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12:44:48

经济与环境论文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3)环境治理的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对环境加大治理投入,不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环境治理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银行稳健经营是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银行的最大盈利性。国内外关于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风险(或是银行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而把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影响的较少。已有的对银行稳健性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独立展开的。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BarryEichengreen和CarlosArteta(2000)研究发现,信贷规模的增长会导致银行危机的出现[1];BorioFurfine和Lowe(2002)发现,存贷差、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性特征会放大经济波动;SebastianEdwards(2004)认为,外来资本的过度流入降低了银行体系的稳健性;SaibalGhosh(2010)选取印度银行为样本,研究信贷增长和银行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信贷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DenizIgan和MarceloPinheiro(2011)以90个国家银行为样本,发现信贷膨胀和银行稳健性存在正相关关系[2];WahyoeSoedarmono等(2011)以12个亚洲银行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银行稳健性越差;Dib(2010)、Chris-tenden等(2010)的研究表明,正向的宏观经济冲击会增加银行信贷,但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关于银行准入监管主要是从特许权价值角度进行分析。Furlong和SimonH.Kwan(2006)、李燕平和韩立岩(2008)、尚文程等(2012)发现,特许权价值会减少银行风险[4];而Fisher和Gueyie(2001)等发现,特许权价值会增加银行风险。后一种观点也不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否定,他们认为特许权价值减少银行风险必须符合特定条件,否则特许权价值会增加银行风险。而后许国新和石琴(2009)、彭寿康和戴亭园(2011)、曲洪建等(2013)发现内生性的特许权价值会降低银行风险。资本监管制度通过规定最低资本要求,缓解了银行风险,维持了银行系统的稳健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Pasiouras(2008)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监管能够提高银行效率;FotiosPa-siouras等(2009)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力度加强会降低了银行成本,从而提高银行绩效;宋琴和郑振龙(2010)的研究发现,资本监管能够有效降低银行风险。然而反对的观点依然存在,Shrieve和Dahl(1992)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仅降低了银行效率,而且会增加银行风险;蒋海和王丽琴(2011)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强化了银行资本监管效果,但也增强了银行风险,这与监管当局初衷相违背[5]。现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两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现有的研究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关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由于该制度为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使保障是不完全的,存款人对风险监督动力也会削弱,这一结论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GeorgeG.Kaufman(1996)认为,政府监管和银行安全网削弱了存款人对银行监督的动力;Nier和Baumann(2006)的研究发现,未保险存款能够约束银行降低风险,但是当政府给银行提供保护时,这种风险的约束效应降低。关于隐性保险制度,张正平和何文广(2005)认为,隐性保险制度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Imai(2006)对日本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隐性保险制度会降低银行风险的约束效应;曲洪建则发现,隐性保险制度削弱了银行稳健性,且隐性保险制度覆盖全部银行。从国内外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银行稳健性的研究只是强调银行风险或者是银行绩效,很少涉及银行流动性,而关于其影响因素只是强调宏观经济环境或者政府监管中的一个方面,很少有关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风险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共同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银行稳健性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决定银行稳健性状态。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银行风险、银行绩效和银行流动性指标度量银行稳健性,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共同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16家上市商业银行①2006—2012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其中,资本监管的数据根据银监会年报整理得到,其他数据由上市商业银行的半年报和年报整理得到。

(一)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认为,银行稳健经营应该包含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选取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六个指标考察银行稳健性。本文对银行稳健性的所有指标以均值和标准差为基准进行标准化,然后进行算术平均合成银行稳健性指数BSI,其中,由于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和存贷比对银行稳健性的贡献为负,因此,先对三个指标取倒数,再进行标准化和算术平均合成。2.解释变量。关于资本监管的度量,Shrieve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李维海和王营(2010)都是设置虚拟变量考察资本监管力度,与他们不同,本文构建资本监管指数度量资本监管力度。关于隐性保险的度量,与李燕平和韩立岩(2008)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国家对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隐性保护比较多,因此,设置虚拟变量对其性质进行控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为1,其他为0。关于宏观经济环境,选取GDP增长率、信贷资金增长率、上证指数三个指标。

(二)回归模型的构建

以银行稳健性的指标BSI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V、RGEI、DIS、GDPGR、CFR、TSCI为解释变量,构造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BSIi,t=β0i,t+β1FVi,t+β2REGIi,t+β3DISi,t+β4GDPGRi,t+β5CFRi,t+β6TSCIi,t+ηi,t(1)其中,BSIi,t代表银行i在t时期的稳健性不同度量指标,β0i,t是截距项,β1、β2、β3、β4、β5、β6分别代表特许权价值、资本监管、隐性保险、经济增长、信贷变化、股市波动对于银行稳健性的回归系数,ηi,t是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文后表2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特许权权价值、GDP增长率、信贷资金变化率和上证指数相差较大;特许权价值最小值为0.995968,最大值为1.786764,说明银行准入以后,由于银行经营状况的不同带来了特许权价值的差异;GDP增长率最小值为0.076858,最大值为0.233981,说明经济波动幅度较大;信贷资金变化率最小值为0.032714,最大值为0.266470,说明信贷资金的量也是不断进行调整的;上证指数最小值为1820.8,最大值为5261.6,说明股市波动性较强。

(二)相关性分析

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银行稳健性与解释变量政府监管、宏观经济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基本符合回归分析的要求。而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较大的情况,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VIF检验,研究显示,VIF最大值为5.716,最小值为1.005,都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FV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38.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效应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特许权价值能够约束银行行为,降低银行风险。本文研究银行稳健性既包含银行风险,也包含银行绩效和流动性,说明特许权价值对银行绩效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从银行稳健性的整体看,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也符合商业银行现状。

2.REGI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4.3%,通过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增加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资本监管是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维持银行业公平竞争的主要手段,监管力度的提高,增强了银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可以使银行及时冲销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从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减少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维持整体银行系统的稳健。

3.DIS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8.1%,通过置信度为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隐性保险制度能够提高银行稳健性。隐性保险制度对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保护效果明显,而对其他银行的保护效果不明显。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国家为了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顺利实施货币政策,会通过财政注资、不良资产剥离等措施保护其发展,这些保护提高了银行稳健性,但也增加了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隐性保险制度从短期看效果不错,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不利于四大国有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也不利于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4.GDPGR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6.4%,通过置信度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民经济增长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当宏观经济发展处于繁荣期时,一方面,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企业贷款能够及时偿还,银行的盈利水平上升,银行风险下降,银行稳健性提高;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下降,企业债务负担减轻,企业抵押贷款价值上升,将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下降,银行稳健性提高。

5.CFR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0%,通过置信度1%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信贷资金的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信贷资金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手段,信贷资金数量一般是逆经济风向调整,经济繁荣时控制信贷资金数量,经济衰退时增加信贷资金数量。信贷资金数量增加意味着原来不符合贷款要求的银行也会获得贷款,而这部分贷款变为不良贷款的概率提高,银行的风险加大,银行绩效降低,银行稳健性降低。

6.TSCI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94.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健性没有显著性影响。从理论上说,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在资金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资金与股市资金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股市发展较晚,市场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股市吸引资金的能力与银行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股市波动所引起的资金调整很少能影响到银行资金的获取,因此,股市波动很难对银行稳健性造成影响。根据上述分析,要提高银行稳健性,我们提出如下对策:(1)降低银行准入监管标准,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大民营资本和外资的进入力度,通过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提高银行公司治理效果,提高银行稳健性;(2)全面贯彻巴塞尔协议的方针政策,提高银行政府监管力度,通过银行的有效监管提高银行稳健性;(3)变隐性保险制度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降低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中小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改变银行垄断竞争局面,形成银行系统“百花齐放”的格局;(4)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生产方式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从而提高银行稳健性;(5)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改变信贷资金投入过度集中、信贷资金分布不尽合理的局面,通过信贷资金的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银行稳健性;(6)努力完善股市制度,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形成股票市场和银行在资金配置方面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现状

我国自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环境状况,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理论,以此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论述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这一关系问题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只有好学求教,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将道德品质的形成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环境论,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主张建立睦邻友好的环境,发扬德行,相互帮助。荀子非常重视主观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仅从客观环境的单一角度认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开始注意到人主观认识的作用。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偕黑。”认为环境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著名理学家王夫之认为环境能决定人们意志的坚定性,意志则支配人们的行为。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也论述了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天赋的美德需要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把它引导出来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与好的环境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教育要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儿童的潜能能够充分实现。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人的“理智”的形成有如有机体进化一样,每一阶段都要与环境接触,特别是要学习控制客体环境,指出 “我们的结论不是要离开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环境,使儿童的天赋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

古今中外贤哲们的环境教育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借鉴。但这些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克服了这种局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相互创造,并统一于社会实践。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更有利于环境建设。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根本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中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首先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定了思想政治环境研究的基本范畴。其后,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1995 年版)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2002年,沈国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提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处的社会小环境。”虽然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二分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微观环境是指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这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二分法。三分法,一些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即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 “中观环境”内容。多分法,除了二分法和三分法,有些研究者还从更广泛、更细致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剖析,如陈秉公在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四种类型。时空维度分类法。在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岳金霞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的划分方法,即时空维度分类法。从时间维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未来环境。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在取得丰富的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概念不准确、称谓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看法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称谓,缺乏规范。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环境,学术界的说法不一。第二,总结经验多,学理分析少,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侧重从经验总结层面进行分析,而从学理角度出发去分析的论文较少,研究的系统化、学术性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 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网络环境;媒介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和研究域界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陆庆壬在其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专题研究,并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这一概念:“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则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范畴。其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被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例如:邱柏生提出“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即“对全部社会因素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协调整合关系的动态研究”。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发挥了“殊途同归”的奠基作用,逐渐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域界上形成共识:其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它包括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其二,这种客观条件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人的那部分环境因素。这既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相区别,又避免了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泛化为一般环境。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理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层面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规律研究,旨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规律性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其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要素、特征和功能,学术界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各自形成了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在要素研究方面根据不同的标准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良性环境和恶性环境,开放环境与封闭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等。有的学者还从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出发,提出“外部德育环境、内部德育环境和中介环境(大众传媒环境)”的要素分析法。二是从与一般环境之比较及其自身育人特点两个层面出发,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具有育人特征,从而与一般环境、其他教学环境相区别。

2.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

张耀灿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表现为复杂性、开放性和易变性,陈秉公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具有广泛性、直观性、动态性、渗透性、特定性和部分可创性特征。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特点的总结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如,张耀灿所概括的复杂性实质上也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广泛性,而陈秉公所提出的动态性与张耀灿所提的易变性则是一致的。综合了他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特点的总结,有学者提出了广泛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是多对有独立特征的统一体:复杂性和可控性的统一、开放性和封闭性的统一、直观性和抽象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统一。

3.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目前理论界的研究循着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出发,分别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如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过程、内容、方法、效果等,形成了环境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机制分析,具体包括传导机制、滤选机制、内化践行机制和反馈机制。二是沿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考察某一类型环境系统的影响。三是从主体出发,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导向功能、动力功能、感染功能、约束功能等。

4.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

关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者认为,我国古代不仅重视人际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影响,而且重视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关于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研究者认为,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主要发展阶段可划分为自然经济条件下朴素的环境论、商品经济条件下理性主义环境决定论、一体化时期进步主义的环境论三个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

5.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原则,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然适应性原则、方向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求实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拓展性原则。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标准,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总体标准,就是环境的美化、净化和优化。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过程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多维的过程,它是一个由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造者、作用对象和环境因素三个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系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规律,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过程中诸多环境要素之间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规律主要有协调控制规律、能动受动规律和适应超越规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的方法,主要有社会导向法、整体协调法、筛选转释法、利用优势法、环境隔离法、比较鉴别法、典型示范法等。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现实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宏大背景,旨在回应现代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系统探讨各个具体环境的特征、影响及其建设对策。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环境

网络环境是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和普及过程而形成的,它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和即时性等特征。李辉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中对网络环境进行了具体分析,谢海光把理论和实务相结合,形成了“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部曲”。

2.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环境

郑永廷认为,媒介环境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直接参与塑造、改造教育对象”。国内外关于媒介环境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如卜卫的《大众传媒对儿童的影响》、尼可·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等。学者们把这些研究成果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环境研究的发展。李辉提出,媒介环境不仅影响人的思想行为,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并对此进行了具体探讨。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张耀灿强调,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使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并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内容、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此为基础,周从标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郑永廷认为:“媒介环境、竞争环境、开放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特征。”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并向社区环境、竞争环境等推进。同时,宏大的时代背景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组织环境等注入现代要素,学者们也将其纳入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周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研究述评[J].思想教育研究,2011,(8).

[4]宇文利.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分类与特点新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8).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1.1“走”,走出校园,扩大视野

走进科研机构和大学实验室,参与各种科学实验。例如,参与克隆分析植物体DN段,检测土壤铅、铬、镉、汞和砷等重金属含量,分析叶片叶绿素、胡萝卜素、花青素、苹果酸、草酸和柠檬酸等色素分子或有机酸物质含量,检测菜篮子、果篮子农药残留和亚硝酸钠含量等实验。6位学生开展了季节和产地对蔬菜和水果中亚硝酸钠含量影响的调查研究,提出反季节或长期储存的蔬菜和水果亚硝酸钠会增高的观点。学生走进旅游景区,研究旅游活动对景区植物影响:在蒙山旅游景区,发现蒙山旅游区植被演替滞后于自然区,旅游干扰对5m内植被影响显著,建议及时清除外来入侵植物,降低旅游活动干扰强度,严格保育自然林;走进河流湖泊,检测分析水体各种营养盐含量,观测水藻种类、密度和初级生产力;研究沂沭泗流域水环境生态健康,发现跋山水库作为临沂城区供水水源地仍存在较大规模的网箱养殖,水质时而会超过国家水标准限值,存在水质安全隐患;走进丘陵山岳,调查分析森林植被乔灌草3层各种植物多样性差异;26位学生先后展开了泰山、蒙山、昆嵛山、沂山、大青山和孔林6种丘陵山岳植物多样性课题研究,发现麻栎林比刺槐林和黑松林更为适应当地生境,建议可以直接改造乔木层,适当增减伴生乔木树种以使群落得到改善,利用自然力实现林下植被合理配置。

1.2“看”,亲眼所见,亲身感受

学生看校园环保实例,倡导低碳校园;看校园美化绿化,提出立体绿化;且看且行,5位学生开展了创建生态现代化校园调查与探索实践活动。例如,学生看河流河道沟渠,看水库、水塘和水井,看农村水利管网设施,开展了山东农村水利调查与探索实践活动;看鸟窝,看鸟类筑巢与防护林宽度、防护林高度、防护林植物种类、防护林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关系,8位学生开展了高速公路防护林内喜鹊和灰喜鹊营巢特征调查与探索实践活动;看钓鱼,看钓鱼位置,看钓鱼时间,看钓鱼频次,看钓鱼种类,看钓鱼获量和看鱼竿鱼饵,5位学生开展了沂河休闲垂钓调查与探索实践活动。

1.3“读”,读科学新闻,读科普书籍,读学术文献

课程要求学生需要读科学新闻,读科普书籍,读学术文献。例如,读《科技日报》和《中国科学报》,了解最新生物学科学进展,关注国际国内生物学学术前沿;读《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作品集》的生物学项目部分和《中国科技教育》,这样能够科学地选题,触类旁通。读生物学、环境、化学和地理等自然科学学术文献,学习科学论文写作,提高学生自己的科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思维广度。

1.4“讲”,讲自己的学术见解,讲自己的所悟所感

学生讲自己的学术见解,讲自己的所悟。例如,讲“岱崮地貌植被”,讲“塔山植被恢复”,讲“沂河蓝藻水华”。3位学生曾经召开过“岱崮地貌植被”研究成果新闻会:讲崮形山体比普通山体封闭和孤立,容易演化形成或保留珍稀植物物种,建议采用“大崮单围,小崮并围”的方式,保护区域植被;建设岱崮地貌主题公园,进行地质地貌研究或科普活动;发展风景旅游、探险旅游和农业旅游,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位学生受邀参加临沂市水环境政府决策调研座谈,讲抑制沂河微囊藻属蓝藻水华爆发的生物措施,为临沂市沂河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治理等问题献计献策。3位学生研究“塔山植被恢复”课题以后,讲塔山植被恢复为黑松林—赤松林—栓皮栎林,而非《中国植被图》上标注的油松林—黑松林,提出沂蒙山区荒山绿化应以乡土植物为首选,建议不再引种日本落叶松林、火炬松林、柳杉林和杉木林。此外,并参加国际会议,讲“运河改道对南四湖水体影响”,讲“50年来塔山植被与物种多样性变化”,讲“石梁河水库藻类多样性季节动态与水质评价”:3位学生受邀参加第13届世界湖泊大会,讲运河改道提高了氮磷和水温,降低了酸碱度和叶绿素,而这主要通过废水废气排放和改变水体折光系数导致;1位学生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环境论坛,讲50年来塔山植被栓皮栎林和麻栎林森林增多,黄背草和白羊草草地减少;1位学生受邀参加第11届国际河流湖泊大会和SCOPE国际环境论坛,讲无序采沙、网箱养殖和河湖阻隔是导致石梁河水库藻类多样性指标偏低的主因。

1.5“做”,做科技小发明,争做“明天发明家”学生

做科技小发明,争做“明天发明家”。例如,做学校景观水池水质健康维持系统,依据生态学原理,铺设底质淤泥、沙子和砾石,栽植睡莲、莲藕和浮萍,放养鲢鱼、鳙鱼和鲫鱼,投放水螺、河蚌和泥鳅,成功保证了水池水质永续健康维持,该系统目前已被学校采纳实施和推广,效果良好;做重金属污染土壤植被快速修复实验:1位学生挑选各种抗性植物做重金属毒性测试,设置一系列重金属浓度梯度,筛选高抗毒性植物种类和植株,尝试分析一些小分子有机物,以期获得高抗性物质、机理或机制;做荒山造林树种种间关系实验,挑选本地常用的荒山造林树种,野外采集各种树叶制成水溶液,设置各种正反交试验和交叉实验,测试植株根茎叶生长情况和部分生理指标,获得了最佳的荒山绿化造林组合建议。

2课程实施后的效果

2.1科学创新素质明显提高

在整个教学研究过程中,65位学生获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二等奖;3位学生获第二届未来杯全国中学生创意设计竞赛三等奖;6位学生获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三等奖;19位学生以突出的科学创新素质获得21所高校的自主招生录取资格;3位学生以卓越的科学创新素质获得了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考试资格。

2.2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丰硕

学生的科学考察,扎实工作,研究成果丰硕,先后承担了科普活动项目1项、山东省科协学术活动重点项目1项、临沂市科协学术活动重点项目4项和临沂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2项。有11位学生发表学术论文,荣获临沂市优秀自然科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临沂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优秀奖1项。

2.3科普宣传和区域辐射成效

该项先后被《光明日报》、《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卫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级各类媒体报道55次。学校努力营造青少年课外实践和创新研究氛围,课程面向社会开放。因此,选修学生很多都陆续来自于其他多所学校。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内容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理念经历了末端治理、生态治理、深生态治理三个阶段,在探索循环经济的实践中,我国也要注意循环经济“循环量”的理性限度、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政策功能的终极性、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对“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的倒置、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简单环境保护手段等问题。

循环经济思想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也称生态经济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各国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循环经济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并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

末端治理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早期都经历过末端治理过程。末端治理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生态治理阶段。末端治理虽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的依赖技术,一旦遇到技术不能解决的生态问题,就无计可施,甚至出现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做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生态治理的循环经济理念,并通过立法加以实施。生态治理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力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这种理念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用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深生态治理阶段。深生态治理是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不仅强调“生产—资源—环境”的关系,实行生产全过程治理,而且主张将制度、体制、管理、消费、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注重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将生态治理的领域从生产、环境领域扩张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领域。深生态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绿色运营管理、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理念上。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还形成了绿色运营管理的深生态治理理念,它将循环经济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的运营管理中,要求从产品设计、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全方位展开,包括绿色设计、绿色物流、生命周期评估等,它涵盖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和消费各类社会活动,需要各种新技术和相应的管理方法的支持。

循环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

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忽略了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经济增长以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资源和能源以及大规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经济模式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它以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作为实现经济的增长手段,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此不同的是,循环经济模式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经济学原理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最广泛的范围研究生态和经济的结合,整体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即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以3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资源化(recycling)为运行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次)生资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审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馈式流程。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对于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循环经济实践应注意的问题

(一)“循环量”的理性限度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存在对循环经济概念泛化和任意夸大其作用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也会拖延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时机。如认为循环经济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产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首先,不管从经济生产的有形排泄物还是无形排泄物而言,工业生产不仅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也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产品”。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法则即熵增大法则的存在,一旦熵增大之后,如果熵不再增大,则绝对不能还原。再次,由于回收再利用的技术局限、使得现有的技术对现存工业“排泄物”尤其是气体等无形的“排泄物”大部分不能回收,再加上国民回收意识的匮乏导致回收行为的“呆滞”,回收行为本身的不经济性导致回收行为可能被经济主体“理性的”短视经济行为替代等。使得循环经济在实践中绝非理论上而言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二)发展模式的政策功能终极性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一劳永逸的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问题。但笔者以为即便循环经济模式可以按理论的要求予以物质循环,但是,世界各国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量都在不断增加,资源的消耗必然要求再开采新的同类资源,那么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循环经济视野下的资源需求量等于物质循环量加新开采量。因此,循环经济的循环量绝对不可能完全等于原始投入量,由于不可生资源的存量在一定时间内是恒量,需求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存量的绝对减少。在此假设下,循环经济也许只能相对延长攫取时间,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同时这与循环经济理论建立的生态学理论基石也是相悖,在满足环境容量下构建经济体系和规模应是循环经济实践的第一要义。

(三)实践过程中对“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的倒置

我国循环经济实践中只重视“点污染”源(企业工业污染等污染源)的循环经济探索,而忽视“面污染”源(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循环经济摸索,这种判断是对世界环境污染“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倒置趋势的误解。首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伴随着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倘若没有符合循环经济价值理念的消费意识加以指引,通过“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市场指示,我国构建的循环经济“点污染”源的控制几乎要被釜底抽薪;其次,我国的农业“漫灌”现象严重,不仅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导致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再次,城市生活垃圾几乎可以营造与城市同等规模的垃圾之城,生活废水导致流经城市的污染指数和负营养值不断攀升。而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次)生资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审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馈式流程。如果片面注重整个流程中的某一环节,可能会导致整个循环产链的断裂,进而导致循环经济这一制度创新的功能缺失。

(四)不是简单环境保护手段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一样,都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循环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环境保护手段,其首先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需要的资金和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求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前提和保障。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环境、社会发展上片面追求“经济这一极”,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环境福利分配上片面追求当代人的经济利益,在国家、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环境责任上片面强调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污染与受动治理,片面强调单纯的国家末端治理和规范惩治。而循环经济模式将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整个生产链环节延伸,从单一治理主体向全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和互相协调配合转变。其实质是在环境容量的支配下安排我们的生产消费活动,促进和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蓉.资源循环与共享的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

2.陈泉生等著.环境法学基本理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学;地域;环保;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625 【文章标识码】C 【文章编号】1326-3587(2013)06-0120-01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位于重庆东部,离重庆主城约50公里,所在长寿区内环境教育资源丰富,包括长寿化工总厂、四川维尼纶厂、重庆钢铁集团等工厂在内有300多个工厂。为了让学生明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践行我校“为每一位学生自主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弘扬学校“品德自育、学习自主、交往自律、生活自理、为人自强”的“五自教育”办学特色。从2008年至2012年开展了“利用中学地域性环境资源,开展环保教育的研究”,丰富了校本课程资源,对教师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未来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促进了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校举办了相关学科的环境教育公开教学工作以及环境教育知识讲座。教师们又积极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渗透于中学学科教学活动的研究,形成了活动论文、教育图片集;探索课堂渗透环保教育的模式,总结教学案例,形成了各年级的经验论文;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环境知识学习、环境教育的学科教学实效性研究,并形成了成果。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我校教师队伍专业素养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要求教师跨学科开展学习和研究,有力地促进教师钻研教学业务,更新教学观念,使得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各方面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推动了教师学科专业的纵深化发展。

二、学校的教育特色得到了初步彰显

本课题的研究是在我校“以理念引导方向,以科研促进教改,以制度规范行为,以机制激发活力,以素质赢得质量,以特色铸就品牌”的办学理念实施策略指导下进行的。成果之一是促进了校本课程的开发以及环保教育模式的形成,为学校特色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深刻了师生的行为素养,推动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使素质教育不断得以深化,学校特色得到了初步彰显。

通过环保活动的开展,师生及学生之间的品德修养提高,学习效率提高,交往能力增强,独立生活和自理能力提升,自强不息精神凸显,强化了我校办学特色。

三、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1.促进了学生环保意识的形成。

无论是从教师组织课堂教学时,及时抓住教材中关于环境问题的教学内容,利用丰富、有效地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方面,还是在创设校园环境时,进行了多种有组织、有计划、有主题的宣传和行动方面,以及在校外充分利用我校地区资源优势,以行动研究的方式开展研究,都逐步地实现了引导学生从理性角度认识环境问题,并在各种环境教育活动中让师生增强了环境意识的体验,努力创设适合环境教育的学习氛围 。

2.综合实践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环保技能和自我学习能力。

通过第二课堂综合实践活动,各学科在校园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了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学生自编环境手抄报;开展了“绿色行动进万家”、“环境论坛”、“环境保护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有“致家长的一封信”、“给家长和学生的环保小建议”等。自觉实施垃圾分类,自备餐具,撰写环保小论文,回收利用某些废弃物等。同时通过带领学生参观化工厂,自来水厂,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亲身参与,亲身感受,促使他们用实际行动,将所学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建设森林长寿、宜居长寿做出应有的贡献,提高了学生初步的环保技能和参与社会实践、自我学习的能力。

四、促进了互动式环境教育专题校园网站建设

建设木块入下:

1.课题介绍(开题报告、工作报告、研究报告、课题信息)。

2.资源教材(各学科与环境内容)。

3.名师讲座(环境第二课堂讲座)。

4.研究活动(教师研究活动、学生考察活动、信息联接)。

5.学生报告(环境调查报告、考察报告)。

6.互动交流(师生相互讨论、问题留言等)。

通过网站平台这种新型教育学习模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大大地拓展了师生的环境保护视野,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上,践行我校教育教学工作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五、优化了学校环境建设,学生素养得到提高

学校作为本课题最终的推进者和实践者,从学校环境建设本身出发,加强了对象学校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购置增添了可回收利用垃圾箱,设置了废旧电池回收箱,白色垃圾得到了较好处理。特别是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加强了围墙购物行为的管理力度。全校范围内禁止师生吸烟,师生互相监督。优化了学校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学生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承担起了校园环境维护者的角色。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人力资源竞争力被认为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才是自主创新、科技进步的载体,et="_blank">人力资源的整体强度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人力资源投资,改善人力资源tle="环境论文" target="_blank">环境已提升为增强区域综合实力的必要措施。近年来,学者们更多的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竞争力以提高企业综合实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区域人力资源竞争力,突出以及充分利用区域人力资源优势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目前,学术界从区域的角度对人力资源竞争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并逐渐趋向于以省份为研究单位,以加快各省的经济发展。区域人力资源研究不再一贯的以个人或企业为单位研究人力资源,而是转化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突出强调区域人力资源的发展与竞争能力。但是,现有的文献表明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源竞争状况和对人力资源竞争力的理解也各有千秋。对于人力资源竞争力而言,应该是因地制宜,为了能从整体中表现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源竞争力,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影响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以求做到调查真实有效。

2 文献综述

有关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文献有:Ramsuoair(1998)指出人力资源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应该从存量和质量方面来分析其竞争状况[1]。李晓园(2004)等人主要从我国的人才总体数量、人才的整体结构、人才的流动状态、人才的投资开发力度及人才所处get="_blank">环境五个方面来构建我国人才竞争指标体系,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人才竞争力进了测度[2]。王军华等人认为地区人力资源竞争力在一个地区的发展竞争中可以起到整体互补、拉动经济、人才流动和能力创新的作用,研究区域人力资源应该从人力资源现阶段的总体存量、结构分布及人力资源竞争力方面着手。刘小英、韩建民等人认为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能力决定一个区域的人力资源竞争优势的强度,同时区域吸引人才和凝聚人力资源要素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张霞、王林雪等人为了能够在反映高新区现有竞争力的同时又能挖掘未来的竞争潜力,主要从五个方面对人力资源展开了调查,用人力资本力、环境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人力资源在政策方面的激励与扶持、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力度和人力资源的绩效张显力五个部分来表现现有人力资源状况。李宝元(2011)等人构建了四个维度来评价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经济支柱、教育投资开发、市场的配置和健康保障的维护,用综合评估的方法对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2004-2007年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有效的评价[3]。李从欣,张再生(2011)将人力资源竞争力设置12个指标:就业人员中本科比重、就业人员中研究生以上比重、就业人员中科技人员比重、每万人高等学校数、每万人科研机构数、每10万人大学生人数、R&D占GDP比重、人均GDP、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收入、各地区发明数、各地区实用新型数、各地区外观设计数[4]。林枚等(2013)以天津市为研究对象,从总量指标、投资指标、收益指标三个角度对其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5]。王文波,赵青华(2014)将人力资源竞争力构建成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人力资源供给数量、人力资源供给质量、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畅通的人员和岗位对接渠道和机制保障[6]。

结合以上文献,本文认为区域人力资源竞争力应该是以数量为基础,质量为前提,结构及布局合理为保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力度,以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因此影响区域人力资源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分布、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吸引人才的环境竞争力及人才绩效彰显力。

  3 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

本研究参考文献综述中有关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划分,结合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就从业人员数量、素质与结构、开发利用、环境竞争力及绩效彰显力五个方面构建人力资源强省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 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标体系量化方法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AHP结构模型

从影响人力资源强省的因素构成的准则层开始,对于上一层目标层即人力资源强省评价指标进行分析,结合1-9比较尺度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分析,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一级指标的权重,以此类推,计算二级指标权重[7],结果如表2所示。

5 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别由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分布、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环境竞争力及人力资源绩效彰显力构成,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权重的计算,以便后期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时候可以进行参考与借鉴。

从权重表可以分析得到: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9篇

这里既无皇朝更迭、军事纷争,更无升沉荣辱。这里前无险滩,后无荒漠,谈不上什么气势,也淘不出历史浩叹,更没有保留多少废墟和遗迹。在畅达平稳之余,都匀始终以非常滋润的生活方式绵延流转,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平实耐久,狭窄悠长,就像那横逸斜出的条条石板街。

2012年6月19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专题会议全球电动绿色出行论坛暨可持续人居发展”会议上,都匀市获评“全球绿色城市”,人们皆赞“众望所归”。

都匀人自己最爱说的词则是“安逸”。再没有比“绿色”与“安逸”这两个词,更能形容都匀城的特质了。

匀城绿意纷纭

清朝举人欧阳朝相写过一首《竹枝词·都匀》:

剑河春水碧粼粼,夹岸人家绕绿云。

三月鲥鱼九月桔,江南风景要平分。

诗中的“绿云”很合都匀之景。事实上,在布依族语言里,都匀便是“云之城”的意思,据说,都匀城最早便叫“都云”,因城东一公里处有一个仙气氤氲的都云洞而得名。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平羌将军何福残酷镇压都云苗族人民起义后上奏朝廷,认为“云之为物,变化莫测”,应改为“匀”,取“均匀”之意。皇帝批准,都云从此改为都匀。

都匀城市很小,依河而建,延展于剑江两岸的狭长谷地上,东西长二公里、南北长不到二十公里、由北向南倾斜延展。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虽然城市最早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但城市的版图始终扩展不开,终究还是这样娇小玲珑的样子。

有水当有桥。

都匀的桥格外多,多达百座。穿过雕梁画栋的风雨桥,上游的百子古桥在雾气蒙蒙中若隐若现,远处文峰古塔高耸,耳边水声阵阵,不时传来鸟鸣之声,恍若置身仙境。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漫步在石板古街,街边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鳞次栉比,朱粉楼台流光溢彩。

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百子桥,为郡人唐文升捐资创建。

百子桥之名,典出《诗经·大雅·思齐》“大妙嗣徽音,则百斯男”,乃“文王百子”之由。当年唐氏已过半百,膝下无子,欲架桥以求继嗣,其后裔世代维修百子桥,出于“缵绪宗功”。而如今的百子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已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文化活动场所,在重要的节日里,桥头还成为苗族、布依族青年男女对歌的地方。

和百子桥遥相呼应的是古色古香的文峰风雨桥,桥墩和桥基均为石头砌成,桥面上则是木质结构的亭廊,为行走于桥上的人们遮风挡雨。而都匀斜桥则位于百子桥上游,长144米,宽14米,三孔净跨40米,与江流夹角45度,是当时全国大中型桥梁中斜度最大的桁架拱桥,曾获1981年贵州省优秀设计奖。

除此之外,吊桥、龙背桥、斜桥、月亮桥、百步桥、彩虹桥、云宫大桥……融古典情调与现代风格、宏宏大观与纤纤绢秀于一体,都匀因之被誉为“桥梁博物馆”。

在最繁华的广惠路,座落有石板古街,长约200米,据说路面以10001块青石铺砌而成,街两头各配一对石狮,南面街口建有古式门楼,街道两旁房屋皆以古典风格建造,青瓦红墙,雕花门窗,古朴雅致。石板街北侧坡上原为古城城门,石板街路段是明清时期通往广西方向的必经驿道。据传,徐霞客到都匀游览,即由此路段入城。每当夜晚一钩弯月高悬天际,小巷中的青石板在月光映照下,总隐隐透着斑驳的清光。

在剑江河边溜达,此时艳阳和暖,南风熏人,两岸树头早花新著,春意已浓。从东山上俯瞰,许多地方春花落满庭院,江流之上,云朵在如水的明净中袅袅远去。

桥城茶事

都匀人对茶有着特别的喜爱,古话说“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匀人是有一种豪杰情怀的。行走在匀城的大街小巷,满城春色遮不住,万缕茶香扑面来。

都匀毛尖多采用一叶或二叶未展开的叶片,挑选出叶片细小短薄,嫩绿匀齐的茶青,经多道工序炒制而成。都匀毛尖素以“干茶绿中带黄,汤色绿中透黄,叶底绿中显黄”的“三绿三黄”特色著称,香气清鲜,滋味醇厚,回味甘甜。

一壶清茶,一轮明月,桥边古道,三五文人雅士,煮茶谈诗论文。当满城春意漫漶、茶色晕染之时,整个城的人似乎都醉了。

春日迟迟,茶树萋萋。茶场的绿更是铺天盖地,来自山野的风和着茶香从四面八方而来,以春日的柔和温暖,席卷你身体的每一个毛孔。

在螺蛳壳茶场,放眼望去,远远近近皆是一层层绵延的绿,一道道铺展的翠,成片的茶林主宰着山国,灌木丛退让到边缘,扮演着卫士的角色。分布在螺蛳壳山脊的摆忙乡村寨,如一粒粒珍珠镶嵌于翠屏环合之间,适逢云雾缭绕,树远林疏,看上去更像是一幅幅泼墨山水。

茶山也非一色单调的绿,还有那水做成的蓝,以及水畔木槿花盛开的嫣红。水能够在山的怀抱里波光潋滟,得益于都匀市的高寨水库。这座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工湖泊,不仅让周边乡镇受益了30余年,还调节了茶山的气候,美化了茶林的环境,滋润着种茶人的身心。

2012年,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对都匀的评价是:毛尖茶都、山水桥城。“全球绿色城市”是联合国“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发起的全球城市评选活动,有“城市绿色奥斯卡”之称。由此可见这一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都匀市委书记刘建民这样解读:“正是凭借都匀毛尖茶打造的绿色经济,自然生态的山青水美和以桥梁闻名的建筑艺术,都匀方得加冕‘全球绿色城市’。我们将努力构筑城市的自然美和生态美,以‘显山’和‘露水’的总体思路,打造一座宜居宜业宜游、会呼吸、有生命力有吸引力的魅力城市。”

云丛流转,绿意婆娑。

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第10篇

日本的经济学导入环境问题相对较早,这与战后日本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公害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庄司光和宫本宪一所著《可怕的公害》[19]一书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环境问题的书籍,而宫本宪一则堪称为日本环境经济学首倡学者,更是今天日本经济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早在70年代末期就已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引入了公害问题,此时的研究重心主要是论述公害问题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世界公害事件之中日本占了一半,因此日本对公害问题的研究也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此后日本对公害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界甚至一度出现了将公害问题独立作为公害学研究的倾向,但日本学界从70年代起开始“从公害论逐渐向环境论转变”。[21]这种环境论的倾向在七八十年代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城市化进程中导致公害扩大和多样化;2.普通国民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增强。日本学界大约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前后完成了“从公害问题到环境问题”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并促成环境厅在1977年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调和论”,[22]1990年将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害研究所”全面改组为“环境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学界继续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思考环境问题,其重点开始从以往的地域社会转向对地球环境的关心,因而关注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热带雨林的减少、沙漠化等问题。[23]这一趋势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9年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在东京共同举办了“国际地球环境会议”。此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学界对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的关心开始下降,加之普通国民也更倾向于关心本国或身边的环境问题,以及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遗留下来的公害补偿和公害地域经济振兴等课题的需要,直接促成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转向,“环境再生”的概念开始大行其道。1995年西淀川裁判达成和解,从赔偿金中拨出15亿日圆设立了地域再生事业基金“青空财团”,这是日本第一个以环境再生为工作目标的NPO组织,也是日本环境事业从受害者的告发和救济运动走向市民的地域社会再生的一个划时代事件。[24]1998年宫本宪一正式提出了“环境再生”这一重要环境理念,它囊括了“公害地域”和“有问题的地域”(矿山地域、乡村地域、城市地域、工业地域、海洋地域等,以及被美国作为军事基地的冲绳等地方的“军事地域”)的再生问题。而在这些地域上实现“环境再生”不仅要防止各种污染发生,恢复清洁的大气、水、土壤,还要让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复原”或“再生”。或者说是,复原、保全、创造出地域上固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等人文财富,如果再进一步来说的话,还应包括适应时展的教育、医疗、福利等总地域社会生活环境质量的广义上的“环境”再生、复原和保全。日本经济学界针对地域和环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以日本四大公害为例,近年来比较重要的成果有:1.关于四日市哮喘病,有远藤宏一、冈田知弘、除本理史编著的《环境再生:从四日市思考政策提言》[ミネルヴァ(Minerva)书房,2008年];2.关于熊本水俣病,有深井纯一的《水俣病的政治经济学:产业史的背景和行政责任》(劲草书房,1999年);3.关于新潟水俣病,有关礼子的《新潟水俣病的制度、表象、地域》(东信堂,2003年);4.关于富山痛痛病,有松波淳一的《私说痛痛病的社会经济学:痛痛病和水俣病的比较研究》(2010年)。可见,日本学界将产业问题和环境及地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而环境公害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将问题设定在日本近现代史发展的整体研究视野之内,所以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也给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将之称为环境经济史。①

传统日本史学中的环境史

在日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范围内,将“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多是中世史和近世史。②这是武士的时代,也是日本列岛农业文明兴盛时期,加之日本列岛频繁受到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为今人探讨环境变迁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较多的史料。这也使得日本史学界环境史研究的视角明显有别于西方史学界。(一)从灾害史研究到环境历史研究。日本史学界一直以来都比较关注灾害史的研究,这与日本列岛的地震、火山以及其他相关灾害频繁有着密切关系。早在环境史兴起之前,日本史学界就着手整理了大量的相关史料,[25]并在诸多通史、一般性史学研究中就灾害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当然,日本史学界最初对灾害的思考往往停留在探讨灾害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层面,史学的整体性探讨相对薄弱。比如峰岸纯夫于1980年代在研究浅间山火山喷发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89年将这些论文整理成专著《中世的东国:地域与权力》。该书提出了1108年火山喷发后的灾后重建和地域社会重组促成了日本中世时期的庄园制形成的观点。[26]峰岸还在该研究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一些阐述,提到日本列岛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生产力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受此观点的影响,此后日本的中世史研究和近世史研究分别开始就灾害问题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展开了诸多论述。中世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矢田俊文的《日本中世战国期的地域和民众》(清文堂,2002年)、峰岸纯夫的《中世灾害、战乱的社会史》(吉川弘文馆,2001年)、五味文彦、小野正敏编的《开发与灾害》(新人物往来社,2008年)、水野章二的《中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吉川弘文馆,2009年)、西谷地晴美的《日本中世的气候变动和土地所有》(校仓书房,2012年)等。近世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986年文部科学省研究课题、野口喜久雄、小野菊雄的《九州地方近世自然灾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安藤精一的《近世公害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1999年文部科学省研究课题、日向进的《近世都市在灾害复兴史的建筑生产系统的研究》、三好利奄的《中、近世的日向国灾害史》(矿脉社,1996年)、2005年文部省研究课题、秋山晶则的《近世中后期的自然灾害与地域社会》等。(二)从庄园史到村落环境史研究。在灾害史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日本史学界在近30年的研究中还产生了环境史研究倾向加强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开发史、村落史的研究力度得到加强。在开发史研究中,历史学者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对古环境进行复原,进而在宏观角度上还原人类发展史上的环境变迁。主要成果有黑田日出男的《日本中世纪开发史的研究》(校仓书房,1984年)、安田喜宪的《气候和文明的盛衰》(朝仓书房,1990年)以及《绳文文明的环境》(吉川弘文馆,1997年)、梅园猛、伊东俊太郎等的《人口、疫病、灾害》(朝仓书房,1995年)、矶贝富士男的《中世的农业和气候》(吉川弘文馆,2002年)。而从日本村落史研究来看,80年代以来出现的趋势是,在以往研究日本古代村落社会的制度、法律等基础上,更加注重村落的景观、生活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木村础的《村落景观的历史研究》(八木书店,1988年)、日本村落史将作编集委员会的《景观》、《生活》(雄山阁,1991年)、服部英雄的《景观开始探寻中世》(新人物往来社,1995年)、原田信男的《中世村落的景观和生活》(思文阁,1999年)、海老泽衷的《庄园公领制和中世村落》(校仓书房,2000年)等。上述两点是目前传统日本史学在环境史研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日本史学在开展环境史研究时更倾向于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往往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民众的一种“生活”模式。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近年来日益重视对传统的“生活模式”、“工具”、“景观”的研究。

日本环境史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日本的社会学、民俗学学者从传统的“生产生活”研究入手,通过研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从而开拓出一片广阔的环境史研究空间。但这种研究手法很难通过研究生产、生活模式的变化来论述环境史的核心问题———可持续发展,并且以讨论传统社会生活模式为主的研究,如果不加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人产生将虚无缥缈的田园生活视为人与自然共生社会的错觉。另一方面,按照现代社会经济学框架构筑起来的环境经济史研究,虽然对战后公害、环境再生等课题研究的成果丰硕,但若不能将眼光放到历史长河之中,其研究最终也只能成为公害问题的追述,而所谓的环境再生也只不过是还原公害发生前的一个空中楼阁。至于日本传统历史学的环境史研究,一方面表现出重视气候、灾害等宏观环境史研究,同时也有对庄园和村落的考古发掘等微观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环境史研究局限于对日本古代生活模式的探讨,孤芳自赏而难以顺应环境史学发展的大潮流。因此,就目前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局限,及其发展趋势或方向而言,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总结和分析。首先,近年来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关注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是一种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景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浓缩,其研究对象是生态体系中人类的作用。与之相比较,迄今日本学界较为重视对气候、灾害、地形等宏观的环境史研究,而往往忽视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景观等方面的研究,以至除了在水田生产方面的环境史研究可圈可点之外,对其他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不过,日本学界已关注到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动向,并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有所推进,比如对“里山”的问题,不再刻意追求人与“里山”共生的理想状态,而是探讨何谓“里山”?“人与自然共生”是何种状态?[27]这种重视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之关联的研究手法,被称为“生业史”。[28]从日本的中世史研究来看,通过对庄园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可以从开发史角度考察“水田开发”的稻作史,但如何避免使“生业史”成为水田耕种史,而加强对其他的人类生产活动所带来的自然景观变迁的研究,以及多样化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则是需要大力拓展的方向。[29]其次,日本学界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环境史,侧重于以原始社会生业活动(采集、狩猎等)过程中的动植物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是考察自然环境中的地质、地形以及相关的生物链、地域生态系统等,并对人类活动在生态体系整体当中处于何种位置提出了质疑。然而,在这一研究中,若能加强对生态体系当中的动植物变动的考察,将是很有意义的。比如,研究日本从事捕捞业的村落,如果能不断地挖掘史料,还原渔场的地形条件,并展开对水体中的鱼种及其栖息行为的研究,就能进一步弄清当时的人类生产活动。[30]而这种从地域性的生态体系和动物生态行为的角度研究环境史的方法,显然可以扩展到对林业、农业、手工业等其他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研究之中。另外,日本学界还十分重视环境伦理在环境史当中的作用。环境伦理问题实际上也是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学界,此后拓展成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道德性地位的论争。而所争论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有限的地球环境?自然是否也有权利?今天的人是否对将来的后代负有责任?等等。对于环境伦理问题,日本学者也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比如鬼头秀一认为,所谓环境伦理就是“以何种形式插入人的手,并以与人类生活相关联”的自然作为思考对象,因此,有必要弄清“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是人类的自身”。[31]在这里,鬼头所提倡的是不仅仅重视地域范围内古人的“生业”或“生活”的模式,同时还应该包括以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环境思想的研究。其他的日本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比如义江彰夫等。[32]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界近年来开始将环境史研究方法引入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史的研究之中。[33]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疯狂的对外扩张战争,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抢占了大量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根据其国家战略需求,对各个殖民地实施的具体政策虽不尽相同,但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掠夺殖民地资源和奴役其人民。由此,从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等角度探讨日本军国主义史之外,从环境史视角出发,研究近代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殖民地统治及其影响,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潮流。比如,东京大学的安富步、深尾叶子以近代东北森林开发为对象,从东北修筑铁路过程中使用的枕木和掠夺东北粮食资源中使用的马车等角度研究近代东北的空间形成问题。[34]此外,对近代殖民统治台湾、朝鲜的相关研究也涌现了不少的成果。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日本的环境史学基本上起到了填补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空隙的作用。这样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通过各学科之间的配合、跨学科的研究,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构筑新的历史学。具体来说,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介绍“环境史”,最早介入这一新史学的是社会学和民俗学,此后环境社会学、环境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快速发展。这两者的共通之处,就是通过考察历史上人类的“生业”和资源问题,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则从现代日本经济发展的视角关注环境公害问题,形成了今天十分流行的环境经济学,当然其中有不少学者将这一问题放到日本近代史的大视角中加以探讨,定义为环境经济史学。日本的传统史学主要是以中世史、近世史为中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出发,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史、开发史,他们更关注的是与“生业”密切相关的自然。此外,历史地理学者,则从研究古代日本的水田耕种出发,研究与稻作生产相关所形成的“景观史”,只是这样的研究手法缺少对水田稻作之外的考察,常受到其他学界的批评。今天,日本一些学者还积极引入美国环境史的相关著作,比如曾任东京大学的石弘之教授等。①应该说,环境史在日本已经获得诸多学科和学者的认可,只是由于日本环境史学从诞生到发展一直分散于上述各个学科之中,因此,正如池古和信所认为的,“就现在的日本环境史学研究,还没有建成一个学科体系。”[35]当然,日本环境史存在于各个学科中间的发展模式,未尝不是新兴学科兴起与发展的一条探索之路,它或多或少也能为我国的环境史学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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