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药学史论文范文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1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当时间跨过个世纪，历史延续到今天，在 历史与现实的凝聚处，我们惊喜地发现：近代 医学发展的三大趋势，时至今日还在继续，而 且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 成果。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尊重历史 事实，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从这个意义讲，近代医学发展的三大趋 势，反映了我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这 个规律也是联系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纽带。 不知道昨天，也就不能理解今天，更难以预测 明天。我国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总纲第21 条规定：发展西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三 支医疗保健力量。“团结中西医”是中国政府一 贯的卫生工作方针。历史雄辩的证明：《宪法》 的规定与政府的方针是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 近代医史的研究，如果能为人们正确理解和执 行《宪法》和卫生工作方针提供历史依据，也 是史学工作者的光荣。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2

根据一项统计，在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只有50万人，而到了2005年只有27万人。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西医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目前的175万人，接近中医的6倍。在中医药问题上，无论是过度的自信，还是极端的否定，两种态度都反映出：被一些人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技术”表现的中医药，已经面临一个严峻的时刻。

中医是伪科学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教授：中医是中国产生的自己的科学

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技术”表达，它把道家和儒家的很多哲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更愿意把中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医理论引导下，我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治好了自己的一些疾病。

原中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非议”

争论中医是否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陷阱。中医医道乃生命之道，主要认识领域在于生命过程与枢机，将中医定位在人体科学和疾病科学是认识的盲区。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求索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科学只是中医作为知识体系的低层次属性。其实，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中国的科学传统，大多汇流到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中去了，惟独中医药学还独立存在着，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需要批判阻碍创造力发挥的那些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祖宗。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五四”时代的批判，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批判现实――因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了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在，批判传统文化却是在批判祖宗。传统文化现在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你可以对现实中的其他阻碍因素不冷静，但没有必要对孔孟之道不冷静。

方舟子：把中医当作中国特有的科学是荒唐的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把中医当作中国特有的科学是荒唐的。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中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媒体评论员侯宁：中医理论的思辨性、整体性、形象性比西医更强

中医并非完全是经验科学，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经络学说、针灸学说等等都是非常成系统的东方式思维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理论的思辨性、整体性、形象性或者比西医更强，对“当代医学”构成了重要的匡正和补充。而所谓“现代医学”历史短暂，其“毒副作用”（如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或许要比中医强得多。五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被国人视为“国粹”，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如今国家体制内对中医的考核虽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我国民间中医依然大量存在，国外中医更如雨后春笋，他们以“廉价便捷”的方式服务着天下苍生，并有“东风西渐”在西方“星火燎原”的态势。能否超出偏执的“现代医学感情”而理性地审视中医，才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的当代试金石。

保护，还是废除？

国家卫生部发言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

支持“取消中医”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实践和历史也将证明，这次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

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应该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

中医的问题主要是它的疗效和危害性上。中医是一种经验科学，而西医是一种试验科学。中医的疗效过分强调个体有效而不是整体有效，现在很多国家不认可中医。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中医药的毒副作用，很多西药药品上都会写上关于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但对于中医药来说，安全性研究基本上是空缺。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吃了这个药会有什么坏处。现在都提倡明明白白消费，对于中医中药也应该有这个理念。我说的告别中医药，并不是消灭中医药，而是建议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机构。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医疗会有好处。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结合学院院长何清湖：中医经受了历史考验

取消中医中药纯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中、西医学属于两种医学体系，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医学文明源于东方，受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影响，推行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文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受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影响，注重对局部、形态、结构、具体的研究。两者各有优势，应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并非相互对立。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考验着我们，相比西医主要采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抗病毒药以及激素治疗，从全国中医药进入抗击非典第一线后的治疗效果看,成绩显著。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中医药的地位、作用和前景，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医药的理论创新，努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樊正伦：对中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中医并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而且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现在需要的就是如何运用中医的思维和理念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中医的发展历程当中，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疾病，但只要按照中医的思维，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疗。中医是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活力独立发展下去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解剖学专家钟世镇教授：中西医目前的争论看作是检验双方的机遇

无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还是西方现代医学，都是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至于谁更有发展前途，还是要从最终治疗效果来判断。中西医在理论层面完全不同，比如中医的经络学说，在解剖学当中就找不到形态学的基础。但在中医看来，它不但存在，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双方就此展开争论，则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这样立场完全不同的争论很难有什么结果。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不跟随时展的学科总是不会有前途的。

钟南山表示：中医有盲目性但不能废除

中医药能一直流行至今并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肯定是有其疗效的。但是具体有何疗效？这就显得有点模糊。长期以来，中医药临床主要靠经验，中医认为不需要现代医学方法，这是不对的，不然中医药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上。因为中医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靠的是经验，不少中医的方向和做法，不完全按照现代医学原理，同样的治疗方法，效果也许会不一样。因此，中医药要发展，就需要利用现代医学方法，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强调不够。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延续几千年的中医药，废除中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社长欧阳毅：中医决不会消亡

中医药古籍中，大量的是看病治病的具体方法，而对为什么要这样治的解释少，但这并不构成我们要废去中医药的理由。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没有终结与穷尽的时候。正是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够，我们才需要继续研究；正是由于前人未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我们才需要努力建立。人们都清醒地记得，就在十几年前，西方国家把中医药当成“巫术”，理由是中医药没有理论体系。但是今天，西方人热捧中医药，因为中医药确可治病的事实让他们确信：中医药不是巫术，是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事物传承的基本规律。中医药决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声嘶力竭而止于当代。作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药，将会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让中医自然发展

今日的中医药学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不仅中医师的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大部分中医院举步维艰。按照医学史家廖育群的看法，中医界的一些教授都读不懂《黄帝内经》，现在的中医院校毕业生就更不用说了。在西医数量远远超过中医的情况下，中医的“特长”退缩到那些被西医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而且中药比西药还要贵，中医在中国的存在确实岌岌可危。加之有人在网上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这对于危机中的中医药学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我主张让它自然发展，既不要人为地消灭它，也没有必要特意地保护它。中医药学的前途在于，它在创新医药学时是否能发挥作用。如果未来的新医药学是通过中西医融合产生的，那就表明中医药学发挥了作用。如果是中医同化于西医，那就等同于中医的消亡。中医同化西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医是以现代科学为其基础的。如果真的一点东西都留不下来，那中医药学可能就是真的要消亡了。但我还不至于那样悲观。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3

[关键词]：壮药 形成 发展

1　壮药

壮药是根据壮医理论诊治疾病使用的传统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具有独特的三性，即：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祖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壮药的形成过程

原始壮药萌芽于西周时期，在秦汉时期开始应用并有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壮族的医药经验部分被收入中医书籍，隋唐时期壮医方剂学初露萌芽，至唐宋时期，形成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药灸、药浴、药刮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药治疗方法，明清时期，壮族用药逐渐走向成熟，被收载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李谬、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及广西各地地方志中，并开办了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经历掘、整理、总结与提高，逐渐形成了壮药理论体系。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合浦、平乐等地汉墓出土的药材标本，靖西县和云南省广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证明壮族先民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认识和使用大量的地产植物、动物、矿物药，展示了壮药学的雏形。柳宗元(773-819年)博采南方当地用药经验，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书中三个著名的病案方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进步。

3　壮药理论及其特点

壮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只在古代本草、地方志及博物志中记载，没有形成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高度重视，广西对壮药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总结出壮药理论和应用规律，初步确立了壮药的理论体系。壮药的基本理论包括：壮药的命名原则及分类、壮药的鉴定、壮药的栽培和采集、壮药的性味及功用、壮药的加工炮制、壮药应用的基本规律等。壮药的命名分为正名和别名；壮药从大类分为调气药、解毒药和补虚药三大类，按功用细分为解毒药、补虚药、调气机药、通三道两路药、调巧坞药、止血药、止痛药、祛虫药、祛湿药等；壮药的鉴定除基原、显微、理化鉴定外，以“一看、二摸、三闻、四尝、五水浸、六火烧”等壮族传统方法进行性状鉴定；壮医用药比较简便，贵在精专，组方一般不超过五味；喜用鲜药，补虚多配以血肉有情之品；壮药组方以公药、母药、主药、帮药(带药)为配方理论；公药针对阴证而设，凡温补、增强人体抵抗力、免疫力类壮药多为公药；母药针对阳证而设，多为寒凉类壮药，有清热降火、消炎解毒杀菌作用；主药(有些称头药)是针对主要病症或病因的药；帮药是帮助主药治疗主病的辅助用药或针对兼症的药物；常选用在功效方面具有共性的药物作为主、帮药；带药又叫“药引”，是指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病所或调和药味的药；壮药常用配伍有三种类型：主公帮(主母帮)或主帮合用，增加功力；主帮公母合用，减轻毒性；主公引(主母引)或公引(母引)合用，直达病所；壮药的用量对一般药物剂量要求不太严格，但对有毒性的药物要求较为严格；壮药配伍注重“反药”和孕妇禁忌，服药期间提倡忌口、忌。壮族地区毒物较多，因而壮医药在毒药和解毒药的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有99种，占常用壮药的14％，使用毒药的原则为：单味鲜品外用为多，严格掌握用量，讲究炮制，注意剂型，合理配伍；解毒包括解药物中毒、解蛇虫毒、食物中毒、金石毒、箭毒、蛊毒、瘴毒等，常用的解毒药是：生姜、米醋、绿豆、防风、白点秤、甘草等，特别是甘草、绿豆和糖，在壮族民间有“通用解毒剂”之称。壮医认为，“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因而运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虚”成为壮医用药特点之一。壮药使用方法有煎煮法、熏蒸疗法、熏洗疗法、佩挂法、热熨疗法、药锤疗法等19种。

4　壮药资源与研发

壮族聚居地区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药材资源。据调查，广西中药材基原达4623种，其中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牵头，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已查明常用壮药有2300多种，验方10000多个。主产或特产于壮族地区的壮药资源，如罗汉果、肉桂、三七、八角、金银花、蛤蚧、龙血竭、扶芳藤、钩藤、鸡血藤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广西研发生产的30多个著名的中成药产品，处方全部来自壮族民间的验方秘方，原料是广西的主产或特产药材，基本上都属于壮药的范畴。如复方扶芳藤合剂(百年乐)、云香精、正骨水、中华跌打丸、鸡骨草胶囊、妇血康颗粒等等。这些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中成药，功效显著且不易仿制，因而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5　壮药科研与成果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4

【关键词】白族医药；傣族医药；传承保护；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R295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7）04-0008-0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Bai Nationality and Dai Nationality MedicineHE Pei1LI Zhengwei1XU Yijuan1CHAI Beibei1ZHANG Ruopeng2*

1. Clinical Medicine of 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0，China；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Dali，671000，ChinaAbstract：Originate from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i and Dai medicine nationalit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ai and Dai medicine nationality， this paper compare with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both medical cultur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Bai medicine.

Keywords：Bai Nationality Medicine； Dai Nationality Medicin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Comparative Study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云南的26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都不断地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由此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学。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同，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和疾病的认识各异，医药学的发展形成也有所不同。从现状看，各民族的医药在理论或用药经验上就有所差异，临床诊疗技术也各有特色。笔者对白族、傣族医药的传承和保护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借鉴傣医药发展的经验，使白族医药文化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文化背景对比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北部（包括鹤庆、剑川、洱源、云龙、大理等县市），贵州毕节、湖南桑植亦有分布[1]。早期白族民间关于白族医药的神话传说，有“大黑天神的传说”“药王爷与琉璃兽的传说”等记载[2]。白族是一个具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白族医药历史悠久，各地白族医药世家或父传子继（祖传） 、或授徒传艺（师传），产生了大量的民间医家。受到教育文化等历史背景的限制，白族民间医师主要通过“口传身授”，将自己的医疗经验和用药特色代代相传。

傣族分布较广，在云南主要分布在滇西南、滇西、滇南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滇中的通海县、昆明市的禄劝县、滇北金沙江沿岸的永胜、华坪、永仁、大姚、武定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盘江沿岸、四川省的渡口市也有少量分布[3]。关于傣族医药的起源有“萨版尤和龚麻腊”的故事[4] 。傣族是一个具有本民族语言并且有文字的民族，傣医药有着悠久的古籍历史，早期在贝叶上就有所记载 。由于客观条件和历史背景等原因， 傣族医药的传承一部分由“口授”完成，大多刻写在贝叶上或以手抄本记载[5]。

2传承与保护对比

根据对白族和傣族医药文献的Ρ确治觯发现白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较傣族医药弱，大量的白族医药的文献资料、传统药物尤其是动物药、矿物药在逐渐消失，传统医药文化面临逐渐消亡的现象。现就白族和傣族医药传承与保护现状整理如下。

21文献资料的传承与保护白族是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大量的民族医药文化的知识或用药经验，早期只能通过“口传身授”的方法传承。但在我国民族医学典籍中，包藏着富厚的白族医药著作。例如明代陈洞天的《洞天秘典注》、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书[6-7]。上述白族医药文献，部分在史籍中记载，少量医籍由相关单位保存，大部分文集散落于民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珍贵的医药典籍在不断流失甚至消亡。现存的医籍无法及时整理、总结，也不能进一步开发利用。此外，部分散落在民间的单方、验方及经典医案等，由于在“不外传”的传统观念影响，很难编著成书以公诸于世。

傣族既具有本民族语言又有本民族文字，在很早之前，除了“口授”外，大部分傣族医药文献是记载在贝叶经上的，即在贝叶棕的叶子裂片上用磨成三棱的针刻，再把锅烟（锅底炭质） 调水抹在刻痕上，经久不褪，有的甚至已经保存了几百年[8]。这种方法使得傣族医药的传承较为完整，流失的较少。本研究就白族与傣族医药文献进行整理，详见表1。

表1白族与傣族医药的文献整理

种类文献白族医药《洞天秘典注》、《奇验方书》、《征验秘法》、《孝子必读》、《大理府志》、《大理县志稿》、《大理州白族医药及单验方》、《白族惯用植物药》、《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傣族医药《 嘎牙山哈雅》、《 嘎比迪沙嫡巴尼》《思茅中草药选》、《古傣医验方》、《傣药志》、《傣族医药验方集》、《傣 医传统方药志 》、《西双版纳古傣医药验方注释 》、《傣医传统方剂研究》、《傣医四塔五蕴的理论研究》、《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傣医诊断学》、《傣医基础理论》、《傣医风病条辨译注》、康帕仑撰《哈帕雅档哈》（竹楼医述）、《档哈雅龙》（大医书）、《 西双版纳傣药志》、《 西双版药用植物名录》、《德宏民族药志（一）》

22传统药物的传承与保护

221传统用药的种类、特点和药物整理对比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在传统药物的传承上，两个民族有很大的差别。傣族分布的西双版纳素有“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称，其有丰富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9]。傣族药书《旦兰约雅当当》中记载着上千种药方[10]。常用药物有自然界各种动物的皮、毛、骨、脑 、筋、血；植物的花 、草、树皮、核 、根、须 、汁， 还包括生长在森林里的白蚂蚁卵、菌子、土屎蜂的壳和部分矿物 （如硼砂）。

然而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1]，有关于白族常用植物药、动物药与矿物药的资料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工作者或研究者在白族动物与矿物药的发掘整理工作方面有所限制，造成了许多惯用动物与矿物药散落在民间，尚不能得到系统规范的整理。笔者就白族、傣族常用代表性特色药物及开发性成果药物进行举例，详见表2和表3。

表2白族与傣族常用代表性特色药物

种类植物药动物药与矿物药白族医药香果树、红鹦哥花、果根药、泽泻、虫草、三七、桑灵芝、绿开麻、鸡枞蛋大麻药、黑骨藤、见血飞、追风箭、钻山虎、紫金龙、狗桡花熊胆、蜣螂有毒、 蟑螂、壁虎小毒、土狗小毒、蝉蜕、臭甲虫傣族医药花 、草、树皮、核 、根、须 、汁皮、毛、骨、脑 、筋、血、白蚂蚁卵、土屎蜂的壳、硼砂

表3白族与傣族开发性成果药物

种类药品白族医药康复新、阿佳咪、心脉隆、肝龙傣族医药傣肌松、降压灵、珠子肝泰胶囊、肖结安

222用药理论或经验对比傣族的传统民族医药与 “万物有灵，灵灵相通” 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大部分聚集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以 “ 四塔”、 “五蕴”、“雅解学说”、“三盘学说”、“十大传统治疗方法”理论为指导[12]。傣医药蕴含广博的文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 显示出良好的医患沟通思维和人文关怀的观念。

然而白族在传统医药文化上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宝贵的白族医药文献典籍和单方验方。仅以“言传口授”世代传承。

23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231医药文献整理研究情况对比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傣医药的发展[13]，经整理研究，有的方药被推荐入《中国药典》、《云南省药品标准 》中。1977年西双版纳州先后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景洪县民族医药推广站， 编辑出版了《民族医药简讯 》、 《西双版纳傣医药》等书。 后来又用汉、傣文出版了《西双版纳傣药表 》1至4 集， 共收载傣药405个品种，225个科，37 个属。 这对傣药的传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笔者在对于白族医药文献整理时[14-16]，发现白族较傣族传统医药文献记载方面弱。然而白族民间医家在传承和保护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白族医药文化的民族工作者先后整理出《大理府志》、《大理县志稿》、《大理州白族医药及单验方》、《白族惯用植物药》[17]、《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等相关论著。

232医药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科研项目对比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上， 国家确定傣药为全国四大民族医药（蒙 、 藏 、 维 、 傣）之一。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批准修建设有50～100个床位的傣医医院。在2011年傣族医药（睡药疗法）被列入第三批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12]。进一步加强了对传统傣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然而白族医药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当代随着老一辈白族医药工作者的相继离世，白族民间从医人员或名老医家不断减少。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后继从业人员对白族医药名称、传统使用方法等知之甚少。而且白族医药不断受到中西医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本民族医药的特色逐渐消退，并与中西医逐渐融合同化。在相关政策支持薄弱的情况下，白族t药面临严重传承的局面。而广大群众认同西医疗法，并且对其依赖性越来越强的现状，无疑又加速了白族医药文化的断层与消亡。

233民族教育机构及人才培养情况对比教育是是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承传社会文化的基本途径。保护和传承民族医药文化必须加强民族医药传承教育。傣医学院教育近年来取得一些成绩[3]。1986～2002年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卫生学校中专学生103人；2002年云南中医学院与州卫生学校联合招收成人中西医结合傣医方向大专学生60人。2006年，傣医医院选送2名科研人员到泰国青莱皇家大学传统医学院攻读研究生，同年，云南中医学院招收傣医学方向本科生6 人； 2007 ～ 2008 年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招收傣医学学生69人[18]。随着政府教育政策的支持，傣族医药文化的传承越来越多， 这对傣药文化的保护无疑是起到推动作用。

白族医药文化在传承和保护的教育方面，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19]。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关心和扶持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但白族医药仍处于逐渐流失、消亡的状况，传承和保护现状并不乐观。由于“适者生存”、“利润至上” 等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白药文化教育普遍存在后继无人的严峻考验。白族学院教育较傣族较少，主要是“口传身授”。由于缺少正规教育，许多具有白族特色文化由于一些老医家的离世而逐渐失传。

3小结

综上所述，经过对白族与傣族医药的现状、传承与保护的分析，白族医药的日发展形势严峻。白族医药既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兄弟民族（傣族）医药文化的学习，民族工作者应该借鉴兄弟民族传承与保护医药文化的经验，大力提倡加大对白族医药文化传承与保护，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对白族医药的保护申请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进一步开发提供政策支持；倡导编著《白族医药史》等，作为云南省省内学生选修教材，为文化传承提供资料与依据；积极倡导民族学校开设白族医药文化课程，从而为白族医药的保护、传承、发展提供保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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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药学史论文篇5

一、中国医学范式的构建是医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与自然界长期的 抗争过程中孕育诞生。公元前5世纪前后，《黄帝内经》与 〈〈希波克拉底文集》构建的东西方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医学 发展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公元2世纪，中国和西方几乎 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张仲景与盖伦。张仲景《伤寒杂 病论》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系统 的中医辨证体系；盖伦以解剖生理、观察实验为基础，著出 堪称系统的百科全书，发端了分析还原的西方实验医学科 技方法。中西方开辟了医学发展的不同路径。随着地理大 发现，特别是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挟裹下，西方医学作为强 势文化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医学交流史。

1.中西医汇通：“折衷归于一是”的梦想

19 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开始大 规模地进入中国，人们不得不思考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关 系。受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一 些医家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主张，形成了“汇通派”。代表 医家有唐容川、朱沛文、张锡纯、恽铁樵等。唐容川第一次 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朱沛文著《中西脏腑图象合 纂》，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张锡纯主张“衷中参西”，

30 中国高等教育2014.19

“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恽铁樵指出“中医而有 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 医”。“汇通派”站在中医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探索沟通中 西医学的途径，比较两种医学体系的异同与优劣，并在比 较与汇通中维护中医学理论，希冀通过“折衷归于一是”， 保存和发展中医学。由于时代局限，汇通派没有、也不可能 寻找到一条中西医学“汇通”的有效途径，但是其首次鲜明 地提出了中西医学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2. 中医科学化：“整理中医”的单向尝试

20 世纪20年代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观念 深入人心，成为检验中国学术的唯一标尺，“中医科学化” 思潮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应运而生。丁福保最早提 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认为“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 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唯一途径。”这 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何云鹤、陆渊雷、谭次仲、时逸人、 施今墨等，他们主张借西方医学来整理中医，去除中医理 论中的“玄理”，实现中医学的确切性和实证性。

中医科学化提出了科学整理中医的目标和任务，反映 了工业化时期对医学发展方向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但是，其尝试简单地运用西医理论来“整理”中医的方 法，显然具有狭隘性。同样，简单地用西医理论来整理中医 学，也难免走入死胡同。

3. 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双向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站在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健 康的高度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口号。1956年毛泽东同志 明确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 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 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指示明确 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经过 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西医结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病 证结合”诊疗模式、“菌毒并治”防治方法、肿瘤治疗的中国 模式等，均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中西医结合 却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尴尬，即现行的中西医结合，主要停 留在中西医治疗上的配合阶段，即中西医两法治病，只是 一种低层次的结合，没有打破各自理论体系，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医学模式。

2010年6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同志在 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 学院授牌仪式上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 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 究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讲话对于校正长期以来在中西医结 合方面，以西医学为基准的方向有着战略性指导意义，也 促进我们不得不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中西医结合，去思 考更高层次的中西医融合问题。

从“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到“中西医结合”，形成 了中西医相遇后大致的三个阶段，虽然各个阶段立场和侧 重点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诉求：那就是希望发 挥两种医学体系的长处，并能够融通结合。尽管这种有机 融合尚待时日，但这一历史逻辑的指向却是清晰的。随着 医学的发展，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 “中国医学”的诞生已呼之欲出。

二、现代科学搭建了孕育中国医学的温床

现代科学发展促进了医学发展，同时搭建了孕育中国 医学的温床。随着纳米科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 学等的迅速发展，医学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学科的交叉渗透 和融合，这是宏观文明和微观文明并进的一个突出的特 点。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以宏观见长的中医学，与以微观见 著的西医学的高度融合寻找到了契合点。

现代科技推进中西医理论“不谋而合”。由于中西医理 论基础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医学理论被认为不“科学”，但 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神秘”的中医理论揭开了 面纱，呈现了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不谋而合”状态。如， 细菌、病毒、寄生虫、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等理论印证了中 医外邪致病理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现，情志的异常变 化可以导致神经、体液的异常，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的 低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中医情志致病的理论；现代时间 生物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地理学的发展已提出了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气候的人群患病有不同的规律性，堪 称是对中医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

系统生命科学促进中西医疗法的“不期而遇”。“辨证 论治”个性化诊疗是中医学的特色。近几十年以来，西医无 差别化医疗模式遭遇湍流，以“单一疾病一单一靶 标——以一概全”的观念正向个体化医疗转变，利用多种 治疗药物，并将营养、心理和生活方式等因素考虑在治疗 方案内，尤其有助于在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疗上达到最佳效 果。医疗实践上的这种转变需要以系统科学一系统生物 学为基础。旨在了解动态和非线性系统内的彼此相互独立 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及相关性，及其出现在某些组织水平的 性能。 这个系统概念与我们的中医学理论是相通的。 因此 最近几年，科学领域中出现一个新兴的“健康”概念，而长 期以来这个概念都是以中国传统医学的健康理论为核心。 随着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草本组学在医学领域 的应用，将进一步促进中西医“个性化”疗法的汇合。

现代科技推进中西药物研究“殊途同归”。中西不同的 医学体系形成了不同的药物研发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医疗 实践中。20世纪随着生理学、生物化学的快速发展，加速了 中西药物研发模式的交叉。如中药砒霜（化学成分是三氧 化二砷）的研究，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教 授和他的团队，以“以毒攻毒”的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发 明的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白血病取得的成效让世界 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用砷 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案。另一个例证是获得 2011年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Lasker 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的中国科学家屠吻吻， 表彰她在青高素（artemisinin)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 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 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 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三氧化二砷和青 蒿素都是从中药中提取出来的，这两项工作用事实表明了 中药的巨大潜力。他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科学方 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项成就打开了药物研究的视野，促 使更多的研究者从中医经典中寻找研究灵感，用现代科技 方法使传统药物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三、中国医学范式的特征优势

所谓“中国医学”，即传承中医学精髓，中西两个医学 体系交叉融合，体现现代科学发展水平与方向，具有世界 推广价值的当代医学新范式。它以发挥中国传统医学整体 观、个性化的优势为基点；在生命与疾病的认识思维、辨治 模式、处方用药等方面集中西医学之大成，中西医相互融 合协同的全新医学范式。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医学的特征突出表现在融合与协 同两个方面。融合：中医学的向内用功与西医学向外探索 的融合；中医的自然观、生命观、健康观与西医学的科学 观、人体观、疾病观融通；中医的生命时空变动之道与现代 医学的人体结构功能之学融通；既具中国传统原创，又兼 具国际现代融通。

协同即在方法论上，中医整体论与西医还原论的协 同；在认知方式上，中医察同与西医察异的协同；在思维方 式上，中医直觉思维和西医逻辑思维的协同；在研究方法中国高等教育上，中医主观经验和西医客观实验的协同；在诊疗方式上， 中医辨机辨证与西医辨病辨症的协同；在治疗理念上，中 医针对人的“调理”观与西医针对病的“修理”观的协同；在 治疗方法上，整体与靶点的结合，体内过程与体外表征的 观照，复方与单体的选择性运用协同。

中国医学为集中西医学大成的全新的医学体系，其优 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和先进性。中国科技自古领先于世 界，进入近代以后却被西方思到了后面。经过100多年的 追赶，毋庸置疑，目前我国医学的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发达 国家，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更为罕见。但是，通过积极开 发我国宝贵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医学资源，以独特发展视角 构建中国医学新范式，形成具有中国原创性的集成优势。 可以在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医学率先 取得领先地位。

理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国医学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 的优势。它吸收了当前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形成具有多元医学内容兼容并蓄的当 代医学整体的知识论模式，符合人类医学发展趋势。其将构建 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知识、技术和方法的创新平台，既可以在 理论与方法上为当代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和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的若干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同时反过 来也使得传统的中医学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

临床疗效评价的全面性。中国医学的优势，体现在临 床的高效上和对疗效评价的全面性上。比如扩大了诊断视 野；用新的理论分析、揭示疾病的内在规律；将疾病发生、 演变、转归同立法处方用药紧密相连；将生理、病理、医理 和药理连贯思考等。将局部的病理变化和人体疾病过程的 整体反应、动态变化相结合，两种理论融会贯通，对疾病认 识更加细致，提供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创造出新理论、新药 物。并且对疗效的评价，将打破目前以单一指标为评价标 准的局限性，建立更全面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四、中医药高等院校的使命

引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背 景下，高校肩负起知识与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历史 重任。中国医学以传承中医学精髓为核心，融合中西医学 为基础，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应担负起引领中国医学发 展方向的历史责任。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将细胞水平、分 子水平、动物模型、临床研究等多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整 合；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下，产生出一批可以统摄、涵盖、 交融两种医学思想和医学知识的术语，打破中医科研是单 纯“以西解中”的局面，形成一批可以阐释中医、也可以阐 释西医并且能够有效表达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现象的新的中国高等教育术语群；将实体模型与唯象模型相结合，把中医的藏象研 究与西医的解剖形态研究结合，促进医学新的发展；在药 物研发上，研究具有多靶点优势的药物，开发出疗效高、毒 副作用小的新药品种。

提升中国健康事业的水平。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健康服务需求，国务院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应当充分发挥中国 医学的特点，秉承中医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 理念，辨证施治的诊疗思想，药物及非药物干预等养生方 法，融合西医学优势，不断提升维护健康、干预亚健康到疾 病的防治能力与水平，从而提升中国健康事业的水平。

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医学是既具中国传统医 学原创、又具国际现代医学融通的当代医学体系。新医学 范式的出现必将带动人才培养模式的革命，同时创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又将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带动中国医 学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担当的 首要使命就是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医学培养合 格人才。为此，我们既着眼于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前沿，充 分借鉴现代医学教育模式的长处；又承继师承制教育模式 的“合理内核”，将民族医药教育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打 造全新的中国医学教育模式，构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中国 医学全球教育平台，促进中医医学教育模式现代性与传统 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有机结合。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6

关键词：中医 档案 不可替代

中医是中国国粹，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千年来，中医在医疗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档案。中医档案是中医智慧的精华，在中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仅以作者有限的视野，谈谈档案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不当之处，还请方家包涵。

1.中医历史与档案

从中医发展的历史看，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生存中，创造了原始医学。据考古发现，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等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成书于汉之前的《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时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唐朝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

宋代设立的“太医局”，不仅是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而且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上述医学著作，都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成为不可替代的档案材料，自形成以来，一直被当做经典利用。

2.中医活动与档案

唐朝的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和“医神”，他勤于著书，一生著书八十多种，其中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合称《千金方》，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由于一代代人对上述文献的保管、整理和继承，使这些珍贵的中医档案得以传承下来，历久弥新，造福后世。

3.中医档案的特殊性与缺失

中医和西医，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对疾病的认知，就是认识和治疗方法上。从诊断上和现代西医的先进的检查手段相比，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已经显得有点落后。西医借助X光、B超、CT和核磁共振及化验能快速地查找出问题的所在部位和病情的轻重程度，同时，在治疗上外科手术在先进设备的配合下，医生对外伤的处理更好、更快、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挽救更多的病人的生命。

中医的治疗是辨证施治 ，一个人一个医案一个药方，药理和药性同西医比较缺少确定性，与西医相比，在发展和继承上有很大的不同，档案的管理上也有不同。

据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组介绍，中医流派很多，大多是中医学同一个学科内，因不同的师承而形成的以独特的研究旨趣、技艺、方法为基础的不同学术派。如历史上著名的岭南医学、新安医学、少林医派、平乐正骨流派、陈氏儿科流派等。中医学术流派是医学理论产生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也是医学理论传播及人才培养的摇篮。但是，据课题组初步调查，目前中医学术流派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面临断层甚至消失。流派的流失应该就是流派主流医治主旨的流失。

如果说，一个武术流派的流失和发展往往就在于祖师爷的一本“秘籍”，至多失去一个流派，那么，一个中医流派的流失，或许就是一方百姓受苦。

多年来一直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目前统一化的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排斥个性化学术流派，现代医院管理以及科研方法存在诸多限制中医学术流派发展的因素，名师带徒等。因为没有规范的制度，所以老一代的中医人才的遗产没有很好的继承下来，医疗文献和方剂。学术论文和临床病例没有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完善 保存，这也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因素之一。

4.中医档案管理的特点

中医特色决定了中医档案管理的特点，必须建立独立的收集、整理、管理中医档案的部门或设专职人员管理。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根据中医“把脉”诊断，辨证施治的医案，中医药方的唯一性和可变性，专科专病的治疗特点，档案工作应当选择有针对性的对象，进行跟踪立档。

尽管中药的作用机理、物质基础、应用理论还在发展中，还缺乏些规范的科学数据证明，但是患者的康复和治疗效果最有发言权。在中医医疗活动中，中医临床实践中的验方显得非常重要，及时的收集、 整理档案材料，形成文献记载下来也就十分重要。

5.基层中医档案工作不容乐观

作为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锦州市中医院 ，在成立的初期， 聚集了辽西地区的中医人才和名医。老中医们都各有绝技，活跃在医疗第一线，为许多患者解决了病痛。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就是进入市场经济后，老中医的门诊量丝毫没有减少。有的年近耄耋，还在为患者服务。

进入90年代后，老中医们纷纷故去，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怀念和遗憾。在医院的档案里，没有他们的影像资料。医院没有留下他们治疗妇科、血液病、阑尾炎、结石病、整骨的方剂，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各类学术论文和验方，没有留下我们后人值得思考的素材。老中医们的治疗绝技，只有和他们接触过的人，进行口碑相传。甚至，现在的中医院人已经不知道还有这代人的存在。这不就是档案管理上的问题吗？作为档案的管理者感到也很无奈。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医院的问题，更是是影响中医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7

由于医学社会史是社会史的分支学科，所以其对象应当包括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之中。但在目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诸多的看法中，⑦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及医学社会史（或者类似学科）所应涉及的对象。而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如台湾学者杜正胜等人认为“生命的体认”（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和“生命的追求”（人格风范、职业追求、人生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今生与来世）属于身体史研究的范畴。虽然“身体史”并不等于“医学社会史”，但其对身体进行历史诠释时是以健康、疾病为切入点的。由于健康、疾病是医学的核心内容，所以杜正胜等人的观点已涉及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管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否受到社会史学界的关注，那些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当中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又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所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也应如此。李大钊曾在1920年发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指出：“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以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10](p159)在这里，李大钊虽然是在探讨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的区别，前者强调历时性，后者强调共时性，但是作为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会贯通的社会史就应当同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也就是说，社会史一方面要横向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另一方面要纵向考察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因此，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也应包括这两个维度：共时性的状态，即静态存在；历时性的变迁，即动态存在。

其一，共时性的对象。共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空间状态，指某个历史时期医学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考虑历时性因素的前提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几乎等同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1957年美国的斯特劳斯在《医学社会学的性质和状态》中认为医学社会学有两个领域：“医学中的社会学”和“医学的社会学”。[7](p3)医学中的社会学，是研究影响人的“生老病死”这一生命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如探讨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态、种族和部落、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与某些特定的健康障碍（或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之间的关系。医学的社会学，则主要是研究医学认识和医学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角色关系、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等群体行为因素。在中国，前者被认为是社会医学研究的范畴，后者被认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对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是按空间划分的，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空间划分就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即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这些研究对象从类别上看，包括与人的生产、成长（健康与疾病）、死亡相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从层次上看，包括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精神）层面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其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上图中的每个黑点都代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医学社会活动或医学社会现象。其中A、B、C、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A包括行房受孕、妊娠安胎、难产处理、产后调理等，这些活动属于妇产医学和新生儿医学的范畴；B包括卫生保健、疾病防疫、疾病诊疗、药物研制与使用、病人护理等，这些活动属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药学的范畴；C包括生命抢救、临终关怀、死尸处置等，这些活动属于临终医学的范畴。A′、B′、C′是制度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由于制度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中介，因此在人们的健康、疾病、生死观念与医学实践活动之间必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范人们言行以及明确各种关系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与身体及生命过程有关的各种规定、法律、伦理、道德等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其中A′包括对助产者的技能要求、生产及产后仪式及相关规定等；B′包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疾病治疗规程、预防保健制度、公共卫生政策、社会保障立法等；C′包括丧葬仪式、以及如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等。A″、B″、C″表示人们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常通过观念（心态）表现出来，包括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活动，以及对身体、生死、健康、疾病、治疗、生命价值的认识等。

在物质（技术）、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中，制度和观念的形态及变迁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至于物质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是传统医学史关注的重点。当然，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使是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也都完全融入到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现象并不占主要地位，人们对身体及生命过程的认识和干预主要是通过技术以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杨念群所言：“在传统社会中，出生与死亡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的仪式行为”，“（收生）姥姥的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接生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出生典礼中只处于次要地位”[11](p133-140)。隋代的巢元方在《妇人杂病诸候》的“无子候”中也认为：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12]（p419）他推断妇人无子时，最先考虑到的是“祖坟”、“年命”等非生理病理因素。德国学者罗梅君在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子女是命运”，“生孩子和孩子的成活首先取决于时间和具体的时辰”，“均受星相监督”；“无子女是不幸福，是由恶势力引起”；“无子女或子孙满堂也决定性地取决于已去逝的家庭成员的欢心” [13](p8-13)等，因此求子的主要手段则是利用星相的力量、忏悔或祈福等。所以，在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虽然可以有年侧重，但都不能被忽视。

其二，历时性的对象。历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时间状态，指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随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迁。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医疗技术在不断提高，医药卫生制度在不断完善，人们的生命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结果是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平均寿命在逐步延长，人种也在不断进化。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的任务就在于探究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叙述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些变化导致的后果。因此，医学社会史的历时性研究对象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例如，杨念群通过对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对人们空间观念的改变的论述，提示了传统社会中“稳婆”和“阴阳先生”的公共形象和专业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及原因。[11](p134)李贞德通过对汉唐医药典籍的考察得出结论：自汉至唐，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步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12](p419)这些都是研究历时性医学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的范例。

四、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医学社会史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求有新的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但这并不是说要创造出一套与各传统学科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因为医学社会史是在传统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对传统学科方法基础上通过“改造”而产生。这一改造主要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其他学科方法的史学化。

其一，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医学社会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学科，社会史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医学社会史相对于传统的史学需要经历两次超越，即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对传统“精英政治史”的超越；作为专门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对一般社会史的超越。

中国社会史是在上个世纪初以传统旧史学的反叛形象“新史学”而出现的，同时也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理路，从而形成了以“自下而上看历史”、“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总体史的追求”为特征的理论和方法。[14](p95)这是社会史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作为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也必须经历这一超越。即在研究取向上必须改变传统旧史学只关注皇亲国戚等少数人的贵恙的倾向，转而关注人民大众的康乐与疾苦；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改变传统史学埋首钩沉、简单叙事的倾向，转而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全方位地诠释医学的历史；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必须转变只利用宫廷实录或档案的倾向，转而利用方志、家谱等地方史料。

就医学社会史而言，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医学史的超越。我国传统医学史研究多是停留于技术层面，且多属于“精英史”、“成就史”范畴。对此，施义慧曾指出 “伟大医生的传记、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的诊断和医疗技术的突破成了医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这种过于简单的研究模式和编撰方式，忽视了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医学观念变化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历史演变。”[15](p110)即使到了今天，“我国医学史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文献研究、典籍评述，人物考证等为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尚缺乏新的突破”[3](p39)。要实现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医学史向作为社会史的医学史转变，必须在理论与方法上全面超越传统医学史。即研究取向不应只是少数医药界少数精英，还应包括推动医药事业发展的广大民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应只是医药科技的进步，还应当包括医事制度的完善、人们健康疾病观念的更新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等；书写的不应只是成功的典范，还应包括失败的事例；史料运用也不应只局限于医药典籍或医案，还应当包括宫廷和地方史料以及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

又由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故其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社会史。对研究者而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力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一般社会史多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而医学社会史除了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处还必须借鉴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医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在史料运用方面，一般社会史以宫廷史料、地方志、族谱等为重点，而医学社会史还必须查阅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和医案。

其二，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史的勃兴，与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不无关系。同样，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深受西方影响。

由于西方学者较早涉足医学社会史领域，不仅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较成熟的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如西格里斯、施赖奥克、罗森、Edwin Clarke、Annales、福柯、波特等曾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做过较早的探讨。[3](p36-39)随着诸多医学社会史中译本的出版，⑧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传入中国。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还通过台湾学者的“中转”传入中国。⑨此外，近年来中西学者的交流与互访，也加速了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交流。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历史叙事揭示医学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医学的进展只是其叙事的工具，真正要表达的却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之相对照，中国传统医学史却与西方20世纪以前的医学史一样，以记述性医学史为主，且多围绕医学人物、医药典籍、医学事件展开，没有深入地探究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医学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一般历史学一样，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也应当摆脱西方术语（概念）及研究范式的束缚，中国是一个传统史学和传统医学都很发达的国度，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解释自然应当有自己的方法和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在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本土化，张广智曾指出“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史学理论，中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16](p62)。他的这段话表明，对待外域史学理论首先要辨别真伪并有选择性的吸收，其次要求在吸收外域史学理论时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即不仅应结合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而且要结合当前的史学实践。这不仅是针对西史学理论研究者而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为运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者而提出的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中国传统医学自身的特点是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时务必“中国化”的原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国度，传统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化而日臻完善，而西方古代文明却因战乱几经中断，其传统文明虽然于现代文明中有所体现但已不是其主体了。这就决定了站在今天的地平线上看历史，东西方有不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方式。西方常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历史遗物的分析来证实历史，中国却是透过现实来反观历史、通过文献来解读历史。即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西方史学界运用较多，而中国仍以考据、解读文献为主。也说是说，中国史学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弃置中国传统史学于不顾。就医学而言，虽然东西方医学的产生都源于共同的目的也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其发展却经历着不同的轨迹。“在亚洲医学基本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今天的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17](p3)。当中国传统医学还保持着归纳综合的宏观传统时，西医学在分析还原论指引下已不断走向微观；当中国传统医学关注的还是病人时，西方医学已把重心转移到疾病；当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整体的人时，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细胞、分子层面；当中国传统医学仍奉古代文献为经典时，西方医学却抛弃传统典籍。虽然今天的人类医学已相互渗透导致东西方医学的界限已不那么明显，但历史视野下的东西方医学之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国医药典籍浩如烟海，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即使西方学者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也会因为文字障碍而不能得其要领。因此，以考据、文献解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角色是无法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所取代的。这就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在广泛吸纳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中国医学、中国史学的特点，要尽可能地使二者结合从而实现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

其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化。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新社会史的典型特征，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要求。医学社会史是新社会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因此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其本质要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以及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都与广泛吸纳西方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联。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的兴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百年变革与发展的主旋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只能是对原有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补充，绝对不能完全取代历史学固有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与众不同之处。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中论述十分详细，本文不再赘述。实践证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然而，社会史要保持其应有的特色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还必须守住其“史学的边界”。[18]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一方面不要抛弃史学的传统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必须使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史学服务，即“史学化”。

医学社会史作为专门的社会史，其兴起与一般社会史一样，也得益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当然其发展也应与一般社会史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即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史学化”。此外，又由于医学社会史是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所以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也是其本质特性。要弄清历史上人们的医药活动，除了借助上述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对历史上某次瘟疫的研究为例，要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追究就需要考察当时的制度、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要对瘟疫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政府措施、民众的心态、医药防治手段等；要对瘟疫的影响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死亡人数、医药手段的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等。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上述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规律，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等。这一共同的“史学目的”也就决定了医学社会史研究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也必须“史学化”。

五、医学社会史的价值判断

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医学社会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为历史学科，医学社会史是一个崭新的成员，它有别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更接近历史的本真。无论什么历史，其研究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即使是医学史，也大多为医学技术的历史或者医学家的传记，很少有关于大众康乐或病痛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的一大遗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史才以其“关注民众”、“关注社会生活”的姿态、以“旧史学的叛逆者”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随着社会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直接关乎人们生老病死的医药社会活动以及医学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医学社会史也就悄然兴起。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丰富了社会史的内涵，而且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

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医学的对象是“人”，传统医学一直没有脱离这一根本的追求，然而技术化与商业化的现代医学却丧失了这一传统，不再把病人当人，而是当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或者被看成是消费的主体，是尽可能赚钱的机会。这就使本来富有温情的医学失去了生命感，变得冰冷而面目可憎。改变这种日益偏狭的医学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就批评了近代以来的只强调技术而忽视病人的生物医学模式，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型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生活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19]（p10）。这一医学模式要求把病人看着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完整的人，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也应当充分考虑生理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社会环境、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变动、社会评价等因素对医学的影响以及医学对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的观念的影响等都应当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范畴。与之相关的学科，诸如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史等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医学的学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医学社会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医学社会史是以历史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干预的一切活动，从而揭示医学发展的规律，为健全现代医学模式提供历史的经验，最终为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增进体质、保卫健康、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服务。这正是医学社会史的社会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0]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A]．周积明、宋德金．中国社会史论（上卷）[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 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A]．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2]（台）李贞德．唐代的性别与医疗[A]．邓小南．唐宋女性与社会[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3] [德]罗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 毕苑．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1，（4）．

[15] 施义慧．罗杰库特的医学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1）．

[16] 张广智．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J]．史学理论研究，2000，（4）．

[17] [美]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M]．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8] 张小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N]．中华读书报，2002　09　04．

[19] 冀中、高德馨、张鸿铸、王大鹏．医学模式[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1．

⑦ 见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67－74页。该文提到了国内外学者包括霍布斯鲍姆、韦耶列娃、阿萨.勃里格斯、龚书铎、乔志强、冯尔康、常建华、张静如、刘志强、黄宽重、柳立言、哈罗德.珀金、罗炳绵、杜正胜、孟彦弘等学者关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的各种观点。

⑧ 例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由布老虎丛书编辑部策划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其中与医学社会史有关的著作有《身体与社会》（布莱思.特纳著）、《身体与社会理论》（席林著）、《身体史话》（米歇尔.费尔编著）、《身体思想》（安德鲁-斯特拉桑著）；青岛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由王一方策划的 “柳叶刀译丛”，其中与医学社会史有关的著作有《从体液到医学科学——美国医学演进历史》（杜菲）、《病患的意义：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S.K.图姆斯）；此外，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波特）、陈仲丹等译《疾病改变历史》（费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等著）、（台）杨智明等译《健康的骗局》（瑞玛.爱波）、庄安祺译《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Tom Lutz）、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米歇尔.福柯）、罗卫芳等译《血:一种神奇液体的传奇史诗》(道格拉斯.斯塔尔)等都是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8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就是中医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随着西医药的发展并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受到极大地影响和冲击,中医药理论、中医医疗模式、中医药灵验秘方及相关成果、中医药人才等面临严重挑战,特别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中医教育、科研、医疗模式、宏观管理等关键因素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1  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失去了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形成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是中医药传承的根本。中医药理论是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系统总结而形成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完整医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谈中医药继承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教育是基础。目前,全国有3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50多所中等中医药学校[1],为国家培养约27万中医人才[2],为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发挥了先导和基地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中医院校教育受西医教育思想、模式的影响,基础教育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教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据了解,目前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思想、教学总体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改革,越来越趋同于西医院校,削减传统文化课程的比重,弱化中医经典内容学习,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等已成为一种趋势。院校教育普遍重视外语、计算机、植物化学、解剖等课程的教学。基础课程设置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比例越来越大,古汉语、中医传统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等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低,并且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割裂了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中医院校这种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改革实践,违背了中医药教育的自身规律,培养不出热爱中医事业、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人才,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医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诊治疾病,看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望、闻、问、切等中医临床硬工夫更无从谈起。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医药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中医院校教育严重西化。

2  研究思路和方法背离了中医药科研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是我国原创性医学,历经数千年临床实践的验证,其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科学。中医药历来重视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理论发展的未知领域,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临床疗效,完善和发展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理论反而受到质疑、创新性成果越来越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医药科研思路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近代科学在确立其主导和统治地位过程中,方法论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医学与西医学最根本的区别,是各自文化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医讲整体观、辨证论治,西医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杀毒灭菌。中医药科研应按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发展目标和研究方法。中医科研必须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归纳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应以研究药性,以及药性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为切入点。然而,目前中医药科研淡化了中医理论整体思维方式,确立了以线性、分析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按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病理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研究中医药“实质”、“本质”和“有效成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微观探索”、“指标检测”、“客观实证”,试图从实验室里发展中医理论、开发中药新药,甚至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作为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这种完全按照西医科研路子开展中医科研违背了中医药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001－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纯中医药类研究课题也不多,有些项目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课题。加强和正确引领中医药科研,是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只有把握中医药发展的根本,确立正确的思想和方法,才能不断创造和完善符合整体医学的科研成果和理论体系,才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活水源头。

3  医疗模式和标准西化,削弱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诊断治疗的模式和标准,以整体论的思维为主导,根据患者的症状,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诊疗疾病。一个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也可以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都能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是中医治病的重要特征。如蒲辅周曾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乙脑,在治愈的167人中,用了98组中药处方[3]。可见,中医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以及医疗模式不同于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应有不同的诊疗模式和标准,在实践中应“求异存同”,而不应“求同存异”,这样才能突出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必须认同和建立不同模式和标准。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及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用西医理论是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中医医疗模式、标准以西医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为主导；中医医院的管理模式也按西医医院的管理方式来实施。如西医院是分科管理,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越来越细。北京某大医院共分了37个科室,各科室只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没有一个科室对患者全面负责,通常情况是一个患者看一次病要跑几个科室。而中医历来只分内外妇儿,大夫都是全科医生,每个大夫都对患者全面负责。但目前我国的中医院也同样按照西医院的分科方法,科室越分越细,全科医生越来越少,医药分离、针灸与中医分开等。这种按西医医疗模式和管理方法来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和管理,丧失了中医药的整体优势与特色,阻碍了中医药自己的标准化战略的发展,导致了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越来越少,中医药必然会日渐萎缩。

4  有关政策法规导向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

  

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依据和保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着眼有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没有充分考虑中医药发展的实际,有些甚至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可以说现行法规政策的有某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医生历来重视使用自制的丸、散、膏、丹为患者治病,且医药不分家,但这些传统做法和经验,如按现行的“药品管理法”相关条款规定,是不合法的。另外,中医药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如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永乐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提出的“温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论,对有效防止传染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医理论就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但传染病医院基本没有中医。2003年有关部门确定sars是ⅰ类传染病后,北京的中医就无法介入sars治疗。后经多方面努力,中医才在防治sar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中医是振兴中医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纵观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民间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医学家,如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无一不是来自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名于民间。当代的中医名家吕炳奎、董建华、方药中、焦树德等也无一不是来自民间[4]。有许多民间中医具有一技之长、掌握特技疗法,他们的治疗方法不但具有中医特色,而且效果好、费用低,民间中医的研究成果只要加以重视和整理提高,有很多成果可成为中医的特色疗法。但按现行的《医师法》规定,许多民间中医无法取得合法的行医资格。

如何解决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更多的学科专业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认为应成立专门中医药发展的工作机构,从抓顶层设计入手,合理制定一套长远的中医药发展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氛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医药原创性成果；逐步建立中医药自己的标准体系,合理搭建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平台。我们相信,只要各方面积极配合、共同努力,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前途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教育机构基本情况[eb/ol]. satcm.gov.cn/lanmu/jiaoyu/index.htm,2006-12-12.

[2] 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j].科技中国,2006,2(2)：84－87.

[3] 贾 谦.确立中医药战略地位的重要意义[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7(5)：8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