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死亡”

一串被间隔号隔开的数字闪着荧光绿跳跃在一只可以看清毛孔的手臂上，23小时48分41秒，是他距离死亡的时间。数字随着跳跃不断减少，直至归零。

这是2013年的早春，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选修课“影像中的生死学”进入第二轮。第一堂课是放映《时间规划局》的前17分钟，镜头正好停止在一次生命的“清零”上。放映结束后，坐在安静到可以听到呼吸声的教室里，时值大二的袁宇飞听从老师指示摸着自己的脉搏，同时感受着跳动着的心脏，一下一下。她原本以为只是看电影讲理论的一门寻常选修课，结果，开课的第一个镜头便直入主题。突然间被顶着一头灰白发的“小老太太”灌注死亡的逼仄，她一下兴奋起来，“哦，选得对！”

这门课的教学大纲，生死、临终关怀、濒死体验、丧葬文化……这些平日里鲜为人谈起的字眼吊足了大四学生毕唯乐的胃口。小时候在路边看到送葬的队伍，“一问这是什么东西，大人说不要去看，不要去看。”越是这样，她就越好奇，“然后又害怕，就是一种恐惧和好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感觉。”毕唯乐很想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令世人都难以启齿的话题。”

现年已63岁的“小老太太”陆晓娅是这堂课的主讲者。她深知人们对死亡的避讳和陌生，而她就是想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去“”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她认识一家人近20年不过春节，因为他们的亲人是在春节故去的。陆晓娅觉得，这种不能说的伤痛很可能使人抑郁。

“把死亡话语从哲学家的殿堂、从医院的白色巨塔中解放出来。”她说。每学年只开一个学期，每轮12节课，每节课上放映的影像，均出自她的精心设计―

第一节起始课，放映《时间规划局》片段，通过倒计时将生命的有限性变成一种焦虑；第二节教育课，放映《小猪教室》片段，对养了三年的猪是否该被吃掉而进行的辩论延伸到了课堂，这是陆晓娅“撬开”学生的嘴去谈论死亡的一个手段；自我课上播放《死亡诗社》片段，学生尼尔以自杀抗争父亲的命令，“面对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的冲击，死亡是唯一的选择吗？”陆晓娅对学生提出疑问……有时，陆晓娅会让学生选择电影中某一角色，站在其立场上写出自己的想法。

不是减轻死亡焦虑，而是适度引发死亡焦虑，这是陆晓娅的目标。

但有人会上完第一堂课就被“吓”跑。有学生因课堂中播放的影片或讨论致使情绪受到很大扰动，不敢再来上课，陆晓娅便建议近两年有过重要他人亡故或受到死亡强烈冲击的学生勿选。

要不就是来真的，要不就退课。两轮课过后，“影像中的生死学”已成为北师大“享誉全校”的热门课程，选课难度也攀升至高点。2016年春，“影像中的生死学”进入第四轮，选课系统开启，一秒钟后，35个限定名额就满了。

死亡焦虑与生活满足成反比，她相信国际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总结的这个公式。死亡焦虑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人们会通过各种心理防御机制，将其压抑、置换或升华为其他东西。

陆晓娅曾在课上放过一部名为《生之欲》的日本黑白影片，主人公渡边是一位30年未曾请过假的“模范”公务员，学生评价他“一辈子活得像句废话”。在得知自己患了胃癌后，死亡威胁一下子把渡边“震”出了日常生活，他用多年存款买很贵的酒、去、到舞场寻欢、独身多年后约年轻女士外出，并带领人们建公园……“在这些行为背后，似乎响着一个声音：‘我还没有好好活过，所以我不想死！’”陆晓娅说。

“我只是告诉学生，如果到生命的最后，你可以死得很坦然，那其实你需要你这一生：第一，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第二呢，自己是有价值的。”陆晓娅对《人物》记者说。一对精致的耳环在她灰白色的齐耳卷发中晃动着。55岁后她便再未染过发，“决定接受自己的衰老。”

陆晓娅希望学生不是只带着大脑皮层、运用理性的那部分来上课，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每轮课的开始，她会让学生做一个名签放在桌前，发言时就举起来，这让学生觉得自己不再是某排某列的一个坐标。

死亡仍是最孤独的人类体验。电影叙事可以使年轻人突破理性的、结构化的、重复性的学习，真正与这个世界在精神上“相遇”。

一次，课堂上放了影片《心灵病房》。女主人公薇薇安・贝宁是一位大学女教授，卵巢癌四期。电影中有她的大段独白―

“P于这为期8个月的癌症疗程，真的是极富教育性。我学会了如何去承受一切病痛，照心电图或许会有点不舒服，但比起照内视镜，可能就算是种享受了；整天穿着一件睡衣，还真有点难为情……但比起自己变成光头，这似乎又光荣了许多；让从前的学生为自己做骨盆腔检查，真的很……可耻。我是故意用这字的。但这可能还不是最丢人的事吧。”薇薇安突然俯下身对着放在床尾的黄色塑料桶呕吐，遮住光头的棒球帽被床沿掀掉，“还有什么能吐的，我已经两天没进食了。”

看着女教授身体逐渐消瘦走向死亡，袁宇飞想起半年前姥姥去世前的样子，她提前离开教室，大哭了一场。毕唯乐则开始理解了父亲的提议，以后若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他希望女儿能够早些让他去世。

有时影片放映结束，陆晓娅不会马上开灯，也不允许交流，而是让学生“和自己在一起”，“你可以流泪，你可以感到惭愧……这都是非常好的对生命的觉察。”她会根据学生的反应不断发问，“那个眼泪在说什么？你在为什么而流泪？”

60岁以后的陆晓娅每年生日都会改写自己的遗嘱。她把死亡焦虑当成一个工具，“当我意识到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候，就会想我怎么活得好。”

这个“工具”也开始在学生身上起作用。有学生拿起了放下已久的画笔，有人去学了架子鼓，还有学生说，上这个课好像找回了一块一块的自己，把生命重新拼接起来了。

死亡恐惧感却降低了很多。比起死亡焦虑，死亡恐惧往往是很具体的、能意识到的。被陆晓娅带领着去了一趟万安公墓后，毕唯乐开始对探索墓园产生了兴趣。面对一座座墓碑，毕唯乐觉得“好像跟一个个的生命在对话，这时候他们不是什么幽灵、鬼魂，他们就是一个个仙人、前辈，给我们诉说着一种生命的故事。”毕唯乐第一次发现“原来死亡还有这样的能量。”

“每个对‘死亡’问题有超过常人关注的人，包括我自己，必定有着自身的原因。”陆晓娅在同名书籍《影像中的生死课》中写道。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爸爸”，编辑觉得改成“献给父亲”比较好，“不！”陆晓娅勾着身子低头大笑，但却没有声音，一股撕心裂肺般的任性被放大。“我那时候就倒退回一个小女孩，我要保留这样一个小女孩和爸爸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仍然是在处理我的哀伤。”陆晓娅说。

1987年夏日，肝癌晚期的父亲在一个热得令人窒息的病房中去世，陆晓娅和妹妹为父亲擦洗更衣，相比《入殓师》中男主人公动作轻柔地为死者涂上生前用的口红、用衣服紧紧裹住遗体再进行擦拭而言，父亲的入殓仪式匆忙得像是为了尽快腾出一个床位。

对父亲的思念从未减弱。陆晓娅至今仍在用父亲留下的日记写隔空对话，她还会去父亲以前待过的地方走走。第一次出国选择肯尼亚，因为爸爸去过三次；去伊朗，也是因为爸爸去过；去巴黎，因为是爸爸临终前最后工作的地方。陆晓娅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坐了很长时间，爸爸得肝癌后曾经在那里跟妈妈坐过很长时间。对《人物》记者说起这些，她泪流满面。

2012年开“死亡课”时的陆晓娅已经58岁，逼近父亲去世时的年龄―60岁。“会不会我也会（这时候）死？”她从自己创办的NGO组织的一线工作退出，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妈妈。开这门课也是陆晓娅对抗死亡恐惧的一种方式。每一轮课上完，她都觉着心里踏实了一点，“我知道我这一年的生命，就是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在延续。”

4年下来，陆晓娅的恐惧感越来越弱了。

1月25日，她“挨了一刀”。从32岁时切除乳腺肿块到现在，这已经是她的第五次手术了，陆晓娅笑称“有点老油条了”。“是不是上帝或者是老天爷说，哎呀，你既然研究生死学嘛，那就给你再加一个头衔，当一个乳腺癌患者？”陆晓娅低头笑了。

衣服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手术的孤独时光，陆晓娅作了首小诗。“我躺在手术室外面/只能看见天花板/但调皮的视线/非要穿过白色的无聊/直抵半人马座/把玫瑰般的星云瞧一瞧……”

采访这天，陆晓娅在养老院里看望失智的母亲。她戴了一条红色的针织围巾，是已故的大学同学送给她的。每一年，陆晓娅会选一天戴着它去上课，这已成为了她的一个仪式。她会给学生v起已故同学的故事，告诉他们“人活着不是理所当然”。

有时，陆晓娅会想起“”时在八一湖游泳看到的脑袋扎着钉子的死尸，陕北插队做赤脚医生时因患痢疾死后被半路扔掉的两个月大女婴，以及17岁因病去世的好朋友连连，陆晓娅看着她身体晃悠地骑在毛驴上，“走到黑沉沉云里去了，就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