对未上市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并购，中国法律并未加以特殊限制。
分析当前外资并购相关法规，并结合外资并购法律环境的历史变迁进行观察，对外资并购的对象进行特殊限制的主要在于国有上市公司和国有金融企业两类。
1、对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限制-一个纵向的观察
1995年日本五十铃、伊藤忠商社收购“北旅汽车”股份后，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国办发[1995]48号文：“在国家有关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管理办法颁布之前，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的国家股和法人股。”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95禁令”。自此后长达六年，外资不得涉足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当然也不得成为外资并购的对象。
2002年11月1日，财政部、证监会和原国家经贸委联合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向外商转让上市国有股和法人股做了原则性规定，允许外资以支付自由兑换货币和参与公开竞价的方式受让国有股法人股，并规定了相对严格的产业政策、国有股权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审批程序。“95禁令”被解除，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国有股成为可能。因此，就目前来看，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已经不再是外资并购的禁区，在此方面，无对象准入的限制。
2、外资并购金融企业的限制
我国的金融企业按监管机关的不同，基本可以分为由银监会监管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由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由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等。
从先行规定看，2002年6月1日，证监会颁布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已经允许境外股东受让、认购境内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而变更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但是对于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对于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必须达到相当的标准，同时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对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规定境外股东的实收资本必须不少于三亿元人民币的等值自由兑换货币，同时，外资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超过33%，在我国加入WTO后三年内，该比例不超过49%.
2003年12月8日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其他中资金融机构。但也限定了严格的条件。其中第七条规定，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投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0亿美元；投资入股中资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的，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投资入股中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二年对其给出的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3）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4）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不低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10％；（5）内部控制制度健全；（6）注册地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制度完善；（7）所在国（地区）经济状况良好；（8）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同时，在第八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
（二）产业准入
无论何种类型的并购，只要涉及外资参与，均须遵守我国外商投资的行业准入的规定。我国目前对于外资并购项目的规范主要是通过《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加以调整。重点是鼓励外商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环保产业及出口创汇型产业等方向的投资，至于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仍属有限。国家强调行业准人规则的刚性，明确规定：“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产业，并购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的全部股权；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该产业的企业被并购后，仍应由中方在企业中占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禁止外国投资者经营的产业，外国投资者不得并购从事该产业的企业。”
2002年2月11日，国务院了新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暂行规定》，随后，国家经贸委、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计委于2002年3月11日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指导产业目录》，废止了旧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前次的《目录》相比，新的《目录》鼓励投资的项目和条款增加，而限制和禁止投资的行业大为减少，其精神和内容同我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进程紧密相关。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2年）将原来禁止进入的电讯、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增加了76条鼓励类投资项目，减少限制类项目达37条。在原来禁止、限制进入的部分行业，外资通过并购方式也可以快速进入。[6]应当说，我国产业准入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宽，但是仍然有相当的行业限制外资的参与，甚至有部分行业禁止外资的进入，这直接限定了外资并购所可能发生的空间范围。
就上市公司而言，中国证券报根据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发表了一份涉及到的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的国内上市公司名录。目前仍然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可能涉及的相关上市公司有：（1）影视节目制作、有线电视网络：比特科技（000621）；电广传媒（000917）；中视传媒（600088）；歌华有线（600037）；（2）中成药秘方产品：三九医药（000999）；同仁堂（600085）；广州药业（600332）；（3）电网的建设、经营：明星电力（600101）；三峡水利（600116）；岷江水电（600131）；桂东电力（600310）；西昌电力（600505）；（4）书刊出版、发行：诚成文化（600681）；（5）基础电信：中国联通（600050）；（6）证券公司：宏源证券（000652）。[7]
[注释]
[1] 参见朱菲娜：“外资并购潮为何没有如期而至？”，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8月26日版。
[2] [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3] 虽然这种分类方法未必科学，甚至很不科学，但是我国先行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种分类方法，因此对外资并购问题的研究也只能采取这种分类方式。事实上，这种分类方式正在成为一种主流的分类标准。参见君和律师事务所李茂昶律师在欧美同学会“M&A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
[4] 有研究认为国内未来的外资并购将重点在以下行业内进行：银行与证券、汽车及零部件、医药、计算机硬件、港口及运输、零售业、油品与药品的批发与零售、通讯设备、自来水等。参见王如忠：“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业分析”，资料来源：snai.esnai.com/asp/news/printfile.asp？id=7517（13/03/04）。
[5] 这一规定并未排除适用于国有上市公司和国有金融企业，但当时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的禁令尚未解除，因此，该规定的对国有上市公司意义不大。同时，由于该规定是由国家经贸委单独做出的，因此，在无相关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对金融类企业也很难适用。
[6] 高利，陈东胜：“新政策环境下的外资并购行业取向”，资料来源：cs.com.cn/csnews/20021113/298778.asp （14/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