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历史论文范文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地方课程中的乡土历史资源是指学生所在地区的各种历史课程资源的总和，主要包括本地区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文化传统、名胜古迹、革命遗址、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基于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新课程教材的开发中乡土历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研究——以桂林历史乡土资源开发与利用为例”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的实践与探索，本文谈谈新课程教材开发中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一、在新课程视域中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价值考量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提出：历史学习中要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何被强调？试从新课改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新课程视域下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新课程持创生取向，认为课程不是纯粹的学科或教学计划，它是一种“符号表征”，是一种“文本”，通过解读和建构“文本”，寻找意义，揭示价值。课程实施的过程本质上是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创生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课程实施的落脚点在于创造教育经验和发掘显性课程的隐性意义。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契合了新课程的这一创生理念。

历史课程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各地遗留的历史资源各具特点。每个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均可基于当地环境中的乡土课程资源、教师的教育经验、所教学生的具体需要等，通过整合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要素，努力开发当地的乡土历史课程，因地制宜地开展历史教学活动。师生对乡土历史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过程，正是创造和生成新的教育经验的过程，这是合乎新课程论的有意义的教育活动。

（二）新教学目标视域下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1.知识与能力维度。乡土历史课程基于国家基本课程，是对国家基本课程的延伸和拓展。因为现行各版本新课标教材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描述都较为简约，甚至点到即止，显得抽象而凝练。而乡土历史课程与此相反，它感性而博大，学生通过搜集、阅读乡土文本史料，考察历史遗迹遗址，或访问长辈、历史知情人等，可以获得国家课程文本之外更为丰沛的历史知识。亲身参与开发和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可以培养学生观察历史事物的能力、利用历史知识的能力、创新史论的能力、合作学习的能力、动手实践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等。显然，乡土历史课程能够切实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过程与方法维度。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主张“从做中学”。我国传统的历史教育“以历史教师为中心、以历史教材为中心和以教室为中心”，将学生“关”在教室，导致教育与生活脱节，师生教育体验不多、不深。而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必须带领学生走出去，进行探究式学习，激发学生的主体参与性。在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主动参与乡土史开发，在遗存的历史现场感受历史，亲自动手整理历史材料，并在这个过程中探究：历史事件和现象为何发生，又如何影响其他历史事件的发生？如何分辨可信文献和“野史”资料？通过自主探究和自主解决历史问题，学生可以掌握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历史教学，最重要的情感导向无疑是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建议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应从乡情教育开始，以避免历史德育渗透的生硬和牵强。实践证明，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乡土历史使学生倍感亲切，生成于可以触摸的历史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润物细无声之效，且能春风化雨，长久不衰。

（三）新教学方式视域下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新课程改革的重点、难点之一，是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教师要切实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注重培养学生质疑、探究的意识与方法，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学生富有个性地学习。

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具有满足新教学方式要求的适切性，有助于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乡土历史课程提供了一个多样化、开放式和探究性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无论是乡土历史资料的收集，抑或是鉴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得出历史结论，还是尝试撰写历史研究报告，都突出了历史学习的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让学生参与开发和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活动，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其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帮助其形成科学的历史学习方法，增强其创新意识，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二、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策略与途径

（一）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三原则

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不能违背新课标的初衷，须谨遵以下三原则。

1.辅原则。在新课改主张建设的三级课程中，国家课程体现了提高公民素质的国家意志，是保障国民基础学力的底线。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是倡导教育民主、张扬师生教育自的产物。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是基于尊重和保证国家课程能够落实的前提，是在国家课程的“专业引领”下的适度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只能处于辅助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不可过于夸大乡土史教学的重要性。课题组对于乡土历史资源的选材，采用了这样的做法：对照人教版必修一、二、三的目录，确定开发乡土历史资源的方向和内容；以辅助国家课程教学的方式，优先开发和利用与教学目标相适应、与教材内容相关度高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2.针对性原则。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包罗万象，取之不竭。以桂林为例，这座具有2 100多年历史的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城市，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说文字类史料，仅是石刻、壁书和遗址就不胜枚举。据我们调查，桂林现有文物古迹552处，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46处，其中灵渠、靖江王府与王陵、李宗仁官邸与故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甑皮岩遗址、桂海碑林等6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使专业学者，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对这些地方史料作出透彻研究，何况高中生短短几年的学习周期！因此，对于桂林市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所有的乡土历史资源都要开发和利用，我们只能有针对性地选取有利于高效实现新课程理念、有助于学生把握和理解具体史实和历史概念、对学生终身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历史资源。

3.主体性原则。在开发与利用桂林市乡土历史课程资源时，我们课题组始终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师生共同参与的原则。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各个主要环节如查阅、收集和分析历史资料，访问历史事件亲历者，研究历史遗址，制作历史模型，撰写调查报告等等，都由学生亲自策划、推进和完成。教师的角色还原为“指导者”和“组织者”：比如介绍查阅资料的方法和途径，传授甄别史料可信性的方法，组织考察历史遗迹活动，指导学生组织召开研究成果报告会等。

（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方式和途径

1.搜集整理文字类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凡是通过文字的形式为历史课程提供乡土教育内容的资源都可以划入“文字类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范畴。我们搜集整理的文字类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主要包括乡土教材、历史档案、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家谱、族谱、科学技术史、文学艺术史、当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市一直重视挖掘本土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我们着重关注桂林电视台、《桂林晚报》和“桂林人论坛”上的“老城记忆”板块。有时是直接收录有关的作品，有时是以其为线索补充完善相关乡土历史资源。课题组成员余敬敏、陈潇老师坚持发动学生养成剪报的习惯，凡与我们拟定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库相关的材料，都督促学生及时地剪辑下来，并分门别类，建立材料档案。三年下来，他们的学生已经积累了几百页的素材。

2.实地考证非文字类的实物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实物乡土历史课程资源是指以实物的形式存在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它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历史文物、历史遗址等。老师们时常带学生走进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比如我们以朝代为序列，在课题组成员钟奕平、何红梅、陈潇等老师的具体组织下，近年来先后带领学生实地考证了宝积岩（桂林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宋代城墙与护城河、靖江王府与王陵、孙中山桂林足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等地方，并指导学生以调查报告、考察日记、考察视频、历史图片、主题汇报（历史课件）等形式记录和整理了这些物质形态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历史遗迹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平台。实地考证乡土史课程资源，既增强了学生对地方历史的感性认知，又启迪了他们的人生智慧；不仅让学生了解了家乡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家乡自豪感和使命感。

3.采访整理口碑类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口碑类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主要指学生所在地区的历史见证人、历史学者（历史专家和教师）和阅历丰富的长者身上所蕴藏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他们是素材类课程资源的重要载体，他们能够在不同层面、从多种角度为学生提供历史素材和历史见解。为了了解建国以来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变迁，课题组成员韦永容老师组织学生开展了“访问长辈、了解家史”为主题的调研活动，并收集了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家庭的珍贵口碑史料、史实。

4.以研究性学习和主题活动带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综合开发。围绕研究主题，指导学生查阅相关书籍，上网搜索相应资料，采访历史见证人，并及时把所得到的历史资料、历史遗迹、历史故事、口述历史记录下来，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录像，再将研究成果集中进行展示，比如举办历史图片、历史论文、历史习作展览等。近年来，我们组织学生开展以“盘瑶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桂林古建筑调查及保护”“灵川九屋江头洲古民居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等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借助研究性学习有效开发相关主题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8届高一学生徐剑、吕开端等在完成了“灵川九屋江头洲古民居探究”的研究性学习之后，在学习报告中写道：“我们从活动中收获了那么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由此，通过阅读建筑这个特殊的实体课本，我们管窥到了建筑历史的小小一角，也了解了九屋这个小村通过建筑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小村兴衰的曲折故事。就历史学习来说，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多角度地实地考察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学会了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2011年，由刘旭老师牵头，课题组教师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参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举办的“发现身边的历史”的征文活动，共收集到本校学生的历史小论文30多篇，涉及“恭城文庙”“灌阳月岭古居”“桂林抗战”“访问抗战老兵黄海潮”“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桂林”“桂林西山隐山石刻”等多方面的历史话题。其中，王兴海、周梓萌等同学撰写的《口述历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桂林憶岭村》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三）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方式和途径

1.在现行教材中进行嫁接、拓展。国家课程标准鼓励在历史教学中进行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这给我们及时利用乡土课程资源提供了很大便利。在使用国家课程资源的同时，我们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适当补充、有机穿插了一些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使它们与国家教材相互印证、相辅相成，在培养学生历史学习兴趣、补充教材史实、印证史论、拓宽教学内容和让历史生动、感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韦永容老师在讲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课时，曾发动学生通过翻阅老报刊、采访“老桂林”、整理资源库等方式获得该历史时期的乡土史资料；在学习完教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成就和失误”的基础上，她安排了一个“讲述你所知道的桂林历史”的教学环节，让学生展示“桂林的浮夸风”“桂林的”“桂林各中学停课炼钢”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使学生对“成就与失误”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教学效果非常好。

2.开设乡土历史专题课。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专题讲座可结合历史纪念日或结合当今时事开展，也可以结合历史教材中某一具体的教学内容进行。例如，时值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抗日战争史的授课刚好收尾，课题组何红梅老师便借助乡土历史课程资源，上了一节《桂林抗战》的主题公开课。由学生亲自收集整理的珍贵照片经幻灯片放映出来以后，在课堂上引起了学生更强烈的震撼。清明扫墓之际，课题组老师苏秋红、何山涛带领高一年级学生到七星公园开展了“凭吊英魂，缅怀先烈”祭扫烈士墓活动，结合研发有关抗战中桂林保卫战的相关资源，两位老师成功地整合出一节《抗战桂林城》的乡土历史课。学生在课堂上分组展示搜集来的有关桂林抗战的乡土课程资源，既是师生研究性学习的好机会，也使学生得到了很好的情感熏陶。

3.实地教学。乡土历史资源有一种直接的开发利用方式，就是与地方历史资源点合作，建立教学基地，开展实地教学活动。目前我校与桂林市历史博物馆、八路军办事处、靖江王府与王陵等多家单位建立了教学合作关系。友好单位支持我校利用其历史资源开展教学活动。2012年3月12日，值孙中山先生忌辰，课题组王德利老师带领学生走上桂林街头，开展了“寻访中山先生桂林足迹”的活动，并在孙中山先生北伐驻跸处——王城进行了现场教学。

4.开设选修课。《广西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学校应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有选择地开设选修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课题组将搜集来的乡土历史课程资源进行归类整理，形成资源库，并借助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库，满足学有余力和有兴趣的学生修习。近年来，由贝桂鸾、李林波老师主讲的“桂林市乡土历史”选修课，深受学生的喜爱。

三、关于在新课程中开发与利用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建议

历史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历史知识不能像其他学科知识那样复原、复制，而且其由远而近的发展规律与学生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相悖，这些都不利于学生进行历史学习。乡土历史课程教学已被证明是符合经典教育理论的一种教学范式，它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论。

目前，国外的乡土史教育已经走在了前面，美国的历史课程设置的模式都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他们的历史教育通常都是从社区和乡土历史开始的。美国各州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必须开设本州的历史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许多历史科教师倡导学生走出学校和课堂去亲身感受历史，他们把教学安排在博物馆、图书馆、历史专题展览馆，或者直接组织学生参观古建筑、古战场、古城墙，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感。历史教师还十分注重组织学生开展乡土史方面的史料收集和编写工作，以亲身参与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历史资料的能力。他们由带领学生考察开始，之后再要求学生以调查报告、考察日记等形式汇报个人心得，利用主题班会的形式安排部分学生在课堂中宣讲，而其他同学参与讨论，培养全体学生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尽管乡土历史教学的价值已被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充分论证，其效果也已被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所证实，但是，纵观国内已经推进课程改革的各省区，乡土历史教学依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地位，哪怕是辅助的地位也未可得。这就使得高中历史学科践行新课程理念被大大地打了折扣，诸如建设“历史校本课程”、实施“差异化教育”和“个性教育”等理念，明显无从落实。

乡土历史课程之所以不能得到社会、学校、家长、学生的广泛支持，本课题组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高考指挥棒的巨大影响，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将乡土历史教学纳入教学评价体系。要使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开发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各级教育部门必须制订刚性的课程实施条例，建立完善、立体的乡土历史课程评价体系，对学校、教师、学生实施量化评价。至于是否把乡土历史课程纳入升学考试的范畴，以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部分省市如上海市就已经在其高考卷中设置了一定分值来考查地方史。因为，只有这样，乡土历史课程资源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开发和更为有效的利用，依附于开发与利用乡土课程资源的诸多先进教育理念也才能真正物化为学生事实上的综合能力。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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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坐在火塘旁边的“ 莫批”马建昌。

发源于大理巍山的一条大河一路向东，经大理、楚雄、玉溪、红河等地，最终流出中国界，经越南入海。这条河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越南境内被称为红河，在玉溪境内称为元江。红河南岸山高谷深，是绵亘千里的哀牢山南部末端，在这里，有哈尼族人口分布密集的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它们习惯上被称为“江外四县”。过去，红河一度被视为分界线：河的北岸被称为“江内”，是接受文明教化的地方;而河的南岸则被称为“江外十八土司地”，是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传说哈尼族人和汉人曾经在红河边活埋白骡，立下互不侵犯的咒誓。

《哈尼阿培聪坡坡》是流传于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的一部长达5600行的哈尼族迁徒史诗。它详尽地记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艰难曲折，从祖地“诺玛阿美”到红河南岸的迁徙历史。

哀牢山上的蘑菇寨

云雾渐渐散开，一幅美丽而壮阔的田园画卷在我们眼前打开。抬眼望去，高处是墨绿色茂密的水源林，苍翠欲滴，在云山雾海的烘托下，呈现出一种神秘的气氛。由于云南亚热带山区受南面海洋性季风和海拔高低悬殊的影响，这里云遮雾罩，降雨充沛，从炎热河谷地带中蒸发升腾的水蒸汽在此化为绵绵雾雨，在林中汇成数不清的水潭和溪流。因此，哀牢山区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特点。

哀牢山系的哈尼族村落，都是在严格考察山形、水势、土壤、植被、气候等地理因素的基础之上兴建的。哈尼族建寨故事《为什么哈尼族居住在半山腰》讲到选择三个居住位置时，认为中间一块地方最重要。选择半山腰，既便于妇女就近砍柴、采集猪草，又便于男人下梯田去劳作。

从哈尼族村寨分布的形态看，构成了“一座山梁养一村人”的整体特点和“山林-村寨-梯田-河流”四素同构的空间模式。在村寨与森林之间，哈尼人会选择一处小树林作为护卫整座寨子的“寨神林”，并在林中选择一棵健康、笔直而且多籽的树，作为“寨神树”。村民们每年在这里举办“昂马突”节（二月年）。而在寨子和梯田之间，哈尼人会选择一块相对平坦的场地，作为每年办“L扎扎”节（六月年）的磨秋场。寨门、蘑菇房、沟渠、水井、碓房、磨秋场、寨神林，组合成哈尼村寨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哈尼人居于山坡上，住房大多数顺坡而建，高低错落有致，村寨中多是传统的土坯茅草民居，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蘑菇房”。蘑菇房是土木结构、四斜面草顶或四斜面草顶与土面平顶混合的民居建筑，屋前用石头砌矮墙或者利用地形的自然高差围合成院。底层架空，四周砌筑围墙，关养牲畜家禽、存放农具。二层是日常起居室，仅在房屋左侧用木板隔开作为卧室，右侧是土灶，作为家庭活动中心的火塘设于房间中心，室内空间低矮，开窗少而小，光线昏暗。顶层又被称为闷火顶，多为储存粮食、堆放杂物。蘑菇房具有良好的保温散热性能。即使是寒气袭人的严冬，屋里也会暖融融的;而赤日炎炎的夏日，里边却十分凉爽。这种冬暖夏凉的特点，主要得益于“蘑菇顶”：草顶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还帮助屋内通风干燥。哈尼族每一两年修缮草顶，使其完好如新。

作为一种土木结构的民居建筑，蘑菇房在哀牢山系传承的时间，与哈尼族在该区域生息繁衍的历史一样久远，已流传逾千年的哈尼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这样描述：“惹罗高山红红绿绿，大地蘑菇遍地生长。小小蘑菇不怕风雨，美丽的样子叫人难忘。比着样子盖起蘑菇房，直到今天它还遍布哈尼家乡。”很多哈尼山寨保留有使用年限超过百年的蘑菇房建筑，显得异常古朴和沧桑，成了负载着丰富文化信息的建筑文物。 蘑菇房边的溪流常年流水不断。 云南元阳县，哈尼族长街宴的祭祀仪式。图/ FOTOE

不灭的火塘

沿着雨后湿滑的石头台阶走上蘑菇房的二楼，热情的哈尼族主人会把你让到房间中央的火塘旁坐下，递上长长的水烟筒。熟络此道的人便会从面前的火塘里取来火种，在烟斗处放上烟丝，陶醉地吸上一阵。哈尼族阿嫂早已把火塘上烧着的茶水端下，一杯热腾腾的糯米香茶送到客人手边。

火塘被视为哈尼人一家生活的中心，火塘常年不灭，意味着红火的生活经久不衰。背向大门，火塘的左手边是家中男性长者的床，这张床与火塘之间，有三块木板，被称为“三块板”，据说，当一家之主去世时，要将遗体停放在这三块板上，丧礼结束后，要将三块板撬起，并翻面重新钉好，象征着新的男主人开始掌家。

火对于居住在高寒深山的哈尼族来说，无异于生命之神，哈尼人称火神为“迷”，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祭祀活动。而大自然馈赠给哈尼族丰富的肉食、菜蔬和粮食，通过火塘的加工，成为一道道可口菜肴。

高山森林为哈尼族提供了丰富的野味和肉食来源。因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狩猎仍是哈尼族集体的一项定期举行的重要活动。此外，散养的猪、牛、羊、鸡、鸭以及梯田里出产的鱼、泥鳅、鳝鱼、田螺等都是哈尼族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作为稻作农耕民族，哈尼族的主食是梯田里产出的稻米。除糯米是白色的外，哈尼族地区的稻米绝大部分呈红色，俗称“红米”。红米米质比较粗糙，而且产量较低，但红米仍然在哈尼族耕种中占据主导。这是因为红米具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长出红米的水稻特别适合在光照不足、气候寒冷的高海拔地区生长，而且不像杂交水稻那样需要大量化肥，同时红米做出来的饭很抗饿，非常适应当地远距离的山地农耕生活。

哈尼族人种植蔬菜品种不多，无非是种植于宅旁、田埂的青菜、白菜、瓜、豆等，基本没有专门的菜地和菜园。但在哈尼族的餐桌上，野菜的品种却十分多样。在哀牢山区，各种野菜四季不衰，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块根、茎、叶、花、果，品种有上百种之多，极大地补充了人工种植蔬菜的不足，是哈尼族佐餐的绝妙菜蔬。哈尼人对食品的加工烹饪技术一直都比较古朴简单，大部分蔬菜为清煮。但他们极善于制作蘸水，一碗蘸水甚至用到了薄荷、香椿、芫荽、葱花、香老、姜汁、食盐、辣椒、麻椒等三十多种配料。而黄豆制成的豆豉、腐乳也都是三餐必备品。眼见过哈尼阿嫂蹲在火塘旁的烹饪才知道，美味并不在于技法，而是美妙的食材。

在哈尼人的观念中，火塘除了是民族、家族、家庭的凝聚中心外，放置于吊顶和第三层的木柴和粮食、挂在吊顶下的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都要靠火塘烟熏才得以干燥。而火塘中的火还是智慧之源。“哈巴”便是火塘的直接产物。

“哈巴”是哈尼人最常用的说唱艺术形式，用以解释宇宙万象，向神明祈祷，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传播生产生活常识，团结、教育和鼓励每一个哈尼人同困难抗争。在没有文字的漫长的社会发展中，独特的哈尼文明凭借着围坐在火塘时的说唱这个直接的教育形式，通过代代的口耳相传不断延续，并且融进了丰富的内容。

哈尼族历史上有着很长一段血雨腥风的南迁岁月。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虽然正常的发展进程被迫打断，但整个民族却依然能从历史的重负中走出来，发展成为今天人数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正是其民族性格使然。火塘象征着哈尼人火一般的性格，待人火一样的热情，以及民族的兴旺发达。倘若来到这古老的民居中做客，主人一定会把家中存有的腊肉、野味干巴都端上桌，把香喷喷的焖锅酒提出来，热情地给客人倒酒、挟菜。酒到酣时，主人便唱起祝酒歌。祝酒歌由某人起头，接着大伙站起来附和，最后大家齐声吆喝“哆萨”，一起将杯中酒喝完。

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赶集是哈尼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项之一。交通闭塞的哈尼山区，逢集才能进行固定时间、集中地点的物质交换，将农副产品带到集市出售，买回家庭生产生活所需物品。在热闹的集市上，街旁的三角梅欲燃，摆摊售卖的货物从野果、野菜到附近各民族的服饰应有尽有。比起色彩艳丽的傣族、彝族服装，哈尼族女性的衣服却显得沉静了许多：缀深紫色缨络的黑色金绒包头、小立领蓝色长袖上衣、银扣对襟黑布褂子、带花膝下和裤管带绣纹的黑色长裤就构成了全部。

黑色、蓝色似乎是集市上哈尼族服饰的基本色调，几乎占男女全身衣服鞋袜的90%以上。据介绍，黑、蓝的染料均为自植靛青树枝叶捂沤而成的靛汁，将靛汁溶解于掺合着醇酒的清水之后即可浸染衣服，浸染次数少者为浅蓝色，多次浸染则呈黑色。

哈尼族何以尚黑？在哈尼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远古时，哈尼族喜穿浅色或白色衣服。有一天，一对母女上山采药，途中遇上了“鬼”。慌忙躲避中，母女俩的衣服被野生靛叶染得青一块紫一块，最后竟染成了黑色。不料母女身上的黑衣服竟成了生命的保护色。她俩离“鬼”无论远近，“鬼”都看不见，幸免于难。从此，为了防止“鬼”的伤害，哈尼人便由尚白改为尚黑。

一般而言，女性上衣为小立领右衽长袖遮腰短衣，大多用盘扣，腰部微收，领口袖口滚边。少数在领口、襟边、袖口有拼镶装饰。这种款式的女装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在云南，乃至全国都不鲜见，汉族习惯称之为“姊妹装”。实际上，这是满清服饰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中的一种遗存。清朝时期，红河南岸的土司与清王朝的联系较之前朝更为密切。清朝官服也成为土司身份的“政治化”的一种外在标志。土司家眷亦如此。天长日久，土司辖区内的小官及子民纷纷效仿制作长官眷属穿戴的衫、裤、袍、马甲等，将其视为文明、身份、权力、尊严的一种象征。由于边疆地区相对封闭保守，在清王朝结束百年后，这类服饰还屡见不鲜。传入哈尼族地区的满族服饰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呈现出地域的和民族的双重特色。

服饰是哈尼族灿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哈尼人穿的是艺术，戴的是神话。在哈尼人的神话传说中，其祖先最初从水里出生，变成鱼，然后演变成两栖动物青蛙，再变成鸟，最后才变成人。戴在头上的成排银饰，暗喻着浩瀚无垠的宇宙苍穹;穿在身上的银坎肩和银褂衣，以及挂满胸前后背的银链，表示财运绵延富贵满身;系于腰间的银鱼和银螺，既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特征，又是哈尼族生命起源与生殖崇拜的重要具象物，寄托了哈尼族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

虽然，如今大多数哈尼族男性的日常服饰已不具有任何民族特征，然而，大多数女性的服饰仍显露出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如果说，古歌、家谱以及祭祀是哈尼人男性社会记录和保存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服饰则是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民间立场的记忆手段。在哈尼女性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历史记忆，将现实人生与古老传统隐约连接在一起。

连接“彼岸”的纽带

在哈尼族神话中，世界是由人、神和鬼的多维空间组成。在《十二奴局》等神话古歌中，就有“天、地、人”或“神、鬼、人”空间层次之分。哈尼族自古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以“万物有灵”观支配哈尼社会，这种原始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成为“咪谷”、“莫批”形成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哈尼族认为人有十二个灵魂，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或几个超脱于人意志之外的“神灵”，他们在诸神的主宰下存在着、生存着。而“莫批”则是人类派往天、地、万物、诸神的使者，庇护着人类、五谷、六畜的精魂。

在爱春大鱼塘村，我们见到了寨中的“莫批”马建昌。初进马家的蘑菇房，马建昌正坐在火塘旁吸着水烟筒，他的妻子在窗边低头绣头饰，见有客来，赶忙邀请在火塘旁坐下，沏上一杯热茶。屋内摆设与一般哈尼人家并无二致。我们刚刚说明来意，马建昌已经从火塘里掏出一个烤熟的玉米递过来，顿时甜糯的香气四溢。哈尼族传统的坐次一般是火塘左侧属长辈，右侧属小辈，客人坐中间，饱经沧桑的莫批边吸着气味浓烈的水烟筒，边侃侃而谈家族历史或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故事。

莫批源于哈尼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祭司和酋长。而祭司乃是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产物。由于当时的祭祀活动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分别进行的，因此，祭司实际上是由氏族、部落首领担任。这就是说，最早的莫批是氏族、部落酋长。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祭司和酋长基础上产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唐初，哈尼族先民和彝族先民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鬼主”制度。这是一种部落首领和原始宗教祭司二位一体的民族部落制。到了元代，随着哈尼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的逐渐发展，原来的“鬼主”制度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遂委任原来的一部分“鬼主”为土司、土官，另一部分被革除的“鬼主”一般都发展成专司原始宗教职务的莫批。直到解放前夕，在大多数哈尼族土司家族中还有着一两名德高望重的大莫批。

马建昌早年随父亲学习，后来专门拜师学习莫批的技能，已经有30多年，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附近寨子里跟随他学习的徒弟，也有十几个之多。在学习期间，要掌握各种神话、史诗、父子连名制的谱系、民间传说、道德规范及各种禁忌;精通哈尼族各种巫术技能、咒语;主持各种祭祀、占卜、释兆;学习舞蹈、医术;了解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历法节令;熟悉各类“鬼神”的形象特征、职能特征以及他们在哈尼族原始宗教中的地位。问及莫批学习几年可以“出师”，马建昌笑说：“学完的没得啦！我到现在还会跟比我高级的莫批学习一些不懂的知识。”

马建昌介绍，莫批是一个文化阶层，没有明确的政治组织，也并非宗教组织。各地莫批之间的关系，则以血缘或按地域圈形成一个自然的传统组织，有一套师徒继替、地位传授的制度，即一定范围的若干“小莫批”统属一个“大莫批”。这个“大莫批”是由上一代“大莫批”经长期传授、严格考试选定的继承人。成为“大莫批”者，将从死去的“大莫批”手中继承一个条形布袋和一把尖刀，作为权力的象征。布袋和尖刀十分神圣，平日挂在莫批家中的中柱上，不准任何人随意碰弄，待其范围内的居民，进行丧葬仪式或发生大灾难时，“大莫批”才带着布袋和尖刀，率其一两名徒弟，前往主持祭祀活动。其他区域的莫批不能干预或越界活动。由此可见，“莫批”不仅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还是组织哈尼族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祭司。 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族的长街宴。图/ FOTOE

哈尼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但由于社会发展缓慢，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故其民族历史、传统文化、风尚、礼仪以及文学艺术等，都依靠口头沿传。在我们的请求下，马建昌穿上哈尼族祭祀时的传统服装，在火塘旁唱起哈尼哈巴。唱的是一个英雄传说，讲述英俊小伙子“阿扎”夺取妖魔眉心上的火珠，给哈尼人带来火种的惊险经历。马建昌说，火塘是圣火，是神火。由于其神圣的涵义，哈尼人以耐燃的柴疙瘩小心保存火种，或用火灰谨慎捂火种。每逢过年节庆，哈尼人还要设贡品专门敬献火塘，如此崇奉的爱火行为，反映了延续火塘，即是延续并保住本民族生存发展条件的观念。

火塘边，延续着一段段哈尼人的历史……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对中国的全部印象主要来源于一些游记作品，其中最为有名是《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写于 14 世纪中叶，记叙了作者 1322 年离开英国游历海外的经历，包括在“震旦”即中国的见闻。近人考证出该书实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①，到 1500 年前差不多欧洲的主要文字都已有了译本，风靡程度不亚于《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在西欧人心目中那种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东方世界形象最有影响的一部书。② 这大约可算作英国文学中所感知的最早的中国形象，并由此成为欧洲文学里中国赞歌的发轫。③

到了16 世纪，新航路开通，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报告、回忆录和译著等为西方获得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打开了直接的通道。经过他们的努力，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再是以猎奇心理为代表的表层观感，开始转向深入、全面地考察中国的各个方面，汉学研究范围也逐渐从早期单一的儒家经典扩大到历史、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向周边各国也包括英国辐射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英国是新教国家，与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有一定的矛盾，19 世纪前没有向中国派遣一个传教士；加上在新旧交替时代所表现出的功利主义需要，经验论的哲学传统，以及清高孤傲的民族特性，都使得当时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并不像欧洲大陆那么高。在这一时期英国跟中国没有直接往来，靠翻译欧洲汉学著作来了解中国，但这些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远低于法、德、意等国。英国对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有着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渴望了解，一方面又缺乏热情；一方面肯定颂扬，一方面又否定贬斥。

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和宗教独立的原因，英国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基本上借助从邻国辗转获得的材料来了解遥远的中国。英国的君主曾为两国的交往做过一些努力。伊丽莎白一世曾试图向当时的中国皇帝递交一封拉丁文写的国书，但未有迹象表明该信曾送达到中国皇帝手中。④ 1596年，罗伯特・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dely， 1574-1649）组织船队东行，女王再次命使臣携其亲笔信，乘船出使中国，但也未能成功送达中国皇帝手中。⑤

16 世纪，英国的学者们无法像传教士那样前往中国，只能依靠葡萄牙人佩雷拉（Galeote Pereira）《游记》的英译本（1577）⑥以及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中华大帝国史》的英译本（1588年）等作品做一些二手研究。1592 年，英国舰队在阿速尔群岛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得到一本1590 年（明万历十八年）在澳门出版的关于东方诸国的书，后该书辗转到了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里特（Richard Hakluyt）手中，他找人将关于中国的部分翻译出来，编进了《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的第二版（1589-1600）。该书是西方人著作中第一个对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做出比较准确叙述的作品，还介绍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风俗习惯、教育制度以及皇权等情况，⑦对 16 世纪末的英国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国情类的资料，英国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认知最早也来自于二手材料。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旅居意大利期间，认识了一位到过中国的绅士。此人向他介绍中国也有跟欧洲类似的格律诗，按一定的韵脚写成整齐的短诗。1589 年，他在《英国的诗歌艺术》中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逐字翻译了两首中国古代的情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英国读者的首次见面。

16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中英有了间接联系。1635 年，英国军舰“伦敦号”抵达中国海岸，憾未能与中国官方取得接触。1637 年，船长韦德尔（Capitan John Weddell）率四艘舰艇到达澳门，却和港口驻守人员发生纠葛。1684 年，英国与中国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直接接触，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专营对华贸易。

贸易的往来在英国国内激发起少数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试图了解这个国家，但这种交流依然屈指可数。整个17世纪，英国人基本上仍是通过翻译欧洲其他语言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在17世纪英国出版的 10000余册书籍中，只有10本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其中多数为耶稣会士法文或拉丁文汉学著作的英译本。真正用本国语言撰写的专论中国的作品只有3部，一部是威廉・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散文集，一部是塞特尔（Elkanah Settle）的《鞑靼人征服中国记》（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A Tragedy， 1676）。另一部是约翰・韦伯（John Webb）的历史语言论文。建筑师韦伯在广泛研究了当时欧洲各种文献中有关中国语言的内容后，于1668 完成了论文《论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试图通过系统论述为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确立一个位置，构建了独特的结论：即汉语是建造巴比伦塔之前人类的原始语言。⑧

英国地理学家萨谬・珀切斯（Samuel Purchaes）于1613 年在伦敦出版了一部《珀切斯的朝圣》（Purchas His Pilgrimage）的游记，是此前16世纪末哈克里特航海地理全书的续编。他编译了当时能收集到的绝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东方游记，包括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Matthieu Ricci）的书，使得英国人对远东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利玛窦是明末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之一，在华近三十年，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又名《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创建的艰苦过程；同时也以亲身经历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情况，对了解晚明中国是一部珍贵的西文资料。手稿由同会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带回欧洲译成拉丁文出版。1622 年英译本的出版为英国了解整个中国概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6 5 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 l v a r e z Semedo）的《大中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英译本出版。该书介绍了中国国情，以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包括清初的南京教难和“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传记。

1671年，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的《鞑靼战纪》出版英译本，该书是第一部西文记述明清鼎革的历史著作。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的《中国新史》汇集了17 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知识的最新认识成果，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中国的重要作品，1687年出版法文版，1688年随即出版英文版。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62 年在巴黎翻译出版《中国智慧》（包括《大学》、《论语》的部分内容），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本），这些作品将孔子描绘成一个自然理性的代表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1691年《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成为当时英国思想界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材料。

由于长期缺乏对中国系统而专门的研究，过于依赖二手材料，英国学界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也没有条件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进行直接译介，仅有几位曾略通汉语、对中国感兴趣并努力做过些许相关研究的学者。

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时任牛津大学波多利安图书馆馆长一职，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东方学家。当时牛津大学收到了一批东方文献，整理和破解这些文献成了海德的重要任务。正当他为编目发愁之时，听说一位皈依上帝的中国人沈福宗（Shen Fu-tsung）⑨正随法国耶稣会士来到英国。海德设法将他请来担任助手，为中国文献编目。在沈福宗的帮助下，海德编纂并出版了英国首部汉学书籍目录（Varia Chinesia），但出现了把《孟子》一书当成通俗小说这样的错误。由于对东方和中国产生了兴趣，海德于1688 年出版了《中国度量衡考》（Epistola de mensuris et ponderibus Serum sive Sinensium），同时在《东方游艺》（De Lubis Orientalibus Libri）一书中对中国的象棋及其游戏规则进行了介绍。

1689 年，耶稣会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中国近事报道》英译本出版，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翔实介绍；除了颂扬，也不讳言中国的一些阴暗面，他的言论影响到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等人的中国印象。之后，被称为“18 世纪汉学三大名著”之一的《全志》，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撰，1735年在巴黎出版后，英译本于1738年至1742年陆续出版。由于上述两书资料丰富，影响巨大，在英国本土反响热烈。英国学者本阶段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参考了这两部著作，然而学术性汉学研究方面仍然拿不出一部像样的专著。

18世纪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汉学成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1719年，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把《好逑传》翻译成了英文，后由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主教重新编译为四卷于1761年在伦敦出版，1774年再版，风行一时，又被转译为法、德、荷兰等译本。《好逑传》直接由汉语译成英文，不再借助其他的中介语，这部中国 17 世纪的浪漫传奇成为英国公众见到的第一部汉语小说。⑩

这一时期，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可以称得上一位著名的“准汉学家”。1784年，威廉・琼斯创办了亚洲学会，任第一任会长。他接触到了耶稣会士翻译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书，对中文发生了兴趣。他非常推崇孔子，曾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1785年，发表了讨论《诗经》的一篇文章《论第二部中国经典》，采用直译和诗体意译两种方式，尝试用英文翻译《诗经》的《淇澳》《桃夭》《节南山》等三首诗的各一个小节。文中也评论了《诗经》简洁的风格等问题。这篇文章，被学者认为是英国学者第一次根据汉语原文研究中国文学，是英国汉学真正的滥觞之作。11

从 17 世纪末开始到 18 世纪晚期，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中国风”也吹到了英伦三岛。受到了来自中国工艺美术和园林设计等方面的影响，建筑家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曾到过广州，后出版了《中国房屋建筑》和《东方造园艺术》，介绍中国的建筑特点和园林艺术。他还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中国塔。斯潘斯（Joseph Spence）翻译了法国神父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关于中国园林的一封信，信中详述了圆明园的美景，强调了中国追求散乱之美的造园艺术，斯潘斯的译信成为英文中最早一篇对这个题目的详细叙述。12

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通商和贸易，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建立正式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这就需要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在当时两国贸易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英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却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思考时，英国大部分学者却脱离常规，漠视中国的“特殊性”，更愿意依靠二手资料，甚至是道听途说来了解中国，而非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13 一方面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盛行着各种各样的中国小玩意儿；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界思想界对中国评价的普遍下降。

1793年，英国派出由马嘎尔尼勋爵（Earl George Macartney）率领的第一个官方来华外交使团出使中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而发展商贸往来。此次出使，由于马嘎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行三叩九拜之礼导致了最终的外交失败。真正的收获是使团成员通过历经数月在中国境内的旅途第一次亲身感受、接触了这个古老的帝国，为英国民众获取来自中国的真实信息提供了一手的资料。马嘎尔尼的副手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97 年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d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该书为了不让英国民众失望，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帝国。出版后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

简而言之，从16到18世纪，英国对中国的认知主要依据对欧洲传教士汉学著作的翻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汉学视阈下对中英两国早期文化交流的梳理，了解近代英国、欧洲、中国三者的文化关系，这样才能对英国历史上认识中国的途径、观察中国的角度、评价中国的心态有更全面的把握。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托马斯・珀西《中国诗文杂著》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作者所参考的材料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世界镜鉴》（Speculum Majus）、鄂多立克（Odoric） 《东游录》、以及海敦（Frère Hayton）《东方历史精萃》等。

②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第161 页。

③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④James Bromley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London：Sir Isaac Pitman&Sons，1909， pp7-8.

⑤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⑥1577年，英国耶稣会士 Richard Willis 转译自意大利节译本的佩雷拉《游记》在英国出版，收入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一书。

⑦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⑧参见张西平、李真等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414页。

⑨1683年，沈福宗随柏应理神父来到欧洲，游历广泛，曾被教皇、英王、法王分别接见，1692 年在回国途中去世。

⑩Ch’en Shou-I， “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s Science Review， 20. 2 （July， 1936）， pp. 202-230.

11于俊青：《英国汉学的滥觞――威廉・琼斯对的译介》，《东方丛刊》2009年第4期。

12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171页。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土教育资源 历史教学 渗透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030-02

所谓“乡土历史”，顾名思义，它是指家乡或故乡的历史，其范围是可大可小的。大而言之，可指本市、本省以至邻省的地区。小而言之，可指本村、本乡、本县区的历史。历史教学专家周国柱在他主编的《教学概论》一书中评价到：“对地方乡土历史课程的重视与否，不仅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高低优劣，而且直接影响到历史课的社会地位与教学地位。”在历史课中渗透乡土历史资源，是提高历史教学效果的一种有效手段。

一、利用乡土历史，拓展课程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课标认为“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历史教材仅仅是历史课程资源的一部分”，它要求教师采用一切有效手段、利用一切可用资源来加强、补充历史课堂教学内容，不拘泥于传统教材的教学体系，由传统的“教教材”向“用教材”转变，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新的初中历史课程增大了课程内容的革新，较大幅度地减少繁杂的知识点，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为教师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也为课堂教学渗透乡土教学提供了平台。有效的乡土历史资源的补充，让刻板的文字变为鲜活的历史，扩大了教科书的外延。

初中学生年龄小，学习主动性不强，对于历史学科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乡土历史所涉及的内容，与学生距离最近，是和学生们生长和生活的地区紧密相关的，是学生看的见，摸的着的最为熟悉的社会环境。对于这片土地，他们有着特殊的、深厚的情感，学生对这些乡土历史也身同感受，易于接受，更加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求知探索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恰当地插入一些精心选择的地方史内容，例如历史遗迹与建筑、历史文物等，既可以改变教材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不足的客观现状，又补充了丰富的历史史料，把枯燥无味的历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课堂效率。例如，在七年级第一课的开篇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直接的了解“历史”， 我便从巢湖的历史、历史故事着手，告诉他们“巢湖”名称的由来、“陷巢州”的传说由来，让学生知道原来我们的城市有着这么悠久的历史底蕴，让学生在好奇中感受历史的亲切感、历史的魅力，也让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历史的七年级学生增强了对学习历史的兴趣。以后在课堂教学中，但凡能和巢湖历史联系的内容，我总要简短的介绍，让学生了解相关历史。通过将乡土历史渗透常态化，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和好奇心。教后回味起来，总觉得这是一个特色亮点。

二、着眼城市名片，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关爱他人、富有同情心，进行人性、爱心教育是人文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运用历史学科丰富的史料，挖掘教材的人文教育素材，特别是加强对历史人物教育，让历史名人的成就、精神激励学生，让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感染学生，引发学生内心真实的道德情感体验和感悟，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巢湖是历史名人的故里。这里英才辈出，群星璀璨。从秦末谋略家范增，三国名将周瑜，到唐宋著名诗人张籍、张孝祥、杜默、杨杰；从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福建巡抚吴赞成、四川总督刘秉璋、广西巡抚潘鼎，到现代“革命先驱”李慰农、陈原道，“民族之雄”戴安澜，“巢湖四上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温宗仁，以及当代书法大家林散之、画家童雪鸿、诗人田间、奥运冠军许海峰等，都出生在这块沃土上。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在家乡留下了诸多不可复制的历史胎记和现实外延，他们也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名片。在课堂教学中增加历史名人教育可以帮助初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例如在介绍抗日战争“察哈尔抗日同盟”的历史时，学生本身对这段历史兴趣不高，当我告诉他们在这里也有巢湖人的身影时，立刻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学生都非常激动的问是谁？这样顺其自然的穿插巢湖三上将之一的冯玉祥的历史“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壮丽的诗篇，后继续从事抗战活动。”当学生身临其境，置身于历史之中，与身边的历史人物亲密接触，更加能够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树立爱我中华，爱我巢湖的真挚情感，也有利于形成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凡此种种从历史经验中所获取的各种人文精神的熏陶，则永远渗透，沉淀在学生的意识深处，指导着学生以后的社会活动，甚至决定着社会的未来。在课堂教学之外，我也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历史名人档案，历史名人故事讲述等，综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三、形成活动主题，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能力。

中学历史教学不仅要传授历史知识，还应该注意对学生学习能力，特别是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目前实践中的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对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历史课题或以历史为主导涉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利用一定的学时对历史系列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学科能力综合培养的学科内综合性专题的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把课堂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活动课程的课题一部分来自于教材安排的与学科知识相关的内容，更多的是来源于学生的生活和真实的社会环境，并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和研究意义。巢湖市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源，为结合历史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课堂教学的同时，我积极组织学生围绕巢湖的历史资源进行历史调研、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的等活动项目，在师生互动中形成探索型活动的主题，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的能力。例如在学过八年级下册第9课《改革开放》的内容后，我以“改革开放30年巢湖发展成就”为主题，让学生自己进行小组分工，制定小组计划，以小组、家庭为单位展开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对资料进行整理，作成初步的预期成果，如论文，报纸，PPT，网页等，在班级进行演示，之后完善。在调研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为提高，纷纷采取各种方式、途径来追寻家乡的发展。一幅幅城市发展的照片，一条条城市发展的新闻，一篇篇卓有见地的历史论文，以小见大，让学生在生活中感悟历史的发展，城市的进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成就也有了较为清晰的历史概念。由学生事先搜集材料，课堂展示成果，调动了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培养团队意识，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不仅获取了相关的历史知识，得到某种历史启示或熏陶，更在于在实践中培养了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掌握了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其可持续地终身发展，大有益处。

在我的不断引导下，研究性学习开展得卓有成效，学生提出了各种有价值的课题，如“探访巢湖博物馆”，“巢湖地方文化的现状与发展”，“我看张治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巢湖地区的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事迹”，“改革开放以来巢湖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通过研究，他们不仅掌握了正确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高效地搜索资料，如何有效地与人交往，如何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去克服困难。在研究性学习的最后展示阶段，很多同学都主动谈到了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感受，认为这种学习方式让他们受益匪浅。

巢湖是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跳出统编教材的限制，充分挖掘乡土资源的教育价值，从生活中认识历史，在历史中感受生活，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西周 环带纹鼎现藏巢湖博物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历史概论》 周国柱主编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职 历史教学 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0C-0115-03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教育界已经开始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高职院校由于重技能轻人文的意识存在，学生人文素质现状令人担忧。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课程，理应担当起人文素质教育的责任。因此，如何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于历史课堂教学当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高职生的人文素质现状

我国高职生的人文素质状况并不乐观。一直以来，社会对高职生的评价往往是有技能但人文素质有待提高。高职生的人文素质情况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技能，人文知识欠缺。在高职院校的就读过程中，高职学生往往偏重于技能课的学习，因为技能课产生的效果是直接快捷、立竿见影的，而对于人文学科的学习，在许多高职生看来效果不明显，甚至认为学了没有意义。一些高职学生秉持“实用主义”的观点，更乐于努力学习技能课，考取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长此以往，他们的人文知识方面是有欠缺的。

（二）重功利，人文精神淡薄。在一部分高职生看来，在高职院校学习主要就是学技能，技能好就可以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他们没有意识到人际关系的处理、工作问题的处理，如与同事间的关系与协作等问题的处理，往往需要有人文精神的底蕴。因此，高职生在走入社会之后，往往存在职业道德修养不足，社会责任感差，缺乏敬业精神、协作精神及诚信意识等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技能型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这说明纯技能型人才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高职学生需要改变旧有的观念，高职院校也应大力推进人文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既有技能又有文化、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高职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

人文素质教育是通过传授、培养及实践等方式“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自身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优秀的品质和修养。其内涵要义就是提升人的精神、健全人的素质、优化人的品质、强化人的能力。人文素质教育不是针对学生的某种特定职业所进行的能力教育，它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可以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时代赋予历史教育以人文精神培养的同时，人文素质教育也成为历史教育最本质的功能。高职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帮助高职学生确立以人为本、善待他人、和谐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人文主义价值观是以尊重人性为背景的，作为人文课程的历史，在帮助学生树立人文主义价值观方面无疑起到重要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在这里，历史学科被放在了诸多科目中的第一位，说明了学史的重要性。学习历史，不仅是学习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还要弄清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思考和寻找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途径。正如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学习历史，更多的是强调思考的过程。例如，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的“以天下为己任”，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在一定程度上凝练出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学习历史，不仅使个人思维能力的上升，还能通过“学史”和“悟史”，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从而形成善待社会、善待他人、和谐的人生态度。

（二）帮助高职学生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弘扬和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个体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也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纵观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有着无数生动的事件和人物，如开创七下西洋壮举的郑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中决绝赴死的谭嗣同、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维护国家的顾维均、八年抗战中为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张自忠等，这些历代英雄人物的个人经历，无不向学生传递着正能量，激发着每一位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历史的风云虽然已烟消云散，但贯穿着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精神始终存在，那就是民族精神。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才能更好地弘扬和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激励他们发奋图强，成为新时代的有用之才。

（三）帮助高职学生培养勇于竞争、善于合作、敢于应对挫折的意识，从而形成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面临的挑战形势将更加严峻，这种形势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世纪的教育应该是能够“适应未来的教育”，适应明天的世界及要求，“未来的教育”应教会学生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够面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因此，高职生想要适应新世纪的新挑战，就必须培养良性的竞争和合作意识，勇于应对挫折，从而形成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纵横古今，历史上不乏勇于应对挫折，自尊、自立、自强的事例。如被尊为“史圣”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遭受腐刑后，并没有自甘堕落、意志消沉，仍然坚持完成了旷世巨著――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又如19世纪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在自身残缺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在导师的帮助下，掌握了英、法、德等五门外语，并写下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十几部巨著，同时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拯救了自己的人生，也用她的光芒照亮了千万残疾人的生活道路。她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在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三、高职历史课堂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

（一）创设和谐课堂，营造民主的课堂气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由于一部分高职学生具有重技能课、轻人文课的偏见，在历史课堂上出现有玩手机、听歌曲、睡觉、看小说等现象。这些情况归因起来无外乎三个问题：课堂纪律、学习兴趣和师生关系。创设和谐课堂，营造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良好途径。情感是教学的催化剂，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为高效的课堂教学做好铺垫，使学生能够从传统教学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在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中获得思想的交流、灵感的迸发、学生个性的张扬，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发挥了学生的潜能，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无疑是有益处的。

（二）针对不同的专业特点，以专题形式设置课程，提高高职生学史的兴趣，在课堂中渗透人文主义教育。随着高职院校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及社会对高职学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历史课程的教育目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课程的教学不应只是传授历史知识，还应包括素质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的积淀，其终极目标就是帮助高职学生认清自我、做好自我，处理好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建立健康和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为高职学生走向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此，对初高中已学习过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高职生进行历史教学时，就要避免“炒旧饭”式的教学内容，应针对不同的专业特点，以专题形式设置课程，提高高职生学史的兴趣。如针对建筑专业的学生开设“中外建筑史”的专题讲座，针对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中外艺术史”的专题讲座，针对汽车专业的学生开设“中外汽车发展史”的专题讲座，针对经贸专业的学生开设“中外经济史”的专题讲座等。另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开设如“中国文化史”、“广西地方史”、“美洲史”、“欧洲史”等专题讲座，这种“以生为本”的选课模式，可以给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必然能赢得学生的青睐。而通过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来设定历史学习方向，以特定的历史知识和氛围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架构，充实符合其专业特点的工作技能和知识体系，让学生从某一领域了解和观测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将有利于帮助学生避免以狭隘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并建立起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命运的终极关怀理念，架构其人文底蕴。

（三）利用网络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及手段，关注高职生的健康发展，培养高职生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重视优质教学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不断推进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优质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受益面。”可见，高职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及手段。同时，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以增强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参与了区级教改课题“高职教、学、研、训一体化”网络平台的研发，并尝试着进行高职历史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改革。如在建构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在学生已掌握本专业基本职业技能的基础上，构建起有利于解决本专业目标岗位上实际工作问题的宏观人文知识框架， 通过历史课程教学的微观安排来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为学生逐步建构起符合自身专业特点的工作技能和知识体系；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将历史教学内容以典型工作任务的形式作为工作过程知识的载体慢慢地渗透到学生的知识体系，从而在实现了教学目标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就是团队合作的过程，通过团队合作，在一定程度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期间不仅锻炼了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竞争意识，养成依托团队推进事业进展的良好习惯，为学生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培养注入正能量。

（四）改革和推行符合高职特点的多元化评价考核模式，以促进高职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根据高职教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需求，如何把课程知识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进行考核，以充分发挥课程考核评价的激励功能？个人认为，高职历史课程的考核，应减少记忆性考试内容，即突破传统笔试考核的方式，构建开放性、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模式，加强考核的实用性及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如以历史专题调查、历史论文、10分钟历史小演讲或者利用网络平台中论坛等形式灵活的考核方式。值得强调的是，每一种考核模式都应该配备一定的考核标准。如针对10分钟历史小演讲可设置如表1评分标准（仅供参考），评价指标将从六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价细则有不少内容看似简单，但往往是学生忽视的细节，它更多地反映出个人的素质。因此，这也是素质考核的内容。另外，从专业知识方面，教师也可根据学生演讲中反馈的问题进行合理引导，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开放性、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模式，既可让学生打消作弊的念头，也可通过老师巧妙的考核设计，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运用信息、分析概括、综合评价等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及学科素养。

总之，高职院校的历史教育，必须摒弃狭隘的历史教育观，与时俱进，根据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需求，走人文教育之路，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文素养，从而达到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也使得历史教育真正地“服务于人生”。

【参考文献】

[1]钱源伟.社会素质教育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287

[2]钟荣跃.高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探析[J].考试周刊，2010（16）

[3]S拉塞克.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103-104

【基金项目】2011年度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2011JGZ102）

【作者简介】陆锋锐（1971- ），女，壮族，广西龙州人，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教育。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矛盾思想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管理思想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力制约思想及其当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论述及其启示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转化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自治理论浅析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评估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浅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普世价值”观解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地位的认识及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粮食观的内在联系探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舆论监督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农民土地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概念考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地方主义”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宗教社会功能观及当代意义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历史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实借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实借鉴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孙涛")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关社会治理问题的主要思想。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职能、党委领导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对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归纳和整理，能够对我国当下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武器和思想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治理;现实借鉴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5）03-0001-0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各类社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做了深刻批判，对未来社会形态进行了大胆构想，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对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赋予“governance”新的内涵，批判了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各种弊端，强调多向度运作、多元主体并存，强调共治、协商、平等与合作的治理理论兴起。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本文在对经典作家社会治理思想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提出既要传承经典作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精髓，又要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经典与传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时期作为人类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治理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经验借鉴。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维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工具，是压榨普通民众劳动成果的机器，只有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列宁则提出在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前提下吸收资产级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搞好社会治理。他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在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吸收和借鉴经典作家有关社会治理的思想。

（一）重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视角。马克思吸收借鉴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内容并做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黑格尔提出国家是“普遍理性”的代表，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并对其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同意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分离的观点，提出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他认为市民社会本质是物质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既涵盖了经济领域，也包括除国家之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这就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分析范畴，把市民社会视为“物质交往的关系”，从而将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理论中二者关系出现了本末倒置，提出“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家的基础是市民

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工具。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做了分析和预测，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阶级对立会随之消失，国家政权也会随着阶级消失而最终回归社会，未来的社会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通过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西方国家发展的独特产物，国家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伴而生的，二者并非简单的对抗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国家协调作用、规范国家职能，发展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主性，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界定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职能，强化国家社会治理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起源、国家本质两方面入手分析国家职能，指出国家一方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还有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职能。他们提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为了使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不至于在相互冲突中消亡，就需要国家发挥社会治理职能来维持基本秩序。经典作家在肯定社会国家社会治理职能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界定，“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4]523在经典作家看来，政治统治职能服从并服务于社会治理职能，二者存在密切联系。社会治理职能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国家本质的体现，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以社会治理职能为基础，只有在履行了以上两种职能后国家才会实现有序发展。在对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经典作家对未来国家职能的变化进行了预测，指出在未来社会“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4]755即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会自行消失，但国家的社会治理职能将会继续存在并延续下去，即使发展到每个人可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由此可见，社会治理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履行的职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社会治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进程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加强和改进国家履行社会治理的职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Thoughts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to Reality

SUN Tao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 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高校校园创新文化研究 场域、惯习与文化传承 “场域―惯习”理论下的高职心理素质教育路径探索 场域惯习理论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启示 关系、结构与惯习：场域理论对于学术失范的诠释 从惯习――场域理论看微博中的网民互动 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解读学校团体辅导 “场域―资本―惯习”理论视角下的学术投票行为 场域理论中惯习对老年人闲暇活动的影响 微博的文化分析：“惯习”和“场域”的视角 “场域-惯习”论:农民心理文化研究的新工具 从“场域—惯习”理论认识高校师生关系 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 “场域――惯习”论：创新机制研究的新工具 场域与惯习:新课程改革的社会学审视 重构场域与惯习：新课程改革视域下的学校管理 惯习与资本―晚清早期翻译场域的形成 场域、资本与惯习 “场域-惯习”理论视域下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研究 场域与惯习：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路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历史 > 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构建 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构建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高职教育具有职业教育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高职院校是一个场域，区域性和职业性是其内在属性。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所应表现的规定性和精神气应当与此相契合，即运用地方性和技能型的场域特征带动高职院校文化特性建设，培养高职学生建构自身特色的文化资本和话语归属，并形成持久的惯习张力。 关键词：高职校园文化;职业性;区域性;场域;惯习

高职院校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兴办的位于其辖区内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目标定位即是培养地方性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应抓住鲜明的区域性、职业性为其内涵构建和共性发展，使其成为维系职业院校的一种精神力量和发展模式。随着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如何建设既充满活力又富有鲜明特色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运用高职院校场域建构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惯习的逻辑旨归

“场域”是一种关系属性和客观存在，有着内在作用机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教育场域”作为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客观存在的。教育场域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主要是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这样说来，高职院校作为一个场域，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也存在着自身逻辑、规则和常规的客观关系网络，理应具有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质。高职院校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它的发展必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特殊的办学定位决定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方向：以区域需求为导向，以办学目标为根本，融入更多的职业特征和区域特点，打造职业性、技能型、区域性等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从而使高职院校在长期的办学实

践中逐步形成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个性方面稳定的文化特性、办学风格和发展模式。[1]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在长久的办学过程中所凝练出来的职业院校师生员工在办学理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一种文化特性、学术氛围，可以将“场域”看作一个围绕高职院校场域定的人和事动态地彼此间的影响和作用构成结构化空间―― 一种资本的获得。在现实中，职业院校的办学目标取代了办学宗旨，一味地强调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就是熟练技术技能型个人，异化成只懂技术的工具人，造成了高职生的进取精神、合作意识等淡漠，结果被标签化地认为综合素质不强的群体。[2]建造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具有高职院校特征的校园文化任重道远。由于高职院校办学目标与企业人才使用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所以引用积极的企业文化对高职院校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立具有当地教育特点和文化特色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也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职业性和文化地域性的知识储备。

因此，构建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首先要关注如何建立起该场域的动力学规则，即源于高职院校的结构形式，关注高职院校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是对特定的知识技能资本获取加以组合和分类的结构化空间。在特定的教育场域内，学生拥有了区别于其他学习类型的文化符号与范式结构，从技术涵养、穿戴打扮、腔调吐词、社交人际等表现出应有的“区

隔”范式，其文化资本的构成部分应具有相应的特色和精神风貌，从而保证教育的实效性和根本性。

二、高职院校场域文化构建的关系图示

在布迪厄看来，高职院校也不过只是个浓缩的“小社会”，也具有自身逻辑和客观关系的空间网络。所以，高职院校场域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示”应该是高职院校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按照各自定位构成的一种通过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师生互动和意义投射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该场域特性具有这个小社会的特征。在此场域中塑造的某种特定的惯习，高职院校场域中的实体要素据此相互确证彼此的活动边界和思维范畴。对于高职生来说就读高职院校是为了一种资本获得――技能型人才合法化安排的符号权力。在此，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场域空间在于高职院校中各种关系及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惯习则引导相关主体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教育教学活动，资本的练达则分布于场域之中。首先，场域和惯习是校园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双重存在，两者互为因果。布迪厄认为，场域的客观性和惯习的主观性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两者需同时考虑外在性内在化和内在性外在化的互动作用过程。在高职院校，高职生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主体，既是高职院校场域外在性内在化的承受者，同样也是该场域主体内在性外在化的建构者。其次，在场域内部场域与惯习之间对于活动主体存在相互促进的提升过程，两者相辅相成。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各种主体的力量差异而需面对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在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决定了其固有的必然属性必然要满足职业性和区域性的要求。再次，惯习的建构和场域的所在存在着相互附有意义的达成效果，两者相得益彰。“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高职院校的场域造就惯习这个历史的、开放式的系统，积淀成富有高职院校特性的校园文化，成为惯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高职院校的内涵和特色。第四，场域与惯习之间通过相互引导形成了一个动态系统，两者彼此影响。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场域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系统，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是通过其占据者、行为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高职院校建立在一定的区域，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培养适合其发展需要的人才，其生源也主要来源当地。在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网络中，如何运转（互动），校园文化如何体现自身建设与发展逻辑、运行规则与规律;高职院校各类主体在校园场域内的实践形成了相互交错的动态的关系系统，该系统利用主体“资本”和“权力”的转化传递逐步构建起新的惯习体系。

三、“场域―惯习”理论下的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要建构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必须要在软硬件建设、主题特色教育等方面体现出地方性、技能型的优势和特点，让高职生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共生关系正向发展。

（一）在硬件场域中营造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氛围

高职院校作为一个客观性的场域为学生提供惯习倾向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高职院校的区域性归属决定着其必然与当地社会、当地企业有着剪不断的必然联系，这必然要求高职院校必须贴近企业、贴近社会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注重硬件建设，硬件设施越久长越能反映出学校的内涵。高职院校硬件设施包括教学楼、实训实习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大到校园的布局、建筑和绿化，小到校徽、实训产品留置等。首先，把地方性、职业性仪式化地表露在校园环境建设上，比如，技能型职业领域的成功人士画像、雕像，不要动辄就是一般意义上名人和名言;学生实训作品或大奖作品的展示。其次，合作企业和地方代表性的标志建造。现在各地招商引资力度很大，当地都会有一些品牌企业合作办学，可以把他们的理念和实物考虑在内，比如建造企业文化走廊、企业设备展示，甚至引企入校等。再者，实习实训室就是很好的惯习获得场所，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实习实训室不仅是高职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更能起到一种氛围、一种修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企业化的6S标准化管理。最后，数字化校园建设必不可少。良好的网络系统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当今时代是网络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网络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电子图书资源和丰富的网络信息，可以交流学识，缓解压力、增进友谊，同时老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学生交流、探讨和引导，给教育教学带来便利。

（二）在软件场域中铸造高职学生的内在素养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应充分汲取区域性、职业性的特色文化，通过校训、校歌、校风以及通过“优秀校友论坛”、“企业家进校园”、“师生进园区”、“顶岗实习”、“志愿者活动”等，并以教师授课、校友访谈、岗位模拟，以及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等方式，建设地

方性技能型高职院校，走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之路。[3]因此高职院校就必须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追踪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把职业院校校园文化打造成符合市情、校情的校园特色品牌，构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文化体系，这既能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逻辑必然。高职院校必须引进企业管理模式来强化人才培养效果，要认识到企业是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需求主体，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熟悉、了解企业管理的特点，养成凡事都要认真和遵守规范的习惯，逐步适应企业和岗位的管理要求，使之一旦跨入企业大门进入岗位就能迅速完成角色转换，融入职业。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只有融入企业文化元素，积极搭建校企文化融合的平台，才能建设和创新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职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具有实践特点的职场化的高职校园文化氛围。同时，根据当地教育的特点和文化的特色设置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能够提供给学生更多实践性和应用性强的知识结构，在特定的教育场域内，学生掌握了区别于主流课程的地方性知识的程式和内容，其文化资本的构成部分就具有相应的独具特色和无可比拟性，也符合区域性人才培养的要求，认同当地文化才能更好地为区域发展服务。因此，融合区域性、职业性的特色文化，是高职院校办学实现目的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必然选择。[4]

（三）在特色场域中塑造技能型人才的人文精神

高职院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个性方面具备地方性技能型的稳定的办学风格、发展模式和文化特性，加强高职生的区域性和职业操守教育，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首先应使高职生了解自己所在的场域及目标规划。学生作为主体，在客观性的校园场域中，是积极能动的，是主观性惯习的载体与体现。因为每所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己具体的地域位置，梳理出该地域的独特之处和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甚至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层面来构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赋予校园文化强烈的区域色彩。比如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可以依据滁州名亭醉翁亭、名著《儒林外史》、名人沈浩等，打造山水亭城以及苏滁产业园等，塑造浓郁的古城新景好前程的市情教育，让学生了解当地、热爱当地。至于职业性的校园文化，滁职院就积极推进具有企业文化特点的6S管理制度，学院构建了包括“6S总标识”和“6S系列宝贝”在内的6S管理CIS文化标识系统，通过坚持不懈地在宿舍、教室和实训室以及校园推进6S管理，使6S管理理念和6S认证制度得到广大师生更为积极的支持和普遍参与。同时，按照学生兴趣和现状成立了“明德学社”、“致学测量社”、“花艺社”、“营销协会”、“计算机协会”、“求是青年社”、“书法协会”等学生社团;为充分推进教风学风，连续十一年举办符合学生发展特点的科技创新节，涉及比赛项目近40项，如“建筑模型设计与制作”、“楼宇智能化安装与调试”、“产品摄影技能”、“创意软件设计”、“数控加工”、“手工制作”等，其他如地方特色的戏剧、饮食、人物、古迹、服饰等进校园活动也不断开展。[5]

建筑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课改 兴趣 历史教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1-02.017

我所在的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教学设备简陋，生源基础差，中考成绩也就是二三百分。面对这样一个群体，作为教师的我们既要教书育人，又要把孩子培养成功、成才，感觉压力很大。从2009年开始，我所在的学校也开始实行新课改，下面就结合教学实例谈一谈我是如何在新课改条件下进行历史教学的。

一、课改之初，困难重重

一开始的教学活动进行的不是很顺利，或许是学生基础太差，又或许是学生还不太习惯新的教学方法，虽然我感觉课下把课备得很充分，但学生对教师的引导、提问、启发置之不理，启而不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不出来。如果一味地等学生发表看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就会完不成教学任务。面对此情此景，我对自己说，不要轻言放弃，课改势在必行，我一定会找到适合同学们的方式方法。

二、师傅领进门，授之以渔

课改之初我就在教学实践中碰了壁，我深知课改不能一蹴而就，理论不能与教学实践相脱节，我们这里的学生基础差，更不能急于求成。

首先我认为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要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学生们对历史史实虽知之不多，一知半解，但对一些影视剧却情有独钟。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在课堂上会引用电视剧目情景，如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内容时，讲到秦朝的三公九卿制，涉及三公的职责我提问道：请问同学们，我们在看影视剧的时候，宣读皇帝圣旨一般会是什么人啊？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太监。我顺便说道，太监（宦官）是在以后才负有这项职责的，在秦代，谁负有这项职责呢？通过阅读课文同学们知道了在秦朝宣读皇帝圣旨的是御史大夫。同时御史大夫还负有监察职责，与丞相、太尉一起合称三公。如学习明清时期政治制度，我问同学们，看没看过《宰相刘罗锅》这部电视剧，同学们都说看过，我顺势说，刘墉历史上倒真有其人，但在大清朝有没有这么一位宰相就另当别论了。通过学习这节课，我希望同学们能给我答案。这样一下子就激发了同学们的好奇心，通过阅读课文，很快同学们就告诉我明朝朱元璋已废掉丞相，清朝是不会有什么宰相的。于是我也顺便告诉同学们，影视剧不同于历史，我们学习历史，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点去还原历史真相评价人物是非。通过课堂中贯穿的一些小插曲，同学们学习历史的热情明显提高了，一些同学甚至会在课下与我探讨一些野史或是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师生之间的距离也明显拉近了。

其次我认为历史学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学好历史必须要建立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如政治学科中的主次矛盾原理，现象与本质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等在历史教学中就常常会用到。再如一些地域概念如：中原地区、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沿海等，还有读图、识图能力都与地理知识分不开。同时我认为语文学科的一些教学方法也可以为历史所用。历史就是由一件一件的事构成的，像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我们在分析事件时，可以像分析语文课文那样找出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再结合历史教学，深入分析事件的根本原因、具体原因、直接原因。通过事件的经过、结果分析事件产生的影响（积极的、消极的、中国的、世界的）。并让学生们明白，每件事的原因都在事件发生之前，每件事的影响都在事件发生之后。总而言之，历史学科不是孤立的学科，学历史的方法也可以多种多样，各个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再次我认为不仅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有联系，同时学好历史更要建立学科内部的联系，所以我在学习课本之前都要求学生先看目录，把一本书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来；在学习每一专题之前，我也会让学生把本专题基本内容认真浏览，掌握小节之间的联系；在学习每一小节时，我要求学生先纵观全文，找到本节课主要内容，从整体上把握全节，再细枝末节，把握全篇。长此以往，从一开始我就锻炼学生建立框架体系，有了知识框架，再逐步充实内容，让学生能够根据目录回顾全书主要内容，把干巴巴的脉络体系演变成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就这样，在学习新知的过程中，我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是注重过多的传授知识，而是授之以渔，发挥师傅领进门的作用，让他们知道怎样学，学什么；让他们感觉到历史知识不再是那么枯燥无味、不再是那么高深莫测，做到教师教、学生学都游刃有余。

三、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为了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在这几年中，我多次参加市、县组织的优质课、观摩课学习，细细品味，认真琢磨，不断学习、借鉴其他老师好的教学方法，把它应用到我的课堂教学中。我认为，要发挥学生能动性：第一，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动脑突出其主体地位。如教师课前布置学生查找资料，寻找与本节相链接的内容，并用讲故事、人物介绍等形式表现出来，即给他们留有准备、思考、探究、发挥的空间。另外让学生在预习课文的时候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同学之间也可以相互提问，相互质疑，答疑。自己解决不了的课上弄明白。

第二，通过讨论相互交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例如对秦始皇的评价，为调动学生积极性，我设计了一道这样的练习题。秦始皇被秦朝人民告上了法庭，请你为被告秦始皇写一份辩词或为原告秦朝人民写一份诉状。同学们相互交流，激烈争论，发表见解。有同学说秦始皇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支持被告；也有同学说他不体恤人民，是个暴君，而支持原告。通过这样新颖的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同学们明白凭价历史人物要全面，不要以偏概全，既要看到其优点，也要分析其不足，注重史实的积累，才能还历史人物以公正。

第三，通过分组活动彼此合作突出学生主体性。我把全班分成四个小组，每节课前都会给各小组布置不同的任务。让他们自己查阅资料，收集信息。课上每个小组把各自整理、归纳的内容与全班同学交流。这样同学们既有参与的，又能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另外我还多次打破课堂教学常规，有时把课堂变成辩论会场，有时又变成小品大赛，还曾组织历史知识大赛、历史论文比赛等活动课，用多种形式让学生参与到历史教学中来。延伸教材，丰富情感，感悟历史，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总之，在教育教学改革的今天，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参与意识，从过去要求学生“学会”到今天做到学生“会学”，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参考文献

[1]刘军.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马卫东.历史教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