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研究范文

规范研究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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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会计规范化；会计规范性文件；会计规范理论体系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5）01-0009-01

近年来，会计规范化的工作的效率不断的进步，这种趋势有利于促进和指导会计基础工作规化建设，并且对于一些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的行为，会对会计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和会计职能的有效发挥起到必然的影响，并且无法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和公正性，也必然会影响到经济信息和会计工作决策的质量，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提高会计规范化工作的效率。因此，应注意其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性，实现会计规范化建设的会计工作，同时前提条件和首要保证是会计规范工作顺利的进行。

一、增强会计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由于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自然就会要求条件越来越高的会计工作，由此看来，我国一定要将会计规范化建设的工作放在实践上，从而结合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改善。

（一）要想走稳定发展会计工作秩序需要加强会计规范化建设

正常的会计工作，近几年来为了保证以规范的会计为基础的工作，国家十分重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由于不断扩大办学筹资的规模，会计报表被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会计报表的要求必须要得到绝对精确的财务数据，以获得各阶层领导的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给予提供绝对真实的依据，自然要求客观上要符合会计工作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二）对各单位的会计工作的规范化的会计业务的要求是复杂的

由于我国不断发展的企业改革，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从来没有的的快速发展时期，现在的高企业的会计业务更加复杂，如各项收费与管理业务的票据、不是上缴税收收入的业务、集中支付国库业务、代扣代缴的税收业务、新校区建设中贷款和债务化解等会计业务，各单位办理产业的企业改革的制度等会计业务，在社会发展后勤中的会计业务，在各企业发展中的会计业务，各类捐款基金会中的企业发展等会计业务等，以致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会计业务增加了会计核算和监督的难度，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影响。

（三）激励会计规范化建设使各企业财务部门领导面临较大的较大的债务压力

在我国，只有一部分省份对债务进行了部分化解，目前仍有没有走出债务困难，由于被债务的逼迫，各单位会计负责人员会将较多的注意力放在资金的筹集、银行贷款方面的运用等，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建设是这种困难被激发出来。

二、规范会计文件

我国在对于会计制度和会计法体系的构成要素进行讨论时，有些人会想到会计规章类似于会计规范性文件一般，会计规范性文件应包括会计法体系的构成要素，这就需要进行讨论会计规范性文件的涵义、特点和分类等问题，来从新认识会计规范性文件。

（一）规范会计文件的范畴

（1）会计规范性文件是指主管我国国务院财政部门会计工作，它的形式制度是以文件形式印发的，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和会计规章是会计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依据，它有： 38项具体准则等《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

（2）会计规范性文件是指我国主要管理行政部门的会计工作，就是国务院财政部门，对于会计法律制度中的会计工作某些方面来讲，例如：会计规范性文件：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

（3）会计规范性文件是会计工作中的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的各级机关、团体、组织制发的性质的文件。

（二）会计规范性文件的分类：

分别按其制定主体、权限、作用、范围、性质进行分类

会计规范性文件按其制定主体，分为国务院会计规范性文件、部门委员会计规范性文件、地方会计规范性文件和社会会计规范性文件；会计规范性文件按其权限，分为有立法权、无立法权的会计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组织制定的会计规范性文件；会计规范性文件按其作用，分为会计基本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规范性文件；会计规范性文件按其范围，分为会计综合规范性文件和单项规范性文件；会计规范性文件按其性质，分为会计核算规范性文件、会计管理规范性文件和会计体制规范性文件。

三、会计规范理论体系的特点

会计规范理论体系以会计行为和结果的理论作为寻求理想的指南，会计规范理论体系与其他会计理论体系相比的特点如下：

公认性、权威性、标准性、强制性四点

（一）公认性。作为普通会计行为的指南，第一必须要具有公认性.使会计理论、实务及实业、劳作广泛被认同。没有公认性，就没有指导性与规范性。

（二）权威性。作为一种评价会计行为的客观标准.必须具备权威性。得到法律或准法律认可的规范.会计界必须接受和严格遵照执行。

（三）标准性。作为指导会计行为的引子，对会计行为的标准进行优劣之分是一定的，为了找出不符合规范的一些行为，界定会计行为的“”与非“”。

（四）强制性。会计规范理论的强制性，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强有力的保护之下，为对一些符合会计规范性的会计行为给与保护，对一些不符合会计规范性的会计行为则坚决予以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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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正东，杜伟，浅议高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教育财会研究，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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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爱香，浅谈高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当代经济，2010，；05

规范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信仰 规范意识 伦理性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09-02

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是刑法旧派与新派关于刑法本质的见解。报应刑论认为，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在于报应的正义性。自古以来在人们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普遍的正义观念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是基于正义报应的要求而产生的。新派则认为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在于刑罚的合目的性与有效性，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通过刑法对刑罚的规定以及现实的刑罚权的产生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刑罚的范围是从对犯罪威慑作用的无到改善作用的有。自目的刑论产生以来，两者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两者的思想出现了融合，以正义性和合目的性共同作为刑罚权的根据，刑罚必须是既能满足正义的需求又能有效防止犯罪的刑罚，应在公正报应的基础上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理论上分析这种融合是有可能的。由于报应刑与目的刑是从不同角度说明刑罚正当化根据的，故二者并不完全排斥，而可以结合成为相对报应刑，因为承认刑罚功能或本质的人也承认刑罚的目的，反之亦然。①然而是否关于刑罚本质的见解，因为出现了报应刑与目的刑的融合而停止不前了呢？其实不然，在对目的刑论的批评上，刑罚理论家并没有采取更新报应刑论的做法，而是对目的刑论自身进行反思，从目的刑的一般预防的思想中发展出了规范预防论的思想。

一、威慑论之弊端

传统上目的论中的预防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这里的预防所说的是一种消极预防。费尔巴哈提出的心理强制说为一般预防论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说认为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费氏指出：人们犯罪时，是受一种欲望的驱使，这个欲望就是从犯罪中所产生的的欲望，为了抑制这种的产生，刑法必须确立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必然联系——科处刑罚。当人们基于对从犯罪中所产生的与犯罪后所受到的刑罚的痛苦的衡量，前者小于后者时，人们便放弃实施犯罪行为。这里的衡量过程实际上是刑罚的威慑力发挥作用的过程。所以一般预防是这样运行的：通过科处刑罚的文本规定以及对犯罪行为的适用产生一种威慑效力，行为人基于这种威慑力而不去实施犯罪行为，因此，传统的一般预防论也称为威慑预防论。

威慑预防论存在许多弊端。按照费氏的理论，如果刑罚所产生的痛苦小于从犯罪中得到的，行为人便去实施犯罪行为。erikwolf从实证方法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他通过对犯罪原因的调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行为人基于痛苦与快乐的比较而实施犯罪的情形极为罕见。他们之所以去实施犯罪是因为存在一种犯罪后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按照wolf的调查来分析，事先规定一定的刑罚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行为人不去实施犯罪并非因为痛苦大而小，而是因为侥幸心理的阙如。如果人们去实施犯罪是因为痛苦小而大，那么立法者便会作出越来越重的立法去抑制，无疑极刑是最理想的刑种。我们的刑法典将是一部贯彻重刑主义的充满死亡恐惧的重典，这在倡导尊重人权以及刑法谦抑主义的今天是行不通的。

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而能改变人的意图的假定之上，其认为刑罚的设置足以威慑那些具有犯罪意图者放弃犯罪计划。②但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一种血腥、残忍而又孤注一掷的亡命之徒。比如说被某种政治信仰充溢头脑的极端主义者，他们明知犯罪后会受到重刑之处罚，可刑罚之恐惧却无法触动他们被奴役的神经，他们把犯罪当成完成任务的手段而不惜一切代价。基于目的刑论而设定的刑法规范将自己假定成一种决定规范。然而对于无责任能力者，如何要求他们去理解刑法的法律条件及法律后果，威慑对于他们来说是效力上的空白。

此外，通过威慑进行一般预防意味着不是因为犯罪而受处罚，而是为了他人不犯罪才受处罚，犯罪人成为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侵犯了人的尊严。③康德指出：禁止把犯罪人作为达到刑罚目的的工具。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不可把一个人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加以利用。运用到刑罚上就是，犯罪人虽然因犯罪而受到惩罚，但其在刑事司法上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能被当作警戒社会大众的工具。把个案中的行为当作威吓大众的工具与法治国家的原则相悖。

实证派代表人物菲利在《实证犯罪学》一书中提出了犯罪饱和论和犯罪三元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规律导致了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的集体的发展相应的。”④也就是说单凭刑罚的威慑力来预防犯罪其作用是微妙的，它只能消减犯罪却不能消除犯罪的原因。所以说李斯特提出了“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力主从制定合适的社会政策，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入手探寻解决犯罪的治本之道。“苛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催刑纲，求世休和，焉得哉。”所以我们不能仅依靠因时地而异治标不治本的刑罚威慑来预防犯罪。

二、规范预防论的含义

鉴于消极预防的诸多弊端，有学者提出了积极预防论，即规范预防论。其内容是通过唤醒和强化国民对法的忠诚、对法秩序存在力与贯彻力的信赖，即通过形成一种规范意识来预防犯罪。积极预防论的提出与对违法性的认识有关。违法性整体上可分为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形式的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法规范、违反法的禁止和命令。binding指出：“规范就是行为的命令及禁止，它是作为一定的刑罚的法条的前提而存在的行为法即行为规范。它表现为国家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命令其国民及国家机关为实现目的而进行必要的行为，禁止实行被认为是有害的行为……规范即对于个人来说，便是必须为和不行为。”⑤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要求人们在行为时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即这个行为是被法所禁止的，或这个行为是被法所允许的，或这个行为是必须实施的。这就是刑罚积极预防论所说的规范意识。他不要求人们在行为时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只要求人们知道违法是否定法，即违反客观的法秩序自身。积极预防见解的主要思维出发点是认为：法规范是人类行为的指导标准，它应当被遵守并且是不容破坏的。而刑罚的作用就在于维护规范的被遵守，以确保社会大众确信法规范的不容破坏性，通过对破坏规范者的处罚，强化社会大众的规范意识，以达规范信赖的目的。⑥

三、规范意识之解读

法规范禁止什么、允许什么、命令什么，人们具备了这三者便具有了规范意识，是否就是说规范预防论中的规范意识是一种超伦理的意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学者们所倡导的积极预防论会成为国家集权统治的理论武器。如德国纳粹统治时代的口号是这样的：“法律是有利于民族与政党的所有一切规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才会出现违背伦理观念的刑罚处罚。如集中营屠杀、强制等。所以在积极预防论提出的同时，我们还要对其进行积极的纠偏。也就是说积极预防论要求人们树立一种规范意识，与此同时它还得要求人们考虑规范意识背后的内容。涉及到行为的违法性上便是实质的违法性。如mayer指出：“违法性是与国家承认的文化规范不相容的态度。文化规范是作为宗教的、风俗的命令与禁止以及作为交易上、职业上的要求而规律个人的规范的总称。法律规范原则上是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规范。⑦所以规范意思不应该只停留在法律文本上。笔者认为规范意识应是一种基于对原生意义的伦理与伦理规范化后的衡量所产生的一种折中意识。

立法者对伦理进行抽丝剥茧，归纳出的是形式性的规范。如果这种规范不被适用，它本身就带着伦理性，因为它的出身是伦理。问题就在于它要运作。一旦运作起来，形式的规范就更具形式性。法规范禁止什么、允许什么、命令什么，这就是积极预防理论对人们所要求的初步的规范意识。可是平民大众只要不是法学家就不可能对法律规范有完全的认识，他们具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以社会伦理为出发点思考问题。法律职业者则不同，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思考问题总是从形式法律的角度。肖永灵案是一个例子。按照法律职业者的思维习惯，肖永灵投寄的虚假炭疽杆菌本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可是平民大众都不这样认为，他们只知道肖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不处罚肖自己不会有安全感。于是普通大众的情感宣泄压倒了职业法律人的判断，也成为司法机关判决的勇气来源。在这里笔者并不想评判判决的合理性，只是看来了伦理与纯文本的规范意识的融合。

许多学者抨击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缺少一种“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法律规范意识无法构建起来。可是马克斯韦伯却指出“法律本土化强调生活经验、历史传统、道德秩序、民族意识、风俗道德等内生于社会的本土资源对法律制度与规则生成的作用与意义。他非常关注制定的法律是否反映了公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否符合民情民意，是否符合本国国情。”⑧所以我们并不倡导纯文本意义上的初步的规范意识，那种做法很容易导致国家的专断主义。积极的预防论所倡导的规范意识应该是这样的，规范意识是伦理性的规范意识，我们强调人们应对法律树立信仰的同时也要把这种信仰同具有社会相当性的道义秩序、文化规范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消极预防到积极预防的过渡而又不至于把积极预防推向极端。

注释：

①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65．

②李英．死刑的存费——基于死刑威慑论的再思考．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6）．

③陈晓明．修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48．

规范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图里；翻译规范；社会文化；多元系统

[DOI]10.13939/ki.zgsc.2016.05.203

图里在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从实证学科本质出发，确定了描述性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并树立其标杆地位，这也标示着翻译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转折。[1]他将翻译研究从以原语为导向的方法带到了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直接诱发了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他翻译研究中的核心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说明现代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翻译理论的狭隘，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1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的研究都是以源文本为中心，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就应该“忠实”原文，或是“等效”“流畅”等[1]，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翻译标准其实是一种规定性的翻译研究。规定性翻译研究一直在翻译界占统治地位，如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法英比较修辞》中列举的翻译方法以及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提出的翻译步骤，都是关注的语言规范。[2]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这种局限于文本内的研究视角越来越不能解释一些翻译现象，比如，在同一作品的不同译作中，因为作者的不同或者翻译年代的不同，翻译方法和译作关注的视角都有很大差别。如何对既定的翻译事实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描述翻译学应运而生，它认为翻译的研究不应该全是“规定性”的，应该也需要“描述性”，研究的视野不应局限于源文本而应该投向源文本以外的因素。[3]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发展，翻译规范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性质转变为描述性，研究单位不仅仅局限于句子，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在语言规范上。描写派代表人物佐哈在其代表作《历史诗学文集里》中提到的多元系统理论[4]，把翻译的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图里受到佐哈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多元系统理论，提出来翻译规范理论，成为系统进行翻译规范研究的第一人。[2]

2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主要内容

2.1 规范的定义

规范本身是个多义词，从行为主义来看，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从多元系统角度看，翻译转化可以看成是翻译机制在起作用，译者的选择、个人风格、翻译政策、意识形态等都可能影响规范的形成；从描述翻译学的角度看，翻译过程的原动力是社会的规范，目的语文学的惯例。[4]而图里对规范的定义是“既指一种有规律的行为，如反复出现的模式，又指解释这一规律的深层机制”[5]“有规律的行为”指的是译者对原著的选择、对该原著进行翻译的时候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等行为。而“机制”是指这种个人行为与公共价值观取向之间的斡旋和调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翻译的规范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决策，因为要想取得交际成功，就要充分理解规范的作用。因此，图里的规范既涉及译者的决策、翻译方法和策略，又涉及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

2.2 基于多元系统的规范

图里继承并发展了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它将整个社会都置于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之中，认为社会中的任何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动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影响，而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说：“翻译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简言之，是受规范制约的。”[5]这种基于多元系统的规范理论摆脱了“文本”的桎梏和对翻译局限的静态研究。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以往传统翻译学理论中不能解释的翻译现象。比如，每个历史时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时期对西方各种思潮的翻译、时期对苏联革命文学的翻译；又比如即使是对于同一部作品，由于年代背景的不同，译者会受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不同的翻译作品的产生。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分别于1945年被美国译者Evan King，1979年被美国译者Jean M.James和1981年被中国译者施小青翻译成英文。这些译本之间的差异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文化特色。[6]

2.3 规范的分类

图里将翻译规范分成三类，即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5]预备规范指影响文本选择的规范，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翻译政策，指译者需要考虑目的语文化总的翻译政策，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及综合个人爱好而对翻译作品做出选择。二是指翻译直接性，指文本的来源是源文本还是转译过来的文本。起始规范是指“左右译者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之间作出选择的规范”[5]，因为翻译的过程就一个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为两端的中间地带需找平衡的过程，而来描写和解释这个起始规范的两个重要辅助参数是“充分性”和“接受性”，译本的“可接受性”特征会在译者倾向于源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时表现出来，而“充分性”特征会在译者倾向于目标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时表现出来。操作规范是指实际翻译过程中作出抉择的规范，一般指译者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它包括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前者指对译本的宏观安排，比如省略、添加、移位。后者指微观层面上的句子结构、遣词造句等。这种分类全面地描述了翻译行为的过程，并对翻译行为背后的机制进行了解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类规范中，其中最具有优先性，是被图里称之为“超规范”[5]的起始规范，是“规范的规范”。从时序上来讲它没有预备规范早，但是它体现在翻译的各个层面和阶段，贯穿实际翻译始终，因此操作规范也是受起始规范影响的，可以说操作规范是“适当翻译”或“可接受翻译”所代表的模式，或者两种模式的结合。

3 结 论

图里将规范引入翻译研究中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概念，打开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变了传统的局限于文本的及文本内“等值”的规定，使对语言的研究不再是静态的，进一步促进了翻译描写的科学化，为后来的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对世界和中国的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也不例外。在这个理论中，图里强调了规范的社会文化特性，这也是图里经常假设的前提，规范研究倾向于将文章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的操作统统放到社会文化这个背景下，容易造成翻译研究成为社会文化研究。即使是强调社会文化及历史因素，但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却无暇顾及。一个系统中的规范与更大系统中的规范如何组织协调，也是一个问题。在遵从规范的条件下，译者的心理因素，意向性和主体性没有体现出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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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术规范 《规范》 学术腐败

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后,对此的研究进入“萌芽阶段”;90年代初期进入“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的阶段。这一时期,“先后从不同角度参与讨论的包括梁治平、陈平原、谢泳等著名中青年学者,这些中青年学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都是我国八九十年代在各自研究领域学有专长、素养深厚、卓有影响、承前启后的跨世纪新一代学人。”①

90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现象、持久的学术讨论和众多媒体的积极关注,使得学术规范讨论从“边缘话题”转向“主流话语”,学术界开始日益关注和重视。

这一时期,主要以1999年3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学术研讨会以及1999年12月8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在北京召开“重建学术规范 整饬学术道德”专题研讨会为代表,成为继“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学术界又一次精神盛宴,以此为核心,学术规范研究的角度、深度、广度、密度等达到了高潮,并在其后开始回落。

一、2000年之后学术规范研究综述

到2001年,反学术腐败的声音达到最激烈的程度。《光明日报》2001年4月28日第一版发表报道《北大全体文科教师郑重表示绝不让学术腐败渗入北大》,这是北京大学全体文科教师在“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介绍,这次大会是“”以来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关于文科学术道德的大会。与会教师表示,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中,绝不允许学术腐败渗入学术领域。”②

2001年5月22日,教育部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同时学术腐败问题引起媒体的密集关注。

《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版等相继刊发了关于学术规范的文章。2002年1月10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晓声(王晓生)的《北大博导剽窃 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③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腐败受关注的风口浪尖,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2002年2月27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

2003年4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等在北京召开“学术道德问题座谈会”;4月28日,《求是内参》第7期发表杨玉圣的《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5月7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5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学术规范》经该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2004年2月,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清华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清华大学教师学术道德守则(试行)》和《清华大学关于教师校外兼职活动的若干规定(试行)》;5月15-16日,《云梦学刊》编辑部在岳阳主办“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并讨论、通过了《岳阳宣言――遵守学术规范,推动学术发展》;6月22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一致讨论通过;10月17日,“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在北京举行,讨论和签署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11月3-4日,教育部社政司主办的“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在杭州成功举办,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作题为《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不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的主题报告。

与此相应,体现在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见下表:

(注:此表格是在CNKI数据库里,以题名为搜索项得出的论文数量对比结果)

一、关于“学术腐败”和“学术道德”的论文数2000-2002年间有较大增长。这与媒体对学术腐败的报道同步,学术界开始出现明确的呼吁规范的声音。而关于“学术批评”的论文数量自“社会科学规范化大讨论”之后开始下降,可以理解为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到了“学术规范”建设上。

二、随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2004年6月22日讨论通过《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2004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明显上升,其它方面的关注相应下降。经过一个合理反应期,到2005年,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关于“学术规范”的论文数量增加到93篇,而“学术腐败”的论文数量几乎下降为上一年的一半;但在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下降,“学术腐败”论文数量增加两倍,“学术道德”论文数量相应增长。

作为学术规范研究近20年努力的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规范》,被称为中国的“学术”,在出台之初确实令整个学术界欢欣鼓舞,但随后论文数量的变化反映学者对《规范》的态度和学术界的“情绪”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学术规范研究的基调和大致走向。

1、《规范》出台 本能反映――高期望

很多期刊、学者的态度乐观,认为《规范》为整肃中国学界种种失范行为提供了依据和解决之道,呼吁学术工作者学习贯彻。

学者王宁在《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中认为,“这部被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以近似立法的形式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迅速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进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规范》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学术引文规范’、 ‘学术成果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所作的一些规定中。”并就引文规范和评价规范中的具体规定,结合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做了细致的解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④

2、积极响应――恪守学术规范 遏制学术腐败 整饬学术道德

2005年―2006年的大部分论文当中,《规范》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三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规范》通过后,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除对学术规范的继续强调之外,针对一个专门学科的学术规范的研究陡增,提出该门学科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该门学科的特殊性,提倡在尊重学科特殊性的基础上,制定适合该门学科的学术规范。

比如档案学、翻译学、艺术设计学、教育学、职业教育学、会计学、红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体育学等等。

二是关于编辑与学术规范的论文增多。这类文章大多是期刊、学报、出版社编辑本人为响应《规范》而写。

三是在《规范》出台背景下,继续讨论学术规范建设与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出现了以《规范》为参考,对研究生学术规范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调查数据说明:高校学生学术规范意识、认知缺失,高校开展学术规范教育刻不容缓。

3、希望之后的失望、狂欢之后的反思――“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

这个结论是结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和对“学术规范”研究的把握上,根据论文数目变化推出来的。2005年―2006年,“学术规范”论文数量从93下降为64,而“学术腐败”论文数量从17猛增为53,“学术道德”论文数量从17增至43。

对此唯一的解释是,“为防范学术不端现象而祭起的‘学术’之剑,只是高悬于学界之顶,并不曾见其斩落下来。在其看似锋芒实则被厚厚的剑鞘包裹之下,一些人依旧像蚂蚁搬家般地忙碌着,制造出一个个学术赝品、劣品,并以此获得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如此看,调整现行的政策导向,制定可操作的刚性制度,给‘学术’之剑一个落脚点,以整肃目前的状况,已是刻不容缓。”⑤

中国的学术规范问题不是靠《规范》能解决的,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目前能做的只是反思体制、从个人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强化对准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规范教育;呼吁学术作品生产者强化自律;学术成果出版者强化职业道德、学术意识。

反映在已出成果上,2007年对学术规范的研究趋冷,数量继续下降、内容集中于讨论“高校”和“期刊”――学术生产过程的两头。这貌似是失望后的无奈选择,但同时说明我们狂欢之后的冷静和反思,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对学术规范的建设工作逐渐趋于务实,并很可能走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①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余三定,《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历时性评述》,《云梦学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1月

③吴志攀、纪宝成等,《2005:学术规范,我们一直在路上》,《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1期

④王宁,《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⑤《“学术”之剑何以悬而不落?》,《社会科学论坛》,2006.2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7级新闻学研究生)

规范研究范文第6篇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大体上可分为3个方面：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学派。前两种规范研究是规定性的，注重制定一定的语言学规范和文本类型样板；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翻译规范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现阶段已经式微；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著，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键词：翻译规范；篇章语言学；翻译研究学派

规范（norm）是什么？如何看待规范？在翻译理论领域仍然没有公认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巴切（Bartsch，1987）：“规范是社会现实的观念的正确性”；图瑞（Toury，1980）：“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赫曼斯（Hermans，1996）：“标准化的心理和社会实体，人们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覆盖传统和法令的整个领域。” 本文对上述三个定义，把法令、规则和惯例采取了宽泛的定义都包含在“规范”中。吉瑞 - 列维（Jiri Levy）首次在1963年把“规范”（norm）和翻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Toury，1999）认为翻译规范早已开始，只是人们并没有使用术语“规范”，而使用的“规则”（rule）。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探讨翻译规范；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规范。

1.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0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更系统的研究与发展，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翻译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典型的语言学派代表卡特福德（Catford，1965）定义了一种语言（目标语）的文字材料的价值相等于而不等同于另一种语言（原语）。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翻译的任务是找到二者在内容，风格和效果方面的一致性。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的范围，是前苏联的费道罗夫。 1953年，他曾明确表示，翻译过程中语言的使用和翻译、语言问题应该放置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费道罗夫后，前苏联翻译理论界开始注重语言的学习和翻译理论。列茨克尔总结出了一套翻译转换方法――操作规范，包括词汇转换法，语法转换方法和修辞转换方法。 （蔡毅，段京华，2000）

2.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规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崛起，翻译学已经发展。篇章语言学文字定义的研究范围的主要目标为翻译，文本被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重建文本。翻译移位产生文本。原来的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句子结构，也体现在规律之外的句子。

规范研究最重要的要数德国人诺伊贝特（Neubert），他把翻译定义为“原语文本导致的译语文本的生产”（Schaffner，1999）在他看来，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本可以转换，译者应首先对整个文本掌握盛大的陈述文本，然后划分成更小的个人语义单位。为了实现文本对等，文字翻译必须做到“连贯”。他强调，“协调一致”的文字翻译成更大的长度应遵循规范。 （Gentzler，1993）

翻译理论按不同的规律分为很多不同类型的文本。莱斯（Reiss）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文本（重点为内容和信息），形式文本（侧重于语言形式），呼吁文本（重点吸引读者）。翻译主要是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原语的约束。纽马克（1988年）根据文本的内容和风格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文本类型的划分与赖斯颇为相似。在此基础上，尝试翻译理论进行比较原语言和目标语言文本类型（prototype 或genre profile）系统模型的描述。不同类型的文本模式需要相应的不同的翻译方法。例如，纽马克的倡导者，基于文本的表达功能，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被视为重要的翻译方法，应根据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基于文本的信息功能和基于文本的翻译应该是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方法。

从根本上说，上述两项研究仍然是规定性的。要求译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语言或文本类型，其核心是寻求源文本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对等。

3.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规范

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国家崛起了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为以色列的图瑞，赫尔曼（Hermans）和芬兰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

第一次系统地研究翻译规范角度（Translation Studies）是图里，之后许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图瑞首先明确指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规范处于翻译和翻译过程中的中心位置。他对翻译的性质，类型，特点，较为深入的重建了规范方法。

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翻译规范的内在规则反映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一个特定的社会行为的约束。在翻译过程中所有决策受规范的统治。翻译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的产品在选择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规范的产物。 （Toury，1995），他的翻译规范区分三种类型：初步规范，开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翻译规范有两个固有的特点：1）社会文化的特殊性；2）不稳定。社会文化的特殊性的规范是指不必要的，它是不可能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在同一个文化中，或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行业中，如果是相同的，那么它仅仅是一个巧合。同一文化的不同子系统或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可能会产生一些巧合，或者结果相似。所谓的不稳定性强调变化，并非是由于固有的缺陷，而是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有时相当缓慢。

4.结束语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传统语言学（主要是比较语言学）的规范研究、篇章语言学的规范研究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3个方面研究的起始基本上呈历时的线性关系。70 年代以来，翻译规范研究发生质的飞跃，研究性质从规定性转变为描述性，研究层次从句子上升到语篇、超语篇水平，研究范围从语言规范扩大致超语言规范。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现阶段翻译规范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和篇章语言学研究虽然仍在进行，但已式微，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方兴未艾，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

[1] 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7.

[2] 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312-319.

[3]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5.

[4] Bartsch，R.Norms of Language[M].London：Long man，1987.

规范研究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会计基础工作现状风险管理方案

论文摘要:会计基础是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企业领导及会计人员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后,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管理方案,使会计工作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更加强有力的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向前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百热化,企业从内部到外部、从定性与定量结合、从重物到重人等等,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及工具,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却忽视了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会计基础工作。

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对规范会计行为,乃至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和提高会计工作水平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企业由于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会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或因单位内部配合不够,以及存在会计基础规范化检查走过场等原因,使得会计基础工作仍然十分薄弱。这不仅影响了会计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影响了会计职能作用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因此,在这里结合中会计基础工作的普遍现象、风险、以及如何加强规范化管理,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会计基础工作现状

会计基础工作包括的内容小到原始凭证的审查,大到企业会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以及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制定……范围广,涉及面宽,这里只以点带面的分析几点常见的不规范现象:

1、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会计凭证上的出纳、制证、审核、记帐、主管等职责不到位;会计帐簿设置不规范;会计档案的装订、保管不规范。

2、不严格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对原始凭证的要求:对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审核不严,真伪识别不力,甚至虚开发票入帐;自制的原始凭证上指定人员签字、盖章不齐全;在支付依据不可靠、签字不全的情况下也会对外支付款项,甚至白条入帐。

3、经济业务发生后,不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及时入帐,反映财务情况不真实,不完整。如,对于发票未到的材料不及时办理入库、出库手续,造成当期成本偏低;对未收到款项的业务不确认收入,推迟收入确认时间。更有单位收到款项不入帐,私设小金库,设置帐外帐。

4、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差,不按规定配备会计人员和定期轮换其工作岗位,并且监督机制不到位,为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经济犯罪提供可趁之机。如出纳人员利用职务公款私存,挪用公款、甚至携款潜逃的现象比比皆是。

5、企业领导对会计工作认识有误解,认为会计基础工作就是会计人员的事,与自己无关。有的企业领导为谋取私利,还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二、会计基础工作的不规范,给企业、个人带来的风险

实际工作中,由于不论是会计人员还是企业领导,都对会计基础工作不重视,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自然也就不能清楚的认识它的不规范,为企业、个人带来的风险。

1、从会计核算一般要求上看,企业必需及时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而会计人员从取得不规范的原始凭证开始,到使用会计科目不当,不遵循会计核算的原则(如前面提到的权责发生制)而进行帐务处理,再到会计档案(如原始凭证、合同)保管不当,处处都影响着会计信息的质量。而这些失真的会计信息不仅失去了应有的实用价值,而且影响企业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带来经营风险。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不仅对会计人员和企业领导的工作职责做了要求,还从法律责任上对其应承担的责任做了明确规定。如第四十条对会计人员“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帐,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规定。第四十五条对企业领导“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规定。3、从“税法”的角度看,如前列举的基础工作不规范的现象中,就存在许多纳税风险。如“收到款项不入帐”即是逃税行为;取得的非法原始凭证入帐,或支付款项依据不全,都会被认定为挤占企业利润,不得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等。按税法的规定,企业不但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及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增加企业额外的税收负担,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影响企业的诚信度。

三、如何加强会计基础规范管理

通过对会计基础工作从现状到风险进行分析后,我们该如何加强会计基础规范管理呢?

1、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增强责任心。要知道会计行为的规范,在宏观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会计工作自身,它不仅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和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方面具有其它手段难以替代的作用。

(1)、企业领导应该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领导的支持、理解,能够为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带来有效的工作环境,并且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

(2)、建立会计人员培养体系,从思想政治、业务素质、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规范和要求,特别要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技能。实行会计人员岗位轮换制或者委派制,以利于会计人员适应不同的岗位,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有利于防止会计人员腐败现象的发生。

2、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管理方案,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到有监督、有检查,执行效果与考核挂钩;对会计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要认真整改,不走过场,措施到位、责任到人。

(1)、结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与实际工作,确定目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会计基础工作应抓的重点,如:①会计核算工作;②原始凭证、自制付款依据的格式、内容、填制方法和审核程序;③会计帐薄设置及更正错误的方法和数字的准确性;④内部控制制度和其它会计管理制度。当然,在抓重点的同时也还应兼顾其它方面。这里要说明,其它方面未被列入重点,并非等于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其它方面目前普遍已做得较好(如会计人员持有从业资格证)或问题不突出、现象不明显或只是个别现象。

(2)、定期组织会计基础工作情况的检查。检查工作可以单位自行对照检查整改为主,结合交叉检查,互相取长补短,吸取先进经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提出整改意见,并检查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坚持定期复查,为防止已达标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下滑,复查期限以一年较为科学。通过严格考核验收和复查,从中再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督促其及时改进,真正使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3)、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验收标准,制定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解考核指标,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按百分制严格打分,有奖有罚,树立典型先进企业、个人,充分调动会计人员工作积极性,增加其竞争意识。

规范研究范文第8篇

中医认为“证”是病的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概括，它受病的基本矛盾的干扰，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证候诊断离不开具体疾病的诊断，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应采用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对疾病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证候作出正确的诊断，才能将中医的证候演变规律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由于相对于中医学病名而言，西医学病名往往诊断明确，机制比较清晰，所以应选择西医诊断明确，而中医治疗有优势，又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以病为经，以证为纬，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方”与“证”密切相关，方由证立，证随方名，方能测证，证能验方。很多有效的经方、名方是结合了中医理论精华和长期临床实践经验配伍而成，与其特定的证候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临床疗效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证候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应建立在方剂疗效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以方测证还可以对“证”进行动态的研究。所以，有课题组提出“以候为证，以象为素，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是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依据”［2］;也有学者提出“围绕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这一中医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突出中医学思维特征与现代科学设计融合的研究思路，以方剂干预治疗效果作为比较参照系统，基于中医以方测证的逆向思维的认‘证''''方法，不断积累、完善，由此构建出具有坚实临床科学基础的证候标准，应该是病证结合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但是，近10多年来，由于对“方证相对”的理解存在歧见，故有学者提出“以方测证”作为一种证候研究的方法并不可行。有的认为:每个汤方都有相对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为“汤证”，汤证（方剂辨证）不同于八纲、病因和脏腑辨证，是指以汤辨证，相符即可应用，其实质是找出汤方的适应证［4］。有的引用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话说:“合是证便用是方”，即某证只能用某方，某方只能治某证，处方用药必须与病证对应，才能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5］。这种观点后来被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们继承下来，被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方证相对”及“以方测证”不能对“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应改称为“方证相关”。还有学者认为“方证相对”应理解为“对症治疗”、“方病相对”等等。朱邦贤教授在分析上述观点后则提出，中医所讲的“方证相对”是指方剂的药物组成与配伍，与其主治病证所内寓的基本病机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或相关性［6］。应当明确的是，“方证相对”中的方证或汤证，是指某方与某一特定病证间所存在的直接对应的主治关系，这一关系是建在该方内涵的“理”（该组方所针对的基本病机）和“法”（根据基本病机所确立的治疗大法或具体治则）之上的。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方”与“证”密切相关，如朱教授所述两者是通过理与法相关联，但由于关联的程度不同，可以是多方对应于一证，也可以是一方与多证对应，其对应的程度取决于临床疗效，所以，根据临床疗效可以求得最佳对应的方证，以最佳对应的“方”来测最佳对应的“证”，这是目前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2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原则，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前瞻性研究，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途径

早期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以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为主要途径。所以，由此而建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必然会受到医者水平、学术流派等影响，出现标准之间互不相同的现象。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是设计、衡量和评价（design，measurement，evaluation，DME）。它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的方法学，强化科研设计，排除各种偏倚和干扰因素的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以，为提高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应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原则，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则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证据，并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系统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证据相结合，对患者个体做出合理的临床医疗决策，是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信息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典范。赖世隆教授［7］评价说:“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进行临床研究最为科学的方法学。”所以，应该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建立方法和研究质量、诊断标准的诊断效能和诊断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8］。但运用EBM与DME方法时需要克服样本量大，时间周期长等困难，解决出版偏倚（发表偏倚）、伦理和资金等问题。

3加强四诊客观化研究，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环节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以经验为基础的中医学缺乏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所以，它无法解释系统内部的组成成分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对信息进行量化。因此，必须将中医思辨性的经验描述和宏观性概括过渡到高层次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是中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实质是解决客观化与定量化问题［9］。

3.1加强四诊的客观化研究中医“证”是对临床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的概括性结论。这个结论能否反映疾病的本质，关键在于通过四诊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是否准确、真实和科学，以及医生分析、综合的思维结果是否合乎疾病发展的实际。受古代条件的限制，医生只能依据感觉器官，通过望、闻、问、切来获取临床信息。所以，信息收集过程中主观性很大，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加强四诊的客观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利用内窥镜、显微镜、现代影像技术等扩展医生望诊的范围和深度;研制了多种舌诊、脉诊仪器，使人们通过仪器“望舌”、“切脉”时能直接读数，定性、定量地进行分析;利用先进的化学技术，对气味进行分离研究;尝试制定问诊方案与步骤，使问诊科学化、程序化等等。但研究与临床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如研制的舌诊仪、脉诊仪获取的信息量不够，欠灵敏;有些四诊信息，如病人的感觉，本身就是病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很难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等等。所以，如何借助现有的科学技术来客观地采集分析中医临床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2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宏观辨证是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它是根据“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来认识和诊断疾病的。从理论上说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慎重地选用一些现代医学的微观指标可以使中医证候诊断由定性转变为半定量或定量，从而提高其客观性，并且，拓宽和加深传统“四诊”的视野，丰富辨证论治的内涵，为中医在“无症可辨”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辨证依据。为此，现在及以往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采用西医还原论的研究方法，从整体、细胞、分子水平，从理化、免疫、代谢、微量元素等方面来筛查与中医证型相关的微观指标，分析其内在的相关性;研究同一疾病不同证型的微观指标的异同，不同疾病同一证型的微观指标的异同，来寻求中医“证”的共性与个性指征;对证型的主要症状的特征进行现代医学阐释等等。但研究结果只发现某些指标与某些病证有某种相关性或提示性，相关的程度及提示的准确与否并不清楚。而且，随着研究的广泛深入，很多指标的特异性逐渐被否定，许多观察指标随着观察者的不同而出现矛盾的结果。由此可见，采用西医的还原论方法来研究中医，则中医的整体性和个体化诊治的特点就会被破坏，反而阻碍了中医的发展。因此，今后不宜再把寻求诊断某一证型的特异性指标作为研究重点，而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某证型的指标群。有研究认为参考现代心理学行为功能量化及生命质量量化等评分方法，可以对症状、体征进行等级积分，对证候辨证进行半定量化的分析［10］;通过对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分级记分，采用相加计数法、累积记数法、分类记数法等方法进行指征积分的记数，然后根据指征的出现率和指征积分数的高低，并适当考虑临床实际，对证候进行计量诊断。还有学者在半定量的同时引入统计学权重的概念［10］，经过统计学处理，以不同权重来反映不同症状体征的主次，又以不同积分反映症状体征的轻重程度变化，对证候进行定性与定量（等级）相结合的计量诊断。但目前的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都无法真正实现证候的量化诊断。系统生物学由LeroyHood创立，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生命科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从还原论研究转向系统论研究，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将引领医学进入新的疾病诊治模式，推动医学进入预测医学、预防医学和个体化医学的新时代［11］。中医学的整体观、治未病观、辨证论治和方剂配伍等理论与系统生物学的意旨具有相通之处。钱学森曾说:“系统论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统一。”所以，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可以弥补中医的缺陷，中医证候研究应在系统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引领下，综合数学、信息科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基因组、mRNA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各个层面开展组学研究，通过数据的整合，来建立证候的诊断模型，精确、量化地预测证候［12］。

4数据挖掘技术及计算机智能的发展为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出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模型或规则）的过程，也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中医证候和证之间没有明确的函数关系，只能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及临床资料中进行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方法很多。

4.1引入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证候进行降维升阶处理，寻找证素应证组合的演变规律中医证候涉及复杂生命现象的功能、整体和动态层面，它具有典型的开放性、层次性、涌现性和高维性特征，所以，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引进复杂性科学理论，通过证候的降维升阶处理则能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张志斌等［13］由此而提出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设想，即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各种具体证候单纯联系组合的线性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如1991年列入国家科委科技攻关项目的“中风病证候学与临床诊断的研究”课题组所建立的“中风病证候诊断标准”，就是一个降维升阶工作的较好范例［14］。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临床具体病种，需要加强中医证候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合作。

4.2引入模糊数学与粗糙集理论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曾指出: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时，找出系统特性的精密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将相应降低，直至达到这样一个界限，即精密和有意义（或适当性）变成两个互相排斥的特性。中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证候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的表现可以是典型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证候表现却是不典型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亦有学者认为“证”是一种模糊集合元，主要表现为:证的有些症状其性质、状态是不能精确断定的，“证”所包含的内容与各个症状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统一体与个体之间的集元性关系［15］。所以，根据模糊数学的原理，认为“证”是一个模糊概念，可以使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来刻划，进行量化分析，确定“证”的模糊集合中某些症状隶属于某证的程度，从而建立起“证”的数学模型［16］。粗糙集理论是继模糊数学理论之后的又一种处理不精确和不确定问题的数学方法。它是波兰学者Z.Pawlak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粗糙集理论引入到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中，如秦中广等［17］利用粗糙集理论建立了中医诊断类风湿的模型。他们还将该方法与模糊数学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的诊断正确率远远高于后者。随着粗糙集理论的发展，它还可以与诸如模糊识别、神经网络等技术相结合。

4.3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多元分析，即多因素分析，它主要是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通过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收集患者的症状，并根据传统的辨证理论对每个病人进行辨证，确定为“某证”，然后采用判别分析和回归分析（常用如Fisher判别方法和Bayes判别、逐步线性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建立函数方程，并进行回代检验。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消除获得应变量（Y）值时的经验性和主观性;同时还必须基于各变量的作用与其他变量无关，各变量的作用可以叠加这不甚合理的假定前提下;所建立的证候和证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线性描述;二者的Y值都只是简单的A与非A的类别区分，不可能进行轻重程度的等级划分等。之后有学者提出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应用于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聚类分析又称集群分析，可以将随机现象进行归类。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可通过寻求少数的几个变量（或因子）来综合反映全部变量（因子）的大部分信息。以上几种统计方法都可以实现证候的降维，有利于疾病证候分类中主、次症（征）及特征性表现的提取，有利于发现疾病调查群体中各类证候的症状、体征的组合及变化规律等等。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再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则能简化和明确对因子的解释。但是聚类分析在定义指标间或样品间相似性的度量时存在主观性，根据空间上的“距离”或形状上的相似性，对对象（指标、样本）进行刚性分割，它不能把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类别中体现出来，而且，它不能对多边关联同时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要求资料为计量资料，且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同样也不可能有症状轻重程度的划分。因子分析则要求“公因子或共性因子”和所有变量均有关系，且是一种线性关系。另外，如何看待舍去的其他成分及特殊因子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单独使用上述几种统计方法都会暴露出诸多不能克服的问题。因此，需要将多种统计方法联合运用以取长补短，提高结果的可靠性。但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到底选用哪些多元统计方法，如何进行联合应用，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4.4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属于隐变量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在统计领域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运用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即研究者可根据专业理论知识提供变量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即先验关系，应用图形来表示变量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然后检验所假设的模型与数据资料的拟合程度。如果拟合优度好，则认为变量间所假设的关系是成立的;反之，则拒绝原假设。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可以将隐变量和直接测变量一并考虑，并且，可以对变量的测量误差及其方差作出估计。所以，设想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定量的证候诊断标准，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

4.5计算机智能从复杂系统科学角度来看，证候是建立在广义症状集（包括以四诊信息为代表的宏观子集和以现代生物学特征为代表的微观子集）上的映射，广义症状之间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系统，这类动态系统及其演化过程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来实现。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CI）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仿人类和其他生物对非线性、不完全、不精确和不确定的信息进行智能处理的技术，具有良好的容错性、鲁棒性和高精度等综合技术优势。计算智能主要包括:（1）用于模仿生物种群进化过程的演化计算，如遗传算法、演化策略、演化规划、遗传程序设计等;（2）模仿大脑思维的高层次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ANN），近年来在ANN基础上还提出了用于中医证候诊断的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radialbasisfunction，RBF）神经网络及基于聚类分析的RBF神经网络。已有学者通过对基于聚类分析的RBF神经网络所建立的中医证候诊断模型的检验，验证了其用于中医证候诊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8］;（3）模仿低层次大脑结构的模糊系统。以上这三者都是仿效生物信息处理模式以获得智能信息处理功能的理论和技术，目标相近而方法各异，将三者交叉组成新系统则能达到取长补短、各显优势的效果。如用神经网络来构造模糊系统，集中了模糊控制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双重优点，扩大了系统处理信息的范围;又如引入遗传算法构造综合性的模糊神经网络计算智能系统（fuzzyneuralnetworks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sys-tem，FNNCIS），可以形成与实际问题相吻合的中医证候诊断决策树等等。

5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将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钱学森教授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在系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19］。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通常是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形成和提炼出经验性假设，这些经验性假设往往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方式证明，但需要经验性数据对其确定性进行检验，从经验性假设出发，通过定量方法得到结论，这一过程是一个人机结合综合集成的过程。中医学的模糊性、多变性、复杂性及隐匿性决定了中医证候诊断必须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来完成。所以，将综合集成法运用到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中则能实现把人的“心智”与计算机的高性能结合起来;把人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综合集成起来;把各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把多种领域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集成;根据复杂巨系统的层次结构，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统一起来;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综上所述，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包括诊断的标准化、客观化及定量化研究，它除了必须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继承性等原则外，尚应体现辨证的系统性和发展性，证候的特异性和稳定性［20，21］。同时还要加强证候概念及专业术语的规范化研究。所以，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正如沈自尹教授［22］所总结的:“证”的研究难点在于:其一，证是一种功能态的，可以发展，可以转化;其二，证的概念应用亦较混乱，灵活性大，辨证可因人而异，只有凭医生的分析概括水平;其三，难以定性、定量，更难以定位。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完善现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才有望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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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uP，HuYY，NiLQ.Onestablishingcomparativereferencesystemforsyndromeclassificationstudyfromthethinkingcharacteristicsofsyndromedifferentiationdependenttherapy.ZhongguoZhongXiYiJieHeZaZhi.2006;26（5）:451-454.ChinesewithabstractinEnglish.刘平，胡义杨，倪力强.从辨证论治的思维特征探索证候分类研究的比较参照体系.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5）:45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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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eScientificResearchGroupofEncephalopathyEmer-gencyofStateAdministr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draftforthesyndromedifferentiationanddiagnosiscriteriaofstroke.BeijingZhongYiYaoDaXueXueBao.1994;17（3）:64-66.Chinese.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组.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试行）.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17（3）:64-66.

15JiangLS.Theideasandmethodsinstudyingthesyn-drom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YunnanZhongYiZaZhi.1991;12（2）:1-5.Chinese.蒋力生.中医“证”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云南中医杂志.1991;12（2）:1-5.

16JiangLS.Theideasandmethodsinstudyingthesyn-drom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ontinuation）.YunnanZhongYiZaZhi.1991;12（3）:1-8.Chinese.蒋力生.中医“证”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续）.云南中医杂志.1991;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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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iJS，HuJL，YuXQ，etal.AresearchonRBFneu-ralnetworkbasedonclusteringanalysisintheapplica-tionofsyndromediagnosis.ZhongguoZhongYiJiChuYiXueZaZhi.2005;11（9）:685-687.ChinesewithabstractinEnglish.李建生，胡金亮，余学庆，等.基于聚类分析的径向基神经网络用于证候诊断的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9）:685-687.

19MengQG，WangYY，DaiRW.Exploringthestudyofstandardizationofsystematicandcomplicatedsyn-drom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ZhongYiYaoXueKan.2003;21（12）:2015，2025.Chinese.孟庆刚，王永炎，戴汝为.系统复杂性的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探析.中医药学刊.2003;21（12）:201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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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民间金融；投资；问题；规范策略

一、引言

随着金融需求的不断增加，民间金融投资的规模不断提升，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带来了投资契机，进一步活跃了金融市场，也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民间金融发展的诸多特点，使其投资行为的规范性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我国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任重道远，对民间金融投资进行全面的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民间金融投资规范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隐蔽性较强，监管难度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民间金融投资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策略，以全面实现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

二、我国民间金融投资规范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目前随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民间投资市场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是从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监管情况来看，还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一方面，现有的金融投资监督管理体系大多数针对于大型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等，且行业监管体系相对陈旧，难以全面适应民间金融投资高速发展的监管需求，因此其效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民间金融投资分布十分广泛，难以对各项监督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有效的实施，使得很多监督管理措施难以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得到全面有效的落实，所以现有的监督管理措施也难以实现对民间金融投资的全面监管。2.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长期以来，在我国金融市场中，民间金融市场不容易得到重视，各项金融发展政策虽然在近些年来不断强调民间金融的发展，但是整个民间金融市场仍然被排斥在正统金融市场之外。而民间金融投资是建立在民间金融市场基础上，由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因此使得整个民间金融投资市场还存在诸多的弊端，投资风险系数较高，缺乏专业化的投资机构和人才，一旦形成投资风险将迅速波及到民间金融市场，甚至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具有十分致命的影响。因此，在规范民间金融投资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3.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十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强调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问题，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引导方面却显得相对落后。一方面，民间金融与当前我国的正统金融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其发展的诟病较多，因此各地区政府在对其进行规范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其监管的难度远远大于正统金融投资的监管，且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时间差，而民间金融投资行为具有不稳定性，瞬息万变，因此引导的整体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民间金融投资涉及到的问题较多，覆盖面较广，问题相对复杂，在对其进行政策引导的过程中随时会面临各方面的阻力，如果规范性政策引导不力，将导致整个民间金融投资面临集体溃败的风险，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4.隐蔽性较强，监管难度大。隐蔽性是当前民间金融投资的最大特点之一，地下钱庄等现象仍然十分广泛，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民间金融投资难以实现阳光化发展，各项规范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前难以全面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控，因此使得整个民间金融投资长期游离在正统金融投资的轨道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限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对投资者长期利益造成了诸多的损害。目前，我国虽然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规范民间金融投资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自身的隐蔽性较强，主动逃脱金融行业的监管和政策的引导，因此各项政策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使得整个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我国民间金融投资规范的主要策略

1.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要想实现对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必须要首先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一方面，要根据我国民间金融投资的具体情况，对其传统的监督管理体系进行改进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民间金融投资监督管理体系，并对其进行适时地的调整和完善，保证对民间金融投资的全面监管。另一方面，要落实具体的监督管理责任，对各项民间金融投资监督管理措施进行严格的实施，对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控，保证各项监督管理措施能够及时得以贯彻落实，全面发挥各项措施对民间金融投资的监督管理作用，将其顺利引入到规范化发展道路上。2.进一步促进民间金融市场改革发展。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保障。因此，必须要进一步推进民间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要以整个金融市场改革为导向，通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将民间金融市场引入到正常的改革渠道中，使其能够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投资的规范化。另一方面，由于民间金融发展的诟病较多，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行政作用，制定严格的奖惩机制，坚决杜绝那些扰乱民间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行为，配合市场化改革渠道，以完善的民间金融市场为基础规范民间金融投资行为。3.加强相关政策的引导。民间金融投资行为的规范离不开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引导，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地区内民间金融及投资的发展情况，对其规范化发展进行积极的引导和规范，借助自身的行政职能和市场化作用，将民间金融投资引入到我国正统的金融投资轨道中。另一方面，要对民间金融投资的各利益主体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对其运行机制以及发展模式进行严格的审查，以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市场化、正规化发展为导向，全面强化相关引导，为整个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提供政策保障。4.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发展，降低监管难度。实现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发展，必须要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以此降低监管的难度，提升对其监管的效果，进而有助于全面推动整个民间金融投资的规范化运作。不仅要赋予民间金融以合法化的金融地位，将其与正统的金融一视同仁，在相关政策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倾斜，为民间金融投资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还要有效打击扰乱民间金融投资秩序的行为，严厉整治地下钱庄等非法集资行为，全面优化民间金融投资环境，为其规范化发展铺平道路。

四、结语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进行的不断加快，对民间金融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要求，而民间金融投资近些年来一路高歌猛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使得民间金融投资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扰乱了金融市场发展秩序，长期下去势必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因此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应该从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进一步促进民间金融市场改革发展、加强相关政策的引导、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发展，降低监管难度等方面出发，实现对民间金融投资的全面规范，促使其实现健康长期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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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模式

正如西方一位著名哲学家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它的后果可能超过十次犯罪。在现实司法实践中，量刑不均已成为世界各国司法的一大诟病。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犯罪控制弱化、社会制度和机制缺失的时期，刑罚不规范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为此，国外司法界、学术界乃至立法机关都对量刑失衡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一、外国的经验

1.美国模式--数量化量刑指南

美国是最早实施量刑指南制度的国家。其特点有：（1）设置一个独立的量刑委员会，专门负责设置量刑指南；（2）量刑委员会通过一张双轴式图表来设立量刑表格，其中表格上面的横轴代表的是"罪犯的数量大小"，表示的是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等级；而表格的纵轴则代表"犯罪人罪行的量的大小"，表示的是犯罪人罪行的严重性等级。（3）如果处于图表中间的量刑格，则表示其量刑范围是按照通常能够适用的量刑幅度。（4）在司法实践中，该量刑指南即是通过上述形式复查案件从而得到执行的。

笔者认为，美国的量刑指南以数量化为量刑标准，对刑罚裁量的规定无疑是十分明确的。可以说，该模式的量刑指南既有明确性，又考虑到了具体个案的特殊性，并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我国罚金刑量刑规范工作的具体操作无疑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2.英国模式--伦理式量刑指南

与美国的数字化量刑指南相比，英国不注重"数字"而更强调司法过程中的"理性"，因此其构建的是一种伦理式量刑指南。该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的是论理叙述方式，重点论证了题型的具体适用原理和法官应该注意的问题。其特点有：（1）该机制的内设机构是两个独立机构：量刑指南委员会及量刑咨询委员会；（2）制定量刑指南程序是：由量刑咨询委员会就某一种刑罚裁量问题给予量刑指南委员建议，并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形成某类问题的量刑标准草案；（3）量刑指南对法官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英国的量刑指南重点论证了刑罚裁量的具体原则以及量刑时法官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从刑罚的理念构建方面进行的量刑指导。对此，我国在构建罚金刑量刑指南时可以借鉴，通过规定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及裁量原则来奠定罚金刑裁量的理论基础。

3.日本模式--量刑行情制度

日本在量刑模式的构建上采取的是，量刑行情制度。所谓量刑行情制度，即是通过建立案例参考体系，借助司法手段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日本采取这一量刑模式是由于其刑法典中关于法定刑的限制幅度太过于宽泛,而且没有标准统一的量刑规则可遵循，从而导致法官自由裁量空间太大。因此，为指导司法，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日本司法系统通过将每天的司法实践中所涉及的刑事案件的相关判决进行逐渐积累和总结归纳，构建出一套量刑的案例参考体系，从而逐步积累并形成具有其国家特色的量刑行情制度。

笔者认为，日本的量刑行情制度，是将类似案情整理后形成一整套标准案例，供后续量刑进行参考，这种方式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对于没有前续案例可供参考的特殊案件，无法适用该量刑机制，从而仍然难以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导致的量刑失衡。

二、我国的做法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量刑失衡问题,为早日实现量刑的规范化，维护刑罚效力及司法尊严，我国很早就有相关的刑法理论学者及司法实践工作者开展了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量刑规范成果：

1.SCO评价体系

SCO评价体系，是由白建军教授提出的，具体而言即：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罪量评价体系--SCO罪量评价指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S代表的是评价关系中的主体（subject），C代表的是评价活动所依据的标准（criterion），O代表的是受评价的对象（object）。白教授认为，在确定罪量大小时，应当综合考量评价关系、评价依据的标准、接受评价的对象三个因素。由于判断犯罪的轻重应当首先取决于评价人，因此评价关系实质上即是由谁对犯罪的严重性作出衡量。

笔者认为，白教授对于规范量刑的理论研究是十分深远而透彻的，对于我国量刑规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白教授的理论并不会是唯一的，也不会是终极的。并且在我国当前社会实践中，难以切实适用，对此，我们仍必须不断探索、完善。

2.量刑辅助系统

量刑辅助系统，是由赵廷光教授历经16年时间，于2004年完成的。该系统具体操作是：通过人与机器的对话，根据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以及个案的相关裁量情节，点击机器上的评价"按钮"，该系统就能够将犯罪人与机器的整个对话过程予以记录，并通过系统内部进行识别、判断及运算，最后快速的显示出对于该特定个案的量刑建议并将该建议自动以《建议报告书》的形式提交出来，该报告书会对所建议的量刑结果进行理性论证。

笔者认为，赵教授的量刑辅助系统，作为一种辅助量刑的手段，力图改变"估堆"量刑造成同类案件量刑不同的现象，对于司法实践是具有有其积极意义的，例如：系统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重复性、程序性案件的量刑。但是，由于个案的特殊性，因此该系统不可能取代法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仍然难以适用于司法实践。

3.量刑软件管理系统

山东省淄川区人民法院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管理系统》，具体操作是：首先，将所有的法律条文及犯罪情形编入该量刑系统，并配置合理的刑罚，制成一套量刑软件；其次，法官在审判个案时，只需通过该量刑软件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电脑就会根据系统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对被告人进行配置适当量刑，电脑量刑的结果即是法院最终判决的主要依据。

对此，笔者认为，电脑量刑虽然在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人情案、金钱案"、提高审判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通过这一电脑量刑系统，在量刑过程中量刑软件起着主要作用，法官几乎成为了量刑的机器。毕竟，电脑根本无法取代人脑对客观事物进行复杂的感知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因而该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弊端。

三、笔者观点

通过上述评析可知：在我国规范量刑的探索中，各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加快我国量刑理论及刑罚裁量实践无疑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上，我国的这些研究成果仍然都只停留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之上，而且各家的学说研究都没有得到统一，明确规范的量刑模式仍没有建立。理论上的缺陷不可避免的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导致量刑失衡问题。英美构建的量刑指南制度与我国还未成体系的量刑规范方法相比，无疑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特别是美国的数量化量刑指南模式：通过对刑罚予以数量化规范，从而有效的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幅度提高了刑罚效率，维护了司法的公平正义。因而，笔者认为，我们可在借鉴英美量刑指南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司法裁量实践，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及实践需要的量刑规范化指南。

参考文献：

[1] 杨志斌："英美法系国家量刑指南制度的比较研究"，载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11期。

[2] 蔡一军："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域外考察与现实启示"，载于《河北法学》2011年第2期。

[3] 侯晓玲："电脑量刑"的曲解与还原"，载于《人民法院报》2006年7月22 日。

[4] 赵廷光："实现量刑公开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