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律论文范文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内有关秸秆焚烧方面的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自大力发展重工业以来，雾霾天气一直让人们“谈霾色变”，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人民群众碧水蓝天，我国也为规制秸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2000年，我国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其中第41条规定“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第六章第57条规定“违反本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下罚款”。将焚烧农作物秸秆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的范围，限定特定区域为禁烧区。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方面，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民航飞行安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我国2009年颁布的《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等文件都规定了在机场附近严禁焚烧农作物秸秆。地方政府每到农作物收获季节也会相应地出台禁烧政策。例如，河南省在2011年6月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紧急通知》。

(二)我国现存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1.出发点简单和禁烧区域范围较窄除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之外，我国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均不是以保护环境和群众健康为出发点，而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禁烧的范围仅局限在机场、交通要道和人口集中的区域及其周边。对于其它更广大的区域，却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依据。由于空气是一种流动性较大的汽体，即便不在禁烧区域内焚烧也会对大气质量造成危害。大部分的农作物秸秆焚烧不在禁烧区，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没有违法。因此，建议修改法律时扩大禁烧区域的范围，以使秸秆焚烧行为得到更好的治理。2.只有原则性或刚性的法律法规，却没有相应的实施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2008〕105号2008年7月27日)也只片面地强调政府在禁烧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较好地引导广大的种植户具体实施秸杆综合利用的办法。该意见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是积极的，但是可操作性、可实施性均较差。除了个别省市(如江苏省和陕西省)，对禁烧区域作了进一步细化之外，其他大部分省市(如农业大省河南)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在执行方面，各地方政府每次都是到秋收季节才相应地一个“禁烧通知”，而在此时大多数农民都在忙于收割农作物，无暇顾及是否有相应的焚烧通知。可见，使焚烧者知道该法令的存在也是相当重要的。3.责任承担方式单一，惩罚力度较小，也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7条的“情节严重”并无明确的界定标准，以及出现这种情况有由哪个组织来界定也不清楚。《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规定“在禁烧区焚烧秸秆的由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烧，并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执法对象比较广泛，很难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况且在当前经济水平条件下，2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不能引起违法焚烧者的警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办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禁止焚烧的执行方式以及具体的责任追究方式，但是对于如何具体实现农作物秸秆价值规定却不明确，缺乏落实该办法的可操作程序和相应的激励措施。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相关的秸秆综合利用管理办法中可以看出，对环境保护部门的权利条款规定较多，而对其义务则避而不谈，在禁烧这一话题下对农民权利规定的较少，没有形成对农民的激励机制。

二、美国加州关于秸杆焚烧的法律政策与实践

针对农作物的秸杆焚烧也是令各国政府比较头痛的一件事。在世界各国，采取治理秸杆焚烧最成功的可谓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地区了。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农业燃烧产生的烟雾导致了一氧化碳在美国北部的三大区域更高的聚集，为了治理空气污染问题，美国在联邦层次上于1963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在1970年、1977年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并于1967年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而针对农作物秸杆焚烧这一问题，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

(一)制定SMP计划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根据《对农业焚烧以及指定的焚烧产生的烟雾的管理准则》制定了SMP(SmokeManagementProgram)即烟雾管理计划，主要是解决来自农业或或土地焚烧有害的烟雾影响问题。而美国部级的农业焚烧政策(“Agricul-tureBurningPolicy”)也建议各州或各部落采取“烟雾管理计划”(SMP)来削减农业秸秆焚烧以保障公共健康和福利。并建议由农业焚烧管理者(ABM)如大气质量局或特定当局负责在国家、地方或部落层面实施“烟雾管理计划”。加州的“烟雾管理计划”分为两级，第一级是自愿的计划，对农业焚烧较少的或者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小的地区，可自愿实行该管理计划。对于那些地区的焚烧秸秆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小，SMP设立了一些评判条件，如时间或大气条件，安全参数、焚烧类型、最大焚烧面积等，它实质上是一个规则规定的许可。第二级是比第一级更具有框架性的一个计划，专为违反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或为能见度减值的I级联邦区而设定的。具体的许可条件例如焚烧决策、空气质量监测、公示和执法要求的实时气象评估，将有可能被包含在第2级SMP当中。

(二)秸杆焚烧总量控制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在1997年10月的立法允许粮农燃烧更多的秸杆，在向工业化过度的背景下，自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允许每年排放200000英亩的稻秸杆。相比于1997年立法要求的125000英亩多出75000公顷。在这200000英亩当中，秋季允许焚烧90000英亩，而在春季则允许焚烧110000英亩。当然也允许农民在秋季少焚烧50000英亩留到春季焚烧。当萨克拉门托的地方长官PeteWilson签署了此文件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季节性地焚烧秸杆在当季的气候条件下能够有利于驱散烟雾，不会对空气质量造成污染。该州的州议员Thompson表示，这部新的法案使田地免受风干或闲置，同时也提升了空气质量。

(三)分阶段的削减报告加利富尼亚州于1991年颁布了《康纳利地区的秸杆焚烧减量法案》，该法案命令萨克拉门托河谷1992年的秸杆焚烧分阶段削减，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1年。只有在为了防止疾病具体的条件下才允许焚烧秸杆(这种条件的具体规定参考《有条件的秸杆焚烧许可规定》)。而且要求ARB(AirResourcesBoard)即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每两年需要向州立法机关提交一份有关秸杆焚烧分阶段削减的报告。参议院法案第318条要求ARB制定一个执行计划和时间表，到2000年找到萨克拉门托河谷稻草50%的用途。ARB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初步计划，即融入更多利益相关者，如包括立法规定的三种———加州粮农部门、水稻秸杆焚烧方案的咨询委员会和加州贸易商业机构，以此鼓励削减报告的实施。

(四)划定污染管制区或空气质量管理区在加利富尼亚有35个污染管制区或空气质量管理区，每一个空气管理区均需要执行本区域的烟雾管理计划(SMP)。针对特殊的地区还有特殊的规定，例如，对圣华金河谷地区需要制定一个广泛的烟雾管理计划以使其焚烧秸杆产生的烟雾对空气质量造成的环境影响最小化。2003年颁布的参议院法案第705条要求该区通过规定的削减时间表来进一步限制农作物焚烧。但是，该法案的规约还认识到，完全地排除农作物焚烧可能存在经济和技术上的障碍，待ARB同意，如果认为该区焚烧农作物具备所有的规约规定的具体条件，可能会考虑该区特定农作物的持续焚烧。

(五)水稻奖助基金加州还创立了稻草示范工程基金，参议院法案318条改变了1991年的水稻秸秆焚烧减量法案，建立了水稻秸秆示范项目基金(水稻基金)，对以商业用途的秸秆发展提供激励机制。水稻基金对提高利用萨克拉门托河谷稻草数量较大的项目提供高达50%的津贴。而且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均给予了秸杆商业用途的补助。

三、中国未来的法律政策构成

(一)建立秸秆综合利用补贴制度和设立秸杆焚烧专项示范基金建立秸秆综合利用补贴制度和设立秸杆焚烧专项示范基金，从而对农民形成激励机制，鼓励秸秆所有者将秸秆转化为有形的财产。从私法上说，秸秆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其所有权人有权处理归属于自己的秸秆，国家想要规制秸秆焚烧这一行为，必须尊重这一前提。农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就是因为这样做会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而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只有政府承担起这部分成本，秸秆的综合利用办法才能被彻底的执行，从而达到既保护环境又促进发展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双赢”目的，各级政府应当建立一个系统的、完善的奖励补贴制度，通过这种激励方式，弥补农民因遵守秸秆利用办法而遭受的损失，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根据我国季风性气候的特点，实行秸秆焚烧总量控制制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季风气候比较明显的国家，各地政府可以根据本省的季风特点，制定本地区的秸秆焚烧减量办法，实施农作物秸秆焚烧总量控制制度，并允许种植者之间对这种焚烧量进行自由地交易，以促进减量方案的灵活适用。对于那些违反颗粒物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或为能见度减值的地区设定具体的严格的削减量。当然，我国实施焚烧总量控制方案在技术上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一总量控制制度对治理雾霾天气，提高我国的空气质量势必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制定明确的控制焚烧量的时间表同美国相比，我国的管理计划则过于原则，几乎是国务院一下达禁烧命令，各地方政府随即也出台一些文件，文件的内容仅注重大方向的引导机制，强调综合利用，对如何具体实施综合利用办法却不尽明确。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一个详细的可实施可执行的分级分区的秸秆焚烧管理计划。同时，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分阶段逐步削减，可以像加州那样，以十年为单位来逐步消减焚烧量。另外，我国应该探索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对禁烧区建立一个新型的焚烧量交易市场，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达到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

(四)建立农作物秸秆禁烧保险制度1938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联邦农作物保险法》，2013年6月，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新农业法案”，强调了保险在农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实施禁烧令的过程中，农民对其拥有的所有权的客体处分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一受限的处分权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弥补农民的损失，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作物禁烧保险制度，扩大农作物保险的补贴额度和覆盖范围，突出保险在促进农业生产和防范风险中的作用，把农民在处理秸秆焚烧问题中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样不致于减损农民参与秸秆焚烧治理的积极性。

(五)严格污染者责任，加大违反禁烧规定的惩罚力度我国法律规定的200元以下罚款的惩罚力度较轻，应该健全违反这方面的行政惩罚方案，根据具体产生的污染介质实行具体的惩罚标准。而不应不管产生多少污染物一概的以200元为惩罚界限，再者，以现在经济水平条件，这对焚烧秸秆者根本产生不了威慑力。建议重新考虑更高的惩罚标准和划分这种标准的界限。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实行非歧视原则与不同环境标准的矛盾。非歧视原则，又称为无差别待遇原则，是WTO的基石，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表现出来。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缔约国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贸易上的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同样给予缔约对方。国民待遇原则是指缔约国保证给予其他成员的公民、企业和船舶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和船舶所享受的同样的经济贸易待遇。

非歧视原则要求WTO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差别对待。但是，WTO成员方的环境保护标准是不同的，这样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成员方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个成员对来自其他成员方的相同产品可能采取不同的环保限制措施和技术标准，这样就会影响非歧视原则的落实。

第二，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关于“相同产品”问题上的不同认识。确定是否属于相同产品是适用最惠国待遇院原则的前提。但是，WTO对什么是相同产品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主要采用《布鲁塞尔税则商品分类目录》中排列在同一税号下的商品就属于相同产品，否则就适用不同的税率。这种对相同产品的认识没有考虑到生产同样产品中不同的生产方法可能导致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的因素，因而导致了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争端。

从保护环境法律的角度看，生产相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方式和技术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对环境造成有害或较有害影响的相同产品应当受到成员方贸易政策的管制，而不应当与对环境无害或较少危害的相同产品享受同样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认为，只要最终产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产品，生产方法、工艺和技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不能作为是否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成员方以出口国没有与之相同的技术和环境标准为理由就可以限制进口，那就会破坏WTO的市场准入原则，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和领域，WTO不承认技术和环境壁垒对贸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使对那些通过有害环境的技术和方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要该产品符合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要求，成员方就不能对其实行歧视性限制措施。虽然WTO对环境保护有一些规定，但这并不表明WTO允许任何缔约国以环境保护为理由强迫其他成员方采用与其相同的环境和技术标准，否则就是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对相同产品实行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对国际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与适用保护环境法律问题上的分歧。按照WTO的要求，对成员方之间的国际投资企业应当实行国民待遇，跨国公司应当实行东道国环境标准，遵守东道国的保护环境法律。但是，从保护环境法律的角度看，如果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标准低于跨国公司母国的标准，适用东道国的保护环境法律可能给跨国公司转嫁环境污染造成方便，从而破坏东道国和全球环境保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立国际企业，适用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就会大大降低其产品的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环境造成冲击和破坏，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应当要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适用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承担更多的道义和经济责任。WTO规定发达成员对发展中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以使发展中成员更好地履行义务。

第四，WTO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遍优惠制度与适用国际保护环境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WTO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成员予以照顾的原则，允许其在履行义务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有较长的履行期限和过渡期限。但是，在适用国际保护环境法律问题上是否也同样享受普惠待遇？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是否应当给予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事实是，国际保护环境法律对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对生存与发展迫切要求，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他们难以达到的环境标准，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权利，只发展绿色农业。这样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永远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本身无力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政府有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发达国家又以这种补贴违反WTO的规定为由，对来自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决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提出了“生态空间”的重要概念，并围绕该概念设计了系列制度。但是，《决定》本身并未对“生态空间”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相关立法文件中也鲜有涉及，学界更少有学理上的系统和深入探究。当“生态空间”概念在《决定》中作为核心概念提出并承载了相关制度创新时，我们有必要分析和厘定其具体内涵，并分析其作为核心概念进入环境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生态空间的内涵厘定

《决定》首次在中央宏观环境政策层面使用了“生态空间”的概念，并围绕着“生态空间”进行制度构建，包括生态空间的类型划定、确权登记和用途管制，这就为生态空间的保护与管制提出了制度需求。生态空间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生态系统结构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其代谢所依赖的区域腹地空间，以及其功能所涉及的多维关系空间。简单而言，生态空间是某物种为维持自身生存与繁衍而需要或占据的环境总和。揆诸既有研究和前例，当前的研究与立法并没有对“生态空间”进行详细定义，但是，国务院于2010年12月21日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虽然没有明确界定生态空间的定义，却详细列举了生态空间的构成，包括绿色生态空间及其他生态空间。绿色生态空间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其他生态空间包括荒草地、沙地、盐碱地、高原荒漠等。在生态学的语境和研究范畴中，涉及到生态空间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第一，空间效应，生态空间是一种生物要素与环境要素相互作用与活动变化的舞台，它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形态和运动规律;第二，空间功能，生态空间是一种抽象空间，它与特定的环境相结合，构成生物可利用的“资源”，它揭示了生态空间的分割占有过程，其基本理论是以生态位研究为基础;第三，空间行为，将生物自身的空间活动作为研究主体，试图解释生态空间异质性的动因。生态空间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环境法律所界定与规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空间功能紊乱与规律违反的指称。因此，《决定》所提出的对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和用途管制必须以对生态空间的内涵外延、效应规律和承载力测度为前提。

(二)生态空间管制政策转换为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生态空间的概念是《决定》在中央环境政策层面首次提出的。环境政策的内生属性特征有:第一，政策最明显的特征是灵活性，政策制定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具有高度不完全性，采纳某一特定的环境政策的未来社会成本和生态收益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经常会有与环境政策相关的重要的不可逆性出现，这些不可逆性可能是由环境危机自身所引发的(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降低这些危害的政策的适应成本所导致的(例如，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投资也许是不可逆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来源于现有的科技认知水平的限制，常常需要处于不断的修正之中;第三，就实际情况来看，环境政策很少采取要么现在要么永不的选择方式，常常是处于不断变动修订之中。纳入环境法律体系的环境政策能够克服零碎性和管制性，所以将一些重要的环境政策上升为法律不失为一种好的机制设计。实际上，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环境立法，即是由清洁生产政策、循环经济政策等转化而来的“政策型立法”。因此，《决定》以“生态空间”为核心概念所设计的生态文明政策创新必须转化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以将抽象的政策目标具体化，丰富原则性的政策体系的内涵，增强其可操作性。

二、生态空间管制对环境法律理念的拷问与挑战

《决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围绕着“生态空间”所规定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及用途管制等制度，在环境保护的理念、逻辑和范畴上均进行了创新，这一环境政策若转换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对于当前的环境法律理念和制度体系提出了更新的内在需求。

(一)环境法律规制“环境问题”核心范畴的变迁

环境法是在人类对于环境问题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环境问题是因为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变化，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但哪些环境危害事实应被列入需要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规制的“环境问题”，不是由事实自身可以自我说明和解释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达成某种共识，这种活动被社会问题建构主义者称为“问题宣称获得”。申言之，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资源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种类多样、程度有别、特征各异，基于管制成本和资源有限性，人类只能选择从当前最为严峻的环境风险出发，经由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形成广大民众的共识，得出当前环境法律体系规制环境问题的重点领域。环境问题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抽象概念，随着时代背景变迁，其所指称的对象和核心范畴也会有所差异。以几次工业革命为关键节点，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成倍增长，总体而言，环境问题呈现从单一到全面、从局部到全球的趋势，但不同阶段需要重点规制的环境问题“核心地带”也会发生移转，这使得环境立法对于“环境问题”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界定。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肇始阶段的环境法主要解决的环境问题是区域环境污染，比如，美国国会制定的第一部联邦环境立法是于1955年颁布《空气污染控制法》，此后出台的卓有影响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是针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立法。二战后，再度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发动机的鲁尔区沦为德国空气污染重灾区，为应对前所未有的空气污染，适用于全德范围的第一部联环境立法《联邦污染防治法》在1974年正式生效。日本现代环境立法开始于1967年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韩国也于1975年制定了《公害防止法》。我国台湾地区的环境保护一词出现于1971年以后，环境保护仅局限于公害污染防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科技进一步发展，加之人口急剧增长和消费主义盛行，人类以空前的速度超出生态平衡的限度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草原退化、土壤贫瘠化、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和物种灭绝等生态破坏。这些新时期凸显出来的“环境问题”成为了环境法律必须直面的紧迫任务。所以，在这一阶段，环境法律虽然依然要防治“环境污染”，但另一重要目的和任务即在于生态保护或“自然保育”。环境问题内涵的拓展或丰富也客观上要求环境法律规制对象与规制重心的拓展变化，比如，日本的环境法目的即从《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中心而控制公害转变1972年的《自然环境保全法》和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中的以保护自然和环境为中心而控制人类行为。瑏瑡通过粗略梳理各国环境立法目的和规制对象的演进脉络，不难看出，环境法律在分别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后，《决定》实际上提出了当前的环境法律所要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挑战———保护和管制生态空间。基于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同时具有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现行环境法所规制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大多是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发生的，其本身具有价值判断上的正当性。

环境法不是要完全否定与摒弃这些行为，而是要判断该行为是否合理、是否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以破坏其恢复和增殖能力。而对于是否“合理”的判断则依赖于环境标准。现行环境法律制度实施绩效的评价标准是考察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是否在纳污能力或恢复能力之内，以此作为评判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合理开发利用、进而判断其是否环境违法的依据。在这种制度逻辑之下，以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属性规律作为标准，在实施中很难实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发挥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两个领域的资源配置的动态均衡，以至于在环境权的研究和主张中难免出现“单方面权利”的偏好，环境法的实施片面强调保护清洁优美的环境权利而忽视甚至是排除合理利用环境的权利，瑏瑢甚至有学者在这种制度逻辑下走得更远，主张环境法要保护“自然体”的权利。这是现行环境法从自然资源本身为制度基点设计制度体系的必然逻辑结果，而这客观上既导致了当前的环境法律制度难以见容于传统法律体系，也滋生了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性不强等弊病。《决定》中“生态空间”核心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进路。“生态空间”的划定，本身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按照对于人类产生的主体功能的差异，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等，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主体功能，综合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控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开发方式和保护内容，在国土空间结构中实现绿色生态空间的管制。在这种逻辑起点下设计具体制度体系，才能在内在机理上更为契合环境法所应秉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前提是承认国土空间中的自然资源首先要满足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在国土空间中划定、保护和扩大绿色生态空间，以保证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不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二)环境要素到整体空间

当前的环境法律体系着眼于保护环境要素。环境要素是组成环境的结构单位，是构成人类环境整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的而又服从整体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成，也被称之为环境基质，包括水、大气、森林、草原、岩石、土壤等。我国当前的环境法律体系的立法思路是依据环境要素的具体分类分别制定法律制度，形成了近30部体系庞大的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行法。在环境法学界通说以及各类教材中，也一般将环境法律体系分为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两大部分。吕忠梅教授直接把这两部分分别称为“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和“环境要素保护法”。瑏瑣其中，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是指以防治环境要素污染为立法对象的一类法律法规，以各具体环境要素为立法依据，以对某一环境要素污染的防治为内容，在我国主要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环境要素保护法一般以某一环境要素为立法对象，在形式上表现为保护某一要素的单行法，在我国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我国现有的在环境要素保护及污染防治分别立法的思路下形成的环境法律体系，在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弊端:

1．立法理念上难以有效贯彻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性。

现行的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这两大类单行法体系，均是针对自然环境中的某一特定环境要素制定的，没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各生态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其主要目标是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利用，而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维护。瑏瑤

2．立法体系难以体现环境要素之间的联系性。

现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护法均主要以环境要素为标准，针对不同环境要素的特点、功能、规律和规则需求分别立法，但是，各环境要素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特点要求在考虑单个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时必须重视对其他环境要素的影响。当前，环境法律之间的分立、不协调甚至是冲突现象严重，即使反复从研究上总结和理念上倡导各环境要素保护法之间的沟通与协同，但这种环境要素协调关系虽然其他国家立法有所涉及，瑏瑥却并没有体现在我国立法中。在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以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框架下，环境行政执法机构权限分配的原则是一种分散管理模式和分业体制，客观上加剧了环境法制困境。

3．环境法律实施成本高昂。

对各种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思路导致环境法律体系庞大，内容复杂，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容易了解这类法律的全貌。环境法所涉的执法机构众多，容易导致法律适用标准和执法尺度不一。瑏瑦环境法律制度实施要求各环境管理部门结合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现状以及特点决定在多种制约下以及环境政策预期下不同环境要素的最佳的污染标准在哪里以及哪种消除污染的设备是必用也可用的。瑏瑧但这种以单一环境要素为控制对象的思路，很容易使得相关执法部门为本部门职责范围内风险的“最后一成”或“最后一英里”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难以从环境整体上进行考虑。一旦为了不从生态整体上看待规制效果，就很容易出现为了规制单一环境要素剩余的少量风险却要花费巨额的社会资源的现象，这会影响到资源在其他风险规制领域的投入。瑏瑨若围绕《决定》中使用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的保护对象，则能够矫正现行的以环境要素为核心和依据构建的环境法律体系引致的上述弊端:一是“生态空间”是环境要素的上位概念，突破了环境要素的单一性和分离性，注重了诸多环境要素所共同依存的国土空间，改变了环境单行法以单一环境要素展开制度设计的现状，这样可以考虑如何在生态整体思路中基于各环境要素的联系协调而综合设计制度以保护生态空间。二是“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概念，要求对于“生态空间”的保护和法律规制依据的标准不再是对于环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坏”，因为判断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进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规制的依据不再是“污染”或“破坏”这样否定性的评价，而是以生态空间占用是否合理作为依据。“占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态空间占用是一个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它通过跟踪人类利用的大多数消费品和产生的大部分废弃物估算生产和维持这些消费品的资源以及同化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性生产土地或海洋面积。瑏瑩使用“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律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改变完全依据环境要素作为环境法律制度实施的核心依据。生态空间占用作为环境法上判断人类行为是否需要规制(行为违法与否)的判断标准，通过对一定的经济水平或人口对生产性自然资产的需求规律的把握，可以确定人类对自然资产的利用程度，超过此程度水平则进入环境法规制视野。与此同时，生态空间占用可以通过将合理的占用数量进行具体量化来定量分析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具体化的一种进路。

三、生态空间政策在环境法上的制度需求

《决定》中以“生态空间”为核心概念进行的制度设计，并不是“新瓶装旧酒”的语词转换，而是在概念内涵、治理理念和制度路径上进行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新。由于《决定》作为中央宏观政策而带有抽象性、概括性和原则性的内在属性，我们需要将《决定》中提出的“生态空间”概念及制度转换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以实现其可执行性。

(一)确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的立法目的

环境法立法目的是国家在制定环境法时希望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结果，它决定了整个环境法律体系的调整对象。主张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即主张其作为环境法律体系的调整对象。《环境保护法》(1989年)第1条规定了其立法目的:“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分析《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的变迁可见:第一，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加入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第二，将原来立法中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立法目的转换，不但是对学界长期诟病的现行环境立法秉持的经济发展优先的价值选择的摒弃，而且也吸纳了当今世界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笔者建议，在以后《环境保护法》再修订时，还应当加入“保护生态空间”的立法目的，理由有:

1．虽然“生态空间”包括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包括《环境保护法》第2条列举的众多环境要素中的部分内容，但是，作为这些环境要素上位概念的“生态空间”本身提出了独特的规则需求。对于“生态空间”的保护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单一环境要素自身的自然规律出发，以是否遭受“污染”或“破坏”来作为行为规制的判断标准，而是适用生态空间占用是否合理的标准。

2．虽然“生态空间”由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构成，但是其内容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等同于《环境保护法》中列举的草原、森林、水等环境要素，它并不是由这些环境要素构成的集合概念，而是与这些环境要素存在着交叉关系。申言之，“生态空间”这一概念虽然也以保护环境要素为基础，但更着眼于上述环境要素在国土空间上的比例和结构，这契合生态文明和生态理性对于环境法制提出贯彻生态整体性的需求。

3．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立法目的，能在制度机理上真正有效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确立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但是，可持续发展所秉持的人类需要与环境限度的二元价值很难在当前环境法中实现平衡，因为，可持续发展要求突破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单一思路，形成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生态法治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部门法问题，而是需要所有法律共同参与并建立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瑐瑠1989年《环境保护法》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立法目的，被批评为同时保障人体健康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二元论”，并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不应当由环境法律部门承担而应由其他市场经济法律部门承担。此次《环境保护法》修订摒弃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第5条规定了“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但现实中如何能够彰显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发展、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中心呢?笔者认为，“生态空间”的理念和内涵本身契合可持续发展观的主张。“生态空间”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便兼顾了人类需要和环境限度。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农业空间和其他空间一起作为国土空间的构成部分，其类型划分及其具体内涵与构成本身便是从满足人类多种需要的角度出发的，生态空间所提供的生态产品也能满足人类的多重需要。与此同时，生态空间保护、改善、规制制度，也是以环境限度作为依据。并且，围绕“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的立法目的设计的系统制度，可以将可持续发展观具体化而不再是仅仅作为制度理念、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我们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生态空间的自然资源条件、国土密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因子测算出不同区域生态空间的需求与供给能力，进而为生态空间占用合理性确定具体的量化标准，瑐瑡这样，还可以细化全国各地具体的生态空间保护与改善的具体目标任务。

(二)构建体系完善的生态空间管制法律机制

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关于生态空间管制的相关规定，这一诉求被遮蔽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立法目的和整体思路中，我们需要构建契合生态空间管制内在需要的高效运行的管制机制。构建体系完善的生态空间管制机制，需要测定我国在当前特定的人口、经济、科技等综合情势约束下为支持公民生产生活需要的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能够提供生态产品的国土空间。这一国土空间是否被合理占用的判断需要根据上述多重标准，这也提出了内在管制制度需求。目前国内外城市对生态空间的管制主要通过生态功能区规划、生态格局规划和生态控制线规划这三类规划来实现，瑐瑢相应地，体系完善的生态空间管制机制也应当包括这三个方面。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环境保护规划制度，但还没有完全涵盖生态空间政策的内涵与制度需求。为了完整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并管制其用途，需要一个包括空间划定、格局划分和行为禁止的系统过程，需要专门的机制体系。可行的法律机制构建思路是，在《环境保护法》中从上述三个方面规定生态空间管制机制，然后通过专门立法(环境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详细规定其具体内容，地方政府也必须结合本区域的生态空间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将该制度体系进一步具体化。

1．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

生态功能分区是依据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以及生态环境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进行的地理空间分区。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2008年联合编制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详细规定了我国生态功能区类型、名录、主要生态问题及生态保护的主要方向，并列举了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详细列举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包括部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的名录及其信息。这些生态功能区的划定，划分了不同生态敏感性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及生态保护的主要方向和制度需求，从法律视野考察则是对人类的行为及行为是否适当提出了不同判断标准。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规定，在制度实施细则中将上述生态功能区规划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按开发方式划分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相对应。同时，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禁止开发区域以自然或法定边界为基本单元，分布在其他类型主体功能区域之中。”禁止开发区域的名录已经确定，其他三类区域由县级行政区为单位，这又要求地方立法应当进一步细化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当前，《象山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安徽省石台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纲要(2011－2020年)》等地方政府制定的生态功能区划相继出台。

2．生态格局规划制度。

生态格局是针对错综复杂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规划设计区域性空间格局，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结构过程的完整性，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瑐瑣生态格局规划以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结构和功能为目标，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干扰来源，以排除和控制干扰为目标对区域国土空间进行规划设计。国外非常重视城市生态格局规划，比如英国公布的大伦敦的环城绿带法划定伦敦市区周围的环城绿带用地，其在环城绿带内除部分作农业用地、不准建造工厂和住宅的经典做法广被仿效。我国《天津市生态布局规划》通过生态安全、资源效率、污染物总量三条底线的设定形成了全市“五带、四廊、三区”的基本生态格局。近年来，其他城市也陆续通过了《武汉生态框架控制规划》、《杭州生态带概念规划》、《昆明市生态隔离带范围划定规划》等以规划城市生态格局，管制生态空间。3．生态控制线制度。生态控制线制度是在研究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为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全，通过划定生态保护范围界线，在该范围内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开发建设，尽量保护自然生态的原貌的制度。生态控制线制度的实施是通过对特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行为的限制甚至是禁止以实现该区域生态空间的离散保护和整体涵养。我国深圳市最早于2005年通过《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实施生态控制线制度;武汉市于2012年通过《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广东省政府于2013年10月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的通知》(粤府函［2013］202号)，成为全国首个全省实施生态控制线制度的省份。质言之，从概念内涵、学界观点和上述地方立法制度体系概括，生态控制线是划定的生态保护界线，被划定的生态控制线的区域进一步分为生态底线区和生态发展区。瑐瑤生态底线区是生态安全的最后底线，遵循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生态发展区是指自然条件较好的生态重点保护地区或生态较敏感地区，在满足项目准入条件的前提下可有限制地进行低密度、低强度建设的区域。

瑐瑥有研究者以《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2005年)为个案，分析与检讨了我国近几年来在一些地方试点实施的生态控制线制度，发现当前试点的生态控制线制度在几个方面尚存在问题:第一，生态控制线制度的法律地位问题，生态控制线并没有直接的上位法依据;第二，生态控制线范围内各类主体的权利保护问题;第三，生态控制线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第四，生态控制线划定的程序问题。瑐瑦在《决定》规定生态空间管制制度之后，结合其制度内涵、制度功能以及上述对于现行生态控制线制度弊端的总结，笔者建议，在未来系统开展的生态控制线制度建设中，应当改进之处有:(1)在《环境保护法》中或将来可能制定的生态保护国家专门立法中正式规定生态控制线制度，为地方立法规定生态控制线制度确立上位法依据。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该款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但仅此不够。正如上述分析，生态控制红线是一个有梯度的生态保护范围界线制度体系，包括了生态底线区和生态发展区，《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可以划定生态底线区，但没有规定生态发展区的界线制度，第19条第2款规定的是“特殊区域环境保护制度”，这与上述在生态控制线制度体系中规定的生态发展区生态控制线制度无论在价值目标还是在制度内涵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2)基于国土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存在着相互重叠和相辅相存的关系，建议在具体的制度实施细则中，以及在将普遍具体化的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将生态控制线制度细分为限制开发利用制度和禁止开发利用制度两个层次，其中，禁止开发利用制度预期结合耕地红线、纳污红线以及《决定》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规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来实现。生态空间的红线管理包括自然生态保护的空间红线、自然资源利用的时间红线、区域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超载的阈值红线、生态结构耦合的中庸红线和生态功能进化的功序红线等。瑐瑧(3)因为生态控制线制度的制度预期目标是保护生态空间的生态利益，但同时生态空间中的自然资源也会对该区域的主体产生经济价值，二者都是正当的，因此，当限制或禁止生态空间开发而影响该国土生态空间范围内主体的经济利益时，应当结合生态补偿制度予以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1新增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可以作为制度依据。(4)通过制定细则，规范生态控制线的划定程序，结合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保障生态控制线划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生态空间管制，除了构建专门制度体系，还需要利用既有的环境法律制度。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均为国土空间的有机构成部分，生态空间管制机制包括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生态格局规划制度和生态控制线规划制度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在国土空间中划定为维持生态系统所需要的物理空间，并针对国土空间中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带等确定禁止或限制开发利用的区域。若生态空间管制制度体系进入环境立法并在全国和各地普遍适用，则需要对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可以适用的法律依据有《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划定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会对生态空间造成直接影响，而这些空间划定即为对国土空间的利用，属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第7条规定的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具体适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评价、审查和跟踪评估等程序性规定。但是，从生态空间管制需求角度检视当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则存在需要改进和具体化之处:(1)开始实施于美国的战略环评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从理论上讲，战略环评的对象应当包括政策、规划和计划，但我国的战略环评对象主要限于政府规划而未包括政策。政策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现在各地已经通过地方立法规定了生态空间管制制度，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影响到生态空间管制效果，应当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完善中将战略环评对象的范围扩展至政策层面，并针对生态空间的各级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根据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7条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2条的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综合利用规划和专项规划才需要进行环评，但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由此导致的矛盾和漏洞是，在当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下，《象山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等县级地方政府陆续制定的生态功能区划不需要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因此，针对生态空间管制的制度需要，应改进现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是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生态空间控制三类规划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国土空间同时对人类存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生态空间也要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以满足人类需要，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也有生态服务功能。因此，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在自然属性上相互重叠。生态空间管制机制中，无论是划定生态功能区还是确定生态格局或生态控制线，在划定的区域内都是通过不同层面、方式或程度，在生态空间内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的偏向保护从而不同程度牺牲其经济价值，这就会对依赖该区域内自然资源生产生活的主体的利益造成影响。因此，当通过适用生态功能区规划制度、生态格局规划制度和生态控制线规划制度以管制生态空间时，需要适用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在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公众参与三类规划的制定。同时，让公众广泛参与生态空间控制制度实施，也是生态世界观的塑造过程，瑐瑨有助于制度预期的实现。但是，在我国当前《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综合规定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更多是将环境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消弭环境执法困境、提高执法效率的手段，在制度定位上并没有将环境公众参与上升为公民的一项民利的高度，说明政策决策者基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而认为一般公众无专业知识和能力来实质参与，从而将其排除在外。瑐瑩因此，笔者建议，环境公众参与制度适用于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具体化路径有:(1)在公众参与范围上，需要将宏观上多大比例范围的国土空间化为生态空间，微观上具体的生态功能区划、区域生态格局的形态指标体系和生态控制线的具体范围走向等内容均需要征求公众意见，让公众参与环境公共事务;(2)在公众参与形式上，综合采取审慎的民意调查、互联网公共论坛、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以保障公众对专业性的生态空间管制的观点能够充分交流、理解和表达利益诉求;(3)在保障配套措施上，应当将公众参与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和生态补偿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四、结语

《决定》中首次提出“生态空间”并规定的用途管制等相关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创新。生态空间管制从立法理念、调整思路、规制对象等诸多方面对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和制度需求，要求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构建体系完善的专门的生态空间管制机制。与此同时，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系统规定生态空间管制制度，并不是对既有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冲击与替代，而应与现有的环境污染防治、保护生态环境等制度一起，共同为构建生态、保障生态安全协同努力。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一)澳大利亚环境刑事处罚制度概况

根据澳大利亚《环境违法和处罚法》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故意或过失以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的方式实施的违反环境法律规定的行为。其所说的“危害环境”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改变环境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行为，包括任何故意或失职导致违反《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而改变空气和水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的行为②。这使得《环境违法和处罚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对于环境刑事犯罪的标准定的十分低。这就要求在澳大利亚你必须十分小心，因为一个不留神你就可能触犯了《环境违法和处罚法》，而《环境违法和处罚法》作为一部刑法，其中大部分的惩罚措施都非常的严厉。这就导致了在澳大利亚，凡是涉及和环境有关的事务，人们在行事时都会小心谨慎。在《环境违法和处罚法》的约束下，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二)我国环境刑事处罚制度可以借鉴澳大利亚之处

首先，在对环境刑事犯罪的定义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属于环境犯罪的行为的标准明显高于澳大利亚《环境违法和处罚法》所规定的标准:对属于“严重环境污染”和“严重破坏环境”的范围规定的过窄过死。这就导致有许多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会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第二，在有关提起环境刑事诉讼的主体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主体范围远远小于澳大利亚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在我国，有权提起环境刑事诉讼的只有人民检察院，这样的规定有一些缺点:第一，人民检察院并不是环境领域的专业机构，不具有专业的技术和设备;第二，人民法院只受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刑事诉讼，这不利于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建议学习澳大利亚的先进经验，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环境违法公诉部门，吸收环境领域的专业人士加人该部门，同时增设公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刑事诉讼的情况。

二、以保护野生生物的法律规范为例介绍澳大利亚环境法

澳大利亚的环境法包括联邦立法和州立法，种类繁多、各种部门法齐全，其涉及到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方面面。鉴于篇幅有限，现无法一一详细介绍，本文仅详细介绍其中一类比较重要的法律法规，即保护野生生物的法律规范，并以此为例介绍澳大利亚环境法。

(一)澳大利亚关于保护野生生物的法律法规

1974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法》，规定禁止采集和持有野生生物，除非得到有权机关的许可③。1992年，澳大利亚颁布《濒危物种法》该法将濒危生态系统的调查、指定、公告及保护列为重要立法目标，并设置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负责研究濒绝生态群落;他们根据uICN的保护等级分类，经修改后将受威胁的生态系统区分为假定灭绝、严重濒危、濒危、易受伤害性、资料不足与危害性较低六种保护等级。澳大利亚的《濒危物种法》不仅以生态系统界限与范围来定义或指定濒危生态系统，还包括群聚结构及其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对生态系统有明确科学性定义并能持续评估生态系统的状态，对于濒危生态系统的保护有莫大的助益④。为了减低物种灭绝的速度，保持物种的多样性，澳大利亚政府于1999年通过了《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根据该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由环境与遗产部负责)州及地方政府、非政府机构、慈善机构以及社区团体共同工作，对本国的原产物种进行保护。

(二)我国需要借鉴的地方

第一，我国法律对于需要保护的野生生物物种的范围划定的过窄。我国把需要保护的野生生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级和地方重点保护级，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又分为国家一级保护和国家二级保护，进人重点保护目录的大都是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生物，这样的分级使具有生态价值的生物得不到保护。建议再建立一个级别，把有较高生态价值的生物归人这个级别中。第二，我国有关保护野生生物的条文多见于“条例”、“规定”、“通知”中，这些往往只能处理局部问题，并且高位阶的法律比那些“条例”、“规定”、“通知”更有震慑力，人们会更加自觉的遵守。我国目前还缺少关于保护野生生物的高位阶的法律，对一些情况缺少统一的规定，导致对野生生物的保护和管理有一些混乱，建议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法》整理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生物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结语“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澳大利亚环境法为鉴可以反思我国环境立法的一些不足之处。我们要发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澳大利亚环境法的可取之处拿到我国来，通过取长补短来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笔者坚信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会越来越完善、我们生活的环境会越来越美好、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也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即企业对社会承担的所有责任的总和，源于20世纪初美国关于企业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理念。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包括:对雇员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责任，对所在的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个方面:经济责任、政治文化责任和环境责任。

(二)企业环境责任

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企业环境责任源于企业社会责任，并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企业环境责任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具体含义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笔者同意，企业环境责任的较为全面完整的含义应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充分回收利用等义务并对外承担积极参与自然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包括企业环境道德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前者指环境道德规范对环境法主体的约束，即环境法主体若违反环境道德规范，应承担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后者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环境法主体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和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企业目前承担环境责任的主要形式，本文着重阐述企业在法律上的环境责任，即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二、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依据

(一)法理依据

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是公平正义理论的要求。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社会，无论效益多高、多大，如果它缺乏公平，则我们不会认为它就比效益较差但较公平的社会更理想”。“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行为类型为能允许的，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资源和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企业在开发利用资源以及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的同时，必然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利用资源、享受良好环境的机会，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企业获得经济利益，而其他社会成员承担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的不利后果，这无疑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因此，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是法的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二)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即“每个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并且这项权利应该是可诉的权利”，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环境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包括国家、法人、公民，企业作为环境权主体之一，其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得侵害其他主体的环境权，否则构成权利滥用，要承担相应环境法律责任。

(三)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

学者一般认为《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律。如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此外，我国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也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法律依据。关于其具体表现，本文在第一部分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内容中已做具体列举，不再详述。

(四)有关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

我国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分为两大类:一是以防治环境污染为目的的法律，具体表现为针对大气、水、土地等制定的污染防治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二是以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为目的的法律，如《森林法》等。

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在立法层面，制定、修改、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前提。一方面，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确立公民在环境方面的具体权利;另一方面，补充、修改、细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并建立相应新制度与之配合。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部门，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但内容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关于环境责任的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来说，有关环境法规中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具体措施鲜有涉及，尤其是对于企业造成环境污染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相关规定更是少之又少。由于相关规定不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最终导致有法难依。因此，要完善、细化、解释相关环境法规，明确企业的环境责任，使其具有拘束力。

1．将公民环境权纳入宪法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学者基于人权理论，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并主张将环境权写入宪法，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根据有关学者观点，“环境权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以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为客体的权利，环境权有多层次含义，其中最基本的是基本环境权，即公民依法享有的得到和享受清洁、健康和美丽的环境的权利”。笔者也赞成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纳入宪法。因为自然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没有一个好的自然环境，人类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更谈不上从事其他一切活动，而当前各种环境问题已突出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以重视、改善、保护和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2．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

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或表现为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或分散在其他部门法中，如行政法、民法、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此有学者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笔者认为在环境形势如此严峻、已成为全球问题的今天，有必要像侵权责任法一样，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以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

3．地方人大和政府恰当行使地方立法权

地方政府拥有行政执法权，因此，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有法可依。

4．完善、细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1)细化、完善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由于环境责任具有特殊性，因此，建议除了传统民事责任形式，将责令限期治理、恢复环境原状等特殊责任形式纳入环境法律责任形式中。我国目前刑法分则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仅有14个罪名，这是远远不够的，建议扩大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以便更好地预防环境犯罪。

(2)由于环境侵权行为涉及范围广，危害性大，而我国现有法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惩罚力度小，企业违法成本低，惩罚对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3)建议实行企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企业，应强制其建立责任保险，并扩大责任保险的范围。(4)建议实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并将此制度法制化，使其成为环保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制定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救济途径，使企业行为处于公众监督下。

(二)在司法层面，注重法的实施，建立、完善环境诉讼法律制度

1．完善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途径，在环境诉讼中坚持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姑息纵容，而法院迫于地方政府压力，难以做到公正处理案件，司法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此外，环境侵权涉及的知识比较专业，并且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是长期和隐形的，短时间内未必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企业隐性的污染行为和显性的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多大程度上的因果关系，这些都需要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多数法官欠缺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之路更加难走。因此，一方面，司法人员应努力提高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业务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应改革、完善环境侵权审理制度，坚持司法独立。

2．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指社会成员，主要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的情况下，为维护环境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政府而向法院的制度。由于环境污染有不特定性，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世界立法趋势。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外已经得到成功实践，关于其具体操作，我国法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三)在执法层面，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企业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放宽甚至放纵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监管，我国法律规定了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方式，但由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常常采取较轻的处罚方式，对违法企业而言，法律责任毫无威慑力可言，因此，执法机关应转变执法理念，严格依法执政。具体来说，执法机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违法企业受到规范和约束。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督促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奖惩机制和环境责任监督评价体系，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进行严厉惩罚，对积极遵守环境法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和支持。其次，建立严格行政审批制度。对有潜在环境污染可能的企业，政府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对有潜在环境污染可能的项目，政府在审批时可予以限制或否定。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大环保宣传来帮助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倡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观，建立完善的环境质量监督体系等。

(四)在法律监督层面，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社会监督

充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形成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外在约束。首先，公众监督是督促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重要途径，公众有环保参与权，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公民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公众的环保参与权要通过环境知情权来实现，而环境知情权要通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来实现，要为公众提供环保参与权的具体途径，使公众监督落到实处。其次，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监督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很多环境问题都是通过网络曝光引起关注的，通过网络这种方式可以对违法企业和当地政府形成舆论压力，迫使他们承担环境责任。最后，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形成督促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社会压力。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环境法 责任 归责原则

一、环境法律责任概念

关于环境法律责任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环境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环境法律责任与环境违法行为紧密相连，只有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人，才承担法律责任，即环境违法行为是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前提，环境法律责任则是环境违法行为的必然后果。”王灿发教授在《环境法律法学教程》中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主体因不履行环境义务而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本文给环境法律责任下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破坏了法律上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环境行政法律责任

（一）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

行为的违法性是构成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学界对“违法”涵义的解释有“主观违法说”和“客观违法说”两种。前者立足于行为人行为，凡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即构成违法；相反即使该行为侵犯了应受或者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如果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也不构成违法。后者则以行为效力为着眼点，行为侵犯了应受或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即使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范，也构成违法。

（二）环境违法主体具有相应责任能力

环境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既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责任，又包括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实现环境行政责任的机关比实现环境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机关还要广。它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另外因为一些特殊的障碍使环境行政责任难以实现时，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协助实现。

（三）行为的危害后果

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承担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选择要件之一。在环境行政法有规定时，才作为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传统的行政法要求损害必须是对人身和有主财产的损害，而现代的环境行政法则扩大了这种损害的范围。

（四）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条件。在法律规定不以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条件的场合下，不存在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相反如果法律规定以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的条件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危害后果与环境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损害结果是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构成要件。在要求有损害后果时，行为人要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就必须要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一）环境民事责任理论与实践

在我国，环境民事诉讼因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消除危险之诉、恢复环境原状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

1、民事诉讼资格

对于民事诉讼原告的资格，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判例一般都要求原告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但是由于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其广泛性、积累性、持久性和环境污染损害救济诉讼的专业性等性质，许多国家出于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的需要，扩大了公民的诉权，并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诉讼资格的限制。

2、授予环保等社会团体和环保局以环境民事诉讼权

“集团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他作为一种典型的扩大诉权的诉讼形式，如今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按照传统的理论，“集团诉讼”的原告都应该是受害者，非受害者不能参与到集团诉讼中。团体诉讼的力量雄厚，态度一般比较强硬，有能力与大公司周旋，并且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法院与政治家往往非常重视，不敢怠慢。比起个人的干预力量，效果要好得多。因而在国外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被广泛采用。

此外，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基于自己的法律传统，以“公共信托”理论授予环境保护局代表联邦、州长代表其所在的州寻求相关的民事诉讼救济的权利。比如美国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相对人停止违反许可证的行为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在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一般都要求受害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加害人有过错、有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及受害人本人没有过错等证据，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但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这样的“举证”，受害者往往是难以做到的。长期以来，我因一直实行“双方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的原则，立法上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即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定的，由被告举证。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事实上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四、环境刑事法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是环境犯罪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它因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产生，因司法机关的追究而被实现。相对传统的环境刑事责任理论而言，在环境刑事责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现代环境刑事责任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环境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即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方面和客体等方面。

（一）环境刑事责任主体方面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法人充其量不过是法律所拟制的 “人”，它没有法律所允许的合法目的以外的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也没有犯罪能力。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操纵法人或有关享有法定职权，或被法人的决策者授予职权的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从刑罚的处罚功能来说，对法人不能处以自由刑和生命刑，充其量只能判处其罚金、责令停厂、关闭。而这些功能，行政责任同样可以做到。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法人环境犯罪的危害远远大于单个自然人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而且法人在若干例外情况下为规避其责任，常有利用第三人的行为以掩护或转移自己责任的事实。所以法人最终也成为环境刑事责任主体。

（二）环境刑事责任主观方面

刑事责任的主观方面是指环境责任人对其自身产生社会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各国在刑事立法上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的刑事立法也采用了此归责原则。作为解决我国环境资源问题最严厉的刑事法律也是如此，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指在没有排污行为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而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被告又不能证明环境危害结果并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的，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已为一些国家的环境立法所采纳。

（三）环境刑事责任客体方面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指由环境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并为环境犯罪行为所侵犯或威胁的环境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环境污染事故中，首先遭到侵害的是环境，环境只有在被侵害后才对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造成损害或威胁。也就是说，环境的损害是环境犯罪的原生结果，而由环境损害造成的其他损害则是环境犯罪的派生结果。因此环境权益排除在环境刑事责任的客体之外，不仅与法理不通，而且对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权益是不利的。随着环境犯罪现象的日益增多，具有保护社会权益功能的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把危害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扩充至环境及其环境要素。

（四）环境刑事责任客观要件方面

环境刑事责任的客观要件是指应负环境刑事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社会危害的客观事实的总和。包括危害行为、危害情节、危害后果以及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突破和发展的客观要件主要是危害后果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方面。

1、危害结果

由于许多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常常是连续的，持久的。其行为通过广大的空间，与其他包括自然原因在内的其他因素进行累积性的复合反应后，才产生危害后果。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它并不因为环境行为的停止而停止，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消失。由于恢复遭受损害的环境要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而有的破坏往往是无法恢复的，且环境质量遭受损害往往会严重危害一定地域内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因此如果只是惩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结果犯，不仅不会促进全体公众的福利，反过来会导致厂群关系和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紧张。因此一些国家在惩治环境将染和破坏的结果犯的同时，在新制定或修改的刑法中规定了行为犯和危险犯，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危害结果可以不作为实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行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2、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法律规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必须要件时，往往需要确认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理论要证明环境污染与生态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不可能。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刑事责任领域也是这样，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责任领域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应用于刑事责任领域。

五、结语

环境法多样的责任形式不仅决定了它只能按法律责任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归责原则，同时也使得环境法律规范的适用产生了大量的责任竞合问题。环境法是整合了多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法律部门，其责任规范分别具有行政法、民法和刑法性质，因此就出现了在同一法律部门内部非冲突性法律责任的并存。虽然出于保护环境和充分救济环境侵害受害人的目的，分别执行这些不同规定的不同部门法性质的环境法律责任的会使相关的环境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同时这也可能使不法行为人承受多重责任，受到多种惩罚，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如何协调适用三种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更好地解决环境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建立系统性的环境损害责任机制是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

姚锐敏，易凤兰.违法行政及其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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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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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国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基础性法律文件《大气污染防治法》（下称《大气法》），后根据需要先后在1995年、2000年作出修改。《大气法》前两次修订分别间隔8年和5年的时间，而从第二次修订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

在严峻的空气污染挑战面前，需要再次审视这项法律：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和完善？哪些法律障碍还需要解决？ 如何更快地大幅减少污染，换来更清洁的空气？

2014年12月22日， 新修订的《大气法》首次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经济周刊》从多个渠道获悉，《大气法》修订将有望在今年完成。由清华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环保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心科研院所发起成立的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日前《大气法修订建议汇编》（下称“《建议》”）报告。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是希望突出《大气法》修订中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并收集整理多方的建议，希望可以引发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为法律修订提供有益的参考。

建言一

空气质量标准可否5年一评估

――之前的标准16年未更新

《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建立空气质量标准更新的长效机制。现行的《大气法》仅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公布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并未规定一个明确的评估和更新机制。之前的空气质量标准是在1996年修订的，16年后才更新，而在这16年间，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以及空气质量对公众的健康影响均发生了较大改变，标准的更新在管理对公众健康有重要影响的PM2.5污染上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建议《大气法》修订中应确立空气质量标准的评估和更新机制，如规定至少每5年评估一次是否需要修订标准，并确保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及多方参与。

建言二

完善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

――只有新建期审批，缺少运营期监管

《建议》认为，现行《大气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目前尚无更详细的规定。实践中，排污许可证制度是随着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其制度形式和监管方式主要通过地方试点摸索而成，加上地方环境管理能力的限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并没有发展成为全面系统的监管手段，而是沦为简单的“发证―换证”流程，加之欠缺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有机结合，因此未能有效服务于大气污染源的有效监管。

专家呼吁，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一种污染源监管制度，中国学了差不多20年了，但到现在没弄懂、没学会。在《大气法》修订中，应该对排污许可证制度予以完善，将其作为规范企业排污和政府监管的核心制度。

“目前的排污许可证仅仅是一张纸，而且是主要针对企业或者建设项目在新建期的一个前置的审批。目前我们非常缺乏企业和项目已经完成审批、进入运营期后的监管。”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的排污许可证详细记录企业运营期间所有的排污设施和排污情况、各个排污设施所用的排污标准等信息，方便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管。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管体系，企业和项目运营之后的管理要求非常少。应该将排污许可证制度真正落实，使企业在运营阶段受到很有效的监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摄

“我们业内有一个玩笑：排污许可证制度之所以没有被好好地推行，是因为翻译有问题，翻译成了‘许可证’，这样就让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项目上马之前必须要获得的一纸证件，获得之后就安全了。”解洪兴说，中国要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要把“许可证”的概念转变，它不仅是项目上马的时候要用的，而且是对项目长期运营监管的一套管理机制。

建言三

应责令污染者治污，赔偿受害者

――变“抓人关门”的处罚老路，为赔偿终身制

按照现行的《大气法》，最高处罚金额是针对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事故的，“最高不超过50万元”。在此次送审的《大气法》修订稿中，这一条款已被取消。如何扭转“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认为，修订《大气法》，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有几个原则要遵循：一是针对超标排污企业，所征收的环境税费一定要高于其治理成本，否则企业在治理污染上是没有积极性的;二是环境损害必须要赔偿，这种责任是终身的、不可推卸的，日本发生水俣病已经50年了，排污的企业到现在还在赔偿;三是必须没收违法者的非法所得，污染环境那部分的非法所得通过计算要全部没收，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倾家荡产。

另外，国外对责任者的认定是越多越好，因为形成大的环境污染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企业赔得起的，相关连带责任人，包括给企业贷款的银行、保险公司，从企业分过红的股东，只要是企业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直接责任人赔偿不起的时候，相关金融机构、投资方等都要连带追究。

杨朝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大气法》修订，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武器，但在执法中要转变一种观念，过去我们执法，谁违法了，就严厉处罚谁，该罚款的罚款，该判刑的判刑，但是我们的环境法治是为了解决大气污染，把企业罚破产了，把负责人抓起来了，最后的污染由谁治理呢？污染受害者的损失由谁赔偿呢？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罚款和对有关责任人处罚，要让老百姓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我们的法律有很大的缺陷，对环境责任的认定有缺陷，把人处理完了，案件就算完了。”杨朝飞说。

建言四

解决环保执法缺钱、缺人难题

――环保部门应单设大气防治机构

杨朝飞表示，现在我们国家的环保执法面临一个很大的尴尬，即违法的人多，但是环境执法不到位。环境执法不到位将带来两个方面的社会不公平：一是在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之间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排污者获得了超额的利益，而污染受害者却承担了环境的代价;二是在排污者之间也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

在很多专家看来，环境执法不到位，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缺少具备相应素质的执法队伍。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部主任沈晓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企业肆意违法的成本低、环保部门压力大，执法能力不足。县一级的环保部门由于编制问题缺乏人员、技术、知识储备。“我国的公务员编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各个部门总量控制的，环保部门要增加就必须要别的部门减少，所以虽然环保部门呼吁了很久，但是还是控制得很严格。”沈晓悦说。

《建议》认为空气质量管理应当按照科学指导决策的原则，推行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管理的模式。若要决策有较好的科学基础，则需要大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支持，包括监测数据分析人员、空气质量模型技术人员、经济专家、能源专家、交通专家等。

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美国，国家环保部门负责大气相关工作的政府环保人员超过1400人;在州层面，加州大气资源管理局有近1300人从事空气质量管理相关工作。相比之下，中国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从事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数量和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虽然国家下达了很多空气污染治理任务，并划拨了专项经费开展空气污染防治工作，但开展空气质量政策研究和管理的人员数量却没有太大变化。大部分地级市的环保局都没有专门针对空气污染的部门，负责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非常有限。再加上专职科研人员的数量与能力的缺口大，因此许多工作落实困难。政府可以考虑在新《大气法》中提出建立区域或省级的空气质量研究中心，并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推动环境服务业的发展，以缓解地方专业人员短缺的情况。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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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8月16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

8月19日上午11时，在缺席此前举行的8次新闻会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港集团”）负责人现身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第9场新闻会。

在当天的新闻会现场，天津港集团总裁郑庆跃表示，“各位媒体朋友觉得天津港和天津港集团公司是一个概念，这个我们都非常理解”。他进一步解释道，天津港集团是市属国有企业，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津政函200415号文件精神，于2004年6月，由原天津港务局整体转制成为集团公司，不再具备原天津港务局行政管理职能。

此外，郑庆跃还“撇清”了天津港集团与瑞海公司的关系，他表示，天津港是个区域概念，本次发生爆炸事故的瑞海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坐落在天津港区域范围内;天津港集团也是坐落在同一区域范围内，从事港口、装卸业务的国有企业。“二者是坐落在同一区域的，没有隶属关系的两家企业”。

郑庆跃的介绍没错，但也太过谦虚和低调。据天津港集团官网的介绍，天津港目前由北疆港区、南疆港区、东疆港区、临港经济区南部区域、大港港区东部区域等组成，天津港集团是“天津港的主体”。

天津港集团为何被指“独立王国”

公开资料显示，1984年，天津港开始实施“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交通运输部天津港务管理局”也更名为“天津港务局”;此后一直到2003年，天津港的双重领导体制运行了近20年。

2001年，国务院决定将“双重领导”的港口改为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并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2003年11月，经天津市委批准，天津港务局将行政职能转交给天津市交通委员会，转制为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6月3日，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2004年起，港口法实施。按照这部法律规定，天津市的港口管理部门系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依法对港口实施行政管理。而港口企业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则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天津港企事业剥离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但是这种剥离里面牵扯很多的问题，像人员安置问题、行政职能问题等等。港口消防按理说应该随着政府职能归到港口管理的职能部门，但是因为职能部门没有多余的开支，就把消防留给了港口企业，让企业养活他们。这就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状态：实施救援归港口公司管，消防承担的管理职能却被带走了，两边都不健全。

尽管12年前已完成“政企分离”，但据媒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涉及天津港的事务，地方政府协调、统筹仍有难度。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公务人员向媒体表示，天津港集团在天津是一个“独立王国”，地方政府对天津港的控制能力很弱。天津港原来隶属于交通运输部管理，后来转制成为企业，人事任免权归地方，业务指导归交通运输部，天津港归天津市交通委管。天津港集团的权力仍然很大，在它的港区地盘内，别的地方政府部门很难插手它的具体业务。对此政府人员的说法，公司方面未作回应。

天津港果真如上述所说如此“独立”吗？这次爆炸事故发生后首批抵达现场的消防队伍的人事情况能说明其独立性吗？

事故后第一批出发救援的天津港消防支队一大队、四大队、五大队，均为“企业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隶属于天津港公安局，参与救援的一线队员为合同制消防员。在8月14日的会上，天津市公安消防局局长周天表示，事故前期是天津港公安局的消防支队在处置，但他对港区公安局情况并不掌握。

据业内人士向媒体介绍，如今天津港公安局业务上归天津市公安局管理，人事工作则由天津港集团管理。而天津港公安局指挥部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天津港公安局属于天津港集团，企业专职的消防员都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警察。

地方官员称：区域内引入什么企业，天津港集团“说了算”

另有媒体披露，天津港集团对天津港区域内引入哪些企业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尽管有天津港集团员工将天津港与瑞海公司的关系比作房东与房客，但天津安监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规划局管不了那么细，对区域内引入什么企业，就是天津港集团说了算” 。

据报道，2013年，瑞海公司改建项目中，天津港集团规建部，是瑞海公司的批复单位之一。规建部是天津港集团的下属部门之一，主要负责天津港范围内的建设规划。天津港集团的一位知情者介绍，“集团开发区域内，要落地什么项目，首先是规建部审批，然后拿到滨海新区规划局审批” 。

目前，天津港的土地开发（融资）是采用政府授予天津港集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土地一级整理，天津港集团负责融资建设，土地整理完以后，招商引资并出让土地。

而为了“深度”开发，2009年，天津港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这家公司是天津港集团全资注册的经营性公司，初期注册资金8亿元。经营范围涉及港口工业地产、住宅地产、商业地产的开发、建设、销售、租赁及物业管理等业务。

山东的一家危险品进出口货运企业的业务员向媒体表示，危险品仓储企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装卸费和运费（港内运输产生），此外还包括堆陈费、特殊加固等费用。该业务员称，一般情况下，危险品仓储的费用比普通货物仓储价格高出2～3倍，甚至更高。

而一位天津物流业人士称，天津港集团对危化产品的代集港费用报价为20英寸的集装箱为500元，40英寸为700元。除此之外还有制冷、危管、码头拉回等费用等，大约每箱都在1500元以上。

据报道，在天津港的危险品物流生意版图中，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多年来，中化集团一直独享天津港危险品存储资质;后来天津港集团和中化合资成立天津港中化危险品物流有限公司，也获得这一资质;而瑞海公司的出现，则使天津港有了第一家民营危化出口的港口物流公司。

环境法律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法学论文 数据库 电子资源 中国

Abstract: As the meat-and-potatoes means by which scholars do researches, academic papers help to size up the status quo ante and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 special field of study. This thesis, a somewhat overall survey of the electronic versions of dissertations on jurisprudence by Chinese scholars which actually abounds in resources, focuses on the databases of papers on jurisprudence to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databanks of papers on jurisprudence, to balance the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ir achievements as to pass equitable judgment on them, to make a comparison of these Chinese databases with those sponsored by data-warehouses abroad or in foreign languages, primarily English of course, and to point out the way forward as well as to indicate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in jurisprudential database buildings.

Keywords: dissertations on jurisprudence database electronic resources China

学术论文是了解某一专业领域学术研究最新动态、掌握本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以及进行学术研究之最基本工具，其蕴涵的信息量之广、之新是学术专著所无法比拟的，故而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就法学论文而言，其涵盖范围较广[1]，本文则专指那些涉及法学研究的学术性文章，包括刊登在各种法学类或综合类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论文、法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法学学位论文[2]。过去，法学论文的查询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从期刊、报纸中查找；二是借助于诸如全国报刊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以及社科文摘和新华文摘等辅工具；三是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所做的专题剪报（刊）资料。专题剪报（刊）资料一般都由专业图书馆人员从所订报刊中精选剪裁而得，并按照各学科体系详细分类归档，简单直观，使用起来极为方便，是研究人员查询学术论文的主要途径。[3]但对于不具备以上便利条件的研究者来说，查找资料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有时甚至不得不为了找一篇文章或寻一期刊物而走万里路、查万卷书。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和法学论文（索引或全文）数据库与光盘制作则为人们带来了快速、便捷、科学的检索方式。科研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将学者从浩渺无际的信息海洋中解放出来，几乎可以说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天下，从而使其能将主要精力放在问题的研究而不是资料的查找上面。传统的纸制索引、目录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也顺应时展，大多制作了数据库和光盘。而各单位内部所做的专题剪报资料今天的情况则各不相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已于2001年停止做剪报（刊）资料，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仍保留剪报（刊）资料的制作，再如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等则将其制作成数据库[4]或纸制形式的目录索引[5]。另外，随着各种官方、半官方或个人学术网站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网络学术资源亦日渐丰富，这些网站荟萃了众多法学界知名学者的真知灼见，其信息更新速度之快、对热点问题反映之迅捷、专业性程度之深广确实为光盘数据库所不及。目前，我国学术电子资源中的论文数据库基本为几大数据公司所垄断：社会科学领域为清华同方属下的中国期刊网[6]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7]，自然科学领域则是重庆维普公司的天元数据网[8]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万方数据公司合作制作的万方数据资源系统[9]。而其他机构制作的光盘数据库则无论信息容量、还是产品种类、抑或社会影响力都远不能与之并论。另外，某些法律网站中设立了专门的法律论文库，如法律帝国、法律图书馆、正义网等。本文首先对我国法学电子资源做出综合概观，并在衡得量失的基础上，为今后法学论文数据库的制作、发展探索性地提供对策，以便使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更好地为科研服务。作为一种新兴资源形式，电子资源按资料类型分有以下几种：一是电子出版物，这是电子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全文/索引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电子报纸以及地图等，大多以光盘数据库形式发行，有些则以付费网站形式存在；二是因特网信息资源，包括WWW站、电子讨论组、电子邮件、新闻组、公告栏等；三是自建数据库，[10]目前来说，法学论文数据库是法学研究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本文拟对此做重点介绍。

一、法学论文数据库概况

（一）综合性学术论文数据库[11]

1 CNKI工程

CNKI工程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的简称。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被国家科技部等五部委确定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CNKI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由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等单位承担该工程的实施。主要从事中国期刊、报纸、博硕士论文、重要会议文件等论文的部级大规模全文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面向全社会服务。CNKI包含的数据库有：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CNKI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早的产品，分光盘版、网络版两种形式，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公司的背景、实力，还是从所搜集的资源的规模、范围以及数据库的规范性、科学性的角度看，中国期刊网是国内众多法学论文电子出版物中的“国家队”、“航空母舰”， 被誉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 是中国最权威的、同时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期刊的唯一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自1994年以来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5300种，累积全文文献800万篇，题录1500余万条，分为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等九大专辑，12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

（2）《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了自2000年6月以来中央级及地方级以上重要报纸500多种，每年精选 80 万篇文献，累计文献量220多万篇，包括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等六大专辑，3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每月更新。

（3）《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后面介绍）

（4）《中国重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是国内唯一的学术会议文献全文数据库，收录自1998年起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单位的会议论文集。现已收录1000本论文集、近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每年增加1500本论文集、约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 内容覆盖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等各方面，已经上网文章60000篇，2003年9月份累计文献量可达10万篇。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数据每季度更新。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光盘形式）[12]

该数据库是《复印报刊资料》的电子版，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制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6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搜集、整理、存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信息资料的学术机构。其包含的有关法学内容的综合性或专题性数据库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精选全国公开出版的3500余种报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论文全文，该光盘收录自95年至今100多个专题全文复印资料，分为五大类，法律与马列、政治、哲学、社科总论分为一类。法律类又细分为法理学和法史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以及国际法学等七个部分。2003年，《复印报刊资料》全部102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21847篇，涉及的报刊数量为3292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588种。其中，法律类7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1003篇，涉及报刊数量为1235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13种[13]。数据每季度更新。

（2）题录型数据库。包括两种数据库：第一，《复印报刊资料专题目录索引》数据库汇集了1978年至今的《复印报刊资料》各刊的全部目录，按专题和学科体系分类编排，累计数据80多万条；第二，《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总汇）数据库汇集了1978年至今的百余个专题刊物上的全部题录（包括每年未选登的目录），总计365 万多条，比《复印报刊资料专题目录索引》数据库数据量更大、信息覆盖面更广。

（3）回溯性全文数据库。其中法学部分包括：第一，《法学》数据库，数据年限为1979—1995年，包括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和国际法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从1996年起，《法学》的各部分内容分别设立了专题；第二，《经济法学、劳动法学》数据库。数据年限为1986—2001年，包括宏观调控法、企业组织管理法、市场管理法及各项劳动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

（4）《中文报刊资料摘要》数据库。收录了1994年至今包括法学在内的18种人文社科文献的专题文摘，文摘内容都是经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提炼和浓缩的学术资料，记录科研成果，反映学术动态，便于掌握某一问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动向。累积数据近5万条，每年更新数据。

3《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14]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是《全国报刊索引》电子版，由上海图书馆制作。2000年起分哲社版和科技版两个单列库发行。其收录的数量与收录报刊品种上都多于报刊索引，是目前国内唯一收录数据总量最大、报道时间最早、时间跨度最长的特大型文献数据库之一。其总数据量已达到560万条，社科版年更新数据23万条，月报道量在1.8万条以上。社科版的数据已回溯至1857年。该数据库具有文献信息量大、检索点多、查询速度快等特点，分为光盘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其社科版收录了全国自然科学类期刊6，000多种，报纸200余种，基本上覆盖了全国邮发和非邮发的报刊。内容主要涉及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学科。条目收录采取核心期刊全收、非核心期刊选收的原则。2000年开始数据分类标引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15]

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1998年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主要包括来源文献检索和被引文献检索两大部类。来源文献检索主要用来查询检索到包括普通论文、综述、评论、传记资料、报告等类型的文章，被引文献检索主要用来查询论文(含学位论文)、专著、报纸等文献被他人引用的情况。CSSCI涵盖了法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等社科领域主要中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1998年收录期刊496种，99年506种，2000年和2001年419种，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期刊16种，2003年418种。

5《人民日报》索引/全文数据库

《人民日报》索引光盘包括1946-1995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全部文献的标题及其出处（含年、月、日、版）。《人民日报》1996年全文光盘包含1996年人民日报的图文信息。

（二）法学专业性学术论文数据库

目前，法学类专业数据库主要由各高校（信息提供者）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研制而成。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诉讼法文献索引及全文》数据库

由司法部立项，西南政法大学常怡教授主持的课题组编选、集合而成。数据库共分六个组成部分：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仲载、公证、律师，收录有1949－2001年有关上述六个部分的代表性、权威性专著、教材、文献资料，共2，7000多条。

2《民事程序、实体法学参考资料》数据库

由西南政法大学常怡教授等整理编选，分民事程序法学参考资料和民事实体法学参考资料两大部分。收录著作133册，近3700万字量。其中包含一些从未发表过或绝版的珍贵资料，涉及国内外的历史资料、司法部门文件、专著、教材、论文、国际学术会议、专业文献资料、法典和案例分析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较高。供内部参考教学使用。

3《中国法学文献题录索引汇编》数据库

汇集了华东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自1978-2002年以来编选的25多万条法学题录。具有库容量大、覆盖面广、分类法细、信息量多等特点。

（1）《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索引》数据库。根据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从全国700多种报纸、杂志中挑选的法学论文索引研制而成，时间跨度为1983年至1999年，是目前国内唯一收录各大主要报纸上刊登的法学论文的索引数据库。从法的发展、国内不同法系以及国际法几大类中进行了细致、准确的分类，使查询更方便、更准确。具体内容分类为： 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科技和文教卫生管理法、海商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司法制度、法的理论、法学史、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世界各国法律17大类，数百个子类。

（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索引》数据库。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搜集的全国近千种法学期刊上刊登的法学论文索引制作而成。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劳动法、刑法、犯罪学、监狱学、诉讼法、司法制度、中国法律制度史、外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技术学、法学边缘科学等20多个专题领域文献题录索引。

4《检察日报全文》数据光盘版[16]

本数据光盘检索系统收录了自1991年7月4日创刊到2001年5月31日的十年里《检察日报》所有的图文信息，浓缩汉字1亿4000万余字，各类文章50余万篇，图片7万余幅。

（三）网络学术论文资源

除上述由纸制资料转化为电子版形式的数据库外（CNKI是个例外），还有一类依附于网站存在的数据库。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据库，我们姑且称之为网络数据库。这类数据库类型较多，但规模一般不大，质量高低各异，并没有形成如CNKI 那样“一统江湖”的局面。一般而言，网上刊发的文章因缺少纸制载体严格的编审制度，故学术水准无法保证，因此也就不为人所看好。但最近情况似乎有所改观。某些依托于政法机构、新闻媒体、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设立的网站，如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7]、中国法官网[18]、正义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检察日报》主办）[19]、《法制日报》[20]、中国法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办）[21]、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学院）[22]、中国民商法律网（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主办）[23]、中国刑事法律网（人大刑事法研究中心）[24]、中国诉讼法网（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主办）[25]、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吉林大学理论法研究中心主办）[26]、中国环境法网（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中心主办）[27]等，或以权威性著称，或以其学术性见长。此外，一些个人网站也做得相当不错，如法律思想网[28]、公法评论[29]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学术色彩比较浓，大都刊有知名学者的文章以及学者文集之类的数据库，有的如正义网还提供搜集自报刊的法学论文资料大全之类的数据库，学术价值比较高，只是都为收费网站。还有一些法律网站，如法律帝国中的论文帝国[30]、法律图书馆的法律论文资料库[31]，其商业色彩较浓，对作者及作品的审查不那么严格，因而学术质量难有保证。

（四）法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家法定的学位论文收集机构有：国家图书馆收藏包括全国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和海外留学生学位论文（近年来也开始收藏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收藏自然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社科院都建立了各自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只是论文收录范围不再局限于原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商业性数据公司也建立了学位论文库，如CALIS的高校学位论文库、CNKI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库。目前，还没有专业性学位论文数据库，所以笔者只能就这几较大的综合性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一简单介绍：

1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资源》数据库[32]。迄今为止，该库已收藏1981年我国实施学位制以来的博士论文（包括所有博士授予单位及其专业）8万余种，收藏率高达98%；收藏硕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万余种。此外，还收藏有1992年以来自海外征集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千余种。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学位论文》数据库[33]。1984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文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收集全国各学位授予单位通过的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并建立全国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库。后来又收藏了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收藏博士、硕士论文书目8万种，通过分类号检索方式查询到法学类学位论文9052条。

3《中国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34]。始建于1995年，由万方数据公司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联合制作。收录了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论文的文摘信息，至 2004年4月3日，总计437，324条数据，每月更新。

4《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35]。收藏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在内的83个CALIS成员馆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文摘，到目前为止收录加工数据7万条。

5《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收录质量最高、连续动态更新的全文数据库，迄今已完成2000-2003年8万本论文的数据加工与入库。该库每年收录全国300家博士培养单位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约28000篇 ，分为包括经济、政治及法律在内的九大专辑。网上数据每日更新，专辑光盘每季更新。

二、上述数据库简评

我国纸质期刊的电子化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且进展较快。经过十余年发展，已基本上改变了手工作坊式的资源制作方法及纸制媒介的单一检索方式，提供了更为便利、快捷、准确的检索手段，使得研究人员足不出户就可浏览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极大地便利了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学术繁荣。而西方发达国家纸质资源电子化进程则起步比我们要早。早在1973年，Lexis公司就进入米德（Mead）数据中心，提供俄亥俄州的法典、案例、美国法典以及部分联邦判例法的全文。1975年，该数据开始在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启用。同年，Westlaw公司开发了首家在线检索数据库——WESTLAW数据库[36]。LexisNexis公司与Westlaw公司是英美法系国家中规模最大、数据最权威的两大商业巨擘。其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判例等原始资源（既有美国各州、联邦的判例和法规，也有英国、加拿大、法国、欧盟等二十五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资源），还有期刊、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以及法律新闻等二次资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多层次、多侧面的法律资源体系，能同时检索多种不同数据库，可谓相当便利。不仅如此，两大数据库在功能上也各具特色，难分轩轾。如，Westlaw数据库有关键引用（keyCite）、主题摘要（West Topical Highlights）、在线服务、PDF格式文档等特色功能；LexisNexis数据库中依个体需求特设的Shepard报告、案例摘要和核心概念、电子剪贴服务（Eclipse）、实务领域页面等功能也独具特色[37]。相形之下，我们国内的光盘数据库就要逊色许多，总的来说就是缺乏特色、功能单一、大同小异、较少独创性。如法律（规）、判例光盘数据库与学术论文光盘数据库总是单独分开做，而未能将理论与实务相链接，同时满足使用者的不种需求。当然，要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就国内现有条件而言确实难以为之；而且，规模的过分庞大必然给质量的把关和内容的精致提出更高要求，做得不好效果将大打折扣，人力和物力自然有付诸流水之虞。再者，内容雷同，缺少特色。纵观我国各个光盘数据库，除个别的在制作技术或信息含量大小方面有所不同外，几乎可以说是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缺乏创新。这种重复在网络学术论文资源中尤为严重，法学界知名学者的学术文章在各大网站几乎都能看到。所以，缺少原创性是网络学术论文的致命硬伤。与成熟的外国同行相比较，我国国内网络数据库无论在种类和内容上、还是在制作技巧上都有不少差距。下面笔者将从宏观上就目前我国网上学术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谈几点看法：

1 数据库品种比较单调。从文献类型上看，我国现有的法学数据库主要集中在期刊/报纸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一次文献上，二次文献数据库也就是目录索引，文摘类似乎只有《中文报刊资料摘要》。从文献来源看，又多集中于学术期刊，专门的或包含报纸论文的数据库则较少[38]；数据多为各个报刊的集合体，单独某个专业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很少。从数据库类型看，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领域的横向综合性数据库较多，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纵向专业性数据库不多，且规模也较小。

2 从所包含的信息量看，数据库的权威性值得考虑。目前已有的光盘数据库除CNKI外，大多是原有纸质资源的电子版，所以规模都不大；由此，数据的权威性也就值得考虑。那些据以为基础的印刷型资源是否收全？质量如何？保存是否完整？有无缺失？我们知道，囿于经费、人员、场地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是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报刊，各单位一般也不能订全；更何况还有许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订阅的报刊（如有些发行量较小或受地域限制很难订阅的报刊以及不公开发行的内刊），这些刊物中有的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这些缺失的资料如何弥补？特别是时间较早的资料是否都一一予以查找、补齐？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些以纸质资源为基础制作的光盘数据库的权威性、准确性及可信性就得不到保证。即使是口碑比较好的大数据库，也不尽如人意。CNKI存在的问题，早就有学者撰文指出[39]，并且全文只回溯到1994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专业水平要高一些则，主要是文献题录，提供全文的比较少，因此还得再次查找原文，故使用起来不甚方便。

3 制作普遍比较粗糙，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不注重细节。国外数据库如Lexis（/），分类很细，制作较专业，为用户考虑得比较周到。每个数据库旁边通常都有对该数据库情况的介绍（Sources Description），如在Law Review and Journey数据库中，就有该数据库内容的简要概括（Content-Summary）、收录范围（Coverage）、更新情况(Update-Schedule)以及期刊名录(Complete File)等内容。而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这种提示性的介绍一般比较少或几乎没有。如博利群公司制作的《法学文献题录索引数据库》中包含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个数据库，但在互联网使用界面上并没有关于这三个数据库的各自介绍材料（在纸制广告材料中有），想了解该数据库基本情况的用户还得参照纸制简介。这类事情虽然并不影响数据库的使用，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用户使用起来就会觉得不便。其次，在检索标准的设置上，全国没有统一的规范可循。这方面，问题集中反映在分类检索上。在法学领域，对各部门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分类较粗；又没有一个详尽的说明，给用户带来不少困难。如CNKI的分类检索中，法学类被分为法史、法理及国际法，宪法、行政法及地方法制，民法和商法学，刑法、诉讼法学及司法制度等几大块。包括土地法、农业经济管理法、劳动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在内的几个部门法都被分到宪法、行政法和地方法制中。比照法学理论中关于各部门法的概念、抑或中图法中对法学的分类，上述分类方式都不太科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数据库》中有分类号检索，但依据的也显然不是中图法。博利群数据库中的《法学文献索引库》中的分类号检索，因为没有说明，笔者想当然按照中图法分类号进行检索，但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的数据库中分类号、分类名称检索是同一的。另外，有些资源本身涉及多个部门法，甚至跨越了学科，放在哪儿似乎都行，这种情形如何把握？分类标准的不统一自然将导致分类的混乱，从而直接影响检索结果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对某一问题、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状况的宏观把握。

三、法学数据库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法学领域研究的逐渐深入，对法学学术论文电子资源的需求也必然越来越大。受制于资金的短缺，现在还有许多纸制文献未转化成电子版。而现有法学学术论文电子资源无论从其所覆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其制作技术上，目前尚不能尽如人意，故仍有很大发展余地和提高空间。这里，关键是如何制作出高水平的专业性学术数据库。笔者以为，从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两方面看，今后短时期内很难建设起一个堪与CNKI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相等量的光盘数据库，而实际上也根本无此必要。其实，数据库种类的多样化，内容和功能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制作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电子学术资源最应关注的问题，而不必一味追求规模有多大。因此，笔者以为：

1 今后我们应建立品种上更为丰富多彩的数据库。当前的法学论文数据库大多为众多期刊、报纸所载论文的数据库，某一期刊或报纸的专门数据库还少。一些比较重要的期刊、报纸，尤其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制日报》等学术地位较高的专业刊物、报纸，目前还未能做成数据库[40]，这确实殊为可惜。实际上，这类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尤其是回溯性数据库，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文摘，作为二次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对研究的指南作用较单纯的目录索引显然更胜一筹，特别是相对于受版权制约的全文数据库，它更是自有其优势。目前，这方面的数据库还不多，以后无疑应该多做一些法学论文或法学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以便给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

2 有特色、有深度并经过编辑加工的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应成为今后建立学术数据库的主要方向。众所周知，评价一个数据库，关键要看其内在的学术品质而非外在的数量规模。那些规模庞大的光盘数据库，其所包含的学科领域太多，收集的期刊每每多达数千种，虽可谓大而全，但其中真正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并不很多，可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却大都集中于这类核心期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说来只有20 种[41]，南京大学制作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3年收录的法学类期刊亦不过16种[42]，CNKI收集的期刊包括法学类、综合类的期刊种类则远远不止于此，因而检索结果数额庞大，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用者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精力来去芜取精，因此反倒不如经过一定编辑加工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43]更为学者所乐于检阅。而只涉及某个学科领域的那些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如西南政法学院制作的《诉讼法文献索引及全文》数据库，则因其细致的专业分类和丰富的资料来源而为专家所称道。例如，它将诉讼法总论的三级目录又分为诉讼制度、诉讼参与人、证据、期间、送达、诉讼时效、费用等12个部分，这种详细的分类使得检索者既能准确、快速地找到所需资料，又不致发生任何遗漏，故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目前，国内此类就某一专业领域或某一专门问题而建立的资料齐全、有一定深度、分类又较细的法学类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并不多；而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则可谓日新月异，新的部门法层出不穷，法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因此也越来越深、越来越细，相应地对法学文献资源的要求也就自然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细，因而法学专业或专题数据库的发展应该说是大有前途。目前，制约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发展前景的关键是版权问题，这也是任何数据库、网站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些图书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六个所属图书馆都根据本学科内容制作了相关数据库，但受版权限制而无法对外公开。其使用范围相对狭小，无法形成资源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而反过来影响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好版权问题，也是我们今后发展法学学术电子资源必须面对的问题。

3 数据库的制作应更加规范统一，功能应更加强大。首先，在分类上应有一个统一标准。印刷型书籍通常是按照中图法（第四版）分类。光盘数据库也应有一统一分类标准，即便不依中图法分类，至少也应出台一个公认的业内标准，从而使检索更加方便、快捷，以此来从根本上避免目前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其次，数据库的设计应以人为本，时时刻刻考虑到使用者的便利。数据库不过是储存信息的媒介，操作越简单越好，制作愈细致愈佳。应根据法学各部门的特点与文献的类型来设计数据库，使数据库在结构与功能上更具特色，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再则，在数据库的内容上，应集论文（索引、全文）、图书、法规（国内外）、判例、动态新闻等内容于一体，更加开放、扩展、动态性，使用户最终通过一个平台就可检索、获取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44]。

[1] 有广义、狭义说。狭义指有一定学术价值之法学论文，广义则指所有涉及法学研究领域之文章。至于因特网上刊载的法学文章，因学术价值高低各异，故只做简要介绍。

[2] 法学学位论文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论文，篇幅长于一般学术论文，又不同于正式出版的法学专著，故包含在本文范围内。

[3] 惜其一般没有装订，极易丢失；又没有目录，不易检索。

[4] 华东政法学院与博利群公司联合制作的《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索引》数据库。

[5] 邹育理主编：《中国法律期刊文献索引》（2001、2002），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2003年8月第1版。

[6] .cn/。

[7] .net。

[8] /index.asp。

[9] .cn/。

[10] 赵哨军：《电子资源及其对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3期；赵光林：《试论电子资源的馆藏发展与维护》，《情报资料工作》2002年第6期；林葵：《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宣传、培训与服务》，《图书馆界》2003年第2期。

[11] 为叙述便利，本文将法学数据库以外的其他专业数据库均视为综合性数据库。

[12] 因其包含的数据库品种比较多，故放在综合性数据库中做介绍，各数据库情况介绍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征订宣传手册》。

[13] .net/pm2003.asp。

[14] /chinese/jszx/，/chinese/fwzn/zyly/gpsjk.htm。

[15] .cn/default.htm。

[16] /zyw/sjgp/index.htm。

[17] /‘

[18] /。

[19] /zyw/。

[20] .cn/

[21] .cn/

[22] /。

[23] .cn/。

[24] .cn/。

[25] .cn/。

[26] .cn/。

[27] 。

[28] .cn/。

[29] 。

[30] ，收费。

[31] /lw/，免费的。

[32] 202.96.31.42:9080/doctor/index.htm。

[33] 10.4.131.199/ecolas-c/search/search.php?class=simple_all。

[34] .cn/src/zyzn/wf_zyjs_index.asp?db_id=1

[35]/chinese/CALIS高校学位论文库.htm。

[36] 刘丽君、于丽英主编：《漫游虚拟法律图书馆——在线法律资源研究指南》，第98页、72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37] 同36，第79-80页、第99-100页。

[38]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只有两家： 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人大的《中文报刊资料摘要》。

[39] 叶新明：《对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光盘的理性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3期；王效锋：《CNKI报纸数据库收录范围的质疑》，《四川图书馆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朱兰芳：《使用CNKI的实践和思考》，《现代情报》2002年第7期等。

[40]《法制日报》之回溯性数据库正在制作中，现已回溯到2003年，预计今年下半年发行。

[41] 社科类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权威性的有两家：即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社科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共同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本文根据的是后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42] /cssci_lyqk2003.htm。

[43] 《复印资料》收录的法律类期刊、报纸有30种，见.net/pm2003.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