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股票回购 资本结构 股权分置

股票回购是上市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或债务融资收购本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将其作为库藏股或进行注销的行为。股票回购产生于公司规避政府对现金红利的限制。1973年～1974年，美国政府对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施加了限制条款，许多公司转而采用股票回购方式向股东分利。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公司理财行为，它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通过回购股票，上市公司可以改善其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另外股票回购对公司的偿债能力、股利分配政策、证券市场的规范以及会计主体假设都有着重大影响。

而在我国，股票回购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国有股比例过大和内部人控制等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的，应用在实践中的时间不长，并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案例简述

我国已有的股票回购案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92年～1999年为第一阶段，2000年～2006为第二阶段。

1.第一阶段(1992年～1999年)

我国最早的股份回购的成功案例是1992年小豫园并入大豫园的合并回购。之后，陆家嘴、厦门国贸、云天化、氯碱化工、申能股份等都提出或实施了股份回购计划。从实际发生的案例可以看出，以上案例中的股票回购均为上市公司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回购非流通股。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动因主要有:一是国有股减持，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如陆家嘴回购国家股。二是并购，如小豫园并入大豫园。三是股本扩张，如青岛啤酒回购公司股票后又进行了增发。四是置换不良资产，如冰箱压缩与申能股份的回购。五是向市场传递积极信息，如云天化回购国有股。

2.第二阶段(2000年～2006年)

随着《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推行(2005年)，上市公司回购流通股越来越普遍。

邯郸钢铁：在此试行办法公布后成为了第一家宣布回购的上市公司，并于2005年8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邯郸钢铁股票有限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票的申请》的批复，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方案无异议，邯郸钢铁成为首家回购社会公众股方案获批的公司。

中石油:要约收购开创先河。这次收购行动无疑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开创了几个第一,如它是首次以终止上市为目的的要约收购,是首次同时对三家上市公司发出要约收购,是首次A+H的要约收购，是首次有条件的要约收购,是首次国内高溢价的要约收购等。同时,对于公告前买入的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也创造了较大的获利机会,同时也带动了中石化系等有类似题材的股票大涨,引发了市场对所谓“回购概念”的炒作。

当前，在解决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时期，第二阶段的股票回购案例，带有明显的改革烙印，从动机上讲，充分体现了我国证卷市场的特点。

不排除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的可能性，如果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公司选择回购股票是一种明智的投资选择。邯郸钢铁董事会就认为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计划，是因为公司股票市场表现与经营状况不相符，公司的投资价值被严重低估，有损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第一，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定价问题。股票回购的定价是股票回购中的重要环节。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包括国有股、法人股）的性质、成本等存在较大差异，它们的回购价格当然不能等同。对于非流通股来说，应当考虑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证券市场的运行状况和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而对于流通股来说，要对回购价格区间、回购时间等做出基本规定，主要考虑目前的股价、最近一段时间股票的平均收盘价、股价的波动、股票回购的期限及股票回购的目的。

第二,法规制度相对滞后，缺少对股份回购的具体规范指导。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除上述规定之外，其他法律法规中很少有涉及股份回购的条例。相关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和具体操作办法尚未出台。法律的滞后导致了实践操作的诸多不规范，也成了进一步制度创新的约束因素。

第三,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问题。在国家致力于解决国有股流通的大背景下,我国目前实施的股票回购大多是对国有股的回购,属于定向回购,而且采取的是协议回购方式,也就是说回购价格是通过公司与具有绝对控股地位的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股东协商确定的,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机会与能力进行抬价还价,属于典型的关联交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的管理层很可能为了控股股东的利益而牺牲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他们可能借股票回购之名,提高国有股回购价格,达到将资金转移到母公司之实。因此,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对股票回购进行有效的监督,避免大股东操纵回购价格。股票回购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会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和运行效率,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监管,它也可能意味着大股东,以及机构投资者又获得了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新工具。

参考文献：

[1]袁绪亚 聂小丽:股票回购目标公司的选择与投资价值分析[N]. 上海证券报, 2005～06～18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 股票回购 公司法

一、公司股票回购制度的概况

(一)股票回购的概念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额的股票的行为。公司在股票回购完成后可以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用作“库藏股”保留。股票回购是上市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一种行为,是调整公司资本结构以及调整市场上股票流通量的一种方式,对股东、公司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股票回购立法规制的必要性

从各国公司股票回购立法的历史轨迹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普遍经历了从法无明文规定到例外允许,法律规范也由判例或简单的概括性规定到详细的规定。在我国,股票回购是一新的发展事物,因此相关方面的立法规制还不够完善,针对我国股票回购的立法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要加大力度对股票回购的立法加以完善。

在我国,股票回购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国有股比例过大和内部人控制等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而引入的。2005年5月证监会向社会公开征集有关股票回购的办法,试图以此来解决股权分置陷入的困境。2005年6月16日,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给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提供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公司法》对此也进行了修订,为股票回购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股票回购作为一种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资本运作方式,对我国上市公司有着特殊的意义。完善股票回购的立法规制,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所特有的问题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上市公司在股票回购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如上市公司股票回购使得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会产生关联交易,中小股东利益会受到损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完善股票回购的立法规制成为必需,以此来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公司股票回购的发展及现行的立法评析

(一)股票回购在我国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企业的形式几乎是国有企业,较少存在股份制公司这一主体形式,因此也不会存在股票回购这一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制度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得到提升。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与此相伴随的证券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针对证券市场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我国的法律也作了相关的规定,特别针对股票回购的问题。

我国的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最早始于1992年,即大豫园通过协议回购小豫园所有股票的事件、1994年陆家嘴协议回购国有股后增发B股、1996年厦门国贸回购减资案、1999年云天化与申能股份部分国有股的成功回购——这在当年成为证券市场的一个亮点。之后,由于《公司法》的限定、长期的市场熊市、现金的匮乏,股票回购又开始没落。2005年,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驱动下,加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和《公司法》相应内容的修改,使得股票回购又得到了发展,邯钢股份成为流通股回购第一家,继而又多了很多股票回购的案例,这一资本运作方式在我国越来越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得到了发展。

(二)对我国公司股票回购立法缺陷之检视

从上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有关股票回购的规定都只是一般原则性的条款规定,比较笼统、概括,可操作性不强。相关配套的法规、实施细则或具体的操作办法并未出台,面对当前已经出现的股票回购个案,法规建设显得有些滞后。对于股票回购的适用范围限制得过于严格,有悖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并且也限制了上市公司的发展空间,对于其中的一些定义也规定得较为含糊,这样会助长规避法律的行为产生,使规定形同虚设。如果不对该制度进行系统的规范,其制度本身的弊端也会逐渐显现,反而可能成为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障碍。因此,为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需要,扫除股票回购的法律障碍,为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这一目的的顺利实现,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股票回购法律制度。

三、完善我国公司股票回购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投资者享有所有权,而经营者享有经营权,因此经营者对经营信息的取得具有一定的优势,经营者若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就有可能歪曲披露或者不披露相关的信息,如果公司治理不完善,就有可能在股票回购中出现内幕交易,因此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二)加强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

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小股东对信息的掌握处于劣势,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又居于少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信息和利益的不对称,中小股东只能被动的接受股票回购方案。因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一是完善股份回购信息披露制度,各利益主体相对公平掌握信息资源;二是异议股东请求权的利益补偿措施;三是对股票回购方案的表决权进行重新设计,既要在“一股一权”的原则下达到法定通过数,又要中小股东的多数的同意,至少三分之二,并且上市公司的关联股东应遵守回避制度,由非关联股东对股票回购事项进行独立表决。此外,上市公司在回购股票时最好采用要约方式进行,因为这样更能突出平等性,不会偏袒于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对于回购的价格,应该根据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市价和业绩状况来进行确定,通过确定合理的价格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至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应规定在进行回购前公司需先征求债权人的意见,公司可以用为债权人提供担保或提高利息率的方式以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或者让债权人全程参与回购计划的制定及其一票否决权。

(三)明确适用条件

首先,从实施股本回购的外部环境看,必须是公司股价比较低时才可以进行回购,如果资本市场比较活跃,公司股票的定位比较合理甚至高估,上市公司就丧失了回购自身股票的热情。其次,上市公司必须有足够的现金或现金流良好,拥有大量闲置的现金或现金流,使得公司回购股票不至于影响到公司自身的正常运营。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还可以明确如下条件:(1)中小股东如果反对股票回购,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反对该事项;(2)股东可表明请求收买其股票的意 思;(3)股东大会决议时对该议案投票反对。同时,对于不同回购目的的回购行为,也应该对其规定不同的条件。在实际运用中,就应该制定实施细则,从公司的财务报表来观察公司是否具备股票回购的条件。

(四)完善公司法关于股票回购的相关规定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完善措施外,我国的公司法规定还可以从股票回购的方式、价格、资金来源以及适用对象加以完善,具体如下:

1.股票回购的方式:《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列举的股份回购方式应进一步具体明确,如协议回购方式对非流通股的回购是非常适合的。

2.股票回购的价格:由于我国存在国有股和流通股,且实行双轨制,因此二者的回购价格确定应该区别开来。对于国有股,股份回购的价格的基准应是每股的内在价值,国有股的内在值等于国有股每股净资产值加上溢价;对于流通股而言,回购价格的确定一般以一定倍数的市盈率{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例为标准或以市价、一定时期内的平均价或最高价为标准。

3.股票回购的适用对象:我国当前的股票回购并未将子公司纳入管理,因此我国《公司法》应规定子公司取得母公司的股份时,也应该同样适用股票回购的限制条件。

四、结语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3篇

关键词：股票回购；背景差异；法律规制；中美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81-03

引言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一定数额发行在外股票的行为。公司在股票回购完成后可以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将回购的股票作为库存股保留，但不参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和收益分配。库存股日后可移作他用，或在需要资金时再将其出售。

股票回购既是一项重要的股利政策，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方法。股票回购作为成熟资本市场上一项常见的公司理财行为，不仅对市场参与各方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为上市公司本身带来显著的财务效应。

2005年6月，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2005年10月人大对《公司法》进行修订，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进行了新规定，除了允许上市公司为减资、合并回购股票外，还增加了两条：（1）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员工；（2）股东因对股东大会做出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可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2008年10月，证监会实施《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取消了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行政许可，只需备案即可回购股份。针对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股票回购行为的推崇。

美国是最早发生股票回购的国家，也是股票回购最为活跃的国家。

一、中美股票回购的源起

（一）美国股票回购的源起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上市公司就出现了股票回购，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行为并没有得到大规模使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挽救下滑的美国经济，提出了八项主张，其中有一条即为限制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结果使得股票回购成为愿意大量增加对股东分配现金的企业唯一可选方式。

维梅莱（Vennaelen，1981）曾做过一项调查，在1971年8月至1974年6月尼克松主政期间，作为工资和物价控制的一部分，股利增长被限定在4%以内。此前，从1962—1971年9年期间，仅观测到32起回购要约。而在股利增长控制的不足三年期间，股票回购已增加到52起，平均每年超过17起。此时的回购多集中于小型公司。1977年，IBM回购140亿美元。之后，即使对于巨型公司，回购也开始成为普通事件。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兼并活动盛行，股票回购成为公司有效阻止敌意兼并的主要方式。回购的单项金额和总体规模都大大增加。例如，1989年和1994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分别动用15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回购本公司股票；1985年，菲利浦石油公司动用81亿美元回购8 100万股公司股票。1987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灾难，导致股票回购总规模达到541亿美元的空前水平，而同期现金股利规模为831亿美元。随后，为了有效规避现金股利税收，股票回购继续受到公司青睐。1994年，美国公司股票回购总金额达到690亿美元。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大型美国企业在回购中分配的现金达股利分配的70%。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大型企业，为了抵消持股员工优先认股权也在不断地进行股票回购，例如，自1990年以来英特尔已经从投资者手中回购了总价值420亿美元的股票，约占英特尔已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1/3，美林银行股票市场分析师约瑟夫·奥萨指出，英特尔的大部分回购资金都被用于回购上千万股员工优先认股权。据统计，从1997年开始，股票回购就已经超过了现金股利的支付。

进入21世纪后，股票回购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仍在不断的增长，据标准普尔公司股票市场分析师霍华德·西尔维布莱特估计，2004年列入标普500指数的公司用于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超过3 150亿美元，是2002年的2.5倍。另据中国证券报北京报道，标准普尔公司日前发表报告称，美国公司在2005年第三季度的股票回购额达到了812亿美元，接近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准。据统计，美国公司在2005年第二季度的股票回购额接近814亿美元，而历史最高的单季股票回购额为821亿美元。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美国公司的股票回购额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2 45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2004年1 970亿美元的水平。

（二）中国股票回购的源起

股票回购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一样，时间不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相继出现了几起股票回购案例，1992年豫园股票的合并回购，1994年陆家嘴协议回购国有股后增发B股，1996年厦门国贸回购减资案。1999年云天化与申能股票部分国有股的成功回购，国有股回购才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当年资本市场的一个亮点。2000年冰箱压缩、长春高新回购、2001年青岛啤酒与科龙电器计划回购H股、2002年深高速计划回购H股，将股票回购交易推上了日程。

2005年6月，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此试行办法公布后，邯郸钢铁成为了第一家宣布回购的上市公司，并于2005年8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邯郸钢铁股票有限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票的申请》的批复，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方案无异议，邯郸钢铁成为首家回购社会公众股方案获批的公司。此后，华菱管线、银基发展、山鹰纸业等多家公司也宣布了回购方案。

二、股票回购实施的目的

从股票回购的源起，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其股票回购的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美国股票回购实施的目的

1.现金股利的替代方式。这类回购中，上市公司有较多的现金，公司以现金在二级市场上回购股票，结果是流通在外股票数量减少，每股收益增加，股份上涨。对于没有参与回购的股东来说，持有股票的总价值增加。如果股东想要取得现金，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来实现。以股票回购方式发放红利的好处有两个：一是合法避税。现金股利要支付个人所得税，而转让股票的收益适用资本利得税。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所得税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且资本利得税只在资本利得实现时才需缴纳，对于不想马上变现的投资者，享受低税率的同时还获得了税收延迟的好处。好处之二是回购方式更为灵活。直接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通常不得不想方设法保持股利政策的稳定。诸多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在降低现金股利或取消现金股利时市场会有显著的负面反应。对于现金流量波动较大的公司来说，要保持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非常困难或者成本很高。而股票回购不同，投资者一般不认为公司应该进行持续的股票回购。

2.防止兼并与收购。如果向外界股东进行股票回购后，公司原大股东在公司中的持股比重就会相应上升，其控股权自然得到加强。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在进行股票回购后可以适当提高资产负债率，通过充分有效地利用“财务杠杆”效应，以增强公司的未来盈利预期，从而提高公司股价，提高收购门槛；有大额现金储备的公司较容易成为被收购对象，在此情况下公司可以动用反收购技术中的“焦土战术”，直接以比市价高出很多的价格公开收购本公司股票，从而使股价飚升，击退其他收购者，以达到反收购的目的。美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1984年以来，由于敌意并购盛行，因此，许多上市公司大举进军股市，回购本公司股票，以维持控制权。比较典型的有：1985年菲利普石油公司动用81亿美元回购8 100万股本公司股票；1989年和1994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分别动用15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回购本公司股票。

3.稳定和提高股票价格。股票回购能够有效维护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不被过分低估。当公司股价相对于公司净资产甚至现金资产被严重低估时，它向市场传递的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错误信号，公司就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股票回购向市场传递公司对股价严重低迷不满的信息，能够扭转股价过分低迷的现状。一旦实施回购，公司每股净资产和盈利能力等财务指标都将得到提高，能够提升公司的投资价值。对整个股票市场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避免市场出现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被普遍低估的现象长期存在。

1987年10月19日的纽约股票市场出现股价暴跌，股市处于动荡之中。据统计，当时在两周之内就有650家公司大量回购本公司股票计划，其目的就是抑制股价暴跌，刺激股价回升。

（二）中国股票回购实施的目的

1.优化股权结构。自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之日起，资本市场天然地存在着股权分置的问题，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普遍存在着国有股比例过大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影响了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阻碍了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股票回购在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到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来，成为了中国上市公司调整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中国自1994年10月至1999年，总共只有十几起股票回购案例。这时的股票回购都是针对国有股、法人股进行，然而，在回购行为中，资产的定价、资金的来源等的不合理，使得股票回购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声音中掩息旗鼓。

2.稳定和提高股票价格。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最低迷时期，股权分置改革开始推行，这时，出台了针对流通股的回购政策。“投资价值被严重低估！”这是五年前，邯郸钢铁向社会公众宣布股票回购方案的唯一理由。2005年邯郸钢铁中期每股净资产已达到3.73元（除权后），净利润同比增长18.37%，每股收益更是由2004年同期的0.312元提升至0.508元，而公司股价却长期在每股净资产之下，因此，公司希望通过股份回购来扭转这种状况。

从以上比较看来，美国公司回购股票非常普遍，回购的目的主要是作为公司派发现金的一种替代方式。在经济低迷时，还可以通过股票回购来防止公司股价暴跌以及由此引起的经营危机、或用回购的股票奖励员工、或维持公司利益和控股权等。中国公司回购股票历史较短，案例较少，在股市低迷阶段，股票回购成了政府稳定股市的手段之一，谈不上利用回购作为替代分派现金股利的意图。

三、股票回购实施的法律规制

法律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规范和刺激股票回购的作用。

（一）美国的法律规制

美国各州《公司法》的规定有所不同，一般都赋予公司回购自己发行在外的股份权力。为了防止股票回购中的投机行为和内幕交易，各州对股票回购的目的、资金来源、回购股票的处理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

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对于投资人而言，公司资本是其求偿的基本保证，一旦损及必然危及其利益，因此他们必然会对公司资本密切关注，在通常情况下要求股票回购不得损及公司资本。所以一般而言，美国各州公司法均对公司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做出了严格限制：只能是其公司盈余，即公司仅能以其净资产值超过其股本总额的差额，购回自己股份；而在章程允许或股东大会授权的情况下，资本公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为资金来源。

股票回购后的处理，美国立法上对回购的股票通常的处理有两种：一是及时注销或是作为库藏股处理，这是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通常采用的做法；二是将回购的股票已授权但未发行的股份，也就是不采用库藏股制度。这种制度以美国的《标准商业公司法》与加州公司法为代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公司法中均明文规定了回购的股份无表决权。

（二）中国的法律规制

在中国较短的股票回购历程中，股票回购多为国有股定向回购，直到2005年6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实施，才打开了公开市场股票回购之门。

2005年10月新修订的《公司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进行了新规定，除了允许上市公司为减资、合并回购股票外，还增加了两条：（1）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员工；（2）股东因对股东大会做出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可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中国对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回购的数量、价格、程序等方面都没有详加规定，只是在《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28条针对H股稍有提及：用面值购回购的，从“可分配利润”中划出，超过面额部分的，从“资本公积金账户”中划出。此外，《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5条对股票回购的方式规定为：一是向全体股东发出回购要约；二是在交易所通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三是在交易所以外，以协议方式购回。其中协议方式必须先经股东大会批准。但就目前的回购情况而言，回购方式多是第三种。2002年9月28日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对基于反收购目的的股票回购进行了初步规范，要求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在“在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不得回购上市公司的股份”。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收购方未公告前），上市公司仍然可以运用股票回购手段来实施反收购。

另外，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规章，目前回购需履行的信息披露的义务主要有：（1）回购的信息披露，《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6条规定：“公司购回本公司股票后，自完成回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并向工商银行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2）回购作为重大事件的披露。《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2条及《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规则（试行）》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3）回购作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重要内容在公告股东大会决议时也要作披露。

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股份回购的规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现行有关股份回购的法律、法规都只有一般原则性的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而股份回购是一种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证券交易活动，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严格有效的监管，极易出现破坏证券市场“三公”原则、扰乱金融秩序和损害国家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当前已经出现的股份回购个案表明，要使股份回购规范有序的进行，急需相关配套的法规、实施细则或具体的操作办法出台。

从以上的比较看来，美国法律是原则允许，例外禁止。这源于美国成熟的证券市场，完善的监管制度。中国法律在原则上禁止股票回购，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外。这是由于中国股市规模与国外股市相比较小，市场监管和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不完善，政府担心放宽规定可能会导致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等行为的出现，这也限制了股票回购作为一种资本运营手段的进一步运用。

总结

由于中美两国，在股票回购源起的天然差异，法律规制宗旨的截然不同，这是否造成了股票回购在中美两国受到截然不同的遭遇呢？在美国，进行的如火如荼的股票回购行为，在中国，尽管在政策上，不断为股票回购行为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却没有受到公司的追捧。如何引导股票回购成为公司理财行为的一种手段，同时，在资本市场已经全流通之后，如果何避免公司通过适时股票回购信息，使得股票回购成为公司操纵股价的手段？这是制定股票回购政策的进一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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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 库藏股 股东利益

一、股份回购制度的涵义及我国立法演变

（一）股份回购的涵义

股份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盈余所得后的积累资金即自有资金或通过债务融资，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途径，以一定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本身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或将其作为库藏股，或进行注销。简而言之，也就是股份公司收购本公司股票的行为。股份回购在公司资产重组中属于公司收缩的范畴，它是世界各国公司法所普遍规定的制度，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

（二）我国关于股份回购的立法演变情况

我国也是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的国家，与大陆法系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原则上也不允许公司进行股份回购，旧《公司法》对股份回购的进行了特别规定，规定表明我国对回购所采用的是"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回购的事由仅有减资和合并两种，且回购后必须于十日内注销。直至2006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公司法》新规定，股份回购合法事由在"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基本原则下得以逐步拓宽。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滞后

在我国《证券法》及其他条例中对股份回购特别是国有股份回购没有可以援引的规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也未出台。法律法规的滞后、不规范导致了实践中的操作困难，也成了制度创新的约束因素。因此，应当加紧制定关于股份回购的法律法规，对股份回购的条件、方式、程序等加以规范。

（二）股份回购可能给公司造成一定的财务风险

由于股份回购一般是以现金方式进行，加之股份基数较大，则股份回购所需资金一般较大，很可能会使上市公司出现现金流量严重不足，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一定的影响，造成资金周转困难。

（三）股份回购可能影响债权人利益。

在有限责任制度下，公司的资本是公司的信用基础，也是公司对债券最低限度的担保额，而股份回购直接耗用了公司的大量现金或其他可变现资产，使公司流动资金比率明显降低，这样将会直接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增加债权人的风险。倘若股份回购是通过举债进行的，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进而使债权人的风险系数增大，一旦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恶化，股价下跌，将会使公司蒙受双重损失，同样动摇债权人利益保障的基础，危及债权的实现。

（四）股份回购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

股份回购关系到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变动，必然会对其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熟知公司内部的决策意向，可能会利用这些内幕信息，通过买卖公司股票先行获利或避损，从而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五）缺少库藏股制度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在股份回购后10日内必须要注销这些被回购的股份，这就在事实上堵死了库藏股在中国的应用之路。在允许库藏股存在的国家，股份回购可以作为公司有效调度资金的手段，在市场情况好转股价上涨，或公司缺乏资金时，可以抛出从前购回并库藏的股票，从而达到有效融通资金、调度财务收支的目的。

（六）易产生内部人操纵市场与炒作

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使得中小股东在掌握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博弈力量的悬殊也可能会导致股东之间机会的不平等，回购价格的不公正等问题。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极易导致内部人炒作，人为地抬高或压低股价，获取不正当利益，或对一系列指标进行人为操纵，从而加剧公司行为的非规范化，使投资者蒙受损失。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建议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库藏股制度

完善的库藏股制度应该是包括库藏股制度的确立、实施程序、监督机制等的一套完整的机制与政策，并且应有相关的政策调整为其实施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我国基本具备了建立库藏股制度的条件，还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确立库藏股的合法地位。2、为库藏股制度实施做充分的政策准备--实施折衷的授权资本制。折衷的授权资本制，即股份公司章程不仅应记载股份公司的资本总额，还应规定符合法定标准的首期股份发行数量。3、规范公司实施库藏股制度的程序。规范库藏股制度的实施，除利用政策法律加以约束之外，还应制定相对明细、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或执行程序，并明确权威的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督。

（二）从法律上对股份回购加以规范，放宽股份回购的限制。

为促进我国股份回购，尤其利用它妥善解决国有流通、公司治理环境以及加入WTO后面的外资企业收购等诸多问题，我们应对股份回购的正负效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应尽快从法律上对股份回购加以规范，放宽股份回购的限制。除现行的减资与公司合并两种情况外，应将公司为避免重大损失而回购股份，为实行股票期权计划而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控制权而回购股份，尤其是将为配合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而进行回购股份等列为合法事由。

（三）限制股份回购的时间。

国有股为非流通股，利益实现应此受到限制，当国有股回购成为其利益实现的途径时，国有股东难免会急于变现。为限制非流通股的急于套现行为，保证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对于非流通股的回购应当作出时间限制。例如，可以规定股份公司在上市3年后才能实施国有股的回购等。

（四）合理确定股份回购的价格。

对于非流通股的国有股而言，回购价格的基准应是每股净资产值，国有股权的转让不能低于其净资产值，这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必要条件。但是，每股的价格也不应高出净资产值太多，否则对可流通股东的权益将造成损害。回购价格以每股净资产或加上一定限度的溢价是比较合适的，溢价幅度原则上以回购价格不超过前三年平均每股收益的10倍市盈率为宜。

（五）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

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可能会因为大量的现金支出而影响债务的正常偿还。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在减资时应通知债权人，但是如果法律允许因减资外事项而回购股份，则相应的应规定当股份回购超过一定限度时，须征得公司债权人的同意，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有关债权的提前偿还。在国有股回购中，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上市公司应承诺在股份回购中，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保障债权人权益作出合理安排。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司应依法履行有关义务。

（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避免"市场操纵"行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信息不对称是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避免大股东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和进行内幕交易，是我国推行股份回购制度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我国应在法律上严格规定股份回购中的信息披露义务，建立动态化的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并对其中的恶意欺诈行为给予严格的惩罚，以避免市场操纵行为。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应规定国有股回购方案的制定要遵循"三公原则"。股东大会进行决议时，上市公司的关联股东应遵循回避制度，由非关联股东对股份回购事项进行独立表决，回购价格的确定以公开、公平、公正，不侵害各股东合法权益为原则。

参考文献：

[1] 陈晓荣.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实证分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8 期.

[2] 陈杰.对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问题的若干思考.商业会计，2005年第4期.

[3] 孙秀一.股份回购：提升公司内在价值的新思路【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5）.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5篇

答：我们对市场波动高度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证监会将继续按照远近结合、统筹兼顾的原则，及时研究市场调整变化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推进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改善市场供求，优化融资结构，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健全市场内在稳定机制，促进股市健康稳定发展。

记者：针对“大小非”解禁、减持行为，证监会近期将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在新闻会上透露，国资委将与证监会、中登公司联合联合建立一个实时监测系统，确保转让、减持行为合法。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今年以来，针对“大小非”解禁、减持等全流通市场的新情况，监管部门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引导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有序转让。一是《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指导意见》，对上市公司股东集中出售超过一定数量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行为进行规范。二是沪深交易所及时出台业务操作指引或者相关细则，进一步明确了政策口径，对违规减持行为采取了公开谴责、限制交易、限时购回等处罚措施。三是从2008年7月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始逐月披露“大小非”减持情况，加强大小非减持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大宗交易机制。例如，研究通过券商中介达成交易，引入二次发售机制，完善大宗股份减持的市场约束、减震和信息披露制度；同时，开发可交换债券等市场流动性管理工具，逐步完善市场内在稳定机制。此外，我们将加强与国务院国资委的协调配合，建立实时监测系统，对国有股份的转让情况进行监管。目前国资委正着手对国有股东及其股份进行申报、核实和确定工作，中登公司也在进行相应的技术准备工作。

记者：最近，中国南车IPO的启动被市场解读为大盘股发行重新开闸，请问在当前情况下，在大盘股发行、再融资发行节奏的控制上，证监会有着什么样的考虑和具体安排？

答：今年以来，监管部门针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综合考虑市场各方面的意见，对大盘股的发行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注重发行节奏。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的调整，不少发行企业、承销机构和询价对象在发行定价上也更加谨慎。1至7月，包括中国南车在内，公开发行1亿股以上的大盘股仅发行4只，筹资643.19亿元，发行家数和筹资额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64%和49%。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改善市场供求，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市场力量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筛选、定价、调节供求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证监会在前不久年中工作会议提出要制定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办法，加快研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等多项制度建设内容，对于上述工作，监管部门有哪些具体考虑？

答：我们根据增持和回购在实施和操作中遇到的问题，结合市场各方面反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将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股份增持的规定进行程序性调整，并在《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完善回购制度，以增加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灵活性，简化回购的审批程序。为防止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在增持和回购中利用信息优势，提前买入股票牟利，我们建立健全了敏感期间限售制度，制定完善了限制短线交易、禁止内幕交易、禁止操纵市场等监管细则，建立了发现和查处的快速反应机制，加大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的查处力度，并进一步完善中介机构的合规督导责任，促进增持和回购依法规范进行。

关于上市公司分红问题，在成熟市场，企业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分红政策也趋于稳定。近几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鼓励、支持、推动和督促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特别是将上市公司再融资审批与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以及现金分红占公司可分配利润的比例挂钩，取得了较好效果。下一步，我们拟从制度着手，进一步完善分红制度，逐步引导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或年报中明确分红政策；进一步严格上市公司分红作为再融资的前提条件；协调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一步发挥现金分红的表率作用，等等。

记者：针对当前的市场状况，证监会在引导长期资金投资股市方面将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今年以来，机构投资者仍然保持良好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市场环境变化的制约，一部分新基金的发行遇到困难。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支持机构投资者队伍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改善投资者结构，稳步扩大公募基金规模，积极推动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和QDII、QFII等涉外投资业务，继续加大对固定收益类和低风险类产品的支持力度，努力提高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计划等投资股市的比例，推动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入市，增加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相信随着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深入落实，机构投资者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记者：目前有不少上市公司实施重组或资产注入，但相关资产的价值评估存在争议，请问如何对此进行规范？

答：我会高度关注上市公司重组、资产注入过程中的资产估值问题，于今年4月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对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理要求，并积极推动行业自律部门完善执业准则，保障资产评估机构独立性。近期，又制定颁布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加强对独立财务顾问的监管，督促其切实对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发挥市场自律的作用。我会还采取实地核查和对资产评估机构加强现场检查等方式，督促资产评估机构提高执业质量，切实防范资产评估不实等问题，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此外，我会将进一步加强资产评估业务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的违法、违规行为。

机构视点

国元证券：中期反弹的概率很小

国元证券8月20日市场策略报告认为，A股突然大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超跌，技术性要求；二是人心思涨背景下散播利好传闻。

尽管A 股大盘从去年10 月至今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但整体估值与成熟股市相比，并没有出现折价，而且与“金砖四国”相比仍有很高的溢价。下半年GDP 增速有望跌穿两位数，世界经济衰退格局无法扭转，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半年有望大幅反弹，这一切都决定了股市的向上只能是一个反弹行情。这次行情发生在下半年资金最紧张的时刻，面临国际市场破位下跌的格局，A股中期反弹的概率很小。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不要对反弹寄予更高的期望

暴涨的原因很可能是有关救市政策的传闻，譬如有关大小非解禁的进一步政策安排。券商股带头涨停，也与此模糊的利好有关。

目前阶段股市的趋势已经脱离基本面主导，大小非减持成为市场加速下跌的主要原因，4月针对大小非解禁的大宗交易制度收效甚微，对大小非问题可能采取进一步政策限制或规范，刺激了对政策救市的期望，引起报复性反弹。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虽然出台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对于反弹变成反转的预期不应过于乐观。

渣打银行：A股还有一成多下跌空间

渣打银行中国首席投资总监梁大伟表示，尽管20日沪指强劲反弹7.63%，但这可能仅仅是超跌后的惯性反弹，在国家没有出台具体利好消息的情况下，沪指日前2284.58的最低点不是底部，股市可能还有10%-15%的跌幅。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6篇

一、 国外股份回购的立法模式

在国外，对待股份回购的立法态度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德国模式；一是美国模式。

（一）德国模式

即在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自己发行在外的股份，但同时又列举了允许股份回购的法定情形。此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故又称“德国模式”。《德国股份公司法》第56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认购自有股份，子公司也不得认购其母公司的股份。该法第71条又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况：1、为避免公司的重大损害而有必要取得的；2、将股票提供给公司或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企业有（或曾有）劳务关系的人；3、其取得是基于第305条第2项或320条第5项规定，给予股东一次给付补偿；4、以无偿方式取得或金融机构以取得实行买入行纪的；5、以全部继受方式取得（合并时）；6、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依关于减少股本的规定而消除的。《法国公司法》1981年12月30日第81-1162号法律第5小节详细规定了公司认购、购买自己股份的有关法律问题。禁止公司直接或间接通过一个自己的名义但为了公司的利益进行活动的人认购和购买公司自己的股份，但减资除外（第217条）。同时公司可以回购自己的股份分配给自己的职工分享公司的果实或给予其期权（第217-1条）。公司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自己的股份，以对市场进行调整（第217-2条）。此外，日本、意大利、瑞士、韩国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也采取了该模式。[①]

（二） 美国模式

即公司法仅就不得进行股份回购的例外情形作出规定，除此以外对股份回购不加任何限制。此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故又称“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有一个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其早期判例对股份回购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于1890年，还有许多州否认或限制公司美国自己股份的权利。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经济步入繁荣时期，出于刺激经济和便利公司财政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判例开始允许公司购买自己的股份，并认为只要公司有支付能力，其购买自己股份的行为就不构成对其债权人利益的忽视和损害，故其取得行为并无不当。由于过于宽泛和抽象的判例法原则导致了对股份回购的滥用，诱发了二十年代后期大量公司破产，也引发人们对上述原则的检视。[②]多数州在原则允许股份回购的前提下，对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加以限制，违反限制条件的回购被列入禁止之列。1957年《美国模范公司法》对股份回购作了全面规定：“公司就自己股份有收买、取得、所有、收质、让与及其他处分之权利，但股份之收买，不论直接与间接，仅以可供使用且未受保留与限制的盈余金为限；若为章程所允许，或经表决权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也可由可供使用且未受保留与限制的资本剩余金为之。”此条文虽非强制性规定，但有很大的示范性作用，对各州立法的影响很大。可见，在美国模式下的股份回购虽也受一定限制，但与德国模式相比则宽松得多。比利时、奥地利、丹麦等国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两种模式的立法理由及评析

上述两种立法模式的差异，反映出各国对股份回购的理论认识和实际功能上的不同看法，也涉及到一些重要问题，如资本维持与维护公司利益、资本维持与公司合法行使权利等方面的利弊权衡。但一国采取何种立法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法律文化条件。

采纳德国模式的国家多属大陆法系，强调理论与逻辑上的严谨，其原则禁止股份回购的理由可以从理论和法律政策两个层面分析。[③]

就理论层面上而言，股份公司与其股东各自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若公司进行股份回购而取得自己股份，则公司同时变成了自己的股东，并对自己享有股东权。而公司的社团法人性决定了公司的社员即股东不能包括本公司在内。即使承认公司就自己股份而对自己享有股东权，但由于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混同而致此种股东权消灭，由此便会导致逻辑混乱。

从法律政策层面上看，原则禁止股份回购的立法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股份回购有违资本维持和资本充实原则，动摇公司的财产基础，对公司债权人和公司利益危害甚大。在有限责任制度下，公司的资本是公司的信用基础，也是公司对债权最低限度的担保额。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必须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资产以维护债权人利益。而公司进行股份回购，如果以其资产为对价有偿取回自己股份，则相当于以公司返还出资于股东，违背了资本维持原则；如果用其他财产作为支付对价，如可分配利润等，虽不至于使公司资本空壳化，但会使公司流动资金大量减少，一旦财务状况恶化，股价下跌，将会使公司蒙受双重损失，同样动摇债权人利益保障的基础，危及债权的实现。

第二，股份回购有违股东平等原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只能是公司已发行股份的一部分，这便可能造成不平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会不平等。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只得是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一部分，若公司不按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回购则会造成股东间的机会不平等。二是价格不公正。当股份回购价格高于股票实际价值时，未被回购股东的股价被相应的稀释；当回购价格低于实际价值时，未被回购的股份价值将提高，无论怎样都不公正。

第三，股份回购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股份回购关系到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变动，必然会对其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的大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由于熟知公司内部的决策意向，可能会利用这些内幕消息，通过买卖公司股票先行获利或避损，这对中小股东是极不公平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采取美国模式的多属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风格方面，多注重实用而不去过多考虑理论的系统性与周延性，判例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起重要作用。从美国1890年前对股份回购限制过多到20世纪后一度限制过少，到目前的原则许可，例外禁止，都是基于经济领域的实际需要通过大量判例而形成的原则。在资本制度方面，属美国模式的国家多采用授权资本制。相对于法定资本制而言，首先，这种资本制度对资本充实原则要求不高，允许公司在设立时仅缴纳注册资本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授权公司董事 会在适当时机再发行。因此公司进行回购所得的自己股份亦可被视为已获授权但尚未发行的股份，而这部分股份当然不享有股东权，从而避免了法定资本制下在公司持有自己股份方面的理论障碍。其次，授权资本制对资本维持原则要求不高，公司资本只要能维持公司运行即可，而无需对注册资本数额刻意维持，故动用公司资金去买回本公司股份只要不影响公司运营即被允许。可见，采用美国模式的国家在资本制度方面对股份回购无任何障碍。至于防止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可能造成的债务风险、股东间不平等及对证券市场稳定之害，并非是授权资本制的任务，而是通过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法理、董事责任之追究以及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来进行事后规制。

此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二者呈相互靠拢之势。禁止股份回购满足了大陆法系国家对理论上的严谨性的要求，但过于严格的限制会给公司的经营和运作带来诸多不便。相反，股份回购的适当运用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采取德国模式的国家开始放宽其限制，不断扩大及例外适用的范围。而美国模式虽因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公司自身经营的需要，但尽管有配套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和交易秩序的维护仍显不足，易生流弊。所以即使是采用美国模式的国家也都对股份回购的财源、比例等给以不同程度的限制。

三、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模式的选择与适用范围的确定

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只有在减资和合并时，才能回购部分本公司股份。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德国模式，即原则禁止公司进行股份回购，但允许减资和合并两种例外。对德国模式的采纳是符合我国大陆法系传统的，而且93年《公司法》采取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对股份回购原则禁止是顺理成章之事；从国情而言，我国于1993年进行公司立法时，公司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且不存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和交易制度，大部分证券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盲目性和投机性，公司股份被不合理抽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公司制度建立初期，只能走从严到宽的道路，必须严格限制股份回购的适用范围。但是对股份回购适用范围的限定并非越窄越好，更不能以牺牲公司的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其他采用德国模式的国家的立法理论和实践都在朝着放宽限制的方向发展的！情形下，我国的现行立法则显得过于严苛，恐难以适应公司自身经营的需要。就我国目前的公司、证券制度环境而言，尚无采用美国模式的可能，故应在维持德国模式的前题下，缓和对股份回购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尽可能消除其对民商法秩序和经济法秩序冲击之弊害。目前在我国推行股份回购制度，对于改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建立职工持股与期权奖励制度、保护股东利益等都有其积极意义，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2002年10月8日证监会颁布实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之后，制定通过《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办法》已被列入证监会的议事日程。因此，合理确定股份回购的适用范围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世界各国对股份回购适用范围的立法各有不同，就我国现实需要而言，我们认为，除现有的减资与合并两种情形以外，至少应考虑增加以下几种允许股份回购的情形：

（一）公司为实行员工持股或股票期权而回购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程度越来越高，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不高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种目标的偏差仅靠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等内外部约束是不够的。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进行激励，使职工、经营者及股东三者利益建立相关性，才是治本之策。职工持股与对经营者的期权奖励制度便是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该方案一方面提高了职工与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使职工成为本公司股东，客观上实现了经济民主化。

但如何解决职工持股或股票期权的股份来源，是企业推行此两项制度所遇到的一个难点问题。以职工持股为例，从目前有关地方性立法文件来看，企业职工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取得股权：一为发起设立取得，即在公司设立时，出资职工作为发起人认购股份或出资，取得股权；二为增资扩股取得，即在公司成立以后，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扩充股本，设置职工股；三为受让取得，即通过受让原有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或企业产权，设置职工股。但这些方式都存在较大障碍：首先，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取得职工股虽然比较容易操作，但成本高昂。在实践中，多数职工持股是通过企业改制或公司成立后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等方式推行的，尽管目前增资扩股方式被普遍使用，但此种方式的运用显然存有法律障碍。因为，我国系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公司增资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特别是股份公司，还需经历发行审核、公开募股等程序，不仅旷日费时，而且代价不菲。其次，通过股权转让设置股权，虽不会改变企业的注册资本额，可以避免增资扩张所衍生的问题，但如果由试图持股的职工自己寻找出让主体，显然会因寻找成本过高和寻找落空而使职工持股制度的顺利推行大打折扣。而通过资产转让的方式设置职工投实际上与股权转让并无太大的实质性区别。[④]所以最合适的方法就是进行股份回购，即允许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从公开市场上回购部分本公司股票作为库藏股，依程序交给职工持股会管理或直接作为期权奖励给公司管理人员。从国外立法来看，日本于1994年修改商法典，增订第210条之二允许公司在有正当理由下为员工持股的目的取得自己股份；《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1条也允许为提供员工持股而进行股份回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于1997年再度修改商法典，将原限于让与员工之目的而取得公司自己股份，增列得以让与董事为目的而取得公司自己股份；并将取得数量之上限，由原所规定的不逾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提高为不逾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二）应“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而进行股份回购

“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又被称为反对股东的估价权（the appraisal right of dissenters）是指在股东大会上决议了对股东的利害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议案时，反对决议的股东可让公司收买自己的所有的股份的权利。其目的是要从多数派股东专横中保护少数派股东，该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立法。

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认为股东具有可以拒绝自公司设计时起已预期的公司功能的结构性变化的基本权利，作为这一权利的体现而被认定的就是股份收买请求权。即多数派股东有追求公司企业的结构性变化的权能，而少数派则作为拒绝该变化的权利，可以请求收买股份。于是，股份收买请求，在欲适应新的状况变化之多数股东的权利与拒绝因此而被受牵连的少数股东之权利相冲突时，将成为其和解手段。[⑤]

对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有规定，但是其是否适用于上市公司则有较大争议，概有肯定主义和否定主义两种法例，分别以韩国和美国最为典型。韩国在1995年商法修改之前，依其证券交易法第191条第1款规定，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只对上市公司适用。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对非上市公司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上市公司有常设的证券交易市场，股东可以随时处分其股份，而非上市公司由于未形成此类市场，反对股东除了向公司请求收买股份以 外，并无更多的可以回收资本的渠道。正基于此，美国部分州将异议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局限于封闭性公司，原则上不承认上市公司或股份分散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公司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这被学者称为“市场例外”规则，即如果有关股份存在市场，就不存在要求公司收买的权利。《美国模范公司法》的早期文本中亦采纳了这一规则。“市场例外”的理论根据是，只有异议股东被锁定于公司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才有寻求收买救济的必要。因此，只要资本市场运转有效，股东能在合理条件下出让其股份，就不存在主张解约补偿权的需要。[⑥]

我们认为，这两种立法例均有欠缺，因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存在异议股东的保护问题。就上市公司而言，尽管已形成了较为规范和颇具规模的证券市场，但异议股东不一定能够成功地通过证券市场退出公司。特别是当其持有的股份数量较大，因其不接受公司的结构性变化而集中抛售股份时，必定令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异议股东难以获得所预期的公平收买价格。因此，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确立这一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对哪些股东大会决议可以适用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各国立法亦有不同。概有宽泛主义和狭窄主义两种立法例，前者以《美国模范公司法》（修订本）的规定最为典型。该法第13.02条规定，对于下列公司行动，异议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对其持有的股票支付公正的价格：1、完成公司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并计划；2、完成公司为一方当事人的股票交换计划；3、完成对公司全部财产或实质上系全部财产之出售或交换；4、修订公司组织章程将对股东产生重大的、不利的影响；5、公司组织章程、章程细则或董事会决议规定股东可以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⑦]后者为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和部分欧洲国家公司法所采。如特拉华州和欧盟公司法规定，仅在公司合并或联合的情形下，异议股东才可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至于公司全部资产或实质上系全部资产的出售、公司章程的重大变动或其他重大变化，并未赋予异议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德国股份公司法》法亦规定，惟在法定的合并情形下，异议股东方可享有股份收买请求权。[⑧]《意大利民法典》则将异议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变更公司目的、公司类型和向国外迁址”等。[⑨]

在我国，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现行《公司法》对该制度并无任何规定，惟《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这两个规范性文件中有零星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或分立时，公司董事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反对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的股东的合法权益。”《到境外上市公司审程必备条款》第149条第1款规定：“反对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

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有关反对股东收买请求权的规定立法层次过低，立法条款过简，调整范围亦过于狭窄。应借助制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办法》或修改《公司法》的契机，对其适用范围加以完善。确定在以下五种情形下，反对股东可以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1、公司合并、分立；2、公司章程的重大修订；3、公司出售其全部或主要资产；4、公司受让他人全部营业或资产，对公司营运有重大影响；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三）为反收购而进行股份回购

当公司面临被敌意收购威胁时，其管理层常会采取反收购措施，股份回购便是其中一种。其原理在于：第一，因公司及收购者收购股份而使股价上升，使收购者资金匮乏或觉得不合算而裹足；第二，由于市场流动的股份减少，收购者不易获得足以取得控制权的必要股份数；第三，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因公司回购股份而减少，支持现在经营者的股东表决权比例上升；第四，公司若以高价回购收购者的股份，便可因此高枕无忧；第五，为回购股份，公司动用剩余资金，甚至借入大量资金，公司负债比率急剧上升，其财务魅力不再为收购者垂涎；第六，公司回购的股份，若能保留并再转让给支持公司经营政策的第三人，则可进一步加强公司支持股东的控制。[⑩]

法律是否应当允许公司为反收购而进行股份回购，在学界素有争议。

支持者认为，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大多数股东对公司现任的经营者较为熟悉，其经营策略已获认同。而公司被敌意收购以后，原有的客户、经营者、经营政策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对公司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可能有害，故应允许反收购。

反对者认为，以股份回购方式进行反收购，至少有以下四个弊端：一是为反收购而回购股份，常造成股价急剧上涨。此时以远超过真实价值的价格购入股份，即使防御成功，也常会造成公司、股东、甚至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二是为回购股份，除耗尽公司剩余资金，还可能因过度借贷使公司财务恶化；三是大量回购股份，使流通在市场上的股份减少，会影响股价的形成；[11]四是反收购可能会赶走能给公司带来更高效率与更多收益的经营者，从而使公司丧失了一次腾飞的机会，还会使经营者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励。对公司控制权的威胁往往是促进公司董事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当公司支配权处于竞争情形时，现有经营者即得以利用公司资金甚至举债来排除威胁，收购危险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便会荡然无存，还可能导致经营者的独裁。因为董事会在批准动用公司基金时更可能是“为了满足董事们自己永久在职的自私的欲望”[12].

在收购与反收购活动都很频繁的美国，学术界有肯定、中立、否定三种观点。对反收购行为持后两种观点的学者占多数，持前一种观点的只占极少数。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各州的立法似乎都采取了少数派的观点。其原因至今未见有人分析。我们认为，最初的根源可能在于各州为保护本州公司免受外州的企业收购，而在立法上支持反收购。此后，由于大量的判例及其确立的原则为法官公正合理地判决反收购案件提供了更多的依据，逐渐形成了一套规则体系，立法对反收购的态度便得以维持了下来。

在大陆法系国家，很少有以法律明文规定允许公司为反收购而回购股份的。《欧盟公司法第二指令》和《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1条第1项第1款规定，允许“公司为免受重大而迫切的损害的必要情况下”进行股份回购。一般认为，敌意收购的威胁构成“重大而迫切的损害”，故公司可依此条文以股份回购的方式进行反收购，但其适用的限制较多。《欧盟公司法第二指令》要求须经股东大会同意才可进行回购，但敌意收购的发起往往很突然，公司待此时再召集股东大会，恐已“远水不解近渴”。《德国股份公司法》虽允许董事会先行适用，事后报告股东大会，但其相关立法解释中又规定了三个适用条件：第一，须举证如未防止收购将导致公司损害；第二，须就未防止收购所产生的公司损害与回购股份的价格（包括回购股份后价格下跌的风险）衡量得失；第三，回购股份须为必要，须为避免损害客观上必要而适当的方法，通常能举证者不多。[13]可见各国对此类情形的立法和适用都很慎重。

反观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很普遍，公司收购采用协议方式的居多。但敌意收购和反收购已初见端倪，而且随着国有股有选择地退出一些领域，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逐渐分散化，敌意收购和反收购将更加活跃。因此在立法中对反收购给予关注是必要的。但鉴于我国股份公司的历史较短，其操作缺乏规范性；投资者还不成熟，权利意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而我国的证券市场亦属于初级阶段，自我调节能力较差的现状，我们认为，对为反收购而进行的股份回购仍应加以限制。最好暂不允许其适用，待条件成熟再加以确认。

（四）为稳定股价而进行股份回购

这种回购的理论基础于“导正市场价值理论”（correcting market value theory）。该理论认为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市场资金紧张等情况下，股市容易进入低迷状态，某些公司的股价可能被市场持续地过度低估。这时公司进行股份回购可以向市场 传送公司股价被过低评价之讯息，并使股价回升至公司真实价值的行情，甚至可以挽救整个股市，以免崩盘。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出现股灾时，在两周之内就有650家公司股份回购计划，以抑制本公司股价的进一步下跌。[14]

但该理论也受到很多质疑：

第一，根据发展已久的有效率市场理论（the efficient market theory ），在一个有效率的资产市场中，证券价格终会充分反映所有已知的相关信息，市场不会持续不断地长久过度低估一家公司的股价。

第二，公司股价被长久过度低估的标准很难界定，由公司经营者判断也可能失之主观。而且，市场行情低迷或股价被长久低估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如一味以进行股份回购作为对策，而不检讨其中原因，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如果公司经营者认为市场低估公司股价，与其采用股份回购这种间接传递信息方式，不如尽力地向市场提供有关公司的信息，例如公司获利等情形。或者退一步说，假如市场不相信“口头上”的信息，而更相信股份回购之类“行动上”的信号，公司仍可采用提高股利的行动，以增加其股票的吸引力。

第四，公司进行股份回购既可能是为了“稳定股价”，也有可能是为了“操纵市场”。在美国等证券市场发达，法制完善的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对“操纵市场”行为进行制约，故弊害较小。而在多数国家，此类回购非常容易导致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且很难追究。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多数国家，即使在相当大范围内允许股份回购，对此类情形其立法仍十分谨慎。《日本商法》于1994年和1997年两次放宽对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但至今仍未敢将“稳定股价”明文作为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法定理由；《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1条第1款第1项所允许之回购理由-“为避免公司重大而急迫之损害的必要情形”是否包含“稳定股价”，在德国学界亦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只为维持股价或行情之利益，或为防止行情崩跌之必要，尚未符合本款之要件。”[15]而且，前文已论及，对本条款之适用，德国法的要求也很严格；美国原则上允许公司进行股份回购，为稳定股份回购亦不例外，但与之配套，有一套完整的“安全港规则”（safe harbor rule），并通过大量判例构建了判断董事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经营判断准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很难做到。

台湾地区1998年提出的《证券交易法》修正草案，第28条之二第3项允许公司在“非由于本身或财务或业务之因素，但因证券市场发生连续暴跌情事，致股份非正常之下跌，为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要”时，进行股份回购。但此规定受到学界的与实务界的广泛批评。至2000年7月增订生效的《证券交易法》，相关表述已改为“为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要而买回，并办理销除股份者”，始为允许。即要求公司为稳定股价而买回的股份不得库藏而应立即注销，以避免公司炒作自己股份。[16]

我国大陆大区，证券市场仍不发达，配套制度欠缺，即使在目前公司法仍不允许公司为救市而回购情形下，仍有许多公司铤而走险炒作本公司股票，因为这样做收益很大，而被查到的风险很小，即使被查到，处罚的力度可能也不足。如果再允许公司为“稳定股价”而收购本公司股票，则极有可能被滥用。故我们认为，我国在放宽股份回购适用范围时，对此类情形应持谨慎态度，或者仍不允许，或者虽允许，但仿照台湾要求购买后立即注销。并仿照德国对其加以董事的报告义务与财源限制，仿照美国建立追究董事责任的规则体系方可。

注释：

[①] 施天涛、孙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4）。

[②] 冯果：《现代资本制度比较研究》，10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③] 刘俊海：《股东权法律保护概论》，27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④]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 方法·判例·制度》，725页，法律出版社， 2001.

[⑤] 李哲松：《韩国公司法》，404~40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⑥]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 方法·判例·制度》，771-772页，法律出版社，2001.

[⑦] 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85页。

[⑧] 参见《德国股份法》第320b条。

[⑨]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2437条第1款、第2494条适用第2437条的规定。

[⑩] 廖大颖：《库藏股制度与证券交易秩序》，46页，元照出版社，1999。

[11] 管以德：《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透视》，221-222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12] ［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335页，法律出版社，1997。

[13] 黄铭杰：《自己股份买回与公司法》，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1期。

[14] 张训苏、金晓斌、张后奇：《股份回购和库存股制度研究》，《证券法律评论》II，法律出版社，2001。

[15] 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7篇

一、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是指公司通过一定的途径购回已发行在外股份的行为。尽管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能撤回投资是公司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但为调节资本构造、安定股市行情、防卫敌对性企业收购等目的，各国无不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注：参见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就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股份回购对于国有公司股本结构的优化、职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以及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等方面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首先，股份回购是公司国有股退出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在我国相当数量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股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约为62％，参见《国有股减持是机遇》，《人民日报》，2000年9月11日第10版。）由于国有股股本过大、持股比例过高且不能流通，一方面，股东多元化的目标无法实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真正建立；另一方面，证券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质量得不到提高。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大调整，采取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有经济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其他行业，国有经济将有步骤地退出。国有或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就其国有股进行转让或置换，适当降低其比例，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就成为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大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步骤。

国有股退出的途径很多。股份回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注：除股份回购外，国有股退出的途径还有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国有股配售、国有股的协议转让，等等。参见王华莹：《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退出模式比较》，《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动用股份回购一是可以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与社会公众股价格上的双轨制问题。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发行股票时，对国有股股东采取按面值发行，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则采取高溢价发行。这样，如果贸然放开对国有股的流通限制，使其与社会公众股一起并轨流通，对社会公众股股东是不公平的。而通过股份回购则可以针对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在发行价格上的区别，依各自公平、合理的价格予以收买，解决二者的价格差异问题。二是对证券二级市场的冲击较小。制约国有股流通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国有股数额巨大，而证券市场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小。目前市场上的1836亿国有股，按每股净资产值计算，其总价值为4602.57亿元。即使只将其中的一半按每股净资产值配售出去，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也无法承受。而股份回购一方面可减少国家股、法人股的数量，提高社会公众股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却不增加二级市场股份的流通量，从而减少国有股退出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

其次，股份回购便于职工持股制度的运用。职工加入公司成为股东，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而且有助于实现经济民主。（注：参见［美］基恩？布拉德利、艾伦？盖布尔：《职工股份所有制》，李晓苹等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以下。［美］大卫？P？艾勒曼：《民主的公司制》，李大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以下。）正因如此，职工持股制自法国开创以来，一直为欧美各国所青睐。（注：截止到1997年，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已发展到10，000个，约有10％的非农业劳动力加入了该计划。参见［美］大卫？P？艾勒曼：《民主与公司制》，李大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而日本，截止到1992年，在全部上市公司的2123家中有2011家实施了该制度。参见［日］奥岛孝康：《市场经济与职工参考》，白国栋译：《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3期。）我国自实行股份制改革开始企业即有内部职工持股。（注：参见王晋斌、李振仲：《内部职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绩效》，《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尽管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而应予以完善，并积极引导和利用这一制度为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却已是人们的共识。（注：参见李伯桥、林碧艳：《股份公司职工持股制度立法研究》，《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李国海：《职工持股的法律调整》，《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为便于职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必须有买回股份的权利。一方面股份回购可为员工持股充分提供股份来源。我国企业原有的职工持股均依靠新股发行。而新股的发行需经行政审批等严格程序，难以达此目的。股份回购较之新股发行更具圆滑化、弹性化，可以满足职工持股的灵活性要求。另一方面，股份回购可为退职员工的股份提供退出途径或收回渠道。职工持股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员工谋取福利，争取职工向心力，减少劳资对立。一旦职工失去其雇员身份，其持有的股份就可能有返还或收回的必要。对公司而言，有数项理由愿将该股份收回：（1）公司可能不愿将股份保留在现为竞争者所雇佣之人的手中；（2）其可能希望收回该股份，以使公司得再出售于职工之继任者而无须增资；（3）若该股份原系以低于其本来之价值提供给职工，公司得防止其因离职而就该较低之股份获益。（注：费玲玲：《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台大硕士论文》，第138页。）对职工而言，在情事变更下，也很可能希望公司收回股份，返还股金。在股份转让受限制、欠缺交易市场的有限责任公司尤其是如此。我国职工入股后不能退股，只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将其转让。（注：根据国家体改委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持股管理规定》，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从配售之日起，满3年才能在内部职工之间转让。1997年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关于股票发行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内部职工股从发行之日起，期满3年方可上市流通。）允许转让虽可使职工收回投资，但没有考虑公司收回职工股的要求。西方各国公司法为实施职工持股计划，对股份回购多设例外性缓和禁止之规定。（注：参见《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条第31款，《德国股份法》第71条第1款第2项，《法国公司法》第211条之一，《欧洲公司法》第二号指令第19条第3款。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原未设此种例外规定，后因企业要求放宽的呼声不断，日本遂于平和6年（1994）增订商法第210条之三，台湾“经济部”也拟在公司法增列第167条之一，允许公司得为职工持股的目的回购自己股份。参见邱秋芳：《公司为员工持股取得自己股份之法制探讨》，《财经法专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为便于职工持股制度的运作，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在我国有其必要。

第三，股份回购是保护公司少数股东利益的需要。当公司的决定或多数股东的行为有损少数股东的利益时，允许少数股东强制要求公司或多数股东回购其股份，有其他救济权无法实现的独特功效。其一，股份回购解决了股东间“搭便车”的问题。“搭便车”是公司法上股东行为的一个痼疾。在股东许多救济手段中，由于单个股东的努力会使其他股东受益，所以每个股东都不愿耗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行使权利，制止不正当行为，而寄希望于他人出面干预，自己搭个便车。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确认诉权、公司合并无效确认诉权等即属此类。股份回购的受益者只是要求回购的股东自身，其它股东不可能搭便车。这促使少数股东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其二，股份回购在保护公司少数股东利益的同时并不妨碍企业的维持和发展。当公司合并有违公平时，赋予少数股东合并无效确认诉权虽有力地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但也难免有阻碍公司规模扩张之虞；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产生僵局，或少数股东受多数股东压迫、排挤无法与其共处时，简单地通过解散公司不免有损企业维持的经济效益。而股份回购一方面使少数股东依公平合理的价格退出公司，免受不公平损害；另一方面，又无需解散公司或停止公司合并、营业转让等重组方案，有利于公司经营扩张和企业维持。其三，股份强制回购克服了少数股东举证上的困难。在公司合并、营业转让等场合，股东要提起公司无效之诉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而在公司多数股东控制公司内部信息的情况下，这对少数股东显然是不易克服的障碍。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无需举证，只要股东认为公司交易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即可。这使股东利益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保护。正因如此，股份回购作为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各国公司立法的重视。作为少数股东法律救济最重要的规定，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459节指出：“如果公司的事务正在或已经以一种不公正地损害公司成员利益的方式加以执行，或者如果公司成员中的某些人（至少包括他自己）将要遭到公司实际上的或拟进行的行为的不公正的损害的话，公司的成员可以向法庭提讼，要求法庭它认为是适当的命令。”而法庭最经常和最广泛使用的命令就是要求收购异议一方所拥有的股份。（注：SeeHollington.Robin，MinorityShareholders‘Rights，Sweet&MaxwellPress，1994，atP52.）美国修订示范商事公司法（RMBCA）第13.02节规定，在公司合并、公司全部或实质是全部财产的出售、公司股票的交换、会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公司组织章程的修订以及公司章程、工作细则或董事会决议规定的其他情形，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依公平合理的价格收买其股份。作为传统大陆法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在公司法修订时，也借鉴美国的立法，规定在公司营业转让和合并时，反对股东享有股份收买请求权。（注：参见《日本商法》第245条第2、3、4款，第408条第3款；《韩国商法》第374条第1、2款，第522条。）在我国公司实践中，少数股东遭受多数股东侵害的案例屡见不鲜。确认股份回购作为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方式实有必要。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出资无法自由转让，同时，股东又缺乏要求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注：我国《公司法》第190条规定可以解散公司的情形只有三种：（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二）股东会决议解散；（三）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的。），少数股东深受多数股东的压制、排挤却找不到退出的途径。如果允许少数股东强制要求多数股东收买其股份，则既可维持企业的存在，又使少数股东得以收回其投资退出公司，可谓两全其美。

二、我国股份回购面临的法律问题

股份回购虽益处颇多，但也面临诸多法律问题。

（一）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因而公司的资产就成为承担债务的全部担保。如果公司以资本或资本公积金作为财源有偿回购自己的股份，其结果无异于返还出资或违法分配，必然导致公司资本的减少，危害债权人的利益。虽然从理论上说，回购的股份如果不注销，公司可以将其再出售，收回先前支付的回购价款以充实公司资本。但公司是否愿意或是否能够在未来再出售，并不确定。而且股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再度出售的价格未必与回购的价款相当。（注：柯芳权：《公司法专题研究》，台大法学丛书1987年版，第52页。）如果公司以资本或资本公积金以外的其他财产为财源有偿回购自己股份，这虽不会导致公司资本的“空壳化”，但毕竟会使其资产相应减少，导致公司偿债能力的削弱。而且如果公司大量取得自己股份，为防止股价下滑，往往在短期内不能或不敢出售，公司的流动资金因此固定化，无法发挥灵活调度的功能，这对公司及债权人均属不利。更为严重的是，公司为达目的，通常多在高价位或以高于企业实际价值买入，公司财产已蒙受损失；若逢公司营运欠佳，股市行情下跌，股票不易脱手时，公司将受双重的损失。（注：［日］秋田二郎：《会社法概论》，第175页，转引自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第5页。）

（二）股东平等问题在股份回购中，公司只能取得已发行股份总数的一部分。若公司不按股东的持股比例回购自己股份，而是恣意地从一部分股东或一个股东买取自己股份，则势必导致股东间机会的不平等。（注：刘俊海：《股东权法律保护概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机会的不平等使得部分股东得以获得出资返还，退出公司。剩余股东则可能因公司资金减少而负担较大的经营风险。尤其在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危机时，如果不按比例回购股份，则等于将被回购股份承担的公司风险转嫁于其他股东。

股份回购的不平等也可能表现在价格的不公正上。当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高于实际价值时，未被回购股东的股价就相应地被稀释；相反，当回购的价格低于真实价值时，则剩余股份的价值就相应被提高。无论哪种情形，都是不平等的。股份回购的不平等还可能表现在股东表决控制权的变化上。（注：费玲玲：《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台大硕士论文》，第154～155页。）由于股份回购将减少已发行股份的总数，因而公司内的表决控制权会随之而改变。若回购的股份仍有表决权，控制权将直接受到影响。即使回购的股份在公司持股期间并无表决权，但由于不计入股份总额，控制公司所需表决权较之在股份回购前也会相应降低。这样，公司股东即可通过股份回购提高自己表决权的控制力。当公司大股东面临反对股东威胁时，亦可以公司的资金买取反对派的持股，巩固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如此，公司大股东不必出巨额资金，即可坐享其表决权之利，有违股东平等原则。（注：前引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第394页。）

当前，我国股份回购多是定向回购国有法人股。如云天化、申能股份案均是。而国有法人股，如前所述，在认股时与社会公众股又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因此，如何公平合理地确定回购价格，保证国有法人股与社会公众股风险负担和利益分配的平等更应为我们所关注的。

（三）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问题股份回购将引起证券市场行情的涨落，若不予以限制，则难免为不法者所利用，并以此操纵市场，扰乱秩序，影响一般投资大众的正确判断。此外，公司内部人士还可能利用股份回购的内部信息，谋取非法利益。在我国证券市场，不少股价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市场存在一定的过度投机现象。容许股份回购极有可能加重股市的投机性。而且，在我国已经发生的几起股票回购中，信息披露不充分、内幕交易的情况相当严重。许多公司的股价在回购信息公告前便早有反映。如何确保股份回购的公开、公平、公正也是我国立法应正视的问题。三、我国股份回购立法的完善

对于股份回购，我国除《公司法》第149条、国务院证券委1997年底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4、25条有所反映外，别无其它规定。（注：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与《公司法》第149条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对股份回购方式的规定。）从现行规定来看，我国股份回购方法一方面比较简单粗略。除对股份回购的事由、回购方式作了限制外，对回购的资金来源、价格、比例、程序、以及违法回购的法律效果等均未涉及。另一方面，对股份回购合法事由的限制过于严格。除为减少资本而注销股份和公司合并以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为适应我国股份的回购的现实需要并解决股份回购面临的法律问题。我国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股份回购立法。

（一）增加股份回购的合法理由如果说只允许公司因减资和公司合并而回购自己股份的规定与我国当时公司制度刚刚起步、证券市场和交易不成熟的国情还相适应的话，那么，在经济生活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公司、证券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今天，这样的规定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从各国现行立法的比较来看，西方各国容许股份回购的合法事由都较我国为宽。而且，缓和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禁止规定，增加合法回购的事由也是当前国际发展的趋势。（注：参见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第375～416页。）为顺应世界潮流，满足本国实际需要，有必要扩大容许股份回购的幅度。当然，在放宽回购合法事由的同时，必须从各个方面完善对公司债权人、股东利益以及证券交易市场的保护措施，否则将会适得其反。

对股份回购合法事由的规定有两种方式：一是一般概括式。如德国股份法第71条第1款第（1）项所述“为避免公司之重大而立即的损害所必要者”以及美国判例法确定的，股份回购必须基于“合法正当的商业目的”，且须“善意”为之的原则即属此类。二是限定列举式。如瑞士、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一般概括式虽有助于弥补限定列举式的不足，但因其含义较为抽象，尚需解释，易滋生滥用危险。限定列举式虽难以穷尽，欠缺应急性和灵活性，但条文明确、具体，便于理解和把握。（注：冯果：《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在我国司法解释尚不规范、自由裁量权易受滥用的现实国情下，限定列举式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当前，容许公司回购股份的例外规定主要应增加前述为国有股退出、为提供职工持股以及因收买请求权之行使等事项。对于一些国家和学者所主张的为调节市场行情和防卫敌意收购而回购股份等事由不宜予以认可。股市的维持振兴虽有必要，但若允许为此而回购股份，将有害股价的公正形成，损害股份市场机能。我国股市投机成分已重，一旦放宽此限度，更为经营者操纵行情、进行内幕交易创造便利。就为防卫敌意收购事由而言，回购股份虽有利于企业现行政策的维持，然而此是否经常符合股东的利益极为令人怀疑。（注：SeeRobertClark，CorporateLaw，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atP628.）公司经营权争夺之际，董事或控制股东为纷争利害关系人，难保其不为巩固自己地位，运用公司资金收买公司股份。而且公司为防卫企业回购股份，一般均可能导致股份急剧上升。公司以远超过真实价值的暴涨股价回购股份，即使防卫成功，也往往因随后股价回跌而致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蒙受损失。（注：前引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第446页。）因此，上述两种事由不增列为佳。

（二）限定股份回购的财源与数量股份回购的财源不仅直接关系到公司债权的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不同类别股东的利益分配。例如以资本或资本剩余金买回自己股份则有损优先股股东利益。“因为资本剩余金包括发行优先股所得之资金。由于其并非名义资本（statedCapital）之一部分，若容许消耗而作为买回公司普通股的资金来源，优先股股东实际上被迫负担部分普通股表决权股之风险，这是违反优先股较普通股负担较少风险的原则。”（注：Dodd，PurchaseandRedemptionbyaCorporationofItsOwnShares：TheSubstantiveLaw，89U.ofPen.L.Rew.697，707.）因此，各国对股份回购的财源多有限制。尽管限制的程度因国家、回购事由不同而有差异，但总体来说，除因减资及合并而回购股份外，取得财源限于可分配盈余者居多。（注：美国1984年修订后的示范公司法，将股份回购视为盈余分配方法之一。因此，条文虽未明定财源限制，实际上将其限定在可分配盈余范围之内。《德国股份法》规定，为避免公司之重大而立即的损害、为提供职工持股以及为对反对股东补偿而回购股份时，不得使用资本及不能分配于股东的法定章程上的准备金。（第71条第2款第2项）。《法国商事公司法》规定，为提供职工持股和为调整市场行情，经股东会议回购自己股份时，不得使公司的“实际资本”减少到低于加上不可分配的储备金的资本总额的数额。除法定的储备金外，公司应拥有一笔至少等于该公司持有的所有股份决价值的款额的准备金（第217条之3第2、3款）。欧共体关于公司法的第2号指令也将购买自己股份的资金来源限定为可分配利润（第19条第12项）。）以可分配盈余为取得财源既符合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也有助于防止不同类股东之间的不平等。至于因减资或合并而回购股份，虽不限于可分配盈余为取得财源，但由于无论减资还是合并都要经股东会特别决议并履行保护债权人程序，因此对股东、债权人利益也有保障。我国公司立法在增加股份回购事由的同时，对不需经股东会特别决议及不需履行保护债权人程序的股份回购，应限于可分配盈余取得。

然而，仅限定以可分配盈余作为回购财源，持有大量可分配盈余的公司仍可大批回购自己股份。这仍难达公司资本维持、资产结构健全的目的。因此，德、法等国在规定回购财源的同时，也限制回购的比例。（注：《德国股份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除无偿取得、减资、继受取得以及信托代购取得自己股份外，为其他目的而购进股份（包括业已取得、现仍持有部分）的票面额总计不得超过基本资本的10％。《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17—3项规定：公司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自身股份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欧共体关于公司法的第2号指令第20条第1款C项规定，基于股东会决议同意，为避免公司重大而立即的损害以及为提供职工持股等事由而取得自己股份，其取得后所保有自己股份的票面额总计不得超过认募资本额的十分之一。）在我国，对股份回购，尤其是为提供职工持股而回购股份施加比例限制也有必要。限制的比例，参照各国规定，以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0％为宜。

（三）确定合理的回购价格确定合理的回购价格既可实现股东平等、资本维持之目的，也可防止市场操纵之行为。由于我国国有股和社会公众股的发行价格实行双轨制。因此二者的回购价格也应该区别对待。

对国有股来说，股份回购价格的基准应是每股净产值。云天化此次协议回购就是以该公司1998年末每股净资产2.01元作为回购价格。净资产值是国有股东应享有的股东权益，以此为回购价格依据既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不会损害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国有资产管理局1997年第32号文明确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不能低于其净资产值。这一规定的精神也应为国家、法人股回购所遵循。

对社会公众股来说，当通过证券市场回购股份时，回购价格可由市场来决定。但在市场外回购股份时，由谁确定及如何确定其买受价格始为合理存有争议。（注：费玲玲：《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台大硕士论文》，第243～245页。）根据经济学的分析，股份回购较为合理的定价公式为：P＝NPo（N－n）。（注：陈峥嵘：《股份回购的运作空间和实施对策》，《经济导刊》1999年第5期。）其中P表示回购价格，N表示回购前股份数量，n表示回购数量，Po表示回购前市价。我国股份回购定价可参照此公式。

（四）健全回购的程序股份回购的程序包括回购的决定程序和债权人保护程序两方面。对于股份回购的决定程序，各国规定不一。欧共体、意大利、卢森堡等国由股东会决定或批准；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等国由董事会决定。两种立法体制，各有优劣。（注：费玲玲：《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台大硕士论文》，第246～248页。）但就我国立法而言，考虑到前后条文的一致，应采股东会决议程序为妥。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无论公司减资还是公司合并都应经股东大会批准。（第103条第8项、10项）。除减资、合并外，股份回购的财源如前所述应限定为可分配盈余，而盈余分配依我国公司也应经股东大会决议（第103条第7项）。若股份回购由董事会决定，则难免为董事会所利用而成为规避盈余分配的脱法行为。

就债权人保护程序而言，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和合并应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第184、186条），不可通过股份回购而规避此规定。除减资和合并外，为其它目的回购股份系以可分配盈余为财源，并不违背资本维持原则，无须履行债权人保护程序。

（五）规范回购的方式与信息的披露《公司法》并未对回购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国务院证券委1997年底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的回购方式有三种：一是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回购要约；二是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三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前两种方式是通过证券市场买卖，有利于保证价格的公正、股东机会的平等。我国除流通股无法通过证券市场回购股份外，社会公众股的回购应遵循前两种方式。同时，为防止股市操纵、内幕交易，有必要借鉴美国证券法，设“安全港”规则（SafeHarborRule），以资防范。

规范信息披露也是防止股市操纵和内幕交易的重要一环。公司在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股份的决议后应公布其内容。在决议内容公布之前，知悉该事实的公司关系人不得买卖该公司股份。为防止股份上扬，给公司回购股份造成困难，各国一般不要求公司在回购股份前公布具体的回购日、回购数量、回购方式。但在回购成功之后，董事会应对现在保有的自己股份的数目、票面额、占股份总数的比例、取得时期、取得价格等作详细说明。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8篇

浦发行信用卡正式发行

6月9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正式在北京、天津、大连、南京、宁波和苏州6地同时发行。这是此卡继2004年2月在上海首发和广州、深圳、杭州继发之后又一次重大战略部署。至此，该卡已在中国信用卡市场上完成了一个三级跳，意味着浦发信用卡开始了在国内市场加速前行。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妥善处理中国持卡人信用卡信息泄漏问题

针对美国信用卡资料外泄波及中国持卡人事件，央行支付结算司负责人表示，已要求相关万事达、Visa等信用卡组织妥善处理该问题，同时要求国内发卡机构、银行卡清算组织以及提供银行卡数据处理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切实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银行卡持卡人的信息安全。

保　险

第3届

友邦北分举办高峰竞赛颁奖典礼

6月13日，友邦北京分公司在嘉里中心酒店二层大宴会厅举办了第三届高峰竞赛颁奖典礼暨荣誉晚宴。共有269名业务同仁分别荣获三连奖、PA个人组十大巨星、个人组十大巨星、主任组十大巨星、襄理组十大巨星、区经理组十大巨星等奖项，获奖人数超过了以往历届高峰竞赛。颁奖典礼还邀请到了原中国国家体操运动员桑兰作为演讲嘉宾。

16家机构

首家汽车保险公司圈定渠道商

全国第一家专业汽车保险公司――天平保险日前举行了分销商签约仪式，上海环亚保险经纪、上海东大保险经纪等5家经纪公司和11家保险公司被天平保险列为第一批分销商。这16家机构是从上海100多家保险经纪、保险公司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首　次

短期缴费保险现身哈市

日前，针对中高收人人群中的收入不稳定人群及目前个人理财不合理的状况，哈尔滨推出了首个短期缴费理财保险，在减轻保险客户缴费压力的同时，还将由理财专家负责客户资金的保值增值。以前的保险产品从缴费期限上看，长期的一般为10年、15年、20年、30年缴，除此之外就是一次性缴费。对收入不稳定人群来说，长期缴费时间过长，一旦工作发生变动导致收入下降，就会对缴费造成困难，导致无法续保，而一次缴费又给生活带来压力。业内人士表示，该保险产品的确弥补了缴费方式的某些缺陷，但是否能通过专家理财获得投资回报还要理性分析。

7　月

北京邮政保险局开卖车险

北京市民从7月份开始，可以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邮局直接购买车险。北京邮政险局提供两家财产险公司的车险产品供消费者选择，目前正处在招标过程中，具体公司尚未确定。除了北京450多家邮局渠道，北京邮政保险局还在考虑充分利用北京的2000多个报刊亭以及投递员渠道。

基　金

2亿元

首家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获批

中国证监会消息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正式获准设立，这是首家由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境内外机构发起设立的基金管理机构。工银瑞信注册资本为2亿元，其中，工行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5％，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出资占25％，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出资占20％。

首　次

中国基金公司获国际一流评级

6月9日，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了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惠誉评级的资产管理评级结果，海富通的资产管理业务获得“AM2(中国)”的资产管理人本土评级。据了解，惠誉为投资者提供的资产管理人评估报告兼具独立性和专业性，评级共分5个等级，按“AMl”到“AM5”由高到低的级别排序。海富通公司所获得的AM2意味着其在公司治理、独立性和控制、客户沟通、投资、风险管理等5个方面已经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准，与国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如德意志资产管理、汇丰资产管理(欧洲)等处于同一级别。此次评级也是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资产管理人的首次正式评级。

最大规模合资基金公司诞生

日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宣布经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和商务部批准，德意志资产管理受让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生效，嘉实公司正式成为中外合资基金公司。

合资后嘉实基金各股东出资及其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48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48％；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2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32.5％；德意志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19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9.5％。

股 票

中证・亚商上市公司50强揭晓

第七届“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力．上市公司50强”近日揭晓，万科A等50家公司从沪深两市1476家上市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2004年“中证・亚商50强”上市公司。连续7届的评选折射出一个现状：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连续7年人围前10名，连续6年位列前10名的仅有中兴通讯1家，连续4年位列前10名的也只有4家公司，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波动幅度较大，难以形成投资者对绩优股的信赖和预期。

2项

资本市场减免税措施实施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6月13日出台并实施了两项减免税措施。具体规定为：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人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的股东所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上市公司回购流通股正式启动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稳定证券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证监会6月16日正式实施《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对于正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公司来说，回购可以作为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以形成市场对公司股价的合理预期，维护投资者的信心，保证试点工作平稳有序地进行。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国资委6月17日《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要根据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原则，确定股权分置改革后在上市公司中的最低持股比例，并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并披露。《意见》明确了最低持股比例的原则要求，目的是要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息：国有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虽然获得了流通权，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股份都会马上上市出售，其中为保证控股地位所必需的股份应继续持有。

债　券

05年(六期)国债上市交易

上证所消息，2005年记账式(六期)国债于6月22日起在该所上市交易，交易方式为现券和买断式回购。其中现券交易的证券简称为“05国债(6)”，证券代码为“010506”。买断式回购可同时在上证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进行，其7天品种证券简称为“0506R007”，证券代码为“203022”，履约金比率为1.5％；28天品种证券简称为“0506R028”，证券代码为“203023”，履约金比率为3％；91天品种证券简称为“0506R091”，证券代码为“203024”，履约金比率为5％。

300亿元

财政部发行一年期国债

6月13日，财政部招标发行300亿元的一年期跨市场国债。该期国债将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采用美国式招标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全场加权平均中标价格为发行价格，各中标机构按各自中标价格承销。其中竞争性招标额247亿元，基本承销额53亿元。该期国债的缴款日为6月15日，6月22日起上市交易。

汽　车

国产奥迪A4提前换代

6月16日，一汽一大众销售公司高层透露，新款的奥迪A4很快实现国产，目前市场销售的奥迪A4将和老奥迪A6―样逐步停产。

不“清洁”汽油下月禁售

7月1日起，我国强制执行新的汽油质量标准，加油站所供汽油的含硫量从原来的800PPM降为500PPM，使汽车排放指标达到欧Ⅱ标准。所有含硫量超过500PPM的汽油不准零售，其中包括90号汽油。目前，中石化已对旗下部分未达标的90号汽油进行加工调整，添加汽汕清洁添加剂以降低硫的含量。

桂林启动汽车尾气排放欧川标准

桂林市决定从7月份开始启动汽车尾气排放欧Ⅲ标准。欧洲Ⅲ号标准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环保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实行该标准后，机动车一氧化碳排放量将在原有基础上减少30％，碳氧和氮氧化合物分别减少40％。

房　产

140平方米北京大户型二手房契税9月上调

北京市地税局、市财政局、市建委联合出台通知，对在6月1日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面积超过140平方米二手房的个人(含外籍及港澳台籍个人)缴税期限为8月31日。8月31日后办理契税申报手续的，将按新税率(3％)缴纳购房契税。

20％个人出售二手房征个人所得税

近日，北京地区已经开始对个人出售二手房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新征收细则没有出台，此次征税的根据依然是2003年北京地税的《关于个人出售住房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该通知规定，个人房屋转让过程中的所得应该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同时，南京市也开始征收此税种。

北京公示楼盘退房情况

从6月15日起，北京市建委对预售项目的退房、退订情况(认购书签订后7日内末正式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将被视为退订行为)在网上公示，专门列出楼盘的退订情况包括房号，每天更新结果。如果某个楼盘退订率很高，建委相关部门会进行调查，消费者也可以慎重选择。

北京建立房价披露制度

北京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的重要环节――房地产价格信息披露制度已正式建立，并于7月首次正式向社会公布北京房地产交易价格信息。披露的信息包括住宅、办公和商业用房的预售交易市场价格、现房市场价格，以及各行政区域和典型区域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再上市买卖指导价格、二手商品住房买卖指导价格等。届时这些信息通过《北京市新建商品房交易市场价格手册》、《北京市存量住房交易市场价格手册》、北京建设网(WWW．bjjs．gov．CD_)和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WWW．bjfdc．gov．cn)向社会公布。

其 它

天恩理财师俱乐部举办首次活动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9篇

出售全部资产的法律定性

98年st公司交易机制确定后，中国证监会98年28号文允许st公司及纺织类企业进行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试点，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第一次使市场投资者面临一个如何面对全新公司的问题，其操作亦涉及到大量公司法和证券法问题。

从公司法看，公司法没有规定一家公司出售其全部资产的行为定性问题，对于一个出卖了其全部资产、变换了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的公司是否为一家新公司，该公司与资产置换前公司的关系，公司法没有明确的规定，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到底是重新上市还是政策行为，其经济意义和法律性质如何确定，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分析监管机构发出的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有关规定，我们理解，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实际上提出了公司重新上市的概念，证券法仅在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做出了部分相应规定，公司法没有关于公司重新上市的规定，但从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来看，该问题实际上涉及公司法和证券法两方面的行为。

从证券法看，资产置换涉及公司的重大变更，涉及公司重新上市的标准，涉及重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如实陈述规则等。从公司法看，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上市标准部分和证券立法发生重合，如股票条例，但对如重新上市问题，公司法和证券法均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和证券法在重新上市问题上的含糊性使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上市概念定义出现了立法飞地，立法对资产置换直接涉及新资产的上市原则，该资产是否受公司上市资产需有连续三年业绩、连续的成长性、同一管理层要求等均没有具体规定。

无论从证券法还是公司法出发，在考虑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资产置换在本质上属于公司的交易，立法既要保证公司交易自由及交易安全，同时也要对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提出特别要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家公司多大程度上进行资产置换属于交易自由，多大程度属于变相上市，多长时间内的连续交易应当合计其资产交易总额，这些对核准上市的标准具有现实和立法意义，也是证券法和公司法需要协调的问题。

出售全部资产涉及其关键的股东权益保护问题，资产置换处置了股东的全部资产，控股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是否在公司法层面具有法定诚信义务，该义务能否成为股东诉讼的诉因，反对出售全部资产的中小股东利益如何保护等，这些对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提出了迫切的改进要求，立法者的进一步举动倍受市场关注。

相互持股是否需做进一步的限制

资产重组的大量涌现对公司股权架构的设计提出了实际要求，投资银行专业人士在模糊狭窄的公司法空间进行了巧妙的勾勒。在各种资产重组中，股权的变换成为主要的公司结构调整工具，换股及相互持股的设计思路不断被设计提及，前者目前尚很少实践，但相互持股的架构已大量出现在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中。从法理上看，相互持股实际上导致的后果是公司注册资本的重叠，也就是公司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弱化，能否相互持股、相互持股是否合法，以及相互持股涉及的投票表决权、关联关系，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

1998年山东新潮实业吸收合并山东新牟股份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披露的上市公司与挂牌公司相互持股案例，经合并后，双方相互持股部分核销。

相互持股不仅仅是同一产权线上同等企业之间的互相持有对方股份，链条较为复杂的相互持股亦涉及产权上存有关联关系的控股、参股企业之间及其子企业或孙企业之间的互相持有股份。实践中，也存在上市公司持有子公司控股权或参股权，然后再以控股子公司上市的分拆上市认定问题。

公司、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在公司法颁布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994年，中国的企业结构也较为简单，但1998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大量涌现后，相互持股越来越多地被用为资产组合的手段，我们认为，全面禁止相互持股完全否定了公司的投资权力，从公司法看无法解释，但完全不对相互持股进行限制也不符合解决中国目前大量存在的虚假出资、资本不实等问题的需要，因为相互持股所复合的公司股权关系，以及其所导致的注册资产重叠、偿债能力弱化等后果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文化及经济改革背景下是具有一定危害可能的。现阶段，为了合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立法应对公司、企业间相互持股的比例等给予必要的限制，对子公司拥有母公司股票时的投票表决权做出具体规定，这一点有利于划清公司资产数额，保护投资者权益，有利于市场对对象进行准确判断。

促进合并还是积极的债权人保护主义

1999年起，上市公司吸收合并非上市公司均通过了3个月的法定债权提示期，如已通过合并程度的清华同方、新潮实业等，对三个月的债权提示期的起算点中介机构及专业人士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即三个月债权提示的起算点应是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还是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公司法本身并未明确这一技术细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涉及这一领域，直至目前该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上述债权提示性公告的另一个值得争论的地方是，公司合并是否一定需要债权提示性公告，其公告是否一定需要90天。

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做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公司法关于“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的规定实际上限定债权人对公司合并具有决定性作用，限定公司合并必须获得债权人的同意。从上市公司吸收合并挂牌的非上市公司过程来看，无论是吸收方债权人的利益还是被吸收方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公司立即清偿债务，如清华同方为吸收合并鲁颖电子在法律上就必须对其债务进行再次安排。前述债务安排的经济浪费是明显的，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要求清华同方为合并事项向债权人提供提前兑现债权的安排是对公司整体发展的一次损害，因合并使公司债务关系的安排实际上损害了合并公司的利益，合并作为法定的偿债理由加大了合并方的合并风险，减少了其商业运作的空间。

从促进或鼓励合并的立法思想来看，积极的保护债权人主义对合并是一较大的法律障碍。从保护债权人的法律原理看，合并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产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金、实际资产以及债务主体均没有减少或灭失的可能，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合并导致实质损害。

从反对的观点看，部分人认为合并导致的主体变更实际上忽略了债务关系形成时基于信任和商业判断原则选定合同伙伴的法律事实，即债权人对变更后的主体存在主张变更的权利。我们认为，即使债权人的信任合同关系应予以保护，但其对合并具有否定表决的作用亦扩大了其权利保护的法律空间，我们建议，公司法关于债权人意见作为公司合并的必经程序值得探讨，债权人同意作为公司合并的必要条件过于扩大债权保护的空间，建议公司法或证券法可以将合并主体对债务的安排作为合并的必要条件，但债权人的同意可以不作为必要条件。

该问题同样适用中国证监会目前正在草拟的《收购兼并细则》，从纯粹的股权收购来看，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或合并）如无法摆脱关于债权提示性公告的立法约束，实际操作中将很难在技术上解除法律障碍。因为，任何一家收购公司都难以在发出旨在目标公司退市的要约的同时要负担债权人否定意见将导致要约无效的法律后果。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也是我国股票条例、证券法与公司法并不衔接的问题所在。

回购中应保护债权人利益

与上述关于合并中债权人保护相反的问题是公司股份回购，按照公司法，回购的主要发生情形是公司减资或公司合并，虽然从申能和云天化的信息披露看不出上述法定原因的披露，但两公司回购调整股本结构的提法实际上继续了我国对公司按照公司法规范的调整思路。

从债权保护角度，回购减少了公司的法定资本，在法律原理上造成了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弱化，所以在法律上要求公司回购应当获得债权人的同意，债权人的同意应作为回购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与前述关于公司合并债权保护的观点恰恰相反。

实质控制转移与董事、管理层诚信勤勉尽责义务

大部分资产重组均涉及到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涉及到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与各当事方的责任。

从公司控制权的转移看，公司控制权转移是一个证券立法上的概念，其证券法上的要求是指公司及实质控制人在上述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负有报告和披露的义务，在超过公司股份总额30%比例时，收购人负有发起全面要约的义务。

公司控制权转移一是涉及到权益持有、间接控股、实际控制、一致行动等我国立法目前尚没有引入的境外证券法概念。虽然这些概念具有可拿来性，但是，由于我国在产权体制及身份确认上存在重大的欠缺，能否引入上述概念，并进一步将上述行为合法化存在较大分歧。二是涉及到公司管理权的移交，董事在收购期间的诚信义务以及公司接管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

虽然公司控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立法规定，但公司控制的实践已大量存在，且其危害性也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我国证券市场大量存在各种形式复杂的间接持股、权益持有以及董事违反诚信义务拒绝交出管理权或者擅自阻挠收购等现象，由于没有法定的披露义务，上述幕后者往往不在市场监管者的监管范围，其信息是非公开的，中小投资者因此也无法了解公司幕后的隐蔽行动。

公司控制权转移是证券监管中实质控制转移实质要求的体现，目前这一要求并没有形成规则，公司重组中董事的权利及义务以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所有这一切尚未形成必要的法律。琼民源事件加强了市场对董事义务的关注，中国证监会对此进行了补充规定，但是，这一关系公司董事义务的实质问题在公司法层面尚未给予规定。

公司分立-股份公司如何划分

公司法对股份公司的分立并没有单设专章，1998年前分立的市场需求并不多，1998年b股上市公司实际失去配股资格后，上市公司开始了有限的探讨，其形式主要为：

一是简单地将资产一分为二，类别不同的股东各持一份资产。该方案理论上可行，但事实上无法满足。因为理论上股份公司的股东按份持有公司资产，股东对公司任何一份资产均享有比例所有权，所以简单划分资产和股份实际导致无法操作，容易引起股东诉讼。

分立的第二种方式可以归结为资产回购股份，即将部分资产以分立的形式剥离，然后以该部分资产注册成立公司，我们理解，这种形式实际上类似于资产回购股份，其能否可行，需要与中国证监会关于回购的政策相符合。

第三种分立方式是，新设一家为合并目的公司作为被分出方，该实体继而向拟分立公司的全体股东按其拟剥离资产的数额发行股票，该种方式需要公司法在分立及公司设立等方面加以进一步规定。

跨地区收购-有限责任公司与对外投资净资产数额比例限制

98年公司收购合并开始超越了行政区划，1998年以来各种买壳行为为公司异地收购开创了先例，这里，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跨地区收购在经济上有利于打破地域割裂，实现规模经济，其好处无可非议，但是，跨地区收购与公司法尚未完全协调，主要是：

一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均要求收购方保持被收购方的注册地址、税务登记地址不变，同时被收购公司继续保留独立的法人地位。其目的应是，地方政府继续保有公司地税上的收益以及各种费用征收的管理权。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第10篇

出售全部资产的法律定性

98年st公司交易机制确定后，中国证监会98年28号文允许st公司及纺织类企业进行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试点，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第一次使市场投资者面临一个如何面对全新公司的问题，其操作亦涉及到大量公司法和证券法问题。

从公司法看，公司法没有规定一家公司出售其全部资产的行为定性问题，对于一个出卖了其全部资产、变换了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的公司是否为一家新公司，该公司与资产置换前公司的关系，公司法没有明确的规定，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到底是重新上市还是政策行为，其经济意义和法律性质如何确定，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分析监管机构发出的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有关规定，我们理解，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实际上提出了公司重新上市的概念，证券法仅在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做出了部分相应规定，公司法没有关于公司重新上市的规定，但从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来看，该问题实际上涉及公司法和证券法两方面的行为。

从证券法看，资产置换涉及公司的重大变更，涉及公司重新上市的标准，涉及重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如实陈述规则等。从公司法看，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上市标准部分和证券立法发生重合，如股票条例，但对如重新上市问题，公司法和证券法均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和证券法在重新上市问题上的含糊性使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上市概念定义出现了立法飞地，立法对资产置换直接涉及新资产的上市原则，该资产是否受公司上市资产需有连续三年业绩、连续的成长性、同一管理层要求等均没有具体规定。

无论从证券法还是公司法出发，在考虑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资产置换在本质上属于公司的交易，立法既要保证公司交易自由及交易安全，同时也要对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提出特别要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家公司多大程度上进行资产置换属于交易自由，多大程度属于变相上市，多长时间内的连续交易应当合计其资产交易总额，这些对核准上市的标准具有现实和立法意义，也是证券法和公司法需要协调的问题。

出售全部资产涉及其关键的股东权益保护问题，资产置换处置了股东的全部资产，控股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是否在公司法层面具有法定诚信义务，该义务能否成为股东诉讼的诉因，反对出售全部资产的中小股东利益如何保护等，这些对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提出了迫切的改进要求，立法者的进一步举动倍受市场关注。

相互持股是否需做进一步的限制

资产重组的大量涌现对公司股权架构的设计提出了实际要求，投资银行专业人士在模糊狭窄的公司法空间进行了巧妙的勾勒。在各种资产重组中，股权的变换成为主要的公司结构调整工具，换股及相互持股的设计思路不断被设计提及，前者目前尚很少实践，但相互持股的架构已大量出现在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中。从法理上看，相互持股实际上导致的后果是公司注册资本的重叠，也就是公司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弱化，能否相互持股、相互持股是否合法，以及相互持股涉及的投票表决权、关联关系，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

1998年山东新潮实业吸收合并山东新牟股份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披露的上市公司与挂牌公司相互持股案例，经合并后，双方相互持股部分核销。

相互持股不仅仅是同一产权线上同等企业之间的互相持有对方股份，链条较为复杂的相互持股亦涉及产权上存有关联关系的控股、参股企业之间及其子企业或孙企业之间的互相持有股份。实践中，也存在上市公司持有子公司控股权或参股权，然后再以控股子公司上市的分拆上市认定问题。

公司、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在公司法颁布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994年，中国的企业结构也较为简单，但1998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大量涌现后，相互持股越来越多地被用为资产组合的手段，我们认为，全面禁止相互持股完全否定了公司的投资权力，从公司法看无法解释，但完全不对相互持股进行限制也不符合解决中国目前大量存在的虚假出资、资本不实等问题的需要，因为相互持股所复合的公司股权关系，以及其所导致的注册资产重叠、偿债能力弱化等后果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文化及经济改革背景下是具有一定危害可能的。现阶段，为了合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立法应对公司、企业间相互持股的比例等给予必要的限制，对子公司拥有母公司股票时的投票表决权做出具体规定，这一点有利于划清公司资产数额，保护投资者权益，有利于市场对对象进行准确判断。

促进合并还是积极的债权人保护主义

1999年起，上市公司吸收合并非上市公司均通过了3个月的法定债权提示期，如已通过合并程度的清华同方、新潮实业等，对三个月的债权提示期的起算点中介机构及专业人士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即三个月债权提示的起算点应是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还是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公司法本身并未明确这一技术细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涉及这一领域，直至目前该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上述债权提示性公告的另一个值得争论的地方是，公司合并是否一定需要债权提示性公告，其公告是否一定需要90天。

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做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公司法关于“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的规定

实际上限定债权人对公司合并具有决定性作用，限定公司合并必须获得债权人的同意。从上市公司吸收合并挂牌的非上市公司过程来看，无论是吸收方债权人的利益还是被吸收方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公司立即清偿债务，如清华同方为吸收合并鲁颖电子在法律上就必须对其债务进行再次安排。前述债务安排的经济浪费是明显的，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要求清华同方为合并事项向债权人提供提前兑现债权的安排是对公司整体发展的一次损害，因合并使公司债务关系的安排实际上损害了合并公司的利益，合并作为法定的偿债理由加大了合并方的合并风险，减少了其商业运作的空间。

从促进或鼓励合并的立法思想来看，积极的保护债权人主义对合并是一较大的法律障碍。从保护债权人的法律原理看，合并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产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金、实际资产以及债务主体均没有减少或灭失的可能，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合并导致实质损害。

从反对的观点看，部分人认为合并导致的主体变更实际上忽略了债务关系形成时基于信任和商业判断原则选定合同伙伴的法律事实，即债权人对变更后的主体存在主张变更的权利。我们认为，即使债权人的信任合同关系应予以保护，但其对合并具有否定表决的作用亦扩大了其权利保护的法律空间，我们建议，公司法关于债权人意见作为公司合并的必经程序值得探讨，债权人同意作为公司合并的必要条件过于扩大债权保护的空间，建议公司法或证券法可以将合并主体对债务的安排作为合并的必要条件，但债权人的同意可以不作为必要条件。

该问题同样适用中国证监会目前正在草拟的《收购兼并细则》，从纯粹的股权收购来看，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或合并）如无法摆脱关于债权提示性公告的立法约束，实际操作中将很难在技术上解除法律障碍。因为，任何一家收购公司都难以在发出旨在目标公司退市的要约的同时要负担债权人否定意见将导致要约无效的法律后果。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也是我国股票条例、证券法与公司法并不衔接的问题所在。

回购中应保护债权人利益

与上述关于合并中债权人保护相反的问题是公司股份回购，按照公司法，回购的主要发生情形是公司减资或公司合并，虽然从申能和云天化的信息披露看不出上述法定原因的披露，但两公司回购调整股本结构的提法实际上继续了我国对公司按照公司法规范的调整思路。

从债权保护角度，回购减少了公司的法定资本，在法律原理上造成了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弱化，所以在法律上要求公司回购应当获得债权人的同意，债权人的同意应作为回购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与前述关于公司合并债权保护的观点恰恰相反。

实质控制转移与董事、管理层诚信勤勉尽责义务

大部分资产重组均涉及到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涉及到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与各当事方的责任。

从公司控制权的转移看，公司控制权转移是一个证券立法上的概念，其证券法上的要求是指公司及实质控制人在上述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负有报告和披露的义务，在超过公司股份总额30%比例时，收购人负有发起全面要约的义务。

公司控制权转移一是涉及到权益持有、间接控股、实际控制、一致行动等我国立法目前尚没有引入的境外证券法概念。虽然这些概念具有可拿来性，但是，由于我国在产权体制及身份确认上存在重大的欠缺，能否引入上述概念，并进一步将上述行为合法化存在较大分歧。二是涉及到公司管理权的移交，董事在收购期间的诚信义务以及公司接管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

虽然公司控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立法规定，但公司控制的实践已大量存在，且其危害性也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我国证券市场大量存在各种形式复杂的间接持股、权益持有以及董事违反诚信义务拒绝交出管理权或者擅自阻挠收购等现象，由于没有法定的披露义务，上述幕后者往往不在市场监管者的监管范围，其信息是非公开的，中小投资者因此也无法了解公司幕后的隐蔽行动。

公司控制权转移是证券监管中实质控制转移实质要求的体现，目前这一要求并没有形成规则，公司重组中董事的权利及义务以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所有这一切尚未形成必要的法律。琼民源事件加强了市场对董事义务的关注，中国证监会对此进行了补充规定，但是，这一关系公司董事义务的实质问题在公司法层面尚未给予规定。

公司分立-股份公司如何划分

公司法对股份公司的分立并没有单设专章，1998年前分立的市场需求并不多，1998年b股上市公司实际失去配股资格后，上市公司开始了有限的探讨，其形式主要为：

一是简单地将资产一分为二，类别不同的股东各持一份资产。该方案理论上可行，但事实上无法满足。因为理论上股份公司的股东按份持有公司资产，股东对公司任何一份资产均享有比例所有权，所以简单划分资产和股份实际导致无法操作，容易引起股东诉讼。

分立的第二种方式可以归结为资产回购股份，即将部分资产以分立的形式剥离，然后以该部分资产注册成立公司，我们理解，这种形式实际上类似于资产回购股份，其能否可行，需要与中国证监会关于回购的政策相符合。

第三种分立方式是，新设一家为合并目的公司作为被分出方，该实体继而向拟分立公司的全体股东按其拟剥离资产的数额发行股票，该种方式需要公司法在分立及公司设立等方面加以进一步规定。

跨地区收购-有限责任公司与对外投资净资产数额比例限制

98年公司收购合并开始超越了行政区划，1998年以来各种买壳行为为公司异地收购开创了先例，这里，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跨地区收购在经济上有利于打破地域割裂，实现规模经济，其好处无可非议，但是，跨地区收购与公司法尚未完全协调，主要是：

一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均要求收购方保持被收购方的注册地址、税务登记地址不变，同时被收购公司继续保留独立的法人地位。其目的应是，地方政府继续保有公司地税上的收益以及各种费用征收的管理权。

二从公司法来说，1993年颁布的公司的立法思想并未预计到今天大量的股权收购。从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及上述地方对被收购方的限制政策的规定看，目前这一规定实际上限制了公司的收购行为，法律上所有有商业兴趣进行收购的企业均需履行变更为控股公司的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