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1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2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经济灾害钟光荣对经济哲学的研究，是从经济现实问题入手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系统地研究了改造传统农业问题。后来，他又扩展到了对资本原始积累，人为经济灾害，农民增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商圈，地方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他始终强调的是：凡是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经济垢病，一定都是人为的经济灾害。并且，都是经济制度缺失和经济权力滥用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任何推向客观的理由，都只能是借口。为了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他在十多年前发表的《经济灾害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某湖区县年年兴修水利，但年年水害有增无减，使得当地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民谣：“县里书记换得多，一个书记开条河；县里书记走得快，个个留下是灾害”。显然，他真实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为经济灾害，在农业方面，就是以类似“灾上加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钟光荣在调查研究中又发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为经济灾害，不仅发生了形式的变化，而且也产生了种类的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是巨额利润驱动下的现代“圈地运动”（如房地产开发等）；二是不计后果地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三是产权制度改革掩盖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四是“经济克格勃”的俏然兴起；五是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六是商业欺诈行为造成的“黑色恐怖”等等。所以，他在《经济灾害论》中，将其上升到一个体制层面，并进行了理论阐明。他在该文的“扼制人为经济灾害的对策”一节中指出：要真正解决人为经济灾害问题，就必须走经济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应当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科学化决策”。他还断言，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坚决加以遏制，势必后患无穷。所以，2002年《新华文摘》第11期摘发该文的重要观点后，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事实确已证明，他的研究和论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党和政府在2006年，正式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这就表明，他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预言，确有先见之明。他还进一步推论，现在，经济发展的全球性人口过度增长，环境过度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分配过度不公，都会导致自然和社会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这些都是最大的人为经济灾害。为此，他向社会发出警告：人类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扼制，必将导致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其结局必然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自我毁灭的命运。

二、启示之二：凡是传统经济理论所引致的问题

归根于认识上，都是价值观念错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何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尖锐呢？钟光荣研究发现：这一切都是源于经济学价值观念的错觉，所引致价值理论的错知，进而导致人们经济实践的错行。因此，他将传统经济学的形形价值理论归纳为“三域五论”：一是生产场域的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二是交换场域的均衡价值论；三是消费场域的效用价值论和稀缺价值论。对此，他的研究确证：这些价值理论，都是人们自利与偏私的自以为是意见。并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狭义的、局部的、环节的、从不同角度自知自识的主观片面事理，而不是自然本体本原的、完备和全面的客观真理。如果硬要说是真理，充其量，也仅仅只能看作一点微不足道的客观真理因素。真正客观全面的价值真理，是自然本体价值论。钟光荣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与探索，发现和确证了这一客观价值事实和规律的创造与存在。对此，他用二百多万字的原创理论著作，对这一价值自然事实和真理，作出了最为充分的论证：

一是价值即效用。但它不是传统价值理论意义上狭义的、仅仅局限于人的消费对象的效用，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广义自然效用。他指出：价值本无而有，是人类交换劳动对象物时产生的幻相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价值不是别的，仅仅只是效用的代名词。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进一步说，效用是形，价值是影，价值与效用如影随形。就是说，既没有无效用的价值，也没有无价值的效用。离开效用，价值荡然无存。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不要价值，但绝对不可以不要效用。

二是价值是自然创造的，存在于自然一切事物之中。就是说，自然创造效用即价值，是从无到有的行为和过程，是从没有到实有的结果和目的，是从原有到现有的运动和存在。人和万物一样，也是被自然创造出来的物质效用，即价值之一种。自然并没有、也不可能赋予万物和人类这种被创造者，可以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功能。所以，人只能发现、认识、开发、改造和利用现成的、从有到有的自然价值，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从来没有过的价值。一切将人类改造价值的行为，说成是创造价值的结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是人们用劳动价值获取劳动对象的价值，是劳动效用即劳动价值作用发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是实体价值；这一过程完成以后，劳动价值就物化在劳动对象价值之中，变成了虚拟价值。况且，人类生活最终所需要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对象价值。这也就是说，是因为劳动对象有价值，才使人们值得为它们劳动。因此，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获取劳动对象价值的动力价值和工具价值；是人和人所需要的对象价值之间的桥梁价值和中介价值，并非别的价值。四是对于劳动价值的分配，必须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法则为第一原则。因为，所有财富与价值都为自然所创造，自然财富与价值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人人同权，人人可用。在所有人的劳动都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由于自然仅仅只是区分劳动能力和努力的差别，这时的劳动获取的劳动对象的价值，应当全得。这种全得，也就是劳动应得；但当生产资料被少数人集中与垄断占有后，这时，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劳动，只能应得，不能全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人人有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是超出人均份额的自然价值。所以，他必须拿出部分超额资源收益价值，返还给丧失生产资料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以确保天赋人权的自然价值平等。五是自然创造的价值即自然资源，其总量是无限的，但可供人类利用的却非常有限。因此，人类面对可利用的有限自然价值，以及面对自已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无限性需求，面临着二重选择：一方面是，人类要确保子孙后代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减少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公正分配，确保自然价值长期利用；另一方面是，人类要满足当下无限贪婪的奢侈需求和欲望，就必然要以加速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资源消耗、分配不公作为代价。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各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理论存在偏颇，所以，钟光荣进一步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原则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总原则以后，就将劳动价值科学的具体原则，交给了商品学和历史学去研究，他自已只着重研究价值的人文精神，即对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深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价值的自然本质，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笼统地作出过“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的论断。他所作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定论，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前者指的是价值的形式，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的自然效用价值的形式，而非价值的内容；后者指的是价值的职能，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交换的自然效用价值的现象，而非价值的本质。这就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是：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改造和开发劳动对象的价值，但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而且，由于劳动对象不能自我表白其价值，所以，劳动对象的价值，只能以人的劳动时间通约，来计算其价值及其价值量。这个事实真相表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自身的价值和劳动对象的价值相结合而构成的。因此，他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生产过程上，人只能跟着自然来做，那就是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①他还说：“劳动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换言之，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②所以，钟光荣认为，后世有的经济学家，将“劳动创造价值”这个主观形而上学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极大误解。现在，我们必须还其事实真相和本来面目，以正价值的自然真理。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真理原意的误解，作出了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而非自然创造的不当判断，并且应用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以，其后果必然导致人们长期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天地；必然引致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把自然不当数，进而疯狂地伤害自然，即无止境地增加人口，无止境地破坏环境，无止境地消耗资源，无止境地分配不公。从而引起自然以灾害的形式，对人类进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和报复；引起社会以犯罪和战争等形式，对同类进行最为残酷的掠夺和伤害。然而，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现在，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却仍然执迷不悟。显然，对价值真理进行正本清源，将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种种传统价值观念，统统归结到自然本体价值论之中，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启示之三：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冲突

在人性本质上，都是经济道德下滑钟光荣研究认为，经济道德是自然的经济法则，即自然经济规律，也即自然经济规则。对于自然的经济法则、规律和规则，人类跟其他自然事物一样，只能服从和遵守，不能悖逆和违反。这就是说，人类要在自然经济道德律令的规制下，克守本分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人类进化出了超越万物的聪明，尤其是优先获得了自然恩赐的智慧，所以，源于自然，高于万物的人类，也就必然要突破自然发出的道德律令，超越万物，非常强势地生存和发展。为了限制人类的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自然给予人类以理性，命其自觉遵守自然的道德律令。然而，人类将事物自我保存的强大者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扩展到了无限化和极端化的程度以后，不仅不能自我抑制，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人类这种悖天逆道的经济行为，正地应验着“上帝要谁死，必先让谁疯狂”的可怕诅咒。现在，社会人口过度增长，自然环境过度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财富分配过度不公的经济事实已经证明，人类恰恰忘记和抛弃的，是自然赋予的经济道德理性。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将大量自然资源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的今天，使得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经济虚荣中，都在努力地追逐着自已永不满足的贪欲和欲望。可是，在获得这种无限享受的同时，也就将自然赋予人的经济道德理性，早已从自已的经济意识形态中驱赶出去了。余下来的，就只有绝对自利与偏私的感性功利主义意识。这种经济道德的严重下滑，在有的地方和有的个人的经济意识中，已经达到谷底，甚至完全丧失。面对这一可怕的严竣情势，钟光荣在他的《经济学本理》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中，苦心孤旨地探寻到了最佳解决办法。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自然实在论的经济理论总模型”。在这一总模型中，他将天、物、人，社会化为政府、富人、穷人三个层级。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复兴人类的自然道德本性，即人的自然道德理性，就必须象天赋事物道德一样，按其伦理和秩序，从政府永恒垂范、富人永远示范开始，然后达至穷人永久效范。

第二，从实践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人口自恰、环境依赖、资源依赖、公正依赖”四个子模型。在这四个子模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人口自恰，就是人口恰合自然的生态，应当保持生态学确证的合理比例；所谓环境依赖，就是人口对环境要素指数的依赖，应当改善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所谓资源依赖，就是人口数量对资源数量的依赖，应当达到可持续代际利用时间的最大当量；所谓公正依赖，就是对社会化的自然财富与价值分配的依赖，应当始终坚持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作为第一原则。钟光荣在研究自然价值运动时，还发现和证明了绝对公正的“自然分配律”。他将这一分配律应用于对劳动获取的自然价值，在社会相对公正分配过程中，效法自然法则的根据，就是他在《财富的价值》下卷提出并建立的：“国家及其政府、企业、家庭三位一体的新福利主义‘价阶分配制度’模式”：即设立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生存与发展帐户”，将个人自谋和政府补贴两项收入，分解为可动收入流量支出和不动收入存量储蓄。然后，再将不动收入存量储蓄分作医疗支出和养老支出。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财富与价值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穷人生老病死没有经济保障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符合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自然和谐目的论的自然真理认识论，特别是效法“自然分配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分配原则，实行起来，也就好比唐僧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只要我们将自然道德律令，转变为社会法律制度，并将这个制度之真“经”，不断地念下去，就会使人类悖逆自然道德理性的、无法无天的经济意识和行为，真正受到自然道德律令的约束。

四、启示之四：凡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经济方式

在共同道路上，都是回归经济理性钟光荣研究发现，自然的理性，是自然的创设、确定和演化的精神形式和精神活动；人类的理性，是自然造化和进化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这种效法自然的理性，西方哲学称之为“逻各斯”。然而，由于自然本身就是经济的，所以，事实上，人类的经济理性，就是经济概念、经济判断和经济推理。因此，自然经济理性，才是自然一切经济事物的总根源与总集成。它产生了自然经济之爱；自然经济之爱，又产生了自然经济的道德。而自然经济道德，又是自然经济理性产生的。所以，自然经济理性不仅以创造万事万物来体现自已的博爱，而且，以事物交互的经济利益来体现其真爱。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3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所谓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建立在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工业—资源再生”的封闭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提出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研究，拓宽了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相联系，90年代的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而非机械工程学规律来指导经济生产，既考虑工程承载能力，又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承载能力之内的是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地发展。

环境保护与经济快速发展共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无数实践显示，循环经济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上，提出：“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就不能持续进行。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却不断增长，如果这两方面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导致生态的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循环经济通过延长生产链条，推动环保产业与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从根本上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缓解经济发展和资源不足的矛盾；循环经济是以保护生态和最有效的利用资源为特征，有利于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结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有利于推动社会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增长，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们每创造1美元利润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产品正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只有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才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经济模式和技术支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安全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正确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原则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模式；第二种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多重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这一点看，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其出发点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实现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农业生产技术模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废物，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因此，循环经济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循环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体现就是生态工业，基本原理是工业生态。1989年，原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副总裁RobertFrosch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工业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工业生产的一门新兴学科，将工业生产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封闭体系，将一个单元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单元的营养物，这样，区域内彼此靠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按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也可以分为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种模式。企业小循环模式是指企业内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废料回收生产技术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全面建立节能、节水、降耗的现代化新型工艺，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区域中循环模式是指以生态工业链或生态产业园区的形式出现，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一家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这种生态链可以扩大到包括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领域。社会大循环模式是指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引和群众的微观生活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减量、再用、循环”（即3R）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再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循环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负荷。换句话说，就是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态系统最优化原则。具体说来，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应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应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费者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实现废弃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量排放。针对产业链的全过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转型，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提升环境容量，实现经济体系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功能的生态化方向转型，力求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加大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良好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全民意识，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能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好的生存空间，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家园。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着重说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使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深刻领会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循环经济知识普及教育。循环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供人们炒作的时髦概念，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全新经济模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许许多多具体内容。动员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方向进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尤其是那些盈利较多并且污染非常严重的经济组织，它们是应用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重点单位，也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矛盾最突出的单位。我们目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研究出能够让企业获利的循环经济应用技术，能够使得企业在追求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取自身利益，否则很难实施。同时将循环经济知识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地安排循环经济的相关内容，使他们获得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在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开展利用循环经济的技术培训和开设循环经济专业，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技术人员和从事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研究队伍。

3.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循环经济的有效保证。我国现有的环境法规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对根本解决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不强。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能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借鉴日本等国经验，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4.建立新的经济核算制度，变传统GDP为绿色GDP。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我国干部政绩的标准。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我们对发展人与自然有了新的理解，中央形成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我们应设计一套直接以社会基本需要为依据并有助于促进对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加以有效利用与保护的绿色GDP经济指标体系。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

5.加强循环经济试点和推广，政府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通过试点树立发展循环经济先进典型，作为许多企业学习榜样。利用现代化科技与绿色技术，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及“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合理组织替代型产业。如积极拓展以节能、增能、多能互补的能源综合开发工程，以资源回收利用为主体的垃圾资源化工程，以无害农产品和绿色、有机食品开发等农副产品加工利用及储存保鲜为主的生态经济工程等，以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高度统一。通过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通过政策调整，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4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

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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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学模.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魏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字库未存字注释：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农民工。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每个学科或学科分支所处的文化位置、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同。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所以，以人为主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新看法。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方面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则是以经济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人的发展是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探寻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途径。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1）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0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是出于某些先知者的头脑，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大工业、机械化迫使人们不断变换工种，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它使人们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去从事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人们从简单繁琐的一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的劳动变得更符合人性的、更有尊严的和不带强制性的自由活动。这一切都表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史过程。

我现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分析的结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下面，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和方法，探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和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从实践方面谈谈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共产主义，但什么是共产主义？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奈斯比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国大趋势》

中说，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定义二是‘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民主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定义是复述了马克思的话，意思是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他说的第二个定义是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面貌，这里是指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对此，马克思有准确的表述，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约·奈斯比特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显然没有显示出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

实际上，共产主义并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定义，马克思在不同的地方，的确对共产主义做过不同的表述，但这并不是共产主义有不同的内容，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主要任务，而强调某个方面。上述作者所说的第一个定义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必须经历的现实途径，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途径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以达到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者正因为不懂得这一点而被确定为空想社会主义。

第二个定义则是根据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趋势所确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面貌，即在这里所有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个人都无差别地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完全消灭了少数人的发展依赖于更多的人丧失自由发展条件来实现的不平等现象。

既然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这也就成为我们工作的长远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人的解放目标不能靠“爱”、“公平正义”来实现，而只能“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这也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意义所在。

下面，我按照马克思指出的“人的解放是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谈谈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问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个人争取个人解放、全面发展的现实的历史活动来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谈：一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显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现实途径。这一途径不是从思想中去找，而是从群众的现实活动中寻找；不是发明什么办法，而是在群众的历史活动中发现具体途径。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践着人的全面发展。

同志的《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特别提出了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把自主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工业的发展，是每个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因此，研究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首先应关注全体工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得到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为我国最后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先是资产阶级成为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他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使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从土地和手工工具中解放出来，成为无产阶级劳动大军。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广大工人个人日益得到相对全面的发展。但是，这一过程也是以遭受极大苦难为代价的。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在我国由于历史环境，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又在此后的组织经济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我国工人阶级已无可怀疑地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工业化和信息化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工人阶级在各国都成为一个人数迅猛增加、比重持续增长、素质迅速提高的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国当然更是如此。也正因如此，我们党高度重视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工人在全面发展方面日益进步。

同志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实践表明，工人阶级如果不牢牢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能，不最大程度地得到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把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广大工人群众的全面发展是最后实现每一个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经途径和现实手段。

工业中高科技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就是一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获得解放的过程。举一个服装行业的例子，服装行业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我国服装制造企业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对工序和工艺进行优化配置，有效地解决熟练技工相对紧缺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提高了服装生产水平。同时，企业对科技进步更加敏感，技术改造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一些服装企业通过计算机系统，实现集成控制服装吊挂流水线。在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各设备和工作也按产品工艺顺序排列，劳动对象在运输线上呈链索式单向流动，最大限度地减少辅助作业及设备间隔时间，实现生产过程的高度连续性。一些无线射频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将优化、革新服装供应链结构，使我国服装产业通过效率、质量、服务手段的比较优势得以提升。如今的服装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融合了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产业，机械化、自动化为主的技术手段作用上升，人工成为辅助因素。这使工人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为了推动每个工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在今天，除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工人更多地解除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掌握全面科学的生产流程。此外，在物质生产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的条件下，应在财富分配上更向一线职工倾斜具有了突出的意义。当前，提出全面推进“体面劳动”

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增加一线职工的工资，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和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收入偏高、增长较快，劳动密集型竞争行业、私营企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增长较慢。这种状况就会使得工人只能陷入日常最低生活的操劳中，无暇从事学习、受教育、钻研技术和教育子女。

这怎么实现全面发展？

改善劳动条件是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企业不能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职工超时加班现象仍然普遍，加班工资标准不落实，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等。必须引导企业增加劳动投入，改善劳动条件。否则就等于剥夺了广大工人发展自己的机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在推动各种社会经济差别的消灭，这是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如此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的活动半径大为提高，能更方便地迁徙，更加顺利地往来于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为消除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

高速铁路的发展，改变的不只是距离，也改变了个人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旅行，拓宽了个人的视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均衡，使西部大开发工作更易展开，逐步消除各地财富、地位，甚至语言上的差别，这当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高铁的发展也推进了城铁化的发展，一些城镇将得到较快发展，这大大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更接近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武广高铁的建成，加速了长沙市的变化。武广高铁全部开通后，长沙将成为铁路枢纽，发展将获得更大的辐射区域。一方面长沙城市规模将迅速扩大，辐射、服务的半径将不断延长；另一方面长沙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将发生变化。随着武广新城的崛起，单中心的城市格局将向多中心格局转变，从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待沪昆高铁修通后，变化将更大。通过高铁这个快速通道，长沙和珠三角、长三角、武汉城市圈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的时空概念发生了变化。产业的承接转移、分工合作有了通畅的渠道，城市的辐射效应也更强了。更重要的是区域统一市场将确立，影响经济要素正常流通的行政区划界限将不断被打破。

当然，在同一个经济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同城效应将更为明显。武广高铁使长沙与株州、益阳、娄底、邵阳、衡阳、永州等城市之间形成了“2小时经济圈”，在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资源优化配置中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首先有利于、加速了人与人之间重大差别的消失，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均等发展和自由发展打下物质基础。武广高铁的贯通，带来的不仅仅是区域发展机遇，对当地群众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进而是思想方式的改变，是人的解放的重要步骤。铁路沿线，特别是车站周围的农民都将很快地转变为市民，农民住进了崭新的居民小区，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转变，文明素质必将得到很大提升。许多新城的居民都开始开展各种培训，进行“新市民”教育。这显然必将大大促进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消失，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也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必然趋势。大城市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当前，全球人口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方式都在推动人口向大的中心城市聚集。上海每小时都在增加30名居民。大城市的发展带来人的居住问题。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城市郊区的简易房屋中，这当然不利于人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的解放。所以，必须解决为所有的人提供有尊严的居住条件问题。这又表明，不受限制的城市扩张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扩张对能源和交通运输资源的需求是合理发展无法承受的。因而又是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我们从人的发展出发，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城市化过程中避免自发发展过程中的弊端，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居民中的不平等方面，以利于人的发展。

我国工业化和大工业的发展使人口逐渐向工业集中地聚集，农民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化是大工业发展的结果。但应看到，这个过程如果自发进行，必然造成许多畸形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化过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贫民窟”现象。如果不加以规划和治理，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避免这种现象出现。例如，有的地区出现了“大学生村落”，10余万蜗居的“蚁族”发出了警报。

当前，人们在谈论我国城市化进程时，局限于纯经济方面，只说这是如何通过发展经济、产业转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怎样去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条件，逐步纳入城市生活，变农民工为市民，这些都是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实际的。但是缺乏的是从这里探索农民个人的解放问题，没有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审视经济发展过程。

这就应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这一发展的必然过程。要赋予全社会的城市生活方式新内涵。

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其基础就是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其内涵就是使农村人口到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获得全面发展，个性日益得到解放。为了使每一个个人都更快地获得这种机会，城市化也必须在全国得到均衡发展。

我国城镇化面临人口众多、资源紧缺（资本缺乏）问题，正确处理城镇发展与农村人口转移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这对人的发展和解放意义重大，就应自觉为解决转移过程中的问题服务，把对务工农民的公共服务搞好。

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是扩大内需，即国内生产与消费的增长不平衡的问题。有的人单纯从经济方面，从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关系角度思考问题是不够的。应首先从我们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国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树立这一长远目标。由此看来，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全民的素质，这是实现最终使每一个个人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个人这一理想目标的重要步骤。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党和国家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

为扩大内需，我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底，按照“快、重、准、实”的要求，有关部门安排了四批3800亿元的扩大内需中央投资，用于六个方面10多万个中央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于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电下乡不应只看到是一种扩大内需和推销的商业行为，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它也是大大推动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电视是20世纪的一大发明，大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电视是人们获得信息、认识世界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媒介穿越时空距离、拓展人类资源和能力的最佳例证。电视是填弥知识鸿沟重要高效的工具，让处于“知识贫困阶层”的人们便捷地获取知识，改变命运，广泛用于教育。广受欢迎的电视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让很多贫困地区的女性减少了生育。电视促进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知识普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电视显著地让社会更文明、更开放、更进步了，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推动着社会进步，这大大有利于人的发展。当然对于它的负面影响，也要尽力杜绝。

（二）一场宏大的实现个人解放的历史活动。

历史的发展不是少数精英设计和执行的，而是广大群众的活动创造的。我们很幸运地直接看到这场震撼世界的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这就是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活动，这是明明白白地争取个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活动。它不是由少数精英提出和组织的，而是广大农民追求个人幸福，改变自己劳动条件的自发活动。这场活动并不是农民为了什么远大理想，而是为了摆脱受苦的环境，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目标。

大工业是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农民转化为工人是他获得解放的必经过程。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亿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和土地，涌向城市，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活动。这场活动实质上是农民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运动。很显然，这场历史活动不是在某些精英设计的美好理想的指引。

他们还根本不知道所谓的伟大理想，但他们在行动上这样做了，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希望摆脱整年从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不人道的劳动条件。艰苦的劳动、贫困的生活、缺乏受教育机会，这一切阻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坚决地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发展之路。

相对来说，城市里的人较早地获得了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条件，特别是富有的人首先具有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正是这些情况吸引了广大农民奔向城市.进城当了农民工，在私人企业里并没有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每天12小时的劳动，加班没有加班费，极低的工资，有时还受到人格侮辱。特别是他们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妻子儿女，终年不得回家团聚，这些同样是不人道的。

人道不人道本身不可能成为选择的标准。但他们知道进城务工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现实途径。进城打工使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新生活方式。他们宁愿忍受这些痛苦，这不是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所能解释的。

关于农民工，不要仅仅把他们看作弱势群体、照顾对象、同情对象，实际上他们在创造历史。我国的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东南沿海珍珠串般的新兴城市的崛起，主要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使我国的面貌大为改观。

据最新的研究，我国农民工大约有2.3亿到2.4亿人，其中“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相比他们的前辈，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学历较高，很多都是高中毕业生，物质要求也高，生活标准在向城市居民看齐，选择工作时，轻松、体面、报酬高和发展好的工作是他们的首选。他们说，他们决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亲那样在城里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他们认为，父辈进城打工是为了生存，他们进城则为了寻梦。在城市生活的洗礼中，逐渐更新着价值观，酝酿着人生的“转型”，向“白领”进军，甚至自己当老板。

这种情况也迫使有些招工的私有企业改变原来的剥削方式，不能再那样工时长、待遇低，迫使企业必须正视现实，建立让“80后”、“90后”农民工可以安心工作，持续成长的机制，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给他们职业发展空间。事实表明，单是农民拥有强烈的获得自由解放的愿望是不够的，他们到城市来，要能生存，就要有就业的企业。

可是谁提供企业的生产要素，谁提供资本？在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国有资本是有限的，不可能吸收从农村转移来的亿万农民到这里就业。资本是农民进城务工，从而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我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纷纷来我国建厂；同时对内放手发展个体、私有企业，从而为亿万农民进城就业创造了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利用了外资、内资，尽管存在着剥削，甚至是严重的剥削（当然对不合法的剥削是要铲除的），但客观上却是导致农民走向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必然途径。由此可见，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出发来探讨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人的解放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是没有实践意义的。

农民脱离土地，成为雇用工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对此马克思说道：“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因此也同时使社会的形成因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在我国的这一过程就不同了。进城的农民工保留了农村中的土地，家还留在农村，家庭的分离与团聚，以及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度，成了应对工业发展周期波动和缓解失业矛盾的“安全阀”。

“农民工”的形式是我国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中间步骤，防止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现象。这个实际的农民解放的过程和形式，也不是由人们主观设计的，不是从思想中产生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客观历史过程。

所以，谈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前应当给予农民工问题以极大的关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发展中怎样对这个过程起推动作用。从实践中研究现实情况的发展，主要不是主观主义地凭空想象什么办法。

首先认识这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生产力发展必然造成的趋势。我们的任务就是通晓这种必然趋势，研究实践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现象，把握住这个趋势，然后，用我们的理论认识，提高自觉性，为这个客观的必然趋势寻找更好的实现步骤，加速这个过程。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农业农村本身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要求城乡共同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2010年一号文件对当前和今后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就是“五个把”：一是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二是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三是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四是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五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这五句话不仅对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指导，而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新趋势：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一些经济学家建议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里来的做法并不正确。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调查显示，一个城市居民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三个农民。这也表明，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即个人的解放是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

从1996年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从2.99亿增加到6.22亿，增长了108%，但同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7万平方公里，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另外，许多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冲出农村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农民工，怎样在新的条件下融入城市生活还在探索中。这些方面，从人的发展视角考虑问题，应当是首要问题，但某些地方的领导人对此却非常冷漠，视而不见，甚至导致许多的发生。例如，强制拆迁、强建项目、低价土地流转。真有点像英国资本积累时的“羊吃人”、“房吃人”的重演。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

30年来，我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办乡镇企业；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以城市为目的地，异地暂居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目标，甚至举家迁进城里，彻底从农村脱离，农民工市民化。我们应当对这些现实过程作深入研究。农民工现象体现着个人解放的必然趋势。

农业发展到工业化，农民通过演变成工人，小农生产的破产到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大规模进行，农村居民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这就是广大农民实现个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亿的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市，正表现了个人争取自由解放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性。

这个规模比资本原始积累剥夺农民，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规模要宏大得多，当时的过程是在资产阶级的主导下进行的，农民经历的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极端痛苦。我们今天的过程是在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与资本原始积累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是通过剥夺农民强制实现的，而是农民为争取个人幸福和自由解放的目的而自主进行的活动，他们在农村拥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土地，并没有被剥夺，还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进城务工。这极大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保证农民向工人转化过程中，消灭了阶级对抗，农民工的生活得到更快提高，从而使个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遭受到的损害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页。

②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2日。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⑥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6

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学

（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符合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国别化趋势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不是要创立一门独立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之外的特殊学科。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的“个案”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寻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研究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探索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这门学科之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现实状况却不能让人满意。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首先起步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界，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50至60年代兴旺发达的情景之后，不仅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走向成熟，反而出现了停滞的趋势，甚至面临着所谓生存危机。这种情况暴露出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存在着欠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应一概而论。实际上，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或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或长期专注于某些国家的研究，对某些不发达地区的现实和历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一些理论模式，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作为支撑的。我们认为，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式，只是从相对狭窄的区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他们往往从这种理论模式出发，去建立一套旨在说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时，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致表现为这种理论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显得无用或用处不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有某些共同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各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特征的某些相似性，意味着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存在。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是不妥的。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环境极不相同，其历史起点，历史传统、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对个别的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起能反映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的。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建立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目标，仍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成功。恩格斯在1877年写《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①］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发展经济学也是适用的，只是范围限于发展中国家罢了。

发展经济学的命运取决于其社会功用。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两大类发展中大国开展研究，给发展经济学奠定扎实的基础与增添新的活力。8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走势之一，是从一般理论研究转向“类型学”研究，即从普遍规律的探讨，转而注重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在此方面，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库滋涅茨、钱纳里、拉尼斯、克鲁格、石川滋等，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或国别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他们只研究了一类即前者，而将另一类即后者舍弃在视野之外；在后一类中，又对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甚了解。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由着力于建立一般发展模式转为着力于国别或类型研究，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积极趋势，也是发展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理当成为这种国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担心注重国别研究会使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归于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而逐渐走向消亡。在我们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国别研究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仅没有改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能使我们从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律和各种特殊的理论模式，这正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与丰富有赖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能通过中国的经济事实，检验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得失，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成果，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按照一般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分析思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及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作了较为深刻的概括和描述（如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生活中的非均衡状态，市场体系不完全等），但他们的理论模式和政策建议，却存在着过于强调依靠计划化、国有化、资本积累和进口替代以开展工业化建设，而忽视市场机制、农业进步、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的作用的严重缺陷。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价格机制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赞赏自由竞争而批评垄断控制，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应限制在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方面。从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持这种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论述是较为深刻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不少启发作用。但是，这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组织制度上的特殊性却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环境往往导致“市场失效”。他们虽提出应使市场经济完善起来，但对影响这一问题的经济制度和产权关系，又缺乏分析和论证。这样，他们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问题的论述，往往有脱离实际之嫌。另外，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视为渐进的、和谐的过程，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也相距较远。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利害冲突，提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关系。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他们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材料，对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同样能给予很好的说明。总之，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对各种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检验，有助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能使我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各种理论成果。但是，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模式进行细致的检验，有待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和发展。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模式，从而丰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它们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有对中国这样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抽象出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和起飞条件，才有可能克服发展经济学中视野狭窄和理论不全面的缺陷，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二、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长期独立发展，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仍处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之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上述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一类的典型代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究竟应以什么样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较多地从国外搬来理论。或者是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经济理论，或者是从“西方”某些国家搬来它们现成的经济学说。无论是东方国家的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的一些概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关于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可资借鉴的。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别国经济运行过程的抽象和经济工作的总结，其研究的对象，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搬用别国的经济理论，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从中国经济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又是在相似的国际环境中谋求经济发展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但是，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外资利用、外贸发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予以审视。而且，如前所说，目前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只是在相对狭窄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般来说，并不带有普遍意义，何况这些理论的概括范围，并不包括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外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必须着力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建立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只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才能解释和说明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才能用于直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养料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从固有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出发，而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状况出发。这样，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学科，也就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

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在新的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②］在新的条件下，经济理论学家力图从全部经济史中寻求新的经济观念，并给经济史实以新的解释；经济史学家则力图将经济史实的研究成果升华为理论，并建立或重构新的经济理论。这种结合促使经济学中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学派和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考察，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定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经济——中这种结合的结晶，或者说，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的理论结晶。顺便指出，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如刘大钧、王亚南等在30～4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历史变迁过程中，就得出过关于工业化、都市化、城乡关系、劳动就业、国民收入、资本形成、资金流向等一系列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中国学者特有的贡献。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济学”条目中，用了下述一句话来描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上述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派生领域，它类似经济史，企图解释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③］发展经济学“类似经济史”，这表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值得补充的是，一方面，经济史学萌生很早，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科，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却不是二战以后才有的事实，或远非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经济发展，就其狭义或发展经济学上的含义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取代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的过程。上个世纪中期，已经或接近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与向西方先进事物学习的过程中，建立了机器生产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形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现代军工、民用企业，私人资本也逐渐涉足现代化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历程。中国经济现代化虽起步较早，但其步伐却很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机器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加上工场手工业，也只有23．2％。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但从本质上说，在此以后中国的经济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一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实际上正是一部经济发展，即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历史。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材料，而不应将经济发展的时限仅仅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以从中英鸦片战争直至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中既包括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演进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史，又包括以中国特定的经济部门、行业、企业、地区、家族的经济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各种专门经济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进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建立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只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离开了经济史，即离开了对经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不可能抽象出正确表述经济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4）］马克思如果不作这番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包括我国张培刚教授在内的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与发展者，他们提出的并为经济发展证实的正确理论或观点，无一不是从经济发展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不研究经济史而能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发展经济学家。同样，如果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可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建立起中国经济发展学。

其次，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有助于弄清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发展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发展过程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涉及到许多非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时，为了说明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必然要考察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战争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与图象，使我们了解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可以说，不掌握历史事实，不了解历史经验，就难以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就难以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理论模式。

再次，只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才能在较深的层次上认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重要因素，从而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奠定基础。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经济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速的图景，显示了许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以国家资本压制私人资本的方针政策，强调机船矿路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战略，以及重视国富而轻视民富的思想观念等，导致中国丧失了几次现代化的机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也有一系列相关的经验教训。只有深入研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才能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及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得到启示，但根本的途径却是从本国经济实践的历史中寻求答案。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少走弯路，健康地发展。应指出的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就这个方面而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条件已逐渐趋于成熟。

四、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现历史唯物主义，与他们在这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学科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从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但成果的性质和大小，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是这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我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体相似的境地。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的分析有关，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形成了完整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新古典主义理论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着重研究了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理论便于精确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其中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是，这种理论把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如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并不研究这些背景条件变化的原因、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又使它难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总量分析，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也是如此。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经济问题，并着重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各种背景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是作为内生变量而存在的。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出发，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矛盾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各种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和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以及关于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多年来，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速度、发展战略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的重要依据。

中国经济发展学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基本特点。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的国情。认识国情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解剖横断面的方法，或静态分析法；另一种是解剖纵向发展过程的方法，或动态分析法，从运动过程中认识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相对而言，前一种方法简单、容易，后一种方法复杂、难度大。从中国当前对国情研究的情况看，大多使用前一种方法，使用后一种方法的少。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长期起作用的。只有从对它长期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它。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诸问题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点，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演进过程，以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西方发展经济学界作过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力方面的要素，如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等方面来进行的，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等，却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忽视。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一方面要利用国外的有关成果，联系中国实际，分析中国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利用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分析中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上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是否适用，国外资源应如何有效地加以使用，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分歧。只有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在理论上作系统的总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自刘易斯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的结构转换理论取得了重大发展。但这些理论仍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在对传统经济的看法上。如把传统经济等同于传统农业，忽视了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否定传统农业中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等等。盲目搬用西方的理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开展，农业进步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应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系统的探讨。中国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发展乡镇企业等，也应进行认真的总结。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机制。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是正确地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第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改革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什么样的改革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学所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第七，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往往片面强调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经济效益不理想，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新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转变，应在中国经济发展学中作深入的探讨。

第八，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也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九，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学不仅要研究各种理论问题，还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部门发展的优先顺序、地区发展的优先顺序、进口替代与出口鼓励的关系，以及人口、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应从战略的高度加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发展学的社会功用。

在上列九项之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应该研究的。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我们实事求是，艰苦探索，这种研究一定能取得成效，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186～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参见赵德馨、李洪斌：《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的有机结合——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之一》，载《经济学情报》，1995（2），51～56页。

③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1版，第4册，423页，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价值整体效益实质正义发展公平

一、从经济法的价值谈起

传统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有三种使用方法：法的目的价值、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及法的形式价值。从法社会学角度看，法的价值研究其实质是对法存在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的探寻。法律价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义、效率等方面。

自然法学派（包括一些社会法学派的法学家）认为法律应当而且必须关注并研究一些基本的法律价值，如正义、秩序等。美国法学家罗斯。柯。庞德就曾经指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①

但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法理学的根本任务应当是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其反对在法学研究中用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以及寻求终极真理的做法，反对法理学家们试图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经验事实而去识别与阐述法律思想的任何企图。②从根本上讲，法律实证主义就主张“任何道德价值因素都不可进入法律的定义。”③

经济法是现代法的一种，在历史上首先是由空想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一种设想，后来却被资本主义国家从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加以运用，并成了能保障资产阶级可持续剥削和可持续统治的制度性方法。经济法当然也能在东方的中国得到运用，并通过弘扬经济法，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稳定的需要。上个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

关于经济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表述，“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④，“是国家为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协调发展而规制经济运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⑤“就其本质而言，经济法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⑥或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⑦都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1）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⑧（2）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要兼顾国际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⑨（3）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社会经济福利价值，二是经济民主价值。⑩（4）经济法价值目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是经济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其本属性或共性价值，包含结果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包含可持续发展。11

经济法价值的特殊性是由经济法的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性决定的。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调整任务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的，其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经济法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而应运而生的。所以经济法又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关注社会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价值的突出属性。

二、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的大趋势下，对于实行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并加入WTO的中国来说，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仿佛是大海中的指明灯，指引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如果没有相应健全的科学对策，中国的发展将是短暂的、有限的。2004年春天，中共中央特别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是照耀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灯塔。这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科学发展观体现为“一个中心、五个统筹、一个根本”。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基于国民经济运行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强调五个统筹，是基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协调或不够协调的现象和问题；提出以人为本，是基于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存在一些突出或较为突出的困难和问题。而对于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使命、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特征的经济法来说，其面临的发展与创新是必然的。

2004年4月10日，由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与西北政法学院联合主办、西北政法学院法学承办的“经济法的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孟洲教授坐了《新发展观与经济法的理念》的主题报告。徐教授首先对新发展观的含义进行了解读，认为新发展观从经济领域开始提出，它要求经济的发展应与人类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提出与新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法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社会与人类和谐发展的理念。其次，徐教授提出了“新发展观与经济法的理念重塑”的观点，认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应是经济法理念的核心。

讨论中，郑州大学法学院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与科学发展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经济法是以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为其宗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助于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强调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联系，突出表现在经济法的理念与部门化上。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倡议开展“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创新”专题研究，提出运用这种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经济法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我们可以把握两个求真务实的要点：其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与经济法的存在形式和社会价值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亦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的肯定；其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与经济法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这亦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的指引。

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肯定和指引下，判定经济法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即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二是经济法的功能价值，即实质正义、发展公平，和谐统一。

三、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社会整体效益

（一）经济法的产生背景

经济法诞生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际。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在该书中他十分深刻地论述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之手”在形成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经济秩序中的决定性作用。自由资本主义奉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将市场主体的个体私权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导致了竞争的不平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已不适应垄断后的经济现实。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并立即被各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宝典。“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12.国家之所以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在于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市场的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法是构筑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就是效益的最优化，即经济的最大量增加，因此经济法最主要的价值目标就是效益，经济法注重效益价值目标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是经济效益法，通过协调各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利益关系，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法，经济法的制度和规定都是以获得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终点13.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滞胀性危机的频繁发生和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的质疑，古典自由经济理论出现复苏现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和削弱政府的经济作用成为新的时尚，弘扬市场的作用称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时代主题。”14在这样一个经济时代，经济法逐步成熟起来并最终确立了自己作为多元素主体利益协调平衡的社会本位法的地位，形成了“均衡调整，谨慎干预”的主要特征。均衡调整的本质要求经济法在维护相关主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利益的均衡合理分配。谨慎干预体现了尊重并同时兼顾市场与政府（国家）的现念，是现代经济法正努力实现的目标和价值。15

（二）与民法相比较

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只有当成本大于收益时，经济才是有效益的。在经济法产生以前，经济领域的法律关系由传统民商法来调整。民法的效益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实施，只要每个个体实现了自己效益的最大化，那么社会也就能实现它的利益最大化，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是一致的，并且个人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基础。这一思想最先由亚当。斯密提出，后来形成了在政治思想中影响较大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当社会出现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尖锐矛盾时，由于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充分实现。故无法解决诸如交易成本过巨，市场失效，外部不经济等问题，实现社会整体效益。

经济法的诞生补充了民法之不足。

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社会整体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实现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直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是经济法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不是不追求社会整体效益，而是通过在追求其他价值的过程中，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如民法，其价值取向是充分保证个体效益的实现，而对社会整体效益的维护则是间接的。它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效益之间的冲突来实现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平衡。如行政法，在追求实质正义之终极目标的体系中，通过形式正义的调整间接实现社会效益。如刑法，它最直接的追求是恢复社会正义，在它的这个追求之下当然是有助于社会效益的。

经济法要求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经济发展相协调，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并不重要，倒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有特殊意义，通过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对个别利益的一般保护。”16经济法主张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来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科技技术作用的日益强大，人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在经济活动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有站在社会整体效益的高度，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的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达到可持续发展。

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导下，经济法应以社会责任为本位，以社会整体效益为其主导价值。社会责任本位是实现以人为本思想的强制性要求，所谓社会责任本位是要求所以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要对适合尽责任，把社会整体利益、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经济法的目标，企业也不能仅仅只考虑到要赢利，还要考虑到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不能只简单地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整体效益。效益的整体性是指法律把个别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行为主体延展到整个社会。因此，笔者认为，效益的整体性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根本所在，时至今日，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主导价值，其他价值都围绕着这一价值而展开。

四、经济法的功能价值：实质正义、经济公平、和谐统一

（一）实质正义

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法律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也不例外。正义和效益是法律价值目标中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要素。法律保护正义虽然抑制了一定的效益，但这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效益；法律保护效益虽然牺牲了一些的正义，但这也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正义。

在正义价值上，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在于民法追求的是形式正义，而经济法则追求法的实质正义。民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强调机会均等，但无力解决事实上的能力差别、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进而导致经济机会不平等一系列问题，它所关注的是个人正义，也称形式正义。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在经济法中正义的价值目标具体化为对正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追求，亦即实质正义的追求，这种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的正义观。在民法“眼”中，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交易是公平的，是个体的公平。而在经济法“眼”中，经济巨人和经济侏儒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法总是以社会整体为参照系，采用市场外力量来积极限制这种对比差异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譬如在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在传统部门法的体系中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国家暨法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职责。①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处处可见，这也是20世纪以来的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环境法等）法律规范中均体现出来的，诸如对劳动者的保护，对环境的保护等等。而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体现为对经济弱者的保护；对经济效率的保护；以及反贫困；强调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全；对环境的保护等等。17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从一定角度看，正义可以分为社会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首先要决定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乎正义，然后才能决定个人的道德准则，决定个人须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在他的学说中，形式正义是和实质正义相并行的两个概念。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们的实质原则是什么。形式正义又可称之为“作为正规性的正义”，也就是指法治。“法律制度是对理性的人所发出的公共规则的强制命令，旨在调整他们的行为，并提供社会合作的结构。”“形式正义的概念，也即公共规则的正规和公正的执行，在适用于法律制度时就成为法治。”18

正义始终意味着某种平等，因此，形式正义要求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平等地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形式正义是坚持原则或服从制度。但是，平等地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本身却可能上不正义的。同样情况同样待遇并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取决于社会基本结构所根据的原则。19其实实质正义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形式正义的一种扬弃。

（二）发展公平

公平观念古老而又持久，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崇高价值。现代经济法的公平观念还特别体现在经济法所追求的新型公平理念——发展公平。发展公平是可持续发展观为公平这一传统的道德与法律价值范畴注入的新理念与新思维。20

与民法追求的个人公平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整体效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承担义务，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莫具体经济行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损害后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存在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经济法规范依靠国家干预这种市场外因素的介入来矫正，在认同分配差异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体现经济法独特的人文关怀。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多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层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公平合理。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平衡地区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经济法要求国家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结果公平和地区公平。利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补偿或救济。产业结构不合理所产生的结构性经济缺陷甚至致命的经济损害是相当严重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能为力。因此，国家经济法规应该根据国家经济主体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客观国情，使各个产业部类的分布处于比较均衡和合理的状态。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公平更新和拓宽了公平的传统含义。

（三）和谐统一

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经济和谐，指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21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形式正义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配置的统一等等。

由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原先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直接渗透了国家意志，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受到侵蚀，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性不断增加，强制性规范不断增加，这已成为现代民法的两难困境。22尽管传统民法作了一些修改，但终究不可能以社会本位取代个体本位的理念。行政法的国家本位的绝对公权，只能在管理程序中将政府予以法制化，却不能全面干预经济行为。而经济法则能立足于组织、国家和社会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内在平衡协调，把公法的目标和私法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以此达到既要保持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实现整体效益的增加和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意志，又要保证民法中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保证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最终谋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

对经济合理性的追求必须考虑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信仰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度。和谐的理念贯穿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是制定执行解释经济法的主要精神。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体系也是本着经济和谐理念正在建立和完善，其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宏观调控法等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和谐的基本精神。23

关于经济法价值的探讨，其范围十分广泛。但对经济法价值的选择具有辨证历史性，其具体内容彼此有互补和依存性，而价值体系本身的位阶也不是凝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法律运转环节或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应相应地做出各异的价值选择与组合。在坚持以人为本，实质为追求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经济法的价值阐述为由主导价值和功能价值两个方面构成。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统领着经济法的功能价值——实质正义、发展公平、和谐统一；而功能价值又是主导价值的具体体现。如此更能体现经济法与民法的差异，时至尽日，也更能说明经济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注释：

①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55页。

②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③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④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80页。

⑤肖乾刚、程宝山：《经济法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⑥李光强：《论经济法的本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第17-19页。

⑦杨紫炬：《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⑧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52页。

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鲁篱，苏明：“经济法的价值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版。

11吕忠梅，陈虹：“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法商研究，2000年6月版。

12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未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13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14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

15张昊：“经济法价值生成的基础”，《法学研究》，2003.年4月版。

16程宝山：“经济法与民法的价值比较”，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①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法学杂志》，2002年第2期。

17SeeJohnP.powelson.TheMoralEconomy.

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1.

18罗尔斯：《正义论》，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属Belknap出版社971年版第235页。

19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5版，第107页。

20樊涛、李彦林：“经济法价值取向浅探”，《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5月版。

21杨连专：“论经济法价值中的公平与和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6月版。

22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合同、遗嘱和婚姻行为的一般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发展经济学论文篇8

目前，我国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诸如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伦理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否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等重大问题。因此，我国政府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充分肯定了伦理道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它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一种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经济伦理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和理论的认知及评价系统。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立足理论前沿，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缺陷，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完善人，发展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特征。

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它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导向

公平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科学发展观对公平的追求正是其对伦理关注和价值追求的鲜明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更好地彰显公平，我们应当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共同富裕原则，即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贯穿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在公平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它内在地追求共同发展，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支持和带动；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三）“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曾经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从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共存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其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它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结论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它汲取了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人类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古今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伦理学，更在实践上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其必然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宝庭，刘金华.经济伦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韩建萍,兰喜并.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学诠释[J].理论探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