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范文

基础教育范文第1篇

《基础教育》（CN：31-1914/G4）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基础教育》关注基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展示基础教育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脉络与实践走向，服务于国内外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行政管理者、基础教育学校领导者与教师，以及关注基础教育理论进展和实践研究的各界人士。

基础教育范文第2篇

以上本文写作当月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些可能是学者们的“行为艺术”，有些则确实是缺乏常识。然而无论如何，这些能够登上大雅之堂拥有名校专家教授抬头的基础性出格举动绝非偶然。

当我们为华人也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自豪，甚至自诩基础教育“赢在起点”的时候，如果经过冷静分析不得不承认，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越来越不是我们这个60多年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而我们面对的更加残酷的现实也许是：我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公民、专家、教授所犯的错误越来越“基础”，越来越远离常识和应用。也许在信息压力面前，人容易体现出来的素质不是他受到多少优质的高等教育，也许基础教育的底子，更能够本能地表现出来。

有些人生阅历的中年人都会体会到，一个人，在不同的压力面前，所体现的道德水准和选择是不同的。信息社会，面临不同的信息压力信息工具，接受过不同基础教育本质所体现出来的行为、能力与情商也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任何人之间的差距在信息压力面前会顷刻被打回基础教育的原形。

对于中西的基础教育的看法，即使是名人名家，看法也大相径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2011年6月22日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怀有深厚的感情地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而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邱成桐在2006年11月却给中国的基础教育泼了瓢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

对于这些现象，华南师范大学的王红在通过对范德堡大学的合作以及中美校长9次互访的系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终点输了，在起点也不见得赢了！”“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如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也不见得就比美国高。”“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究竟应该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什么样的基础？”更犀利的说法是资中筠女士在香港表达的：“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

培养什么样的基础

那么，在当今的信息社会的信息压力面前，我们的基础教育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能力和什么样的情商呢？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教育背景下孩子，就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知识来说确实比同龄美国孩子要好。如果进入中小学的课堂我们会发现，美国8年级的程度，还不如国内小学5年级。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存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虽然输在终点，但是我们曾经赢在起点。”

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自己的女儿就在美国读高中，初中毕业来到美国上课的第一天就遇到巨大挑战：没有班级和固定的课堂，小班的教学更是探究性的学习，刚来的中国孩子与其说不能融入美国课堂，更应该说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

美国的高中就有经济学和微积分，更重要的是，有些孩子使用的问卷处理方法和软件，是我在国内的研究生毕业时还不能掌握的东西。到了考试，确实是华人孩子沾光，多数公立学校的华人的孩子分数很高。但从以上事实我们看出，我们陶醉于的基础教育优越，也许是源自于华人和东方文化对分数的重视而已，而信息社会真正的基础，是这些分数吗？

卡内基梅隆大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和决策管理专家赫伯特·西蒙密不可分，西蒙说：“什么地方都有两种人，一种是博学的人，一种是有想法的人。”西蒙就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在校期间，西蒙的分数只有一门A，而且这一门还是拳击。但西蒙代表了美国很多人的学习思路。而2011年在美国也引起巨大反响的“虎妈”，是典型东方式的学习思路。

在过去的100年，东方的思路和西方的思路各有千秋，做出科学巨大原创性贡献的更多的是西方基础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而支撑这种科研的更加“基础”的人员，却离不开大量的华人、印度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如果今天的美国大学把以上的东方人撤离，大学也许不是今天的样子。然而，“基础”的作用，在信息压力时代，还是一样的吗？

华南师范大学的王红教授说：“尽管中国的中小学生为学生奠定了很扎实的知识基础，但未必是学生进一步发展和学习的必需基础，相反，过多过重的知识学习，常常会压抑和挫伤学生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就拿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创新人才培养来说，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创新所需要的基础，并不是知识性基础而是美国中小学特别关注的好奇、探究、兴趣、质疑等为核心的能力性基础。正如《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不是出研究成果的主要因素’，对科学的好奇和热爱是进行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思想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中小学较好地履行了它们的“基础”功能，学生的基础不是“弱”而是“强”。

王红说得极对，如果从信息压力的角度进行补充的话，在过去如果掌握基础知识的人在团队中还有“基础性”的作用的话，在信息社会中，这种“基础性的作用”很快就会被网络和云（采用应用程序虚拟化技术的软件平台）所替代，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东方式的“基础科研人员”，将逐渐退出美国的高校和研究所，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之说并非危言耸听。

举一个能力的实际情况。目前中国有很多的留英大学生，然而申请到美国的著名高校就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完全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但社区志愿活动、科研等都纳入各个大学的录取考量指标，因此中国学生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比较难进入美国高校。我认识一个美国的高中生，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去到农场收集芦荟、到化工厂去加工，到实验室去分析，写出试验报告，应用效果。这个课题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来好笑，是《证明在家里面也可以制作美容保健产品》。这个学生最后被一个学科排名很靠前的生物学专业全额奖学金录取，比的并不是SAT成绩，而是高中期间的交流和面试活动。

锻炼什么能力

我自己的女儿在国内很好的一个外国语学校读初中，到美国上课。作为家长很快就能发现在基础教育方面的中西差距。

女儿就读的是一个私立高中，美国的10年级对应的是国内高中二年级。上课一周后，我发现，原本担心的语言问题和课程都不是问题。上第一天的数学课，女儿飞快地口算出来了类似（1-0.627）的数学题，而美国的孩子还没有打开计算器。数学老师拿女儿的例子告诉全班：“你们不要自己算，只要会算就可以了，把这些事情交给计算器。”转而对女儿说：“下次课你一定要带一个图形计算器，很多功能都要交给计算器的。”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高中数学作业和考试根本不会像国内一样手算，复杂一些的公式全部交给图形计算器。女儿对我说，美国的作业不像中国，能够做的图形老师都凑成整数。美国的作业经常会有根号10.74这样的题，不使用工具图形很难画，客观上训练学生使用复杂工具的能力。

看着这个复杂的和电脑有接口100多美金的TI-84计算器，我才明白了国内一直在练学生的算盘能力，而美国训练学生使用工具和原’始创新能力。

轮到第二天的《经济学》课程（我们的大学生也未必学经济学），女儿下课后花了3个小时询问我家庭开支的问题。原来她有一个作业，要求学生举五个自己家中的“机会成本”的例子，并撰写论文。

我又想到了孩子最喜欢的历史课程，课堂几乎是玩，课下的作业却是要求学生论述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美国的相关论文。

最让人吃惊的是私立高中竟然没有体育课，然而体育馆却是非常奢华的，教练和学生也是专业级的，如果你不选和没有达到一定量，那就真成了冷板凳队员了。因此，美国的孩子课外班一点也不少，但几乎都没有补习课上的内容：音乐、美术、舞蹈、体育、志愿者，孩子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仅仅是学习好，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在信息社会，信息工具的使用（比如知识和计算器）比会算重要得多，把有限的时间做“人应该做的事情，其他交给机器吧”，也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而本文开始所列的误区，恰恰都不在于知识，而在于该人做的最基础和最常识的东西出了问题。

如果回到本文的主题，基础教育的比较和发展，在美国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学校采取的是鼓励教育和个性发展，既培养出类拔萃的精英，也培养出经过10多年教育后高中毕业加减乘除一塌糊涂的大量学生。鉴于此，美国前些年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基础教育范文第3篇

一、基础教育研究中儿童参与的可行性

1、儿童研究意识的发展使其主观有意愿参与基础教育研究。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儿童在教育教学中主体地位的确定,儿童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本校的教师,甚至整个教育界越来越形成一种应然的看法。最常见的是对本校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比如学校应该进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减少对校规校纪的过分强调,增加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交流;或者是某门课程教师题海战术应要弱化等等。这就是当今儿童基础教育问题研究意识的强烈体现。另外,儿童还期望自己的想法得以表达,并得到实施,期望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以一种更贴合实际的方式进行。而现代社会知识信息的高度共享化给儿童提供了各种诉求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因而,儿童教育研究意识指儿童研究主体对自己所能涉及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形成应然看法,并有将此种看法付诸实践,经过不断观察、体验、分析、总结,使所研究问题得以解决的欲望和决心。在儿童的教育研究意识已经萌发的条件下,对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进行提倡和宣传,不仅能满足儿童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的诉求,更好地激发儿童参与的兴趣,也能引起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为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提供给更多的渠道,为儿童开展研究提供更多的条件和帮助。

2、儿童研究能力的发展使其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具有现实操作性。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能力包括儿童主体在基础教育研究过程中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心理素质。首先,基础教育研究所需能力应与研究的方向和性质相一致。儿童所参与的基础教育研究是没有特定范式的,具有与“反思型学习”类似的反思性特点,所以不像正统的教育研究那么严格和系统化。儿童教育研究的这些特点决定其所需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要求不高。其次,具备教育研究兴趣并主动参与教育研究的儿童,一般来说,是有较为出色的理解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只要接受相关的培训,就能掌握研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最后,儿童参与到基础教育研究,应得到校方和其团队的协助。因此,不管是从事研究,应对研究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还是面对研究的最终结果,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都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二、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内涵

(一)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概念界定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指儿童作为基础教育研究主体之一,在一定的团队支持下,融汇先进教育理念并立足于自己的学习,通过对本校教育教学现象或学校管理现象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体验、分析和总结,以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和促进儿童良好发展的研究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并不是训练儿童成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掌握全方位的教育科学研究理论,使其研究活动成为强制性任务和毕生目标;而是在不影响儿童正统学习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有一定教育研究能力和兴趣的儿童参与到本校研究甚至整个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来。比如针对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困惑、问题和所关注到的一些教育教学现象和学校管理现象,开展自我研究或校本研究。当然,限于儿童的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和心理成熟程度,学校或相关部门应当为这些儿童研究者适当地开展教育研究培训,普及教育研究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甚至让感兴趣的教师、学校管理者或专业教育研究者也参与其中,适时适当地给予指导,以便儿童教育研究的有效开展。

(二)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内涵解说首先,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在本校内进行,是在不影响儿童扮演学生角色的前提下从事的研究。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本职是学习,其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在处理教育研究和学习的关系上,必须做到以学习为本,为了学习而研究,在研究中始终贯穿学习。这样才能使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达到促进儿童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其次,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儿童这一特殊研究主体的视角和教育观。基础教育研究中的儿童具有双重特殊身份,学习者和研究者。由此决定了儿童这一研究主体的视角是特殊的,既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又会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自己从事的研究。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观,是教育专家、学者对教育教学现象高屋建瓴的概括,难免有脱离实际或失之偏颇之嫌。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儿童的视角和教育观,研究儿童的学习,研究课程教学,研究教职工怎样服务于教学,探究教学过程的最优化等等。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要融汇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支点,儿童还要有独立的思考空间,注意不断扩大思考的广度、深度和关联程度,[2]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使自己的思想、人格和愿望渗透到研究过程中去。最后,儿童进行基础教育研究的方式,是要进行持续不断地观察、体验、分析和总结。不管是儿童群体的学习生活,还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甚至其他教育教学相关的现象,儿童研究者都是身处其中。这是儿童教育研究者的优势所在--很好地具备了质性研究1的条件。

三、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

能解决教育研究与实际相脱离问题的特性分析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儿童参与教 育教学的程度决定了其对知识的量和质的获取程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儿童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教学各要素中起主导作用。[7]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能解决传统教育研究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

(一)儿童在校生活的长期性决定其把握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性有研究发现,儿童只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而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实际,[8]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和全面性。而儿童作为研究主体参与到基础教育研究中来,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中度过,对教育教学现象和学校管理现象都非常了解。比如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应用问题,很多学校相继编排了各色各样的本校教材,但是广大师生家长却很担忧本校教材的质量。对于儿童来说,他们更是自始至终都身处其中,耳闻目见各方面的言论。因此,可以将此作为所研究问题。而且对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从哪些渠道可获得相关信息等,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在研究过程中,也知道如何应对所碰到的困难和挫折。另外,儿童在校生活的长期性也为其及时地跟进所研究问题提供了便利,从而更为全面地控制教育研究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二)儿童参与学校生活的深入性决定其研究的深刻性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管理活动等,都是围绕儿童的学习和发展而展开,因而,儿童参与和感受的程度是其他基础教育研究主体所不能及的。显而易见,如果能挖掘到儿童内心对于教学方式方法的需求,学校或教师在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的努力上更易于成功。而且儿童作为基础教育研究主体,是在田野式状态下进行的研究,极易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最真实的信息。[9]相对于一般调研员找受众学生谈话或观察受众学生的反应等方式获得的信息反馈,儿童更易于从周围同学的言行举止得到相关反馈,而且获得的反馈信息也更为全面深刻。因此,儿童参与教育教学研究,是极具深刻性和针对性的。另外,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更容易扩大研究成果产生的影响。

(三)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双重角色决定其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天职是学习,社会赋予的特定身份是学生。而当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时,其特殊身份就是教育研究者,一名深入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员。这双重角色有利于儿童将教育研究和教育教学实际联系起来,使教育研究成果能应用于实际,使学习和研究共生互补、相互促进。其次,参与基础教育研究中的儿童,既是教育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这种双重角色有利于儿童全面考虑研究主体和客体双方面的立场和需要,使教育研究沿合情合理的轨道有效开展。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不仅让教育研究活动容易开展,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儿童研究教育的科学性。另外,参照卢因的行动研究理论,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者是一种应用型研究,是把特定的教育问题作为研究侧重点。例如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应用,儿童一方面作为校本教材的主要使用者,他心中有“消费者”对校本教材的理想构图,希望校本教材包含现有教材所不具备的内容,或者删除了现有教材里被儿童视为“老、大、难”问题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作为研究员,以一种理性的思维角度对待校本教材内容,最终在两者之间做出妥善的协调。

基础教育范文第4篇

一、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教育投入，推动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教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造成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这样就导致农村教育经费十分紧张，严重制约着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200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为6348.3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01％，仍低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近几年来，我国在教育投入方面虽然已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教育的投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世界上许多比我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十年前提出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实现，甚至有的年份还呈下降趋势。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公告》显示，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28％，比上年降低0.04％。中国教育投入总量不足，教育投入分配使用失衡，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已经十分不利。而更残酷的是，基础教育总体分到的一点点分配，又存在着明显的城乡间差异，城市中小学校拿走的比重远远高于农村学校，这就使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困境雪上加霜了。因此，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还应进一步加大，以提高农村教育环境及教师待遇，由此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城乡教师交流及支援，提高农村教师业务水平

针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我国必须积极开展农村基础教育支援、交流并利用就近城市教育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组织发达地区和城市学校的优秀教师或校长到农村学校担任校长，实行城市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轮流任教等措施，来不断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教师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城市学校校长和教师到农村学校任职和任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将城市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农村学校，克服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近两年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三、加强远程教育建设，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为了缩小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国家教育部自2002年开始计划投资近100亿资金，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其目的是将全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快捷地传送到广大农村地区，实现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可以弥补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师资力量和知识水平方面的不足，改变农村地区的教育面貌。这就需要各地通过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在农村建立起信息化的桥梁，以农村中小学为中心，连通外部世界，辐射周边村落，使农村中小学成为当地文化科技中心、信息传播中心、党员教育中心和卫生知识普及中心。当然，与之适应，还应该加强有关师资的培训工作，加强对网络设备的维护与更新。

四、加快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为了升学，许多地区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人为的留级、变相的体罚、分数至上、升学第一的思想十分普遍，使得学生厌学情绪十分严重。从而导致留级率高，辍学率高、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缓慢。为了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整体人口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必须以素质教育为基础，强调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生动活泼的学习等，对于加快农村中小学普及义务教育步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做好基础准备工作。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农村中小学校领导必须通过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课程与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加大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并通过家长会等手段不断的对学生家长进行改革理念的宣传，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

五、结论

基础教育范文第5篇

《基础教育改革动态》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该杂志以关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为特色，旨在推进教育事业的繁荣，为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制定、实施与评估提供理论指导、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该杂志的主要内容涵盖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教学改革、教育评价改革、教育科研改革、教师教育改革、校长与学校改革、学生素质教育等多个方面，其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工作者、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家长提供一个了解基础教育改革动态、展示和交流研究成果、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平台。

总之，该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为促进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宣传和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成果，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繁荣。基础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这本杂志的出版，可以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促进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发展。

基础教育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基础教育；公民素质；显示度

一、背景及意义

提高公民素质是使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有效手段。人才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关键、是基础。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奠基工程。

进入新世纪，不少国家(地区)赋予了公民素质教育新的内涵，更加重视公民素质的提高。例如，欧盟提出的苏哥拉底(Socrates)计划，旨在强化“欧洲域”意识(EuropeanDimension)、培养积极的世界公民；在日本，公民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则为选修课程，其目标在于“培育学生作为公民所需的知识和基本素质”。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公民教育的欠缺正在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尽管是显然的、公认的事实，但本研究的侧重点不是进行理论的思辨，而是进行实证的调查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并进行初步数学模型的建构。根据所查阅的文献，国内外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公民素质的现状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教育杂志《PhiDeltaKappa》一项持续33年的调查显示：学校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年轻人公民素质的信念，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动摇；“袁克敏等人围绕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何向东等人关于西部公民人文素质的现状调查证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正相关性。”

然而，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尚缺少用实证调查的方式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所起作用的研究。至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研究。本研究的概念界定及问卷设计具有独特性、新颖性；调查涉及面广、样本大；数据的类型多，分析处理难度很大。本研究对于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工具研究教育问题是大胆的尝试，对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是有益的探索，也为研究其他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公民素质

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具有稳定性，代表着个人的品格特征。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公民素质的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比如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本研究采用五分法，将公民素质划分为五个维度：思想品德素质(以下简称“思品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下简称“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以下简称“劳技素质”)。进行这样划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比较全面，各种素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第二，认同度较高，各种素质的具体内容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公民素质的理解，又较好地结合了时展所赋予公民素质新的含义；第三，比较科学，指标体系明确，条目较清晰，便于维度的再划分，便于进行科学测量与评价。

(二)显示度

就目前所查阅的文献，在教育学领域，较少涉及显示度的概念，对显示度的认识也尚无定论。本研究将“显示度”界定为“作用或者重要性的显现程度”，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是指基础教育对于公民素质提高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显示程度以及社会对其了解认同的程度。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刻画显示度：一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除遗传因素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皆有影响，通过对几个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二是从影响时间(教育年限)的角度，探讨公民所受基础教育的程度与公民素质高低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影响范围(五个维度)的角度，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个维度的影响情况。

三、研究假设、思路、方法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育人活动，同时也是完善个体的素质结构、提高个体综合素质的活动。为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所受基础教育年限越多，人的素质越高。

本研究以现状调查为基础，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分析基础教育与公民素质提高的相关性，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影响和作用，所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2.0。

四、问卷的编制以及调查样本分析

(一)问卷的编制

问卷的编制以前文所定义的公民素质结构为基础，划分为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以分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内容的著名量表基础上，根据理论构架和实践要求自行编制题目。问卷先后共进行两次试测，分别在重庆市的两个公共场所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对象共362名，通过试测，剔除题意不明、有歧义且不能满足相关心理测量学指标的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t5点记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可能没有、3表示说不清、4表示可能有、5表示肯定有。最后确立了包含31个题目的正式问卷，经信度检验，其克伦巴赫α系数=0.852，这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高。在内容效度方面，我们邀请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对问卷题目所反映的行为样本的代表性进行判断，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结构效度方面，绝大部分分量表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符合量表编制的一致性与异质性的要求。

(二)问卷的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集中于2007年6-7月，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在重庆市选择了颇有代表性的酉阳县、忠县、巴南区、北碚区四地进行，发放调查问卷1832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811份。巴南区属于主城区，北碚区属于主城区，也是城乡结合地区，忠县处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酉阳县处于贫困的偏远农村山区且是少数民族自治县。

经统计，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从年龄上划分，5～6岁占2.6％，7～17岁占32.2％，18～24岁占13.8％，25～34岁占15.7％，35～44岁占16.2％，45～59岁占14.9％，60岁以上占4.6％；从文化程度上划分，学前占3.7％，小学占11.1％，初中占36.5％，高中占32.4％，大学占14.5％，研究生占1.8％；从职业划分上，学生占34.8％，工人占12.7％，农民占11.0％，干部占8.1％，教师占8.8％，医务工作者占7.5％，商业人员占8.0％，个体户经营者占6.1％，其他占3.0％。

因此，从总体上说，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充分体现了区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诸多方面的代表性，过程符合随机抽样的要求，结构较为合理，反映了重庆市公民的基本状况。

五、数据的分析及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数据处理分析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第一、二部分内容是第三部分内容的前提与逻辑基础，第三部分内容是前两部分内容的推演与深化。(一)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分析及结论

根据调查数据，对公民素质与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家庭、学校、社会、遗传及其他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5、0.638、0.316、0.114、0.090，且它们与公民素质均成正相关并达到显著水平。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学校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最大，由此说明影响公民素质的首要因素是学校教育，亦即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结论一：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分析及结论

1．不同学历的公民素质得分总体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公民的综合素质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从学前到小学，综合素质均值增长率为92.47％，从小学到初中增长率为17.68％，从初中到高中增长率为10.19％，从高中到大学增长率为2.53％，从大学到研究生增长率为1.14％。以受过大学教育的对象为参照，基础教育阶段的贡献率58.93％，这充分说明基础教育阶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看出，学校教育对提升公民素质有着积极意义，随着公民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公民素质基本上都呈现较稳步增长的态势。

结论二：所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直接影响公民素质的高低。

2．不同学历公民总体素质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检验不同学历公民素质的差异。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各个层次学历之间的综合素质得分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1.729，P=0.015)。

为了明确哪些层次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作了组间的两两比较，见表4。

表3表明，不同学历层次的公民综合素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表4表明，学前与其他学历层次的公民之间在综合素质存在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公民素质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之间综合素质的差异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明显的；高等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虽也有帮助，但作用不再明显。因此可得到基础教育阶段是其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结论三：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

(三)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初步模型的构建及结论

前文分析表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有显著作用，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为了进一步定量刻画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构建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初步数学模型，在(一)(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较深入的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1．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线性关系分析

为更进一步明确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的关系，我们根据有效问卷的数据，以“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公民综合素质得分”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如下：y=9.543+0.835x，其中y为公民综合素质得分，x为教育年限(各种学历对应的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

为了验证该方程式是否具备统计意义，我们对该等式进行了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检验。表5、表6为方差分析与模型综述结果。我们知道，当回归系数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5时。回归式具有统计意义。在本次检验中，表5中的F=60.696.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表6的模型综述表明，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为R=0.878，说明二者(综合素质和教育年限)关系密切；R2=0.771，说明变量x可以解释变量y的77.1％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公民综合素质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y=9.543+0.835x。这说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正相关。

结论四：所受基础教育的年限与公民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2．公民综合素质与五种素质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了解五种素质对公民综合素质的影响程度。

以五种素质得分均值为自变量，以综合素质总分均值为因变量，应用全回归法，结果见表7、表8。

首先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由表7得知F=147.275，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随后得出回归方程为：y=1.740x1+1.747x2+1236x3+1.017x4+1.097x5+1.718(系数的大小表明对总分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总分为v，法律素质为x1，文化素质为x2，劳技素质x3，健康素质为x4，思品素质为x5，可见，对综合素质影响比较大的是法律素质、文化素质两项，比较低的是健康素质、思品素质两项。

从多元回归方程式可以看出，基础教育对思品素质、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技素质的作用都是正面的。同时，各种素质对综合素质的影响系数大小不同但是都有显著性意义，这说明基础教育对公民各项素质形成的影响并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基础教育对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形成的影响较强；基础教育对思品素质和健康素质形成的影响较弱。

结论五：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维度的作用都是正面的，但影响不均衡。

基础教育范文第7篇

1．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债务形成的原因

1.1农村基础教育财政制度缺陷是产生农村基础教育债务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1)教育事业规划与资金需求预算分离。在现实中，教育事业规划经常以学校新建和扩建为主要内容，但往往不包括资金需求计划。这一方面可能会脱离地方财政现实，另一方面可能在地方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造成建设在先、投入在后的格局，从而产生大量债务；(2)政府和学校二者缺乏教育投入行为的问责性。一方面，大量教育债务的产生在于地方政府未能兑现其资金投入的承诺。另一方面，对于学校自我筹资的行为缺乏规范，缺乏对于建设规划和资金筹措方案的严格审查，特别是部分学校追求超过地方现实的高标准建设，因此导致的债务最后难以问责。

1.2对学校举债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导致学校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由于对学校举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措施，部分学校在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为了搞学校建设、给职工发福利等，不惜通过高息举债、违规举债等不正当渠道来进行。

1.3基建投入缺乏保障是导致农村学校债务不断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依靠农民和乡村政府集资建学校，学校基建投入没有规范化地纳入公共财政体制，这是学校债务出现的重要原因。

1.4金融制度不健全，银行盲目放贷。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金融制度不健全，银行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地向学校提供贷款，但由于银行部门缺乏健全的风险防范机制，没有对学校的偿还能力做出风险评估，导致贷款审核不严、不规范，特别是部分学校，为了在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而向银行申请巨额贷款，贷款额度远远超过了学校的偿还能力。

2．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债务的危害

2.1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有些学校，经常出现债主临门、封门等现象，严重扰乱了学校秩序。许多学校领导为了躲债或还债，日夜奔忙，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搞好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2.2构成了教育乱收费的新诱因。在没有其它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为了偿还债务，维持学校正常运转，部分欠债学校有可能不得已而为之，通过向学生乱收费来寻找制度外的收入。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常常会造成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损坏学校和政府的声誉。

2.3可能诱发财政、金融风险。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县级教育负债率相当高，如果再与其它债务迭加，县级聚集的债务数额将是惊人的。从政府看，未来债务将有向政府集聚的趋势，可能造成财政风险。从银行看，大量教育贷款无法收回，银行会形成数额巨大的坏账、死账，这会产生金融风险。这种基础教育债务导致的财政、金融风险会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2.4影响了农村各项改革的顺利开展，危害了社会安全。农村基础教育债务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破坏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还会诱发教育乱收费，这无疑会危害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加重农民负担，最终抵消国家各项农村改革的成果，破坏农村的社会稳定。

3．防范和化解农村基础教育债务的对策与建议

要彻底、有效地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债务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同时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

3.1积极防范新债务的产生。政府可采取如下政策：(1)严格控制政府和学校的负债建设行为。坚决杜绝盲目、违规举债，限制政府对学校的融资担保行为，防止学校盲目的投资建设行为。(2)建立教育债务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政府和学校的借贷行为。对于那些盲目借贷甚至恶意借贷造成大量教育债务的政府和学校人员，要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由其负责偿还债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3)建立常规的农村基础教育基建投入机制。可以考虑建立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分担投资基建责任的筹资体制，并将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基建投资的责任以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确定下来。(4)加强教育建设项目的财务监督、检查和控制。(5)构建教育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基础教育范文第8篇

关键字：德国；职业教育；职业基础教育年

德国是世界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世界享誉盛名。其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完善，形式多样，效率较高。经职业教育培育的大批优秀人才为德国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职业教育被称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支柱”。职业基础教育年（Berufsgrundbildungsjahr）①是德国职业学校教育的第一年，其任务明确、定位合理、课程设置广泛、授课形式灵活，为学生未来的专业深造与职场就业奠定厚实的基础，并使学生对因技术升级、产业革新可能导致的职业变化有较强、较快的适应能力。在目前我国知识经济初现端倪、技术升级日新月异、产业革新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对德国职业基础教育年的研究，能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办学方针指导下的我国职业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历史轨迹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最初萌芽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进修学校。1816年北德意志联邦颁布工商条例，规定18岁以下的学徒必须接受进修学校教育，培养读、写、算等文化能力，对学生进行广泛的职业基础教育肇始于此。进修学校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为在职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场所。1919年《魏玛宪法》第145条规定了普及进修学校义务教育至18岁的原则。1920年，德国全国学校大会将进修学校定名为“职业学校”。[1]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职业技术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政府把职业学校作为法定的义务教育场所。

1958年起，德国在各州开始试设一年制职业基础学校，社会各界反映良好。1969年8月14日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第一年作了法律上的阐述：学制一年，属三年职业义务教育中的第一年，称为“职业基础教育年”。这是“职业基础教育年”第一次正式见诸法律条文。

进入20世纪70年代，德国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关于职业基础教育政策与理论方面的大讨论，教育界、工商界都普遍意识到要加强职业基础教育。1970年，联邦和各州共同委任的德国教育审议会制定了《教育结构计划》，就德国教育发展提出了“四个目标”、“七个建议”，其中第六条建议就是“在中等教育第一阶段后的第十一学级设职业基础教育年”。[2]1973年以后，德国又陆续颁布了《教育总体计划》、《联邦政府关于职业教育改革要点》以及《关于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框架协定》这三个对后来德国职业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法规。其中《关于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框架协定》对职业基础教育年的任务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1978年5月19日，德国政府通过修正协议，正式在全国实施职业基础教育年。同年，德国政府规定给已完成九年或十年义务教育的青年以全日制职业基础训练。职业基础教育年开始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

二、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办学特色

（一）入学条件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招生对象是已完成普通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关于职业基础教育年的框架协定》对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入学资格作了规定：所有离开普通教育学校、中学教育第一阶段结束后的十年级毕业生。也就是说在学制系统的第十一年强制实施职业基础教育。依此规定，在德国，任何离开普通教育的毕业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三年的职业教育，在第十一年强制实施职业基础教育，这一规定既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地实现了无缝衔接，又为受教育者进一步接受专业职业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二）任务与定位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任务就是要教给学习者共通的基本职业技能，为以后从事多样的职业活动打好基础。它介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被赋予了普通教育和专业职业教育之间的“连接”功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专业职业教育作铺垫。

德国职业教育系统包括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进修教育以及职业改行教育。职业基础教育属职业准备教育，在德国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中对此表述为：“职业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应该视为为进一步实施的职业专业教育打下宽广基础的阶段，向受教育者传授尽可能广泛的职业活动领域所共同具有的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和行为方式，从而为从事多样的职业活动做准备”。[3]这一表述在德国职业教育史上首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职业基础教育。

（三）课程设置

《教育体系结构计划》中关于职业基础教育的设想是：“职业教育应该为通向更高水平（层次）的不同的专业化的道路打下宽广的专业与文化教育的基础”，[4]基于这种构想，职业基础教育年的课程设置广泛。入读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学生学习分属13个职业领域的基本技能与技巧课程，即经济与管理、金工技术、电工学、建筑技术、木工技术、纺织技术与服装加工、化学、物理和生物学、印刷技术、裱糊技术和房间布置、保健、营养与家政、农业等，共涉及220门职业。各职业领域的课程分为三个方面：（1）普通课，包括德语、社会学、体育、宗教；（2）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课；（3）选修课。目的是在各职业领域中，介绍一个宽广的、具亲缘关系的、职业共需的职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判断能力，并加深普通教育，为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打好共同的基础。其作用在于使学习者具有职业上的应变能力和适应不断提高的、训练职业的专业要求。[5]为他们进一步选择和接受各种专业职业教育作好准备，打好基础。

（四）授课形式

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学生，在日常学习别强调实践活动，严格要求学生学会基本功，发展学生的基本技能。每个学生不但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化理论教育，而且也都要接受严格的实践操作训练和实习训练。职业基础教育年通常由全时制职业学校②或通过企业训练与职业学校训练相结合的“双元制”形式来完成。实施学校与企业协作式职业基础教育的学校，采用部分时间制教学，每周教学2天，其余时间则接受企业培训。

职业基础教育年近20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它对培育“口径宽”、“基础厚”的职业工人是大有裨益的。虽然职业教育基础年的某些授课内容，也因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企业部门生产要求不断变化，目前出现了职前培训跟不上要求的问题，这也是整个德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处的困境。德国职业教育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正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以弥补，如在职业教育中增设普通教育课程内容。总体而言，职业基础教育年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将因其课程设置的相对广泛，任务与定位明确，确定职业培训的“关键性素养”（Schlussequalifikation），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因技术升级、产业革新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必将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欢迎。

三、对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几点评价

职业基础教育年作为德国三年职业义务教育的第一年，为学生进一步接受专业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观职业基础教育年的任务与定位、课程设置与授课形式，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优势所在：

（一）通过实施职业基础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从而满足未来的就业体系的需要实施职业基础教育年可提高职业教育的有效性，传授职业中的“关键性因素”，培训各种职业共通的“核心技能”，避免过早的专业化，确保在未来的职场上，从业人员的通用能力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在不能完全预计到未来工作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使教育内容与未来的工作相适应，职业基础教育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取的方式方法。

（二）可以提高受教育者职业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特别是在技术升级、产业革新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的当今社会，不同技术相互交织在一起，经过职业基础教育年培训的学生，在完成三年职业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无需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教育与培训，就可提高自己的技能，适应因职业结构的变动而造成的工种变化，企业也可缩短对职业工人的培训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培训成本，迎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社会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三）秉承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优点，职业基础教育年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在职业基础教育年接受教育，每个学生不但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文化理论教育，而且也都要接受严格的实践操作训练和实习训练，在实际操作技术方面，都比较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能从根本上杜绝理论脱离实践，如“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现象的发生。经过职业基础教育年培训的学生，在三年职业义务教育结束后，无需再经过长时间的熟悉业务过程，就可直接作为一个熟练工人或技术工人参加工作。

（四）职业基础教育年的学生因所学内容广泛，不但能独立胜任工作，而且可以成为多面手“德国的机器操作员和其他车间工人承担的任务，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广泛得多，他们能够更好地满足高质量标准，并且能一以贯之。”[6]即使可能因一时某一工种人才饱和，也可在其他领域谋得一职，大大降低了培训后失业的风险。职业基础教育年的课程设置可使离开学校的学生获得更多的签订合同的机会。[7]

（五）职业基础教育年有助于学生为将要进行的专业职业教育奠定理论基础，做好实践准备职业基础教育年不是中等教育的“死胡同”，它属于三年职业义务教育中的第一年，处于德国教育体系的第二阶段。“它确实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提供了多种学习机会，通过学习可以使这些学生获得好的成绩，并且为他们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提供了条件。”[8]学生在职业基础教育年所学的内容相对浅显，但涉及面广，这为日后的“专、精、尖”专业职业教育铺垫了厚实的基础。

比较而言，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急功近利，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所学的内容、技能，往往囿于某一工种或职业，针对性太强。而我国职业教育目前盛行的“订单”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旦受到技术升级、产业革新的冲击，其求职领域将大受限制。我国目前也非常重视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但学校制的培养模式客观上使学生远离了生产第一线，而集中安排的生产实习又不利于学生及时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的职教课程理念，“多工种，职业群”的非定向培养模式，提高“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目标。[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规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学习和借鉴德国职业基础教育年中的可取之处，必将有助于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

注释：

①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职业预备教育年”或“职业基础学年”.

②在德国，凡整周（星期日除外）全天安排课的学校称为全日制学校；凡一周仅有一两天上课的学校称为部分时间制学校；凡整周仅在下午一两点以前安排上课的学校称为全时制学校.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1．

[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32．

[3][4]徐涵．德国关于职业基础教育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的讨论[J]．职教论坛，2004（2）上：63，64．

[5]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030．

[6]T·胡森．教育大百科全书（第4卷）[Z]．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32，833．

[7][8]T·胡森．教育大百科全书（第6卷）[Z]．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8，138．

基础教育范文第9篇

一、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教育投入，推动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教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造成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这样就导致农村教育经费十分紧张，严重制约着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200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为6348.3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01％，仍低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近几年来，我国在教育投入方面虽然已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教育的投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世界上许多比我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十年前提出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实现，甚至有的年份还呈下降趋势。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公告》显示，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28％，比上年降低0.04％。中国教育投入总量不足，教育投入分配使用失衡，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已经十分不利。而更残酷的是，基础教育总体分到的一点点分配，又存在着明显的城乡间差异，城市中小学校拿走的比重远远高于农村学校，这就使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困境雪上加霜了。因此，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还应进一步加大，以提高农村教育环境及教师待遇，由此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城乡教师交流及支援，提高农村教师业务水平

针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我国必须积极开展农村基础教育支援、交流并利用就近城市教育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组织发达地区和城市学校的优秀教师或校长到农村学校担任校长，实行城市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轮流任教等措施，来不断解决农村基础教育中教师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城市学校校长和教师到农村学校任职和任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将城市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农村学校，克服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近两年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三、加强远程教育建设，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为了缩小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国家教育部自2002年开始计划投资近100亿资金，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其目的是将全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快捷地传送到广大农村地区，实现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可以弥补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师资力量和知识水平方面的不足，改变农村地区的教育面貌。这就需要各地通过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在农村建立起信息化的桥梁，以农村中小学为中心，连通外部世界，辐射周边村落，使农村中小学成为当地文化科技中心、信息传播中心、党员教育中心和卫生知识普及中心。当然，与之适应，还应该加强有关师资的培训工作，加强对网络设备的维护与更新。

四、加快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为了升学，许多地区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人为的留级、变相的体罚、分数至上、升学第一的思想十分普遍，使得学生厌学情绪十分严重。从而导致留级率高，辍学率高、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缓慢。为了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村整体人口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必须以素质教育为基础，强调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生动活泼的学习等，对于加快农村中小学普及义务教育步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做好基础准备工作。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农村中小学校领导必须通过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课程与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加大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并通过家长会等手段不断的对学生家长进行改革理念的宣传，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

五、结论

基础教育范文第10篇

《基础教育参考》（CN：11-4889/G4）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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