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

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1.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指南的设计与。在课程教学开展之前，教师团队会根据目前的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热点问题，根据传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和培养能力的要求，设计出学生可能感兴趣并能够完成的科研题目，然后在上课第一周说明实践教学部分的课程组织与考核的要求，课题指南。

2.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团队的组织与小课题题目的确定。在课题指南之后，考虑到培养同学们团队协作能力的要求及开设该课程时同学们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客观现实，任课的教师团队会根据学号随机将同学们组合，组成4～5人一组的课题小组，然后让每个小组民主选取产生小组长。在小组确定后，要求小组长组织同学们在课后利用六个周的时间，根据课题指南，查找相关资料，初步拟定出课题题目，然后与教师一起共同在理论教学开展到第六周时确定最终的课题题目。

3.资源与环境及经济学科研小课题的运行、报告及论文的撰写。在题目确定后，结合资源与环境课程理论知识的传授、方法的培养、合作精神及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教师团队会指导各课题团队根据题目，依据以下步骤来开展课题，即：根据小课题题目，确定课题工作内容根据工作内容，确定人员分工阅读文献、撰写述评设计问卷或调查表格预调查修改问卷及表格正式调查整理问卷录入数据分析数据补充调查分析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在查阅文献环节，教师会演示我国内外学术论文查找路径与方法。在撰写文献综述部分，会给出具体的范文。在问卷设计、预调查到正式补充调查的环节，会结合统计调查、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具体的操作。在撰写研究报告及论文过程中，也会给出相应的范本进行参考，并给出具体的论文撰写格式及规范。撰写出研究报告及课程论文后，教师团队根据团队成员的分工与合作情况、内容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程度、论文与方法的掌握运用程度、文献参阅的广泛性、创新性、逻辑性、结论及观点的科学性、撰写的规范性等指标，对撰写的调查报告及论文进行评分。

4.答辩。本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并提高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因此要求每个组将小组研究报告或论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演讲，并以小组形式回答老师及同学们的问题。要求每个小组均参与到答辩的提问中，并根据答辩情况及所提问题的质量及数量对给出答辩环节的评分。

二、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成效

1.加深了学生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解。由于实践教学是在快接近理论教学总学时一半左右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接下来几周的教学中重点是方法论部分的理论教学，因此能够与其文献查找、调查实践等实践教学密切配合起来。从而加深学生对前期所讲解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的理解及对后续传授的方法及时运用。

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应试教育的不足，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得到了培养。该课程开设之处，采用的是传统的课堂授课、课后练习、期末闭卷考试的方法。发现考试成绩总体来说都比较好，但在毕业实践及毕业论文过程中发现问题、查找文献、梳理文献、撰写论文的能力不一定好。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并结合实践教学的思考，后来才在该课程中开始实践教学。几个学期的实践表明，通过这种实践过程而撰写出来的小论文、小报告质量往往都超出了预期。

3.提高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的参与程度，激发了学生的课程兴趣。如何调动同学们参与课堂教学，是许多老师都在思考的问题。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发现同学们对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加，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突出表现在：一是课堂中提问的次数增加，二是课后与教师团队讨论问题的次数增加。

4.学生的创新能力及团队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培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们开始是在教师所提供的参考指南中寻找课题，但随着理论教学的推进及查阅文献的广泛程度的增加，同学们往往会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及题目，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小组研究题目、内容不在参考指南范围内。就算在指南中的题目，实际上也往往会作出一些调整。这说明同学们能发现问题，而这恰恰是创新的开始。在创新能力得到培养的同时，这种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就是同学们的合作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由于考核是在小组考核的基础上结合每一个同学在课题开展、报告及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工作量来打分的，因此同学们之间会为了完成课题、获取好的成绩而进行多次的沟通和交流，这不仅增进了同学的了解，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其合作精神。

三、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的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实践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小课题研究方面撰写的论文。然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一些内容，比如资源价值的评估、环境价值的评估等可以考虑与计量经济、统计学等结合而进行计算机模拟。环境经济政策部分也如此。

2.缺乏实践教学的规范指南。到目前为止，该课程的实践教学还远不如理论教学那样形成规范的指南，每次都是教师按环节逐步指导。规范的———如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规范性操作手册或指南还没有编制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效率。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平衡点仍待建立。目前该课程课堂教学总学时是32学时。其中26学时用于理论教学，4学时用于实践教学，两个学时用于测验。目前理论教学的学时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但实践教学学时远远不够，因此教师团队得抽出至少16个学时左右以课外指导的方式弥补实践教学的不足。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建立能够实现教学资源有效配置的平衡点。

四、进一步推进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1.编写《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类课程实践教学指导手册》，为实践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教学辅助材料的支撑。根据上述内容，专门针对实践教学撰写教学指导手册，从而为提高实践实验教学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支撑。从内容上看，将逐步从目前的比较单一的小课题研究、研究论文及报告的撰写逐步拓展到环境计量统计、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环境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环境经济政策模拟与分析等方面，以适应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的需求。

2.转变考核方式，推进过程考核。本课程的考核目前已经综合考虑到课堂理论教学及实践两个方面。根据实践教学的成效看，适当加大过程考核权重有利于更好地调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今后将采取以过程参与为主、以期末考试为辅进行考核。

3.结合计算机模拟实训，加大模拟实训的内容。将结合理论教学，设计“Stata在环境微观计量分析中的运用”“、资源与环境经济投资项目可行性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价”等部分来设计试验内容，在实验室中完成相关实训，从而提高同学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小组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

4.继续探索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有效配合，以最终实现培养目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均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合理搭配是否恰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目前我校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还存在着课时的不平衡，在拟进一步加强的上述相关内容的计算模拟及实训方面还缺乏指导手册及师资。将来拟进一步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和实践。

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研究环境问题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问题：谁将从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中受益？谁承当了环境破坏的成本？为什么受益者能够将破坏环境的成本转嫁给受损者？如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教授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存在明确的受益者，不存在明确的受损者；受损者存在，但是他们不能获得将要被迫承当环境成本的完全信息；存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受损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环境破坏发生。环境问题是个“开放通道资源的悲剧”（Open-accessResourceTragedy）问题。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开放使用资源的特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使用它，也有平等的权利去污染和破坏它。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行使这些权利。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偷走了他人的东西，无论这个人是穷人还是百万富翁，都会受到处罚。此时，按照法律的逻辑，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同样，住在化工厂下风向的穷人拥有和工厂主一样的权利去污染空气。但是穷人却没有机会去这样做。此时，他们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使用带来了两个悲剧性结果：一是对环境资源的滥用，二是有权力和有财富利益的人对共有环境资源的“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是以牺牲其他人付出代价为前提的。从能力视角去分析环境问题是一个较好的方法论。因为可以利用能力视角去分析不同的经济主体如何去占用自然和环境资源，如何去污染环境，如何去保护环境。美国麻省大学的Boyce认为五个能力维度值得重点关注：（1）购买力（PurchasingPow－er）。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如同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一样，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购买力是对环境产品和服务估价的基础。购买力是影响环境决策者的经济因素。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逐渐增加。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人，愿意为高质量的环境支付较高的价格。（2）决策力（DecisionPower）。它是指不同的人偏好不同结果的竞争中获胜的能力。决策力是一项非经济性的能力。比如，政府决定怎样的污染物应该受到规制、规制的严格程度等不是建立在对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会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游说力量大小的影响。非正式的决策能力和规制能力也会对环境保护发生作用。如1989—1990年，面对严重的工厂废水污染问题，印度尼西亚国内一些社区的居民和工厂进行反复的谈判，形成了一定的环境保护效果。（3）议题能力（AgendaPower）。这一能力将决定哪些环境问题议题将会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在决策力发挥作用之前，议题的设定能力将会是一项弱能力。如一项空气污染的法律法规，可能会被一些大的污染企业阻止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会得以纳入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内。（4）价值判断影响力（ValuePower）。它指影响其他人思考、选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如一些环保组织宣传各类的环境保护知识，以求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方式；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宣传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付出的代价。（5）事件能力（EvenPower）。它的要点是改变人们做出选择的环境，而不是改变选择本身。事件能力要求设置一个可供想象和体验的决策环境，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这五类能力的不平等在环境破坏和保护的政治经济因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能力权重作为环境问题决策的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决定环境被破坏的程度。环境破坏过程中的受益者可以从中得到净的收益，受损者需要负担净损失。另外，重视权利也是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富为基础方法的特别之处。以财富为基础的方法以购买力为基础，认为提供多少量的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提供给谁等问题是由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与此相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环境。

二、价值诉求：平等和正义

以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会转化为环境权利的不平等。Bullard等的研究证据显示，发达国家的有色人种、低收入者等面对更多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在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的底层民众通过组织、教育以及权力赋予等方式争取平等的环境和健康权力。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已经提高了自己的环境和健康状况。不过，他们依然面临着以下问题：环境、健康和公民权利等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家里、学校、公共场所等一些人群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毒化学物质、农药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害。权力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导致了更多的环境恶化问题。为什么呢？Boyce认为原因有三个：第一，拥有更多权力的受益者对环境施加的破坏行动不能被受损者的抵御行动所阻止。以权力权重作为社会决策的基础，如果受益者的权力大于受损者的权力，那么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环境；如果受损者的权力大于受益者的权力，那么巨大的权力不平等可能会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第二，不平等增加了富有和有权者从环境中得到收益的价值，而贫穷和无权力者则被迫承担环境恶化的成本。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影响了人们购买力的分布、偏好的形成和技术改变的路径。反过来，这又会影响到穷人和富人对环境问题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决策。第三，不平等改变了穷人和富人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时间偏好率是交换现期利益（成本）和远期利益（成本）的意愿。破坏环境的行动会产生短期的收益和长期的成本。具有高的环境时间偏好的人，给予现期更高的权重。他们愿意用短期的利益去交换长期的成本，而不愿意用长期的利益来交换短期的成本。不平等改变了人们对环境的时间偏好率，使得他们更多关注现在，而不关注未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越不平等，这个国家富人的环境时间偏好越高。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独裁者会剥夺或再分配他们的财富，他们会竞争性地攫取自然资源等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国际交换，以本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去换取国外的资产。能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是环境恶化和社会成本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更均等化的财富分配和更民主化的能力分布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以社会经济、种族等差异为基础而产生的环境适宜与环境不适宜之间的有效性和差异性，而且需要考虑不平等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如何实现环境的正义？需要建立类似于公共健康保护的机制，在环境危害发生前能够阻止它；建立谁污染谁承当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原则；消除内在的歧视；对重要的环境和健康问题给予重点的关注和补偿支持。

三、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

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假设是指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会上升；之后经过治理和污染企业的转移等，环境压力逐渐降低。Grossman等认为这种关系依赖于三种效应：（1）规模效应（ScaleEffect）。如果总产出的污染强度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是一致的，那么产出规模越大，污染也会越严重。（2）复合效应（CompositionEffect）。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例不同，行业比重不同，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果一个国家当期的国民收入中，一些重污染的行业，若采矿、化工业等占比大，那么污染就会严重点。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中，污染会相对轻些。（3）技术效应（TechnologyEffect）。如果企业采取了更多的技术来防止和处理污染，那么污染会逐渐降低。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性技术，可能是内生性的技术，如为了面对日益增加的资源成本，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外生的，面对巨大的环境规制成本，不得不采用环保技术。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说明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量的变化，环境质量会发生相应变化。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质量会恶化，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环境质量会逐渐提高。Dinda认为这一变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从清洁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过渡，正是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过程；而从充满污染的工业生产方式向清洁的服务业生产方式过渡，是环境质量又提高的过程。Stern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前发达国家曾经所经历过的路径。在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之路。这样形成了英国的“伦敦雾都”，空气等被破坏的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增加了环保意识，全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治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重点发展无烟工业，环境质量越来越好。相反，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还是走一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挑战。环境的库茨涅茨曲线仅仅是个假设。有学者利用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会给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带来危害。GDP的增加会带来环境的恶化适合于贫穷国家。Grossman等的研究发现当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可能会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而经济较繁荣的国家，环境质量还是可能进一步恶化的。不过，只有“环境的适宜性”才与收入相关，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结果与能力的平等有关。Torras认为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网络覆盖率等权力和能力高的人群，可能享受到更好的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具有较好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个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分布是非常不平等的，富人等享有绝对权力，拥有较高的能力（识字率、高教育水平等），那么他们可能通过掠夺资源，污染弱权力区的环境，变相地剥夺穷人的环境权利，而享受较高的利益。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和国家权力和能力是分布均匀的，那么人们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达成保护环境和享受高质量环境的社会共识。有效的环境保护既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先恶化，后提高与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变化有关。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是通过政治体系来传递的。如果一个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有所提升，那么人们对环境质量也可能会要求进一步提高。Barrett等认为对于提高环境质量来说，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重要。经济改革通过提高收入来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政治改革通过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来获得高质量的环境要求权。同样，保护环境不仅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且需要社会和政治机制发挥作用。

四、环境评价问题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对环境的保护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故环境评价具有一定的难度。各种各样的方法被用来估计环境的价值，包括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不过，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如果结构性的需求和可评价的中立性等其他额外要求增加，那么使用这一原则的分歧也会增加。因为这涉及到简单的可用性和普遍的接受性之间的权衡。Sen认为成本收益方法是直接或类比性利用市场分配逻辑进行评价的特殊方法。对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可以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剖析其直接和间接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从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谁是环境问题的受益者，谁是环境问题的成本承担者？按照“谁使用谁支付”和“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需要发现现实中谁是真正的使用者和破坏者？同时通过市场交易和公共规制政策来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降低其负外部性。Princen指出这样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市场扩展和要素流动增加了很多方面的距离，使得补偿生态和对环境负责的决策变得不可能。通过隐藏成本和资源的分散使用决策，使得公司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断扩展市场和产生的边界。面对代表性群体的压力，环境问题则通过公司的环境替代性策略转移给了其他群体的生态系统或非代表性群体。另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评价环境保护运动和政府公共政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Clowney的研究发现，为了提高环境保护投资的实际效果，人们开始关注自利的游说集团，帮助规制者克服认知的失败，阻止政府浪费，公平地分配资源去提高大多数人的生存水平。不过，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可能违背了环境伦理、公平性、不确定的方法论等原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偏见和误导。因为它在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福利提高和环境保护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一些优势。相比其他方法而言，成本收益方法评价环境保护和规制的优势和劣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将生命、健康和自然环境转化为货币形式，将人健康的伤害和环境的破坏对未来进行折现。成本收益方法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制定环境保护公共政策时容易出现失误。Heinzerling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违反了公平、平等的正义原则。因为人类应该享受平等的环境资源权利，不能因为财富、权力、能力、种族等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意愿支付和意愿补偿是对环境价值评价的两种方法。意愿支付价格是购买者对环境产品和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意愿补偿价格是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意愿接受的最低价格。意愿补偿方法往往会低估环境的价值。这两种估价方式往往会产生差异。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者产生差异呢？经济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效应、交易成本、隐含价值和利润激励，心理因素包括禀赋效应、合法性、模糊性和责任。

五、环境问题的产权因素

环境等资源是属于人类共有的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阳光、空气、森林和其他植被带来的福利。人类共同拥有的环境资源却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环境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以DeAlessi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除了寻租、缺乏治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外，最主要是与环境的私人产权缺乏，以及高交易成本有关。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它们的共有产权以及开放的使用途径，使得人们没有动力去保护它们。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认为界定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认为政府的规制性解决方案由于缺乏激励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可能会失败。现实中私有产权不能完全界定，且存在正的交易成本，故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侵入式的环境管理和开发战略表现出的不理想结果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社区在资源使用和保护中的作用。以前的研究认为社区是进步性社会变化的阻碍，而现在的研究认为社区带来了社会分权、有意义的参与和保护。Ostrom&Hess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如农业中的灌溉系统，共有的森林、草地和沼泽等自然资源，现代居民住宅区共同享用的绿化、排水等共用设施。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主要依靠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与国家、市场等治理模型并列的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Bowles认为社区治理的激励不是来自对私人的利益激励，而是来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忠诚、互惠、声誉、个人荣誉、报复和惩罚。利用社区治理可以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社区都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只有那些空间单元较小、社会结构同质和共享行为规范的社区才能有效实施对环境的保护。具有有效制度支撑的社区型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Gordon认为共有产权问题以及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问题，可以采用管理和法律措施来解决。虽然有时候环境保护效果并不好，但是稳定的社区和外部压力等演化性的制度已经维持环境保护几个世纪了。共有产权状态下，有效的环境保护需要利益方的对话和协商，更多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方便体验、学习和改变的机制设计等。

六、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与全球治理

公共政策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谁污染谁支付原则（PolluterPayPrinciple）。1972年OECD委员会在对环境政策国际经济学评价中提出了“谁污染谁支付原则”，其目的是鼓励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合理分配污染成本，使得进入国际贸易中产品的价格不会被扭曲。为了保持好的环境状态，这一原则要求污染者承当公共权力机构实施阻止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性支出。如果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会产生环境污染，那么这些实施政策的成本应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中。谁污染谁支付原则中的成本，起初只包括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政策实施成本，后来就逐渐涵盖了环境补偿金、环境税费以及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支出。（2）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在演化性知识背景下，谨慎性原则需要考虑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对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元规则：如果不可预测知识的改变会导致不可预测规则的调整，那么决策就是预防性的。Kriebel认为预防性原则是进行环境决策的一个新原则，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在不确定性前采取预防性行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某种活动的支持者，对可能的危害性活动指定多项备选方案，公共决策中公众的积极参与。预防性原则要求环境科学家要考虑其研究结果使用的社会责任，同时要求公共决策要平衡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3）生物多样性原则（BiodiversityPrinciple）。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它们给人类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福利，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Costanza等预测，如果开发和利用得当，仅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每年就可以为全球创造至少33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培育生物的多样性，是为了降低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风险。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就需要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4）弹性原则（ResiliencePrinciple）。弹性原则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工程性弹性方法关注于效率，依赖于不变性和可预测性；生物性弹性关注于持久性，尽管存在着变化和不可预测性。第一种方法强调维持效率的功能，第二种方法强调维持存在的功能。有效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和生物系统不仅要求接近均衡的效率，而且要求多重均衡。因此，弹性原则应该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得到充分考虑。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公共政策中，除了环境立法规制外，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是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措施。实现支付责任的最直接方式是征收环境税。向污染者直接征收环境税，然后补偿受损者或对环境进行治理。Bovenberg认为环境税不仅仅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而且会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平性问题。可交易的污染配额制度也是一种较好的规制制度。政府规定一定的污染配额给企业，允许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企业可以买和卖这些污染指标。不过，Nash认为污染配额的买卖应该采用拍卖制，而不是传统的分配制。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认证体系也是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环境认证最早被森林管理委员会推行，主张木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要考虑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要求参与市场交易的木材产品要获得环境许可认证。后来产品的环境认证逐渐被其他行业采用，美国等国家还立法要求某些行业的产品必须取得环境认证资格。环境认证体系的实质是要通过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在生产和消费产品中注意环境保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国家间贸易壁垒的降低，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在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的推动下，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生产布局，全球市场的形成极大扩展了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模。全球化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Mol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给全球的环境带来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在制约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过程中，为什么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之一是全球市场的失败。在全球市场中，一些产品的价格不能将第三方受损或受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在全球市场中，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然纤维被合成纤维的替代，但是合成纤维巨大的污染成本却没有内部化在它的价格里。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品，墨西哥等地的农作物基因的多样性遭到了破坏。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为了发展工业文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开始逐渐变暖，给全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如何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Ackerman指出我们需要转变开发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使用非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公共交通，使用碳减排技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拍卖碳排放配额以调剂碳排放权不同层次的需求。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碳金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拥有平等的温室发展权，基于人权和发展阶段的需要，一些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免除部分减排义务。虽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之一，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行动却步伐缓慢。国家之间，就碳排放的规模、碳排放配额、碳排放价格、承担的义务和形式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使得全球性的碳减排行动陷入了“囚徒困境”。

七、总结与简评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重视从能力和权利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是其重点关注的能力和权利。由于收入、能力和权力的不平等，拥有力量对比优势的个体和利益群体往往会获得破坏环境的好处，而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主张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价值取向，赋予每个个体和群体平等享有高质量环境的权利是一种较好的价值诉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污染和人均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曲线是否真正存在？不同的实证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过这类关系却给我们辩证的认识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环境问题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带来的治理困境。在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背景下，人们竞相攫取环境价值，而将污染物排放到了公共域中，不承担治理成本。如果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要解决好环境问题，需要对环境价值做出正确评价，坚持谁污染谁支付、预防性、弹性以及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政策决策原则，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通过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来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环境经济学主要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过程中收益和受损方的收益和成本分担问题。不过，由于环境的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市场，环境产品和服务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即重视不同个人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用购买力、决策力、议题能力、价值判断影响力和事件能力构建分析维度，拓宽了分析视野。从这一视角来说，要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赋予不同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权利，提高他们的能力。其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政治分权和民主化程度等途径可以实现能力和权利的平等。环境问题生产的产权原因是共有产权和开放通道资源属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发展对应于产权属性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和市场治理，以及三者的有效结合可以逐步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采用的环境税、污染配额、环境认证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值得国内环境公共决策部门借鉴和采用。不过在公平和正义价值理念的感召下，要提升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过程，需要不懈的努力。环境治理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它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关，与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能力和权利平等化程度有关，还与其环境规制的强度和措施的科学性有关。因此，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和解决需要国家治理、社区治理、市场治理等治理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⑨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孙尚清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问题；措施

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我国林业建设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进步的方案策略。为了更好的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利用率的提高。所以，在加大建设林业管理学科，进行创新理论实践指导，加大培养在林业方面的高素质实业人才，都具有重大意义。

1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不但关系到能否为社会经济的而发展提供专业人才，同时也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决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最终也会对我国新时期林业经济的发展目标能否顺利的实现带来影响。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缺乏人才

在市场经济基础下，林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林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森林防火取得重要成绩，进一步开创了林业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在学科领域中，林业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向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变。但是现在因为一些传统原因和遗留问题，以至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并且他们的林业实践能力也很差。在林业领域中，缺乏大量的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没有很大创新，培养模式不够先进，人们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和能力，以至于新时期我国的林业出现了很多问题。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的缺陷性

一个学科的出现，需要研究人员的灵感和创造。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离不开雄厚的理论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而言，在缺乏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其发展和建设就成了无根之水。然而，由于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也比较低，发展时间也比较短，使得学科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从整体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理论比较零碎，形不成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的体系。而且，由于不同的理论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标准也不尽相同，导致研究出的成果难以被有效地被整合起来，自然也就形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很多研究者在开展学科研究工作时，基本上是处于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的，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较高的使用价值。除此之外，理论研究系统性缺乏造成研究视角狭窄，成果难以实际应用，很多研究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重复，使得理体系长期得不到完善。

1.3 学科研究方法不够先进

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结果。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先进，研究手段越丰富，越可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在研究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并不注重与国外先进研究团体进行经验交流，而专注于闭门造车。这不仅导致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长期得不到提升，也造成研究成果缺乏时效性，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比较低。总而言之，学科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研究水平普遍不高，多数研究难于与国际接轨，也落后于国内的其他相关经济管理类学科，一些复杂问题研究难以进行。

2 加快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对策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是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门学科应该需要一个偏重点。完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体系，把重点解决林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学科的主要任务，大力的推动定量分析方法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中的使用，从而促进新时期下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

2.1 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各种“硬件”，“软件”建设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加强学科人才的培养，是提高学科研究水平的关键。首先，国内林业经济管理部门要协同各高校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将人才的培养提上到学科建设的战略层次上。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科的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相关人才；其次，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革新培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发展速度更是日新月异。故而，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不适合当代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要求，因此要积极革新培养理念，将培养的重点由理论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上来；最后，学科人才还要积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国际先进研究成果，在提高我国研究人才自身素质的同时，增强我国学科学术的综合竞争能力。

2.2 加强科学理论研究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应注重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林业进行关联和结合，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在原有水平上的填平补齐和拾遗补缺，而是以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学科升级和发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技术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发展，呈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学科思想互补、学科边缘拓展、产生横断学科趋势的产物。针对林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加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重点研究方向的研究，加强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林业可持续发展及林业生态建设的管理与政策、森林资源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在林业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2.3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国内方面，应该加强和农业经济之间的交流，或者是和生态环境等相关学科的交流，以便能够寻求科研合作的机会。在国际方面，应该和国外同领域的人开展学术研究，以便能够引进先进的林业经济管理知识，从而提高我国林业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为了让林业学科有更为健全的组织保障，那么就应该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创新对人才的培养方法，以便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学科稳定、健康、高效发展。为了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应该建设高素质学术团队，重视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选择、学科理论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符的新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

参考文献

[1]王凤革.浅谈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当前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现状和实践之中应当整改的问题建设[J].华章，2013（10）.

[2]蒋启德，刘诚，赵世华，等.从林业经济学论文看林业经济学学科的发展[J].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187-195.

[3]国家林业局成立林业学科建设指导协调小组和专家咨询组[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01）

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在对于诺贝尔奖日渐焦灼的当代中国，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中国之行理所当然的应该掀起轩然大波。然而2004年12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先生的中国之行却显得过于平淡甚至寒酸。当然本次中国之行的平淡或寒酸并非出于77岁的老先生的本意，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原本希望通过中国之行而最终掀起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热潮，但2004年的那场寒冷的冬天再次让弗农・史密斯教授失望而归。

2004年12月21日，由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所联合举办的题为《信息时代的经济――2004信息时代的经济国际高峰论坛》在人民大学举办。或许是由于举办者的粗心抑或欠缺商业经验，一次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压阵的论坛竟也听者寥寥，以至于不得不以大量的学生充数填充会场。

在本次论坛当中，弗农・史密斯先生在上下午分别作了题为《实验经济学的内容、方法及其意义》、《实验经济学应用的若干案例》两次共计80分钟的演讲。一切如同大家的预料，经济学家的演讲似乎永远无法与妙趣横生等词语有效对接，与会者在聆听实验经济学大师的演讲的时候，更多的收获来自于瞻仰诺贝尔奖得主所获得的体验经济学。

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演讲台的弗农・史密斯金黄色的头发在脑后扎成长长的马尾辫，白色的衬衣与鲜红的领带外面穿着的是一件深色的猎装，脚上一双打满钉扣的牛仔靴，休闲裤上一条硕大铜扣的皮带，发言时不时挥舞的双手的手指上套满了宽宽的金属指环。一幅离经叛道的外在形象实在使人难以确认此人即是2002年50万美元的诺贝尔巨奖得主以及当代风靡全球的实验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与外在的狂放不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弗农・史密研究领域的精巧与规矩。在经济学领域，诸多人将实验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水岭。弗农・史密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并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但这仅仅是他对现代经济学贡献的一个方面。他不仅在实验经济学领域贡献良多，而且在拍卖理论、环境经济学、水资源研究、心理学、产权理论、原始采集文化、选择理论、哲学及经济人类学等学科方面都有很多贡献。因此早在几十年前便由好友预测他将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的学者也早在十几年前将弗农・史密斯作为诺贝尔奖潜在的获奖者进行研究。因此当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的时候，人们更多的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之举。

一位外在个性张扬的学者创建并主宰了中规中矩充满了建设性的实验经济学，如此的反差使人们认识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当演讲结束，弗农・史密斯将主办者献上的鲜花转交其娇小貌美的妻子，并深情款款地在其额头深深一吻，弗农・史密斯又为人们展示了他的温情一面。

弗农・史密斯简历：

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

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弗农・史密斯拥有珀杜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头衔；

自2001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

2002年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公开表示要把50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他1997年创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国际基金会，以支持他信仰的事业。

实验经济学

当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之时，科学就与实验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H・钱伯林发表了《垄断竞争》一文，这是经济学界第一次用人为控制的实验背景去验证一个抽象的经济理论，也就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1995年6月《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N・努赛尔、查尔斯・R・普洛特和雷蒙德・G・里茨曼共同撰写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实验性研究》一文，从而将经济学的实验方法扩展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既国际贸易领域。用作者的话来说：“这篇论文是第一次试图创立和研究一种带有国际经济显著特色的实验室经济。”

弗农・史密斯是阐述实验经济学重要性和明确实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第一人，他在用实验方法检测价格理论中，首次提出真实市场不可能达到市场出清条件下均衡价格的结论；他努力捍卫实验经济学的科学性并具体提出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他首次把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教学中；他还在许多经济学领域包括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产出经济学等领域有着大量的研究文献发表。

弗农・史密斯1955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在珀度大学开始其教学生涯，1956年春季进行了他的第一次经济学实验，测定市场价格在供求双方的作用下如何发生作用，并测试外界条件改变后其价格反应机制。由于微观经济学充斥许多不验自明的假设，弗农・史密斯随后独立或者与其它人进行了数百次的实验，力图了解市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

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实验经济学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是一个奠基石性质的工作。这篇论文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如何具体设计实验并改进以前实验方法的不足，更主要的是强调要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已有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同时文中也给出双向拍卖交易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史密斯在本篇文章首次强调实验经济学应该“设计一系列实验搏弈去研究新古典市场理论。”

在史密斯一系列文章中，特别是在其代表作《作为实验科学的微观经济体制》中表明，一个微观经济由N个行为者，K种商品与资源，以及每个行为者的某些特征I，规定一种交换制度或财产权规则，在此制度约束下交易者进行交往或转换商品，交换制度由分配规则、成本核算规则和具体交换调整规则构成。行为者根据制度规则和其它人信息选择自己的行为。但是经济体系中的分配规则及成本估算规则，对于人们做出的决策有着强大的刺激作用，所以说市场经济或者说微观经济学是一种交换规则和行为人决策的混合物。

经济实验的重要性，正如弗农・史密斯本人所强调的那样，一项未经实验过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复的证明或正伪的过程。而实验经济学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行模式。同时，实验中的可控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其数据采集的严格标准也受到理论经济学家们的日益重视。

曾有知名人士宣称：经济学是一个玩笑。原因即在于现实生活中经济学只能在事后就事实进行说解与分析，却远远不能进行事前的成功预测。另外，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便是建立在经济活动参与人的充分理性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于基于感性产生的人们的行为的经济学判断束手无策。

弗农・史密斯不仅是最早洞察实验经济学重要性的学者之一，而且组织和参与许多经济实验，并将实验结果放大应用于经济事件。著名的澳洲电力分配案例便是弗农・史密斯及其实验经济学堪可标柄的经典事例。而实验经济学据此完成了对于现实事件的提前预判，并根据人们独特的行为方式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假设进行修订，从而真正给人留下经济学不再成为玩笑的崭新形象。

在弗农・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不确定性情况下，个人的偏好及市场行为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的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测量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得把经济学整个研究确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

目前，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反托拉斯经济学中，实验性方法已应用在检查垄断、合谋及有关反竞争性措施的影响上，应用到自然垄断及它对于规模经济、进入成本、可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关系等市场行为的研究上。而且，作为一种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实验方式来把握人的市场行为，就可以从根本上了解现实经济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验经济学方法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途径。

网络经济与实验经济学

据相关资料介绍，1976年弗农・史密斯便以实验经济学的方式开始对于电子商务经济的研究。1984年史密斯与凯查敏和威廉姆斯设计了计算机模拟实验，在此实验中，买者利润和卖者利润与“复式口头拍卖”实验中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但实验显示：由于信息公开化使成交价格接近于均衡价格，而其它任何价格机制都不能使成交价格达到理想的均衡价格，因此价格灵活调节作用被高估了，不符合现实。通过此经济学实验，人们发现信息技术有效且十分明显地更改了人们的行为习惯，从而最终必然促成经济行为的改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孙健所长认为指出：传统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是建立在稀缺性规律――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之上的，所以，它是一种“忧郁”经济学。而网络经济学的公理体系则是建立在资源（信息）的无限性与人们的消费信息资源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之上的，所以它是一种不再“忧郁”的经济学。

在网络经济学中，信息资源是无限的，而人们消费信息资源的能力――主观资源是有限的。这六大主观资源包括眼球资源（注意力）、耳朵资源、语音资源、语言资源、操作力资源、选择力资源等。这些资源的约束使得信息需求小于供给。主观资源的有限性正是网络经济的瓶颈所在，同时也是网络经济的盈利点所在。

传统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一个重要的原理，在传统经济的实践中也是如此，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中的各个产业、行业和企业就不难发现，除了垄断之外，凡是充分竞争的领域，利润率愈来愈低，最终趋于零。而网络经济则相反，是一种边际效用递增规律。这是由于有效信息不灭定律与摩尔定律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实物经济普遍利润下滑的同时，虚拟经济特别是网络经济却常常能创造暴利。网络经济创造亿万富翁的速度是空前绝后的。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承认效率，不承认任何权利！网络经济是人类又一个伟大的创新，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全球化成为现实。

正是基于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不同，人们蓦然发现原来诸多奉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正在逐步丧失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的实际意义。当代经济正在迫切需要新的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从而对崭新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甚至预判。面对众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通过小范围环境可控的经济实验生成科学数据，再推广应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实验经济学为我们提供切实可行的选择。

而2004年12月弗农・史密不成功的中国之行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会再次被人想起，它的价值或许将获得崭新的评估。

相关链接：

2002年经济学诺奖公告[中译本]

心理的经济学和实验的经济学

传统上，经济理论依赖于“经济人(Homooeconomicus)”的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的行为由自利的动机控制并且人们能够做出理性决策。经济学也曾被认为是一门非实验的科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如同天文学或者气象学的研究者一样--必须绝对依赖现场数据，即直接观察真实世界。在最近的20年里，这些观点发生了变化。作为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构件，受控实验已经出现，并且在某些场合，实验结果表明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假定需要修订。这一推进是由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做出的：研究人类判断和决策制定的认知心理学家，以及在实验室检验经济理论的实验经济学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两个领域的先锋：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

实验经济学

经济学的第一个实验旨在检验什么是经济理论最基础的结果：在完美竞争下，市场价格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建立起的均衡水平将使边际购买者和边际出售者所持的价格是一样的。在弗农・史密斯早期的实验室试验中，受试者被随机分派以买者和卖者的角色，且对商品持有不同的估价，该估价以最低可接受售价和最高可接受买价来表示。给定这样的“保留价格”的分布，史密斯可以决定理论上的均衡价格--买者和卖者可以平等地接受这个价格。在1962年初，当史密斯公布他第一个实验的结果时，他惊讶地发现，尽管受试者缺乏计算均衡价格的信息，但从实验室得到的价格仍非常接近理论上的价格。随后史密斯和包括普洛特(CharlesPulott)在内的其他研究者陆续提出了类似的实验来检验理论的一致性，得到了与最初的工作广泛一致的结果。此外，他们还发现市场的结果是由市场机制的精确设计所驱策的。

许多实验与拍卖有关。传统的拍卖常用于为原材料、股票或其他金融手段组织市场。近来，拍卖也被设计用于放松管制和公共垄断组织的私有化，比如广播频道权利。价格形成理论区分了单一物品出售过程中的4种基本的拍卖形式：

1、英式拍卖：购买者按升序竞价，直到无人有更高的出价；

2、双向拍卖：从一个高的价位逐渐降低，直到某个购买者接受这个价格；

3、一级价格密封拍卖：出价最高者按自己的出价购买；

4、二级价格密封拍卖：出价最高者按照第二高出价人的出价购买。

在受控实验中，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可以检验几个理论上的推断结果。例如,跟理论推断一样，他们发现在英式和二级价格拍卖中卖方可望得到相同的收益。这中间，他们也反驳了理论上双向拍卖和一级拍卖等价的推断。他们的实验也证明了英式和二级价格拍卖将产生最高的平均销售价格，随后是一级价格拍卖，最后是双向拍卖。

史密斯创造性地把实验室试验当作“风洞”加以运用，上述针对私有化和公共品获取的拍卖机制可以在这些试验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由于这些机制通常很复杂，单独依靠基本理论的考虑很难评估他们的绩效，因此实验方法特别有用。在类似的实验中，史密斯利用计算机辅助市场评估了配置机场时间空档的不同机制。他也在澳洲和新西兰评估了组织能源市场的不同手段，这些结果已经影响了现实的市场设计。

与真实世界紧密相关的价值通常与实验装置可以提供的奖励存在巨大的数量差距。因而史密斯特别强调金钱激励在实验中的重要性。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手段不仅有足够强的金钱激励，也注重设计激励以提高实验结果可应用于真实市场形势的概率。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受试者自己(无法被观察到)的偏好会影响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因此，一个被指派买者角色的受试人，虽然其对产品的需求函数是给定的，他也不会依照需求曲线简单地行动。史密斯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已为人们熟知的“诱导价值方法”(induced-valuemethod)。该方法通过对受试者提供激励使之按照实验人的意图行动。通过该方法和其他贡献，以及对实验室合理化程序的一系列实践建议，史密斯为在经济研究中设计出良好的实验建立了方法上的标准。

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边缘地带展开的现代研究已经表明某些概念--如有限理性、有限自利、有限克制--是经济现象范畴后面的重要因素。特别地，来自心理学的洞见已经对当代金融经济学产生强烈冲击。那么，为什么这些思想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被经济研究重新认识到呢？一个解释是实验方法直到近来才渗入经济学。作为价格形成和市场制度实验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为实验方法是一个必要的研究工具。今天，新一代经济学家是实验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的催化剂。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这两个关键人物，为经济研究的复兴做出了令人振奋的贡献。

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引言

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源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提炼，并且与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注重社会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经济学；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中后期，经济学逐渐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并与道德哲学相分离，从而逐渐发展成一门非价值取向的并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受到了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以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革命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注重演绎分析，并开始大量使用数理逻辑。同时，纯理论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从“应该是什么”转向了“是什么”，相应地就促进了实证主义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壮大，乃至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取代了旧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计量经济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实的归纳法，科学命题可以且应该被经验证实，从而科学应统一于物理学；从这个角度上说，只有实证方法才是科学的，其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将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外而充满了价值观，从而是不科学的；二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具体问题而没有构建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是含糊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崇尚价值无涉而批判和摒弃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这里的判断逻辑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无法对任何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科学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学说具有价值倾向而否定它。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衷于应用所谓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发表了一篇篇“求新求异”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优化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偏重于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现象解释、事件预测还是实践指导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以致有人将经济学的性质也作了蜕化理解。其实，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理论上都已经过时了，从而不再注重从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果真可以抛开前人的智慧吗？当前的经济学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经济学大师更加高明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狂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认知上的进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深度总体上甚至并没有超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对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和问题作一剖析。

二、计量经济学贵在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的契合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扎实而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揭示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这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阐释；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实验进行检测，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2］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都并非是充分条件，而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法学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认识：“在各种科学中，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写出该科学的历史，因为唯有他们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识来源，并且获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国内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p#分页标题#e#

同时，尽管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预测，并通过对理论的检验而推动假说上升为科学；但显然，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过程，而不是主要体现为数据处理。波普尔曾指出，一个假说的检验包含了四种不同的途径：“第一，在这些结论中进行逻辑比较，以此来检验系统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决定该理论是否具有一种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特征，或者决定它是否具有其他特征，如累赘重复等。第三，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以决定在该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后，是否构成科学的发展；第四，通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各种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这种理论”；而且，波普尔强调，“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在于发现该理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不管这些实践是由纯粹的科学实验提出的，还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提出的。”［5］事实上，是否可以通过对数量之间的定量分析来“发现”理论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丁伯根和凯恩斯曾就经济计量学的本质和有用性展开激烈的争论：凯恩斯认为，经济计量学仅仅是对已经在性质上知道正确的经济关系给出一个定量的精确分析；而丁伯根却认为，回归分析可以帮助验证理论并能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

但不管如何，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的具有完美逻辑的计量方法，相反，当前流行的各种检验工具都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大多数理论计量学家对这一点都非常清楚。譬如，就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内曼-皮尔逊假设检验而言，它就是“一个有着深刻缺陷的关于归纳推理的理论”，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随机化技术、抽样设计技术以及控制技术，这个假设检验将迅速变成一种对假设为科学的程序所进行调控的合理化过程，这个假设为科学的程序几乎可以产生调查者渴望的任何结果”；同样，这种自我证实的检验也存在其他方面，例如，“如果有无限的自由可以改变变量和判断程序，那么，所谓的‘需求率’仅仅忽视一个指令，一个要不断尝试可选择规格直到得到关于一个价格变量的负系数为止的指令。”［6］正因如此，基于回归分析的计量结论往往是极不可靠的，因为无论把什么数据放进计算机，只要足够多，这分析总会给你一个“验证”的结论；不过，把数据调来调去，或加进新的，这结论很容易被另一个分析。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很早就有学者体会到回归分析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玩意，对计算机处理数字也有“废物进去，废物出来”之说；例如，经济统计的泰斗DaleJorgenson就直言，回归分析的困难在于它的不可靠性。

最后，需要指出，我们在评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时，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理论和应用这两个层次：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用经济计量方法来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对经济现象的发展进行预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多变得多，因此，即使理论计量经济学已经具有相当的逻辑严密性，但由于在影响因素的确定、隔离、抽象以及量化上的困难，它在进行理论检验和预测应用上也面临相当的问题。这意味着，即使今天理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主要资产，但是，它在当前的应用价值却很值得怀疑；有学人就认为，当前实证应用一般要落后方法上的创新达30～50年。Backhouse等则指出，直到经济史学家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可得到的数据库资源和现代计算机数之前，对一些领域的更严格的数量分析是不可能的。［7］也即，理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许具有很大的（研究基础）价值，但应用计量经济学却很难有实际意义。正因如此，在西方学术界，那些功底深厚的统计学家转向研究计量经济学时基本上都集中在理论计量学方面，因为他们只有在这个领域才可以专注于方法上的研究而发现研究的意义；相反却不用关心那些自己心里根本无底的经济涵义，而后者本身就是他们的弱项。

三、缺失经济理论基础的计量论断之荒谬性

计量经济学本身是基于对经济理论进行严密化这一目的而产生的，计量实证本身是理论探究的一个重要过程，它注重的是对事物内在因果关系的揭示；而计量经济学要实现它的原初宗旨，就需要将计量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有机契合起来，要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对计量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并将之与现有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这包括假设前提、影响因素以及数据处理等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一次或少量的实验结果就“证伪”原有理论，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的解释体系；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计量结果来预测未来事件或者指导实践，除非我们对计量的假设前提与现实的各种因素作了仔细辨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揭示出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我们才可以获得理论上的增进，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举一个例子：1847年I.Semmelweiss发现，如果医生在为待产孕妇接生前将手洗干净就会大幅减少产妇的死亡人数，但当他将这一发现告诉医学同行并劝他们改变行为方式时，得到的却是嘲讽，甚至自己也被逼疯而以自杀了结一生。究其原因，Semmel-weiss还没有发现洗干净受减少孕妇死亡的因果机理，也就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理论。而直到后来L.Pasteur和J.Lister完成了细菌理论，对卫生为何至关重要作出了因果机理的解释，医生每年才认为手术前洗干净手是必要的。但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从事统计分析或计量实证的经济学人都是出身于数学、统计学或物理学领域的，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素养，简单地依靠计量分析不仅无法揭示作用机制，反而常常得出一系列荒谬的论断。

亨利•庞加莱曾写道：“科学是由事实逐步建立的，正如房子是由石头渐渐垒砌的一样；但是，一堆事实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8］显然，单纯的计量实证至多能够提供有关“是什么”的事实，却无法揭示“为什么如此”的原因，从而也就无法直接导向理论；正因如此，计量分析必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只有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才能从计量实证中挖掘出因果机理并将之上升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指导，而仅仅凭一些非常片面而狭隘的数据处理就得出结论，那么，往往只会犯下“瞎子摸象”和“见树不见林”的闹剧。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传统的观点认为，饭后不要马上就躺下不动，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是，目前一些学者凭借其狭隘数据的实证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饭后走路对身体健康很不好。再如，传统观点认为，必要的性生活对维持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必要的，它有助于舒缓人的精神压力并进而活跃人的思维；但是，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性生活会钝化人的智力。所有这些结论似乎都有数据的支撑，从而符合现代经济学强调的客观性要求；但是，所有这些结论却没有能够揭示机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读者不要急于反驳说，这些似乎根本与经济学研究无关，不仅它们所研究的东西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分析的结论也与经济学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就在做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人已经将盛行于经济学界的计量方法和实证分析推广到绝大多数领域，而不管这个领域是否属于传统经济学的。例如，笔者在英国Exeter大学经济系访问时参加了系列seminar，其中一位主讲者的题目就是“人的胖瘦与学术成就的关系”；他在计量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肥胖会妨碍学术成就。再如，一个更为荒谬的实证研究是英国华威大学的青年经济学人巴克斯所作的，他自我感觉长相不差，但在30岁之前却有3年找不到女友；于是，写出了一篇《为什么我没有女友：应用德雷克公式在英国找寻爱侣》的论文而宣言，在茫茫人海寻觅真爱人的几率仅比在浩瀚星海中寻外星人容易一点。其做法是：把1961年发明的德雷克外星文明数量公式（DrakeEquation）中符合外星文明条件的变量转为自己的择偶条件，先考虑全英女性人口，再以“伦敦女性人数”、“适合年龄层（即24至34岁）”、“有大学学位”以及“外型具吸引力”等因素逐步缩窄范围；运算结果发现，全英300万女性中仅26人可能成为他的理想女友，而一晚外出可以结识到这些女子的机会仅为0.0000034%。［9］显然，这种研究是荒谬的，因为人类的真爱本身是社会性，需要互动和相互付出才可以得到，而不是符合某些客观条件；事实上，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思维，真爱反而很容易获得，因为只要将个人偏好输入互联网进行匹对就行了。#p#分页标题#e#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所谓的“研究”都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甚至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具有基本知识的领域；但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取向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却转向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篇篇“前沿”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在实证拜物教以及求新求异学风的支配下，现代经济学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者，经济学家可以与任何学科进行联合研究，而不需要相关方面的基本知识；二者，经济学家运用计量分析对一些新领域进行分析而往往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而更不需要探索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目前经济学界有人多文章探讨教育的收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最优教育水平的选择等问题，但是，他们却对教育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间的差异，不了解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间的差异，不了解教育收益的社会外部性，甚至也不了解教育对个体偏好的影响；但就是这些人的研究，却要为国家教育提供政策建议，这岂不可笑！即使在传统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过去20，30年里发展经济学家十分钟爱的“跨国增长回归”的统计学方法久主要依赖于数据集的精心搜集整理，这些数据只要能够描述大量国家多年的GDP、政治体制、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变量，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观察一国经济中有哪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相关。显然，这种研究策略可以并已经得出了太多的答案了。2002年，发展经济学家RomainWacziarg用尖刻的笔调写道：“那些宣称可以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灵丹妙药中，包括高有形资本投资率……低生育率、距赤道远、低热带病发病率、临海……和条件适当的外国援助。”我已经省略了瓦奇亚克列出的17项“灵丹妙药”，他还指出，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永远列不完”。［10］而且，利用这种跨国增长回归而证明的大量统计学关系中有不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有的证明外国援助能够促进增长，有的则说不能促进增长，还有的论证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促进增长。

尽管统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站不住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将统计学关系转变为一项可行的政策就是非常困难，但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往往要基于其实证研究而提出政策建言。举目前在西方社会正日益勃兴的气候和环境经济学为例：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大气和环境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要简单地通过数据的处理来对相关问题指手画脚。譬如，2009年下半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之际，我在英国Exeter大学参加一个Simenar就涉及这类主题，主讲者的大致结论是，计量数据表明，GDP的增长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全球温度上升并没有正相关性，因此，长期被认定为“二氧化氮排放量增加会引起‘温室效应’”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全球气候会议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方向根本是“庸人自扰”。确实，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气候模型大多未能预测近年来的温度骤增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模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更不要说，目前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而且，即使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没有问题，目前也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与温度上升间正向关系的研究发现，这也不能得出不应减排的主张。一者，影响气温变化的因素除温室气体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如浮尘对阳光的遮挡、城市化产生的“热岛”、海洋对热量的吸收而导致大气变暖的滞后，以及地球本身也许正处于“寒冬”周期，等等；二者，即使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温上升可以为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抵消，也不能得出二氧化碳减排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为人类也会带来其他危害，这包括环境污染导致的基因变异、疾病爆发，甚至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心情，等等。此外，即使气温变暖是一个确切的事实，我们也无法由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证实高温是由气体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所引起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逻辑机理的分析以及其他经验的推测。一者，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已表明，二氧化碳分子能够吸收红外线辐射，从而使得温度变高，这也很容易在实验室中得到检测；二者，天文学的观察也表明，有高密度温室气体的金星的地表温度达到了水的沸点的多倍，而缺乏温室气体的火星的地表温度非常低以致水无法以液态形式存在。

显然，尽管作为处理经济数据以剖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门日益精确工具，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和计量工具是无可厚非的：一者，它可以使得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从而可以更清晰地对现象进行描述和刻画；二者，它借助数学逻辑而有助于认知的严密化和精确化，从而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但是，我们必须清晰，计量结论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并不能展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因果机理，而这一切又有赖于研究者的智性思维。一般地，不同学者对同一“事实”的解读往往是不一样的，而解读的合理程度则与他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有关：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越广、理论素养越深，那么，他就越容易通过现象挖掘本质，其得出的结论也就越真实。不幸的是，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数学技能而越来越忽视基本的思维训练，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者也越来越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素养；相应地，他们就无法正确合理地使用计量分析工具，甚至往往误读了计量结论。诺思写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11］显然，当前计量经济学领域就是如此：大多数经济学人只关注如何应用这些计量工具而很少探究这些方法在对研究经济现象的适用性，而且，这些大量形式优美却没有经济理论内涵的计量结论往往很难经得起思辨逻辑的耙疏，甚至很多结论本身就是缺乏基本常识的，但是，它们却往往被当做“创新”和“洞见”而传播。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洞见”应该持有最大限度的审慎。

事实上，实证主义首先盛行于法学中，而这种取向在兴起之初就遭到耶林等的批判。耶林写道：“实证主义是法学的死敌。因为它将法学贬低为手工艺，故而法学须与其做殊死斗争。倘若法学不能随时保持警觉，那么，实证主义所散布的杂草种子，就会迅速蔓生，使各种科学窒息于其下”，“实证主义意味着逃避独立思考，献身于那作为无意志的工具的制定法”。［12］“关于法律的历史书写，为了要达到能真正理解其发展历程的阶段所走上的道路，会要求人们将史学家、法哲学家与法学家合为一体，来进行探讨活动。谁若是缺少法学教育背景就来承担这样的任务，那么他总是会面临一项危险，亦可能会忽略实际法律上的动机所造成的影响。本身完全不懂法律的人，如何能够正确理解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法律？本身不熟悉过去时代中实际利益与专门法律要素的人，如何能够正确判断这些利益与要素的实效？……（但在实务法学家的圈子里却存在这种偏见，）仿佛一个完全不了解是无法学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法律史工作者”，“另一方面，史学家与法学家倘若不将法哲学当作付诸手段而援用之，则他们也有可能错认其所担负之任务。这样的危险并不比较小。毕竟，法律道德各种驱动力，并不完全存在于纯然的实务面向上；应该说，伦理的面向总是跟它衔接在一起。”［13］显然，这也为从事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警惕。#p#分页标题#e#

四、简短结语

一般地，任何理论在提出之初都仅仅是一个假说，它在为人广为接受之前必须进行检验；正因如此，计量实证往往成为一个假说上升为理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也正是计量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意义所在。张五常就指出，如果有了深思熟虑的验证思考，数据来源清楚明确，用回归分析处理是锦上添花。［14］但是，由于功利主义的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过程和目的却越来越偏离的原初目的：它不再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环节，而是用数量关系来取代了整个理论研究。事实上，当前那些从事计量研究的人，往往在没有想好可以被事实的假说之前，就直接跳跃到对一个变量作相关性分析，并以此给出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而且，他们在作回归处理时，甚至对数据的出处也往往缺乏查根问底，而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数字放进计算机来由回归软件处理。正因为数据处理时缺乏一个在逻辑严密的假说基础，因而我们必然无法说明出现特定结果的原因，无法全面剖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逻辑关系以及作用机理，从而必然无法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显然，这就逐渐背离了计量经济学产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