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1篇

一、要加深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行政机关的一项最根本的活动原则。当前，进一步加深对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理由有三条：

1．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与市场秩序规范同步进行。近几年来，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综合国力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法制建设与改革措施不配套，以及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跟不上改革的需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越来越突出，有的反映出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有的已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比如，“”问题，金融“三乱”问题，以及商业欺诈、传销经营、假冒伪劣、走私贩私、制黄贩黄等问题，都是我们在管理工作中已经遇到的。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朱基总理也多次指出要大力加强市场监管，依法严厉惩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章行为。但是，目前的状况离上述要求还相差甚远。

2．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观念在一些领导和部门中没有真正确立，在如何处理尽快发展经济与规范经济秩序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有的片面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认为管严了，环境就差了，发展就慢了，应该“无为而治”，待发展后再逐步来规范。我们一度推行的企业登记“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就是这种“重发展轻监管”思想的体现。有的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管理方式非常熟悉，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管理和调控经济运行缺乏认识，又不注意自身的学习提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特别是在基层出现了“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为保护地方、部门的利益，“土政策”满天飞，忽视严格依法行政，导致了管理失控，执法偏软，查处不力。比如，对走私贩私行为罚款放行的作法就反映出有关政府和执法部门缺乏应有的法制观念。更有甚者，以“发展地方经济”、“搞活企业”为借口大谋私利。近几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就是例证。

3．虽然市场经济法制框架和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内容不尽完备，配套性不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状况。加之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执法手段不强，外部干扰较多，与管理对象的矛盾突出，因此执法难、到位难的问题还在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存在。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更应坚决贯彻“两手抓”的思想。作为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回顾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在研究如何放宽搞活、支持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考虑较多，而对如何严格依法行政、加强经济秩序监督方面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对新的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见事较迟，把关不严，查处不力。再加之“人情风”、“关系网”的影响，执法不到位、不及时、“从轻发落”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都反映出我们在领会邓小平理论，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片面性，也是党性党风不到位的表现。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树立和推进依法行政的观念，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社会主义大市场的管理，促进监管职能到位。

二、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辩证地认识现行法律法规执行中的问题，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和处理

严格依法行政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原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必须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在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内进行，是总原则下的方法问题。我们所强调的严格依法行政，不是死搬硬套条款，僵化地执行法律法规，目的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两者并不矛盾。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比较容易犯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管死，一旦强调监管，就在各个方面从严，不敢越雷池半步。二是乱放，一旦强调发展，企业要求什么就放什么，一些法律法规确定的基本条件也可以放。究其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掌握和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作。

（一）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相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革命，是在对行之多年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否定或修改、废除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法律制度，其法制基础、法律原则、法律特点、法律内容都有较大的变革。出台的每一个法律，都是始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同志在《实践论》中批判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时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对适应，又存在矛盾。因而，伴随着改革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具有相对合理性。充分认识、正确对待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对合理性和局限性，有助于我们在执法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现行法律法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由于经济运行状态的不定型、不稳定，使法律难以面面俱到，对一些行为管理缺少法律依据，法制建设存在相对滞后性。如，开办市场早已由政府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企业行为，然而，对市场开办行为和经营行为至今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又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界定规范，在《公司法》出台时未被纳入。

2．现行法律虽已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仍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比如，对市场主体的管理，比较注重资质条件的前期审批管理，对企业经营过程和经营行为的管理较弱，因此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关于前置条件的规定较多，各类许可证越来越多，使企业注册登记手续越来越复杂。

3．现行法律还带有部门色彩，有的甚至有部门利益的驱动，法律法规打架的问题屡见不鲜。比如，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来看，乡镇企业并不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改革初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已经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其地位作用和经济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乡镇企业法》仍然按地域把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界定为乡镇企业，没有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同

时也加深了工商部门与乡镇企业各类部门在管理中的协调难度。

4．工商行政管理涉及的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调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矛盾，仍须进一步完善。如，企业字号登记与商标注册登记中，知名企业的字号与其它企业的商标相近似的问题，由于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制度，至今没有解决；跨行业、跨区域企业登记产生的知名字号侵权问题，由于登记体制的原因也没有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另外，还有传销行为与营销行为的区别标准问题，注册资金不实引起的法律责任问题，企业审批责任和登记责任的区分和承担问题，监管要求与监管手段不适应引起的执法责任问题等，急需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进行适当的管理。

（二）树立创造性、探索性精神，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性、严格性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恰当处置，提高执法水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在执法工作中，就是要尊重实际情况。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是实情，地区差异、个体差异也是实情。不尊重这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执法管理就容易走极端，犯错误。

1．要克服死扣条文、照抄照搬照转法律法规的传统执法习惯，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改革本身就是对旧的体制进行变革，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坏往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改革中，就可能出现“过去是允许的，现在不允许，过去是禁止的，现在不禁止”的情况。因此，对一些与传统做法和要求不符合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简单地说“不”，要进行认真的研究，看不准的，还可以先放一放，看一看再定。这样，有利于法律法规的完善，提高执法的效果。

2．要区别执法的灵活性与随意性。我们讲执法的灵活性，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并不是提倡随意突破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建立和规范执法的审批程序，防止个人随意表态；要进一步开展执法检查，加强执法监督，制止和纠正执法中的不正之风。

3．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管理对象的素质，改善与管理对象的关系。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管理机关和管理对象不是对立的，管理对象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教育、引导管理对象遵纪守法，减少管理的矛盾，是管理机关的重要任务。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少一些，使得管理与反管理的矛盾比较突出，今后，必须下功夫加强这项工作。

4．加强调查研究，提倡“首创”精神，为立法工作提供有益的素材和建议。各级立法机关经常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完备、不适宜、滞后的地方，都应允许在部分地区进行探索性的改革试验，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法制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如企业登记中承担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企业字号与注册商标的保护，公平交易执法中手段的强化，欺诈合同的监管查处力度以及企业注销吊销后其债权债务如何追偿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哲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二者有统一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邓小平哲学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二者具有统一的观点:均把实践的观点视为自己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二者具有统一的方法:均把唯物辩证法视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的方法。论者在阐释继承性的同时强调邓小平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哲学的实质是批判性与实践性。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了新的阐释,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论者指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第一,科学概括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第三,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第四,阐述了保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保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一是“实”,体现在他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点的论断上。二是“新”,体现在他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三是“深”,体现在他把对思想路线的系统表述同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有“六个阐发”和“五个升华”。“六个阐发”:一是针对“两个凡是”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二是针对在“高举”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阐发了思想的实质和真谛即在于实事求是;三是针对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思想障碍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意义及其与政治路线的关系;四是针对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必须正确解放思想;五是针对在评价和思想中出现的偏差,阐发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原则;六是针对我国现代化建造道路的问题阐发了保持实事求是才能确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五个升华”:一是首次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二是首次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三是首次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四是首次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五是首次提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与开展两条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联系起来。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在强调正确处理“三大基本关系”(即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同时突出“三个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第三,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非凡是教条主义的特点作了新的分析。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保持实事求是同发展政治民主的统一。[2]

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有论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的阐述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是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深刻揭示。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是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经济建造为中央的社会主义发展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相结合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论,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物史观新理论,初步解决了如何建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主要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唯物史观的新范畴。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是全方位的。如:扭住经济建造这个中央不放的思想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生活决定全部社会生活的原理详细化为实践性操作性的原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生产力梯度推进论和台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两手抓”的思想使生产力标准详细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3]

3、对唯物辩证法的新思索。有论者认为,创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矛盾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造中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新思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考还表现在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观点上。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都不可忽视,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利用;一国两制;等等。邓小平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把系统论引入辩证法,从多要素和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调解上考虑问题。他强调“系统性”,强调注重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分析与阐述之中。有论者将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区分为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的辩证法主要有: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非凡性相结合的原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运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阐述对外开放的波浪式的多层次、多功能的推进格局;运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运用矛盾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保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目标;等等。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有:提出了以借鉴促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台阶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建造中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思想;等等。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造辩证法的重大贡献表现在:(1)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2)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凡国情相结合;(3)把握辩证思维实质,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新方法,实现革命的辩证法向建造的辩证法转变;(4)保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制定了“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全新战略思路;(5)依据发展不平衡规律,制定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落伍地区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4]

4、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着重于哲学概念与原理的实际运用与创新,称之为应用性或实践性。马克思从总体上论述了关于实践的理论,既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的基础,也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列宁侧重从认识论方面丰富发展了实践理论。系统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但他的贡献主要还是集中于认识论。邓小平从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总框架,但其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特质得到极大彰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他既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又把实践作为历史观的基础。保持认识论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本本”所束缚;保持唯物史观框架内的实践观,必然注目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为抽象的姓“资”姓“社”所困惑。保持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标准必然在社会领域详细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它的思想来源以及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论者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有人认为,实事求是要求把革命实践作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基础,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这种实践论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有人指出,只有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基本问题说。认为实事求是体现了、邓小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2)唯物主义说。认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是唯物主义。(3)认识论说。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4)多种涵义说或称综合说。把实事求是理解为一个总体的综合的范畴,认为它有多方面的涵义。其中以三涵义说和四涵义说为主。前者认为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范畴,后者则认为实事求是的涵义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有论者认为,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理论的精髓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总体性范畴。有人认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用以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当树立的正确学风的。有人认为,实事求是的理论支点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普遍性与非凡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由实然、必然、应然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

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有论者中认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贡献是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条件、主体素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体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有人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大道来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实质在于倡导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比较而言,“解放思想”着重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实事求是”固然也包含着人的主体性,而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世界的客观性。

4、如何贯彻和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本人就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邓小平力求党的政策和实行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国实际。详细反映在:一是一切目标政策都不是从书本和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改革的目标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保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有人认为,邓小平在保持实事求是方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保持真理与纠正失误相结合。有人指出,心中有群众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当然要保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这属于认识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路线很难做到实事求是。[5]

(三)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或特色的研究。

1、邓小平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核心,以系统分析为方法论,以实践功效为内容的认识论,以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历史观所组成的社会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概括了邓小平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了注重整体、综合的系统思维方法论,突出了以价值为特征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特征的唯物史观。邓小平哲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

2、邓小平哲学理论不侧重于哲学概念的阐释和原理的系统化,而侧重于哲学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以下特点:(1)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开放的哲学,即保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得出新的科学判定,从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总政策。邓小平解决了时代定位问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从而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走向。(2)强烈的求实性。邓小平把求实性贯穿于他全部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关于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3)高度的创造性。如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等。(4)深邃的辩证性。邓小平认识和解决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的决策处处布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他提出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关系;保持“一个中央、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等。尽治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理论特点的概括不尽相同,但都一致强调它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6]

3、邓小平哲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强调主客体统一的同时,凸现主体的重要性。详细表现为:邓小平强调对“实事”的认识和把握,但更强调“求是”,即从“实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强调物质价值的同时重视人和人才的价值。(2)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同时,凸现方法论的重要性。尤其重视以下方法: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的方法;两手抓方法;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法。(3)强调真理性和价值性统一的同时,凸现价值的重要性。表现为,把客观实际是什么,主体要什么、为什么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强化为什么(目的)的重要性。把求是、务实、实效有机统一起来,把实践活动与价值评价结合起来。(4)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统一的同时,凸现生产力的重要性。表现为,在对社会主义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本质的认识上,把重点放在生产力方面。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强化生产力的作用。[7]

4、分别从形成方式,理论形态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其一,形成方式特点。在纠正中阐述新思想,在重申中论述新观点,在强调中形成新认识,在保持中提出新论断,在创新中发展新理论。邓小平是创新的光辉典范,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保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取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造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其二,理论形态方面的特点。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应用哲学;是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历史哲学;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政治哲学。

其三,思想方法方面的特点。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否定;注重矛盾的统一性;突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运用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注重社会系统的目的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系统环境因素的作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系统的相关性,社会系统平衡与非平衡状态的有机统一。[8]

5、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实践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务实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创新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科学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质。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务实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6、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出发将其特点概括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认识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的唯物史观;以人民利益为取向的价值观;以“两手抓”为特征的方法论。

7、侧重于邓小平哲学风格的研究,将其特点归纳为:简明、通俗、求实。8、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和系统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同一性和调解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是贯穿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的一条主线;以发展为核心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灵魂。9、一些论者分别探讨了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各层面上的特点,如邓小平主体性思想的理论特色,邓小平价值观的特点,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特点,等等。(四)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的研究。

论者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仍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形式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以专著的形式、比较系统地表现出来,而是蕴涵于他关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导和党的建造各方面的论述之中。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实践精神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当代开放社会、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高科技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灵魂。它非凡富有时代性和实践的活力,是中国人民的理论宝库。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进行了概括:

1、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因而它突破了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框架。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哲学彻底提升到了实践的高度和层面,是一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1)主体性。与领导工作实践融为一体,具有融人民主体性在内的领导主体性;(2)科学性。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保持生产力根本标准;(3)民族性。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和精神,又承继了民族哲学中注重践履、务实求真的精神。

2、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1)以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彻底唯物主义,包括贯彻“生产力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2)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观;(3)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观;(4)具有时代特色的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5)邓小平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哲学思想,如以现代化为中央的发展哲学,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哲学,以建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哲学,以民主化、法制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以现代意识为主导的领导哲学等等。[9]3、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包括他的一系列战略思想:(1)在处理社会结构体系中各个领域发展的关系上,紧扣生产力发展的中央,围绕这一中央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造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协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调发展。(2)在处理社会发展中的主客体关系上,强调通过各方面的发展和改革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造与依赖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3)在处理社会发展中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4、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讲求实效、注重效果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和核心。他把实事求是前提下注重实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以贯之于他的全部活动过程,并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视为应追求和实现的基本目标,作为评价一切活动、事件和事物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10]

5、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1)求实精神。包括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认识上的实际、实践,价值上的实效,作风上的实干,国力上的实力等。(2)发展精神。邓小平提出,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核心,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3)“致和”精神。“致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它要求在矛盾的对立面中看到同一,利用同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对“致和”精神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11]6、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为:(1)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2)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精神;(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4)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7、邓小平哲学是“求实哲学”:(1)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联系起来,深刻地阐述了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2)把实践标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3)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4)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

8、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求实观、矛盾观、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四大观点构成了邓小平哲学的主体框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体系。求实观是邓小平哲学的灵魂,贯穿于其他三大观点之中;矛盾观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实践观表现了他尊重实践、相信实践、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的认识论;唯物史观展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领袖观和群众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12]。9、“求实哲学”是、邓小平哲学形态的共同性。哲学的形态是“实践哲学”,它发展为邓小平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并立足于生产力,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新判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论断;立足于生产力,打破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传统认识;立足于生产力,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目标。

10、邓小平哲学的形态“发展哲学”。(1)发展是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在解决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哲学;(2)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而言就是发展哲学;(3)“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发展哲学”更深刻更宽泛。“发展哲学”兼容“求实哲学”和“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的“发展哲学”包括:发展求实论;发展中央论;发展动力论;发展调解论;发展主题论;发展转型论;发展价值论;发展主体论等。[13](五)关于邓小平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研究1、五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有人从矛盾同一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同一性的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基础,在于胜利地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并以此为胜利的范例,纠正了我们以往的“斗争哲学”的错误倾向。有人从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角度出发,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作为理论家,邓小平同志是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哲学家,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说明和论述问题的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有人从思维方式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及主要特点是:⑴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⑵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方式;⑶实践性的思维方式;⑷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借鉴和运用现代系统思想的一个光辉典范。建造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Vol.262,2009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整体综合性、结构层次性、动态开放性、进化发展性和功能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有人从哲学智慧角度出发,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典型特征,是活生生的详细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系统辩证法,是改革哲学、开放哲学、现代化哲学,是富于时代精神、中国神韵、个性魅力的哲学智慧。2、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特点。有人认为,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特点是:开放性、人民性、辩证性、策略性、经世致用性。有人认为,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色在于它的实践性、系统性和多样性。有人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特征在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思想路线与工作路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应用与创造的统一、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辩证的思想方法、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创造性思想方法、预见性思想方法、开放性思想方法、循序渐进的思想方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辩证法的特点在于:主客体统一的世界观;知行统一、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稳定与发展统一的改革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

二、研究概况写作论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也成果颇丰。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学术论文2000多篇,已出版研究专著40余部。从研究队伍看,全国理论界、宣传界、学术界都有一批研究人员,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不断扩大,有不少是哲学界闻名的专家学者或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邓光荣、李君如、龚育之、孙伯钅癸、张一兵、袁贵仁、乌杰、杨耕、陈志良、赵光武、王东等。在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陈俊宏《只有加快发展力才能显示优越性》(《光明日报》1987年10月25日),王永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兼论邓小平有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河北学刊》1988年第1期),陈志良、杨耕、郭建宁《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党校论坛》1990年第10期),徐久刚《邓小平主体生产力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1年第11期),乌杰《宏观系统思想和多样性原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与精髓》(《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兆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孙伯钅癸《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坚定的唯物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赵凤歧《邓小平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邓小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理论建构》张一兵(《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杨耕《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再思索———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朱宝信《简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三种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特色》(《前线》2009年第1期),萧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研究》2009年第7期),雷咏雪《试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思想研究》2009年第6期),雍涛《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罗尚贤《和生论———邓小平哲学思想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1期),田启波《邓小平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薛广洲《、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佟向民《关于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特色的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马克思的范畴学说与辩证逻辑方法———邓小平理论范畴体系构建的学理分析》,赵智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田启波《发展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邓小平的发展哲学探析》(《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等等。

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有:江西社会科学学院编《邓小平的思想初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袁训忠主编《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林英家等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乌杰著《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1992),陈志良、杨耕著《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李君如著《哲学根据:实事求是》(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徐博涵、杨植任主编《邓小平改革的哲学思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丁士峰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出版社,2009),刘嵘著《中国现代化建造的哲学基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刘景泉、周薇著《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著《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法律出版社,2009),尹全忠等著《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程家明著《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袁贵仁、宫敬才著《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庞元正著《邓小平理论精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王东著《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汪维钧著《邓小平哲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朱书刚著《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等等。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是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邓小复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理论界在关注这一理论的同时,开始研究它的哲学根据。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在确定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著作相继编辑出版,如1983年7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后修订为第二卷),1984年12月出版了《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出增订本),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哲学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的理论价值。党的十三大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接着全国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有论者指出,生产力标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保持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伴随着邓小平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的同时,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不少学者开始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多角度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1989年5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后修订为第一卷),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题单行本。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我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1989年国内“八九”之后,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一次考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相对出现一个低潮。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理由是邓小平没有哲学著作,其讲话中的哲学味不浓,即使有几个哲学概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不是邓小平创造的,而是从那里继承来的。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较少。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初到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理论界简称“南巡谈话”),“南巡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定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澄清了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模糊认识。“南巡谈话”可谓邓小平理论之集大成,表明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得到了理论界乃至全社会的一致肯定和拥护。在“南巡谈话”的影响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强调要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随着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国内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严峻考验,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研究局面渐进高潮。非凡是2009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丰功伟绩的一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些普通人缅怀邓小平的自觉行动。理论界以极大热情关注特色理论的哲学内涵,同年3月19日,安徽省还召开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详细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一时期研究视野拓宽,理论界高度重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意义和邓小平独特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方法等内容。

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从纯哲学层面去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而且更注重从总结实践经验的角度去探索,概括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探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特色、特性上。第三个阶段,2009年9月党的十五大到目前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阶段。党的十五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科学地界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基本概念以及内容,从总体上完成了对邓小平理论的政治评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更是将邓小平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继承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特征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探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体系,并深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改革有指导意义的领域,如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实践特性等。此外,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爱好。[1]综上所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布满疑虑经不断拓展到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目前,有关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邓小平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达到相称的深度。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20余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言,已有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从资料的角度看,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可资借鉴及引证的材料相对欠缺。由于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散见于他的讲话之中,因而如何从他的大量讲话中把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掘出来,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广大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在《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和其他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邓小平有关哲学的论述,出版《邓小平同志论哲学》一书,这样可以大大推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会深化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二)从研究的角度看,在邓小平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有人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邓小平哲学。二是,有人将邓小平哲学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邓小平理论本身出发,来理解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力求按照邓小平哲学思想本来的逻辑揭示它的科学体系。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在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过程中,才能提炼出他的哲学思想,概括出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确定其哲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领会到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及内容的哲学基础。只有从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才能揭示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论体系。

(三)如何理解邓小平哲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是值得注重的问题。

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毛压邓,认为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而邓小平哲学思想仅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详细表现,不足以称其为哲学思想体系;另一种是以邓贬毛,任意拔高邓小平哲学思想,贬低或否定哲学思想的价值。这两种偏向显然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笔者认为,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把他们放到中国革命和建造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脱离中国革命和建造的详细历史进行纯学理的比较,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关系。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都是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历史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题、特色和内容,还是其发展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造的实践要求。同样,要确认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保持继承与发展的2009.2第26卷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辩证统一。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哲学思想同哲学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造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形成的,是对哲学思想的发展。否认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比较研究就会误入歧途。对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必须遵循和邓小平所一贯保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参考文献:

[1]秦宣,李春德.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几个历史阶段[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9(1).

[2]胡学举.党的十五大以来邓小平哲学理论研究综述[J].思想研究,2009(6).

[3]吴娟.试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J].学海,2009(1).[4]赵洁民.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J].河北学刊,2009(4).

[5]王东,成龙.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研究综述[J].理论学刊,2009(9).

[6]雷咏雪.试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点[J].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3篇

一、建立健全党政“一把手”率先解放思想的先导带动机制

各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解放思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促进各项工作中发挥着组织者、决策者、指挥者，先行者、协调者等系列功能，其角色具有权力的集中性、决策的主导性、责任的全面性和作用的重大性等特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实现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把解放思想与推动科学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必然性。建立健全党政“一把手”率先解放思想的先导带动机制，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妥善对接，需要走出惟上级意图是从的怪圈。要解决好“上级注意与群众特别是服务对象满意”的问题，特别要丰富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相协调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点，突出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度、就业广泛度、环境友好度、社会保障健全完善度、人才吸纳培养使用的可持续度、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四个文明”协调度等系列具体考核细则和标准。做到提拔和使用“一把手”看是否具备与时俱进的理念、德才兼备的品质、真抓实干的能力、造福一方的成效，实实在在的政绩，群众的接受和认可度，更要客观地看待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现有基础、工作的难易程度和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看少数和个别领导的抽象印象，不能先入为主、按图索骥地搞先定基调，再走程序的所谓“干部评干部，无人会说不”的形式主义，更不能只凭一些好大喜功，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所谓“面子工程”、“首长工程”、“政绩工程”来提拔重用干部。要坚决杜绝跑官要官，带病上岗，“腐中升迁”。可见，使用提拔什么类型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解决吏治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就难以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长效机制。

在其位，谋其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历史和时代赋予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主动解放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提高破解发展难题、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宏观形势和微观问题的综合能力，真正成为引领、保护、激励创新的勇者智者，改革的探路人，解放思想的先行者、示范者、激励者、推动者和监督者，鼓舞和激发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所蕴涵的一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业创造创新的巨大热情。

二、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舆论宣传机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是建构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厦的主线和基石，是理论界人士和实务者们永无止境地研究和探索的常讲常新的实践中课题。持续恒久地坚持解放思想不动摇，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在这些方面，党委宣传部门在指导和监督主流媒体，科学控制舆论使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核心关注点同时必然是所有媒体的聚焦点，而媒体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和挖掘一切传播媒介的资源，借助于丰富的手段从不同的视角来为永续地解放思想摇旗呐喊。因此，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长效宣传机制不但势在必行，而且切实可行。

第一，探索驾驭解放思想的规律、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永不止步的长效机制。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的本质，各级领导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理论界、新闻界不断研究和揭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条件和实践背景下解放思想的新内涵、新任务，探索解放思想运动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结合点，以指导新实践，并形成长效机制，永葆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

第二，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推介机制。要及时总结全国各地在解放思想运动中的新理念、新经验、新典型、新思路、新举措，让解放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主格调，使解放思想永远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助推器和发动机。

第三，建立健全批判谴责机制。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某些干部群众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苛求创造创新、阻碍创业富民、鄙视知识、歧视人才、嫉妒成功、嘲笑失败等负面心理心态；小农意识、极端平均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超前消费、奢靡消费的享乐主义意识、惟GDP的错误政绩观还颇受热捧；官本位主导下的等级观念、衙门作风、潜规则意识，钱本位支配下的行业部门本位和个人本位主义思想还有其深厚的土壤；行政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还无形中存在。这些都成为制约深化改革开放思想观念的障碍，并体现于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上。况且，一切阻碍改革发展稳定的陈腐观念总是以各种新面孔出现。领导干部要支持宣传舆论部门追踪各种阻碍思想解放的深层次原因，尤其要揭露假借改革和解放思想之名，实则妨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谓“新观念”、“新思潮”和“新举措”，让其原形毕露，丧失其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要与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形式主义以及惟书、惟上而不惟实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作坚决斗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三、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联动机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党长期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思想利器和根本保证，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联动机制，必须做到：

第一，坚持完善中央高层的引领、推动和支持机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和源泉，中国的改革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强力领导，传承中央集权的传统和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落实的前提条件。回顾1978年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了第一枪；以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标志，向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发起大冲击，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推动了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篇章。第二次关于“姓社姓资”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日报》于1991年以“皇甫平”四篇评论文章打头炮，以小平同志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简称“南方谈话”）为标志，树立了生产力标准的权威，破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迷信和盲从，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新阶段。可见，历史上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与中央高层作为坚强后盾密不可分，都是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和领导的结果，都带来了认识的大飞跃，实践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

第二，建立健全集中群众智慧的机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生活在基层，最了解社会，最接近实际，没有官场晋升的压力，却是社会问题的困扰者。因此，群众最敢讲真话，最反感虚报浮夸，最欢迎真抓实干，他们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动力之源，是最能够检验干部领导水平能力和素质品德的试金石。因此，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长效机制，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话语表达权、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各项政策和决策的制定充分反映群众意愿，确保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确保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大受益者。而借口“牺牲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搞所谓的“舍小家为大家”，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本身就是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借口群众觉悟低、素质差，不尊重群众民利，妨碍基层民主化进程的行径，更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

第三，建立健全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的推介机制。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发展的起点和水平各异，体制机制瓶颈制约，社会保障问题的巨压，发展的难题纷纭，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四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抓手为何？各地的突破口是什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出发，不断地反复探索。而且，地方党委、政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危机和压力，决定了各地都存在着解放思想，探求改革发展良策的动力，压力型的体制和地方党委谋求政绩的内在冲动决定了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就有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改革的摸索和试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必须吸纳地方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集思广益，由点到面，普及推广。况且，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和自下而上地支撑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辉煌成就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和保证。

第四，健全完善坚持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政府的科学主导，地方党委、政府的认真领会与积极回应与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参与的有机结合机制。维护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和部门既得利益，捍卫某些群体阶层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刚性冲动和自利天性，是中央政策难以有效贯彻的重要诱因，既得利益者对话语权的垄断也是影响正确政策制定和出台的重要因素，更是思想保守，误导、扭曲和阻碍改革，损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根源。因此，健全完善解放思想的长效机制，必须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范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特殊群体阶层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党的各项改革举措在执行中不扭曲、不缩水，确保科学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和谐。

四、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教育提升机制

新一轮解放思想运动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一次坚持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教育、素质提升的伟大实践。这就迫切需要通过继续解放思想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激发活力，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第一，要健全完善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解放思想的教育机制。领导干部首先要率先解放思想，起带头作用，既要带领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要带动和促进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第二，要教育和推动下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观念决定成败，思路决定出路！对少数领导干部而言，思想僵化、责任淡化、能力弱化、作风虚化、绩效劣化，只能“不换脑筋就换人，不强能力就换岗”。第三，虚心学习，自下而上地解放思想。群众的困难、民生的艰辛，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加快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强烈要求是对上级领导干部活生生的教育。如深圳市委与深圳市委党校组织处级和厅级班学员赴甘肃最贫困的乡村进行为期3个月的锻炼，学员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缺水少食，生活的艰难，这种体验式教育对领导干部就是一种加快解放思想，助推发展富民的灵魂洗礼。要整合现代媒体资源，借助各种有效载体，以各种形式途径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使新思想、新理念内化为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落实在工作、社会生活点点滴滴的细节中，体现在实际行动的方方面面。促进社会成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形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心态参与改革。党和政府要与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形成解放思想的良性互动、联动氛围，探索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先进榜样感染人，以良好环境培育人的长效机制。

五、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激励保护机制

领导干部要做有效的管理者，必须提高各种能力，如没有准备的即席讲话，处置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的避险，在纷乱的场合抢救群众生命财产，其组织协调做到镇定自如，指挥若定，趋利避害，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那才叫真正的本事；能够改善民生，发展民利，保障民权，造福百姓，那才叫真正的能力。

解放思想需要激励保护，要建立健全解放思想者受鼓励、得重用，思想僵化、观念保守者受批评、要降级的体制机制。领导干部要做创造创新的激励者，当好伯乐，宽容挫折和失败。因为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先进管理理念和创业富民政策逐步落到实处的过程。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助推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确保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激励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能真正创造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政策、体制和人文环境，把党的人才政策落实在实际行动之中。要鼓励创新实践，完善创新机制，宽容创新挫折。要在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司法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村落文化建设中注入解放思想的新养料，以平等、理解、宽容、尊重、协作的新理念善待干部群众，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证。

六、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监督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各种监督保障机制，需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而思想的解放又需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保障。所以，要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健全体制机制，才能抓住机遇，寻求化解资源匮乏、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人口就业难度加大等诸多压力的良策良方。要建立坚决抵制和反对巧立名目，操纵程序、借口“民意”来大行“劣币驱逐良币”之道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优秀人才、优秀团队、优质项目、优良资产避免遭淘汰的保障机制。通过解放思想，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规范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行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降低行政成本，才能确保“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要解放思想，推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保证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审判权，逐步消除司法和行政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扭转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为资源的合理配置、环境的改善、创业成本的降低、高尖端科技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的聚集，包括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制度支撑、法制保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校；延安精神；传承

一、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意蕴

（一）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同志指出，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标志。

（二）延安精神育人的价值意蕴

1、延安精神帮助学生提高政治素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今，世情、国情、当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学生持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的错误观点。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过分看重物质生活，却在思想精神上缺乏明确的追求目标，这往往导致他们在选择人生道路时迷失方向，因此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显得尤为重要。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的艰苦的斗争历程，能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认识到它是革命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认识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2、延安精神帮助学生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时期，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道路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今天，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延安革命斗争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才能完成好每一项工作。

3、延安精神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品质。延安时期，我党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鬼、不信邪、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使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今，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忽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现象，一些学生害怕艰苦、贪图享受的思想有所滋长，经济开支大手大脚，互相攀比成为时尚。延安精神对加强当代大学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倡导负重拼搏、迎难而上，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校传承延安精神的途径

（一）把延安精神贯穿于教学工作中

对于政治理论课教师而言，在教育过程中要“动之以情、以境激情、寓理于情、以真取信”。 所谓“动之以情”，就是“教育者先受教育”，把自己对先辈们的真挚感情渗透到讲课中，进而打动别人，与受教育者产生情感共鸣；所谓“以境激情”，就是根据教学内容，在现场教学中，精心选设以境激情的氛围，使学员触景生情，受到感染；所谓“寓理于情”，就是在教学中，不做居高临下的说教，而以“情”激发受教育者对“理”的领悟。把人生观的“理”蕴涵在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事迹中，通过情感的传输，铭刻在他们的心上；所谓“以真取信”，就是实事求是，讲信史，不编造、不“戏说”，使受教育者于历史的真实中，感到党的伟大和老一辈革命家当年的精神风貌，实实在在地受到延安精神教育。

（二）把延安精神贯穿于学生工作中

学生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贯彻者，落实者。他们把延安精神贯穿于对学生品德教育中，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学生工作者对学生长期的缓慢的悄无声息的滋润过程，影响过程，培育过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三）把延安精神贯彻于学校党政领导工作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真理标准讨论 补课 原因 过程

1978年5月11日刊登于《光明日报》头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影响很大，直到5月底，全国先后有3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全国随即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第一时间支持了这场讨论的开展。

一、补课前的政治环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着重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之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1]p8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但在党内外还是有很多同志认为这场讨论搞“过头”了，把社会中存在的思想解放新气象理解为社会乱象，继续坚持“左”的教条主义，抨击真理标准讨论。例如，真理标准讨论发起以后，北京市委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讨论得到了全会的肯定，北京市委还处于观望状态，迟迟不予行动。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进一步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指出：“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p811979年3月正值全国兴起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热潮，可上海却在此时叫停了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传，理由是该宣传搞乱了群众思想。1979年元旦前后，云南、上海等地确实出现了一些下乡青年罢工要求返城，或者游行等混乱现象，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左”倾主义者趁机批评、攻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

为了“四化”建设，为了彻底纠正“左”的思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必须要进行下去，思想路线不端正意味着接下来的一切改革工作都难以进行。尽管已经放弃了“两个凡是”，但这一“左”的思想仍然存留于党内外一些人的观念中，仍有不少省、市、自治区或者其下属机关单位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展开认真的讨论。这年5月和6月，四川、江西、安徽和广东省委的第一把手、江渭清、万里、四位同志，先后针对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等作了指导性的讲话。此时，邓小平抓住该时机，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提出

1979年5月21日，《报》发表了《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文章首次运用“补课”的提法，明确提出“补课”的要求，这是最早、最明确地提出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的。197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转发了这篇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要进行“补课”，当时《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

7月，邓小平来到青岛，29日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讲话，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通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2]p190-191

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1]p311该讲话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可视为党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所作的部署和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徐永军将真理标准讨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酝酿阶段（从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正式提出到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公开争论阶段（从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补课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上半年）[3]。事实上，全国性大范围的补课开始于1979年5月21日、5月22日的《报》和《人民日报》刊出评论员文章以后。中央各部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各部队，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相继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学习和讨论的“补课”。

1979年6月21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区深入开展下去，引导干部和群众端正思想路线，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四化”。1979年6月29日至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各地、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主要研究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问题。会议指出，必须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缺了课的一定要认真补上；上了课的，还要继续讨论。不仅要在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补课，开展讨论，而且要推广到全省基层和广大群众中。为推动基层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省委宣传部于7月间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地进行调查。《山西日报》于7月13日至9月17日开辟专栏，刊登了《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关于社党委书记对理论宣传工作的希望》《实事求是最合我们的心意》《思想路线正，被动变主动》《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真理标准》等数十篇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讨论文章，报纸同时配发了《怕从何来》《谈补课》《不要回避问题》《为什么要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什么叫实践》《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叫真理》《为什么说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等短评文章，对于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在基层的深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8月14日，《云南日报》刊发文章《上下左右都要补课！――论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报道了云南省委党校真理标准讨论课。文章认为，对中层领导班子中第一把手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是当务之急，“上边思想解放了，下边的同志就受到支持、鼓舞，尽管某些环节还一时‘中间梗塞’，也不碍大局”。全国百废待兴，各项改革亟需付诸实践，思想路线是通向改革的必备良药，也是关键节点，端正思想是首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为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并作为各级轮训干部、读书班、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没上过这一课的，一定要补上。”[4]

中共甘肃省委7月26在省委党校举办省地县第一把手学习班，为领导干部补上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甘肃省委认为，把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搞端正，是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把全省各项工作搞上去的关键。全省11个地（州、市）和80个县（区）党委的第一把手参加了学习[5]。

1979年8月20日至9月23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公安工作如何保卫好“四化”建设的问题，研究了当前工作以及调整几项政策措施等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会，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再教育。会上，公安部领导同志与到会同志一起，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总结思想和工作”[6]。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要求，把全国干警组织起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教育，统一思想。

9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省直机关整顿大会上讲话中说：“河南全省都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关键是省、地、县的领导干部首先要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他参加并亲自抓这场讨论。“段君毅同志说，去冬以来，河南省委召开的几次常委扩大会议和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凡是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好的地方，思想就比较解放，生产和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从全省情况来看，这场讨论还是刚刚开始，进展比较慢，不少同志包括省委的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还不会或不敢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办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补课。”[7]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2]p195由此，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补课”的内容与形式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充分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其次，要弄清楚什么是思想，怎样正确对待思想。现在对待思想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照抄照搬，句句照办，抱着“两个凡是”不放；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思想的科学体系来研究新问题，做出新结论。再次，我们要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结合这些问题对“左”的思想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批判，使人们的思想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批判“左”的思想，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补课”要补到实处。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补课与“揭批查”运动相结合。陕西省是遭受、“”破坏较重的“灾区”。粉碎“”后，前省委领导人迟滞了“揭批查”运动的开展。为肃清、“”的流毒，善始善终搞好“揭批查”运动，陕西省将处理遗留问题和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与搞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结合起来，并由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亲自抓这项工作。二是，举办干部读书班和学习班。中国人民总后勤部于1979年9月举办第一期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为期一个月，推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读书班内容丰富，一个月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将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并强调没上过这一课的一定要补上。三是，将讨论深入到基层群众。河南省要求把这场讨论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在全省上下，各个厂矿、农村社队、各条战线，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把它当做重要任务，切实抓紧，认真搞好，把提倡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建立起来，做到真正把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结束。这次补课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教育，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左”的思想，肃清“左”倾错误影响，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把党风党纪搞好，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徐永军.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J].党的文献，2003（4）.

[4]《云南日报》发表文章论述真理标准讨论课[N].人民日报，1979-08-21.

[5]甘肃省委举办省地县第一把手学习班[N].人民日报，1979-10-24.

[6]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N].人民日报，1979-09-07.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文范文第7篇

theChineseCommunistParty/Marxism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89（2001）04—0005—10

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结合的80年。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次历史性的飞跃有一个贯彻始终的鲜明主题——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对于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对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无疑表现为本本，但是其创始人一贯坚决地反对对它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其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就以鲜明的态度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大工业、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P248）他们不止一次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P584）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推进到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新阶段。

在民主革命的早期，由于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俄为师”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响亮的口号。由于中国自己的独特国情，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俄国的做法。然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死守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的错误立场，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

与本本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不同，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问题，寻找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1930年5月，他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严重存在的本本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2）他还特别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党的“六大”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就无往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反对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起点，也是思想的逻辑起点。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主张。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形态，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深刻地揭示这种结合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4］（P1093）

建国后，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态度上前后表现出较大的反差。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多次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他特别强调指出：“马、列是指导，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5］（P203）。这一时期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学说等观点，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课题的理论结晶。但是在晚年，对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设想存在一定程度上教条主义的理解，导致实践上的严重失误。这恰恰说明，即使像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科学的态度，照样会犯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同样也是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其历史的、逻辑的起点的。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同样是以反对“两个凡是”为号角的。“”结束以后，如何评价晚年的错误和思想，成了事关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晚年的思想。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再一次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6］（P143）在他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党通过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举措，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所没有的，都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突破和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体现在它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80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7］（P191）“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P291）

实践一次又一次证明，在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照搬马列本本，搞本本主义，是一定要招致实践的失败。那么，为什么不能照抄照搬作为马列主义真理载体的“本本”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马、恩、列、斯和的著作、言论，要反对对他们的著作、讲话不加分析，当作教条照搬照套。他们的著作中，阐述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革命和建设都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但只能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而不能代替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和对具体问题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许多结论是实践证明了的，是科学的结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但这些结论，只是指出了总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一切具体问题都作出具体科学的回答。还应该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又不同，马恩有些结论在当时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却不适用了，过时了。同时，在他们的早期某些著作中，还包含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是不能列入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去的，是不能作为我们行动指南而必须加以纠正的。这些情况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照搬“本本”，搞“本本”主义。

在当代中国，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还必须继续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告诫全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要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8］（P5）

二、按照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学说的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是由实践赋予的，列宁曾经指出：“理论正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9］（P398）在《实践论》中则写下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P296）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6］（P181）中国共产党在80年间，先后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实践主题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次飞跃，这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的科学回答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是由实践推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实践作基础，要不断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敢于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指出：“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10］（P14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情下产生的全新的实践，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大胆地创造性地领导了中国的这个新式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经过了艰难曲折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科学总结斗争实践而产生了思想。由于实践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这就必然发展马列主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它进一步丰富了思想的内容，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围绕新的实践主题和实践背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通过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又是在新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实践得以成功，解决历史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实践问题。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都是在解决新的实践主题的过程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不同于马、恩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提出新鲜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照搬马、恩书本上的现成的结论、现成的观点，就能顺利解决社会历史提出的新的实践课题。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之后，马列主义者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刻经验告诉我们，马列主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但依赖马恩的理论，在他们作出的结论范围内寻找现成的答案是不行的。我们研读马恩著作，就会了解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作更多地研究。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11］（P243）过去，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方案，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里的确有一个较周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比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等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的内容。这些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过列宁的丰富和发展，并为俄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原则的说法，比如，把共产主义区分为高低不同的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除此以外，他们还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设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三无”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过去，我们从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建设科学不科学，都用这个公式来衡量。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公式并不就是科学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都没有提供后人可以照搬的现成公式和模式。这并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没有从事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也很短，由于早逝，他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形成系统的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这要靠实践来解决。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有了新的突破，对于中国国情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路，形成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成果，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领域的开拓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旗帜。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既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又要根据实践的要求发展邓小平理论。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进到新的高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一文中，他再次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三、坚持实事求是精髓论，从对马克思主义迷信和崇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为什么在革命和建设中有人要搞“本本主义”？为什么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敢进行创造性地实践呢？这是因为这些人被一种迷信观念束缚住了，总认为马列没有这么说，我们也不能这么说；马列没有这么干，我们也不能这么干。这种教条迷信的观念，害苦了党，害苦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从这种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更不可能发展马列主义，也肯定搞不好社会主义。因此，应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使这一思想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生长点。

坚持实事求是，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最有效方法，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效方法。主观主义的实践中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而把书本上的一些词句当作教条，照搬照套。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虽有区别，即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的出发，但其认识路线也是错误的。主观主义的各个表现形态，虽然具体表现不一样，但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搞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同实事求是对立。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本本”、“条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狭隘经验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使思想符合变化的实际。因此，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根本出路，而解放思想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客观实际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作为主观形式的理论认识也必然要因时而变，否则人的思想认识就停滞了、僵化了，就会阻碍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版权所有

邓小平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最深刻揭示，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P406）实事求是就是这种出发点和方法。从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注意到，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少采用这一提法。他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只是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采用了“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他说：“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又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呢？”［6］（P118）这里很清楚，邓小平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这就从“立场、观点和方法”过渡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精髓论”跟马恩自己的提法完全一致。当然，“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是反“本本”主义，反教条主义的，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反教条主义的效果。但是具体说起来，在理解上可能产生歧义。“立场”、“方法”不会有分歧，有分歧可能出现在对“观点”的理解上。学习马列，坚持马列的“观点”，马列著作中的“观点”很多，是要坚持马列著作中所有的“观点”吗？显然，有些观点有普遍意义，要坚持（如理论与实践统一）；有些观点有时效性，坚持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国胜利论）；有些观点不适合具体实践情况（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三无”，即无市场、货币、商品），不能坚持。因此，笼统说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就可能被教条主义钻空子。邓小平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考虑到历史情况重提了“立场、观点和方法”，但通过他的解释，过渡到“实事求是精髓论”，因为这是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有利于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对思想的重大贡献，对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哲学上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P365）为什么在“”结束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呢？因为在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僵化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习惯采取本本主义式的态度，不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列主义和思想。因此，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了。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6］（P143）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形成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进程。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的历史地位，就不能对思想采取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态度，也就不能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就不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和宪法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必须坚持的。但多少年来造成一种错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完成的绝对真理体系，甚至公开提出对真理要崇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也要崇拜。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真理，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我们应该尊重，但不能崇拜、迷信。因为实践要发展，真理也会发展，如果采取崇拜和迷信的态度，就会看不到、不承认真理的发展，更不愿去按照实践的发展把真理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提供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现成处方和教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去找到解决问题和改造世界的办法。

解放思想，不仅要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也是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也不认为他们书本上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体系，他们一再告诫其学说的追随者和后继者们：“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13］（P460）、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多次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

有两种人的崇拜和迷信的观念很深。第一种人就是和邓小平多次批评指出的，不先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先找“本本”，找“本本”上的理论依据，叫拿“本本”来。第二种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都说成是在马恩那里早已有之，否认后人对前人的突破性发展。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马恩著作中储备了解决后人一切问题的答案、信息、理论，后人只要用放大镜、显微镜埋头在书本里去找，就会找到所需要的一切。提出这种论调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却是有害的。因为它否认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实践，否认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新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全息论”。正是因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崇拜、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歪曲还有影响，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还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我们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有一种观点：凡是采取科学态度的人，都会坚持实事求是，凡是要获取实践的成功，都必须实事求是，即必须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能说这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能说这样产生的新理论、新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这是应该说清楚的。笔者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作为思考解决具体问题方法的纯方法，称之为小实事求是；第二种是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论和实践、研究出发点和方法论，这不是一般科学态度所能达到的，它要求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进程，把实践推向前进，从而把理论推向前进。这样的实践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必然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出发点，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实事求是的期望目标和必然归宿。因此，衡量是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三个代表”的归宿点。

四、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从错误和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是封闭的、最终完成的理论体系，它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在不断总结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不断地从错误和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源泉。首先是它具有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最终完成的理论体系，他们依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对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进行辩证的否定。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从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派，最后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严格的实践批判精神。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这就决定了它要在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过程中来发展、完善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践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点在列宁对物质范畴的丰富和发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危机对哲学观念带来的影响，列宁从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出发，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毫不畏惧从错误和自己的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首先，要从错误中学习有益的东西。恩格斯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13］（P679）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勇于、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有益的东西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认识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为只有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他深刻地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4］（P825）在对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初期，接连写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等重要文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勇于和善于从苏联的错误中学习有益的东西。

善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败的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反面的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他说：“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和教训。”［7］（P173）他在总结建国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他认为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其次，要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资本主义中学习有益的东西。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重点要求我们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勇敢地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有益的经验。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就不会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在建国后曾经明确提出从对立面中学习有益的东西的思想。他在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的同时，指出“还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这是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5］（P203）。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解决好这个课题。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他认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P373）

去年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涉及到如何认识、学习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正确认识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既有巨大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失误。列宁正是在深入研究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新变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列宁主义的新阶段。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二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其政治、经济体制建设方面不能以发展了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不断推动下，在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剧变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行不行？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逐渐被其腐朽性、反动性所取代，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即是证明。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呈现出稳定发展的局面。现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时期，它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也不可能消除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积极探究资本主义进行市场调控的有效手段和机制，通过学习资本主义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收稿日期：2001—04—1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关于改进党的作风［J］．求是，2001，（1）．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