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在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1 21:22:26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1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六)加强村镇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关于村镇建设的运作机制，有论者指出，一要听取群众意见，编制科学的村庄整治规划；二要集思广益，努力促使多方力量参与到村容整治工作中来；三要成立整治工作的村民理事会，加强村容整治工作实施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关于村镇建设的内容，有论者指出，首先，要科学规划村镇网络构建；其次，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村民聚集点；最后，要不断强化农村环境治理。关于村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有论者指出，必须把改善居住环境同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型产业结合起来，同基地设施配套、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同移风易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实施新村建设、旧村改造、迁村并庄、扶贫移民等工程。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双边匹配；评价体系；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92-03
1引言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而农村劳动力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如何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优化配置成为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城乡间的转移的过程，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密切、在城乡转移与城镇化联系紧密，同时减少农村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匹配问题进行探讨。双边匹配理论，作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运用方面，是博弈论中比较经典的部分[1]，该理论主要应用于适龄男女的婚姻关系、学校招生的录取关系、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等[2]。由于本文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匹配，所以以双边匹配理论为支撑。
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双边匹配问题描述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尚无统一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工业化通常定义第二产业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促进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要素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一个动态再配置过程。本文农村劳动力是泛指户籍关系在农村且具有劳动能力公民。针对实际中“三化”这个系统和农村劳动力这个系统的宏观性，很难从传统意义上进行微观匹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同时将双边匹配理论作为本文的支撑，将从评价的角度来衡量匹配程度，所以确定“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评价指标是实现“三化”系统和农村劳动力系统匹配关键。本文将双边匹配的理论延伸化，主要是通过评价值确定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配置比重，促进“三化”统筹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3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
3.1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框架
劳动力是“三化”建设的必要要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农村劳动力与“三化”匹配成为促进“三化”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作为“三化”发展的支撑点，可以同时推进“三化”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和“三化”又组成一个大系统，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四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才能保证“三化”的统筹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四者之间的动态的均衡，其中，一者的改变，带动三者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系统均衡性。“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的均衡性呈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状态，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3.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匹配判别
本文构建的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中，是将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者又构成一个大系统，农村劳动力是否与另外三者匹配，关键由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值大小决定。因此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可采用“落差值”的方法，将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三化”的评价指标值进行简单数据处理，用“三化”中的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作差的绝对值来判断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落差值越小，说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越匹配，反之越不匹配。用α、β和γ分别表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与农村劳动力落差值，其中α、β和γ∈[0，1]，当三个落差值都为0时，认为此时农村劳动力和“三化”绝对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0.1]之间时，认为两者较为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1，0.3]之间时，认为两者一般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3，0.5]之间时，认为两者之间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5，1）之间时，认为两者极为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为 1 时，认为此时两者极为不匹配，具体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
5对策建议
由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不匹配，且主要因为与农业现代化不匹配，就需要我们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突破口，拉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分布于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之中，因此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一条有效途径。同时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要加强信息化的管理，信息化将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使中小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2）小城镇的发展会伴随产业集群效应形成，产业集群有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分布产业较多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有很强的吸收力。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3）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也是必经之路。学历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各个产业的劳动效率。
（4）要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必须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政府可以从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视角出发，城市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根据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工作的年限、是否履行义务、所作贡献大小等为其打分，通过累计的积分，提供相应公共服务并逐渐实现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地配置的两条途径并行，快速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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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在化论文篇3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4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理论基础；战略原则
中图分类号：G2A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122―05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 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严重，落后的农村仍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复杂与艰巨的任务。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必然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还对于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用。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重视城市、忽视农村，导致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现象，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的倾斜力度，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坚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原则。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包含，这种关系也是当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文化水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就新农村建设而言，社区公益性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区农民的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设，核心是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方面，经济建设是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基础，繁荣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能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高素质农民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动力。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那么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积极的内在驱动力。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农民非农化是指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从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和结果。我国农民非农化具有必然性。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非农化的途径，提出了农民非农化的基本思路。
农民向非农化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职业转变、地域转变和身份转变，并且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具有和城镇居民相应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才算完成了非农化转变的全过程。所以，农民非农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引起的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方式、思维方式变革的过程，是化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化农耕文明为城市文明、化传统农民为现代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中国农民的非农化，无论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非农化的必然性
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这是一条世界性客观规律。人类前进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步非农化的历史。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都以不同的模式完成了非农化的进程。美国通过城市化和西部开发，让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日本、韩国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战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居民，实现了“农转非”。中国的农民非农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却没有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同步进行，而是农民被“固化”了，只有到改革开放以来，非农化的道路才逐步开通。目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正以自身的实践验证这一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正经历着一场21世纪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农民非农化，这甚至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三次社会革命”。中国农民非农化的必然性，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理解：
（一）理论基础分析
从理论上看，中国农民非农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对劳动力就业在产业间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得出了如下结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必然的，总的趋势是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分布减少，在第二、第三产业分布增加。就中国而言，1978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8.1%，2000年下降为17.2%，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就业结构也从70.5%降为46.4%，同比下降了24.1个百分点，到20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为12.6%，但农村人口却占57%。这客观上预示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由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部门这种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就中国而言，由于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再加上人均耕地不断减少这一客观现实，使得大量农民不得不向城市转移。这就是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民工潮”、“农民工”不可避免的原因。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协调，甚至是“城乡分治”，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同步、不协调，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体制。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过程中，剩余劳动力必然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从而实现非农化。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收集和整理了欧洲主要国家的长期统计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发展中，农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同劳动力的比重一样是下降趋势；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但其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处于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趋势；服务部门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处于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趋势，但其劳动力相对比重呈上升幅度较大的趋势。库兹涅茨的这一结论被称为“库兹涅茨定理”。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无疑是符合库兹涅茨定理的。
（二）实践进程分析
从实践看，中国农民非农化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条件下，户均耕地2公顷被认为是比较适度的规模。如此，我国1.2亿多公顷耕地最多只能为6000多万个农户提供耕作对象，以户均3口人计算，耕地种植业只能承载不足2亿农业人口，其他农业用地如林地、草地、水面等可承载约1亿农业人口，加上就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1亿多农业人口，共计可容纳4亿多人口。20世纪末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也就是说有将近5亿人需要在农业之外谋求生路。截止2005年底，虽然通过近几年的城镇化推进，乡村人口仍有7.45亿，即仍有2.5亿的农村剩余人口等待转移。再考虑到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继续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性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如此尖锐，因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以不同方式向城市进行超常规转移，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异乎寻常的。
农民非农化的途径
（一）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使农业生产形成合理规模，一方面，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众多的涉农产业，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部分农民转为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延长农业产业链把一部分农产品加工业、销售、运输业直接和农业联系起来，从而为农民非农化创造有利条件，使农民成为农业工人。首先，依托龙头带产业，建设交易大市场。大力扶持农产品主产区中的农产品加工业，提供银行资金，建设龙头企业，以带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村消费，搞活农村交易市场。其次，依托基地带农户，建设专业大市场。专业市场对农村城镇经济发展具有独特功能，有利于专业生产基地带动农户生产的特色产品的价值实现；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农村聚集程度的提高；通过流通领域专业市场的建设，带动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再次，依托城镇带农村，融入国际大市场。挖掘和创新以乡村为基地的传统名优产品，在农村城镇加工经销，在大城市广设“窗口”，利用我国加入WTO后自营进出口权，形成上接国际大市场、下联千农万户的格局。
（二）农村城市化
首先，以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变农民为市民”。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人口管理制度。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应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流动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实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其次，建立完善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为进城农民子女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再次，建立多元化的小城镇投资体制，推动小城镇健康发展，增强其对农民的吸引力。
（三）农民市民化
通过发展大工业、大中城市，吸纳劳动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彻底完成农民非农化的转移。对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创造条件使之转为城市居民；对因城市建设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应转为城市居民；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农转非”的客观条件是产业结构高速升级，城市化的推进；“农转非”的主观条件是农民知识化和技能化。改造传统农业，推行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都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
推进农民非农化，还要加快有利于推进农民非农化的机制体制建设。主要有市场调节机制和政府推动机制建设。包括加快土地流转，使农民易于从农业生产领域分流出去；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加强适龄农民的职业教育和科技培训，使他们掌握到二、三产业就业的需要的本领。在提高农民专业技能素质上，还要广泛建立乡村图书馆、乡村农技培训站；全面普及广播电视、远程教育、信息网络；激发农民对知识与技术的兴趣，满足农民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帮助他们学习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知识，掌握现代科技和生产技能。
农民非农化的基本思路
农民非农化要立足于本地的市情、县情，针对优势和劣势，探寻能够加快非农化进程的路子，选择有效、有利、可行的方式，把农民的非农化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非农化的过程中，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非农化既包括农民的非农化，即工人化、市民化、知识化，也包括农村的非农化，即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农化既不是让农民消失，全部转化为产业工人，也不是让农村消失，全部转化为城镇，而是在把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市民、产业工人的同时，把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造就成为农业工人和农业经营者，而不再是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生存基础的原有意义上的农民。
推进非农化“内化”和“外化”。所谓“内化”就是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壮大内力，就地就近转移农业人口，使原来从事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业产业领域或涉农产业领域从事非农产业生产，从而实现非农化的转换。主要途径有：第一，农村工业化。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工业进程，发展后发的新型工业经济，形成县域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或乡镇里的龙头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第二，农村城镇化。在非农产业发展的集中地，建立小城镇，发展生产性企业和居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不断提升城镇品位，提高县域经济对农村的辐射力，加大县域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实现城镇化。第三，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包含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的现代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包含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一部分农民分离出来，转移到涉农领域以进行非农业生产，而且使原来的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农民的素质发生质的变化，实现农民素质的高度化。第四，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不同地区的农村都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或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无形文化遗产等。因而，要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转换脑筋，创新机制，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发展本地的特色经济。包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农民个人或合作发展手工艺和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业和经营旅游商品，发展在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占优势的特色农业。
所谓“外化”，就是借助外力，异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途径有：第一，发展国内劳务经济，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向经济发达地区、向开发地区转移。这是非农化的主渠道。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实现国家工业化、在从农村向城镇发展实现城镇化、在人口结构从农民为主体向工人为主体升级这三方面，都要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第二，发展国际劳务经济，实施“国外化”。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储备合格的外出务工人员，加强人员提供境外就业中介费担保；组织中青年农村居民到国外务工。第三，发展开放型经济，实施经济外向化。努力营造安商、亲商、富商、护商的浓厚氛围，规范政府行为，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着力建设诚信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好规划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开放经济的主要内涵是农村经济与大市场相联系，向国内、国际大市场靠拢，实现农村经济的市场化。
参考文献：
1.张兆虎.关于农民“非农化”的思考[J].理论学习，2007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6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二元经济理论”是研究转型时期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理论基础。刘易斯（1964）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刘易斯拐点”，从初步阐释了农村劳动流转对工农关系的影响。张培刚（1949）在《农业与工业化》中通过论述传统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关系提出了机械引入农业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劳动力稀少而昂贵，为转型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作了总体判断。希克斯（1945）、速水佑次郎（1949）、林毅夫（1983）等从土地与劳动力禀赋出发发展了农业技术诱致性变迁理论，为研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Hans Binswanger（1986）在对农业机械化进程作历史比较分析时，提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速度与模式取决于土地与劳动的禀赋、非农产业对劳动的需求、农产品的社会需求，也受资本稀缺度、农场规模、补贴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农业机械化研究成果较多，陈升（1986）提出“户办、小型”的农机经营模式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有着广泛的适应性。许锦英（2002）认为，农机服务产业化能够兼容不同的农业生产规模与经营体制，能够形成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机化发展机制。黄季锟（2002）、林万龙（2007）、李伟毅（2010）等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机制。
根据现有研究，大部分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农村劳动力流转改变了农村人地禀赋关系，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有利于诱致农机作业替代人工劳动的技术变迁。实际上，从诸多田野调查来看，尽管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但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流转使农业的生存保障功能与经济效益功能不断弱化，农业生产要素追求报酬最大化而“脱农”成为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农地非农使用、农民非农就业、农资非农投入，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既有正向的激励也有负面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方向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二、样本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按照全面性、简洁性、可获性原则，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除港、澳、台及重庆、海南、外的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5―2008年共24年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包括2005―2009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国内外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1949―2004）》、《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年鉴》等。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为了全面度量不同年份、省区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本文选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是机耕水平、机播（种）水平与机收水平的加权平均指数，加权因子分别为0.4、0.3、0.3，它是反映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指各类农机化生产经营服务单位（含兴办实体）当年的全部生产经营服务收入和个体户经营农机化服务的收入，它是反映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削弱计量分析的共线性、异方差与非平稳性等问题的影响取其对数形式。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农业劳动力流转率及其二次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非农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人均农地经营规模、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以及截面、时期固定效应项作为解释变量。本文设定农业劳动力流转率=（乡村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作为反映农村劳动力流转程度的解释变量。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用以考察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为了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他未知因素的时空特殊性及其衍生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设定截面固定效应项与时期固定效应项作为控制变量来解释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与时期异质性。此外，为削弱计量分析的共线性、异方差与非平稳性等问题的影响，本文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取对数形式。
为便于分析，本章对被解释变量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设定为Mach、Machs，对解释变量非农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业劳动力流转率、人均农地经营规模分别设定为Indus、Agri、Incom、Labor、Land。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变量设定，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Machit=α0+αi+αt+Xitβ+γMach（-1）it+εit
Machsit=α0+αi+αt+Xitβ+γMach（-1）it+εit
Xit=（Laborit，Labor2it，Indusit，Agriit，Incomit，Landit）
β=（β1，β2，β3，β4，β5，β6，β7）T
i=1，2，3，…，28；t=1，2，3，…，24
在上述模型中，αi是个体固定效应项，包括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难以观测的变量的影响，表示对于本文研究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存在28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Xit有关系；αt是时点固定效应项，包括随时点变化而不随个体变化的难以观测的变量的影响，表示对于本文研究的24个时期有24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与Xit有关系；εit是误差项，满足一般假设E（εit|Xit，αi，αt）=0。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Mach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通过梳理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截至1995年，随着农用平价柴油供应正常的取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机械化优惠政策全部废止，而始于1996年河南省小麦跨区机收作业标志着中国农机化发展从自给性的农户自营农机模式向社会化的农机作业市场模式转变。因此本文以1996年为分界点对面板数据模型分两时段予以实证分析，利用Eviews6.0对模型予以运行，运行结果如下表1所示：
2、结果分析
首先，根据表1的模型估计结果，在1996―2008年期间，Labor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其二次项符号为正，其经济意义在于：农村劳动力流转与农机作业呈“U”型关系，当农业劳动力流转率在小于临界值增加时，它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存在逐渐衰减的负向激励。其中可能的解释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转使农业生产要素“离农”程度加剧，尤其是比较收益较低的粮食作物种植。
其次，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期间，Indus（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着正向激励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机化发展路径依然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Indus）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甚微，且是负向激励作用，这与国家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性有着紧密的关系。
第三，Agri（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是反映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整个观测期内，Agri的增加对提高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与1985―1995年相比，1996―2008年时期Agri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正向推动作用进一步强化。
第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Incom（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存在负向激励作用。从经济现实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推进，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非农收入的增长诱致农户资金逃离农业与农村，不利于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方式。
第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时期，Land（人均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提高，在1985―1995年时期，Land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农地适当规模经营的开展诱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二）Machs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Machs（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是反映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始于1996年的河南省跨区小麦机收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崭新阶段。本文利用Eviews6.0对Machs面板数据模型予以运行，得到估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
2、结果分析
首先，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85―1995年时期，Labor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2.235，在1996―2008年时期，Labor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899，其经济意义在于：在1996年前后，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机经营的影响经历了从负向激励到正向激励的反转，农村劳动力流转对自1996年以来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其次，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时期，Indus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99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其经济意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分工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估计结果显示，Agri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16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其经济意义在于：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
第三，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时期，Land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是负向的，与规模经济的一般理论判断是相背离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个农户或者地区的农地经营规模越大，在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扶持下，越有利于推动自行购置农机具的自用型农机模式发展，而农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或地区更容易接受市场化的农机服务。
四、结论
回顾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进程与现代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机械替代劳动是转型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统筹协调的转变。在此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本文利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转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提高存在着负向影响，对以农机社会化服务为典型特征的农机经营存在着正向激励，但对农机装备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 Hans Binswanger Agricult-
ural Mechaniza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1986
[2]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3]蔡.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5]韩喜平. 中国农户经营系统分析[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A・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林万龙，孙翠清. 农业机械私人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09）：25―32
[9]许锦英.农机服务产业化是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J].中国农村经济，1998（09）
[10]胡瑞法，黄季.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结构变化与农业技术发展方向[J].中国农村观察，2001（6）：9―16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7
关于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的研究,首先可以从研究我国的法律、党的十七大报告、国民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以及近年来中央涉农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中得出如下结论: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2章中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与农民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订立合同或者建立各类企业等形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业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提是不动摇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其基本特征是,公司带动农户进入市场,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这就清楚地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是公司、农户等市场主体在经营服务环节上的联合,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经济的本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指示,要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提出:通过极大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带动能力来扶持发展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力争一大批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农户来自产业化经营的收入明显增加。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是培育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国家鼓励农民采取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的办法自办龙头企业。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责成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和引导。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组织等各种类型、各种所有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给予扶持。要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分工协作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要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户承贷承还、提供贷款担保等有效办法,就要集体经济组织同其他专业合作组织一起发挥联结龙头企业和农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突出强调要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继续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龙头企业。
2专家们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
对于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冷晓明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及内容后认为,随着农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剩余产品的日益增加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健全,必然要求加快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农业产业化的实行,正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表现;合作社的推行,正是适应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产生的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表现[1]。由此看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是农业生产力的变革,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二者是相伴而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容,就是将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环节联结起来,这就扩大了农业的外部规模,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质就是把农户分散的生产引向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种植,把农户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体系之中,这就扩大了农业的内部规模。所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吴志雄等运用合作经济理论研究了农产品合作组织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思路后得出相似结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2]。
他们还通过对国外传统农产品合作组织的产业化本质与新一代合作社的产业化本质对比,得出如下启示:农业产业化经营主导着农产品合作社组织形态的演变。是否符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是农产品合作组织有无生命力的根本。余永龙则在畅谈农民产业化经营如何深入发展时就指出产业化经营深入发展的问题就是建立和发展农村合作制企业[3]。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因产生的背景不同而有所区别。赵玉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对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追求的目标进行分析后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在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产物,农业产业化经营产生在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4]。农民专业合作社体现的是生产要素的特定组合方式,农业产业化体现的是产业环节的联合方式。从质的规定性看,合作经济体现的是生产要素的特定组合方式,谋求的是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的是规模经济,而农业产业化体现的是把农业部门与其产前部门、产后部门联合而形成一种大规模的经营系统,使广大农户纳入到这个系统之内,它谋求的是通过市场关系内部化的制度安排节约交易费用。
所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2个不同的经济范畴。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才能推动农业实现产业化。多数学者和专家都是基于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中的龙头企业与分散弱小的农户衔接困难、利益难以有效分割等现实情况,一致认为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产业化的最佳组织形式就是合作制,合作制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载体、途径和资源。牛若峰在其论文《也论合作制》中探讨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并指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将来各种合作社极有可能成为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组织模式,其理由是:①合作社的宗旨是为社员服务,增加社员收入,这正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所追求的目标;②合作社是农民联结龙头企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最佳中介组织;③合作社是实现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的有效形式;④合作社作为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实行按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量返还利润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利益机制[5]。从直接意义上说,合作社最能体现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本质———多元主体共同利益的联结。
王勇等是从新制度经济理论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了经济学分析后,提出在我国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就必须进行农业产业组织创新,以达到规模经营、农民可以获取农业产业链中的平均利润等目的[6]。在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基本模式中,农村合作社是主要可供选择的组织载体。戴澜等通过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之间几种联结方式的比较,以及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和机理的分析,得出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佳载体的结论[7]。高山平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和合作经济组织所具有的优势进行了详细论述后指出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最有效的载体[8]。喻国华在对农业产业化中专业合作组织参与的3种典型实践模式进行概括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专业合作组织才是农业产业化的最有效载体[9]。黄心田等则从研究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具有集连接国内外大市场、服务农民、体现农民意愿、规避农业风险、保护农民利益于一身等特定功能,提出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组织载体[10]。李佳等从企业与市场相互替代的理论出发,解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的动因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11]。
杨雍哲认为合作制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途径。并解释原因有3个,分别是可满足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可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12]。高艳琴从分析农业产业化的标准要求出发,结合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特点,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经营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行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13]。农民专业合作社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包不了,村集体统不好,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条有效途径。于爱霞更是提出,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助推器[14]。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已成为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桎梏。所以现阶段要以提高农民组织程度为核心,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组织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向深层次发展。李惠安等也认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资源[15]。我国农村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体制,成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制度保障,同时,在这种经营体制下建立和发展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欧志文指出,发展农业合作经济,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16]。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新形式。
这是因为,龙头企业为独立实体,一旦遇到市场需求起伏而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而作为农民一方,由于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也不一定履行“订单”合约,出现谁的价格高就把产品卖给谁的违约行为。因此,有必要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嵌入一种作为媒介的合作经济组织。郑金英也在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论及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形式与发展方向,提出了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力争与龙头企业结为较为平等的生产与贸易伙伴[17]。刘慧娥等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出发进行了探索,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农民增收的关键是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18]。
3学术界关于二者关系的经验总结
对于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还有许多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对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后得出如下经验论断。一种观点是只有推进农业产业化,才能带动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社。侯凤通过对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的实践研究后认为,农业产业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19]。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就不得要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密不可分,不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发展不起来;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就难以推进。吴昭仁在对安徽省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农业产业化为重新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契机[20]。许多旗县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出现了农民拍手叫好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据此他分析指出,农民不反对合作服务、共同受益的合作制。他们迫切希望提前、产中、产后服务,而这些正是农业产业化应有之义。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核心都要处理好相互利益关系,做到“利益均沾、风险共担”。这本身就透着合作的因素。黄万辉通过对瑞安市农业产业化情况的调查取证得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初步发展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1]。
而且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不完善的状况更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从全国来讲,农业产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发育尚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逐步建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等。这些都说明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尚不完善,因此也必将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杨涛对宁夏调研后认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都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2]。农民的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不会提出也不会出现专业合作组织。只有当农民的生产变为商品生产,农产品成为加工企业的原料,或者直接进入消费市场时,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出现了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组合,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的生产和农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专业合作组织就应运而生了。吴志雄等在《论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一书中,通过对全国9个省、12个县较大型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归纳出:要着眼于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去推动农产品合作社的发展[2]。现在所发展的农产品合作组织,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合作经济组织,只有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要求,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一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农户间的合作与联合,引导农户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合作与联合,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就是要加强这种趋势,使农产品加工企业、批发市场等经济主体更自觉地拉动农产品合作组织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是关于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结合。相比较而言,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合作组织的结合更为引人注目,研究的焦点也已经从早期关于二者结合的方式、结合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对策等基本问题,演变到今天关于二者结合的实践化,并在如何走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等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关于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结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李雪松等在其《论新时期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的互动发展》一文中作了分析,该文还就当前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结合的几种方式及结合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解释,最后提出了实现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结合下一步需要着力的地方[23]。罗强等则对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结合的重要性、结合模式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颇具理论性的建议[24]。赵玉良在山东省高密市召开的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结合研讨会后的综述中指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结合的原则及操作要领[25]。有些学者在对农业产业化和合作制结合的几种较为典型的方式比对中,发现了目前二者在结合过程中暴露出的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缓慢、公司与合作组织结合中存在体制障碍、外部龙头企业与内部龙头企业同构等问题[26]。
为此,提出如下改进措施:一要提高认识,大力推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为产业化与合作制的结合创造条件;三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产业化与合作制的有效结合。叶余江等则从泰安市近几年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结合的7种典型形式的归纳分析出发对二者结合的作用作了深入研究[27]。还有一些学者明确主张应该发展合作社主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28]。较典型的当属冯开文的《走向农民合作社的一体化经营》一文,该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精选关于家庭责任制、社区合作社、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以及农民合作社等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展示了从家庭责任制到社区合作社(劳动和资本的横向联合)以及差不多同时的乡镇企业(农业向工业的延伸),再到农民经纪人、农业企业以及龙头企业等主导的农业产业化(产加销的纵向延伸和合作社的组建)到农民合作社的农业一体化(农户的横向联合和产业、供应、营销网络的纵向延伸),中国农业一体化呈现出了复杂但很清晰的发展脉络,并终于走到了农民合作社实施农业一体化的今天[29]。中国农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基本脉络显示,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评论的基础上,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农业一体化是中国农业发展实践和相关学术研究共同的趋势选择,是理论和实践指出的理性选择。
4结语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8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认识历程；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3-0065-03
一、党中央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历程
“三农问题”不仅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可以说，我国农业的未来之路就是农业现代化逐步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一是不断地研究和出台新的政策与法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二是不断地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治理大江大河，维修和兴建水利设施，实行深林保护和水源地保护，植树造林，治理与改善生态环境，规划和实行区域开发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努力实现国家的农业现代化。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农业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由于受当时苏联体制的影响，在1956年进行了农业改造，不久确立了化的模式，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由于这两种政策的强力实施和推行，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几乎停滞，国家把大部分资源和政策向工业领域和城市方面倾斜，最终导致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滞缓。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总结农业现代化的建设经验和教训。他明确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思想。首先，只有始终实施正确的政策才能完成农业现代化这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有两个飞跃。一个飞跃是废除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十四大以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农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进入新世纪，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意义重大而深远。(1)是党的“三农”工作理论的重大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党关于“三农”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2)是在农业农村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3)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特别是“农”情，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普遍规律与发展趋势。(4)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作用下，粮食连续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到扎实稳步的推进。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农业资源和市场约束增强，农业科技还不发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许多困境和制约。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表明，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都非常注重立足本国国情，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借鉴它们的经验，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途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均较低，人力资本积累少，这是我们的国情，因此，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突破资源约束的瓶颈。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农业的重要条件，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是粗放型的，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耕地减少，粮食增产更加困难，食品质量安全面临许多问题。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要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主要目标。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中出现的土地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集中，企业承包农户土地等形式，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是积极的。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必将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农业基础建设既包括深化农业基础地位认识，保障农产品供给；又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还包括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第一，完善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要按照“适合国情、着眼长远、逐步增加、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不断强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第二，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狠抓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抓紧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加大农业机械化推进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农村节能减排工作。第三，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针对农业生产薄弱环节，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3.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标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既要发挥农民的作用，又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还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主体，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民，因此，只有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才能切实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政府的支持是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政府应制定支农、惠农、强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方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通过改革，使得国家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长效机制。
4.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科技进步。要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在加大保护资源环境力度的基础上，走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建立以国家为主体，企业、农民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在农业科研和推广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及科技成果的及时推广应用。国家应采取有力政策措施，免费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提高现有人员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发展农业科技过程中，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实现农业生产地区专业化、部门专业化、作业专业化。
5.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培养现代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固然必须提高农业的设备和武装水平，但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现代农民。针对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必须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储备人力资本。政府部门应该多形式、多渠道地大规模培训农民，不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继续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组织实施农村实用人才“百万中专生计划”，扩大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范围，构筑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造就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
三、结语
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党要认真总结得失，继续探索出一条新时期、新形势下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首先是党的“三农”工作理论的重大创新，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党关于“三农”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其次它是在农业农村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再次也符合我国的国情特别是“农”情，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普遍规律与发展趋势。最后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那么，我们国家应该怎样走农业现代化的创新道路呢，这不仅关系到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目标，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期稳定。我们知道，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化为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农业就叫做现代化的农业，这也就是农业现代化形成的过程。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概括来说，就是农业现代化要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是建立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把农业建成具有显著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过程；也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过程。
综上所述，新时期、新形势下，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在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走出一条切实符合自己的创新道路，即走一条以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为基础，农业产业化为目标，农业信息化为手段的现代化农业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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