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分析范文

时间:2023-03-01 10:48:27

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规范分析方法是法学特有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迄今为止都没有在中国法学界获得应有的位置,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是因为中国法学自身研究对象模糊从而不足以支持法学方法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法学自身缺乏学科自主性。规范分析方法主要关注法的合法性、法的运行效果、法的实体内容,全方位考察法的构成要素,由此制度事实构成规范分析的对象。

法学有没有自身特有的(固有的)方法?如果有,这种方法是什么?直到目前为止,此乃中国法学界没有认真对待、当然也是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大概每位法学研习者都会有如下感受:法学者们似乎只会借助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分析法学问题。例如,要探求法律存在和法律思维的根本问题,似乎只能借助于哲学的思辨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甚至语义学分析方法等等;要探求法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问题,似乎只能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成本与效益分析方法中获得灵感;而法学要追寻法律的社会效果问题,则离开社会调查、比较等社会学分析方法,便无所作为。此种情形流传久远,以致一个普遍的印象是:中国法学没有自己的分析方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形成这种印象?这是需要中国法学界深入反思的问题。

一、何以中国法学长期以来方法缺席

在我看来,对此问题,需要在两个路向上进行反思。

第一个路向是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的中国法学不是以规范知识,而是以非规范的社会现象为对象的。在中国,法律没有获得自身的知识属性,进而法学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由于中国法学长期以来依赖政治学、甚至意识形态,法律自身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刻关注,法律之外的种种因素反而成为法学必须关注的问题。例如,法理学教科书中关于法律“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产物”,“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等论断,尽管自法社会学的立场观之,并非没有道理,但此类观念的流行使得法律固有的规范社会的功能大打折扣。这样,法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意识形态教育,法学自身的知识属性被政治意识形态说教所取代。特别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法律哲学,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解决法律的知识属性问题,仍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兜圈子、打转转,为意识形态服务。所谓“工程法理学”的编撰以及有关部门想把其作为高等学校法理学教材的“谣传”,便典型地反映了法理学在研究对象上所处的尴尬境地。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法律以及在法律作用下的正式制度自身作为人类心智(理性)最重要的产物,似乎不被安排在一种知识体系中。法律似乎是远离知识的存在,它只是一些冷冰冰的规定,与知识毫无关联。[1]

中国法学面临的这种情形和西方近代教育传统中对法律的重视,对法律作为知识的追求形成明显对照。被法律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典故是:首开近代西方大学教育先河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早所设立的专业便是以讲授罗马法为主的法学专业。自那时起,法学专业就是和神学、医学、文学比肩的四大专业之一。[2]在此后欧洲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一所综合性大学倘若没有设法学专业,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欧洲大学早在近千年前就已经把法律当作一种知识来认真对待了。重要的是,那时对作为知识的法律的讲授,既不同于神学与哲学的冥想和思辨,也不同于文学的精神关照。由于法律固有的与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相关的实践面向,导致对法律的研究、讲解与传授注定要开发出一套技术操作层面的知识体系—一种类似于解经学的法律诠释学。也正是在这种类似解经般的法学教学和研究中,渐渐生发出一套对法律本身作为知识的阅读技巧和论述方式,形成一套完全独立于神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独立学科,这便是法学,或者法律教义学,与此同时逐渐形成了法学自身独立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

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法学界对法律的讲授和研究,即没有严格按照知识的要求去梳理(于是法学教育变成了单纯的法条的文义诠解),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严格的规范分析方法,甚至也没有对前述西方法学传统中的规范分析方法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引介。当然,这种情形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可以说,共和国成立以来,其前期(1980年代以前)法制建设所呈现的基本状态是:法律被政策、被领袖个人意志所架空,是非常典型的权治—它根本达不到所谓贤人治国理政的那种“人治”的水平。[3]其后期(1980年代以后)法制建设所呈现的基本状态是:有法律而无法治。尽管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藉此建立的法律秩序,所形成的法制状态却差强人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最根本的因素。这就必然导致在法学教学和研究中,不是把法律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和教授对象,而是夹杂了本来应由其他学科所承担的对象和内容。特别是理论法学,更是如此。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学恢复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法理学教材、文章、会议把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理学问题、一国两制的法理学问题、西部大开发的法理学问题、和谐社会建设的法理学问题等等与政治政策、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问题作为其重要内容。[4]毫无疑问,这种情形只能冲淡法理学对自身研究对象的努力,最后导致一种符合逻辑的结局,那就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飘忽不定,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无所作为,因为只有作为知识的法律,才会有自身的方法。事实上,任何研究方法都是在对对象的研析、命名和处理过程中得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完全可说一定的对象产生一定的方法。当某一学术研究的对象本身暖昧不明时,企图从中获得严整工稳的方法,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法学对法律的此类见解,不仅导致了法学方法的难产,并且在实践中把法律从公民的日常交往行为中剔除了。法律的知识属性有助于唤起公民对法律的尊重,进而有利于主体对法律的内化。反之,不具有知识属性的法律,则不利于主体对法律的内化,会让人以为法律是外在于主体的东西,是纯粹的工具。如此一来,法律便可由个人,或由种种关系所左右而随意宰制。这正是法律以及法学在我国不太被关注,从而有法律,但并没有在法律规制下的秩序的原因之一。

由上述研究对象方面所呈现的问题,可进一步在第二个路向上,即从学术分工的角度反思,为什么中国法学自身的方法会缺席。

尽管在人类学术史上,不少人企图建立适用于一切知识和学问的方法体系,但迄今为止,这些作为都仅仅是停留在学者们主观世界的一些学术构想。学术发展史的实际情形是:至少自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任何一种学问都不可能一统天下,即使哲学也是如此。即便是最重要的方法论—演绎推理的学问推演模式,在近代以来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责难。退一步讲,即使人们真能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方法体系,对某一具体学科而言,仍应当有其自身的独特方法,否则,学术分工就只能有胜于无了。一言以蔽之,所谓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只是在学术分工背景下各个学科所共享的方法,它有可能推进某一具体学科的发展,但不能替代某一学科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所提炼出的特有方法。否则,所谓学科独立也就成了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我们的生活所面对的是五花八门的行业分工,所以,有谚曰:“进得一门比海深”!此情此景,更需要韩愈那般的清醒:“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之,社会分工背后所蕴含的必然是学术分工。而学术分工的一个必然逻辑要求是:一方面,将一定的研究对象纳入一定的学科框架中,另一方面,根据一定对象来抽取其中所蕴含的方法。法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分工的推动下所产生的一种学术分工。这种学术分工在其研究对象所框定的范围内,自然要求和这一对象相切应的研究方法。近代西方法学、特别是欧陆法学的发展及其对法学研究方法的特别关注,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坚实的透过法学研究对象,而寻求、并论证法学方法的路径。这条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规范分析方法。

前文已经提及,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所遭受的无端挫折以及在法学恢复时期以来,法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模糊不明,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法学方法的总结和提炼。可以想见,法学工作者在法学研究对象忽而贯彻某一个口号,忽而又贯彻另一个口号的情形下,还能专研什么法学方法。人们跟风都唯恐不及呢!研究对象模糊不明的情形,还导致了即使那些钟情于法学的同仁们,因为其各自偏好的影响,顺便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借来,权作为法学研究的方法,所以,人们在看到有关法学的作品时,什么比较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调查的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但就是很少见到、甚至见不到法学自身的方法,就是很少见到规范分析方法。[5]正是此种情形,严重地影响了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我国学术体系中的独立性。研究对象的模糊导致了中国法学自身的学科不独立,而法学自身的不独立正是中国法学学术分工薄弱的一个明证: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附于政治的。思想大一统,分工意识不到位,学科不独立,就没有什么方法可谈。[6]

检讨了我国法学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方法的缺席,人们自然会问:究竟什么是规范分析方法?

二、规范分析方法:一种合法/非法、运行/效果、权利/义务分析方法

在我看来,法学领域中存在三种实证方法:即价值实证、社会实证和规范实证。[7]下面,我将从分析盛行在法学领域中的三种实证方法入手,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规范分析方法以及这种方法何以是法学中最基本的方法和法学独有的方法。其实,这三种实证在规范分析方法这一命题项下,各自发挥着充实法律的分析功能。择其要者而论,价值实证在规范分析方法中肩负着对法律之合法与非法的探究,因此,是规范分析方法的价值之维;社会实证在规范分析方法中肩负着法律的调整及其效果关系的探究,故而是规范分析方法的事实之维;而规范实证则在规范分析方法中肩负着法律之权利和义务关系之分析,所以,属于规范分析方法的技术之维。下面我将具体分析之。

首先,规范分析方法中的价值实证,一言以蔽之,它表达着法律的合法与非法问题,体现着规范分析的价值之维。法律的合法与非法,究竟是否应当成为法学关注的内容?这在20世纪的法学史上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纯粹法学者一般拒绝法学对法律合法与否的关注,强调法律就是法律。[8]而自然法学者与之大异其趣,笃定法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即使对法律内部问题的分析,也要借助价值的理念来剖析和关照。[9]如此对立的观点,曾是20世纪英美世界法学论战的重要景观。但即使纯粹法学的主张者,也无法彻底抛弃为法律设定一种基本价值的理想。奉行规范实证的学者们,其理论建树本身就是想为法律的形式合法性提供一种参照。其实,形式合法性本身和理性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它也表明了一种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规范实证其实也是在寻求形式合法性意义上的法律价值。

但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价值实证所指向的合法与非法,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形式合理性意义上的合法与非法,而是指实质合理性意义上的合法与非法。诚然,实质合理性本身是一个很难一般性地加以界定的问题,它只有在具体个案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实证和说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规定中不存在对价值问题—合法与非法问题的关注。其实,立法活动,不论是君主制立法、代议制立法还是新近在一些国家产生的全民公决制立法,不仅是寻求规范的形式合理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人们集思广益、交涉辩驳,寻求实质合理性的过程。在君主制立法中,尽管君主可以一言九鼎,甚至那些无道的君主们还可以金口玉言、言出法随,但这并不排除君主们就立法内容和大臣们商议的可能性。古代东西方国家最有代表性的法律—《唐律》和罗马法,都是君主们领导制定,并且主持制定这些法律的君主们的人望在历史上可谓鲜有可比者,但他们依然或者尊重法学家们的创造,或者依赖大臣们的起草、修改和解释。总之,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是君主们信口开河的产物。而在代议制立法中,议事规则的形式理性,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议员们能够畅所欲言,在辩驳、交涉、妥协中实现某种实质合理。全民公决制的立法模式,尽管受制于投票制度存在的缺陷,缺少了必要的全民之间的交涉过程,但无论投票制度存在何种缺陷,投票行为本身便在表达着民心的向背,它应当是实质合理的重要内容。这是针对成文法而言的。至于在判例法世界,法律的产生往往是“法官造法”的产物,判例法本身因为针对个案进行,故最容易将个案的实质要求和正当程序结合起来,实现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的较好结合。所以,判例法除了尊重正当程序,同时也在寻求实质合理。

以上所述,旨在表明法律自身存在着价值追求和价值表达。对立法中的价值辩驳、法律中的价值内容,需要价值实证予以归纳、总结和梳理。这样看来,价值实证似乎仅仅是对法律规范中的价值内容进行概括、搜集和整理,因此完全可以将其纳入规范实证的范围之内,作为规范实证之一部分,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规范内部的价值实证,不存在借助价值实证对规范合法与否所进行的判断。但其实不然,因为价值实证不仅要考察既有法律规范中的价值内容,而且要在实证基础上设定一种法律合法与否的一般性标准,建立法律的价值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价值实证除了关注既定的法律规则之外,同时也关注法律的实践。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这已是法学者们耳熟能详的结论。法律的实践尽管属于法律社会学固有的领地,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法律既定的逻辑秩序及其价值和法律的实践秩序及其价值间的冲突。这是价值实证的重要契机和良好场域:价值实证就是要通过实证去发现立法中的高尚价值表达与司法实践的事实情形之间的耦合或背离。

最近北京顺义法院在一起诈骗案的判决中,把犯罪嫌疑人的“人品”引入判决中。尽管嫌疑人构成了犯罪,但“法院随后又联系了李志勇住所地所属的顺义区仁和镇司法所,以及他的羁押地顺义区看守所司法所,委托他们对李志勇的一贯表现、人品情况、性格特征、社会危害性提供一份调查报告。经过调查证实,李志勇在看守所内表现很好、确有悔罪表现。最终,法院结合调查报告对李志勇从轻处罚。”[10]这一判决就涉及司法中的价值权衡问题。对此,价值实证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或以为,司法中的这种权衡和选择,未必与法定的逻辑秩序相吻合,可能符合法定的制度事实,也可能不符合法定的制度事实。在我看来,一项判决,只要被两造所接受,同时按照正当程序能生效,它就已被纳入正式制度事实的范围,从而也成为价值实证的有效对象和材料。虽然价值实证不会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判决过程,但需要借此探讨:在制度实践中,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价值问题的把握,价值在客观上对司法实践活动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引申出价值对制度实践和制度事实的影响。根据某人的“人品”,界定其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与以往刑法学中对偶犯和惯犯的区分有一定关联。事实上,不但在做出上述判决的法官心目中“人品”是对犯罪嫌疑人李志勇的价值评判,而且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也每每贯彻着对“人品”的价值评价。价值实证对这些司法细节的关注,可以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视角上关注法律的合法与非法问题,同时也可以延伸价值实证的制度范围。

一般认为,在法律规定中,法律的合法与非法问题主要呈现于法律原则中。诚然,原则往往集中体现着一部法律的价值内容,同时,人们借助原则也能更好地、更方便地评判一部法律的合法抑或非法问题。但这种理解一旦机械、绝对,很容易导致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的政策性规定以及司法裁决之间在精神上的割裂,不利于一以贯之地落实一部法律中的价值追求。因之,价值实证不仅是有关法律原则问题的实证,而且也是有关法律制度在整体上是否贯彻了某种价值的实证。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借助价值实证评判一部法律的价值合法或价值非法问题,从而提供能够促使法律不断完善的价值理论框架。

其次,规范分析方法中的社会实证,概而言之,关注的是法律的调整与效果问题。它是规范分析方法中的事实之维。法律调整和其效果的关系问题,向来被纳入法律社会学的视野中考察,似乎和规范分析之间不存在关联。我认为,传统的法律社会学事实上兵分两路:一路是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活的”法律,说明法律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底、文化缘由以及经济基础等等。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学等等视角的法学研究,是法律社会学此一路向的努力。[11]其实,在这一路向上,人类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研究,往往比法学家的研究更见声色。因为他们在方法上可借近水楼台,迂回深入法律之堂奥。另一路是在法律自身的实践中寻求“行动中的”法律,其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追寻某个时域中法律运行的实践效果问题。[12]因此,这种研究仍然是“内部视角”的社会实证,而非“外部视角”的社会实证。这一路向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尽管不排除其它学术界的专家可能研究的很好的情形,但具有法学训练和法学素养的学者或能更胜一筹,因为它更依赖规范分析方法。

对以上两种有关法律社会学研究的路向,我的意见是第一种路向其实并不一定属于法学的范畴,它同时也可属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的范畴。倘若用时下惯用的说法,可归于交叉学科的范畴。但第二种路向上的法律社会学,则不但是法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规范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原因在于,法律不仅是一套规范系统,而且还是以规范为前提所构筑的事实系统。这一事实,可以称之为制度事实。对规范本身的实证,尽管对社会实证而言不是没有必要,但无法成为社会实证的主要对象。法律预期的逻辑秩序,如果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实践秩序,则法律充其量只是一堆无用的文字符号。事实上,就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再不济的法律体系也会通过调整而产生一些实际的实践秩序—不论这些秩序在价值判断上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当人们将法律看成一整套富有实践价值的、活动的制度体系,而不仅仅是呆板的规范体系的时候,社会实证的作用就豁然可现。在我看来,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实证,本来是规范分析的内容。因为从法定的逻辑秩序到法律运行的实践秩序之展开,虽然呈现着不同的样态,即法律从“应然”到“实然”的过程—是一个从法律的规范事实到法律的社会事实转换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法律运行的实践秩序是以既定的法律规范为前提的。不论法官、行政官、公民如何有创意地适用法律、执行法律、运用法律,都无法撇开法律,另起炉灶。所以,对这种法律运行的实践秩序进行社会实证,在本质上仍然是围绕着法律展开的实证。

尤需关注的是:社会实证不但可以发现由法律的逻辑秩序向实践秩序转化的一般进程,而且可以发现法律运行中的问题,进而,解决疑难问题的法律方法就有了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其实,所有法律方法都是在法定的逻辑秩序与其实践秩序间出现冲突时产生的。不难想见,当法定的逻辑秩序和其实践秩序能完全保持一致时,当法律的实践秩序能像一项建筑一样,完全按照设计师的图纸(法律)来修建时,创造法律方法的必要性就可有可无了。这就意味着,社会实证对于法律方法而言,是颇为重要和必要的分析进路和方法。特别是诸如利益衡量、法律发现等法律方法,如果不建立在社会实证基础之上,就很难充分说明其必要性。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实证,仅仅靠规范实证,不可能发现、创造这些法律方法。退一步讲,即使能够,也仅仅是在法律既定的逻辑秩序体系中的发现和创造。这正是我把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实证也作为规范分析之内容的重要原因。

在社会实证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不是静态的规则,而是规则的动态展开,即法律的实践;不是平铺直叙的规则陈述,而是富有冲突性、戏剧性的规则运作过程、运作事实,特别是规则的预期规定与其运作效果之间的冲突,才是社会实证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因为只有通过对这种剧烈的、具有戏剧冲突效果的素材进行分析,才能进一步获得规则及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出进一步完善规则或规则运作技术的理论方案。即这一实证不但揭示法律调整和其效果的一般关系和现状,而且要在法律调整效果不佳时,提供补救的方案。显然,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实证基于对当下法律的完善、修葺而展开,而不是另起炉灶,寻求当下法律治理的替代方案。这正是我把此种社会实证仍归为规范分析方法的基本理由—它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尽管离不开社会学,但更需要法学。

最后,规范分析方法中的规范实证,其本质是权利与义务分析方法,所要解决的是法律中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为规范分析方法中的技术之维。近代以来,法学训练的基本宗旨是教给人们如何分析权利与义务。我们知道法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法律的核心要素是权利与义务,法律就是用以分配、调整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体系。[13]近世以来,法律的此种功能日益彰显,法律自身成为人类理性执行计划的基本方式。人们普遍怀有的利益动机得到了法律的积极回应和规范支持。法律不是一种想当然的规范体系,不是一种率性而为的命令体系,法律自身是人类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广义上社会契约的文本形式,是人类对对象认知和社会交往认知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法律自身就构成了一种知识,是人类知识的结晶,而不是反知识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法律的知识属性,决定了对法律的规范实证可以在两个意义上展开:第一种意义是寻求法律规范的字面意义以及字面意义背后可能存在的隐含意义。这主要是通过法律解释工作完成的。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法学的初萌期,法学主要是以注释罗马法为核心的所谓法律注释体系,这就是著名的注释法学派。自表面观之,注释法学是一种简单的规范实证,但对法律规范的意义阐明却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因为它首先涉及根据什么阐释、如何进行阐释的问题。如通过字面意义能反映立法当时的背景吗?字面意义模糊或多解时该怎么办?等等。更为现实且关系重大的问题是,为何同样的法条,在不同解释者的笔下,会呈现出完全相异的解释结果?如何理解字面解释过程中的分歧和冲突?这些问题,虽然是在寻求法律字面意义过程中连带出来的,但是法律字面意义的解释工作所无法回答的,于是,解释工作就需要进入其他的思维领域。因此,在法律的注释中,本身便不断生产着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其实就是对规范解释或规范实证的方法问题。所以,寻求法律规范字面意义的实证工作,并非毫无知识含量,它自身也在创造、积累着知识。

第二种对法律的规范实证,是在第一种规范实证的基础之上,在法律知识的既有基础上,对法律进行精深加工,提升法律的规范命题,创造法律知识的学术基础和概念根据。这就不能不提到概念法学。在注释法学、评论法学和历史法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法学,力图寻求一种法律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和概念前提,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挖掘、整理、提炼概念,并从概念出发推导法律,从而把法律当作一套纯然由逻辑而展开的事物。其实,分析实证法学,或者规范法学所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尽管这种在概念基础之上寻求逻辑证成的法学理论,遭到耶林的激烈批评,并且至今规范实证的路数,仍然遭遇价值实证和社会实证者的批判、质疑、揶偷、甚至鄙薄,[14]但规范实证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相反,在规范分析的方法这一总的框架下,规范实证比价值实证和社会实证更好地解决了法律的内部问题,同时也更好地解决了法学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术范畴问题。在此意义上,尽管规范实证方法是人们完全可以反思和批评的,是需要继续深化和细化的,但这种实证方法对法学而言是不可替代的。法学之所以是法学,而不是其他任何学科的婢女,就在于它保有规范实证这一立命之本。倘若丢弃了这一方法,法学还能否称之为法学,虽然在对象视角讲不存在问题,但在方法视角讲则大有疑问。

或以为,既然法律的核心乃是权利和义务问题,是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同时,既然法律已经白纸黑字地把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安排好了,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进行规范实证?这对于有阅读能力的法学家、法律家们而言,是不是多此一举?对这些问题,只要能站在法律规范已经成为一种人们交往行为不可或缺的事实这一视角,即使不能迎刃而解,但也会理出端绪的。法律规范作为一种事实,并且是人造的事实,决不会像人们预设的那样,完全按照法律制定者的旨意而展开。人类创造了法律,但法律同时也给人类带来麻烦—法律并不总是带来便利的,它有时候反倒让人们的交往行为变得繁琐、复杂。多如牛毛的法律,往往让人无所适从。这大概就是法律带给人们的“异化”。规范实证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寻求进一步简化法律的认识之路和适用法律的技术途径。诸如对权利冲突问题,究竟如何处理?有法律规定时固然好办,但没法律规定时怎么办呢?这就须借助规范实证所创造的方法以克服法律本身的一些弊端。规范实证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法律方法的创造奠定理论基础,甚至规范实证本身就是法律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规范分析中的三种实证,尽管都可以创造出法律方法来,但规范实证更广泛地接近、关联着法律方法。规范实证的努力,将使芜杂的、人造的法律规范事实,变得更有条理,更有适用性。规范实证倘若不能达致这样的实用效果,我们只能说它的任务是没有完成的。

三、规范分析方法的对象:制度事实及其构成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曾不断提到规范分析的对象问题,特别是针对不同的实证方法,提出了不同的实证内容和对象。这里,我将集中讨论一下规范分析方法的对象问题。规范分析的对象,一言以蔽之,可称为制度事实。对制度事实,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解。而这里所讲的制度事实,是指由法律规范为前提所带来的主体交往行为的社会事实,即制度事实乃是价值载体、运行效果、规范体系的三位一体,包括法律规范、法律适用(特别是司法判例)、正式法律解释以及法律组织设施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日常面对的事实一分为三:自然事实、社会事实和制度事实。自然事实是与人类交往行为相对的一切客观存在,纯粹的自然事实不可能作为规范分析所要实证和探究的对象,不过自然事实一旦被纳入制度事实的调整框架中时,也就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了。广义上的社会事实有自发的和自觉的两大类。自发的社会事实基于人的自然需要、日常习俗而产生。对规范分析而言,它一般不具有分析价值,但当人的自然需要、一定的社会习俗被纳入制度事实中时,也就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而自觉的社会事实,虽不能说都和制度事实关联,但其往往和制度事实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规范分析方法必须关注它。而制度事实,虽然在广义上讲也是社会事实之一种,但因为它是人们理性认知和理性安排的产物,因此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事实。规范分析的对象,集中体现在制度事实上。制度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逻辑的产物。因为,以法律为基本前提的人类制度,本身是理性逻辑的结果,是人类知识认知的结果。这一前提,就决定了根据法律形成的一切交往事实,都带有理性的、自觉的、计划的印记。对制度事实,还可做出进一步的分类,大致上可以分为规范事实、法律设施、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纠纷事实和裁判事实几方面。

规范事实所指的就是法律本身。如前所述,法律既是一种人为的规定,同时它一旦产生,就是一种事实存在,是立法者通过主观能动加工而产生的自觉的、理性的事实。它是其他一切制度事实得以产生的前提和根据。没有规范事实,其他制度事实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因为种种因素而存在,也只能昙花一现,难以维系长久。规范分析的主要使命,自然也要基于对规范事实的实证而展开。在规范分析中,特别是规范实证的内容,首先从认知规范事实的内容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对规范事实加工、归纳、整理、提升,发现规范事实中的普遍性因素,总结、提升为有关规范的法理。可以说,规范事实不仅是制度事实的前提,同时也是规范分析的前提。没有对规范事实的规范实证,其他规范分析范围内的实证—价值实证、社会实证就在学理上无从展开,在学理上缺乏针对性。

法律设施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或设计的用以保障法律使命得以完成的组织机构、物质陈设、象征标志等等,如议会、政府、法院、企业、社团、国旗、国徽、国歌……它们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事实,不仅是验证法律贯彻落实状况的物质标识,而且也是规范分析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规范分析中的社会实证,更应对此种制度事实予以关注。自表面看,法律设施似乎和规范分析没有必然的关联,因为这些法律设施毕竟不是规范本身。不过法律设施既是法律规范在实践意义上的逻辑展开,也是法律规范得以贯彻落实的保障机制。法律设施本身就表现着法律规范设定的实践价值。在这里,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的结论,通过由法律方案所建构的事实呈现出来。所以,规范分析如果放弃对法律设施的研究,则它所研究的规范,只是“纸面意义上的法律”,而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法律”。

法律事实的概念,在以往我国法理学著述中多有阐述。一般认为,法律事实就是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和行为。这是站在以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法学叙事模式基础上的。尽管此种法律事实的概念,对这一法学的叙事模式很有帮助,但我以为,一方面,这一叙述容易让人产生对法律事实的误解:似乎法律事实是和法律调整互不关联的问题。如果把法律关系作为法律调整的结果,那么,引起它的法律事实就是外在于法律调整的,而不是法律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当一种事件和行为一旦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时,它自身就是法律调整的内容。因此之故,前述法律事实的概念还不足以囊括全部的法律事实。在我看来,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调整下的一切事实。法律的调整,既指预设的调整,也指实际的调整。如当南极被有关国际法确定为全人类的财产时,即使人类尚未登陆南极,南极也获得了法律调整的意义,也成为法律事实。而实际的调整,则指法定的内容,因为客观事实的变化或者人们行为的参与,被纳入到法律构织的秩序框架中。这两类的法律事实,如同法律设施一样,只所以成为规范分析的对象,就在于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人们不仅能看到法律在静态意义上的规范内容,而且也能看到法律在动态意义上的实践内容。从而把法律的规范逻辑转变为“规范的实践逻辑”,摆脱那种就规范而规范的规范分析和研究。[15]

受大陆法系国家和苏联法学的深刻影响,法律关系也是在以往我国法学中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因此,我国既有的法学大体上是以法律关系为理论基点的。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应当说,以法律关系为原点建立的法学,更应有法律社会学的韵味,但我国的法学并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只是把法律关系作为从法律规定到法律调整的一个分析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既往的法律关系理论其实往前再进一步发展,所拓展出来的仍是规范分析意义上的法学内容。但同样遗憾的是,对发蒙于民法学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学说,法理学做了毫无创意的“拿来”工作,其他法学学科也是一样。而刑法学则对之做了一些变通性的处理,这就是以犯罪构成为核心的刑法学体系—尽管如今一些刑法学家对这一理论颇有微词,试图通过其它核心概念来重构刑法学,但迄今为止,我国刑法学的基本逻辑构架仍然是由法律关系理论变通而来的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说,法律关系、犯罪构成这些词汇,不仅是学理分析的基本词汇,而且是法律实践的基本词汇。如今在我国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每每以这些概念作为分析、处理案件的基本工具。这说明,这些概念在我国既往的法学中,基本上属于规范分析的概念,而不是社会分析的概念。在此,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即使这些概念真的朝我们所理解的法律社会学分析方向发展,它们也仍然发挥着规范分析的职能,只是借助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规范分析从规范内部进入到了法律调整下的社会事实中,从而对规范的分析走向了对规范实践效果的分析。我认为这仍然属于规范分析方法的范畴。所以,对法律关系的研究,是法学从纯粹规范分析走向规范的实践分析的核心场域。

纠纷事实是一般法律关系出现紊乱时的一种事实状态。如果说一般法律关系是法律调整的常态,它表现着法律预设的秩序面貌的话,那么,纠纷事实则是对这种预设秩序的破坏。一旦纠纷事实出现,就需要按照法定的秩序安排,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进行有效的矫正和救济。纠纷事实及其救济过程,事实上反映着在法律调整下的秩序冲突问题,也集中表现着法律对社会事实的调整方式和调整能力。所以,对纠纷事实本身的分析,不仅可以站在社会事实视角发现法律的问题,而且也能发现法律规范内部可能存在的缺陷。正是在这里,纠纷事实构成规范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参照,也成为规范分析的重要内容和对象。

裁判事实总是针对纠纷事实而展开的。裁判事实的直接表现,就是裁决文书,如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尽管裁判事实还包括无法通过文字表达的裁判过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只要有必要,可以通过音像等形式记载裁判过程,从而延伸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记载功能的不足。即使如此,以判决书等为代表的裁判文书,与法律规范一样,是制度事实中最重要的文字表达形式。规范分析方法对法律由规范进至法律运作的研究,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就是裁判事实。正因如此,我倡导在规范分析中,除了观察法律实践之外,应特别注意两方面内容的阅读,第一是阅读法典,第二是阅读判例。这两方面的阅读,应是规范分析的基本功夫。在这里,也能提供最纯正的规范分析的前提和对象。所以,对法律规则和裁判事实,规范分析应格外予以关注。因为在法律预设视角,对法律规范的研究可以产生纲举目张的研究效果;而在法律实现视角,对裁判事实的研究,则可以起到的明察秋毫的研究作用。

事实上,前文的分析也表明,法律本身存在的双重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决定了规范分析方法必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针对规范的内部结构及其背后的支配力量,这是传统分析法学的主攻方向;另一个层面则针对规范运行的司法效果,这正是法律方法展示力量的地方。

注释:

[1]对法律的此类认识,在民间尤其盛行。只要做个随机的社会实证调查,问问人们对法律印象便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2]有关波伦亚大学法学及其和西方法学、法制传统的关系的论述,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以下。

[3]关于“权治”与“人治”的界分,参见谢晖:《法治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以下。

[4]对此问题的检讨,参见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

[5]从各种版本的法理学教材中对法学研究方法的陈列中可见一斑。例如,李龙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法学研究的总方法,把阶级分析、价值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作为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把规范注释、法典编纂与汇编、法律推理、案例分析作为法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4页。

[6]在西方,法学学科的独立不成其问题。但美国学者波斯纳则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法学、特别是美国法学处于式微之中,这种式微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方法的困境。(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36—539页)。在我看来,同样是法学方法的困境,但产生这个问题在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中国表现为由于学科自主性不足而导致方法缺席,而在西方则可能表现为因法学方法的创新不足并进而导致法学独立性的式微。前者是法学不发达的产物;后者则是法学(而不是法学方法)创新过度的产物。

[7]关于这三种实证方法,笔者将另文详述。

[8]凯尔森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而并非一个道德问题,因此法的理论的主题为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法在多数实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就是法律规范的特殊存在。参见【美】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序第1页、第5、32页。

[9]例如富勒强调法律的道德性,坚信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特别关注研究法律的内在道德即程序的自然法问题。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107页。

[10]参见《京华时报》2008年2月3日的相关报道。

[11]典型的研究如霍贝尔对包括平原印第安人在内的7个原始部落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对原始人婚姻制度、刑罚制度的研究等。而埃里希则从社会的内部秩序中寻求法的根源,参见【美】埃里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转引自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

[12]例如美国学者弗兰克认为法律并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法律或者是一个已经做出的判决、或者是对未来判决的预测。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259页。

[13]当然,在权利义务的相互关系中,权利是更核心的概念。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356页。

[14]德沃金对实证主义的“攻击”,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8页。

规范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工程量清单;规范分析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的编制,是对2003规范的补充和完善,不仅较好得解决了清单计价从2003年执行以来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对清单计价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在“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主报价、市场形成价格”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市场监管”的思路,以进一步强化清单计价的执行。

08清单新增条文数量:45条增加到137条,增加了92条;强制性条款:6条增加到15条,增加了9条。主要分布:前期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的编制、合同价款的约定;中期工程量的计量和价款支付、索赔与现场签证、工程价款调整等;后期:竣工结算的办理及工程计价争议的处理。由此可见,新增条文数量基本涵盖了工程施工阶段的全过程;并且增加了注释,加强造价工作者对条款的理解,减少歧义。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规范进行分析,供朋友们参考。

一、工程量清单适用范围的扩展

[条文]1.0.3 全部使用国有资产投资或国有资产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注释]同2003规范相比:1、取消了“大中型”的限制。2、语气加强,由“应”改为“必须”。

[条文]1.0.4 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可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注释]1 是否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由业主决定;2 当确定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应执行本规范;3 对于不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除不执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专门性规定外,还应执行本规范的工程价款调整、工程计量和价款支付、索赔与现场签证、竣工结算以及工程造价争议处理等内容。

[条文]3.1.3 工程量清单是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基础,应作为编制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工程计量及进度款支付、调整合同款、办理竣工结算以及工程索赔等的依据之一;

[注释]工程量清单在工程量清单计价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是整个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的重要依据之一,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中

[注释]

1 工程量清单的执行力度在不断加强,对清单的研究,尤其是占在整个施工过程的角度上去研究、理解清单变得尤为重要。

2 清单编制的前期要加强对后期可能发生的变更、索赔等考虑。招标文件不仅要满足投标、评标的要求,更要满足后期计量支付、竣工结算、变更索赔的要求。

3 加强清单、合同编制思路的交底,以保证后期合同执行过程中,监理、造价工程师等对前期指导思路的理解和有效执行。

二、招标控制价的设定

[条文]4.2.1 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应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招标人应编制招标控制价。招标控制价超过批准的概算时,招标人应报原概算审批部门审核。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其投标应予拒绝。

4.2.2 招标控制价应在招标文件中公布,不应上调或下浮。同时将招标控制价的明细表报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查。

[条文]招标控制价是公开的最高限价,体现了公开、公正的原则

4.2.3 招标控制价应根据下列依据编制:1,本规范;2,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定额和计价办法;3,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4,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及有关要求;5,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6,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的工程造价信息,工程造价信息没有的材料,按市场价;7,其他的相关资料。

[注释]重新在规范中强化了政府定额的重要性

4.2.9投标人经复核认为招标人公布的招标控制价未按照本规范的规定进行编制的,应在开标前5日向招投标监督机构或(和)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投诉。

招投标监督机构应会同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对投诉进行处理,发现确有错误,应责成招标人修改。

[注释]在规范中明确了招投标机构的职能,体现了加强市场监管的思想

[分析]

1 对于招标人来讲,对招标控制价编制高低的把握

2 随招标文件一起,要求招标控制价的编制必须快速;所以编制质量要高,要求熟悉施工过程,这样才能编制出合理的控制价;总之,对编制人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3 由于是公开的,所以投标人要加强对工程量清单的研究,采取合理的报价策略,以提高报价的竞争力。

三、风险责任的明确划分

[条文]4.1.9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的工程,应在招标文件中说明该工程要求投标人承担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禁止采用以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投标人应承担的风险及其范围(幅度)。

[注释]这里的风险主要是指工程施工阶段工程计价的风险,体现了风险共担的原则;

规范还给出了工程施工阶段风险的分摊原则:

完全承担: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如管理费和利润

有限度承担:市场风险

如建筑材料、机械燃料等价格风险

材料价格的风险宜控制在5%以内,施工机械使用费的风险可控制在10%以内,超过者予以调整

完全不承担,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变化的风险(系统性风险)

如税金、规费、人工单价等,应按照当地造价管理机构的文件按实调整

四、合同类型的确定

[条文]4.4.3 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宜采用单价合同方式。

[注释]1,本条规定并不排斥总价合同,对于规模不大工序相对简单的工程,只要符合当地规定即可执行总价合同;2,工程量变化时,是否调整综合单价、以及如何调整应在合同中给予明确约定;如合同没有约定,就按如下原则调整:当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以内时。其综合单价不做调整,执行原有综合单价;当工程量的变化幅度在10%以外,且影响分部分项工程费超过0,1%时,由承包人对增加的工程量或减少后剩余的工程量提出新的综合单价和措施项目贵,经发包人确认后调整。(承包人权力)

[分析]不论总价合同还是单价合同,都是把施工期间的结算(计量)作为竣工结算的基础,平时结算(计量)时双方均应核定、确认各项目结算(计量)数量和款项,竣工结算时只是平时结算(计量)的核对和汇总。体现了过程管理,避免竣工时问题集中爆发。

五、清单组成要素与措施项目的扩充

[条文]3.1.4 工程量清单应由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规费项目清单、税金项目清单等组成。

4.3.8 投标总价应当与工程量清单构成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一致。

[注释]1,此条文本质上是禁止在工程总价基础上进行优惠(或降价、让利),投标人对投标总价的任何优惠(或降价、让利),应反映在相应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为了方便后期的变更和结算,所以规范才要求优惠必须包含在相应综合单价中。

[分析]为了达到规范的要求,我们有些造价员会选择所有的清单或措施,整体调低子目的工程量、含量或价格,这样就很快达到优惠的要求了;但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最适合的报价策略。

[条文]3.3.2 措施项目中可以精确进行计量的项目宜采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方式编制,列出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不可精确进行计量的项目,以“项”为计量单位。

[注释]1,是否采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方式取决于后期是否会发生大的变更,例如脚手架,如果判断工程变更的风险不大,就可以仍按项来计算,一口价包死,就不调整了;2,如果按照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方式,由于规范中没有给出对应的清单项,所以应执行补充清单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见补充清单说明部分。

六、其他项目的调整

[条文]3.4.1 其他项目清单宜按照下列内容列项:

1 暂列金额

2 暂估价(包括材料暂估单价、专业工程暂估价)

3 计日工(包括用于计日工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

4 总承包服务费

[注释]

1 暂列金额:因一些不能预见、不能确定的因素的价格调整而设立。

暂列金额由招标人根据工程特点,按有关计价规定进行估算确定,一般可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费的10%~15%为参考。这部分实际上为工程的不可预见费,索赔费用、变更费用、签证费用等从此项扣支。

2 暂估价:是指招标阶段直至签定合同协议时,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提供的用于支付必然要发生但暂时不能确定价格的材料以及需另行发包的专业工程金额。

材料暂估价:甲方列出暂估的材料单价及使用范围,乙方按照此价格来进行组价,并计入到相应清单的综合单价中;其他项目合计中不包含,只是列项。

专业工程暂估价:按项列支,如塑钢门窗、玻璃幕墙、防水等,价格中包含除规费、税金外的所有费用;此费用计八其他项目合计中。

3 对于总承包服务费,一定要在招标文件中说明总包的范围,以减少后期不必要的纠纷;规范中列出的参考计算标准如下:

(1)招标人仅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时,按分包的专业工程估算造价的1.5%左右计算。

(2)招标人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并同时要求提供配合服务时,根据招标文件中列出的配合服务内容和提出的要求按分包的专业工程估算造价的3%~5%计算。

(3)招标人自行供应材料的,按招标人供应材料价值的1%计算。

4 在编制竣工结算书时,对于变更、索赔项目,也应列入其他项目。

[分析]这部分改进既可以使清单适应交钥匙式的总承包合同的需求,体现完整价,又可以适合总――分包体系的发包方式。

七、补充清单规则

规范3.2.8对补充清单的处理进行了说明:

1 补充项目的编码必须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

补充项目的编码由附录的顺序码(A、B、C、D、E、F等)与B和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并应从XB001起顺序编制,不得重号

如AB001、BB002等

2 在工程量清单中应附补充项目的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作内容。尤其是工程内容和工程量计算规范,以方便投标人报价和后期变更、结算。

3 将编制的补充项目报省级或行业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案。

[分析]

与合同中专项条款与本工程的技术要求相一致,体现清单对千变万化的工程项目和技术更新的自适应能力。

八、清单列项的变化

1 取消垫层和基础合并计算的方式,垫层单独列项:将清单项“砖基础(010301)”、“石基础(010305001)”、“现浇砼基础(010401)”中关于垫层的内容删除、取消;增加垫层清单项“010401006垫层”。

2 对于一些清单的单位或计算规则进行了补充或细化:如门窗及窗油漆的单位中增加m2,列为“m2/樘”。

[分析]

规范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行为;医务人员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5(a)-039-02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及对卫生保健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医疗纠纷不仅成为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棘手问题,更是人们反映的焦点,社会关注的热点,舆论报道的看点和医院管理的难点。医疗纠纷呈不断上升之势,医疗纠纷投诉已成为投诉热点之一。医疗纠纷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其中包括社会环境的因素、医务人员的因素和患者的因素等,但是从医患关系中医务人员的主导地位来说,医务人员的因素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作为普通的医疗机构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断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从医院角度尽可能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1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

古人曰:“医乃仁术,无德不医”。从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到公元七世纪中国的大医精诚,无不强调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就要培养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医疗领域作为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医务人员掌握的医疗信息要远远高于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更需要医务人员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否则,医务人员利用掌握的信息就可以通过增加不必要的检查和使用大处方等手段来为自身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医务人员首先应具有高尚的医德修养,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保持尽职尽责、高度忘我的工作态度,“时间就是生命”的现代观念,同时,应具备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不怕牺牲、献身医学事业的精神。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内部刊物中连续报道各科医务人员的先进事迹,在每月的科室大讨论中针对科室前一个月所发生的医疗纠纷进行深入剖析,针对进修医生和研究生存在的职业道德较差问题,开设相关讲座和先进事迹报告会,以加强他们对职业道德的理解和体会,同时要求带教老师在临床工作中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来引导和教育他们,使其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和提高职业道德。

2加强对医务人员医疗技术的培训

医学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在几千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医学知识与疾病作斗争,中国的《黄帝内经》成就了中医学的发展,至今仍然在中医的诊断、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说它新兴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始终促进着医学向更新的领域前进,X线成像技术、核素成像技术、超声成像技术为医学影像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激光技术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激光医学,丰富和发展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手段,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对疾病认识的深入,也必然会出现更为先进的诊疗手段。因此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就要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的医疗技术,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2.1加强基本技能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

熟练掌握基本技能是医务人员从纷繁复杂的疾病现象中寻找病因及确定诊疗手段的基本能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通过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和每月一次的临床病例讨论,使医务人员从诊断、治疗、护理等不同角度学习业务知识,提高对疾病临床表现的理解能力,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对具体病例的病史、影像、病理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整理分析,提出最佳的诊疗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医务人员对临床资料综合组织分析的能力。其次,严格执行三级查房制度,让医务人员强化相应的临床及基础知识,通过提出问题的方法,使医务人员能够独立分析问题,找出问题关键,强化其自我学习、自我研究的基本能力。

2.2加强对本专业前沿知识的学习,扩展医务人员的眼界

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医务人员尤其是综合医院的医务人员必须紧跟本学科的发展前沿,这样才能在医疗技术中有所创新,才能在疑难病症的处理中游刃有余。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通过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定期进行讲座,同时参与国外相关机构的科研,确保了医务人员及时学习新技术,始终站在医学科学的前沿。

3加强对医务人员沟通能力的培训

现代的医学模式已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模式,医疗过程也由医务人员主导的主动――被动型模式转变为医务人员与患者互动的共同参与型模式。这种新型模式把医务人员和患者置于平等地位,要求医者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必须尊重患者,平等相待,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医务人员仍然把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仅仅看成是某种生物学变量的结果,忽略心理、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影响,或者只重视仪器设备的检查结果,忽略对患者情感、精神上的交流与安慰,就会给医疗纠纷的发生埋下隐患,因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不仅通过内部报刊和网络向医务人员宣传诊疗过程中沟通的意义和方法,来引导医务人员沟通医患关系,同时,还通过改善就诊环境,完善就诊流程等措施,为医患沟通创造有利的条件,另外,通过角色互换等活动,使医务人员亲身体会到患者就诊时的心理状态、情感变化、经济承受力等多方面的感受,以此来营造一个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团结人、信任人、帮助人的良好沟通氛围。

4加强对医院人员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依法行医,增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明确医患关系的法律地位及医疗纠纷的法律责任对有效防范与处理医疗纠纷,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要求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要充分保证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以及防范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的措施、医疗费用等如实告知患者,这是法律赋予患者的权利,也是医务人员应尽的义务[2]。也只有在充分保证患者知情权的前提下,患者才能拥有对医疗措施的选择权。其次,医务人员也要做好病历及其他医学证明文件的书写,才能够在出现医疗纠纷及法律诉讼时保障自身的法律利益。同时,由于社会日益复杂,侵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现象增多,只有利用法律武器才能减少各种医疗活动的风险。为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树立起医务人员学习法律知识与学习业务知识并重的管理理念,采取集体组织学习相应法规及典型案例分析与自我学习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学习医疗卫生方面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民法通则》等,真正把法律变成医务人员工作中的保护伞。

卫生部部长高强曾经说过:“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因此,医疗机构要以患者为中心,转变服务理念,提高医生职业道德,向社会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建立以情感为基础的沟通氛围,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减少医疗纠纷,共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3] 。

[参考文献]

[1]李建国.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J].西北医学教育,2005,13(4):434-436.

[2]赵卫忠.对医疗纠纷问题的探讨――62例医疗纠纷临床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6,27(3):29-30.

[3]王爱莹,崔爽.和谐医患关系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分析[J].医学创新研究,2006,3(6):46-47.

(收稿日期:2007-03-18)

规范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关系数据库;规范化;反规范化;范式;函数依赖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08)24-1113-02

Example Analysis of Normalization and De-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al Modal

CAO Chun-hua

(Facul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dong Lingnan College, Guangdong 510663, China)

Abstract: Norm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ducing data redundancy and designing rational database. It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database course. As the relational mathematics theory is concerned,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to understand if the theory is explained simply. This paper solves step by step the problems of database designing by an example of continuous dissolu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a relational modal. It enables the students to possess the knowledge of designing database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unctional dependency and normalization theory.

Key words: relational database; normalization; de-normalization; normal form; functional dependency

1 引入案例

为《在线书店(JSP开发的Web应用)》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为了描述所有客户的订单信息,建立关系模式R(OId,Cid,CName,City、Street、ZIP、PId,PName,Price,Qut,Date)。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OrderDetails1

模式中的字段(属性)包括订单编号(OId)、客户编号(Cid)、客户姓名(CName)、客户城市(City)、客户街道(Street)、邮政编码(ZIP)、商品编号(PId)、商品名(PName)、该商品单价(Price)、该商品数量(Qut)、订单日期(Date)。

简要地分析这个关系模式,CId、CName等列的数据大量重复出现,可以直观的看出存在大量的数据冗余。而数据冗余可能导致:

1)插入、更新、删除异常;2)数据不一致;3)浪费大量的存储空间。

对于熟练的开发人员可以凭借经验和常识来设计数据库模式。然而,对于缺乏经验的学生而言,可以使用系统方法,如规范化方法来降低冗余,并通过反复的训练来积累经验和常识。

2 函数依赖

规范化是在函数依赖范畴内实现关系模式的分离。函数依赖的定义:设R(U)是属性集U上的关系模式。X,Y是U上的子集(字段或字段组合)。r为R的任一关系(表)。若对r中的任意两个元组(记录)u、v,只要有u[X]=v[X],就有u[Y]=v[Y],则称X函数决定Y,或Y函数依赖与X,记作X->Y,X称为决定因子。本例中可以看出:(CId)->(CName)。

在R(U)中,如果X->Y,并且对于X的任何一个真子集X’,都有X’->Y不成立,则称Y完全函数依赖于X。否则称Y部分函数依赖于X。本例中可以看出:(Qut)完全函数依赖于(OId,PId);(PName)部分函数依赖于(OId,PId)。

在R(U)中,如果X->Y(Y不是X的真子集),且Y->X不成立,Y->Z,则称Z传递函数依赖于X。本例中可以看出:(OId)->(CId),且(CId)->(CName),故(OId)->(CId)->(CName),即(CName)传递函数依赖于(OId)。

3 规范化

应用性能直接与数据库表的设计有关,一个差的表格结构设计阻碍系统的效率,而一个合理的设计奠定了优化数据库的基础。规范化帮助简化表的设计。规范化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通过使用某些规则把复杂的表格结构分解为简单的表格结构。使用这种方法,可以降低表中的冗余、消除不一致、解决更新异常和磁盘空间利用问题,同时保证不存在信息丢失。

3.1 1NF

在一个表中,各字段都是不可再分的原子值,则为第一范式的表,也称规范化的关系,记为1NF。关系数据库研究的关系都是规范化的关系。本例中,OrderDetails1表也是1NF的表,从中可以看出1NF存在大量的数据冗余。我们可以通过规范化来减少冗余、解决插入、更新、删除异常等问题。

3.2 2NF

若R∈1NF,且每个非主属性都完全依赖于主键,则R∈2NF。在OrderDetails表中, Qty完全依赖于主键(OId、PId)。而CId、CName、City、Street、ZIP、Date函数依赖于OId,即部分依赖于主键(OId,PId)。相似地,PName、Price依赖于主键的一部分PId。所以表orders不是一个2NF的表。

将1NF转化为2NF,将1NF表无损分解为若干各2NF的表。分解方法:采用投影运算,将部分依赖的非主属性抽取出来与其所依赖的部分主键一起构成新表,并组合剩余的属性与构成原来的表。本例中,抽取CId、CName、City、Street、ZIP、Date再与OId一起构成新表Orders2,;抽取出PName、Price再与PId一起构成新表Products2;组合剩余的属性OId、PId、Qty构成表OrderDetails2,分别如表2、表3、表4。

分析Orders2,仍然有很大冗余,例如C01、张镜光重复。且存在如下问题:

1)插入异常。如新注册的客户,由于没有下订单,而无法插入相应的信息。

2)更新异常。若C01客户更改地址,必须修改该用户所有订单的地址信息,如果漏改一处,则造成数据不一致。

3)删除异常。若删除订单O03,则连同注册用户C03、李志平、深圳信息一并删除,造成数据丢失。

造成数据冗余、及数据插入、更新、删除异常的原因就是Orders2表中存在传递函数依赖:订单号客户编号(客户城市、街道)邮政编码。

表2 Orders2

表3 Products2

表4 OrderDetails2

表5 Customers3

表6 CSZ3

表7 Orders3

3.3 3NF

若R∈2NF,且每个非主属性都不传递依赖于R的候选键,则R∈3NF。

要消除Orders2表中的传递函数依赖,分解方式:把传递函数依赖的属性(客户姓名、客户城市、街道)抽取出来,并与其所依赖的属性(客户标号)一起构成新表Customers3;(邮政编码)抽取出来,并与其所依赖的属性(客户城市、街道)一起构成新表CSZ3;组合剩余的属性(订单编号、客户编号、订单日期)构成表Orders3。分别如表5、表6、表7。

3.4 BCNF

若R∈2NF,且每个函数依赖X->Y,不论Y是主属性、还是非主属性,都有决定因子X包含键,则R∈BCNF。3NF不允许有决定因子X不包含键,Y是非主属性的函数依赖,而BCNF则不管Y是主属性还是非主属性,其决定因子都必须包含键。BCNF是3NF的进一步规范化,即限制条件更严格。因此,若R∈BCNF,则必有R∈3NF。

考查表6,也存在种种“问题”,例如,若无街道信息,则一个邮政编码是那个城市中的邮政编码就无法存在于数据库中。表6中的函数依赖集合:F={(City,Street)->ZIP,ZIP->City}。(注意,同一城市的多个街道同一个邮政编码,所以不存在ZIP->Stree)。(City,Street)和(ZIP,Street)是两个候选键,三个属性都不是非主属性,因此CSZ3∈3NF。但是函数依赖ZIP->City的决定因子ZIP不包含码,所以CSZ3不属于BCNF。分析该关系模式:

有多个候选键,即(City,Street)和(ZIP,Street)。

候选键是复合键,即每个候选键由多个属性构成。

候选键覆盖,在两个候选键中都有属性Street。

进一步规范化的分解方式:组合多个候选键(City,Street,Street,ZIP),并从中抹去覆盖的属性Street,构成新表ZC (ZIP,City);组合不是候选键的所有属性(本例中没有),并与任一候选键(Street,ZIP),组合为新表ZS (ZIP,Street)。

4 反规范化

考虑如下查询要求:假设销售的利润为10%,统计所有订单的总利润。从表3(Products2)、表4(OrderDetails2)执行查询,SQL语句如下:

SELECTSUM((Price * Qty) * 0.10)

FROMOrderDetails2JOINProducts2ONOrderDetails2.PId = Products2.PId由于设计到连接查询,会很耗时,尤其当两个表中的记录数很大时,时间效率很低。如果从表1 OrderDetails1执行查询,需要一个简单的SQL语句:

SELECTSUM(Price*Qty)* 0.10FROMOrderDetails1

在一个表格中,有意低引入数据冗余以改进性能称为反规范化。在涉及到多个表的统计查询经常发生的数据库表中,为了提高效率,反规范化是很有必要的。

5 结论

规范化不断的分解关系模式,使其不断达到更高的范式,来降低数据冗余,解决插入、修改、删除异常而引起的数据库一致性问题,提高了磁盘空间利用率。1NF,2NF,3NF,BCNF的相互关系是BCNF?3NF?2NF?1NF。在函数依赖的范畴内,BCNF达到了最高的规范化程度。通常,范式越高,冗余度越低、磁盘空间利用率越高。但是,范式太高的表,涉及多个表关联的统计查询时,效率很低。此时,引用一定的数据冗余是必要的。因此,数据库设计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权衡考虑空间利用率、数据冗余、数据一致性和时间效率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罗晓沛,侯炳辉.系统分析师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James R.Grof&Paul N.Weinberg.SQL完全参考手册[M].北京: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0.

规范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道德 道德规范 规范体系

生态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是生态道德的基本形态,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人们的生态行为起着直接的指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完善生态道德规范有利于生态道德建设成果的巩固和实践。

一、生态道德规范是生态道德的基本形态

(一)从生态道德的内涵来看,生态道德规范是生态道德的直接表现,没有生态道德规范生态道德就无法表现自己,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皮亚杰曾说:“一切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生态道德规范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改造、发展和建设的实践中,所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些规范和规范在一定情境中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为、如何行动,或者不该如何行为、如何行动。如花园中“请爱护花草”、“请勿践踏草木”等警示标语。它直接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它以特有的方式维持和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内涵着人们对自然界的义务和责任,使个人的情感欲望获得某种生态道德理性,进而把初始的美好人性还给个人。同时,还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引导人们自我完善。所以,生态道德规范是生态道德首要的和根本的表现形态,离开生态道德规范生态道德将是不完整的。

(二)从生态道德现象来看,生态道德包括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规范、生态道德实戏三种形态,但无论哪种形态都离不开生态道德规范形态的善恶评判标准。生态道德规范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在人们的道德意识中的反映和概括,是客观的社会道德关系和客观的社会道德要求对进行道德实践活动的人们的一种基本节制和约束。一个社会想要维持止常的运行,就必须有种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价值目标和道德标准,然后通过道德规范等价值导向来引导和统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使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自觉地符合社会的要求,从而形成社会前进所必需的推动合力。同理,生态道德规范作为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行为标准,它是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在人们的道德意识中的反映和概括,是客观的生态道德关系和客观的社会道德要求对人们进行生态道德实践活动的基本节制和约束。人类要想生存发展,人类社会要想存在发展,就必须形成共同的生态价值道德标准,并通过生态道德规范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态道德实践,从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生态道德规范的基本特征

生态道德规范,一方面,它是一定时期人们在同自然的相互“交往”中形成,并以某种风俗、习惯和传统等形式固定下来的“应当”与“不应当”的规范;另一方面,它又是“必须这样”或“不能那样”的强制准则的生态法规。因此,生态道德规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生态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四五千年前在人类历史上曾灿烂一时的“巴比伦文化”,由于植被破坏而销声匿迹了,世界最大的沙漠—撤哈拉大沙漠,几千年前曾是牧草青青、牛马肥壮的天然牧场,因过度放牧而变成沙海。20世纪以来,人类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但同时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人口膨胀、粮食短缺、温室效应、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来,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 的生存和发展困境。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人类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终于从深层次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形成,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紧张,缘于人类对自然的失范行为,而这种失范行为背后隐藏的则是生态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的缺失。因此,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规范应运而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二)生态道德规范的形成是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实戏中逐步形成的。生态道德规范是对人们的生态道德行为和生态道德关系的普遍规律的反映和概括;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形式;是从一定社会或阶级利益出发,用以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行为标准,也是判断、评价人们生态行为善恶的标准。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们的主观认识不断发生变化、相互提升并最终达到统一。生态道德规范作为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相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反映,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反复实践这些生态道德要求,并通过某种风俗、习惯、法规和传统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臭氧是阻挡宇宙中紫外线的天然屏障,但由于现代化设备排出的大量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消耗了臭氧,紫外线乘虚而入,侵害人体。二氧化碳的剧增,破坏了地球与外层空间的热交换平衡,使地球持续增温,南北极的冰雪也开始融化了,还有珍奇的动物绝迹,气候恶劣等等。人类在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醒悟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善待生命是人类必需遵守的基本生态道德规范。此外,生态道德规范的形式、内容、要求等是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永恒不变、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荣誉和耻辱等等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

(三)生态道德规范提出主体的多样性。生态道德规范首先是由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思想家认识并提出的,他们根据人类对自然界的自觉认识,对人们的生态道德行为实践进行总结概括,提炼出符合一定人类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准则,并加以倡导,逐步形成人们普遍遵守的生态道德规范。如: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则提出“敬义生命”的伦理学原则,明确指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以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位。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伦理原则”。其次,各国的政府、地方行政机关则是生态道德规范产生和普及的核心力量。诸如,我国政府批准的(

三、完善生态道德规范体系

生态道德规范体系是指一定社会或阶级的生态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有机整体。它们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起着直接的调节、指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它的实施和运用有利于巩固生态道德建设的成果,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是非与善恶,改变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观念,将保护生态、追求资源的永续利用、持续发展作为自身内在约束力的要求,为人类的生产和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自然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合理的人文支持。

(一)完善生态道德规范体系的意义。在当前,我国一些地方重gdp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法制不够健全,环境立法未能完全适应形势需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较为突出。环境保护机制不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环境管理效率有待提高,一些领导干部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水平有待增强。为此,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生态道德规范,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强化人们的自我控制力和自我约束力,进一步巩固生态道德建设的成果。

从生态道德规范体系功能看,良好的生态道德规范体系有利于增强道德行为主体明辨是非和善恶的能力,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从生态道德规范体系的作用来看,主要在于使人们尊重生命、尊重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正确处理控制人口与合理消费、适度发展与维护生态平衡、消除贫困与反对奢侈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讲,生态道德规范体系能有效地规范人与自然的交往行为。完善的生态道德规范体系能够在人们心目中树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按照美的原则和规律,不失时机地把人们的审美情趣引导到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方面来,并使之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带动每个人养成一种符合生态道德要求的高尚情操,唤起人们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从生态伦理出发,保护好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任何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本生存权,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应本着良好的道德意识做出限制危害程度的正确选择,从而自觉地摒弃那些乱捕滥猎、乱采滥挖、乱杀无辜的不道德行为。从而,持续、有效地提高人的生态道德素质,使人拥有保护自然和生命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知识、生态道德能力与生态道德习惯,自觉遵循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更好地履行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道德义务与责任。

(二)健全生态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容。生态道德规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社会的、职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总结起来大概有:一是要热爱自然。要求人们在生命活动中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以维护生态环境为准则,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向自然奉献,在开发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力求维护生态平衡。凡有利于自然的事情,能够减轻或解除自然灾害的事情,就应该自觉努力去践行;一切有损自然的行为则应该避免和反对。二是要合理消费。把消费问题作为伦理道德来审视,作为道德要求来遵循。尽可能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合乎或不破坏生物圈的良险循环,使人类与自然之间成为亲密伙伴。要强调节约资源,倡导消费文明化、无害化,在利用资源时,节制开发,高效使用,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保持均衡协调,资源利用和消费活动不能对自然造成危害。三是适度发展。对人们的生产活动要从生态道德的视角加以调控,尽可能地少投入、多产出、多利用、再利用、少排放,将自然环境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加以保护,改变以破坏资源、过量消耗自然为代价或者“先破坏后治理”的生产发展模式。四是控制人口。应该充分认识到,人口问题是造成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的生育行为不只受到主观意愿的控制,也不再单纯地受社会控制,而且也受自然的控制。尤其在我国,如果不控制生育行为,实现生态道德利益公正的原则就是一句空话,人口的急增不仅无法实现人类代际间的利益公正,而且也必然加剧代内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控制生育行为,要摆脱今天的生态危机是非常虚幻的。五是保护生态平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自身的快速发展,在对自然的开发力度加大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失衡。因此,重视生态建设,保护生态平衡,维护生存家园,是每个人的应尽责任和道德义务。

生态道德规范是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生态道德的理性基础和实践“规矩”。落实生态道德规范,既要制定倡导性规范,又要制定禁止性规范。这是因为,法律规范以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其形成不得不遵循或服从的意识,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属于“他律”。具有道德不可替代的“硬约束”作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单纯依靠道德不行,因为它不能代替法律的强制功能。以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是生态道德建设的基本体现。

规范分析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护理质量;满意度

随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优秀的全科护理人才,以满足各种类型人群、不同层次的健康服务需求,要求全科护士不仅需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 还必须具备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1]。刚进入临床岗位的新护士由于经验不足,未掌握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技巧,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常造成不必要的护患矛盾。因而新护士常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甚至影响新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本文分析93名新护士全科规范化培训的方法及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12年7月~2014年12月本院新入职的93名护士,其中男4例,女89例;年龄20~24岁,平均(22.35±0.67)岁;学历大专41名,本科52名。所有对象均顺利完成培训,培训合格率100.00%。剔除中途退出及未行问卷调查及考核者。

1.2方法

1.2.1首先依据相关文件精神,制定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的基本大纲,力求培训计划详细、目标明确,并具有可行性。集中培训带教老师,鼓励带教老师端正教学态度,培训时耐心、严格,并从生活上主动关心新护士,保证培训计划的顺利完成。

1.2.2重视人文知识培训,对参与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的新护士进行心理素质培养,了解患者的一般心理状态,教会新护士如何和患者有效交流,掌握交流技巧、提高交流能力。

1.2.3加强护理基础理论和基础护理操作培训。由于新护士刚出校门,基础理论知识较扎实,缺乏的是如何将理论融入实践中。带教老师应放手让新护士完成基础护理操作,进行个别指点。结合实践案例让新护士学习完成专科操作。在培训中融入护理风险教育,鼓励护士正确、及时、规范完成文书,在"举证倒置"中有效保护自己[2]。定期组织全科护士参与理论讲座,介绍最新的护理理念和专业发展动态,加强专科理论和操作培训,以提高其整体护理能力。

1.3培训效果调查 分别于培训前和培训期末,用自行设计的“护士交流能力测评表”评估新护士交流能力、交流技巧和心理素质得分变化。用"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新护士职业满意度及同期患者满意度。并对所有接受培训的护士进行考核,对比培训前后三基考核成绩及文书书写质量。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配对t检验。P

2 结果

2.1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的效果分析 经过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后,93名新护士的交流能力、交流技巧和心理素质得分均较前大幅提高,比较差异有显著性差异(P

2.2护理质量及满意度比较 培训后新护士的三基考核成绩、文书书写质量、职业满意度及患者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培训前(P

3 讨论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全科护士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护士实施全科规范化培训,使其更规范地完成护理操作,将人文知识融入到护理患者中,全面提升护理质量。规范化培训还可以提高新护士临床实践能力和全面素质,促进护理队伍的整体发展[3]。

全科护士大多由病房护士转岗而来,具有相当的专科护理能力。但其中新入职护士刚踏入临床,工作经验缺乏,尚不懂得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造成不必要的护患矛盾,增加其心理压力,甚至影响工作热情[4]。护理工作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全科护理以患者个人健康为中心, 集预防、保健、疾病护理和康复为一体, 为不同病种、不同病程的患者实施全面性、全方位的护理的服务,要求护士全科护士必须具备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因而规范化培训来帮助新护士适应角色转换, 提高其临床工作能力, 保证护理工作质量和安全性显得非常必要[5]。

对新入职护士进行全科规范化培训,首先强调带教老师需具备较强的带教能力,提高带教意识和带教经验。并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实现个体指导、案例分析、理论讲座相结合的模式。既注重学生临床理论、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又注重人文素质培养,让新护士掌握和患者及家属交流、沟通的技巧,以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通过培训让新护士快速适应角色转换,也可以提高护士职业满意度。

本研究中,经过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后,93名新护士的交流能力、交流技巧和心理素质得分均较前大幅提高,培训后新护士的三基考核成绩、文书书写质量、职业满意度及患者满意度均明显提高。和相关文献基本一致[6]。由此可见,对新护士进行规范化培训,使其尽快调适心理,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对提高护理质量及护士职业满意度,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潘绍山,孙方敏,黄始振.现代护理管理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265.

[2]刘玲,沈军.规范化培训在新进护士护理安全培训中的应用[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18(20):2369-2372.

[3]李芸,吴琳娜,李俊梅.全科规范化护士培训效果调查分析[J].西部医学,2011,23(3):579-581.

[4]翟艳萍,许佳佳.全科护士工作职能及培养现状研究[J].山西医药杂志,2014,43(20):2400-2402.

[5]汪淼芹,苏霖,胡可芹,等.全科护士规范化培训课程设置初探[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3,10(21):65-67.

规范分析范文第7篇

一、《指引》、《基本规范》、COSO新旧报告主要内容比较

《指引》、《基本规范》、COSO新旧报告的主要内容见表1所示。

第一,定义上的比较分析。从定义上看,四者都强调了内部控制或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都是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而非绝对”的保证。参与主体方面,《基本规范》与COSO两报告都要求 “企业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其他人员共同实施”,这既明确了参与主体,也强调了“全员控制”。而《指引》在全面风险管理定义中虽未直接指明主体,但《指引》第四十二条指出:企业应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主要包括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和法律事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职能部门、业务单位的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责。可以看出,《指引》中的全面风险管理也是“全员性”的,董事会、管理高层、各职能部门、企业员工均要全员参与。

第二,目标上的比较分析。《指引》中未涉及企业目标,但提出了风险管理的五个总体目标:确保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确保内外部,尤其是企业与股东之间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包括编制和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报告;确保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确保企业有关规章制度和为实现经营目标而采取重大措施的贯彻执行,保障经营管理的有效性,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确保企业建立针对各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保护企业不因灾害性风险或人为失误而遭受重大损失。

《基本规范》提出了由五个目标构成的完整目标体系,其中战略目标是内部控制最终的目的和最根本的目标。COSO新报告在原来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战略目标,这意味着风险管理不仅仅应用于实现企业其他三类目标的过程中,也应用于企业的战略制定阶段。另外,COSO新报告还将报告拓展到“内部的和外部的”“财务的和非财务的报告”,该目标涵盖了企业的所有报告。

第三,要素上的比较分析。《指引》没有直接引入要素概念,仅从全面风险管理内容看,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五个方面。《基本规范》的五要素是借鉴COSO旧报告的五要素,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如《基本规范》将控制环境和监督要素限定为内部环境和内部监督,突出了内部控制的“内部”特征;在风险评估引入了风险承受度,明确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策略;把控制活动界定为控制措施,并提出了具体的控制措施,更具可操作性;在信息与沟通要素中加入了反舞弊机制。当然,我国《基本规范》中存在着要素划分不够清晰的问题,如将内部审计作为内部环境的构成部分,而又规定内部审计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同一个内容出现在了两个不同的要素之中。与此类似,机构设置、治理结构、权责分配和人力资源政策也同时具有内部环境和控制活动的特征。COSO新报告在原有旧报告的基础上新增了三个风险管理要素――目标设定、事项识别和风险应对。另外,COSO新报告对相关要素的内涵进行了扩展。

第四,风险管理理念上的比较分析。在风险管理理念上,COSO旧报告中的内部控制强调的是对单个风险或业务单元的风险进行管理,而《指引》和《基本规范》都有风险组合观的思想,其中,《指引》还明确界定了风险偏好的概念,并定义了风险承受度。

COSO 新报告明确提出了风险组合观,要求企业管理者以风险组合的观点看待风险、从企业整体层面上总体把握风险。针对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COSO新报告对企业风险管理提出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两个概念。

可见,我国《基本规范》科学地界定了内部控制的内涵,准确定位了内部控制的目标,统筹构建了内部控制的要素,同时也吸收了COSO新报告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统一,在所有重大方面基本与美国COSO报告保持一致,同时在某些地方也体现了中国特色。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整合的角度看,《基本规范》与《指引》有很强的关联性,而相关概念和规范内容又不尽相同,两者未进行有效的统一协调,因此势必会增加国有企业实施《指引》和《基本规范》的难度和成本,影响企业实施效果。而美国COSO成功地将内部控制融入到企业风险管理之中,新报告基本涵盖了旧报告的所有合理内容。

二、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建议

第一,积极借鉴外部经验。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无论是在内部控制理论上,还是在内部控制规范化建设方面,都比我国起步要早,已经研究和制定出了一系列的规范。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内部控制规范是我国内控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但我国企业在法治意识、制度基础、风险理念、经营风格等方面与欧美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照抄照搬的内控规范可能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内部控制规范比较接近于美国模式,即采用的是规则导向型的内部控制。但是,美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即:如果通过内部控制的评价和报告暴露出管理层不能履行对内部控制的责任,那么管理层会受到董事会、市场和监管部门的惩罚。但是,我国对管理层的责任追究机制远没有美国有效,因此这个前提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法成立,如果直接效仿美国模式,将很难看到基本规范实施的效果。所以,我国的内部控制规范可以适当采取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相结合的方式,以原则为基础,以规则为指导。

第二,加快内部控制规范创新。《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只规定了中国企业建立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目标、框架及主要控制环节和相应核心控制点,提供的仅仅是个原则性的框架,这就造成我国企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面临难题――企业应当如何结合自身情况实施内部控制?所以,我国应进一步制定保护基本规范顺利实施的细则,包括企业如何有效地执行规范、如何准确评价本企业内部控制状况、中介机构如何客观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出具审计报告等。另外,对于《基本规范》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如:要素划分不够清晰,对内部控制整体的关注不够等,应进一步得到规范。

第三,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行整合。虽然新颁布的《基本规范》与《指引》有很强的关联性,但两者未进行有效的统一协调,这一问题有待迫切解决。正是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控制,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所以,应尽快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进行有效整合,以减少企业实施成本和监管成本。

参考文献:

规范分析范文第8篇

摘 要:本文从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名称考辨入手,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特点(优点和缺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得出了两者需要互补的必要性;然后探讨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随后作出笔者的六点小结;接着对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进行比较并指出其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应用;最后笔者对在我国进行多样化的会计理论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 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 是 手段 事实 现实 描述 真或假 精神的问题 解释 分析

规范 应该 目的 价值 理想 规定 好或坏 心灵的问题 评价 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 (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 统醴礁娉醪叫纬伞5诙?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

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会计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tts/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只在于解释和预测,而并没有提及实证会计理论具有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3、 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总的评价

(1)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证明和构建会计理论时具有优势;实证会计研究则具有获得新知识、新理论的优势作用。

(2)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3) 单纯依靠规范会计研究或实证会计研究都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如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概率或然性质,规范会计研究大前提的来源及正确与否的问题。

(4) 规范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认识本来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是渐进性和飞跃性,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5) 实证会计研究往往适合于对具体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如若涉及到对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则无能为力,而此时便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本文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以下将两者的结合简称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

三、 试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

1、 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会计理论发展模式的启迪〔9〕

会计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保持会计基本理论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导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理论研究起到规范的作用。同时,它一般经受得住某些“反常”的冲击、诘难,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通过对理论的局部调整或修改辅前提、假说,把反对转化为支持,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任何会计理论总并非尽善尽美,总有其赖以存在的会计环境,一旦其在强大的“反常”面前一筹莫展并不能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时,就势必将会被新的会计理论代替,这时就需重新调整会计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显著变动状态,就强烈需求质变。但是,新的会计理论并非对旧的会计理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新旧会计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包含或对应关系,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整个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前进的上升运动,是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稳定显著变动相对稳定…”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这样,在会计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相应的主要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也应有区别:在会计理论体系相对稳定的阶段,会计理论表现出对会计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具备应付反常冲击的弹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论和思路指导下,主要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收敛性思维)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辅命题克服理论的困难,使理论作为规范较好地发挥作用。当会计理论发展进入显著变动阶段后,原有的会计理论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产生阻碍作用了,因而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发散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从会计实践、现象的经验分析中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总而言之,只有在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会计理论的发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会计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对会计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事实上,会计理论体系中不同会计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统一。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SFAC)”便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共同配合、协作成功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会计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须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作为会计理论研究起点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自于会计实践,也可以来自过去会计实践的产物——已有会计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会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已有会计理论,同时不断从会计实践中吸收“营养”,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绝不允许忽略会计实践。但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会计知识由于其归纳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须从会计理论高度运用规范会计研究进行演绎推理,以发现其有无逻辑矛盾,得出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为会计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可归纳为“会计理论会计实践新的会计理论…”这一不断往复、逐渐完善的过程。相应的,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归纳为“规 范实证规范…”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概括来讲,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会计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并通过对假说的实践检验、修正,逐渐使假说演变为新的会计理论。

2、 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

如果详细比较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会计文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方面,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需要互补:

(1)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少数几个基本会计概念(会计基本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主要运用演绎法来推出一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而大凡实证会计研究,一般总是先根据大量的会计现象归纳出一个或多个命题,然后利用来源于会计信息市场的若干会计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或者对规范会计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言以蔽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

(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来进行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来讲,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实际上,Trueblood报告就曾指出,会计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的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因此其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 钩?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3)规范会计研究的较高层次性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实证会计研究则由于侧重于在较低会计目标层次上进行研究,则涉及到事实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何呢?两者的关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实存在人类经验认知或判断事实判断主观需求与客观环境制约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价值判断。此外,按照哲学观点,“是什么”(事实判断)先于“应该是什么”(价值判断),所以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是什么”总有些捉摸不准的味道(如会计基本假设来自于客观会计环境,具有客观性——“是什么”,而会计目标代表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观需求即“应该是什么”,但是会计界却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两者并重,这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所以需要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3、 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之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种会计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四、 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比较及应用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区别大致有二: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但“有用”并无一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逆向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统一,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蒸发、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认识能力以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传统思维的来源。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证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准则是按规范(演绎)方法制定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主观规定,它代表了规范会计实务的理想准则。但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环境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因而对准则的实际效用及预期目的之间关系的检验就变得尤其重要。准则制定者必须了解,现有准则的执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否强化、规范了企业的财务行为,是否增强了外部利益集团及企业内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而要获得以上各项认识,既不能依赖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又不能从原有理论中演绎推理而知,而必须展开广泛的会计实践,通过调查、征集意见,获得有关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才能不断修改原有准则,使会计准则不断地发展完善。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吸取了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不仅弥补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触会计实践,按科学的程序,从会计实践中获得对会计准则更深刻的认识。

五、 关于进行多样化会计研究的建议

诚如本文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就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见,因此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议:

(1)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应该尽量学习美国和台湾目前应用较好的实验会计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过建立会计实验室,模拟与所要 研究的会计准则相似的会计环境,对搜集的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行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前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见。

(3)在会计研究之中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也许有的同志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质疑,因而提倡在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应该谨慎,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笔者认为这些同志混淆了会计研究中数学模型的两种类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前者是用数学符号对会计理论研究过程进行的表述,无须使用来自于会计信息市场的具体会计数据;而后者则必须带入会计数据,并要设定某些参数。笔者此处主要提倡会计研究的理论模型,因为数学语言表达最为简洁明了、无歧义,可以加强对会计理论问题的论证力度,逻辑严密并且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因而更符合科学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此外,笔者也赞成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进行会计研究(实际上,与国外的会计数据相比,我国的会计数据来源也许更加可靠),关键在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大型数据库,为日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大量的会计研究奠定条件。

注释:(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关于市场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原载于《财会月刊》,1996.2-6。—01— No.1.2000

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

Vol.2,SumNo.7

〔4〕马克·图恩:《自决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79页。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刘峰:“实证会计的方法论基础及批判”,《会计研究》,1997.7。

〔7〕樊刚:“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参考了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玻普尔和拉卡托斯的观点,如“范式理论”、“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会计理论研究之中并结合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10〕陈秉漳:《价值社会学》,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8第314页。

主要参考文献:〔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三期。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载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

〔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关士续等编:《自然辨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请记住我站域名/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5/13。

〔13〕刘元亮等编著:《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参见俞洪绍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报告稿。

〔15〕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规范分析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动员;国防动员;国家动员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5-0048-07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意识

在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呼唤着我国动员机制的构建。时下,学界和政界正如火如荼地探讨国防动员立法,而与此同时,“社会动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为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专家所探究,也已经进入了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视域。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在理论上,不同学科对“社会动员”提出了不同的界定。例如,有学者将“社会动员”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提出:“政治动员是指特定政治领导者或领导群以某种系统的价值观或信仰,说服、诱导或强制本政治团体成员或其他社会成员,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引导他们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特定目标、任务的行为过程。”[1](p.740)但就目前而言,法学界特别是公法学界对于该语词的含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尤其是对于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存在明显的分歧。

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从制度层面构建我国的社会动员机制,以应对重大而频繁的突发事件。遗憾的是,“社会动员”在法治实践层面至今还处于颇为尴尬的境地:由于其规范意义未能得到明晰,人们对于“社会动员”是否曾经发生尚且存在疑问,更遑论社会动员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论及至此,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社会动员”一词在我国是不是法律概念?如果是,该语词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实定法中是频繁出现还是零星点缀,该语词的规范意义是否足够明确?在实定法中,“社会动员”是不是“动员”的下位概念,其与“国防动员”的关系又如何?本文将对规范语境下的“社会动员”展开探讨,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析“社会动员”这一概念的规范意义,因此,基于实定法的规范分析方法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方法。众所周知,狭义公法学即公法教义学强调内部视角和规范指向,强调将实定法文本作为分析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诚然,就当代中国而言,动员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从规范维度进行审视,社会动员机制的设置还存在许多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国和域外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比较和功能比较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比较研究必须首先建立在一定的基础性工作之上:通过系统梳理现行的实定法规范厘定“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意义。基于此,规范分析方法对于探究“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意义从而在理论上构建社会动员机制确实不可或缺。

二、“社会动员”概念之词源解读

在梳理有关“社会动员”的现行法规范之前,有必要从词源学的角度探究“社会动员”的含义,原因如下:

第一,对“社会动员”进行词源解读有助于打破学科本身相对封闭的语意场,有助于了解这一概念的一般语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该概念在法规范中的具体含义。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存在相对的封闭性,具有各自的概念体系,对同一概念的界定可能会大相径庭。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往往具有一种或者几种较为稳定的、普适的含义。这些含义与该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含义势必存在一定的关联。正如汉斯・凯尔森所言:“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2](p.4)作为一门实践导向的学科,法学对于某一概念的界定和适用必然要考虑到该语词的规范意义。由此推论,“社会动员”的一般语义与其规范意义也存在勾连。

第二,对“社会动员”概念进行词源解读也是文义解释的前提条件。法规范分析离不开实定法的规范文本。但文本本身很少直接定义某一具体概念①。不仅如此,同一法规范和不同法规范中“社会动员”概念在含义上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互相抵牾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进行学理解释确有必要。而就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而言,文义解释通常优先使用。该种解释方法要求借助词源学视角考察“社会动员”一词的通常用法和一般语义。

第三,“社会动员”中的“动员”概念发端于西方,并非我国自生的概念装置。所以,从法规范层面来探析“社会动员”一词的含义,有必要追根溯源,回顾“动员”概念产生和演变的基本脉络。

“社会动员”属于偏正结构,由中心词“动员”和修饰词“社会”组成,不同于社会学科中的相关学科,词源学并未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定义,在笔者所查证的汉语辞书中,也并不存在“社会动员”的词条及其释义。因此,可行的做法是将“社会动员”拆解为“动员”和“社会”,而后分别对二者进行探究。

(一)“社会动员”之“动员”

经学者们的考证,“动员”是西方的舶来概念,最早使用于军事战争领域。从渊源上看,“动员”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法国,Mobiliser是首个被赋予动员含义的单词。根据1975年版的《法语词源字典》,法文动词Mobiliser于1834年被首次赋予“动员”之意。其后,法文动词Mobiliser于19世纪50年代演化为德文动词Mobilmachung。19世纪80年代,日本正式将德文动词Mobilmachung译为“”,这一概念于1903年传至中国[3]。从原始意义来看,“动员”最初是作为军语来使用的,具有军事和战争意义。

在传入中国以后,“动员”概念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已不完全局限于军事和战争的语意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开展了规模不等的政治动员,这个意义上的“动员”与军事和战争就不存在直接联系,其政治色彩较浓。有学者对“动员”的字面含义进行了拆分式的解读:“‘动’就是发动、控制、支配与运用;‘员’就是人力、物力以及一切能量代表之单元。”[4](p.52)若将二者合起来理解,“动员”就是发动、控制、支配和运用人力、物力以及一切能量代表之单元。

《现代汉语大词典》将“动员”一词界定如下:“(1)军事术语,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2)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3)泛指发动;运用。”[5](p.639)而综观目前我国大陆其他权威的汉语词典,关于“动员”的界定相差无几。不难看出,在汉语中,“动员”既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当用作动词时,“动员”意指发动某一群体加入某种活动;当用作名词时,“动员”意指平战转换过程,即从和平状态到战争状态的变化过程。

(二)“社会动员”之“社会”

与“动员”相同,“社会”也是一个舶来概念,该概念在近代于日本传至中国。但较之于“动员”,“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更为频繁。该语词在我国大陆权威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主要有如下三种:其一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其二“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6](p.1115);其三“是指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7](p.2522)。以上三类释义的外延均较为宽泛。然而,若将“社会”置于“社会动员”这一偏正结构中进行理解,“动员”本身的外延可以进一步缩小。如上文所述,“动员”一词最初用于军事和战争领域,具有平战转换的意味。那么从这个意义讲,“动员”自然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用,换句话说,在动员过程中,各种国家机关必定会作为动员的主体或者对象出现。而一旦在“动员”之前加上“社会”这一修饰词,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动员”一词的原初含义,表明国家机构之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以作为动员的主体或者对象。由此观之,“社会动员”中的“社会”系指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主体。

三、“社会动员”概念之规范梳理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社会动员”的规范分析必须考察现行的实定法文本。若我国现行的实定法并没有使用“社会动员”这一概念,那么这一概念就不能被称为法律概念,而对它的法规范分析就失去了规范基础。反之,如果我国现行的实定法确实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那么上文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就具备了回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实定法中“动员”之使用情况简析

在分析实定法中“社会动员”的使用情况以前,有必要对实定法中“动员”的使用频率进行简要的分析。原因有二:其一,不同于“社会动员”,“动员”是我国的宪法概念。就我国实定法而言,无论“社会动员”和“动员”是处于从属、交叉还是并列关系,二者的关系都殊为密切。因此,确定法律及其下位法中“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就不得不考虑宪法这一最高法规范中“动员”一词的使用。其二,较之于“社会动员”,“动员”在法律中的使用更为频繁。“社会动员”在字面上包括了“动员”,后者在法律中的出现频率必定不会少于前者。但是,“动员”一词除了在“社会动员”这一偏正结构中出现以外还可能单独使用或者在“国防动员”、“国民经济动员”等语词中出现。通过比较“动员”和“社会动员”在现行法律中的出现频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二者的逻辑关系。

1.我国宪法中“动员”概念的使用情况。我国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和现行宪法使用了“动员”一词。

表1我国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文本中“动员”一词的使用情况

宪法文本使用频率具体条款

1982年宪法(经四次修正后)3第六十七条第(十九)项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动员令

1954年宪法4序言第四自然段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第三十一条第(十七)项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动员令

如表1所示,两部宪法均在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以及国家主席对内事务职权的条款中三次使用了“动员”一词。这里的“动员”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意味。但从字面上看,两部宪法侧重于对动员启动程序的规定,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动员的目的或者条件,两部宪法没有明示。对此,学界存在如下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应对战争和武装冲突是动员的唯一目的,只有当国家遭遇或即将遭遇战争和武装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方才可以决定动员;有学者则认为动员的目的不限于应对战争和武装冲突,还包括应对各种形式的突发事件②;还有少数学者认为国家在日常状态下也能进行动员,动员的目的并不以应对非常状态为限。显然,除第一种观点以外,后二者的见解在不同程度上使得“动员”突破了平战转换的一般语义。

从现已掌握的有关制宪和修宪的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动员”一词写入宪法在1954年制宪前后以及1982年修宪前后并未引起大的争论。遗憾的是,我们无从进一步了解制宪者和修宪者对“动员”一词的具体理解③。或许可以推断,1954年宪法对“动员”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十四)款的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有权宣布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令。不同于现行宪法,1954年宪法在序言中也使用了“动员”一词,显然这里的“动员”是作为动词使用的,规范意义弱,可以替换为动词“发动”,与正文中“动员”的规范意义存在明显区别。而在现行法律中,也有多处“动员”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囿于本文的主旨,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动员”不再做进一步的探析④。

2.我国法律中“动员”概念的使用频率。在我国现行的实定法中,共有16部法律使用了“动员”一词,其中《国防法》、《工会法》和《兵役法》属于基本法律。

由表2可知,从整体上看,“动员”一词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不是零星点缀,其在《国防动员法》和《国防法》中的出现频率分别高达97次和25次。因此可以说,“动员”一词在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法律概念。“社会动员”在实定法中的使用情况又将如何?下文将予以专门阐述。

(二)实定法中“社会动员”之使用情况分析

检索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可知“社会动员”在目前我国实定法中的使用情况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社会动员”在宪法中没有使用,而且在法律中出现极少。包括现行宪法在内的四部宪法均没有使用“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而且在现已掌握的制宪和修宪史资料中,也没有关于社会动员问题的讨论记录。

另外,尽管“社会动员”近年来逐渐成为法学界特别是公法学界的理论增长极,但现行法律中几乎难以寻觅“社会动员”一词的踪迹,更遑论对社会动员机制的具体规定了。综观目前我国现行的所有法律,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条提到了“社会动员”:“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

将“社会动员”与“国防动员”、“国民经济动员”、“兵员动员”在现行法律中的使用频率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社会动员”较之于后三者特别是“国防动员”仅仅是零星点缀。

2.“社会动员”在行政法规中没有使用,但在国务院的国家应急预案中出现较多。如上所述,“社会动员”在法律中极为少见,其在行政法规中的使用情况更是令人诧异:我国现有的行政法规完全没有使用“社会动员”一词。毋庸置疑,不管如何界定“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本身,它与行政管理都存在殊为密切的联系。在现行法律几乎“失语”的情况下,基于社会动员法制化的理念,国务院理应通过行政法规对“社会动员”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现实与之相悖。

当然,尽管行政法规对于“社会动员”未置一词,但在国务院的其他文件中,这一语词并不少见。国务院于2005年和2009年的两部政府白皮书――《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和《中国的减灾行动》――都使用了“社会动员”一词。而在国务院的各类文件中,普遍使用“社会动员”一词的文件类型是国家应急预案。

表4中所示的8部应急预案均涉及了应对不同灾难和事故的社会动员机制。其中,《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对于“社会动员”启动程序的规定最为详尽:“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海上突发事件的等级、发展趋势、影响程度等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社会动员令。”显然,这一规定明确了社会动员令的主体和社会动员的对象,前者为各级人民政府,后者为包括本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民间组织和志愿人员等在内的社会力量。显然,在该应急预案中,“社会动员”和宪法中的“动员”以及《国防动员法》中的“国防动员”一样,是一种由国家机关所作出的法律行为。

3.“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不甚明确。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社会动员”的规定语焉不详,没有直接界定这一概念。而表4所列举的8部应急预案,除《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以外,其余7部应急预案对“社会动员”的规定也不甚明确。从整体上看,无论是社会动员的主体和对象,还是社会动员启动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以及社会动员中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实定法都缺乏明确的规定。

一言以蔽之,尽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条使用了“社会动员”一词,而且该概念也在8部国家应急预案中出现,但“社会动员”在我国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这种情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国务院尚未对“社会动员”的立法形成共识。诚然,社会动员立法势必会涉及社会动员机制构建中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当务之急还在于厘定“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本身,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较为统一的共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下对“社会动员”概念的两种解读。

四、“社会动员”概念之解读路径

正如前文所述,在实定法规范中,“社会动员”中的“社会”意指国家机构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学界对于这一点并不存在太大的疑义,而主要分歧之处在于:“社会”在“社会动员”中所处的地位或者所扮演的角色。若这一分歧不复存在,社会动员立法中的诸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有学者主张:所谓“社会动员”是指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本文权且称这一观点为“对象界定说”。而更多的学者则主张:所谓“社会动员”是指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本文权且称这一观点为“主体界定说”。显然,沿着以上两种解读路径所得出“社会动员”在具体内涵和外延上迥然有别。下文将分而述之。

(一)解读路径之一――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

根据这一解读路径,“社会动员”是“动员”的下位概念,换句话说,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九)项和第八十条中使用的“动员”概念在外延上可以囊括“社会动员”概念。因此,“动员”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也当然适用于“社会动员”。

如果采用“小国防观”,对“国防动员”作狭义理解,认为“国防动员”仅仅应对战争和内乱,那么“社会动员”和“国防动员”属于并列关系,二者都是“动员”的下位概念。由于现行宪法中的“动员”意指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因此“社会动员”和“国防动员”在动员主体上基本相同。而在动员对象上,“社会动员”仅针对国家机构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国防动员”则更为宽泛,其动员对象还包括了各级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动员目的的不同,前者所应对的是突发事件,后者所应对的是战争和内乱。

如果采用“大国防观”,对“国防动员”作广义理解,认为“国防动员”不限于应对战争和内乱,还旨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⑥,那么“国防动员”和“动员”的外延便基本相同。因而,“社会动员”不仅仅是“动员”的下位概念而且还是“国防动员”的下位概念。进一步讲,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对国家机构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所进行的“动员”或“国防动员”即为“社会动员”。

综上所述,无论对“国防动员”作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对象界定说”所主张的“社会动员”均为“动员”的下位概念。应该说,这一解读路径确实具有一定的规范依据。如表4所示,根据《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事发地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地铁事故灾难的应急”。根据《国家海搜救应急预案》,“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海上突发事件的等级、发展趋势、影响程度等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社会动员令”。显然,从两部国家应急预案的文字表述上看,人民政府是“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由此观之,“社会动员”依然属于“国家动员”的范畴,其主体依然是国家机构。

(二)解读路径之二――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

根据这一解读路径,“社会动员”不是“动员”的下位概念而是其并列概念。因此,作为宪法概念的“动员”一词在外延上就不能涵盖“社会动员”。根据词源学的一般原理,由修饰词“社会”和中心词“动员”构成的“社会动员”应为“动员”的一个子概念。但若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社会动员”并不必然从属于“动员”。

这时,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角度来理解“国防动员”这一概念,“社会动员”与“动员”或“国防动员”都是并列关系。由此观之,宪法中“动员”以及《国防动员法》中“国防动员”的实体和程序要件均不适用于“社会动员”。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动员”只能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来启动。窃以为,以“源自于社会的动员”或者“民间动员”来指称这一概念或许更为恰切。至于这一解读路径的合理性,鉴于下文还要详细阐述,这里不予赘述。

(三)“社会动员”解读路径之选择

由于解读路径的不同,“社会动员”出现了以上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就社会动员机制的法治化而言,何种理解更为适宜?笔者更倾向于“主体界定说”,主张“社会动员”应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理由如下:

从价值层面考量,较之于“对象界定说”,“主体界定说”更能体现动员立法的时代价值。以“社会”作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彰显了参与型行政理念,是民主原则在非常法治中的体现。就当代中国而言,“大政府――小社会”、“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亟待转变,而社会动员的法治化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契机。不少有识之士主张:我国未来的动员立法需要实现“从国家动员的单一体制向以国家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双重体制之转变”[8]。毋庸置疑,作为传统的动员模式,国家动员在面对战争、内乱以及重大突发事件时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在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我国须臾不可或缺。但是,源自于民间的“社会动员”对于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也不容小觑。这种动员是一种自下而下、自下而上的动员,具有自愿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既可以充分发挥民众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又能够灵活应对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能有效弥补政府动员之欠缺,同时有助于防止过度膨胀的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增进官方和民间的合作意识。

从规范层面考量,较之于“对象界定说”,“主体界定说”既能充分有效地利用立法资源,也能兼顾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

其一,依据“对象界定说”的解读,“社会动员”属于“动员”的下位概念,这在逻辑上固然无可厚非。然而,一旦将“社会动员”如此定位,那么这一概念就无法承载“民间动员”的含义。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有必要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就“社会动员”进行专门规定也就值得进一步商榷。

其二,从《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中有关“社会动员令”主体员的相关表述来看,“对象界定说”或许具备更为充分的规范依据。但既然将“社会动员”作为“动员”的下位概念,那么“社会动员”的启动主体和程序也就应当符合宪法中有关“动员”的规定。而显然,二者存在明显的背离:动员令的主体是国家主席;社会动员令的主体却是各级人民政府。另外,该应急预案中“社会动员”的对象是包括本地区机关在内的“社会力量”,并不仅限于与国家相对的私主体,这也与“对象界定说”语义下的“社会动员”对象存在出入。

其三,即使抛开国家应急预案中的规定,根据“主体界定说”来建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也不会过度影响现行法的稳定性。诚如前文所述,“社会动员”目前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它在现行法律中仅出现了一次,宪法和行政法规均没有使用这一概念。因此,需要加以改变的只是国务院的若干规范性文件而已。

五、结语:以“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化为起点

目前,关于“社会动员”的探讨还在延续和深入,不少学者期待通过立法来构建我国的社会动员机制。但应该看到,实现社会动员的法制化必须以实现“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化为前提。因此,当法学者特别是公法学者为我国的社会动员法治化建言献策时,应首先基于实定法规范来审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游离于实定法之外漫谈有关社会动员的相关理论,往往会导致“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被滥用、混用和误用,最终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构建。当然,对“社会动员”的概念本身进行规范分析还只是第一步,当这一概念的规范含义得以厘定之后,还需要在理论上和规范中构建起“社会动员”的相关机制。

注释:

①一般来说,法规范只需要借助概念明确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可,并不需要对这一概念本身进行界定。但法规范对某一法律概念径行解释的做法也是存在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第一款就对“突发事件”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②这一观点是学界的通说。已故宪法学者蔡定剑教授也作如是观,在他看来,“总动员是国家在紧急状态时期(如发生战争)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是把全部武装力量从平时状态转入战备状态,并统一调度、指挥、管理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为紧急状态时期的任务服务。”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页。当然,蔡教授的这一解释只能代表他本人的理解,不宜理解为现行宪法的原初意图。

③笔者据以查证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作为动词使用的“动员”规范意义弱,而作为名词使用的“动员”规范意义强,二者同时存在,有碍于学者对于这一概念规范意义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指出:“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动员体制的规定来看”,“动员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法律、法规中含义比较模糊,一些非紧急性的行政管理事务也采用了动员体制,使得动员在法律上的含义失去精确性”。参见莫纪宏:《论完善我国动员法律制度》,《法学杂志》2001年第2期。

⑤以上信息来源于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013年1月25日访问,对现行法律的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相关法律章节名中“动员”一词的出现频率均计算在内,但法律名称不计算在内。

⑥有论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防动员在动员的目的上已经突破了应对传统的战争威胁,而扩大适用于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引致的紧急状态甚至突发事件。”参见谭正义:《从国防动员的概念演变看国防动员立法的理念――兼论国防动员体系与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衔接》,《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在目前的学界和政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从宽界定“国防动员”,他们基于“大国防”的理念,强调国防动员在目的上的非军事化,倡导实现“国防动员”和“突发事件”在规范意义上的界定。但囿于写作主旨,对于如何界定“国防动员”更为合理,本文不做深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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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代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现代汉语大词典(下)[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规范分析范文第10篇

一、小民营企业会计规范的意义

(一)有利于小民营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

由于小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手段落后,会计核算体系薄弱。经营者无法完整、真实、系统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经营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管理企业、因而不能对企业的供应、生产、销售进行有效的控制。这种缺乏内部控制的管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既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又浪费了企业的经济资源,降低了资产效率。因此,以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为基础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我国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显得极为重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使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过程有准确、清晰、具体的掌握,从全局上合理调度、充分利用企业的经济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从而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有利于小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对外融资机会

我国的民营经济只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规模较小,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加入WTO后,小民营企业面临外资企业的冲击,单靠自有资金原始积累的方式发展,在较短的时问内很难发展成大规模企业。规模小、经济资源分散的经济主体必将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被淘汰的可能性就更大。完善的会计核算体系是企业对外融资的先决条件,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披露能使资本市场对小民营企业的了解更为具体,增强金融机构对小民营企业的信任度,从而提高小民营企业对外融资的机率。

二、小民营企业的会计规范的影响与原则

(一)对会计工作的影响因素

1.宏观因素的影响。宏观社会环境包括国家与各地方的经济政策、会计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地位及活动空间有着直接影响。由于各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鼓励态度更为明显,各种优化环境、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纷纷出台,使得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化成分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为民营企业调节资金,进行资本投资等提供了便利。此外,税法和经济法等法规不以所有制实行差别待遇,为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2.微观因素的影响。(1)企业组织形式及投资来源。小民营企业大多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民营企业是亲戚、家族、朋友合办的企业,往往由亲戚代替规章制度。(2)业主素质。小民营企业业主往往是投资者有事经营管理者,企业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企业主以往的管理经验和个人素质,这直接影响了会计管理水平的高低。(3)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影响着会计人员选拔使用、会计管理方式及财会信息在企业管理中的使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企业能否吸引和稳定会计人才的重要因素。(4)科技发展状况。尤其是高科技民营企业里,人力资源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源,企业的发展壮大要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科技发展状况影响企业管理机制和利润分配机制,也影响会计管理的职能作用发挥。

(二)规范会计工作遵循原则

1.以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法规和制度为依据。国家的财政政策、法规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会计制度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制度。设计会计制度时必须以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法规和制度为依据,否则就不能提供满足国家宏观管理需要的财务信息。

2.充分贯彻成本效益原则。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不能不讲运行质量和工作效率,应在满足企业管理要求的前提条件下使会计制度设计更简洁明了,更具有操作性。要考虑其设计和运行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实现成本与效益的最佳组合。

3.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了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并为每个企业不断发展创造良好、公开的竞争环境,必然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法规。企业财务管理是在国家财经法规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微观管理,因此企业在制定会计制度时必须遵循国家的财经法规政策。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企业运转特点,即企业人、财、物、信息各因素,供、产、销各过程,筹资、投资、用资、收回与分配资金各环节,交错形成多个变量,综合发挥作用。

4.相对稳定和不断完善、改革相结合的原则。规范会计工作的会计制度一旦设计完成,执行起来就不要随意改动,这样势必造成会计工作的不一致性,提供的信息口径就会经常变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当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国家政策和工作实际。

三、规范小民营企业会计的思路

要想获得快速发展并取得优异成绩,企业先要有先进的管理经验,严格的质量管理,在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应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和提高财会工作水平,促进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一)健全小民营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制度

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比如《小企业会计制度》,并严格执行。

1.建立健全内部稽核制度和内部牵制制度。内部稽核制度是会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稽核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分工,稽核工作的职责、权限,审核会计凭证和复核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方法。内部牵制制度规定了涉及企业款项和财物收付、结算及登记的任何一项工作,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处理,以起到一种相互制约的作用。例如,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人、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即“管账不管钱,管钱不管账”。 通过内部稽核制度和牵制制度的建立,既能够保证各种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又能使各职能部门的经办人员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机制。

2.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实施对会计的再监督。内部审计是实施再监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健全小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严肃财经纪律,查错防弊,改善经营管理,保证小民营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在建立内部审计制度时,要坚持内部审计机构与财务机构分别独立的原则,同时要保证内审人员独立于被审计部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施会计的再监督作用。

3.建立财务审批权限和签字组合制度。小民营企业建立财务审批权限和签字组合制度的目的在于加强企业各项支出的管理,体现财务管理的严格控制和规范运作。在审批程序中规定财务上的每一笔支出应按规定的顺序进行审批;在签字组合中规范了每一笔支出的单据应根据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完成必要的签名,同时还应规定出纳只执行完成签字组合的业务,对于没有完成签字组合的业务支出,出纳员应拒绝执行。小企业通过建立财务审批权限和签字组合制度,对控制不合理支出的发生及保证支出的合法性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4.建立成本核算和财务会计的分析制度。成本核算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成本核算对象、成本核算的方法和程序以及成本分析等。特别要提出的是成本分析是财务会计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企业的经营者必须定期了解企业的资金状况和现金流量。企业财会人员也要定期向管理当局提供成本费用方面的各种报表,以利于经营者进行成本分析、成本控制和效益衡量。

(二)依靠社会力量帮助小民营企业实现财务会计规范化

靠单个小民营企业力量达到财务会计规范化,有的企业会遇到人手不足和业务技能不够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依靠社会力量帮助小民营企业实现财务会计规范化。可以通过小民营企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离退休财会、银行等方面专业人士,吸收社会待业专业人士,建立若干小民营企业财务会计辅导站,帮助有需要的小民营企业开展财务会计工作,推进小民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逐步达到规范化。小民营企业财务会计辅导站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帮助小民营企业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和贯彻执行财政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从而推动小民营企业提高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水平。

(三)加强外部监管力度

根据有关法规规定,要求小民营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账簿体系。发现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要求的,应及时严肃处理。同时,财政部门应加强工作指导,帮助小民营企业依法建账。其次应加强对小民营企业会计人员的监督,财政部门应依据有关法规作好以下工作:第一,对小民营企业会计人员实行资格证书管理制度。企业聘用会计人员必须达到一定学历、持有国家财政部门认可的资格证书,否则予以惩罚。第二,定期对小民营企业会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第三,对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要取消其任职资格,吊销有关资格证书,不得再从事会计工作。最后,财政部门应督促小民营企业建立、健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核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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