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4 12:04:51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1
关键词:设计批评；设计批评学；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设计的爆炸式发展和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渐入佳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盛事。随着新世纪脚步的到来，冷静的反思和学术的沉淀亦成为艺术设计理论界的自觉，对设计批评的呼吁和重视就是这种股健康之流的组成部分。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我们所提的设计批评并不是对设计现象的描述，而是对设计现象的深入解读和价值判断，是一种事关人类福祉的理性活动，由于批判对象自身的丰富范畴和复杂特质，致使这个工作在国内远未充分展开。此外作为人文研究重镇的文艺批评学界与设计学科研究长期隔阂，不相往来的学术格局也造成设计批评难以全面展开，由此笔者展开了对影响设计批评学建构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考察。
首先，设计批评的复杂性来源于设计批评标准的无法统一。从现代设计的变迁看，设计范畴和部类的差异首先造成了批评标准的差异。在目前公认的设计范畴中很难找到既能统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又能为平面设计、服装设计、广告设计所共同使用的价值标准。设计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和反思是开展设计批评和建构设计批评学的重点和难点。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批评家曼弗雷多・塔夫里即推崇一种历史批评，因为批评的标准只能来源于已有的设计史实。批评标准的确立，既不可能来自先验的理论范畴，也不可能来自现实的经验体系，而只能来自对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以构造出某种解释的原则或检验的标准。因为一系列先验的普遍的概念，如“美”、“价值”、“本质”都具有太多的抽象性质，不能提供一种实践的出发点，而引发了过度的预设；而完全以“具体的经验”为出发点，又会使问题变得飘忽不定，而陷入“价值”的危机。(注:参见［意大利］曼夫雷多・塔夫里（Mafredo Tafuri）著，郑时龄译《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其《引言》部分中总体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因此，设计批评标准的确立和探索其逻辑思辨要立足于设计史实自身的特点。
第二，设计批评的复杂性还来源于它的学科定位的困难。
设计形态在百余年的历史流变中发生了自身性质的变迁，分别呈现出设计的艺术特征、科学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
设计何以能够批评，从“批评”概念的缘起看，批判精神是启蒙的产物，最早缘起于哲学批判的理性精神。人们往往把康德哲学称为“批判哲学”，原因不仅在于康德明确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而且这种理性的批判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对真、善、美作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确立和张扬。批判精神的提出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次飞跃。早期的设计批评多来源于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艺术和审美作为人类价值的组成成分自然为批判理性所俘获。可以这样说，启蒙运动不仅催生了现代艺术学科体系，而且也促成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出现。我们今天说设计批评，就是要实现对纷繁各异的设计现象进行理性的关照，发现和重新检审人类基本价值的减损和昭彰。
（一）从历史维度看设计批评衍生于艺术批评。我们所认定的早期设计评论家拉斯金、普金、包括关注传统工艺的李格尔和欧文・琼斯等首先是艺术评论家。从来源上看设计批评是艺术批评的一部分，人文价值的评价标准成为主流。今天，艺术的维度并没有随历史的变迁而消失，尤其是对所谓艺术设计而言，但是已经无法成为评价所有设计部类的主要标准。
（二）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设计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产物：早期几次世界博览会的启示，就表现出传统的艺术标准已经无法适应设计的现代转型。“水晶宫”的设计和建造是建筑设计的转折点和现代工业计的开端，也是引发现代设计批评的起点，自此即便是艺术维度概念下的设计也发生了“机器美学”的转型。随后，1855年到1900年法国相继举办了五次世界博览会，其中机械馆的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俨然国家工业能力和贸易地位的象征。1867年博览会展览馆建筑的设计，涌现出明星式设计师居斯塔夫・埃菲尔，35米主跨度的机械馆不仅是埃菲尔个人才能的体现（他第一次使应力状态下弹性材料的弹性模量纯理论公式得以证明和实践）而且也是法国设计能力的国家宣言。自此技术炫耀成为设计价值诉求的主要目标延续至今。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催生的现代设计使得技术维度成为现代设计评论的价值依据。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进入所谓“丰裕社会”，设计进一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管理的组成部分，设计的价值诉求呈现出巨大的“商业理性”特征。197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人工科学》中所设想的设计学科应该是一种学术上比较硬的、分析性的、部分形式化和部分经验化的、可教可学的关于设计流程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教育。赫伯特・西蒙认为这个体系首先应该包括设计的评估理论（效益最大化）即实用理论和统计决定理论（最优化方案设计）。(注:参见［美］赫伯特・西蒙著，武夷山译《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4页。)这是当代商业社会价值判断和设计评估的基本标准，是设计批评所无法回避的价值体系。这个意义上的对“设计”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由各种数学工具：概率统计、数理分析、线性代数来进行的。显然，在现代设计所依附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设计的价值判断活动除了艺术和审美维度之外，基于现代工程、技术基础之上的设计流程的最优化设计方案的设计则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标准。既然，设计的价值诉求随时代而变化，随设计的历史形态而变化（如果探讨设计形态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是设计批评得以展开的关键问题和设计批评学的逻辑起点），那我们就会发现设计的性质和价值标准随历史形变的基本特征给批评的开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设计批评的历史形态应该呈现为艺术批评、技术评估与测试、商业分析与评论三种现实类型，这是设计批评回避不了的窘境。
第三，设计批评的困难更来源于设计批评价值诉求的内在悖论。
战后，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很快进入了经济繁荣阶段，就社会经济的性质变化而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到来。如果说这样一个界定仅仅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对物质与需求的关注，那么更多的研究则把此时的西方社会指称为“消费主义”社会，它多是指人与人为事务之间的新型文化关系。《消费社会》的作者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含盖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当代设计真正的促动因素。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与之对应的各种设计形态表现出极端的两极。一方面，工具理性和商业价值成为整体设计运作的潜在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作为消费主义社会文化表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又表现出对文脉、精神和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内在追求，对立的两端极限发展，体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矛盾。展开设计批评的深层矛盾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与消费主义社会对应的设计类型是后现代主义设计，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使当代设计批评的意义早已不在于对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的的昭彰与贬抑，而变幻为对一种文化碎片的辨识和解读。
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詹克斯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即用“后现代古典主义“来命名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建筑。(注:参见詹和平著《后现代设计》，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后现代主义建筑往往使用“符号”或“装饰化”语汇在完善的现代工程技术条件下，来完成对历史的理解、兴趣和对历史的“继承”。后现代主义建筑历史元素的拼贴特征，一方面表现出对文脉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文脉的谐谑、错觉和武断，最终是对历史的消解。当今，历史终结、裂解文脉、秉持不确定性的设计理念已经不是隔岸观火的风景，已然是悄悄降临在我们的身边的文化谜语。明星设计师库哈斯获得中国及世界范围大量订单的同时也为业主及其设计受众带来了仍需咀嚼的设计思想和价值课题。库哈斯在《S，M，L，XL》一书中，提出了“普通城市”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可识别性来自物质环境，来自历史、来自文脉，来自现实，然而大都会的膨胀使这些因素被稀释而淡化；可识别性需要集中，但“一旦影响的范围扩大了，中心的权威和力量就日渐淡薄”。(注:参见朱亦民《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库哈斯》一文，《世界建筑》，2005年第6期、第9期。)据此，库哈斯认为可识别性的趋向淡化甚至消失是不可避免的，可识别性的消失导致了大量没有历史、没有中心、没有特色的“普通城市”的出现 。
1995年，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库哈斯又组织他的学生对中国珠江三角洲的五个城市――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研究。研究结果又一次坚定了他的设计哲学。他认为，全球化使得城市的公共空间正在减小，对几十亿人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是土地与文化的联系正在逐渐消失。因此，这种设计理念是反对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对社会、文脉的塑造意义的。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2
《建筑创作》发刊时设计院已届不惑之年，其实设计院一直关注学术杂杂的出版，早在吴观张任院长的1980年，就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了《世界建筑》，并一直协办至今。而《建筑创作》作为专业的民用建筑设计院自己独立承办的学术杂志，当时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对她都寄予厚望，叶如棠部长在题词中要求“唤起全体设计工作者的创作意识，自觉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这是当务之急”。时任院长的王惠敏希望“她将成为我们技术交流的新空间，人才展示的新场所，学习研究的新天地”。编辑部也提出“繁荣建筑创作，交流设计经验，推动技术进步”的宗旨。万事开头难，但终究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在这百期的18年中，我国城市和建筑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城市化、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加人WTO、外国建筑师大举进入，激烈的竞争、形象工程、房地产业和开发商、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同样印刷媒体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数字化，电子传媒、读图时代、文本、语境、博客、点击率、话语权，SCI、EI……《建筑创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不断适应、不断调整，在建筑事业和传媒事业的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中不断找准身边的定位，扩大社会影响，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读者群。
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随着信息的膨胀和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曾是最早的传播媒介，随后文字媒介打破了语言社会的秩序，当时这种媒介需要长期的学习并为少数人掌握，而印刷媒体的出现成为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和了解的传媒。但电子传媒的出现再次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它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程度，使更多的人们参与交流。它的出现对文字媒介即传统出版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文字阅读也形成挑战，据抽样调查，我国的国民阅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民中有读书习惯者仅占5％，一时间“读图”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体将取代纸质媒体等议论甚多，尤其对于急功近利、立足“急用先学”的建筑专业，图像的传播似乎更为实用、快捷与功利。即使这样，《建筑创作》仍在这种形势下稳步发展，篇幅也由最初的80页扩展到了160页，由半年刊发展到了月刊，说明了文字媒体仍然具有其活力及生命力，说明读书还不会被读图所替代。且不说阅读是一个民族传承文明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手段，建筑师也需要通过文和图的阅读，通过自身的思维进行深入和更为复杂的感悟和思考，在享受数字化和网络所带来的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不应牺牲面对面的交流与思考，实际上读书和读图本身就应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作为学术杂志的运作还必须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国内的许多科技学术期刊都将其学术水平认定于论文刊出情况，被引用情况以及国际及国内检索系统的收录情况，如SCI、EI等，这是一方面。但作为以建筑学和城市学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除涉及工程科学技术的内容外，更多还要涉及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工程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冲突与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建筑创作》中人文色彩的凸显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杂志“文化”、教育、“口述历史”、“视点”，杂志已不满足于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一般介绍，开始关注工程技术和艺术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关注工程技术和建筑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如路甬祥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不然，我们建造了大批水泥森林，却浪费土地，浪费资源，浪费能源；我们创造了城市，却使他无法宜居，我们设计了“豪宅”，却使社会更不和谐。我们需要从人文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或称之为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化。
学术杂志的生命力还在于能否贴近和抓住社会和业界关注的焦点热点。因为除了传播媒介外，传播内容和效果更是传播学关注的重点。由此引出了学术批评问题，这里的批评实际包含了“批判”和“评论”的内容，学术是在批评中发展的，创作也是在批评中繁荣的。从业界来讲，学术评论需要比较专业的评论家和批评家队伍，这是由学术批评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这种批评并不只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首先具有一种“评论自觉”，针对所处的困境提出新的思路，以逐步形成和完善最后成果，并由此拥有我们的话语权。职业的建筑师们由于要面对政府、业主、开发商，要面对竞争，因此在批判和评论的开展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这并不应该也不可能阻碍建筑师的思考和自觉。今年年初德国之声电台采访德国建筑师马・格康时，尽管他在中国正开展设计业务，但他也不讳言：“中国人之所以偏爱摩天楼，我认为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中国业主往往将高楼大厦视为自己的荣耀，视为自己富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我并不反对在中国建高楼，但是我对中国的城市化质量很不满意，例如街道越来越密，影响了街道两旁居民的交流，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他也批评“有些中国投资方不太注重房屋的质量，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使用价格低廉的建材，而且许多技术细节也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他们过于短视，也过于急功近利。”《建筑创作》也敏感地抓住了这一主题，从2005年起开办了“建筑师茶座”，每期随刊献给读者至今已出版了五十多期，由于话题为大众所关注参与面又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广泛性形式又比较自由随意和独具个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批评方式，正像“博客文学”开辟了文学表达的新空间一样，“茶座”也拓展了学术评论的新空间。当然城市和建筑作为巨大的公共物质产品，也不能逃避民间和市民的品头论足“我不专业但我可以说”，这也是社会公众的权利，理应在评论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3
今年以来，本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局领导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2011年度履行职责及廉政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本人担任市规划局总工程师职务以来，积极协助局长工作，主要负责建筑项目设计方案审批、规划技术规范拟定实施等工作，分管总工程师办公室，同时完成局长指定的其他工作。
1、加强学习调研，了解熟悉工作业务
本人任职后，首先认真学习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规划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三定方案）、市规划局领导职责分工、市规划局与规划分局职责分工，了解自身工作职责、以及分管的总工办职责。
认真学习规划审批业务流程，以及与审批相关的文件、政策和技术管理规定，并参加局业务会、市规委会，熟悉规划管理和审批业务。
向各位局领导学习与交流，虚心听取各位领导对总工和总工办的意见、建议和期望，对照自身工作加以改进。
与总工办、规划服务中心的各位同志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发现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认真研究分析加以解决。
2、把握重点，做好建筑项目设计方案审批工作
积极协助局长工作，重点做好建筑项目设计方案审批与指导工作。每一个项目从头跟进，从主持技术评审会到科室审批、局业务会审议、市规委会审议，尽可能多的了解掌握每个项目的情况，全面、细致的做好项目审批审核，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技术参考。
积极推进区、市重点项目进度，在保证高标准、高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加快审批速度。参加重点项目协调会，积极稳妥的解决涉及规划的事宜，会后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并抓紧落实。
3、指导总工办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标，积极谋划明年重点工作
分管并指导总工办完成日常的建筑方案审批工作，组织实施并继续修订《***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研究、协调建设项目技术问题，组织开展建筑方案征集、评选工作，承担市规工会、局业务会的会务组织工作，负责住建部督察员的联系配合工作。
定期召开总工办工作会议，分析讨论审批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总结规律与办法，组织编制审批工作手册，力争“从项目论走向方法论”，提高审批效率；针对审批中存在的专项问题如退件率、投诉等问题进行整改，对退件进行备案，以便分析原因加以改进，同时提出“微笑退件”要求；号召同志们关注时政，提高政治敏感性，加快推进重点项目；结合项目协调会、听证会，加强锻炼每位同志的协调能力，力争全方位做好规划管理工作；
指导总工办年度预算完成创新高。总工办年度预算完成情况2009年不到50%，2010年为80%。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门年度预算完成率，确保今后预算项目经费充足，对此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组织总工办同志认真研究分析了今年的预算项目情况，适时、创新的提出了建立市规工会会议子系统、档案整理等工作，并督促其他预算项目加快进度，截止2011年12月23日总工办部门预算完成比例为92%，创历年新高，圆满完成全局90%的预算目标。
组织总工办积极谋划明年工作重点，对市规委会专委会进行换届，并更新完善我局专家库；拟对提高我市尤其是五象新区建筑风貌品质提出规划设计引导或管理规定；组织重大建设项目（广西艺术文化中心）方案征集和重大民生工程（廉租房、公租房）方案设计竞赛。
4、发挥专业特长，指导项目研究工作
发挥自身专业和研究特长，积极配合各位分管领导，对《***市滨水建筑控制规划研究》（研究中心项目）、《***市坡屋顶建筑风貌规划设计导则》、《***市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应用规划设计管理技术导则》（工程科项目）、《***市城乡一体化规划前期研究》、《***历史文化名村（笔山村、陈东村）保护利用规划》（村镇科项目）、《***市建筑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导则》（总工办项目）等一系列项目研究工作进行认真指导，提出修改、完善建议。
参加2011年***市科技进步奖、***市特聘专家评审，从专业、行业角度建言献策，为我市城市规划发展出谋划策。
5、积极协助局领导工作，完成领导指定各项工作
工作积极，踏实肯干，全力配合领导工作，高效、高质量的完成领导指定的各项工作。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即时传达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落实工作到位；圆满完成东盟博览会接待、兄弟单位考察接待等任务；做好项目协调工作；到外地考察学习，撰写考察报告，总结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并在局办公会上进行交流。
二、注重学习培训，做到廉洁行政
通过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和平时自学，深入学习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积极参加时代前沿知识讲座，参加***市委党校2011秋季主体班学习，认真撰写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依法行政、科学决策的能力。
坚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作用。自觉遵守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八个禁止”“52个不准”，强化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依法审批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工作中身体力行，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精神来感染其他同志，积极支持和参加党支部活动、工会运动会和妇委会活动，做好表率作用。
三、不足与改进，及工作设想
经过认真总结和分析研究本年度民主生活会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征求到的干部群众意见，积极查找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明年工作计划，提出如下措施：
1、要进一步熟悉工作业务
在工作中坚持虚心学习，多锻炼多磨炼，加强业务工作经验的积累。
2、要提高建筑品质规划管理要求
在建筑方案审批中，贯彻落实“现代、生态、便利、特色”的原则，高标准高要求，学习外地城市先进管理经验，制定“建筑设计规划指引”或“建筑形态风貌管理规定”，提高我市尤其是五象新区建筑风貌品质。
组织重大项目建筑方案国内外征集评选，或开展***市优秀建筑设计方案评选活动，加强对设计院的引导，营造氛围，鼓励多出精品项目。
3、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及研究指导
发挥专业特长，举办专业技术培训或其他形式的交流讲座，加强对新进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培训。
加强对研究项目的指导，深度、广度有机结合，尤其注重项目的可实施性。
对我局现有规划成果归纳整理，利用期刊、论文或出版物的形式加以宣传，突出我局在规划引领方面的声音。
4、要加强与科室、分局同志之间的交流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4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美国具有公开反叛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逐渐为消费社会所同化，高雅艺术与商业形式之间的分野正在消失，文学艺术广泛进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当代的文化和文学呼唤着新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上。1984年，他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入1991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在该书中，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并归纳出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中有些特征在人们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被经常引证和争论。该书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扩大，詹姆逊已不再限于20世纪文学批评和相关的叙事领域，而涉足音乐、绘画、电影、建筑以及大众文化等各个方面。1998年，詹姆逊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文化转向》，书中的八篇文章集中代表了詹姆逊研究后现代的最新成果。随着后现代“文化”的膨胀，詹姆逊展示的是空前庞杂的“文化文本”。不仅小说、音乐、绘画、建筑、影视及商业广告等文化载体和传播方式，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跨国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削弱等都进入了詹姆逊的研究视野。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詹姆逊从早期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分析转入后现代文化研究。他的这种转向不仅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展，也表现为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他前期的文学批评更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话，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被大大突出了，政治无意识开始向文化无意识转化，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开始转向多元共存的后现代思维[3]。
同时，我们看到，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而是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力求回答当前现实提出的问题。正如他在上海的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关注当下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鲜明特色。“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在詹姆逊那里，文化批评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一、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和批评观念
要研究詹姆逊对当代文化的看法，首先需要认真分析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后现代的“文化”概念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到现代主义，文化都被理解为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很高雅的事情，因此很自然地被理解为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这样便形成了文化圈层的自律性。詹姆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文化对各种事物的渗透或者说移入是普遍而深刻的现象，“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4](P381)，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成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4](P381)
詹姆逊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扩张时，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将文化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当今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一切艺术都被纳入商业文化之中。“美的生产也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乃至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与市场连在一起，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康德所标举的无功利的纯粹的审美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很难寻觅了。“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4](P148)。而商品生产将文化变为产品的同时，商品也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已含有文化的内容了，以致于人们难以说清麦当劳、可口可乐究竟是一种食品还是一种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5](P147-148)
詹姆逊关于“文化”的概念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运用“他者”的概念限定文化，或者说，把文化还原为不同形式的群体关系（从词义上讲，“文化”概念在19世纪的重新定义缘起于人类学家对地球上原始民族的观察）。詹姆逊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6](P420-421)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他赞同莫里斯的观点，“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有能力思考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行动和经验框架之间的关系的学科”[6](P440)，借此来更好地认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关联和差异。在研究中，他推崇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5](P11)。詹姆逊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正是通过一种群体或地域的文化去反观另一种文化的。而这种文化之间的互相观照，互相审视，可以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因此，詹姆逊反对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分离出某种不变的对象作孤立的研究。“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5](P7)。
简言之，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含义已经相当广泛了，当今的文化形式不仅与经济生产、政治运作水乳交融，而且对文化的分析也就是对后现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因此，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对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研究。后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孤立的美学现象，它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到文化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涉及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或群体之间的关系。
就文化批评而言，詹姆逊一方面继续强调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文化性质的决定作用，主张从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入手，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并尝试采用经济系统及生产方式的语汇对文化进行分析，同时他又力图充分发挥批评的政治阐释功能，突出文化批评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在詹姆逊看来，文化批评应关注文化文本的基本政治性质和意识形态的矛盾，特别要关注那些过去被忽视和被压抑的领域。他明确指出，“文化既受制于制度又为制度服务，文化的审美和悠闲、恢复和空想的外表是一种假象，一种诱惑。”[6](P435)针对建筑评论家塔夫里关于建筑从来就不可能表现为政治，建筑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看法，詹姆逊严正指出：“拒绝承认意识形态性或自我信奉某种否定和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总逃脱不出意识形态的支配”[6](P103)，并认为亨利·勒斐伏尔把“空间”概念看作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看成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是具有先见性的伟大思想。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詹姆逊对西方新近出现的“文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把文化研究看成是学术问题是不明智的，文化研究里面包含了文化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斗争，只不过在当今商品化社会里，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像昔日那样明晰罢了。
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拒绝接受清一色的身份，他认为批评不是将不同群体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消解为统一的意义，而是揭示出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矛盾。后现代文化批评所面对的文本具有丰富的内涵，代表着各种群体的声音，“各种群体身份之间的张力能够提供一种更强大的角逐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对象可以定义为群体关系的文化表现”。文化批评“应当被看成是有关各社会群体大联盟设想的表现”[6](P399)，它的任务是揭示出文本中斑驳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像文化分裂主义那样追求某种独白式的话语。詹姆逊认为，“如果没有力图结合、引导和协调各种身份、各种责任和立场的促动性张力，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意义、富有成果的作品和思想。”[4](P440)
在分析具体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时，詹姆逊提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批评步骤，他希望有兴味地关注这些现象，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更充分地、更审美地、更直接地去经验和体验种种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同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最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对策。他具体阐释了批评的三个层面：
在趣味的层面，我们对种种文化现象心醉神迷得有点让我们自己吃惊。眨眼间“电脑朋克文化”出现了，我们感到这里面有新东西，有意思的东西……趣味的层面是一个惊讶的层面，在此人们感到身体里有了新的需求。分析的阶段则是考察这些事物的运作和功能，考察这些新出现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出现，它出现的客观条件是什么，为什么“电脑朋克”会在此时此地出现于美国文化，等等。我把这一切归于分析的层面。接下来就是价值判断的层面，在这里我们必需找到一个历史角度。也许某种历史观点并不会马上在具体现象之中出现，但我们日后可以慢慢确定“电脑朋克文化”到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表现还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抗拒。[4](P43)（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段叙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似乎有一种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老路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詹姆逊更强调批评的体验性，同时坚持把这些现象同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联系起来，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二、詹姆逊论大众文化
在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漫画乃至休闲方式等这些以往批评很少光顾的方面都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对象。与那些倡导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不同（注：克莱夫.贝尔曾在《艺术》一书中指责文艺复兴派的画“总是去迎合赞助人的意图，这种做法断送了艺术。想方设法震惊公众是不好，千方百计地讨好公众就更坏。”他要求艺术家“拒绝一切妥协，更不愿在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和公众所喜欢的东西之间搭起桥梁。他们总是绝然地、有时是粗鲁地拒绝考虑那些在他们看来不重要的东西”（《艺术》第164页）。追求纯正、精致的审美趣味，这正是现代主义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具有一种美学民粹主义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对大众文化的重视。在《后现代与消费社会》一文中，他从消费文化入手，列举了一批文化现象，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广告模特、汽车旅馆、子夜影院以及机场销售的平装本哥特式小说、浪漫传奇、名人传记、侦探、科幻小说等所谓的准文学，而这些被现代主义斥为“低级的”的文化材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它们不是像乔伊斯那样作为“引证”，而是进入后现代文化的本体，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后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充满精英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化受到严重挑战，文化逸出原有的圈层而走向大众，曾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现在正被当成消费品而被无限制的重复和模拟，世界名著的精致包装就是如此。大批量的生产和制作代替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的精雕细刻，一些传统叙事作品乃至古典音乐也开始走向大众化。
如何看待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互相渗透，詹姆逊持有自己的见解。与阿多诺不同，他对大众文化采取的是正视而非拒斥的态度，同时他也不是加剧两者的对立，而是促进双方的共融和多元共生。他一方面认为孤傲地坚持高雅艺术只会导致高雅艺术的消亡，同时他也要求对商品化和市场机制在大众文化中的殖民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
詹姆逊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在詹姆逊看来，大众文化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在实现一种紧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极端乌托邦幻想的载体。他认为大众文化不应被理解成无聊的消遣和虚假意识，而应被理解为对社会和政治的焦虑与幻想的一种改造工作。焦虑和希望是同一集体意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大众文化必然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否定和批判，并通过对焦虑的压制使现存秩序合法化，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表达集体的最深刻最基本的希望和幻想。大众文化是通过想象性解决的叙述结构和对社会和谐的视像幻觉同时实现了压制与愿望，在压制的策略中唤起幻想。[7](P30)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性质，不论采取多么歪曲的方式，它所体现的集体幻想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忽视大众文化中的乌托邦成分，就难以对大众文化做出恰当的评价。
詹姆逊进而从现实的角度，论证了大众文化与以往的通俗文化的区别。首先，他认为这两者处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空间，“大众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它是与普遍商品化联系在一起的”[8](P7)而前资本主义时期活跃于乡村和都市里的艺人所创造的那些老民歌和“通俗”文化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逐渐被商品化和市场机制殖民化和灭绝。同理，就所面对的对象而言，大众文化面对的是被商品化所分解的一个个孤立的同等的个体的聚合，而以往的通俗文化固然拥有一些有其自身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如乡村、城镇的人群等，创作者与受众之间也有着某种审美默契，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这些社会群体的结构。诚然，大众文化的流行虽然是由大众的期待视野决定的，但在这种狂热的迷恋和重复中，每个人可能在这一特征上加入丰富的个人联想、体验的东西。“借助重复，某一流行的艺术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结构的一部分，以致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发声。”[7](P20)如我们在出租车上听到流行音乐时就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是个人化的。再则，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本身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完全与当今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体。因此，这种生产与以往的通俗或民间文化的形式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大众文化是与一定的经济效益结合在一起的，它作为文化产品领域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不过，大众文化又的确存在陈套的痕迹，那么，如何看待大众文化中出现的传统文类的话语呢，詹姆逊解释说，“大众文化的文类形式和标志，应该恰当地被理解为对更老的结构形式的历史性的重新占有和取代，它服务于性质迥然不同的重复的情境。”[7](P19)大众文化的重复既表现出对传统文类的兴趣和利用，也表现出对传统文类的颠覆。
三、城市空间——詹姆逊与后现代建筑
后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领域表现得最早，也最显著。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建筑艺术家以游戏的姿态从事创作，表现出对现代主义观念如各部分的比例、对比、布局的反叛。在后现代建筑中，古典的、创新的，西方的、东方的，本土的、外来的，高技术的、情感的，真实的或虚幻的，完美的或残缺的，高贵的或庸俗的，美的或丑的，各种符号杂然并陈，都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作品中。其中初期的、最著名的实例之一就是约翰逊设计的1984年落成的位于纽约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大厦（注：在这一建筑中，约翰逊大胆使用了古典手法和词汇并对之进行了改造和夸张，在这座高六百六十英尺的大厦顶上，突出一个三十英尺高的巨大山花，带着圆形缺口，像老式木座钟或18世纪的英国衣柜的顶饰，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背离和对历史的回顾与联想。这个设计方案引起了建筑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或对它进行攻击，或为它辩解。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它是“时代的标志”。《纽约时报》建筑评论员P·戈德伯格说，这个建筑形象“有着令人尊敬的含意。许多战后出现的平屋顶建筑无疑是一场美学上的灾难，使城市天际线出现混乱，令人厌烦”，是它“给（城市）天际线带来了一点浪漫性。”）。后现代建筑理论交锋也非常激烈。美国后现代建筑理论家R·温图里在他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1966)中旗帜鲜明地宣称：“建筑师们再也不要被清教徒式的、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的说教吓唬住了。我喜欢建筑的‘混杂’而不要‘纯种’，要调和折衷而不是干净单纯，宁要曲折迂回而不要一往直前，宁要模棱两可而不要关连清晰，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而又有趣，……。我爱‘两者兼顾’，不爱‘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黑白都要，或者是灰的。”这段话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纲领和宣言。
在诸多后现代文化中，詹姆逊对后现代建筑有着很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多篇分析后现代建筑的论文。如何看待这些新潮的建筑艺术，如何看待后现代建筑所表现的形式，和它的理论家所宣扬的建筑理想？詹姆逊认真研究了温图里和詹克斯等人的著作，批判地吸取了他们的理论营养，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审视后现代建筑时，首先应改变我们的感觉系统，以一种新感觉去体验后现代建筑的现象。在《后现代与消费社会》一文中，詹姆逊曾详细地剖析了一个后现代建筑的实例——波拿文都拉宾馆。波拿文都拉宾馆位于洛杉矶新商业区，由约翰·波特曼设计。这个建筑最大的特征就是无特征，置身于这个建筑之中，起初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宾馆内没有任何一个标志优于其他标志，空间是一个个碎片，“企图恢复以往的空间坐标，是一种可怜的、或确切地说绝望的努力”[8](P14-15)。不过，吊篮式的电梯那令人惬意的运动对于拥挤的正厅来说是一个辩证的补偿，使人们有机会获得一个根本不同但又是互补的某种愉悦的空间经验。当人们乘电梯快速急升或垂直下落时，放眼外面的世界，就会涌起激动不已又惊讶万分的感觉。通过分析，詹姆逊认识到后现代建筑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它要强化的是对这种拼贴和无序性等因素的感知。人们常用“精神分裂”来评价后现代建筑，但詹姆逊却认为，后现代空间已超出用个体感知的能力，它将刺激我们去发展新的感官机能，将我们的感觉和身体扩展到新的维度。詹姆逊热情地写到，后现代建筑以一种碎片般的精神分裂状态，“随意地、无规则却生气勃勃地拆解昔日的一切建筑艺术风格，再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极具新鲜感的混合体”[10](P20)。只是处于变化着的新空间的我们尚未拥有感觉上的准备去对付这个新的空间，而这种窘境也许正是处于全球化非中心网络中当代人类主体的象征。
在解读后现代建筑中，詹姆逊在看到后现代建筑所表现的混合性和精神分裂的同时，也十分强调语境的重要性，要求在一定的语境下分析建筑作品。第一步，我们可以运用城市本身的存在对单个建筑物进行判断，将这片或那片建筑小区的空间感受置于整个城市结构的背景下。再进一步，我们还可运用更广泛的总体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城市布局及其所体现的效果做出判断，将城市风格及形式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詹姆逊相信，如果说历史上新生的生产方式将最终代替和消解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么，同理，“新生的然而又是极具生命力的空间类型将逐渐地增强对旧空间形式的影响和冲击，从它的初生地开始渐渐地拓展，渐渐地‘占领’它的周围。”与此同时，詹姆逊十分强调建筑艺术与经济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经济直接为建筑艺术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如地价、佣金等，“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后现代建筑艺术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大放异彩，实有赖于跨国企业的直接赞助”[5](P430)，詹姆逊还尝试在分析城市建筑时建立一种中介，使之既能在经济层面上起作用，也能够为美学分析和文化解释提供方向。
在对后现代建筑批评中，詹姆逊充分意识到后现代建筑中的人文因素。相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高贵和乌托邦风格，美国的后现代建筑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大众性和地方特色。“一方面这些新的大楼都是大众的作品；另一方面又重视美国城市建筑的地方特色。”[9](P11)首先，后现代建筑表现出对现代设计中人性不断丧失的反叛。在后现代建筑家看来，现代主义已不再是“时代的进步形式”，20世纪30年代建筑设计中的摩天大楼，那冰冷、生硬的钢材、玻璃、水泥混凝土所构筑的世界，就像一座座巨大的、毫无生气的墓碑。而后现代主义设计追求的不再是永恒的史诗和纪念碑式的作品，而是眼前的视觉和使用上的享受和刺激，它以一种拼贴的方式，展示出当代建筑艺术形式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包容性和群众性，从而也表现出对个人风格的否定（注：例如斯图加特美术馆，被塑造成文化休息活动的公共中心和充满文化气息和感情色彩的活动园地。精美的雕像和着意摆布的废墟互相倾诉，鲜红色钢管（作为栏杆扶手）与厚重的大理石墙等等大胆的碰撞在一起，显得既混杂又那样撩动人心。人们可以在漫步中随意穿行，轻松自如地去鉴赏和领略艺术和建筑的成就和风采。又如日本的筑波中心广场，就表现出平民化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对灰色的下沉式广场和在它周遭升起的色彩艳丽的铺地砖任你上下徜徉，悠闲漫步。生生不息的树木和用钢铁雕成的萋萋水草令你真伪难分。这些后现代建筑既有精心的雕琢和排比，也有随意的构图和拼凑。它们在不同层次上分别满足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参差不齐的艺术爱好和感情需求，使建筑艺术重新展现其最古老的同时又最具现代特性的本质：一种真正通俗性群众性的艺术产品。）。詹姆逊认为，波拿文都拉宾馆就可以称为“一个大众建筑，不仅当地人而且旅游者都兴致勃勃地去参观”。不过，波拿文都拉宾馆也带有商业社会的语言、广告式的语言，它在追求大众化和愉悦感的同时，也追求交往和对话。其次，与现代主义的“国际风格”对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的否定不同，后现代建筑力图表现出对本土文化、居民构成以及周围场地的深切关怀。詹姆逊引用维托里奥·格雷高蒂的话说，“现代建筑最坏的敌人就是只根据经济和技术需要而无视场地来考虑的空间的观念。”[11](P209)后现代建筑抵制同一性，它采用的是一种注重环境的、当代的、正在发展的建筑语言。温图里曾提倡说“本地话”，即在容纳多样性的同时，突出地方性，力求使后现代建筑语言讲述极不相同的故事。詹姆逊在分析波拿文都拉宾馆时也表现出对该设计的文化属性的体验和理解，认为它采用的是普通民众的“地方方言”，“试图使用它们的专门词汇和句法，讲那种典型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式的语言。”[9](P11)
亨利·勒斐弗尔在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表明，空间不是给定的，而是生产的，这种生产出来的空间对社会关系起着构成性作用。这种空间的新概念引起了建筑艺术的变化和有关空间的新体验。詹姆逊接受了这一观点，在研究后现代建筑理论时强调一种政治性的理解。他指出：“塔夫里（注：塔夫里，美国后现代建筑理论家，著有《建筑与乌托邦》、《建筑理论与历史》等著作。）的论点局限于文化意义上，但一个改变城市的计划之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对投机事业以及土地价值的控制等，这也就是对社会基础的健康认识。”[12](P95)詹姆逊相信，由于社会制度往往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所拥有的空间感是不完全一样，随着社会空间的巨大变化，建筑的任务也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历史的演变都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反映。例如，以“国际风格”为代表的现代建筑就充分体现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过程所包含的巨大能量和乌托邦冲动，这种对人类生活实行全面规划和理性安排的欲望，实际上是来源于启蒙运动及其确立的普遍主义原则，可以说，现代建筑所追求的“唯技术泛世界主义”就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规范”所造成的压抑。而后现代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反叛则体现出它们对现代建筑整体设计的欲望的否定，后现代建筑所标举的美学民粹主义和地方特色则正是微观政治和差异政治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塔夫里的反乌托邦主义和温图里对拉斯维加斯的颂扬都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审视和批判。
总之，后现代建筑不再仅是“居住机器”，不再是少数人享受和理解的艺术。后现代建筑营造的是一个既相异又随和，一时难以辨别，难以清理，但却可以对话、可以投入的崭新的环境。
四、语言的挽歌——詹姆逊的影视艺术研究
影视是20世纪的艺术，它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具有明显的消费娱乐性质。影视艺术与建筑一样，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它们同样依赖投资，同样与技术发展相关。后现代影视多是一种商业化运作，它将人们对欲望的追求与商业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消费而生产某种虚假的形象，以之作为一种补偿和替代，并且这类影片往往以高投入高制作，大牌男女明星的阵容、高科技手段和叙述的弱化为特征，其目的是为了追求高额的票房价值，因此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詹姆逊对电影有着深入的研究，据说他在20世纪90年代一气看了四百多部影片，并撰写了两部研究电影的著作《可见的签名》(1990)、《地缘政治美学》(1992)，为我们今天的影视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的理论参照。詹姆逊的影视研究还包括电视连续剧以及当今流行的其他视象产品，如广告、预告片和MTV[9](P100-131)。詹姆逊认为，电视广告以其速度之快和效果之好，完全突破了旧有的广告形式，因此广告和广告形象也应成为我们所称的后现代影视研究的问题之一。
在对后现代影视的分析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视像的突出效果。今天的影视已不同于巴赞当年将画面当作对存在展现的本体论观点，而是营造一种无距离的“虚拟空间”。后现代影视提供的视觉消费给人一种新的知觉过程，这种消费包括形象和色彩。詹姆逊指出，在戈达尔的后现代电影，镜头交替出现，人们看到的主要是视觉形象而不是由行动和事件构成的序列。同时，后现代电影还通过黑白与彩色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彩色画面作用于观众的感官，造成对人眼的欺骗，使人们沉浸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之中。并通过动人心魄的视觉形象取代了电影的陈旧的叙述方式，用美学风格的历史取代了“真正的”历史，而这种新的美学模式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感消褪的症状。后现代影视中的视像已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着意雕刻，而是展示形象碎片，有明显的拼贴感。后现代影视呈现的是无中心的主体，它并不十分在意情节连接，故事框架不过是一个假托，“互文性”已成为后现代影视美感效果的固有成分，从而使现在获得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景象。更有甚者，这类影片还往往采用“古今同戏”的手法产生一种时空倒错的荒诞感，如影片中出现一位文艺复兴人士骑着摩托车，一位宫廷中人手提便携式计算机等。历史与现实被置于同一平面，人成为空间的存在，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古今之间，这种拼凑不仅使作品成为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游戏，而且是对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时间观的打击。可以说，后现代影片既是游戏又是生产，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这种拼贴如果说有某种意蕴的话，那就是这些新潮作者在拼贴之余，设法使我们生活在其间的日常文化现象浸透着一份幽默感。这种视像形象碎片的形式在预告片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经过剪辑的预告片作为一种新的简约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詹姆逊认为这种4-5分钟的预告片大有取代当今的电影之势，观众们将发现，“这种预告片才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人们不需要看整整两个小时的电影”[9](P151)。
同时，在詹姆逊看来，影视文化更能向我们展示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暴力是后现代电影中极其时髦的内容之一。詹姆逊在《大众文化的物化和乌托邦》[7](P237-266)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影片《教父》中的意识形态性。《教父》讲述的是一个黑手党神话。詹姆逊认为，影片将美国社会状况的恶化归结为“黑手党成员”的邪恶，归结为某种道德腐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掩盖了人们对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政治洞察。詹姆逊对广告的意识形态分析也很精彩，他采用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他指出，在人的无意识中，都有着对永久的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强烈的渴望。而广告正是抓住这种古老的集体无意识的欲望，通过美丽的妙龄女郎和一些成功人士（如球星、影星和商业巨子）向人们展示乌托邦的幻想，使人们的直接的欲望和深层的无意识需求得到满足[6](P202)，而广告的目的则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引入到消费中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詹姆逊认为，由于广告最终导致的是商业性目的，因此广告所表现的任何欲望最终都将被扭曲，因为真正的变革是不可能在想象的世界中完成的。
在对后现代影视的分析中，詹姆逊特别提到怀旧影片。“怀旧”是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词，这个术语使人们以为是关于历史的，将自己放逐到过去的岁月中。詹姆逊明确指出了历史作品与怀旧影片的区别。历史影片也许讲述的是这一时期极不相同的故事，是从未有过记载的事件，但它毕竟构成了对历史的多样的参照或是对历史的补充；而后现代怀旧电影则是一种把过去包装成商品井把它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的电影形式。虽然怀旧电影也必须尊重观众关于历史陈规的先在视野，但历史背景仅充当一套符号的作用，它提供的一系列形象都是伪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怀旧电影是复古的而不是历史的[9](P100-131)。这类影片并不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只是在欣赏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詹姆逊进一步分析到，怀旧影片大多表现的是“失落的欲望”，“随着经典现代主义的衰落和‘风格’意识形态的崩溃，传统的个人特征已无处安身……文化创作者在无可依赖之余，只好旧事重提，凭借昔日的形式，仿效僵死的风格，透过种种借来的面具，假借种种别人的声音发言”[5](P454)。实际上，怀旧电影发挥的是一种‘大众化历史’的功能，是“以最传统的形式通过对普遍认识的、非政治活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奉去实践自身的价值。”[7](P232)换句话说，怀旧电影是借着古人的服装，满足的是今天的欲望。
对于詹姆逊转向后现代文化研究，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的变化之快感到惊讶[12](P6)，也有人认为他在后现代的研究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詹姆逊的这些著作，纵观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就会感到，詹姆逊的转变正是一个关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必然发展。詹姆逊对新的事物、新的理论始终抱有一股热情，他曾表示：“我一如既往的工作就是吸收和消化这些新事物”[5](P23)。他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并意识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生产和消费正按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运作，因此，当代批评家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批评策略，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冲击力。只不过这种转变在一贯注重研究文学和文化现状的詹姆逊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罢了。
可以肯定，詹姆逊的思想还在变化之中。我以为，这种否定和调整并不表明詹姆逊理论上的不坚定，而正说明他有一种可贵的探索勇气。莫里斯在《开放的自我》一书中曾指出：“要使我们自己投入到创造活动中，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所谓认识自己，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局限，反省自己在批评活动中的问题，由此产生一种不断否定的内驱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位理论家是否具有朝气和活力，就在于他是否能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不断吸收和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理论，以创造批评的明天。詹姆逊作为一位勤于探讨、并极富政治敏感的当代学者，不断变化其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是他的常态。
收稿日期：2003-01-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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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批评学论文篇5
通过对乔弗莱•司各特《人文主义建筑学》的剖析解读，分析其破而后立的理论建构过程，对各种谬误的批判和最终导向人文主义建筑学的定义，以及体量、空间、线条和和谐性组成建筑核心体验的论证。
关键词：
《人文主义建筑学》；人文主义；情趣史
作为二十世纪初年的英伦建筑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的乔弗莱•司各特（GeoffreyScott，1884－1929），著作并不等身。在建筑学方面的论著，除了一本学生时代颇为稚嫩的《英国建筑的民族特性》，再就是1914年出版、1924年再版的《人文主义建筑学》了。正是这本书奠定了其在建筑理论史上的地位，并向我们证明在同一历史时期内除了拉斯金所代表的维多利亚主流艺术旨趣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非主流的声音。这个声音由一堆对于各种谬误（浪漫主义的、伦理性的、机械论的、进化论的、学院派的建筑观念）的针砭、一股基于移情心理学的情趣史研究和一种对于“人文主义”理想原理的完美表达所组成。为何首先针对谬误来批判呢？司各特这样说：“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是一系列建筑的习惯、片段的传统、幻想和偏见、尤其是大量似是而非的原理、半真理，相互无关的、未加批判的并且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观点，通过他们建造起来的建筑物，既没有坏到被证明为全无新颖之处，也没有好到不能受到公平谴责的程度。”对于无誉无咎，无是无非的混乱生存状态，敏感又敏锐的司各特不能忍。在破而后立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作者展现出的激情、灵气和洞见颇有同时期里尔克的风范。
对于这样一个飞扬跳脱的论证和多少囿于历史局限性的结论，可以表示遗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司各特的花样批评之中汲取营养、引以为鉴，避免被谬误们遗留至今的幽灵幻影所迷惑。对于文艺复兴建筑，司各特揭示其突出的控制因素不是结构（结构被柱式粉刷所掩蔽）、不是材料（材料完全臣服于风格）、不是政治（皇权教权豪门均非主动、时代精神变迁也不过是倒果为因），而是对形式的情趣。建筑成为结构和装饰之间的争议之地，从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不断滋生出新的发明，来取悦迅即厌倦的情趣。人们喜欢被这种风格所包围，于是就不顾手段、材料和服务目的去建造它。以“真实的建造”这个逻辑标准去度衡文艺复兴建筑，无疑是不合格的，但是以“愉悦／美观”这个“良好建筑的三原则”之一去衡量，文艺复兴无疑是异彩纷呈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对已经消逝之物的崇拜，它把时间和地理上的遥远等同于理想化，把美等同于新奇，更把大自然也拟人化了。浪漫主义的目的本应是在一种现存的艺术形式和原理中注入一种诗意的兴趣，现实中却成为中国风、哥特式、希腊式等复古幽情和异域风情蔓延的推手。人们的兴趣从艺术风格时期附会到其文明理想，文学在其间充分发挥着它的艺术想象力并赋予历史时期以简单、片段和脸谱化的幻象，建筑风格被认为代表了那个时代。由于浪漫主义的首要谬误是把建筑视为象征的，于是明显的尚古主义成为主流。除了尚古之外，浪漫主义另一股主流是崇尚自然。大自然是神圣之物，自然诗意可以以各种情绪感染建筑。按照自然的方式去建造，弱化人在其中的作用，摆脱秩序、对称、逻辑和比例，强调偶然、随意和风景如画……让建筑满足自然诗意并不能掩饰建筑这一人工造物的原罪，反而产生不少矫饰的新罪。浪漫主义谬误的实质就是允许用文学时尚去控制建筑情趣。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机械发明时代，科学占据了启蒙后的主流地位。建筑作为建立在结构之上的艺术门类，就比其他艺术更能接受纯科学性的描述，其目标也更易转换为工程师的理想（更大的跨度、更高的高度等）。这一时期最为突出表现的建筑形式都是功能主导的，比如桥梁、高塔、厂房和展厅，它们大都傲慢的漠视形式。而在此之前，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越走向形式上的成熟，对于结构科学的矫饰态度也越不加遮掩。虽然从希腊建筑用石材表现木构特征开始，完全意义上“真实表现的结构”就没有存在过，就连后来的柱式和飞扶壁，也都是在超过结构最大限度的经济性之外，不乏浪费的完成了自身的表现。
但好的建筑从其整体来说，应当既是美的，也是结构真实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筑美仍然是结构的美，在于力的可见关系的表达，人们从支撑应付荷载、推力对付推力中取得了视觉和心理上的愉悦。现实却是建筑师在事实上的结构完整性和外表上的结构生动性之间摇摆，最终只有笨拙的妥协或折中（密斯凡德罗的外贴工字钢钢骨砼立柱节点）。结构计算凭科学，结构认知凭感觉；前者服从于机械法则，后者服从于心理法则，再加上结构的美学性并不是与它的技术同步发展变化的（比如埃菲尔铁塔早年的美学争议），往往会滞后一个审美的培育期，于是如何定义结构与建筑美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件复杂艰难的事情。建筑艺术研究的不是结构本身，而是结构效果对人的精神和认知的影响。它通过经验、直觉和先例，学到应该抛弃什么、隐蔽什么、强调什么、模仿什么，它逐渐从机械科学中创造出一种适合建筑学的拟人化的结构动力学，从而获得了独立地位和存在价值。在对结构的热衷中，机械性的谬误拒绝了一种能把结构提升到理想的艺术轨迹。伦理性的建筑评论服务于政治目的，从浪漫主义谬误中升起，部分也源于对机械理论的抗议。对艺术进行道德性批评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唤起的行为，前有沉浸于宗教启示的神学偏见，后有呼吁道德价值的功利主义的政治偏向。伦理性谬误宣称自己对美学享有控制权，与建筑宣称自己对雕塑和其他一些次级艺术一样。它作为论战的武器不断强化和装饰着人的偏见，并没有增加自己在理论上的信服度。针对巴洛克建筑艺术的伦理性批评，在司各特洋洋洒洒的辩护之下，显出了评论家们故作不解和道德狭隘的声音。作品的美学目的决定了它所使用的手段，巴洛克建筑艺术尤其如此。美学目的能指出艺术家的本性，说明他的基本选择倾向，作为评论者必须正确的加以理解。道德裁决往往倾向于在美学目的被公正考察之前就做出定论和干预。事实上，不能把艺术家在创作中的道德性作为风格美学价值的评价标准，这完全是两个体系。无论是从神学、实用还是直觉角度出发的建筑评论，一旦以道德倾向作为评论基点时，就会导致混乱。它会毫无理由和逻辑的产生一种偏见并毁掉一种情趣。把对美的欣赏从生活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既不可能说明经验，也不可能从经验中提取任何深刻之物，它失去了使人感兴趣、影响创作或控制情趣的力量，变得渺小和枯燥无味。这样孤立的观赏，只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体会不到在深刻性和完整性方面之间的差异。美学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生活上都使人们感到兴趣，因此不能也不应在缺乏一种对生活富有想象力的感受下接触这种艺术。建筑的品行要求人们具有理解它们的天赋，并且为了正确理解它们还需受过相关的训练。
这种美学价值的丰富，同时也是道德范围的扩大。一种人文主义的热情，能使建筑成为各种精神情绪的对应物，这就打开了可能成就的广阔天地。而伦理性的谬误，无疑是充满敌意的僻处一隅、自己把门给关上了。进化论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描述，都是和线性的历史发展相匹配的。一种风格继以另一种风格，纷至沓来。进化论的评论目标，首先不是欣赏而是解释，是解释事实而不是评估事实，尤其是将事实生硬的适配到先入为主的对发展顺序的描述之中，研究的重点也从风格间的承接转移到承接本身。这种将建筑风格的发展按照萌芽－－成长－－衰败的生物周期来描述的方法，过于简单片面了。司各特认为所谓建筑风格的衰败时期，并不会显露出技巧的衰落，反而会标志出一种技巧资源的过剩，乃至窒息了观念，萎缩是发生在观念上，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对建筑只是从外表形式的发展来给予历史定义，并不是正确的划界方式，它有时粗糙、有时笼统、有时又过于连贯。就如同文艺复兴打断了风格进化的顺序并以其百花齐放的方式而难以被笼统界定，以历史进化论为基础的评论也不过是另一种虚假的简单化。《人文主义建筑学》前六章揭示谬误的论述，占据了本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后面引导出结论，总共也就三章，其中还包含了从学院派的传统分析切入、然后引出人文主义定义的一章。破的如此尽兴，立的如此仓促，历来为人所诟病。可是平心而论，立言重在精到，并非长篇累牍就好。篇幅的短小并不代表结构逻辑的缺失，司各特在学院派对于对于文艺复兴态度的截然两分剖析之后，对巴洛克建筑也不乏辩护，这让后人以为作者将巴洛克建筑作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呈现，而这一点作者在后记中予以了专门的澄清（P149）。人文主义是人为了能独立思想、感受及自由行动而做出的努力，并且坚持从尝试直到结果的逻辑性。无论权威和习惯如何阻挠，凡是满足人性的、凡是可以扩大人的力量的新方法、新事物，均值得去尝试检验。因此，文艺复兴建筑代表了一种情趣的风格，除了提供愉悦外，它不追求逻辑、一惯性和论据论证。它追随的是人文主义的自然倾向，并强调人意志上的自由表达。在这一点上，巴洛克建筑也是一样。巴洛克建筑对于机械现实和传统形式的粗暴应用和拿来主义，都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表现。只要建筑艺术与实用和构造紧密相连，它们自己就会提供所需的永恒因素。一旦创造能量弃之而去，任何建筑风格都会无依无靠。学术复兴、印刷术的普及和维特鲁威的论著，这三者将文艺复兴建筑转变为一项学院派的艺术。
学院派艺术有其危险性，有时它意味着拒绝对现实问题作出新的思考。有时它又出于贪婪，试图以过去的想象力为现在服务。学院派的价值在于建立一种标准，传达一种方法，优点在于普及散播和教育驯化。当学院派传统与艺术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富有成果，但当学院派理论停滞不前、尤其是发展出对“纯洁性”和“正确性”的僵化崇拜之后，就有逆时展之嫌。对“纯正风格”的拘泥见解标志着想象力的枯竭和思辨力的不足，以及对风格的定义与时俱进、作出扩充拓展的无能。满足人眼的不是秩序，不是秩序与多样性之间的某种比例，而是美的秩序和美的多样性，而这些可由任意组合方式出现。体量、空间、线条、和谐性，在建筑中形成此种几何学的四大领域。首先满足结构坚固和功能适用，再通过这四点，就能实现良好建筑的最后一项“愉悦／美观”。只有在摆脱浪漫主义、机械性的、伦理性的、进化论的和学院派的谬误干扰之后，方能对这四点如何感染我们以及我们的反应模式进行认真的情趣研究。简单直接的去感知光影空间、感知体量和线条的组合、感知和谐性的系统关联，这些构成了建筑体验的核心，这种体验是文学虚构、历史想象、良心决疑和科学计算所不能构成和决定的，它们只能臣服于它，为它增添荣光。整个建筑学事实上已被我们无意识的赋以人类活动及人类情绪，我们把自身投射在建筑之上，将建筑改写为我们自己的术语，这就是建筑的人文主义，也是创造性设计的基础。我们去认知世界时，无不是通过自己观看世界的角度、对于世界的理解、运用我们的方法去改造、去建构。这种基于移情心理学的结论，如果以东方思想来触类旁通，其实毫无障碍。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的心学，主观对于客观材料的加工、意识的能动性与对于认知的影响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相通。以对象的审美特性与人的思想情感相契合为前提，以主体情感的向外扩散和想象力、创造力为主观条件，是对象的拟人化和主体情感客体化的统一，是审美认同、共鸣和美感的心理基础。比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典范。艺术体验和形体活动之间的关联，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微妙、深刻、持久和具有共鸣。建筑，为了传达活生生的精神的价值，必须和人体那样有机。
人文主义怎样通过体量、空间、线条和和谐性来控制从主体到细部的设计？线条控制眼睛的追随，产生运动感，运动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情绪。空间的布局美，起源于我们自己在空间中自由运动的形体经验，以及充满提示的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探索意愿和满足体验。实体是支撑的基本工具，重量、压力及抵抗力都是我们习惯的身体经验，而我们心中的无意识模仿本能也促使我们自己与我们所见形式中所展现的重量、压力、抵抗力等同起来。建筑中的秩序意味着位置上的固定关系、各部分的特征与大小，它使我们能够更快的认知，使形式达成和谐，使建筑人性化了。凡是建筑寻求传递对平衡及宁静的愉悦感，或表达一种向前的、无阻碍的运动感时，秩序所达成的和谐性就成为我们天然喜悦之物。人文主义的价值就在于认为建筑是世界的拟人化投影，是反映我们生命及其清晰形象的形式图案，而这，就是建筑真正的美学，在这里我们才能在坚固、适用之后找到美观。
作者：高安亭 单位：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人文主义建筑学———情趣史的研究》，乔弗莱•司各特，1924年第二版，1980年重印并加前言．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6
王镜榕北京报道近日，北京龙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阳伟业）以其在建筑地下防水领域“企业类别”创新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果，为我国建筑质量与安全的提升做出的突出贡献，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列为“全国科技自主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示范单位”。董事长王伟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聘任为兼职副所长，并获得了“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修养、有较高水平的管理创新成果”的高度评价。
十余年来，龙阳伟业始终坚持并专注于建筑地下防水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FS101、FS102地下刚性复合防水技术，获得国家相关标准的认同，并依靠持续的自主创新与工程实践，实现了技术体系、产品品类、企业类别和商业模式的四项创新，为根治建筑地下防水渗漏“痼疾”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公司董事长王伟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赞誉为“建筑地下防水变革实践者”。2012年5月，在由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和中国建设报社联合主办、龙阳伟业承办的2012“中国建筑地下防水与建筑安全”高峰论坛上，王伟董事长发表了题为《向“管理型企业转型”是做好建筑地下防水的关键》的主题演讲，由此，龙阳伟业将十余年实践创新成果正式回馈给行业及社会。2013年7月，在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上，王伟董事长撰写的论文《向“管理型企业”转型是做好建筑地下防水的关键》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并且全文入编《科学发展·成就辉煌——中国管理科学十年成果荟萃》。
在相关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广大媒体，以及龙阳伟业等企业的共同倡导下，“建筑地下防水关乎建筑安全”、“建筑地下防水应回归根本——结构主体防水”、“建筑地下防水应与建筑寿命相同”、“建筑地下防水是大系统工程”、以及“建筑地下防水应‘主动防水’”等科学的防水认知，逐渐成为防水行业乃至社会的共识。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是经陈云同志批示，在宋平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于1987年6月，经国家科委批准成立的国家事业单位。是我国第一家经国家批准的专门从事管理科学和相关交叉科学研究的新型科研咨询机构。现为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的理事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重要的研究所之一，是从事企业管理前沿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的专门机构，致力于研究企业管理创新，传承管理思想，促进企业管理创新活动。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7
关键字：全球化、地域主义、批判性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古典著作中对地域主义建筑最直观的描述，见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地域主义是只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而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是基于特定的地域自然特征、建构地域的文化精神和采用适宜技术经济条件建造的建筑。“批判性地域主义”其实质就在于它既精辟地关注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能高瞻远瞩的发扬时代批判与创造精神。批判地域主义承认现实生活和技术发展，但强调对技术强制性应用；也尊重文脉、环境、历史和文化，但反对折中主义的建筑式样；对于现代主义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但绝非某些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全球化满眼的今天，“地域主义”的气质仍然鲜明，甚至更加光彩夺目。一方面是全球化干涉无孔不入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性的挣扎和艰难地延续。
芒福德认为地域主义并非是简单的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这两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全球化”相抗衡。他认为“地域主义建筑”必须力图克服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鸿沟...... [1]芒福德重新定义的地域主义，还担负着协调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感到安适自在”。一直以来接触现代主义，明白建筑的空间的重要性，太过理性的去看建筑，就会慢慢失去对于建筑感性的思考，建筑的地域化和多样化阐释，使建筑摆脱了过分现代的阴影，真正的建筑大家，如斯卡帕做好每一个建筑的局部到做好建筑的整体，基本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的建筑师已经成为建筑实践和理论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弗兰姆普顿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2]一文中就已经讨论了阿尔托、博塔、西扎等欧洲建筑师，以及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从地方要素入手所进行的独特建筑实践。在他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3]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章中举出丹麦建筑师伍重，巴西的尼迈耶，苏黎世的E•吉塞），米兰的格里高蒂，奥斯陆的费恩，威尼斯的斯卡帕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他特别分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反对国际主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师的建筑实践。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发表了《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4]从而表明了现代地方建筑文化的复杂和混杂性原则。巴塞罗那建筑师J. A. 科德尔奇在1951年建成的八层高的ISM公寓便典型地表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策略，它表现出当地的地中海风格。这便是一种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精华和精神之所在。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对抗性的态度，它所意味的是自我挑战、自我检查、自我疑问、自我恒量、自我评估，因此它还要有对自己采取批判的精神。近来更多的第三世界建筑师的实践也被建筑设计和理论界加以介绍，如希罗德在她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5]一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章中所介绍的。当然，今日更为人们所注目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仍然是那种有机的结合现代技术、材料、设计方法和地方要素的设计。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辨证的表现。它有意识地寻求打破普遍性和大同化等现代主义的价值和形象。
在中国，一个具有先锋意义且全球公认的例子便是1987年吴良镛对北京老城区中心菊儿胡同的重建设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效率和都市新生方式的实际需求。以最小的破坏做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一个传统的具有历史沉淀的都市里增加了一些变化，使之与新型的建筑风格互相适应。同样，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区的设计中重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理念，并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使建筑被赋予诗情画意，做到了“山、光线与人的情感的和谐”。 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 ,惟有很好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思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的尊重,或对其还停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
在今日全球化持续加温并对地区和民族文化构成极大的威胁的时候，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讲，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区域文化，而不能任其自生自长，因为在今日现代化普及和全球化泛滥的时代，自生自长便意味着自生自灭。因此如何在现(当)代建筑中体现出当地和民族文化特征就成为那些具有深远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建筑师今日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成为今日社会和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一书，从此享誉世界。
[2]《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3年
[3] 《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5年
[4] 《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
建筑批评学论文篇8
[关键词]市场法；批量；二手房；评估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79-02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沧州二手住房交易逐年增加，其交易量占据房产市场一定份额。目前二手房评估主要以单宗为主；作为城市批量二手房评估尚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市场批量二手房评估需要在大量信息基础之上、保持数据的真实性，具有可行的技术方法进行评估。本文以市场法为技术思路对城市批量二手房进行评估。
1确定技术路线――构建模型
11批量估价分区
批量估价分区是将待批量估价地区，结合城市规划布局与功能，按照区域连片、地段相连、用途相同、价值相近的原则划分为若干个小的区域，以反映不同区域房地产价格水平梯度差异。同一批量估价分区属于同一供求圈，可以减少众多房地产区域修正因素。最终的批量估价模型是建立在建成小区的基础上的。
12市场交易情况修正
由于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正常交易实例，所以一般不考虑交易情况修正。
13交易日期修正
在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至批量估价时点期间，房地产价格平稳，没有波动时，不进行交易日期调整，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或下跌时，根据房地产价格指数进行交易日起调整。
14区域因素调整
区域状况对房地产价格有影响的内容主要包括：繁华程度、交通便捷程度、环境景观等影响房地产的因素。因选取的可比实例与批量估价对象在相同、相近小区内，繁华程度、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是一致的，因此这一因素可以不予考虑。
15个别因素修正
个别因素的调整内容较多，对住宅来说，主要包括：新旧程度、建筑规模、建筑结构、装修程度、楼层、景观、采光及朝向等。
2批量二手房评估实例分析
采用地理分区法，沧州市区分为13大区，在大区的基础上划分为60小区作为批量估价分区。根据批量估计分区内收集大量的二手房交易案例，把这些二手房相应信息的数据，代入市场法批量估价模型，得出评估价格。
3结论
用市场法对城市批量二手房评估中，待评估二手房需要找到同估价小区的交易案例，因素调整项也不是唯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但该方法建立在交易案例数据资料的数据库基础上，在计算软件上进行计算，有无交易案例及其数据准确尤为重要。本文通过以上的分析，为城市批量二手房评估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耿继进，何素芳房地产计税价格批量评估实证研究[J].地理空间信息，2011（9）.
[2]纪益成，傅传锐批量评估：从价税的税基评估方法[J].中国资产评估，2005（11）.
[3]乔志敏，李德峰，邹文军，等基于财产税征收的不动产价值评估――对北京市4个内城区的实证分析[J].城市经济，2009（3）.
[4]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5]崔武文，何巍，刘荣亮房地产市场比较估价方法中因素调整的量化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37）.
[6]田震，程辰二手房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