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知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21:30:37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李华站立在主持席上，五米开外，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正在进行《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与利用技术》的主题报告。李华就这样像小学生般静静地站立着聆听，40分钟，几乎没有变换姿势。
他内敛。这是一种对智者的尊重，也是一位企业管理者的涵养与素质。
没有人能看得出这是一位年产值近500亿元人民币的超级大企的掌门人，一袭浅蓝色工装有些发皱，在有超过三百名全国兄弟企业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盛会上，李华依旧是和普通工人一样，工装上场，躬身致谢。
他朴实。这是一种对企业的担当，也是一页关于企业管理效力的出色答卷—和他一样，所有参会的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普通的工装，都是一样的真实，一样的习惯。
湖南，岳阳。
从市区到长岭的距离超过30公里，这个行政单位仅为村级的地方，学校、邮局、酒吧、剧院……比之一个小县城的功能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李华站立的位置，就是接待中心的会议礼堂，这是一个对外营业的酒店，但是所有住宿的客人只有一个目的地—中国石化集团长岭分公司（以下简称长炼），群山环绕，从国道支线的一条公路只通此处，没有路过，所以像极一处世外的桃源，成为每日里4000多名员工生活和工作的终点。
这里是中国石化在全国的30多家炼油厂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称其为长炼—历史上长岭炼油厂的简称，它似乎已经替代了地理位置的名称，即便企业对外的官方交流中，也多以长炼指代。
李华主持的会议是第五届长炼科技论坛，每位嘉宾的面前有一本绿封的论文集，翻开，署名李华的文章在近百篇精选成集的论文中赫然在目—《石化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此前的新闻消息称，长炼自主开发的这套知识管理系统通过国家版权局审批，获得了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证书授权号2013SR017848。
以知为行
彭英是长炼科技论坛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她进入长炼已经25个年头，任职长炼企业科协管理工作超过10年。在这10年时间里，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李华的理论指导变为现实。
2002年，前往省城参加科技会议的彭英第一次听李华谈到知识管理的构想。“知识管理”是个陌生的词语，无论是对于10年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和彭英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来说，理解，只能仅仅停留在对着几个汉字的词语释义当中。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长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华的认识无疑是前瞻的，这似乎应该得益于他在美国北弗吉利亚大学EMBA的学习经历。当时30多岁的彭英显得懵懂，这个时候的中国，互联网上网还以拨号为主，上网人数不超过3000万。李华对彭英描述的知识管理，对于处在中国腹地群山之中的长炼来说，不仅仅是遥远的问题。
长炼的建厂要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965年1月经中共中央以中发【65】45号文件批准在湖南岳阳兴建长岭炼油厂，1965年4月，石油工业部党组根据这个文件精神，组织人员在长岭开始筹集工作。
依照特殊时期“深挖洞，广积粮”、“靠山建厂”的中央精神，长炼的选址条件决定了它要在一处原始封闭的环境中创业发展。此后的几年间筹建工作时断时续，1969年4月1日，长岭召开建厂誓师大会，将近700名职工和1600多名民工参加大会，拉开了会战的序幕。
从1969年4月1日建厂誓师大会到1971年5月7日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五个施工单位，近2万名职工和民工，用14个月时间，建成四套炼油装置和配套系统工程。经过4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250万吨，到500万吨，再到如今的800万吨，长炼炼油规模提升的同时，企业的肌体更为“壮实”。
但是处在群山逼仄中的长炼，显然和李华所接触到的知识管理理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彭英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对知识管理的理解。
生物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小群工蚁放到一个适合筑窝的地方，出于本能，这些小蚂蚁会立刻动手建筑蚁穴。但当蚂蚁的数量小于一定级别的时候，这些忙忙碌碌的蚂蚁只会建造半个门拱，它们会反复建筑许多半个门拱，就是建不起一个完整的门。如果不断地增加蚂蚁的数量，在达到一定数量级别的时候，那些乱哄哄的蚂蚁突然好像得到了完整的建筑图纸，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蚁门就会完成。
在李华眼中，拥有4000多“工蚁”的长炼应该能够搭建一个完整宏大的蚁门，但这需要类似蚂蚁世界里聚沙成塔式知识组织机制的存在。
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理论，可以考据的文字说，知识管理源出于项目管理，而这个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无异于管理者“圣经”的管理方法正是出自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在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之前，原子弹的所有建造技术与理论已经存在于许多人的脑海中，但个体的知识并不能最终形成原子弹这个实体。因此，“曼哈顿计划”将理论、工程、设计、材料……等个体知识组合在一起，最终换来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美国“曼哈顿计划”中实施项目管理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对项目管理的研究逐步趋向系统化、专门化，使项目管理最终成为企业管理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广泛应用于IT、金融、服务以及工程等诸多行业。
确切提出知识管理概念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他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真正的应用和实践，从国外来看，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应用。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而在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比如说MKXZ，ASZZX。
受到1990年代的资讯化蓬勃发展影响，知识管理的观念结合网际网络建构入口网站、资料库以及应用电脑软件系统等工具，成为新世纪企业累积知识财富、创造更多竞争力的利器。在美国北弗吉利亚大学就读EMBA的李华显然得益于地缘优势，敏锐捕捉到了这套数十年来在异国管理者最为风靡的企业掌控模式，并为之向往。
彭英实施知识管理系统的过程长达5年，对于一个员工超过4000人的大型企业来说，管理模式的任何一丝创新和改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得不慎之又慎。
在中国，类似于彭英管理的企业科协组织超过3万家，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基层组织，是厂矿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但是数万家企业科协组织差异较大，10年盯在一个岗位并为了一个管理项目而穷尽其力的状况并不多见。
长炼有着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的良好传统。建厂之初，企业创始人、老红军古德勤顶着当时极“左”思潮的压力，四处召集、保护知识分子，为企业留下了技术进步的希望火种，缔造出长炼“石化行业排头兵”、“国有企业榜样”的辉煌。
对于所谓的知识管理，最为直观的定义是在组织中建构一个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让组织中的资讯与知识，透过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创新等过程，不断地回馈到知识系统内，形成永不间断的累积个人与组织的知识成为组织智慧的循环，在企业组织中成为管理与应用的智慧资本。
知识管理的技术很多，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开放式交流提供一个无缝的技术支撑系统。建立相应的技术支撑系统包括建立企业知识库和企业知识门户网站。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企业知识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2002年11月，长炼科协会同技术部门开始研发长炼石化商情网，两年之后，原班人马又开始建设石油化工科技网。
这是长炼知识管理系统架构的起步。
按照李华提供的系统框架和具体指导，彭英对知识管理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聚合现代数据库技术、搜索引擎技术、数据加密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实时通信技术等技术为保障，研制开发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管理系统。
国外的理论实践至国内，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彭英和她带领的团队只能从最简单的专业信息网站开始。
这是一个成功的开端。
到2013年，石油化工科技网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专业门户，有炼油技术、化工技术等18个专栏，及时全面反映石化行业综合动态，收录的5万余条最新竞争情报信息，被中石化经济信息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征订；长炼石化商情网页成为中南地区最具权威的石化产品商情门户，为原油、成品油等30多种石化产品进行市场分析和预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支撑，目前收录各类价格数据20余万，已成为石油化工上下游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重要参考。
李华在论文中描述：知识管理系统面向互联网的专业信息门户，实现了外部信息的交流和收集。
基于信息化产生的大量数据和积累的价值情报并不是李华的最终目标指向，他需要的是一套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管理系统，专业信息网站仅是其中之一，企业特色知识库、知识管理网站、知识绩效考评体系的并驾齐驱，才是李华心中要搭建的那个“蚁门”最为基础的条件。
知行合一
知识管理系统不会简单到仅仅是几个专业的门户网站，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和摸索，彭英已经逐渐清楚李华所阐述的目标是什么。
2005年，长炼开始实时商情数据库的研发，两年之后投入运行，每天进行数据更新，公司相关产品的数据图表和价格走势曲线可随时查找。
在研发实时商情数据库两年之前，长炼就开始了石化科技全文数据库前期调研。该数据库资料以国内石化企业内部科技刊物为主，同时将公司图书馆馆藏科技资料进行扫描，通过标引后制成CAJ文档。到2008年9月，图书馆库存的近30年国内石油、石化企业科技内刊文章和调研报告全部加工进库。到2011年底为止，数据库全文已达4.6万篇，成为国内石化行业首屈一指的专业科技数据库。
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停步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
2010年9月，长炼开始岗位技能培训数据库研发，该数据库围绕长炼相关生产装置进行建库，构建了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技术问答、培训教材、培训题库、实时数据等多项功能，以模块形式展现培训内容，按照石化人才成长通道的需求，明确各岗位所需知识结构，各岗位应该学习什么，怎么培训，怎样考核，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评价与培养体系，编印11种模块讲义教材16350本，制作操作视频31个。
随后，长炼又陆续开展了石化标准全文数据库、石化基础知识数据库、长炼政研论文数据库等数据库的研发。
李华总结说，这些数据库的研发，将长炼的“显性知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汇集，为知识管理系统的研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显性知识！这是彭英接触到的又一个新名词。
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意（Michael polar1yi）在1958年曾指出：“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人类的知识在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他提出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概念。“显性知识”是指以文字、图像、符号表达，以印刷或电子方式记载，可供人们交流的结构化知识，如事实、自然规律和科学知识等。“隐性知识”是指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述，即隐藏在人的大脑中的经验，和隐含在企业业务中还没有被发现的知识或经验。
通过长炼石化商情网和石油化工科技网的多年运行，长炼知识管理系统的“显性知识”得以积累和实践，现在，按照长炼知识管理系统的构想，要通过知识论坛挖掘出“隐性知识”的宝藏。
这显然是个难题！
被称为长炼知识实践社区的知识论坛是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应用中的核心。通过多年的消化和努力，彭英所在的科协和技术部门协同，搭建起了知识管理系统的平台雏形，但最艰巨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长炼信息化建设已涵盖了生产、经营与管理各个领域。企业局域网已经建成，各个岗位都配备有计算机等硬件设施，这对彭英无疑是个福音。
2007年9月，长炼知识论坛开始试运行，她四处邀请相识的工友注册登陆知识论坛的团队，尤其对于技术骨干，她不惜登门相邀，甚至通过私人关系扩充论坛人气。
43岁的夏登刚是长炼知识论坛的第一批使用者。
在“知识管理系统”中，长炼知识论坛是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论坛作为长炼科技人员之间无级别交流、无障碍交流的通道，越来越贴近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逐渐成为长炼人在各个专业领域展现智慧的平台，成为长炼的“网上科技人员之家”。
2008年登陆知识论坛时夏登刚家中的台式计算机已经购置了10年之久，被使用最多的功能就是网络聊天。夏登刚及其类似的第一批参与者便是彭英解决“隐性知识”这个难题的钥匙。
作为高级工程师，中石化长岭分公司重整车间主任夏登刚并不热衷于“人气”较差的知识论坛，他们都属于被彭英“人情感化”的招募者。
李华是一位思维先行的引导者，也是知识论坛坚定的支持者。
从计划实施伊始，长炼就为知识管理项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组。李华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而成员则涉及到公司各个处室的主要领导，统一协调项目经费、实施和上线期间跨部门事宜；在业务蓝图确定及组织培训阶段，协调企业资源及人员配置，确保项目实施效果。
23名部门的负责人成为长炼知识论坛各个板块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成为没有红头文件的行政指令，包括夏登刚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工蚁”并不看好，毕竟在开放的商业网络社区，人气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直到他参与进S-Zorb—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这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汽油吸附脱硫技术工艺，用于生产低硫的清洁汽油，对保护环境意义重大。
长炼从国外引进S-Zorb装置，但这项目前国内只有8套的装置吸附剂消耗高，汽油辛烷值损失大，效益流失严重。并且在国内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现代装置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硬件，但强大的硬件在竞争更为激烈、技术不断更新、人才不断涌现的今天也会转黯然失色。在难以独立完成生产优化的情况下，装置人员想到了向全厂技术人员求援，他们把生产难题在论坛上“晾”出来，征求意见建议。
此时已担任炼油二部主任的夏登刚在凭借自己多年的生产经验回答部分问题时，突然意识到知识论坛的可贵之处。
“我负责的生产部门虽然有400人，但遇到问题我不可能把大家都汇集到一起开会讨论，时间不允许，工作也不允许”，夏登刚认为此举解决了他原来工作管理中不可逾越的集思广益的问题。
一个问题百人帮忙，一人知识千人分享。挖掘出包括隐藏在人的大脑中的经验，和隐含在企业业务中还没有被发现的知识或经验，这正是“隐性知识”的精髓所在。
S-zorb装置的相关问题在论坛上引起了多方关注：技术质量处主动与外厂同行交流，把心得体会分享在论坛上；信息中心配合组织调研，在论坛分享情报调研成果，为装置提供非常有益的优化思路和技术支持，明确装置利用差压而不利用滑阀开度控制吸附剂循环量的优化操作理念，解决汽油辛烷值损失偏高等难题，实现了球阀国产化。
这是一场知识管理系统运行以来堪称完美的风暴。
《脱硫率降低原因探讨》、《吸附剂结块原因分析、易磨损球阀和滑阀国产化探讨》、《降辛烷值损失、加热炉操作优化、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等60多个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继被“工蚁”们逐一提出来在论坛，然后，涉及到专业处室负责人、炼油装置主管，基层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公司级的专家、主任技师、技能大师等几乎各个层门的“工蚁”又参与到解答和研讨当中，他们时而是问题的发现者，时而又是问题的解答者。
S-zorb装置最终形成整体优化方案，将汽油辛烷值损失RON控制在0.5个单位左右，与国内8套同类装置RON损失平均值为1个单位相比，2011、2012年累计增效13134.83万元。最终，长炼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生产出硫含量不大于50ppm成品汽油，达到国Ⅳ汽油标准。
没有人能想到，一个貌似简单的知识论坛能带来超过亿元的效益。
夏登刚此后成为知识论坛忠实的拥趸。短短几年间，知识论坛累计交流课题35500余个，参与人次超过10万。
在长炼油品质量升级改扩建项目开工的关键时期，做好设备和技术的衔接成为当时管理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工蚁”们就围绕专业管理的改进在知识论坛展开热烈探讨：机械专业技术学组高级工程师贺旺军发起《280万吨催化主风机组单机试运和性能测试方案的征求意见稿》，版主刘帅给出《动力油系统试运转建》；炼油一部罗昕提出《测试前准备工作的6个要点》，大家共同探讨，积极完善主风机试运方案……
“把学术交流沙龙、科学普及、‘讲、比’竞赛等活动拓展到网络在线，克服交流活动的时间、地点、人员的局限，成为企业科技进步的动态思想库，使交流活动变得更加便利、快捷。”李华要求长炼科协通过知识论坛，“努力让科技人员之间实现无级别交流、无障碍交流的通道，打造成长炼人在各个专业领域展现智慧的平台”。
李华的要求，在这场涉及4000多员工的知识风暴面前，渐露峥嵘。
行知天下
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渐进过程；这也是一项极其专业的理论实践。
彭英感到欣喜，因为随着一步步深入，距离李华提出的知识管理架构越来越近，越来越完善。但与此同时，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知识论坛平台的建立只是一项技术问题，但如何让人们积极参与其中，引导员工主动进行知识交流，并将这种积极性长久保持，是彭英感到压力巨大的原因。
2010年，知识论坛进行运行以来的首次升级。
长炼知识论坛24个专业学组被分为分3大板块9个交流区，即：炼油、化工、工程与设备、安全环保、企业管理、信息技术、油品储运、科普、生活交流区。各专业技术学组成员无论在哪个板块提交主题、跟贴，都能实现个人积分、学组和单位积分的同步增长。论坛鼓励各专业学组成员不受板块限制，跨板块、跨专业发帖和交流，对于跨学组参与的专业讨论和有益指导，特别是对求助帖跨专业学组、板块的有效解答，论坛会给予一定积分奖励，并作为“论坛之星”评选依据之一。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是需要长期坚持并且努力形成文化的活动。对于知识管理平台，长炼科协建立了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大多数职工都参与其中，这使“工蚁”参与“蚁门”搭建的数量得到保障，积极性居高不下。
知识管理实践证明，互信、融洽的知识分享文化是推动员工主动分享知识的关键驱动力。
长炼建立了知识管理系统360度知识贡献绩效考评体系，多角度与全方位相结合凸显知识贡献价值，形成了系统即时自动考评、同行互评、专家考评、专业委员会综合考评结合的考评体系，分时段与累进式结合，推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了实时、季度、年度、永久式的知识记录，保护会员的知识贡献。
他们同时建立《知识实践社区管理制度》和《知识实践社区奖励办法》，在积分策略上重奖原创，鼓励资料文献共享，侧重专业讨论，认可精选信息帖，将奖励制度化，每季度评选“优秀版主”、“实践社区之星”、“精华帖”，年终评选“知识贡献奖”，并颁发奖金。
知识系统管理日常化，由科学技术协会牵头成立了知识管理系统秘书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每月召开一次知识系统专题研讨会，每季度组织一次总结表彰会议，编辑出版《知识管理简报》，及时凸显会员的价值贡献，调动会员参与实践社区的积极性。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构成的知识管理在齐头并进。
在“知识库”上，长炼科协新建了“论坛精华库”，对知识论坛中的科技知识、科学思想进行了保存和沉淀；新增了“专家黄页”，收录了企业各学组专家信息，为专家和会员通过“知识论坛”和“知识问答”两种途径实现在线交流和探讨提供了便利；收纳了具有长炼特色的石化科技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13个知识库，并设置自选订阅功能，帮助会员订阅学习；建立了“长炼科技论坛”论文库，将历届论坛中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输入库中保存，方便查阅使用。通过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平台，实现了企业科技知识的采集、检索、共享等功能，为长炼的科技创新提供了知识支撑。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运用，也让长炼科协的各项活动更加普及、更加互动，从而更加彰显活力。
蒋文军也是这十万分之一员。他是长炼副总经理，同时也是炼油技术板块“版主”。从质量技术处负责人升任副总经理，从技术的实施执行者到企业的运行管理者，知识论坛帮助他的不仅仅是技术性难题。
2011年，在外单位高薪诱惑下，长炼一度面临生产骨干流失问题。信息化学组专家级会员在论坛上发起了“怎样留住技术骨干”的讨论，引起8594人次关注，150人参与讨论，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视。
面对论坛里“薪酬待遇低、发展空间小、分配不合理”等说法，长炼管理层和炼油一部、二部等主要生产单位的操作员面对面座谈，倾听员工心声，现场分析企业现状，对员工疑惑当面予以解答。
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长炼的每一位“工蚁”都在深切感受着知识论坛带给自己的成长和见识，一个光辉灿烂的“蚁门”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美国《财富》杂志说，全球 500 强中至少有一半的企业正通过 IT 系统实施知识管理， 以提高决策与经营质量。IBM、微软、麦肯锡等一流企业都是知识管理的先行者。而在未来几年内， 这个数字将提升到80%。许多企业的主管经常会陷入知识缺乏的窘境：企业在不断发展，但好的经验却没有得到沉淀， 结果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曾经遇到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 可在需要的时候却总找不到；面对大海般的信息库， 不知道如何查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就是对“知识”进行系统管理的过程。
在石化行业，国外很多石化公司都走在了知识管理的前沿。如英国石油公司（BP）的Connect系统被称为是发掘最有价值矿藏的新方法，有超过18000个参与者，员工完全自愿自发地使用它。如果你不想和公司内部其他人分享知识，你确实可以不必在Connect系统上填写信息。但如果那样的话，将没有人愿意与你联系！在BP的炼油厂 ，部署了被称为Olympus的门户。该系统也是围绕工作流程而构建，不仅允许工程师远程登录访问获取各种参考资料，而且包括大量最佳案例和专业社群。
根据规划，“十二五”末，长炼的炼油加工能力将提升至1150万吨，年加工能力达1600万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李华看来，转方式落实到企业，除了拉长产业链，把有限资源最大化之外，用先进的知识管理模式，创新技术，改造原有工艺，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是一场必须要经历并实施的管理风暴。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这些无形要素将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企业的智力资产—知识上面，企业的知识资源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对企业知识的管理将成为现代企业信息化的核心价值部分。一个企业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将决定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作为湖南省石油学会理事长、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李华每年联合组织在湘的19家石油化工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开展大型专题学术、技术交流活动，近5年来，长炼与这些单位合作开展科研120多项，催生出国际领先的邻甲酚制备等一大批新兴石油化工技术。现在，这19家石油化工企业都在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平台下共享共荣。
在长炼知识管理系统，截至目前知识库已分享文件2593万份，知识论坛实践社区累计交流课题35517个，参与103277人次，员工参与率达75.47%。与此同时，科协等相关部门还组织了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多项研讨活动，技术攻关结题671个，产生合理化建议2615项，累计取得经济效益3.28亿元以上；在石化行业19家企业的推广应用，产生效益4240万元以上。
一场关于知识的管理风暴和其所联动的经济效益，一夜之间行知天下。
十年磨一剑。
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具备了知识管理深化应用的基础和条件，获得了多位院士专家的肯定。
2010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评价是“石化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水平已领先国内同行10年”；2011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石化总工程师袁晴棠在听取长炼知识管理系统的汇报后认为“该系统在国内石油化工行业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应加强宣传、推介，发挥它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应有的作用”；2012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何鸣元在长炼讲学时，了解到石化企业知识管理系统，高度评价，并欣然题词：“运用知识管理系统聚集科技人员智慧 助推企业自主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曹湘洪则评价：“长岭炼化的知识管理系统用信息技术打造了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对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作用显著，值得推广 。”
彭英准备着知识论坛的第三次升级。
李华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再次前瞻性地提出：知识管理有其通用性，系统平台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可移植性，完全具有推广和移植的潜力和需求。若将全国石化规模企业作为主要目标市场，仅仅推广知识管理系统将拥有50亿元以上的市场需求；而如果推广到电力、钢铁、建筑、交通众多急需技术创新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市场需求将在100亿元以上。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2篇
人长眼睛，是来看别人和看世界的，没法看自己。读别人的杂文，我大概还能说出特点在哪里，但读自己的文章，就很难说出一二三来。眼睛不能看自己，还可以照镜子，文章却没有镜子可照。
很多次遇到别人问“有什么满意的作品”，我无言以答。这既是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不记得哪篇文章特别好，特别让自己满意，还因为杂文本不是什么鸿篇巨制，而是一篇又一篇小东西，写的时候自然也谋划过，但写出来了也就过去了，没有哪一篇文章会特别记在心里。
又往往碰到好心的提醒，说应该“写点大东西”。这提醒很令我惭愧，我想，我恐怕是不会有“大东西”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大东西”是什么，是构造一个思想体系，还是写一部文字数量很大的著作。无论是什么，我得承认我没有恒心去实现。我只是随兴写些想到了的东西，而且现在连随兴写都变得有些困难了，因为太多的地方要求“及时评论”，讲求“看到就写”，而不是“想到就写”，更不是“想透了才写”。
按我的喜好的话，我更愿意“想透了才写”。但现在的情况是，在媒体上，想透想不透显得并不重要，大家要求你就事论事，就事析理，而不准你信马由缰。在媒体上写文章。人就被编排到了新闻的节奏里，如同有鞭子在后面抽，让你快起来，你不能慢腾腾的，你得是快手，你不能按自己思想的节奏来行事。
这种把人编排进队列的搞法，已经使很多人的写作不再有个性，步调、语言、句式和思维方式越来越统一，比“八股”都不如，因为现在甚至不需要“八股”，只需要两三股就行了。我所做的，不过是尽量摆脱这种“两三股”的步调．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语言、句式、节奏和思绪来表达而已。
杂文是文学，它不是科学论文，公式、数据、推理、结论，一一开列出来就完事；它不是现代建筑．几个预制件一摞，就大功告成。科学论文是以最简洁和最标准的方式来表达知识，建筑是搭建一种功能性物体，而文学是以美的、丰富的形式来体现人的复杂性，表达个性、真实和生命的种种感受。杂文是思想的文本，应该尽量把思想投向重大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就事论事，文本构造应该更有个性一些，而不是惟恐不规范、惟恐不刻板。
机器是标准的、规范的、有力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率的，也是强制的甚至蛮横的。曾经，我在很多服务场所听到电子声音在说着“您好”、“欢迎再来”等礼貌用语，那种机器腔只是表达了语音，而并不表达意义，并不意味你在聆听一台友好的机器。而人是不确定的、不容易被规范的、有着各种可能的、千变万化的、与他人和社会互动的，总之人的行为不是被程序写出来的。杂文是人面对生命和社会所发出的声音，是人的文学的一种形式，这既需要以人性、人道、人文为内在的精神，也需要它以个性的方式来展现这种精神。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让阅读者感受到体温与呼吸的气息，而不是使阅读者像拿着机器生产的标准件一样。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通过其研究论文的文本解读，对信息循环理论进行综述性梳理研究，可以发现信息循环理论围绕信息、情报、知识形成了一个公理化概念体系，并高度概括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在情报学、信息计量学、图书馆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2-0010-03
1引言
信息循环理论是王宏鑫先生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计量学研究活动中提出来的。经过20余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成为王宏鑫先生学术研究的思想基础，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对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基础性的意义。但还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笔者试图循着王宏鑫先生的研究思路，通过其研究论文的文本解读，对信息循环理论进行综述性梳理研究。
2信息循环理论的提出
2.1信息循环理论概述
2.1.1信息循环理论的基本概念基础
信息循环理论来源于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计量学的研究，起始于对“信息”、“情报”、“知识”这三个图书情报学中最基本概念的研究\[1-3\]。它认为：信息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情报是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知识是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的价值。并在文献“关于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4\]中给出了一个公理化概念体系：
定义1信息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以及关于这些的陈述,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信息是事物之间的联系。
性质1信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自然层次的信息(NI)，二是认识层次的信息(KI)，三是社会层次的信息(SI)。
定理1世界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层次，即物质世界；一是信息层次，即信息世界。相应地劳动也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物质世界为对象的劳动，即物质劳动；一是以信息世界为对象的劳动，即信息劳动。
定义2情报社会化的信息劳动。
定义3情报过程社会化的信息劳动过程。
性质2情报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可以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来描述。
性质3情报过程可以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
性质4情报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定义4知识是信息劳动价值, 即情报价值。
定义5知识结构是人类对世界及其发展的结构的反映。
性质5知识的积累过程是使知识结构逐渐与世界及其发展同构的过程情报过程。
定理2如果将同一的物质世界发展的不同层次划分为波普尔“三个世界”，那么客观知识世界的结构是人类认识活动对物质世界及其发展结构的反映。
推论1客观知识世界进化与发展使其结构逐渐与世界及其发展同构。
推论2客观知识世界是知识结构的客观化形式。
推论3诸如文献等认识活动的产品是知识(情报价值)积累的客观化形式，是信息劳动的产品，或称信息产品。
这一概念体系成为信息循环理论的基点。
2.1.2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概括
信息循环理论是基于对人类信息交流活动的考察。认为人类信息交流活动与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劳动实践活动一样久远、密切相关。早期，王宏鑫先生用两个循环图示描述信息交流活动（见图1）。
其中W是人们认识改造的对象；K′\[S\]是社会的或（和）他人的主观的或（和）客观的知识结构；K\[S\]是人（个人或团体）的知识结构；ΔI是人从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的信息；K\[S+ΔS\]是K\[S\]吸收ΔI后形成的新的知识结构；“＋”表示作用与联系。（a）很好地表示了人的认识活动，但没有表示出这种认识活动的社会性；(b)很好地表示了人的社会化认识活动与信息交流活动\[2\]。可以将(a)看成是(b)的一种特例，所以在之后的研究与叙述中都只是用(b)，被称为信息基本循环图式，并且成为信息循环理论的高度概括，标志着信息循环理论的提出。按照信息循环理论，图书情报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都能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理解的基础上得以解决。它有着广泛的思想理论基础。
2.2信息循环理论的思想基础
2.2.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灰色系统理论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灰色系统理论关于“世界是物质的也是信息的”论断进行分析，这就是说世界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层次；一是信息层次。所谓物质是标志事物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所谓信息是标志事物客观联系的哲学范畴。于是得出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结论。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念结合上述结论，将人类劳动分为两个层次：以物质世界为对象的劳动；以信息世界为对象的劳动。信息基本循环图是很好地描述了第二层次的劳动，即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将情报定义为：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进而将知识定义为：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的价值积累\[3\]。
2.2.2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与布鲁克斯情报学思想
首先，对于卡尔・波普尔（Popper K R）的“世界3”理论不做多元论的理解，而是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层次的划分。因此信息循环理论能吸收借鉴“世界3”理论的合理内核，对信息进行分层研究\[3\]。
其次，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直接来源于对布鲁克斯基（Brooks B C）本方程：K\[S\]+ΔI=K\[S+ΔS\]，是对布鲁克斯基本方程的扩展\[5\]。后来的研究中K\[S\]+ΔI K\[S+ΔS\]统统改用K\[S\]+ΔI=K\[S+ΔS\]。更明确表达了其思想来源。
3信息循环理论的应用
信息循环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应用过程中。由于信息循环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答情报学、信息计量学、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其主要被应用于情报学、信息计量学、图书馆学领域相关研究之中。
3.1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
信息循环理论关于“信息”、“情报”、“知识”概念的认识，直接为情报学提供了概念基础。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启示下形成了情报的劳动观。
“情报学的哲学概括”一文\[7\]基于信息循环理论考察了情报学的知识交流学派、知识吸收学派、情报技术应用派、语言符号派、系统学派,认为这些学派和学说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对情报学本质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分析, 但都揭示了同一情报学现实的各个侧面, 而信息循环理论可以把各侧面联系起来。指出情报学起源于人类各种各样信息交流活动，并且为情报学提供了实践基础。提出劳动的两个层次的划分，确立了情报的劳动观，为情报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4\]一文基于信息循环理论，对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动力及“双律性”发生结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尝试性地建立了情报学的公理化概念体系。得出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是情报学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的高度抽象化描述, 是情报学建设的基石, 是情报学内容与形式的高度概括的结论。在研究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形成了信息循环理论基本内容的简单概括。
3.2在信息计量学中的应用
“最大引文年限与科学交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文\[8\]基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对最大引文年限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最大引文年限”是“科学交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通过广泛的统计数据证明了用“最大引文年限”测度“科学交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合理性及重要意义, 从而建立了科学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可比性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评价意义。
“知识论情报测度基础”一文\[9\]运用信息循环理论对基于情报（信息）的知识属性的情报（信息）测度基础进行了讨论，使布鲁克斯情报（信息）测度与知识结晶学理论、“思想基因”理论形成了有机的联系。相关结论也充分体现于论文“关于布鲁克斯基本方程的研究与扩展”\[5\]与“关于文献计量学计量方法发展阶段研究”\[10\]中。尤其是从知识结晶学得出的f=lnW(t+t)-lnW(t)与布鲁克斯基本方程等价的结论，为信息计量学的测渡论奠定了基础。
论文“信息计量学的基础与发展研究”\[11\]和“信息计量学理论基础研究”\[12\]基于信息循环理论认为：信息计量学就起源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所描述的劳动过程的实践。是对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层次、层面的信息现象进行的计量研究，揭示其规律所形成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逻辑起点包括：第一层次是信息基本循环本身；第二层次是W+K′\[S\]、K\[S\]+ΔI=K\[S+ΔS\]；第三层次是W、K′\[S\]、K\[S\]、ΔI、K\[S+ΔS\]。不仅探讨以广义信息论为基础的广义信息的计量问题, 也探讨整个信息循环过程要素的计量问题, 不仅包括技术方面的问题, 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信息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信息的基本循环过程及其测度研究”\[13\]进一步研究了信息计量学的测度理论。
3.3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
首先，从发生学意义上回答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起源问题，图书馆的社会定位问题。信息循环理论认为：图书馆的发生与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图书馆起源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所描述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实践。图书馆的发生发展受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也有其自身发生发展规律\[6\]。论文“图书馆观念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实现”\[14\]进一步指出：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包括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活动开展、观念更新4个基本环节，其中图书馆观念是发展的革命性因素。“观念的变革”推动着图书馆体制的改革、机制的创新、活动的开展。纵观图书馆发展历史，图书馆观念的发展有文化建设观和社会建设观两条主线。图书馆是社会文化的推进器、社会化组织环节以及社会制度安排。图书馆的功能价值定位于信息交流的中心、自主学习的乐园、文化进步的阶梯。服务艺术是实现图书馆观念的方式、方法、策略和技巧，是用户正确利用图书馆的保障。
其次，由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与“解释学循环”的天然联系，信息循环理论也为图书馆学的解释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它是把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社会化的信息循环过程，看做是人类社会化的解释活动，并且把图书馆看作这一社会化解释过程的重要环节来研究的。并认为：图书馆学是以社会系统中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是对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认识成果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过程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过程；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关系；解释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引入为图书馆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和辨证统一, 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 也是图书馆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和原则。这三个层次构成图书馆学解释的宏观结构\[15\]。
4结 语
信息循环理论的思想贯穿于是王宏鑫先生学术研究研究活动的始终。经过20余年的研究与发展，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比如赵丹群的论文“新世纪信息计量学研究进展评述”\[16\]着重评述了信息循环理论对信息计量学的贡献，再如邱均平先生的《信息计量学》\[17\]高等学校核心教材也将信息循环理论的相关内容收入其中。信息循环理论对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基础性的意义。本文仅对王宏鑫先生大量研究论文中直接相关的成果进行了综述性梳理研究，以期对信息循环理论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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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邱均平等.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4篇
《天人五论》因迟至80年代末才得以公开出版，所以在此之前没有发生社会的影响。但是，张先生在30年表的哲学论文是有社会影响的，这对于评价张先生在30和40年代的哲学体系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道升在1935年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四十五期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其中将现代中国哲学分为：“纯宗西洋哲学”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和新唯心论，以及“兼综中西哲学”的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和新程朱派。在“新唯物论”条下，孙道升说：“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导之哲学也。……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臂的。……这一派哲学的哲学家为数最多，如陈独秀、、李季、叶青、陈豹隐、李石岑、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诸先生都是。……这许多新唯物论者又因仁智见异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23]可见，张先生（季同）在当时是“许多新唯物论者”之一，他属于新唯物论中的一派，即“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在孙道升列出的新唯物论哲学家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张季同的《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这两篇论文都发表于1933年，也就是说，当孙道升在写《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时，张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尚未发表。在此需要讨论的是，孙道升把新唯物论列在“纯宗西洋哲学”一类，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而言，他可谓“学宗新唯物论”，而又“兼综中西哲学（之优长）”。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是“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除了其“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之外，还因为这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接了“榫”的新唯物论，因而它是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解析法的新唯物论”，简言之，即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
在30年代中期曾发生“唯物辩证法论战”，它启端于张东荪在1934年编辑出版了《唯物辩证法论战》，此书虽名为“论战”，实际上所收都是单方面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当时，陈伯达、胡绳、弱缨、沧白、叶青等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对张东荪派予以批判，叶青还在1935年编辑出版了《哲学论战》，此书收入论战两方面的40篇文章，其中包括张先生的5篇，即《辩证法与生活》、《相反与矛盾》、《论外界的实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实为该书中收入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他是属于唯物辩证法一方的论战之“主要参与者”[24]。
曾有学者认为，“把张岱年哲学思想称谓为‘新唯物论’，怕有混同叶青哲学之嫌”[25]。此实为大谬！30年代所称的“新唯物论”即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6]这里的“新唯物主义”（当然又可译为“新唯物论”）指的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在30年代中期，叶青也被视为“许多新唯物论者”之一，他之反对新唯物论是逐渐才暴露的。叶青在当时曾批评“张申府和张季同”的思想“显然错误”，而张先生则在1936年撰文《评叶青<哲学问题>及<哲学到何处去>》，对其“心物综合论”、“哲学取消论”等谬误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在叶青自己的“创新”见解中“充满种种的错误”[27]。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发表后，苏渊雷在1936年秋写给张先生的信中说：“数于《国闻周报》上拜读大著，广大精微，叹未曾有。意者中土新哲学之诞生，将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乎？待之，待之，直至今日拜读大著《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后，始信我愿不虚矣。私幸处此天地跼蹐、山河日窄之际，学术分裂、百家往而不返之日，尚有清通简要之思想家，如先生者，独抒伟论，演此甚深希有之大法，以饷吾彷徨无路、颠倒妄想之青年，而为风雨飘摇、不绝如缕之思想界，赓续新省。其为悦服，曷可言喻。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28]从苏渊雷的信中，可见张先生的文章对于当时青年的思想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另外，张先生在193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他当时讲授的课程为“哲学概论”。他在《八十自述》的回忆中说：“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29]曾有学者撰文说，张先生是第一个把辩证唯物论引入中国的大学讲坛的。此评价不虚。最近，张先生的儿媳刘黄女士在《逝者如斯》一文中记述：“前几年，曾任北大校长的吴树青先生对我说：张先生早就在大学里讲辩证唯物论了，那时候，我还是他的学生呢。好像丁石孙先生也对我们说过，三四十年代，张先生就已经在清华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学生们很欢迎他的课，‘很多人修’。”[30]丁、吴二位先生都曾任北大校长，他们对张先生在清华大学最早讲授辩证唯物论的记忆，证实了张先生当时为宣传辩证唯物论而做出的贡献。
2005年4月30日，中华孔子学会召开“悼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张滕霄先生在发言中也回忆说，他在青年时期就曾读过张先生的文章，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由此可知，在苏渊雷先生的信中反映的张先生的文章对当时青年产生的重要影响，并非孤立的个别现象。
刘黄女士在《逝者如斯》一文中还透露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期间，张先生被发配搞资料，于是有幸看到过在一篇揭批材料中提到，当时延安“某最著名的党内理论家”（按即陈伯达）曾经这样评价：现在在国统区有两盏明灯，一盏是艾思奇，另一盏是“宇同”（按即张岱年，“宇同”或当为“季同”）。“鉴于‘’当时的环境，这事他从未向外人提过。”[31]从这件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可知张先生的文章不仅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延安也曾得到很高的评价。
二
张先生早年的成名作是1931年发表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此文受到冯友兰、罗根泽等先生的高度评价，后被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在此文的末尾，张先生说：“我自己二年前对于考证发生过兴趣，现在却久已离考证国土了，并已离开古书世界了。”[④]由此可知，张先生至少从1930年开始就已把主要学术兴趣转入了对现代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此后，他连续发表了《破“唯我论”》、《知识论与客观方法》、《辩证法与生活》、《哲学的前途》、《谭“理”》、《关于新唯物论》、《论外界的实在》等哲学论文，其间也发表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和《颜李学派》等中哲史方面的论文。后一方面的论文是配合前一方面的论文而发表的，这也有“接着”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讲的意思，如他在《颜李学派》的末尾所说：“探索了颜李的思想，我们是不是觉得唯物论是应信取的呢？而且，探索了颜李的思想，我们是应在生活上有所实践呢，还是仍觉得只诵读空谈就可以了呢？”[⑤]
在《哲学的前途》一文中，张先生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要为某一派所独占。那是不可能的，也不会有好处。但我相信，将来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中心。”“这为将来世界哲学之重心或中心的哲学”，当有三项特点，即“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⑥]。显然，前两项特点意在肯定辩证唯物论，后一项特点则是要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张先生当时把西方的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等称为“科学的哲学”。他说：“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由证明法的运用，则怀悌黑、胡萨尔、鲁易摩根、迈耶森，以及实用主义等的好处，也就可以被容纳了。……科学的哲学的好处在精细，却有怀疑论的倾向；新唯物论的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论的色彩。这二派的综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学了。对于其他各派所发现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争着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赖反综法之运用。”[⑦]这就是说，他当时主张辩证唯物论与逻辑解析法的综合，同时对西方他派哲学的真理成分亦持开放、汲取的态度。在30和40年代，无论是新唯物论哲学家还是反新唯物论哲学家，都把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或形式逻辑视为水火不容，而张先生则始终认为二者“必结为一，方能两益”。
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说：“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实为现代最可注意之哲学。”[⑧]他首先强调了新唯物论与旧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的区别，然后论述新唯物论在宇宙论和知识论方面的精旨。关于新唯物论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他指出：“今之言新唯物论者每不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作对照观，而好言佛耶巴赫（Feuerbach）为古典哲学之终结，而以新唯物论为继承佛耶巴赫者。如此立论，何能使人折服？何以见新唯物论之长？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对较，然后乃可见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每思新唯物论虽成立于19世纪之中叶，而其中实能兼综20世纪若干派哲学之长。如其言宇宙为一发展大流，则能纳柏格森哲学之长；其言一本而多级，则能纳鲁意摩根等突创进化论之长；其言实践，则能纳实用主义之长。”[⑨]在这段论述中，张先生既肯定了新唯物论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同时又强调了在费尔巴哈之后西方现代哲学仍然有新唯物论需要汲取、兼综的真理成分。遗憾的是，张先生的这个观点长时期没有得到“主流”的新唯物论哲学家的认可，以致费尔巴哈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或“庸俗哲学”，直到80年代以后研究西方现代哲学的合法性才逐渐得到“正名”。
张先生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还肯定了张申府关于列宁、罗素和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他说：“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⑩]这段话是后来张先生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雏形。
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发表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先生曾对张先生说：“你的文章说新唯物论讲‘变中有常’，我看过许多新唯物论的书，没有看到这样的话。”张先生“当即表示，这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解释而已”[11]。这可以说是新儒家与新唯物论哲学家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对话”。熊先生为什么对“变中有常”的思想给予重视？我想，此中的“常”不能当作一般意义的常规或规律来理解，而必须联系到道德、思想、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常”，即发展的连续性。张先生在当时还发表了《道德之“变”与“常”》，他说：“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由此而各时代之道德皆得名为道德。”“各时代道德中之一贯者……可谓道德中之‘常’。”道德之“变”是指道德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道德之“常”则是指道德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张先生说：“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新旧道德之对待关系，亦对立而统一的，变革之而同时亦有所保持，且系发展之。”[12]讲道德之“变”，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如果只讲“变”而不讲“常”，则违背了辩证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等最先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此学说在当时成为批判“孔子主义”的利器，但、陈独秀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却带有“机械”的成分。如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13]这些论述在当时虽有思想进步的合理性，但同时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只讲道德之“变”而不讲道德之“常”的片面性。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得真如一座座分隔开来的“楼房”那样，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全然不再适用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一种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至今也没有完全绝迹。张先生则最早在接受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讲明了“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
恩格斯曾经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理解，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14]恩格斯对哲学发展所讲的话，当然也适用于道德等领域。每一个时代的道德也都有前一个时代的道德作为其思想资料的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创造出任何一种“全新”的道德，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在历史的变革中，道德的发展既是阶段性的，又是连续性的。这就是张先生当时所讲的“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有了这样的“辩证法”，张先生所说“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新唯物论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综合，就是理所当然的。
张先生当时还把“辩证法”运用于对文化问题的探讨，积极参与了3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大讨论。他说：“文化是最复赜的现象，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对待，才能妥善地处理。”“唯用‘对理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唯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15]这里所说的文化之“整”，即文化的系统性；文化之“分”，即文化的可析取性；文化之“变”，即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之“常”，即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文化之“异”，即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之“同”，即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普遍性）。正是因为张先生把辩证法运用于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对于“文化之实相”的种种辩证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他既不同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也不同意复古主义的东方文化优越论，而主张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而进行“创造的综合”，并指出“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16]。这样的文化主张，在张先生晚年又表述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
张先生认为，“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但文化之重建，须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之创造。”[17]他在1935年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指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这个“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四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和批评的[18]。在此文的基础上，他于1936年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指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里所说的“唯物”，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又是指要“接着”中国传统的唯物论讲。这个“新的综合哲学”，既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唯物论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19]。在此文中，张先生还列出了这个“新的综合哲学的大体纲领”，即其在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和人生论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此文成为张先生在30年代的哲学代表作。
在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时，张先生也正在完成他在中哲史方面的代表作，即《中国哲学大纲》。史与论同出，古与今并见，把哲学史研究的“照着讲”和哲学理论研究的“接着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张先生在30年代中期达到的其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大纲》述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先讲宇宙论，然后讲人生论，最后是简略的致知论，这符合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模式；而在“新的综合哲学的大体纲领”中，方法论和知识论已经列在宇宙论和人生论之前，这完全是现代哲学的理论建构，其中的一个深意即现代哲学因有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和知识论的深度反省，其宇宙论和人生论已经不再是独断的绝对真理，而成为不断诠释、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也就是张先生在《辩证法的一贯》一文中所说：“辩证法的哲学总在发展之中，后进的研究者有补充先进的思想家的缺欠的职责。辩证学说的发展应亦是辩证的。”[20]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附识三”中，张先生说：“本篇第五节所提出的一个新哲学之纲领，只是极其简略的粗枝大叶而已，未予论证，实则论证是很重要的。”他当时拟接续发表一部分研思札记（题为《人与世界》），以作为对“新哲学之纲领”的“稍详的阐述”[21]。然而，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命途多舛。这一计划以及《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版，都因“七·七”卢沟桥事变而受挫。此后，张先生在滞留北平的艰苦生活条件下，蛰居读书，又写了大量的研思札记，并在40年代著成五部哲学论稿，即后来所称的《天人五论》。
《天人五论》原称为《天人新论》，因生活条件之艰苦，其写作计划没有最终完成，只留下五部论稿，故改称《天人五论》。其中的《哲学思维论》对应于“新哲学之纲领”的方法论，主要论证了辩证法与演绎法、归纳法的综合互补；《知实论》是知识论部分的上篇，主要讨论知识与外界实在的关系，在《知实论》之后原拟写《真知论》，主要讨论经验与理性的关系，但没有完成；《事理论》是宇宙论部分的上篇，主要论述了“物统事理”“理在事中”的思想，《事理论》之后原拟写《心物论》，讨论物、事、理与心的关系，但没有完成；《品德论》是人生论的简纲，主要讨论价值观与道德理想问题；《天人简论》是把前四论的主要思想概括为十大命题，以作为“天人新论”的简要表述。张先生在《八十自述》的回忆中说：“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22]可见，《天人五论》与他在30年代所发表的哲学论文是同一个思想体系的发展，前者是对后者的充实论证。
三
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在1949年以后却发生了“由论入史”的转折。据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的回忆：“到1949年春季，应学生们要求，经学校同意，我开讲‘辩证唯物论’课程，听者很众。次年又讲过‘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大课。”当时，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及辩证唯物论，清华大学让张先生去听专家讲课。同时，辅仁大学邀张先生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北师大亦聘他为兼职教授，讲“新哲学概论”。“当每周奔驰于四校之间，工作非常紧张，但精力充沛，不感疲劳。”直到高等院校调整后的1953年，“北大也聘请了苏联专家，讲‘马列主义基础’，由我和黄楠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32]在此之后，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张先生的学术生涯遂发生“由论入史”的转折。
张先生的“由论入史”，固然与建国初的高等院校调整和教学分工有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建国以后的哲学理论研究逐渐被墨守、僵化的学风所笼罩，这种学风是张先生所不能认同，而它也不能容许张先生的带有“批评（分析）”和“综合创新”性质的新唯物论所继续存在的。
张先生在30年代所作《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一文中就指出：“我觉得有二事是在各方面都根本重要而决不可忽的：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客观的态度。必有此两者乃方有学术之可言。对于任何学说，任何理论，任何见解，都不应盲信，更不应盲诽。……如真有诚心求真理，如真有诚心努力于学，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是第一必要的。如能如此，则必能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派学说的地方；而现代它派的哲学亦非皆无所见，即古代哲学，西洋的及中国的，亦都非可完全排弃。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亦非无缺欠，而其它任何一派哲学都非无缺欠。哲学如此，他学亦然。”[33]张先生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令人悲忧”的“许多人的态度”而言。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问内容，不加细察，一概藐视，一概抹杀。”[34]这里说了两种情况，建国以后，后一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前一种情况却大行其道，这是“令人悲忧”的。
张先生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时指出，它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四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和批评的。其所以必须是“批评的”，是因为“哲学必须是精密的……批评即武断之反，如不愿是武断的，便必须是批评的。用一名，须有其明切的义界；立一说，须有其精密的论证。不能证者不立，不可验者不持。二义不可表以一名，两意不可混于一辞。……哲学务在求真知，原必须是极其矜慎谨严的。”[35]张先生所谓“批评的”，旨在吸收新实在论的实证与分析方法，以避免新唯物论的武断和粗疏，并藉以实现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综合互补。这是当时“主流”的新唯物论理论家所不能认可的。如艾思奇曾说：“在现在，真正的前进的思想里，绝不能让形式逻辑学占据地盘。”“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就用不着形式逻辑学了。”[36]当张先生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发表后，曾有金放然对其提出质疑，艾思奇遂亦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此文的“答金放然”是对张先生所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唯物的、对理的”予以肯定，而“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则是对张先生所说必须是“理想的、批评的”予以批评。艾思奇说：“不错，新哲学的内容应是唯物的，对理的，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唯物，对理的自然就包含理想，有批评，张先生，新的哲学是战斗的，它应是行动的指针，它要指挥着残酷的战争啊！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都不能例外，难道还会忽视批评的，理想的么？”[37]显然，艾思奇的批评是武断和粗疏的，实质上他只能肯定“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不能允许在其中更综合道德理想主义和批评、解析的方法。艾思奇的这种态度，对于张先生在建国以后的“由论入史”当有重要的影响。
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附识二”中批评了“今人对于新唯物论的态度”。“一是墨守的态度，即类乎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二是盲目反对的态度，即不求甚解，不作同情的体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驳诘。”[38]这两种态度，后一种在建国以后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前一种在建国以后却大行其道。张先生说：“我的意思认为学术之进，端赖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水，实非真学。……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我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任务是：⑴以解析为方法将新唯物论中根本观念剖辨清楚；⑵以唯物对理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论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⑶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含义；⑷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它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⑸根据唯物对理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⑹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现在许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都取第一个态度，未必能同意于我所说的扩充，我只希望不要随意误会或曲解。”[39]张先生的“希望”在建国以后成为奢望，不仅“随意误会或曲解”大为盛行，而且“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已无存在的余地了。他所提出的六条对新唯物论“发挥扩充”的任务，几乎无一能被现实的环境所允许，可能惟一的例外是第六条，即“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尚可在50年代被认可。这样，张先生的“由论入史”就是必然的了。
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将其“由论入史”的原因讲得很简略，即他在50年代初讲“辩证唯物论”等课程，“但后来发现，讲辩证唯物论哲学，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共党史，而我对于党史及当时政策都缺乏信息来源，难以联系实际，以后便决定不再讲辩证唯物论课程了”[40]。这显然只说明了一部分的原因。刘黄女士的《逝者如斯》一文对此有另一种说明：“解放后，我公公也曾经继续设坛开讲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只讲了一年后，大约是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向领导提出：这课最好由党员来讲，便金盆洗手停了。对此，他对我的解释如下：‘我不是党员，不敢和艾思奇争。’……那时中央党校有艾思奇在研究辩证唯物论，并且应邀‘三进清华’讲课。我问他：‘你和艾思奇谁讲得好？他似乎觉得两人各有千秋，说：我讲得比艾思奇深刻，他讲得比较浅、比较通俗……”[41]这里说的辩证唯物论要“由党员来讲”，“不敢和艾思奇争”，可能更多反映了当时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我讲得比艾思奇深刻，他讲得比较浅、比较通俗”，应该理解为张先生所讲的辩证唯物论是带有“批评（分析）”和“综合创新”性质的，而艾思奇所讲的辩证唯物论则是按照党的领袖的思想讲，带有普及、宣传性质的。
陈卫平教授在《理论创新·评价公正·知识普及》一文中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哲学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的，而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以张岱年的‘解析的唯物论’为代表的。”[42]这种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成果，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来说，当然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的创新成果要更为重要，但还应该承认二者“各有千秋”。例如，张先生在30年代就提出了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在40年代他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认为事物的发展“一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43]。这些思想在1949年以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没有的，而1949年以后则不再允许“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继续存在，其消极后果是把“斗争哲学”逐渐推向绝对，至则登峰造极。张先生在《事理论》中说：“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而物物归于静止。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至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44]这些论述如果在1949年以后可以公开发表，那么“斗争哲学”就不至独行其道。
事实上，张先生之“由论入史”，是他知道自己的“论”在当时已经不为环境所容。如范学德在《遥祭张岱年先生》一文中所说，“1953年秋，先生求人把它们（《天人五论》等论稿）誊清后，就锁到了箱子里，这一锁，就是三十多年。……后来先生告诉我，他没想到他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哲学论稿问世。我知道，不是他不想，乃是不敢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除了一个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过。”[45]
任继愈先生在《沉重的悼念，永恒的遗憾》一文中说：“全国解放后，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学、考古、艺术诸多方面成绩显著，惟有哲学理论界，成绩平平，可以载入史乘的不多。……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认为，只有国家的领导人才享有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权、发展权。新中国只有称得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余哲学工作者都是注释者。如果有人不自量力，妄图以个人名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难有施展的机会。”[46]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生先生在《思念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说：“1952年暑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为了加强马列，‘资产阶级’学者都被剥夺了讲授马列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律都由解放后新学习哲学的青年同志担任，全部老教授都被分到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教研室去工作。……这种‘分工’的政治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所谓犯错误的同志的处分上。如果你原来是在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工作的，如犯了错误，便会被流放到两个哲学史教研室。所以，像张岱年先生那样，虽然解放前便对马列哲学有所了解，有所研究，也只能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47]这就是当时在北大哲学系张先生“由论入史”的政治环境。
夏新同志在《努力前进，振兴中华——追忆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一文中记述他与张先生的一次谈话：“……先生沉思着、回忆着，然后缓缓地对我讲了一件事：曾经有一位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在讲学时一名学生问他，俄罗斯诞生过多位著名的哲学家，为何现在苏联时期却一个也没有呢？那位教授想了想回答：‘我们有。现在苏联最著名的哲学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48]这一段意味深长的沉思、回忆，当包含着张先生对于他“由论入史”的多少嘘唏、感慨！更使张先生终生抱憾的是，他在1957年因言罹罪，以致在中国哲学史的讲坛上他也消失了，如此沉寂了20年，当结束以后，他重新焕发学术青春时，已经是一位耄耋老人了。
四
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说：1953年后，“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惟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信不疑。光阴荏苒，忽忽四十余年，近几年又复对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49]按《八十自述》写于1992年，张先生晚年的“由史转论”是在80年代后期，这与《天人五论》终于能够“公诸于世”很有关系。
据范学德说，“1987年的那个春天，我一再劝说先生把手稿公诸于世，张先生听后犹豫了，说还是等待身后再发表吧。……后来，在我和刘鄂培等几个弟子的反复劝说下，先生终于下决心把书稿交齐鲁书社出版。只是坚决拒绝使用原来的书名——《天人五论》，担心别人会说他太狂了。于是，为手稿取了个新名字，叫《真与善的探索》。”[50]其实，可能张先生在80年代初就已有发表《天人五论》的准备，他在1981年将手稿重读一遍，并写了“附记”，其中屡言“姑存旧稿，保留一段陈迹而已”。在1987年写的《真与善的探索》“自序”中，他也说：“旧稿写于四十年前，盖多偏失，不过保留昔日哲学园地中一隅之痕迹而已。”这些看似自谦的话，其实更反映了张先生对于发表《天人五论》的谨慎态度，不难看出他当时仍“心有余悸”。
在《真与善的探索》于1988年出版后，张先生最得意的弟子程宜山很快就写出一篇书评，肯定《真》书“填补了现代哲学史上的一大空白”，并且精要地评述了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他在书评的最后指出：“列宁曾经说过，唯心主义有一千零一种形式。那么，辩证唯物主义能不能也有几种相通而不完全相同、相竞争而不相对立的表达形式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并且应该允许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有先例。如19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梅林曾指出，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来再现这个理论的’。……虽然这种改变招致了某些人‘说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梅林力排异议，称赞其为‘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纯正的葡萄酒’。我们认为，梅林对拉布里奥拉的评价方式也可以移用来评价《真》书的哲学体系。”显然，程宜山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先例，论证了“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真》书的出版的确是80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真》书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51]
1991年我写了《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52]，此文是结合当时哲学原理界的一些讨论而写，除了肯定张先生早年对新唯物论既坚持又发展的学术方向外，还具体写了三个问题，即“外界的实在”的证明、“本体”概念的扬弃和概念范畴的客观基础。“当时杂志社分管哲学原理的编辑偶阅此文，认为张先生的思想对于当前的哲学讨论确有助益，遂提议将此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因《中国社会科学》可比其他刊物所发文章的篇幅长一些，所以我又补写了一个问题，即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在补写的这一问题中，我将张先生的思想与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作比较，指出他们都重视逻辑分析方法，要把唯物主义‘精确化’，但本格因‘精确化’而排斥辩证法，并批评辩证法‘使人们沉溺于冲突’，无视‘合作的可能性和好处’，而张先生则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必结为一，方能两益’，辩证法亦应该‘精确化’，辩证法不仅重视‘冲突’，而且重视‘和谐’……。当时据传胡乔木同志曾有‘中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本格这样的哲学家’的提问，我在写此文时‘暗想’——此‘暗想’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张先生）讲过——中国本有超过本格的哲学家，只因后来对新唯物论持墨守、僵化的态度，遂使张先生的思想隐而不彰。”[53]后来，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对此文有较高的评价。他对“几位及门学友”写了评述他的思想的文章表示“感激”，说“我确实感到吾道不孤”，“我的学术论著受到这么多同志的注意，我感到非常欣慰。”[54]
学术界对于张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无疑使他晚年的“由史转论”更增加了信心。他在1993年写的《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一文中说：“我在30年代至40年代思考了一些哲学理论问题，写过一些论著。50年代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讨，光阴迅速，匆匆几十年过去了，但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55]这是张先生晚年的直抒胸臆：明确地表示对他早期哲学思想的“坚持”。有了这一“坚持”，才会“略有补充”，亦即有其晚年的“由史转论”。
张先生晚年的“论”，除了多篇论述文化“综合创新”的论文外，在哲学理论上他特别注重阐发价值观与道德理想问题，如《论价值的层次》、《论价值与价值观》、《生命与道德》等论文可谓张先生晚年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当然，由于50年代以来专门从事中哲史研究的“惯性”，加之1978年以后张先生也主要从事中哲史的教学工作，所以在他晚年的丰赡著述中仍是以中哲史方面的居多。但据王中江的回忆，张先生在1986年就“想写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中心问题是讨论‘自然与人’的关系……先生一直希望实现这个计划，但他的时间都被分割掉了，以至于最终没法完成了”[56]。这里所说主要讨论“自然与人”的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当是对《天人五论》的扩充，或者说是要完成他在40年代没有最终完成的《天人新论》的写作计划。然而，耄耋之年的张先生毕竟日渐衰老了。他不仅把大量时间用于撰写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论著，而且他乐于奖掖后学，凡登门求教、为书请序者，他几乎“来者不拒”，这又“分割”掉了许多精力。当1989年他80寿辰时，他说：“1979年（……）以后，我重新获得了勇气和能量。在我过了70岁以后，我努力做到更独立地思考。但是时间已经太少，太晚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顺从中渡过，因此没有完成足够多的东西。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继续自己的工作。”[57]这样一种既惋惜“在顺从中渡过”的中年岁月，又催促自己在晚年更努力工作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他的90寿辰，直至95岁溘然长逝。毕竟“时间已经太少，太晚了”，他最终没有完成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这是张先生晚年的最大遗憾。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在促进“中西马”对话和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一学术方向上继续前行，当也是对已逝的张先生的最大告慰。
[①]《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②]同上书，第525、626页。
[③]同上书，第626页。
[④]《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8页。
[⑤]同上书，第80页。
[⑥]同上书，第72-74页。
[⑦]同上书，第74页。
[⑧]同上书，第129页。
[⑨]同上书，第132页。
[⑩]同上书，第133页。
[11]同上书，第135页。
[12]同上书，第160、161页。
[13]《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142、14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486页。
[15]《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7、248-249页。
[16]同上书，第257、261页。
[17]同上书，第236、242页。
[18]同上书，第237、240页。
[19]同上书，第262、277-278页。
[20]同上书，第93页。
[21]同上书，第279页。
[2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2页。
[23]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附录，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版，第402—403页。
[24]参见耿彦君博士学位论文《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25]张立文：《超越与创新——答李存山先生》，《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
[2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11页。
[28]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2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
[30]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0页。
[31]同上书，第420页。
[3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2、603、604页。
[3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9-150页。
[34]同上书，第149页。
[35]同上书，第241页。
[36]《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236页。
[37]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编》第2集第1册，沈阳，1982年。转引自刘静芳博士学位论文《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天人五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3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8页。
[39]同上。
[40]《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2-603页。
[41]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420页。
[42]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转引自刘静芳博士学位论文《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43]参见李存山《张岱年先生论“和谐”》，2005年4月19日《光明日报》。
[44]《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194页。
[45]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314页。
[46]同上书，第6-7页。
[47]同上书，第26页。
[48]同上书，第401页。
[4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6页。
[50]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314页。
[51]程宜山：《综合与创新的哲学奇葩》，《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52]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53]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282-283页。
[54]《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30页。
[55]《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05页。
[56]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296页。
[57]同上书，第344页。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霍克海默；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实践理性优先性
作者简介：蒋颖，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儒学高等研究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从事德国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16-08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霍克海默早年师从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者H.科内利乌斯教授，所做的学院派哲学论文，如《直接给予作为认识的源泉――对康德机械知识论的批判》、《关于目的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论康德〈判断力批判〉――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联系环节》等，大多追随导师那种内在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对康德知识论的二元论、机械主义思想进行批判。1925年，霍克海默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授课资格，并在大学里开设了一系列有关德国观念论的讲座。通过这些讲座，霍克海默既梳理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史，又借此深入探讨了当时盛行的两股思潮――新康德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由此，霍克海默试图摆脱科内利乌斯形式主义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影响，走上一条独立思考的哲学之路。
霍克海默试图借助黑格尔的辩证 法对康德知识论和科学理论中那种 带有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的阐释进行批判。
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只有那种关于现实总体性的认识才是最具体的东西，才有可能理性地去理解特殊性、特别的经验等。知性发挥着认知的作用，其形式与概念如同理性的“理念”或概念一样在康德那里丧失了自主和抽象的特征。霍克海默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认为，试图从主观中获取这些形式与概念的根源，然后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拉近与外在的经验杂多的关系，并把这些形式与概念证明为一种在杂多中起作用的客观关联，这样的做法必定会失败，因为把康德的二元论作为出发点就先天地决定了这种失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从康德这样的基要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是建立在一种恒定不变的先天确定的基础之上的，但在黑格尔那里，它们的关系却不再是先天的，而更是整体性的，是通过一种全面的、涉及自我的、整体的理论来论证的。也就是说，那种来自于整体、来自于关系的总体状况构成了知识的要素与原则。我们不再需要澄清主体僵硬的形式。在整体中没有单独部分是纯粹来源于自身，整体的过程特征是与所有的其他因素及其总体状况和动力相关联的。由此，通过在系统中详细地说明这种现实的规定，就能得出界定这种“整体”、这种“理性”以及对这种在现实中“有意义”关联的正确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的系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认识主观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对现实进行规定，并能理解那种支配自我以及包含自我的关联。所以，霍克海默认为，相对于康德，黑格尔更能阐释为什么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如同理性只能促成秩序与法则，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于内容之中，如同内容只能适应于形式，因为内容本身只要求这些形式，而没有要求别的东西。[1]（S114）
另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克服了实证科学那些被限定的概念。“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每一个单独的真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是谬误，如果它只保持原样，而不从完整的体系中获得其有效性的话。”[2]（S162）霍克海默认为，通过辩证法，认识获得了跳出“抽象”的能力，也能够摆脱实证科学只注意孤立的数据，或把这些孤立的数据置于外在的联系中的思维定式。依据霍克海默的观点，主体和客体、思维以及现实的规定往往通过“置于它们之上”（übergeordnet）的关联被历史地、系统地决定或阐明，如果没有“置于它们之上”的关联这种认识，也就没有真正的有关任何单独的现象或者事件的认识。因此，对霍克海默来说，“所有科学，只要它是真正的科学就一定是辩证的，或者在真理中辩证地展现。……科学的努力在于发现单个真理的制约性及其相对性”[2]（S164）。
此外，霍克海默还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这种辩证法克服了知识论那种抽象的立场，开辟了一条通向唯物哲学的道路，还发展了一种科学研究与描述的概念和方法，用来扬弃抽象的、实证科学的那种物化的方法概念与法则概念。由此，霍克海默认为，辩证法对把哲学作为绝对本身的自主认识这样的立场进行了反批判。霍克海默在他的讲座上强调辩证哲学的那种实践的、批判的特征时，似乎已经知道应该如何更好地把他在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工作和兴趣与探寻这项工作的具体意义现实地结合起来，尽管之前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此刻，他看到了希望，对霍克海默来说，辩证法具有一种理论，在一种精神的高度上找到一条道路，从隔绝的精神孤岛通向现实的、历史的、生活的具体形态。[2]（S165）
1925年以后，霍克海默逐渐摆脱导 师科内利乌斯的影响，摆脱那种把形式 的知识论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作为优先的纯粹认识论。他试图建构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哲学，并且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即对一种内在关联的理解，在这种关联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真理与历史等对立被扬弃了。霍克海默的哲学必须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那样把概念中的那种现实的、自我设定的和有生命力的定在转化为哲学的要素与内容。并且这样的哲学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产生因素并自我发展，整个运动会产生积极的东西和真理。[3]（S46）由此可见，霍克海默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汲取精华，以此来勾画自己新的哲学构想。但是，是否就可以断言，霍克海默已经完全摒弃了康德哲学而转向黑格尔哲学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此时的霍克海默处于一种矛盾的立场，一种徘徊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矛盾立场。
首先，霍克海默将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知识论概念进行对照。他认为，对一种概念来说，哲学是将其自身限制在从知识论角度来澄清基础概念以及那种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知性理论中，因而这种哲学面对的总是单纯的现象，而不是有关存在、联系、整体的意义、事物本身中的理性等必要的规定；而另一种概念建立在基础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之上，试图超越理性认识及各自的知性认识的作用范围的界限。霍克海默十分清楚，前面的一种理解实质上是对康德哲学完全简化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的理解。这种新康德主义有意地忽略了康德知识论的另一个意图，即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努力。在霍克海默看来，康德知识论的目标一方面是要使自然科学更确定地建立在其自己的领域里，而另一方面，针对精神科学的那种狂妄，要使其在伦理、宗教、形而上学的问题中彻底破灭，由此来拯救形而上学。并且，康德要科学地证明，任何一种类型的永恒真理都确实能从理性的结构中被论证。由此可见，新康德主义对康德知识论的理解与批判也是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克海默对康德知识论的批判毋宁说是批判新康德主义。
其次，霍克海默并没有毫无批判地接受黑格尔的立场。恰恰相反，霍克海默在描述和理解黑格尔思想时带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在黑格尔那里，霍克海默探寻的并不仅仅是那种他所能接受的并且可给其哲学理论的构想提供借鉴的那些因素，如对康德二元论及形式主义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等等，而是从黑格尔的哲学中获得一种他所需要的“形而上学”。霍克海默承认黑格尔的哲学“介绍了一种宏大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能够使我们有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今天在许多地方都是产生于和纯粹的批判的认识论的交流中”[1]（S117）。霍克海默对黑格尔的赞扬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他肯定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这种形而上学与康德知识论的渊源。霍克海默在其第一次讲座“康德与黑格尔”中，把他们两人的观点对比起来讨论，却让人读出一种排除选择任何一方的可能性的动机。霍克海默并没有完全抛弃一种哲学，选择另一种哲学――他徘徊在康德与黑格尔哲学之间。
总之，霍克海默借助黑格尔哲学再次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这一次，他站在了之前那种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学院派哲学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并在一种新的方法论框架下超越了学院派哲学的立场。一方面，霍克海默赞同黑格尔对康德知识论的二元论与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借助黑格尔关于对理性、现实和认识主体的总体性建构，通过寻找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全面关联，从而使一种真实的、与其对象之间不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的认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霍克海默也没有因此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因为霍克海默并不能完全接受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前提、方法与结论。霍克海默对黑格尔哲学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既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同时又肯定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先验哲学家康德的某些观点，肯定康德对历史理性及其与历史、社会实践的关系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
霍克海默在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批 判康德、新康德主义及导师科内利乌斯 知识论的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不足。尽管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认为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经验主义者，他在历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很多观点都超前了一个世纪，尤其认识到曾在哲学史中出现的各种“永恒本质”都具有局限性与暂时性，但同时黑格尔又设想了“关于整体的知识”（作为永恒的本质），这种整体知识是一种自我认识意义上的整体知识，是那种包括所有自主存在的主体的自我认识。在“康德与黑格尔”的演讲稿中，霍克海默指出，黑格尔与康德恰恰相反，他的哲学是一种“肯定的形而上学”，因为他把意识在精神的名义下提升为形而上学的现实。黑格尔哲学把历史经验的杂多融入体系中，并将这种体系视为被真理包围的整体，因为它建立在整体文化的概念建构的基础之上，成为被理性统治的自我认识的精神领域。在霍克海默看来，康德的那种先验主体性立场迟早会被作为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绝对”所超越，而事实上这种“绝对”早在谢林的哲学中就已经出现了。由此，哲学提升为一种思辨和一种诉求，自由地理解真理、描述真理。霍克海默又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是站在谢林绝对形而上学观点的对立面推动一种思辨哲学，并使其具有历史性。借助这种思辨哲学的观点，黑格尔否定了简单地接受一种绝对立场的可能性，也就是谢林的那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立场，即在绝对的统一性和必要性中来直观特殊的立场。对此，黑格尔的观点是：将整体的统一性理解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理性的整体才能够被阐发为具体的运动的产物。然而，黑格尔的体系从最终意义上来看还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同一性这种通常的假设之上。黑格尔总是将认识视为一个历史和逻辑发展的过程，并认为思维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达到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只有将这种思维结构与存在的总体性具有统一性作为既定的前提，只有将认识等同于产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所有的思维都是绝对的思维，都是对绝对物的思维，或者说在每个命题中判断的与被判断的是同一的，他才能使总体性与部分之间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超越主观调控的思想。[4]（S17）
然而，这又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状况。原本，霍克海默试图超越意识哲学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却又出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并被拓宽了。先验哲学由于其主客体的二元性，知识被保留在意识现象的层面上；经验的最高法则同时也成为了经验对象的最高法则，从而认识的客观真理得以确保。但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不满足于这种认识的限制，他们要寻找一条出路试图超越个体的自我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并把握自然的对象以及它的必要性。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发展最终达到高峰：试图把现实的总体性重新当作精神的内在发展的产物，而且这种精神是一种绝对精神。黑格尔把这种精神理解为一种已完成之物并不断地制造出它的“另一面”，自我反对并自我保护。这种非同一性的同一、对对立面的扬弃与把对立面在自身中和解――同一、扬弃与和解――构成了整体的运动的原则与终极目标。霍克海默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在现实中的自我运动过程是唯一存在的东西。由此，黑格尔否认了一种根本性的进步，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这种进步是一种辩证的哲学所特有的构想，如此一来，黑格尔的思想就构成了德国观念论哲学发展的终结，也是最高峰，而其中的动力就是：对绝对的、最终有效的、封闭的知识的追求。[2]（S234）
霍克海默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体系的封闭性就是黑格尔为他的哲学最终所付出的代价。与康德的哲学论证要求“有勇气去掌握一切”相反，黑格尔的要求是“最终再也没有找不到肯定答案的哲学问题”。[1]（S117）黑格尔通过把历史和自然纳入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理性秩序来拯救绝对真理，并且在必要性中科学地规定一切特殊性。由此，整体的那种特殊的历史和经验因素成为一种单纯的手段，绝对理性利用这种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就如同黑格尔理性王国中的个体那样1，所有单独的一切作为实现普遍的过渡因素，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含义、意义及价值。
由此，霍克海默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黑格尔正是因为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封闭性与僵化性否定了其辩证哲学所获得的成就，尽管黑格尔的哲学本可以克服精神优先性和认识主体与客体的静态关系等唯心主义观点。
随着对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重 新理解，霍克海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哲 学批判视角，即对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相互批判与相互补充。
1925年以后，霍克海默在吸收康德哲学、发展自己哲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拓展了对康德“理性”概念的理解。“理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了个人所有立法的能力，就这点而言，它给所有的材料都打上了合规律性的印记，不论这些材料是有关自然的、行动的还是美的。”[2]（S42）霍克海默认为，康德的理性是寻求普遍实践的、行动的、积极的、自主的本质。尽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只是在认识的知性层面上描述了对合法诉求的反思，描述了可能性经验认识的基础和影响范围，并且通过统觉的综合统一的先验演绎方式获得一种建构认识的直观形式与范畴，但是霍克海默依然认为，从康德的哲学中能够得出实践理性具有对理论理性的优先性的结论1。“理论的态度行为，科学，只不过是实践的（态度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2]（S43）2康德构建了理性的体系，其理性建筑术奠定了建构经验世界的基础。康德不同于费希特，在费希特那里，实践理性的优先性被彻底化进而走向终结；康德对理性、知性与经验现实之间关系的规定避免导向一种理性绝对主义，因为这种知性认识在康德那里始终指向一种感性经验、一种材料的给予，而并非源自理性本身。理论认识范围内的理性能力不是指向经验的对象，而是单纯地指向知性，并给予知性可调节的原则，即对各种各样的知性如何统一进行有意义的思考，如此，这种理性思想本身不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认识了。
在阐释康德实践理性优先的理论时，霍克海默重点描述了理性、科学和现实之间，思维和存在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些关系在那种沉思的（思辨的）、纯认识的观念中并没有被恰当地理解。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从实证科学方面，也就是在自然科学认识方式的意义上来确定自然或者人类行动的意义与目的，这种构想不仅从理论理性层面，而且从实践理性层面来说也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以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确定理性的思想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霍克海默认为，“理性观念不能在理论认识中……而应在实践认识中被领会，因为它不属于那种固定的、已完成的、在其自身中停留的并且被封闭在自身中的存在，理性的观念是那种永恒地自我完善的、运动的、过程性的存在，而它的媒介正是人类的合乎道德的行动”[2]（S61）。
霍克海默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发生转变的关键点在于把握了一些理性观念，这些理性观念是以可调节的、本身溯源于实践的认识行动为特征的，而这种特征又对理性的主体及其理论和实践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与此同时，这样的理性观念并不能够封闭地被决定，而是开放性的。就理论的认识方面而言，康德哲学中那种纯粹科学的思想造成了双重相对性的影响：一方面，知性依赖于感性给予的杂多，这种依赖性并且导致了我们无法使知识成为一个统一的、理性的体系；另一方面，科学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与理性观念一起受一种主观实践的局限性所制约，就这点而言，理性观念就是科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被列为优先的、更高级的。“理性最终总归是实践性的，它原本的概念、思想是我们行动的准则。为了实现理性，我们最终还是要推动科学。”[2]（S47）霍克海默认为，科学作为一种有方法的认识过程，是具有目标设定性的。如同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科学研究活动亦是实践理性在真理中的活动。尽管从该意义来讲，科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理论的活动，但霍克海默认为，它仍应作为一种追求、一种态度需要被设定目标。康德说过：“理性的逻辑兴趣（为促进其见识）绝不是直接的，而是以其应用的意图为前提条件的。”[5]（P468）霍克海默认为，在康德那里，所有理论的认识都系统地隶属于一种行动的实践任务。“康德的理论即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无非是要表明，我们也要把科学在实践要求的意义上运用。我们不应该期待科学能获得绝对真理；依据康德的观点，没有一种直观，没有一种对柏拉图理念的分有能够超越我们的限定性和有限性。”[6]（S173）通过对康德关于理性和知性关系的建构力量的描述，霍克海默表达了对普遍结构的兴趣。在这种普遍结构中，理性以科学的知性认识作为其理论形态，但它没有能力从自身来确定认识的意义和生活实践的含义，理性作为纯粹的实践理性也不能在只强调绝对价值与观念的实证世界里获得认识。在现象世界如同在自然界一样，理性的存在成为实践行动的对象，它依靠实践的意愿、追求与行动来实现。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6篇
编者按：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声音中，隐藏着颇值得读者重视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叙述者的声音也引导着读者去领会隐含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及相应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作者对新的历史时期父权制之下妇女命运的深远忧虑和对“文化人”身份的批判。
193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分水岭，不同的思想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也有不同的人生支撑和知识来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阵营。那是一个命名和归依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抗争的年代。在今天已经没有了再去为谁作辩护的理由，那
会让历史变得更加晦暗不明，无法获得更加真实而
丰富的解释。1935年，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就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它涉及到美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欣赏方法和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身份与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方式等问题。
一、旧话重提：曲终还见人
1935年1月14日，朱光潜为回答夏尊的来信而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文
*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方式与文学意义和形式”（项目编号：NCET―10―0661）的阶段性成果。
章一开始就引用英国诗人Keats把佳句比人的话题，Keats应为“John Keats”，即约翰・济慈。朱光潜认为，“一个佳句的意蕴却永远新鲜，永远带有几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其例证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接着，他说：“中国诗中的佳句有好些对于我是若即若离”，例子是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诗，说在自己的心里“往返起伏也足有廿多年了”，依然还“清新可爱”①。实际上，1932年，朱光潜在《谈美・十一》就作为例句提到过②，主要用来说明情感对意象的调和作用。现在重提的因由是老朋友夏尊来信求助，夏尊 “苦思一夜，未获解答”，来信询问他“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显然是希望朱光潜能够解释这两句诗的好处和理由。
这唤起了朱光潜的记忆，也为他所信奉的“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 提供了证据， “各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欣赏大半是主观的，创造的”③。这番话无疑是在为自己提供理论支持，也回答了夏尊的“有什么理由可说”中的“理由”。他认为这两句诗“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体现了“消失”和“永恒”的关系。他还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独刈女》中“传到那顶远顶远的希伯里第司/打破那群岛中的海面的沉寂”为证，认为这两句与钱起的诗“很相似”。由此，他表述自己的美学观点，认为“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如经过多年储藏的黄酒，失去了“它的辣性”，而“只剩下一味醇朴”，也就是审美的“静穆”。在朱光潜看来，“静穆”是艺术“最高的理想”，一般在诗里找不到，只有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才有“静穆的风味”。那么，什么是静穆呢？他作出这样的阐释：“‘静穆’是一种恍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好比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④。最后，又回到钱起的两句诗，说它决不是“凄凉寂寞”，而是表现了“静穆”，“凄凉寂寞的意味固然也还在那里，但是尤其要紧的是那一片得到归依的愉悦。这两种貌似相反的情趣都沉没在‘静穆’的风味里”，“人散了，曲终了”，我们可以寄怀于“江上的几排青山”，它显示了在“永恒生命之流里”得到的“安息”⑤。
年初发生的事，到了年底，鲁迅写了《“题未定”草・六至九》。其中之六和之七是一个思路，先批评施蛰存的“选本”观念，认为它“眼光如豆”，易“抹杀作者真相”，例证就是因陶渊明的“飘逸”而掩藏他的“金刚怒目”，忽略“‘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实际上“是一个人”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同生活中的战士和勇士，只注意他的“战斗”，而忽略了他的“休息”，“饮食”和“”，也会“冤枉”他的。接着，鲁迅就以朱光潜的摘句为例，认为摘句是“以割裂为美”，没有“顾及全篇”和“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得出的结论难免也就不“确凿”，“近乎是说梦”。这也就是鲁迅有名的文学批评“知人论世”观念。接着，鲁迅批评朱光潜的静穆观念，认为被朱光潜奉为典范的古希腊诗歌“都不静穆”，而是“雄大而活泼”、“明白而热烈”的。朱光潜把“热烈”认作“静穆”，是忽略了历史的“真相”和过程，如周朝的“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一定是崭新，雪白”的，“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因历史的“风雨”而使其“失去了锋棱和光泽”才有了今天所谓的静穆感。并且，“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这就涉及到文学欣赏的历史感问题，也就是艺术欣赏要回到历史的现场。
鲁迅继续批评朱光潜，“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认为朱光潜被摘句所“困”，“踢开了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而在鲁迅看来，是他们四位，“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使用“踢开”的说法，就已经很不客气了，又连用两个“又”，说明朱光潜受制于美学理论“以偏概全”的严重性！这也表明鲁迅将“静穆”看作是朱光潜的一个美学观念，就涉及到如何处理美学与文学的关系，主要是美学理论与文学对象的关系，以及审美主体的身份问题。
这件事已经过去，“曲”已终，人却显露出来。在观念的背后隐含着言说者不同的身份和价值立场。鲁迅批评人不会只为一个人，而是常取类型，是对一种人生态度的批评。到了1956年，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里作检讨，清理自己过去的思想，提到庄子、陶渊明和《世说新语》如何影响自己“魏晋人”的人格理想，有了“超然”、“恬淡”和“无为”的思想，以及“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观念。他还特别提到因喜欢陶潜的“闲逸冲淡”，而“了”鲁迅提到的《述酒》、《咏荆轲》中的陶潜，是“歪曲”的理解，“遮盖”了作者思想的全面和整体。于是认为它们也为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准备了“温床”。还说是它们让自己把“鄙视群众，抬高自己，脱离现实，聊图个人享乐”的颓废思想奉为了“人生的最高理想”⑦ 了。这显然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自我贬损方式，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朱光潜却为自己的美学观念遭罪受罚了，也许鲁迅的批评被后来的批评者作了依据，“垫高”了批评的勇气和力量，但那已经是不关鲁迅的事了。
二、静穆与热烈：价值与立场
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不仅涉及到文学欣赏的方法问题，而且还呈现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特别是关系到美学理论或者说是学术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给文学提供支持。鲁迅在批评朱光潜的时候，认为包括朱光潜的摘句以及其他人对庾信《枯树》等诗的喜爱，都是因为这些诗为他们提供了精神的自我“抚慰”，特别是对那些“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懒于求生，又不乐死”，“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的文人。由此引出朱光潜所说的“静穆”观念，认为它也被作为了“抚慰劳人的圣药”⑧。这就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和生存方式，关系到言说者的身份和立场。文学观念不仅是观念本身，而且与社会背景、时代规定和历史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近似于今天人们常使用的话语概念。话语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方式，在其背后有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和价值观念的对话和互动。
实际上，朱光潜把“静穆”既看作是“古典艺术的理想”，也看作是一种人生价值和态度。他认为静穆对人生有“大彻大悟”，“超越”和“泯灭”了人间的苦乐和忧喜。在他眼里，世上有两种人：“看戏的”和“演戏的”，“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地在如何安顿自我上面见出。演戏要置身局中，时时把‘我’抬出来，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看戏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因为有这个分别，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看戏和演戏有不同的位置，也有着不同的自我价值，其结局也“各有盈亏”，演戏的“饱尝生命的跳动而失去流连玩味”，看戏的“为着玩味生命的形象而失去‘身历其境’的热闹”。要做到“能入能出”，却是很难“兼顾的”⑨。将人生看作一场戏，已经是比较超脱的了，再加以演戏和唱戏的区分，更可见演戏的参与和看戏的旁观的立场差异，由此引出人生价值的不同。艺术也与人生相关，是对“人生世相的观照”，不同的人生有着不同的艺术。朱光潜借用尼采的理论，认为情感是狄俄倪索斯的活动，意象是阿波罗的观照，艺术是它们二者的“调合”和“统一”，但“占优势与决定性的倒不是狄俄倪索斯而是阿波罗”，是“狄俄倪索斯沉没在阿波罗里面”，而不是“阿波罗沉没在狄俄倪索斯里面”。显然，他把艺术看作是理性的产物，是对人生的关照，于是，才有他的观照是“文艺的灵魂”的说法⑩。且不说作这样的理解是否符合尼采的观念，就是将艺术家看成是看戏的了，与尼采的悲剧精神就有很大的距离。朱光潜所理解的艺术“观照”是“想象和直觉”，是一种理性的默想。作为观点的例证是嵇康的“目送飞鸿，手挥五弦”，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杜甫的“侧身天地长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因为它们体现了“如何在静观默玩中得到人生的最高乐趣”。
无论是艺术的理性“观照”，还是审美的“静穆”，彰显出的都是一种冷静而旁观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这样的立场和眼光哪怕是被朱光潜认为是有趣味的雅致的审美的人生，是人生的理想境界，有着多少“‘弦外之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都与鲁迅所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南辕北辙、枘凿不合。鲁迅的人生态度显然不同于朱光潜的立场，他是战斗的，抗争的，有着人生的绝望与激情、苦痛与欢乐的热烈。他理解的文学也是战斗的，有力量的。早年的《摩罗诗力说》主张诗歌应“至力足以振人”，要“撄人心”，“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 后来，他大力提倡木刻，希望有“刚健分明”的“力之美”。特别是在批评朱光潜的“且介亭杂文”时期，他对传统重新披上美丽外衣而被提倡感到愤懑不安，对历史与现实的隔膜感到悲哀，对所谓雅人、雅事的趣味更是非常反感。他感到“雅”的不切实际，艰难的现实哪有“雅”的可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雅’要钱，要地位”???。就是历史也无“雅”可颂，残酷得可怕。“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雅”是那些“聪明的士大夫”“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是“忘却”和“麻木”的产物。在他眼里，“所谓‘雅人’”，他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让鲁迅感受最深的却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而是“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那些主张“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人，“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此时此地”，是鲁迅最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也是鲁迅价值立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这也是他和朱光潜发生区别的地方，包括与一切主张审美主义、高雅人生、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人们都有着本质的不同。1934年，他在《且介亭杂文》的“序”里说，自己作文就是要“为现在抗争”，“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就是深切的“此时”感。鲁迅说过“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显然，鲁迅是不相信所谓永恒、普遍、超越这些概念的，而它们恰恰又是朱光潜所坚持的艺术观念。1923年，朱光潜提倡“超脱现实”???。1924年，又主张“无言之美”???。在鲁迅眼里，文学不是纯粹的艺术，而是残酷现实的表达。1936年，他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的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里，特别提到了白莽的诗不同于“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显然是有所指的，很有些不屑于将他们相提并论的意味。他认为邵洵美、苏汶等主张的艺术论，是“披了文艺的法衣”，“和生存不能两立”。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显出不死不活相”。文学是社会时代的反映，“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表达，“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没有静穆的时代，哪能产生静穆的文学？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天地间充满了“明与暗，生与死”，还能为它而“歌唱”？
所以，鲁迅批评朱光潜“静穆”说的意义，不仅是对文学批评方法的校正，对陶渊明诗歌风格的还原，以及对新的美学观念的倡导，而且更是对战斗的、热烈的人生价值的高扬，对战士和勇士的人生立场的坚守。
三、美的现代性：存在论与知识论
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还涉及到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方式问题。中国现代美学拥有不同的资源，西方的与传统的，也有不同的建构方式，知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同时也就有了不同的现代性。以前，我们多从知识论角度去讨论和清理现代美学的来源，如康德之于王国维、蔡元培的影响，克罗齐对朱光潜的启示，传统美学对于宗白华的渗透，却忽略了知识论之外的创造。特别是来自现实的生活体验，来自文学艺术实践的升华。如鲁迅的文艺思想与尼采、厨川白村和普列汉诺夫思想有关联，更有他自己人生体验的积累和对文学实践的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有鲜活的人生底蕴，切近的时代性，甚至有个人的话语方式。鲁迅对审美的历史感、事物的有限性以及生活的日常性的看法，就是生存论意义的美学观念。一般说来，对西方美学的移植和介绍建构了知识论意义的现代美学，可以说是一种翻译的现代性，由嫁接而建构起美学的现代性，盗取西方美学的火种，从移植中获得启示，如同鲁迅所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让中国美学开花结果。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作了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另外，从文学艺术的实践中提炼经验，加以总结升华、创造，此为生存论意义上的现代性。也许它没有高深的理论和严密的逻辑，但却有现实的经验和人生体会，有历史的体温和时代的激荡，它是另一种审美现代性的建构方式。
中国现代美学知识拥有一套概念、判断和逻辑演绎，它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美学的社会普及和学科化进程，但如果将其作为社会人生的设计方案，由此确立人生的审美化或艺术化的人生目标，或者将它作为文学批评标准，规范文学创作，则会出现理论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的矛盾。朱光潜用“静穆”学说去批评陶渊明诗歌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存在论的美学建构主要是从人生体验和文学创作中得来，有如从菜地里摘下来的蔬菜，酒坊里刚刚酿好的新酒，新鲜而鲜活，多存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谈、日记、书信、序跋和文论里，比较零乱和琐碎，甚至还有偏狭之处。但它始终将美与人的存在方式融合在一起，相信“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鲁迅、胡风、沈从文、巴金、老舍的美学观念就属于存在论意义上的美学。
朱光潜偏爱“趣味”和“静穆”的美学，鲁迅则喜欢“刚健”和“力量”的美学。它们不仅仅是观念和价值的差别，更有知识论与存在论美学建构方式的不同。“味”是中国美学的独特表述，主要是指隐于作品之中的某种气韵和意绪，有“滋味”、“情味”、“韵味”、“趣味”、“兴味”的说法。无论是它的表述还是涵义，都有主观性和模糊性的地方。钟嵘较早提出了审美上“味”的概念，他的《诗品序》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颜之推论文章也说：“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司空图提出：“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从“味”到“辨味”，后来还出现了“玩味”、“体味”和“品味”，审美主体与客体共同创建了中国的审美“趣味”。受司空图的感发，宋代严羽还提出了“兴趣”说，清代王士祯提出了“神韵”说。于是，“味”就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以味论美、以味论艺也是中国诗学的审美方式。同时，“趣味”也是西方17世纪以后的美学观念，它强调主体感性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朱光潜融合传统和西方的“趣味”观念，从审美鉴赏引申到人生的价值，扩大“趣味”的意义边界，使其具有艺术和人生的本体意义。
他多次谈到文学的趣味，认为趣味关系到文学价值的高低。“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到的趣味表现出来就是创造”，“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所以，作家应“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因为作家的“风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风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甚至还将“趣味”上升为一种道德价值，“文艺上的好恶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恶同样地强烈深固，一个人可以在趣味异同上区别敌友。党其所同，伐其所异。文学史上许多派别，许多笔墨官司，都是这样起来的”???。文学上的论争多由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等多种力量引起和参与，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文学趣味的不同。显然，朱光潜是从知识论层面看待问题，而忽略了美学的生存论基础。他还认为，一个人的趣味主要由三个因素所决定：资秉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前二者都“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一个人的学养会影响他的趣味，但不能改变他的存在方式。如同鲁迅所说：“文人还是人”，“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通过“修养”所获得的审美“趣味”，显然是一种美的知识，由身世经历生成的审美判断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审美，它被朱光潜所忽略，却被鲁迅所看重。鲁迅认为：“有精力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家。放笔直干的图画，恐怕难以生存于颓唐、小巧的社会里。”有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作家，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文学。没有人生经验的积淀，仅仅是由认知而生成的审美趣味是非常单薄而衰弱的，随着认识的变化也会轻易发生改变，朱光潜对自己的不断修正既可理解为认识的进步，也可以认为是趣味的不可信赖。相对而言，由生存体验而得到的美学观念就要稳定、坚实得多。同是面临时代的风暴，朱光潜快速地修正自己的思想，但胡风却很有些“顽固”，敢于说出“心安理不得”。我们很容易因个性的不同而有意无意地掩盖文学观念的建构方式及其生命力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在挣脱传统之后各自追求着理论的不同建构，知识的引进与理性的搭建都不能忽略或否定中国文学和美学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特别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现实境遇中生长起来的价值观念，更有时代性、本土性和常识性。因此，中国文学或美学在获得西方知识论的支持下，也应该承认它的存在论根据。
至于朱光潜用“趣味”这把尺子，将“口号教条”看作是“低级趣味的表现”，主张“思想上只有是非，文艺上只有美丑”，就有些唯美主义的倾向了。
注释：
①③④⑤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394、396、397页。
② 朱光潜：《谈美・十一》，《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⑥⑧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427页。
⑦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⑨⑩ 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265页。
??? 朱光潜：《情与辞》，《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 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 鲁迅：《“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 鲁迅：《且介亭杂文・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 朱光潜：《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 朱光潜：《无言之美》，《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 鲁迅：《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 朱光潜：《文学的趣味》，《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3、175页。
??? 朱光潜：《谈文学・序》，《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本文从新中国教育体制急功近利，许多人只是把知识作为谋取"官位"和"俸禄"的手段；一考定终身，以分数为衡量学生智能高低的唯一标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和新课改雷声大、雨点小四个方面，论述了目前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四大弊陋之处，说明教育应该考虑成本，如果一味地高投入、低产出，连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培养不出，那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犯罪。
关键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认知能力；道德教育；审美教育；情感价值教育
中图分类号：D261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学生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中国学生经过长期积累和严格训练，可以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摘金夺银，耀武扬威，为国争光，但代表创造力最高水准的诺贝尔大奖却始终与中国人无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新中国教育体制急功近利，许多人只是把知识作为谋取"官位"和"俸禄"的手段。
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一个人要是在业务上有点"明堂"就去当官了。从此以后，他便到处去开会，到处做报告，到处去喝酒，到处去应酬，哪来时间搞学术？目前，国内名牌大学存在"一流生源，二流师资，三流管理"的现象；大学教师忙于申请课题，搞经费，写论文，功利心太强，学术造假时有耳闻；平时大牌教授难得一见，更别提与之探讨与之交流了，学生基本处于"牧羊"状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高职称，因为职称不仅涉及到教师的职业荣誉与学术地位。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教师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在中学，许多教师忙于辅导学生参加奥数竞赛。像我们参加一次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要经过市级、省级、部级层层培训和选拔，最后挑选出来的尖子生还要集中到国家集训队，在专家指导下进行高强度、超常规的培训。
二、一考定终身，以分数为衡量学生智能高低的唯一标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无论是过去的"三好学生"，还是今天的"五好学生"都不如智育一好，学习成绩仍然是评价学生的主要标准。应试教育追求答案的规范化和唯一性，严重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标准答案一统天下，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唯标准答案是从，丧失了质疑商榷能力，进入思维定势状态，在处理问题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这无疑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得·加德纳在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后，在《智力结构：多元智力》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的智力绝非客观、静态、一元的，他将人类的智力分为八个方面：1、语言智力：指用语言思维、表达和欣赏语言深层内涵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长大后，很有可能成为诗人，作家、播音员、记者等。2、空间智力：使人的知觉能够在空间自由驰骋、有效地调整物体的空间位置，还能创造或解释图形信息的能力。拥有这种才能的人，如果从小加以培养，很有可能成为航海家、飞行员、建筑师等。3、运动智力：指能巧妙地操纵物体和调整身体的技能。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如果被教练潜心挖掘，很有可能成为出色的运动员、舞蹈家、外科医生等。4、音乐智力：指能够敏锐地感知音调、旋律、节奏和音色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如果勤学苦练，很有可能成为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等。5、人际关系智力：指能够有效地理解别人并与人交往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如果家庭教育良好，有可能成为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外交家。6、自我认知智力：指关于建构正确地自我知觉并善于用这种能力计划和导引自己人生的能力。善待这种能力的人，很有可能成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神职人员。7、自然观察者智力：指观察自然界中的各种形态，对物体进行辨认。能够洞察自然或人造系统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一般会成为猎人、植物学家或农夫等。而应试教育只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数理智力，忽视了与学生未来成功密切相关的其他各种智力的开发与培养，这既阻碍了学生的发展，也造成了有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教育的根本目的使每个孩子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不是培养千人一面的"标准件"。
由于遗传因素，家庭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的不同，在同一班级的学生中，虽然有着共同的年龄特征，但是在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禀赋、潜能等方面都会存在很大差异，教师要承认个体差异，尊重个体差异，才能因材施教。有位专家研究发现，"学困生"的想象力远比"优等生"丰富。那些在课堂上死气沉沉，不敢举手，就算举了手也说不到点子上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优等生"；而生龙活虎、抢着发言，有着精彩惊人之语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学困生"，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说明我们的"优等生"在赢得分数的同时丢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我们的"学困生"在丢失的分数的同时，却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四、新课改雷声大、雨点小。
更为荒诞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认为新教材加上多媒体就等于新课程。这些教师穿着新鞋走老路，我行我素，他们固守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是教学内容的制定者，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者，却不知教师首先是导师，引导、指导、诱导、辅导学生如何进行学习的帮助者；其次是课程的设计者、开发者、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合作者；再次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也是动态的研究者、学习者。那种唯知识论，唯教材论、唯教案论、唯课堂论的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较多关注的是知识性的要求，很少关注能力的培养，至于情感、价值、态度等非智力因素很少提及，甚至用单纯的知识教育来代替道德教育、审美教育、情感价值教育。
教育应该考虑成本，如果一味地高投入、低产出，连几个像样的国际大师都培养不出，那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犯罪。有人说："教师是用昨天的知识、教育今天的孩子，成就明天的梦想。"这句话仔细思考，不无道理。因此教师要不断转变教学理念，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从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人才需求的实际出发，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采取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保护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把学生培养成肩负起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材，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富，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早日实现，而贡献自已的绵薄之力！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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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诉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朱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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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冲突与平衡王伟
11.教师惩戒权在我国立法中的实然走向易招娣，章静，李艳艳
12."过劳死"的法律性质的探析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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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巴蜀方志植物名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分析鲜晓丽
92.从符号互动看微博意义的建构田飞，王海龙
93.论健身舞蹈在新疆的传播李素军
94.论舞蹈啦啦操在我国高校的推广张小龙，王静
95.论独立学院学生社团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梁军
96.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的探析梁刚，刘帅
97.利用隐性教育资源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叶韵，杨洋
98.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的现状与思考刘胜
99.安全教育在高等院校体育教学中的必要性李勇刚
100.论我国高校职业指导工作刘进，赵耀
101.《商贸法语》教学现状分析及改革对策黄昱
102.如何做好一名高校数学老师张纯，周群艳，王霞，毛磊
103.论素质教育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曲涛
104.英语翻译教学提升对策的实证分析束永睿
105.诊断式教学和人本教学在法学中的运用姜敏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9篇
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金沙江在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汇聚成奔流不息东去的长江。由于地理坐标的原因，李庄古镇顺理成章地成为万里长江第一镇。 李庄位于宜宾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因境内有一天然大石柱而得名。春秋战国时即为古荧人聚居地，属古国、焚侯国地，至今已有2400余年历史。南朝梁武帝548年置南广县。隋、唐、宋代作过戎州(今宜宾市)州治、南广县、南溪县治长达400多年。汉代在这里设驿站，水运可直达泸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因此逐渐发展为万里长江起点上的第一商贸重镇。被誉为“江导岷山，流通楚泽，峰排桂岭，秀毓仙源”的天赐福地。
李庄文物古迹众多，人文景观荟萃，2006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现保存较为完好的古迹有明代的慧光寺、东岳庙、旋螺殿，清代的禹王宫、南华宫、天上宫、祖师殿、文昌宫、张家祠堂、罗家祠堂、四姓大院民居、肖家院民居、栗峰山庄等。有体现明清建筑特点的庙宇、殿堂、楼台、古戏楼、古街道、古民居；有很高古文化欣赏研究价值的“九宫十八庙”；有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旋螺殿”，与“奎星阁”、“百鹤窗”、“九龙碑”一起称古镇四绝。
在历史的坐标中，李庄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即便是在最详尽的地图上，李庄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然而，在60多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中，李庄却演绎了一段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历史。当时。这个小小的古镇与重庆、昆明和成都并称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达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镇――李庄。在那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李庄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摧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打开历史封存的记忆
抗战初期，中国各个车站、码头都挤满了拥向大后方的人们。逃难的人们把昆明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国民政府 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西南联大等机构分布在昆明的各个角落。然而，昆明并非一方净土。1940年，日寇逼进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心急如焚，面对敌机无休止的轰炸，满腹经纶的他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走的事宜。
1940年8月的一天，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意外地收到了同济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函。和傅斯年一样，同济大学也在四处寻找新校址，因此先后向教育部和川内的校友发出了相关的函件。钱子宁曾就读于同济大学，义不容辞地为母校奔忙。教育部通过正规渠道由宜宾专署转到各县要求协助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寻找新址的公函，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回复，回答都是没有合适的地点。
钱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罗南陔，时任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罗南陔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马上约请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张访琴、李清泉、江绪恢等社会名流来共同商议。
对于这件事，虽然多数人都认为接纳迁川单位来李庄，是为国家出力，是支持抗战，但是一下到来这么多的外乡人，不少人也心存顾虑。而罗南该则认为，虽然这些单位迁来，物价肯定会上涨，但是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主要的是这些文化教育单位迁来，能够给李庄的青少年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和权力，他终于说服了大家。经过多次磋商后即刻推举张官周、李清泉作为李庄的代表，前去南溪县面见同大先遣人员，陈述李庄可以接纳的各种有利条件。并同时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同济大学发出电文，热情相邀：“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一次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大迁徙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搬迁。紧接着，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以及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大地测量所等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也相继展开迁川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受敌机轰炸的地方，对这些研究机构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对已经饱受战火煎熬、不停搬迁的学者们来说，这却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梁思成在给好友，当时在重庆担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信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他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有了10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新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梁思成的信反映了当时许多学者被迫无奈的心情。
这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的行列中，有很多车上装载的都是书籍，这中间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实际上。忍痛和朋友们分离的梁思成。也是为了利用这批图书开展研究工作，才决定跟随史语所搬到李庄的。掺杂着人和货物的车队缓慢行进在川滇公路上，车队经曲靖、宣威、叙永、泸州，到达宜宾最大的码头合江门码头．他们从这里乘船沿长江前往李庄。就在所有的箱子都快运上船的时候，史语所的一船图书在这里发生了意外：有些木箱太重，一搬上去木船就失去了平衡，“哗”的一下木箱就翻入江中。最后，木箱终于被打捞上来，可那些珍贵的书籍被江水浸泡得惨不忍睹。
1940年12月13日，搬迁队伍结束了苦不堪言的旅程，终于抵达李庄。当他们疲惫的脚步一踏上这个古镇的石板路，就感受到了李庄人民的盛情邀请和支持，地方政府组织民众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庄给经过六次颠沛流离的同济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提供了一个没有敌机骚扰、能安定从事教学和工作的环境，无疑是“适兹乐土”。因此，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和文化科研机构共计1．2万人，携大批珍贵文物典籍相继从昆明迁到当时不足3000人的李庄。当时，李庄承受的巨大压力不难想象。
同济大学的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慧光寺、东岳庙、祖师殿等几所寺庙和大量民居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离李庄五公里的板栗坳，成了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大师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人类体质研究所的驻地，社会所则搬到了门官田。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选择了上坝月亮田，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五年。
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在此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李庄为在祖国到处漂泊不定的文化人安放下了一张心怀天下的平静书桌，集结了一大批成就斐然、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童弟周、梁思永、劳干、李方桂等云集李庄。他们不畏艰辛、险阻，潜心于教学与研究，度过了他们终身难以忘怀的几年学术生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先后迁回原处．使李庄成为当时的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庄期间。抗战文化人以学抗乱，重道轻贫，以极大的自觉精神，一意追求学术崇高，视学术重于生命。在信息不畅、资料遗损的困难环境中，他们仍尽心于教学与研究，相互关爱、患难与共；在生活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以笔为枪，以昂扬的文化精神、坚韧的文化态度，冲锋在文化抗战的最前沿，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奏响了一曲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赞歌，使炎黄子孙的一脉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灭我中华文化之野心。为民族独立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精英人才辈出，中华文化光耀千秋
在李庄的岁月中，同济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在原有理、工、医三个学院的基础上，1945年又增设了法学院，同时进行了系科调整。当时，学生人数1100多人。先后毕业人数680人。在李庄求学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中科院院士的就有王守武、唐有祺、卢佩章、吴孟超、王守觉、吴、吴式枢、涂铭旌、朱洪元、陶亨咸、俞鸿儒、裘法祖、曹楚南等。后来在史学、文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着特殊建树的顶级学术人物如周一良、屈万里、罗尔纲、夏鼐、丁树声、任继愈、王利器、周祖谟、罗哲文等，正是当年在这里经过淬砺而成长起来的。李庄古镇在国难民困的岁月，成为了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哺养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建设人才。其功不可没。
同济大学医学院杜公掘教授、邓瑞辟等专家彻底根治了当时川南流行的麻脚瘟，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病人。这一科研成果，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第三届)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六同别录》；梁思成在这里写就了十余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同济大学的童第用，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借助飘雪或太阳之光，在显微镜下做胚胎学实验；任教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来此休假亦不废时，重写因逃警报丢失的《知识论》书稿；董作宾与其弟子在戏楼利用门板搭成的“桌子”完成了《殷历谱》；董同研究汉语音韵于民舍，撰写了《上古音韵表稿》、《汉语音韵学》；被战乱和病魔夺走了两个女儿的李济，虽心怀哀痛，仍坚持整理、研究殷墟考古资料；邓广铭在一间小屋里写出《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梁思永拖着重病的身体完成了《宋史》；罗尔纲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一部《太平天国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2000年被评为“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建筑知识论文范文第10篇
第一次“西学东渐”从时间上看，自1582年利玛窦入华，1772年雍正开始驱逐传教士，到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抵京见到最后一个传教士钱德明，持续了两百多年。而其耶稣会士的规模，共计也有400多人，而其教徒到1700年已经达到30多万。[1]（P23）不论是传教，还是学术传播，都对中国社会以及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顾、黄、王几位大师，也都对当时的西学有所研究，而这种研究对于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中国学术内在发展逻辑来看，宋明理学的总体特色是孟学，荀学的知识论传统受到压抑，明末已经出现了厌弃理学空谈的整体气象，荀学的知识论传统开始抬头，“西学东渐”无疑提供了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知识论相结合的良机。对于传教士传入的西学，中学的反映基本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反其宗教亦反其科学，如黄贞、杨光先等儒家学者以及佛道在内；一类是既相信其宗教亦相信其科学，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他们对西方科学介绍和应用的贡献最大，对于实学的经世致用开展居功至伟；第三类是只相信其科学而反对其宗教，如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锡阐等，主要从哲学层面将其辩证地吸收到实学理论构建中来。任何一种文化，发展久了也会出现异化，异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物极必反，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回归和上升，然而如果此事有外部积极因素介入就可以加速这种转化。实际上当时的“西学东渐”促成了由理学向实学的转化，清代如果不进行闭关锁国，而是主动考察整个西学进行积极回应，则明清之际的实学自然会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理论依据，而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紧要关头，中国实行鸵鸟政策，自我封闭了一百多年，使得中西文化交流被人为地阻断了，实学的理论发展也被文字狱等高压手段打压下去，直到晚清才又接上头，而这时已经是别人的船坚利炮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了。
就明末清初的整体学术而言，尽管当时的传教士还没有将西方最新的人文科学知识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其所介绍的内容及其影响而言，则加速了中国的哲学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换，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促进了从格心致知到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转向
理学时代的格物致知，实际上佛道也是一样，他们不是在格物，而是在格心。正如利玛窦责难莲池大师时所争论的那样：心之物象与实际之物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差别。那种合眼并手的格物穷理所得到的只是一些虚幻的、无法实证、无法实测的镜花水月，主要乃是限于宗教、道德以及文艺等领域，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实际事物了无所知，正如李塨所说：“汉后二氏学兴，宋儒又少闻其语，于是所谓存心养性者，杂以静坐内视，浸湟释志，将孔门不轻与人言‘一畏性天’之教一概乘反，处处谈性，人人论天之外，以孝悌忠信为行，注经论道为学，独于孔门之礼乐兵农、执射执御、鼓瑟会计，忽焉不察，以为末务，又诱之于小学已失而道置之。……率天下之聪明杰士尽网其中，以空虚之禅悦恬然于心，以浮夸之输墨快然于手。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者。”（《恕谷后集：与方买皋书》）理学于国计民生乃是弊大于利，而西学传入之后使得理学的格心穷理转变为格物穷理，知识不再是靠合眼并手而来，而是要靠学习和实践，西学传入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建筑与火器制造等实用技术，如果不学习、不实践，任你怎样合眼并手，都是无法科学知识的。宋应星曾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天工开物•序》）在明末，兴起了一种探索自然的博物之学，流传下来的著作，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是探索自然的杰出成果。徐光启是明确地将西方自然科学定义为格物穷理：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余绪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2]（P66）徐光启认为宋明以来科学技术的衰废主要表现就是数学的衰废，其原因就在于理学的空虚与象数学的神秘主义。他说：“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
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刻〈同文算指〉序》）数学乃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徐光启可谓一语道破宋明理学以及佛教、道教的神秘主义对科学的阻碍作用。宋明理学家，大多把河图、洛书、周易等搞得神乎其神，有所谓的“天机不可泄”之说，尤其是邵雍的象数之学，佛教和道教也有提倡神秘主义的一面，把本来可以说清楚的自然科学与神通挂上关系，使得古代的科学技术缺乏精确地表达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致于总是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得不到长足发展。徐光启形象地说道：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人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练丝染缕，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也。（《〈几何原本〉杂议》）“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实际上乃是当时中西在自然科学方法上的差异，即使是师徒之间的“传渔”都搞得很神秘和严格，虽然保住了专利，却也因此出现创新不足和失传的问题。徐光启立足于严密推理的欧几里德几何体系，以精确、明晰的语言来介绍西方的《几何原本》，树立古代的算学成果，其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居功至伟。对于学术从理学指导下的自然科学的模糊性、神秘性向近现代实学指导下科学的明晰性、精确性转变，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徐光启在论述《几何原本》的重要意义时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徐光启翻译西学的时候，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尚不太远，后来又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倘若徐光启的格物穷理思想能够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推广，中国近现代历史也许就要重改，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社会条件的特殊性，尤其是明清鼎革造成了上亿人口的毁灭，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也由于满清入主中原时还处于农奴制的时期，一时间还难得适应先进的生产方式，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导致中国清代社会与欧洲的差距越来越远。
而在清代前中期的官方思想也与主流思想出现背道而驰的奇特现象，清学在官方重提程朱理学和文字狱的高压之下，出现一种脱离现实的单纯的经学考证现象。但是一旦到了道咸时期，由于政策的宽松，我们又可以看到龚自珍、魏源等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
二、促进了由道德治世向科学经世的实践论转向
在理学时代，士大夫以及官僚都把关注重点放在道德、哲学、文艺等上层建筑上面，而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面关注甚少，不仅如此，还认为谈论这些就不是君子人格和风范了，所以导致了国家积贫积弱。西学传入后那些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科学成果使得一些士大夫看到了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乃是个人生活改造的巨大作用，他们首先从实学的空谈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科学知识来完成经世大业。
他们认真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农学、医学、工程技术等科学知识，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把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建立在科学经世的基础之上。在利玛窦看来，利用西方的数学以及科学等技术来进行经世，“所关世用，至广至急也。”他说：“夫为国为政，必熟边境形势，外国道里远近，垠地广狭，乃可以议礼宾来往之仪，以虞不虞之变。不尔，不妄，惧之必轻之矣。不计算本国生耗，出入钱谷之几，无以谋其政事，自不知天文，而恃信他人传说，多为伪术所乱荧也。农人不豫知天时，无以播植百嘉种，无以备旱干水溢之灾，而保国本也。医者不知察日月五星序次，与病体，相视乘和逆顺，而妄施药为针砭，非徒无益，抑有大害。故时见小恙微疴，神药不效，少壮多夭折，盖不明天时故耳。商贾懵于计会，则百货之贸易，子母之入出，侪类之衰分咸晦混，或欺其偶，或受其偶欺，均不可也。”（《译几何原本引》）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利玛窦从西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保国本，这是十分精到的见解，他尤其强调科学在军事中的作用，“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在明末频繁的战争实践中，徐光启、孙元化等人运用西方的数学、火炮等科技是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的，后金伤亡惨重，然而由于政治的腐败，就是西方的科学经世也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大明帝国。
但是这些经验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徐光启跟焦竑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能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提倡文章要能“经世致用”。他说：“世之言文者，以为文不必为世用，麒麟凤凰不与鸡犬并。”（《焦氏澹园续集•序》）徐光启抛弃了那种整日高谈道德而轻视技艺的“经生”之业，对于以前甚为擅长的诗赋书法，悉屏不为，专门钻研那些被所谓“君子”不屑的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农业、工艺、数学等，而且后半生几乎用全部精力致力于此。本着“无事不可精”、“无事不可学”的求知精神，徐光启提出了他“本业富国”和“强国正兵”的经世主张。徐光启的“本业富国”思想，实际上乃是以农业为国家之本的重农思想。
然徐光启与封建社会的农本思想又有所不同。以往的农本思想乃是相对于四民（士农工商）而言，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实际上就是重农轻商。而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则主要是要用科技来发展农业，他一生的农学著作甚多，如《农政全书》、《甘薯蔬》、《农书草稿》、《北耕录》、《泰西水法》等。就《农政全书》而言，就又分为十二门：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其中所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农业技术及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如水利、垦田、救荒、旱作技术、治蝗等，这与以往封建统治者空喊农本实则剥削农民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近似于西方魁奈的重农思想，徐光启并不反对商业，陈子龙在总结徐光启的思想中就有“有备者，尚积蓄，禁奢侈，设平常，通商贾”（《农政全书•凡例》）的记载，在他看来，通商也是国家经济活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徐光启也是一位军事家，面对当时倭寇骚扰以及北方后金的威胁，他提出了国家的富强之术在于“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复太史焦师座》）在军事上他认为要“求精”和“责实”（《拟上安边御虏疏》），求精实际上乃是针对当时明朝募兵虽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明军战斗力并不强，比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四十万大军攻打后金几万人却一败涂地，精兵方面除了裁汰老兵和弱兵外，还提倡用坚甲利器，主张用西方的火炮技术来加强军事。在责实方面，他提出要“实选”、“实练”的主张：“用兵之要，全在选练。
此人人所知，别无奇法。但选需实选，练需实练”（《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他还提出了关乎胜败的管仲“八无敌”（财政、工事、武器、选兵、政教、情报、指挥）与晁错的“四予敌”（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等具体措施，然而晚明的最主要问题不在于科技，就当时的后金来说，生产力以及武器装备还是远不如明朝的，问题在于政治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些类似徐光启的正确主张也不能落实或者无法抵消政治腐败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宋应星也是一个关注民生实事的科学家。他一生著有《论气》、《谈天》等自然哲学著作和《野议》等政论文，但他最为著名的还是《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全书分十八卷，四万余言，附图一百二十余张。全书的指导思想是“贵五谷，贱金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他要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给那些只从事心性空谈而不重视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看的。宋应星认为那些王孙弟子、科举人才，“匹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他们欠缺的正是万事万物的闻见之知和科学知识以及去改变民生疾苦的实际行为。
宋应星与明代的徐光启、李时珍、徐霞客一样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对科学的提倡来改变当时鄙薄科学技术和崇尚空谈的恶习。《天工开物》十八卷可分为上中下三部，讲的都是实在的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技术。上部六卷主要是讲吃穿方面的事情，包括农作物的耕作技术，衣物的纺织和染色技术，谷物、食盐、食糖的加工和生产。中部主要讲器具、器物的制造，包括砖瓦、陶瓷、金属工具、车船、造纸、榨油、煤炭、石灰等的开采和制作等。下部则主要讲五金采炼、兵器制造、酒曲、珠宝、文房用品等方面的技术。在全书中，对于那些皇陵建造、长城修建、园林建设等国家大工程一概不提，在宋应星看来，那些工程劳民伤财，与生产发展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为统治者奢侈享受而服务，他更关心的是小民百姓的生活。这样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不是少数，而是成为了整个明末清初的学术主流，实学也正是由这些胸怀天下而又能够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和思想家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
三、促进了由主观臆测到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转向
不论是佛道，还是宋明理学，他们都自负于自己理论的圆融构建，然而他们的理论构建主要是自己主观的逻辑推演，对于是否适合现实生活，是否解决了民生日用的问题，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满足于读书和静坐的生活方式，认为主要在主观上想通了或者是通过长期的静坐工夫就会得到万古不变的真理。现实生活的复杂往往不是单纯的思维和想象能够解决的，必须要到生活中去学习、去实践，去检验，才能得到有实用价值的真理。西方科学的传入，不单单是知识的输送，实际上也是一种方法论的传播，“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为重要。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有些是直接学习西方逻辑方法和思维方式，在这方面的典型主要是数学和逻辑学。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蕴含了丰富的演绎逻辑。《几何原本》是从公理、公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严密的理论系统，正如利玛窦所说：“题论之首先算界说，次设公论，题论所据，次乃具题。题有本解，有作法，有推论，先之所征，必后之所恃。十三卷中五百余题，一脉贯通，卷与卷，题与题，相结倚，一先不可后，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至终不绝也。”（《译几何原本引》）其中贯穿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以及其他逻辑规则，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它有“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的严密逻辑性。逻辑学著作主要有李之藻与传教士傅讯际共同翻译的《名理探》，《名理探》是17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原名叫《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这是真正从思维方式上学习西学的一次重大进步。全书共分上下两编，共二十五篇。上编十卷，主要介绍五公、十伦。下编分为两部：一为名家之训诂；二为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三段论以及形式逻辑等。可能由于初次接触西方逻辑的缘故，李之藻翻译上编就花了五年时间，而且导致一眼失明，下编没有翻译。而且《名理探》主要是神学为论证上帝信仰而写的烦琐论证，本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只三万五千字，而《名理探》却有二十多万字，而当时培根的《新工具论》传教士也没有介绍过来。即便如此，也给中国打开了一个从方法论层面了解西学的窗口。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论辩实际上完全不是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佛教的反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了解过西方的形式逻辑，而真正后来对西方形势逻辑搞通了的是严复，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
在运用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实学注重实证、实测与实用的科学精神。徐光启发挥西学的实证精神，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都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徐光启在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尤重“实验之法”。1629年5月1日发生了日蚀，徐光启认为：“论救护可以侧免通行，论历法正宜详加测验，盖不差不致，不验不用。”对于西方的历法经过实证认为是对的，就该采用，如果经过测验是错的，就不应该使用。康熙也十分重视西方科学的实测精神，他经常和大臣一起测量土地的高低远近和星宿的距离，把数学知识推广到日常生活和工程建设之中。传统地理学只注重研究地理的人文方面，很少涉及自然地理，因此漏洞很多。利玛窦的《堪舆万国全图》在中国流传之后，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地理学进行实测的兴趣。顾祖禹、徐霞客、刘献廷等都走出书斋，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徐霞客，不仅纠正了很多传统地理学的错误，还通过实地考察破除了很多的迷信传说。明朝编撰的《明一统志》，不是靠实地考察，而是靠抄袭以往的地理旧书以及经书为标准，其中错误尤多。徐霞客在饱读那些经书旧著后产生了种种的疑虑，而他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了“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结论，提倡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真知，而不能只靠经典和主观想象来做学问，他通过考察订正了以往很多地理学著作的错误，比如《尚书•禹贡》中一直存在的“岷山导江”的说法，认为长江的源头应该是金沙江，金沙江比岷江要长一千多里。在实地的考察中，他得出了科学的知识和结论，如广西、云南等省的岩溶地貌的成因、海拔高度对植物生态的影响、虹吸原理等诸多科学结论。钱谦益赞赏《游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然而他的这种求知方式却被当时的理学、心学儒士称之为“奇人”、“怪人”，然而正是这种好奇之心才产生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知识。
明代也是一个三教盛行的时代。道教和佛教都有神仙鬼怪、神通之说，儒家的谶纬术数也一直存在，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破除神仙鬼怪的迷信。徐霞客在考察各地名山、洞穴以及水源的时候，常常会碰见有鬼怪精灵的说法，当他在湖南麻叶洞考察时，当地说里面有精怪，人人都不敢进去，只有他和仆人两个进去，结果安然出来。在旅行的过程中，他多次用科学来解开了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灵怪现象。但是对于他对于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也采取了“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比如在云南腾越打鹰山，对于当地三十年前的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实际上是火山爆发）就只是忠实地记载而已。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徐霞客在超越他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时候相信有神灵的存在，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科学观念来苛求于他，但是那种试图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奇异自然现象的做法却无疑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西学的科学精神使得当时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通过实践获得了很多真知，也对经国安民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但是由于上层建筑的腐败，使得这种进步无法抵消政治腐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所以后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才是天下的大害，因此提出了早期的民主制度的构想。
第一次“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开始在中国成长起来。中国古代本身也有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墨家，后来罢黜百家之后，荀学担任部分这方面的功能。就中国文化内在演进逻辑来看，就大的方向而言，主体已经由孟学开始了向荀学的转变，注重知识的荀学以及墨学等诸子百家与西学契合而产生了科学的实学，并且将其上升到了理论层面，形成了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质测之学”，这就是方以智“质测、通几、宰理”的理论，开始把自然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凸显出来。王夫之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搔首问》），“质测”之学实际上就等同于西学中的自然科学。方以智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质测之学的研究对象是悠久广大、无所不包的客观物质世界。除了质测之学外，学问知识还包括通几和宰理，他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宰理乃是专指社会伦理道德等治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而通几则指的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必然性，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他有时候也将其称为“物理”、“宰理”和“至理”，基本上与“质测”、“宰理”、“通几”相对应。
对于“质测”和“通几”之间的关系，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物理小识•自序》）“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物理小识•总论》）“质测”和“通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够摒弃实际知识而凭主观去创造什么思想体系，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质测范畴而不能将其上升到哲学的范畴。而理学家多固守宰理，对于质测之学，甚为荒疏，“汉儒解经，类多臆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通雅•考古通说》）他进一步指出，理学家理论跟实际的脱节，一是理论不是来自实际，二是理论不落实到实践中去，“世所为儒者，多有二病，穷理而不博学，闻道而不为善”。（《稽古堂文集•旷达论》）然而，他最终还是把“通几”等于抽象的《易》，认为“通几”高于“质测”，提倡绝对的本体而最终又回到了理学家的原点，他说：“谁是合内外、贯一多而神明者乎？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能研极之乎？”（《物理小识•自序》）由于西学当时传入中国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方以智能够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并把其独立为一门新兴的“质测之学”，这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
尽管第一次“西学东渐”给中国的学术转型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对第一次“西学东渐”给予过高的评价，这里存在着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次“西学东渐”存在着很多先天的不足，首先是传播内容以神学为主，科学为辅，这实际上乃是把西方开始走向没落的宗教文化传入中国，就科学而言，传教士传授的也主要是欧洲古代科学的主要内容，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四元素说”，而对于近代西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以及伽利略的试验法、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并没有进行介绍，这既有宗教偏见的因素，也是由于前卫的东西到普及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第一次“西学东渐”虽说促使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兴起，但是中国学者学到的并不是西学的精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同样如此，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基本上没有介绍，这既是传教士的所决定了的，同时也与中国封建王朝的老大帝国观念有关，他们还认为天朝大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优秀的。因此第一次“西学东渐”完全是西学占据主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明清两个帝国基本上没有派一个中国学者到西方去实地考察。
包括顾、黄、王在内，都认为西学除了科学方面，别的无所取材。有意思的是，西方倒是从中国这里学到不少东西，为他们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少养料。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无神论，进而用它来反对天主教的有神论。其中的伏尔泰是“全盘华化论者”，极端赞美中国文化。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法律和政治制度，他甚至认为大宋朝虽然被蒙古所灭，但被征服的是那打胜仗的君主，而不是打了败仗的人民。狄德罗则认为西方只有一只眼睛（科学），而中国有两只眼睛（道德和科学），中国民族，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的民族之上。甚至连中国的重农主义也得到经济学家魁奈的赞赏。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是来自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介绍，所以很多地方显得不是很全面，但是也客观地揭示出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长处所在，这些长处在中国后来由于生存危机的凸显而被说得一钱不值。我们研究西方的汉学观，不是只看那些歌功颂德的东西，相反指出我们问题所在才能真正促使我们进步。卢梭就不同于伏尔泰等人的极端赞美，他的“复归自然”的思想得力于老子，他跟老子一样，并不认为文明就必然导致幸福。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学艺虽然很发达，但是这种文明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保护，那么这种文明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原话是这样的：“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艺是为人尊崇摆在国家尊荣的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