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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们早就注意到，2009年以后，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采取相当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然而收效甚微，或者只在短期发挥了一定作用。各种凯恩斯主义的促进经济复苏的药方似乎全都失灵。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违背了货币主义的预言。在此之前，自视为里根传人的小布什，声称坚持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却充当了供给学派的掘墓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抗衡的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历史上看，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业已成熟，并呈现出了主流化趋势，供给学派尚处于襁褓之中。从代表人物的影响来看，当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早已闻名全球并且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收入囊中时，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蒙代尔、罗伯茨、费尔德斯坦等人才刚刚崭露头角。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推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却是供给学派理论，里根本人也被称为“供给学派总统”。这就是异乎寻常的“供给学派革命”。 堡垒形成
当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除了强调减税的供给学派政策，货币主义政策和以坚持平衡预算为特点的传统保守派经济政策，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关键在于，不仅这次“革命”被称为“供给学派革命”（而没有被称为“货币主义革命”或其他什么革命），而且日后的观察家们也都将美国经济复苏的功绩记到了供给学派头上，以至于凯恩斯主义集大成者、“干预主义”头面人物保罗·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一段经济胜利的历史”。甚至到了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宣称：“我们增长政策的基础是供给经济学理论。”
那么，“供给学派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就会涉及供给学派干将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的活动。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并不是最重要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那是拉弗和蒙代尔），也不是最重要的供给学派政治家（那是里根和杰克·肯普），但他却可能是“供给学派革命”最重要的推手。
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前身是“肯普—罗斯法案”，罗伯茨是这个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在出版了《异化与苏联经济》《马克思的经济交换》等著作之后，罗伯茨进入国会，自1975年至1978年，担任共和党众议员肯普的经济顾问。在这个时期，罗伯茨竭尽全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支持，成了两党之间协调同情供给学派议员的核心人物。1976年，罗伯茨还担任了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少数党（即共和党）成员的首席经济学家。事实可能正如罗伯茨所云，“这场革命于1975年夏天发源于国会议员杰克·肯普的办公室，一直持续到里根政府的头30个月。杰克·肯普是第一个供给学派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则是第一个供给学派的总统。”而且，“这场革命是在少数几个人的不懈努力下产生的。”
1978年，《华尔街日报》主编罗伯特·L.巴特利请罗伯茨接替离职的裘德·万尼斯基，担任该报评论版编辑。在此之前，罗伯茨已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过多篇评论，不仅扩大了供给学派的影响，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万尼斯基也是一个供给主义者，1975年，他安排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迪克·切尼与拉弗见面。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拉弗在一张餐巾上绘制了著名的“拉弗曲线”。不过，当时福特政府并没有采纳拉弗提出的减税建议。
罗伯茨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的职位上一直干到1980年。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当时附属于乔治城大学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从事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万尼斯基、罗伯茨等人在使《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克里斯托尔和鲍勃·巴特利从单纯的研究者转变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使《华尔街日报》变成了普及供给学派理论、鼓吹供给学派政策的中心和堡垒。 功成身退
1980年，里根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候选人吉米·卡特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共和党人约翰·安德森。1981年初，罗伯茨进入里根政府，担任助理财政部长，主管财政部经济政策办公室，负责经济政策的设计。
虽然里根被称为“供给学派总统”，但在供给主义者看来，关于经济政策，他们并没能在里根政府内部占据优势，尤其是白宫办公厅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分别掌握在“权贵派”詹姆斯·贝克和“保守派”戴维·艾伦·斯托克曼手中。贝克和斯托克曼都曾担任过里根对手的助手——在共和党内初选时，贝克是里根最大竞争对手老布什的竞选总管，而斯托克曼支持的则是约翰·康纳利（此前斯托克曼还担任过约翰·安德森的助手）。罗伯茨等供给主义者认为，自己是“里根派”，而里根政府内除了货币主义者之外的那些人，则想把里根拖回旧有的轨道。
里根政府执政初期，供给主义者主要集中在财政部。他们以罗伯茨为首，是操纵供给学派经济学这种“巫术经济学”的“巫师”。“巫术经济学”是老布什给供给学派经济学取的绰号。与在国会任职时一样，罗伯茨也成为了政府内供给主义者的核心。
1981年8月底，在全面减税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后，美国总统里根特地致信罗伯茨表示感谢。里根说道，“执政最初几个月的经历是令人振奋的，而你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得以在国会通过所进行的努力，构成了供给学派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给学派革命成功了，或者说，已经变得不可逆转。1982年的1月，罗伯茨宣布辞职，离开里根政府，担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部门的“威廉·E.西蒙斯主席”，直到1993年。后来，罗伯茨还相继担任过加图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罗伯茨现在依然是一名非常活跃的学者和评论家。1993年，《福布斯媒体指南》把他列为“全美国最顶尖的七位记者”之一。他对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持批评态度，对小布什的攻击尤其猛烈。罗伯茨撰文指出，“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是小布什政府的“第一批受害者”，小布什的支持者与“狂热地支持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员一样没脑子、没道德”。 为何发生
从上面勾勒的罗伯茨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在一批有坚定信念的活跃分子的积极努力下，一个宣扬、推广供给学派思想的网络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形成。这个网络有自己的学术领袖，有自己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当然也有自己的追随者。如果时机成熟、情势有利，这样一个网络是可以迸发出极大力量的。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供给学派的网络形成之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网络早已形成，而且更成熟，规模也更大（例如货币主义学派的网络），为什么偏偏就发生了供给学派革命呢？原因或许有三个。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供给学派比货币主义学派的“革命性”本来就更强一些。货币主义虽然反对凯恩斯主义，但是它事实上也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之上，而且同样侧重于需求一面。供给学派则直接从供给一面入手，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显得更直接。
第二，货币主义能够解释通货膨胀的根源，但是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货币主义能够给出的意见并不多。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货币主义理论在所有情形下都会面临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强调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使人过分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害影响，却忽略了向流通中注入和撤出货币数量对相对价格的结构所产生的更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会扭曲资源配置，尤其会导致投资向错误的方向配置。”供给学派成功地使共和党主流关注经济增长，而减税在当时的情境下几乎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
第三，里根执政，是政党交替执政的开始。政治家必须有所作为，不然就是“政治不正确”。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如果放在当时英国的情境中看，就是“革命性”的，因为实现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就算得上是“大有作为”。而且英国必须解决工会势力过于强大、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同时还要完成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美国这方面的问题远远不如英国严重，因此采取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可能会显得政治家“无所作为”。同时，里根总统的信念、苏联扩张带来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是观之，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美国，多年的滞胀令凯恩斯主义名声扫地，货币主义者已经在学术上令凯恩斯主义者举手投降，供给学派以革命的姿态出现，趁势而上，迅速地填补了货币主义的空缺，实现了一场革命。
凯恩斯经济学派
凯恩斯学派或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1883―1946）。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 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其一生中有三部重要著作，第一部是1913年出版的针对印度发生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进行研究的著作，即《印度的通货和财政》。凯恩斯的第二部著作是1930年出版的两卷本的《货币论》（上卷是货币的纯理论，下卷是货币的应用理论）。凯恩斯生平最有影响的，也是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作，就是他向传统经济学挑战的第三部著作：《就业、利息和通货膨胀》（简称《通论》）。《通论》是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后孕育的，并于1936年问世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经济学著作。
凯恩斯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观点，其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就是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导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导，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过，凯恩斯强调，在消费和投资两者之中，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凯恩斯认为，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凯恩斯还认为，在这两者中，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诞生了新凯恩斯学派（New-Keynesian School）。新凯恩斯学派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经济学所忽视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设，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原凯恩斯学派在理论上的共同点在于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们承认实际产量和就业量的经常波动；承认实际产量和就业量波动的非均衡性质，特别是承认产品市场中的普遍生产过剩，承认劳动市场中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名义总需求的冲击可以造成非均衡的产量和就业量的波动；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全性（而非经济主体的预期错误）是名义总需求的冲击产生实际效应的原因；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超额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是重要的。因此，主张应由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是以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不对称信息和相对价格的粘性为基本理论，坚持“非市场出清”这个最重要的假设，认为在货币非中性的情r下，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影响就业和产量，市场的失效需要政府干预来发挥积极作用。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昆、萨墨斯、布兰查德、罗泰姆・伯格、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泊南克等人。
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定律（法则）相对。
人们知道，自1875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症。尤其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充分验证了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局限性，宣告了“自由放任”、不干预政策遭到重挫。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凯恩斯的 “国家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应运而生，并掀起了“凯恩斯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过近30年时间的推行后，西方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这一局面引起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普遍质疑。很多人把形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滥用，认为这套理论面对这种局面已经束手无策。随之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由此，供给经济学派便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供给经济学派
供给经济学的英文原名为Supply-Side Economics，又被译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供给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是在凯恩斯学派遇到经济滞胀等严重困难，而其学说又无力解决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二是认为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三是认为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尤其是为富人减税不但会使得经济产出大幅增长，还会使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因此不会引发财政赤字的问题。这来自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假说：当税率高于某一阈值，财政收入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原因是过高的税率压抑了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导致税基下降。换句话说，减税不一定会增加赤字，甚至可能提高税收收入。
四是认为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诸如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因此，要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
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的产生受萨伊定律经济理论的正面影响较大。萨伊定律是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提出的一个定律。支撑萨伊定律的三个基本要点如下：
一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商品的价格能够有效地使商品的供求均衡；工资作为劳动的价格，能够自发调节着劳动的供求均衡；利息作为资本的价格，能够自发调节着资本的供求均衡，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出清。因而不会存在长期的、普遍的和全面的生产过剩。
二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交换中发挥着瞬间的作用。所以，卖就是买，买也就是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消费是无限的，所以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消费。即供给会自发创造需求。
三是由于利率的大小与储蓄成同方向变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利率的大小与投资成反方向变动，所以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资本供求关系的变动引起利率的升降变化，并最终使储蓄等于投资。
从理论上来说，供给学派的产生受凯恩斯学派经济理论的反面影响也较大。即供给学派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供给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20世纪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在美国显现出来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并由于其对70年代末开始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所实行的“里根经济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供给经济学批评凯恩斯主义仅仅从需求着眼的经济分析思路，主张经济学应着重分析社会经济的供给方面，并从供给方面出发提出了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从而表明了自己与强调从需求方面分析经济并主张政府加强总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态度。
对供给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包括如下五个人： 阿瑟・拉弗
一是阿瑟・拉弗（Arthur B. Laffer）：他是供给经济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先后任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在里根执政期间，拉弗成为美国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对“里根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拉弗因其提出了作为供给经济学思想核心内容的、说明税率和税收关系的“拉弗曲线”而得名。
二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供给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66年起，蒙代尔在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4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1年，在意大利波洛尼亚举行的一次经济学家会议上，蒙代尔批评了当时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了减税的主张。由此，蒙代尔被美国报刊称为“供给学派的先驱”。
三是裘德・万尼斯基（Judd Wanniski）：他生于美国，曾任《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和社论作家，后自己开设了一家综合济分析公司。1974年，万尼斯基向当时的福特政府建议大规模减税并恢复固定汇率制，他的这些建议受到福特总统一名助手的重视。此后，万尼斯基便与拉弗、蒙代尔等人经常在纽约聚会，讨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问题，大力倡导供给经济学。
四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他是供给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哈佛大学教授，1982年起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84年卸任后又到哈佛大学任教。
五是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他曾长期在乔治敦大学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也曾担任《华尔街日报》的副总编和专栏撰稿人。1975年，美国会众议员杰克・肯普与他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内容的所谓“肯普―罗斯法案”，加入了肯普的班子，成为其中的主要经济顾问，并对供给经济学派做出了重要的建树。1981―1982年，罗伯茨在里根政府的财政部担任主管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
上述供给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由于受到了里根的青睐并在他就任总统后得以付诸实施，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将近10年时间内，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后，供给经济学成为美国的国策，因此，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里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经济政策层面，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成为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1981年到1986年里根政府出台的政策主要包括：为个人和企业减税，尤其是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监管。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70%降低至50%；降低资本所得税。1986年，里根政府再出台税收改革，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50%降低至28%。经过里根时代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虽使以前的滞胀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但也带来了较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使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
凯恩斯学派和供给经济学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借鉴西方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宏观需求管理方法，逐步探索实施赤字财政和温和通货膨胀的政策，以促进有效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提高，仅仅在需求侧作为，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还需在供给侧，即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方面下功夫。因此，供给经济学对我国近年来以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为核心内容的“供给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拥有了积极意义：
一是它使人们开始把研究的眼光由需求方转向了供给方。即供给经济学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内容，但在经济分析思路上却一改战后几十年内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推崇。供给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主要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经济学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改进总供给。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供给经济学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提出的种种看法和主张，不仅对西方经济学界乃至西方国家的政府重新认识供给管理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实施供给侧改革也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路和视角。
二是供给经济学对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具有一定的应用参考价值。历史上经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所谓“里根经济学”的实践，人们也的确看到了“供给经济学”的可取之处，从现实来看，供给经济学根据拉弗曲线所提出的以大规模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对于研究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促进经济稳增长，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三是供给经济学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制定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参考价值。即供给经济学派重视供给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制定中长期经济政策和确定经济建设的重点，增加有效供给都有借鉴意义；供给学派的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轻社会的纳税负担、提高人们工作积极性、就业出路在于生产增长等看法，对于我们合理地确定企业负担，搞活国有企业，实行再就业工程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作为新自由主义范畴重要组成部分的供给经济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因为，虽然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里根经济学”的所谓实践，取得了以经济复苏为主要内容的业绩，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财政赤字，后来还是越来越庞大，也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总之，我国近年来提出并实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侧经济学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有本质的区别：
一是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却日益膨胀，成为美国的巨大负担。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 “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二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做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不仅如此，供给学派还忽视政府干预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供给经济学政府不干预理论的失败，取而代之的是经过发展了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
中国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不仅主张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还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国家主席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三是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题。
中国供给侧管理不是只有减税，而是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四是具体措施不同。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囿于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
而这个政策主张的核心基础是建立在对大萧条的反思上。在长达5年多的历史性大危机中，全球工业生产比1920年下降三成以上，失业或半失业人数达到了5000万人，美国失业率更是接近25%，美国股票市场暴跌约80%。更为重要的是，此前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的绝大部分政策措施都失效了，因为之前的政策多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凯恩斯基于大萧条的反思，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构建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框架，亦是我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学之根基。他的政策主张源自对两个支柱性理论的批判：一是金本位，二是萨伊定律。
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世界享受了“黄金十年”的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惨淡凋零、百废待兴中迅速繁荣起来，这种基于需求扩张和管理的宏观政策框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和两次石油危机的来袭，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接踵而来，而最为严重的是滞涨问题：一方面经济由于成本高企等原因陷入了停滞，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压力急剧上升。
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的“滞涨”问题，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两难境地：经济增长处于停滞，需求管理的法宝就是扩大需求，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施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美国1979年的通胀率接近20%，如果继续扩大需求，放松财政与货币政策，那么，通货膨胀将是脱缰野马。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发达经济体不敢继续放松宏观政策、持续扩大需求。那么，采用什么新的政策框架来维系经济平稳发展和就业有序扩张呢？
这个政策难题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逐步转向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框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从供给端的变革来支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认为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高效利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要素的供给及利用与很多的制度性约束是紧密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核心是消除或缓解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制度约束，并形成以减税为支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抓手的新政策框架。
在当时的理论界，供给学派是一个非常小的研究流派，亦是一直受批判的学派。但是，供给学派由于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判。蒙代尔教授一直深度参与拉弗和罗伯茨的供给学派及其政策讨论，甚至被捧为创始人之一，但是，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却因此大大受损。
与供给学派在学术界被“践踏”的窘况相比，其政策实践却在美国和英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应对“滞涨”的利器。在里根政府的实践中，滞涨问题被较好地解决，使得美国进入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的“又一个十年”。里根政府主要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即紧缩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基于供给学派的理论，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应对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政府的政策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而罗伯茨和弗里德曼为此名声大噪。
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兼并战争。战争与动乱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
1.出发点和目的的异同
儒家和供给学派主张轻税的出发点都是发展经济，涵养税源，扩大税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涵养税源、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则要求“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税收征收要有节制，不可伤及税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确地主张“田野县鄙（农村）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生产发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万尼斯金在《税收收益和拉弗曲线》一文中对拉弗曲线（见“理论基础比较部分”）作了分析说明后尖锐地指出：“帝国是在这条简单曲线的底部建立起来的，也是在它的顶部覆灭的。”为了避免使处于曲线顶部的美国走向覆灭，就必须实行减税，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提高他们进行投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征收到更多的税收收入即“用糖浆比用醋能逮住更多的苍蝇。”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都是从发展经济，扩大税源出发主张减税，但比较起来，儒家更着重于发展经济，富国裕民；而供给学派则偏重于扩大税基，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即如保罗·罗伯茨在《供给学派革命》一书中所说的“倘要取之，必先予之；榨取富人并从他们那里聚集更多的资金的办法，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税率。”
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是，儒家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孔子所维护的是领主（领主封建地主）的利益，孟子和荀子维护的是封建地主的利益；而供给学派维护的却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2.理论基础比较
儒家轻税的理论基础是“仁政”思想。它要求统治阶级要体贴百姓，爱民如子，尽量减轻人民疾苦，具体到税收上就是轻徭薄赋，不横征暴敛。供给学派的轻税理论基础与儒家有明显不同，它减税的直接理论基础就是拉弗曲线（见图）。该曲线表明，当税率增加时，税收收入也随之增加；当税率上升到范围（阴影部分）内时，税收收入就会因削弱了经济主体的活动而减少。拉弗等人认为，美国等国的税率早已处在“”之内，这正是引起这些国家生产率下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实行减税，将政府税收降到“”以外。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拉弗曲线表达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然而，儒家把轻税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施“仁政”上，这显然是一相情愿的；而拉弗曲线虽提出了高税率对经济供给方面的损害以及最优税率的选择等，但“拉弗曲线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是值得怀疑的”（芬克《供给经济学：一个批判性评述》导言），因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政府的税率为零或100%，并且最优税率的选择更难乎其难，基本不可能找到这一点。两派基础理论的上述欠缺，也是导致其政策主张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频出的根源所在。
3.政策主张比较
儒家的政策主张因其代表人物生活年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孔子主张实行而且只能实行助法，孟子主张助法或彻法，而荀子则主张贡法。但主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反对横征暴敛，主张实行什一税，即按十分之一税率征收农业税，并且认为这是最为适中的“尧舜之道”，而“欲轻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版权所有
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主要是削减大公司、大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主要是边际税率的削减。他们认为：大公司和富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他们是主要的储蓄者、投资者、生产者。供给学派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补充性税收政策，即补充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替代性税收政策，即用减税政策完全代替需求管理政策。
儒家主张实行什一税的固定比例税率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而供给学派削减边际税率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两派的意图不谋而合。但是，儒家不顾发展变化了的经济情况，不顾国家职能的扩大，要求税收相应增加这一事实，一味坚持什一税，实际上是没有很好地坚持什一税的原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好地坚持。供给学派削减富人和大公司的边际税率，企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也确实某种程度地达到了这一目的的要求），但它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表现在它过分注重了社会效率，而忽视了一定时期内税收公平的重要性；只从减税对供给的影响着眼需求，而无视减税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其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便是明显的“劫贫济富”之举，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另外，同儒家“师古”什一税一样，供给学派部分师从了萨伊的轻税主张即最好的税是最轻的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供给学派的轻税主张都有意无意地重效益、轻公平，尽管一个比例税率，一个累进税率。两派主张轻税，但也不是主张越轻越好，儒家认为什一税率是最佳税率，供给学派认为能使产量最高、收入最多的税率为最佳税率。同时两派都主张与轻税相适应，政府应“节用”即减少政府开支。
三、两派轻税思想的借鉴
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最终法案，经总统布什签署后业已成为法律。此次布什政府提出“减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急剧减速的美国经济加油打气，以防止美国经济发生“硬着陆”或衰退。
[关键词]供给学派 我国经济现状 有益启示
一、供给学派
1.供给学派的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奉行以凯恩斯强调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它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强调消费，导致美国出现经济滞胀。这一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予以解决的。此时，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他们重拾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强调供给在供需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供给学派认为应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点从消费转向供给，他们认为：要素供给是前提，供给效率是枢纽和关键，而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是结果。
2.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主要的经济政策主张是：第一，大幅度地、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第二，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第三，供给学派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第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这其中，减税是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当前我国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理论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快的时期。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经济总量很大，但是经济质量较差，我国国民储蓄多，但投资少
当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位，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主要的工业产品均供过于求，但是，供过于求的多是低附加值产品，而大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有效供给却显得不足。一个相对突出的问题是众多的产品质量低劣，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表现为假冒伪劣多、消费者投诉多、事故多等现象。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已经超过20万亿元，但投资却不足。私人企业投资增长缓慢，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热情，不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
2.我国税收过重、负担不公、监管较松
现今税费率过高已为各方(包括税务部门)公认，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完全依法纳税，中国企业大部分将陷入亏损。另外，我国还存在着税收监管不力，处罚太轻的现象，对于偷、漏税上千万的也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不少富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交税。
3.政府干预过多，缺位、越位、不到位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制约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政府是一个建设型政府。政府首长忙着搞项目，争投资，下任务。但对于政府应该做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却积极性不高。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愿意下放，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4.我国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靠耗费大量资源来加快经济发展，经济总量虽然在不断扩大，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目前资源利用率低20%～30％，单位产品耗能高40％。
三、供给学派理论对我国的有益启示
我们不难看出，税收过重、负担不均、经济效益差、劳动者积极性不高、政府开支过大等问题在威胁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采取减税等措施，具体来说是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少税收，刺激投资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要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对企业所得税的课税要素进行全面规定，以期为所有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公平和透明的税收环境。此外，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国应把政府和企业的“时间税”、“行贿税”降到最低。国外有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改革时，把政府强行占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时间的干预方式称为“时间税”，另外把企业向公共部门官员行贿以获取直接的私人收益的行为称为“行贿税”。如果把行贿税在企业平均销售利润中的比例作为参数，企业利润中行贿税的比例从10％到30％不等。因此，我们应采取措施把两者降到最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后劲。
2.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过去我们只注重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政府要作为投资主体把投资搞上去，以此完成GDP的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财政政策，还是在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我们要注意，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一些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包括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的投入，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做，而是要由企业自己投入。投资主体一定要改变，要由政府投资置换到企业，不断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使得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资金的支持。
3.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行政成本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必须降低成本。我们要在思想上认识到，节制政府能耗，不只是为了节约经济成本，更是为了体恤民力尤其是体恤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为了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方针政策。在具体措施落实过程中，必须强化人大对一切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制约，首要的是财政上的监督和制约。另外，公共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共部门的职能范围、公共部门的定价、公共支出的效益分析，这些都应该列入人大的职权范畴。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人大权威，尤其是人大决定公共服务价格的权威，是建立节约型政府在体制上的主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1]金鑫,徐晓萍.中国问题报告(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克强经济学；供给；需求；凯恩斯主义
2013年3月，《南方周末》在总理的首次记者会后，率先提出“经济学”一词，并将内涵简要概括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后，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管清友发表《从朱镕基经济学到经济学》一文，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6月29日，时任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黄益平在写给巴克莱资本全球客户的最后一份“北京明信片”中提出了Likonomics（即经济学）这个新词，并简要讨论了其三大政策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和搞改革。Likonomics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内外媒体和经济学界的广泛热议。在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困境的局面下，本届中国中央政府经济施政的思路和框架备受关注和期待。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为“经济学”增加了“不教条，有弹性”两个新特点，总理提出宏观调控的“上限”和“下限”，被其评价为“既有战略定力，又有底线思维”。而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将“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定义为“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以及涉足改革深水区”，并认为，“经济学”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
上述种种观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从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的角度，能更全面透彻地解读“经济学”。
中国式新供给学派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为代表人物。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人则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一文中将其主张概括为八个“双化”。这两个主张构成了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但终究是短期政策工具，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问题。唯有从供给层面展开“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历数总理上任以来推行的各项措施，随处可见中国式新供给学派理论的烙印。
李总理上任伊始便提出简政放权，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内部权力配置，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给市场以稳定预期，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会导致其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缺位，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供需不平衡，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中国经济要实现全面转型升级，不可能再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尤其应当支持和鼓励各个行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此，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为激发创新和创业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传统的需求理论主张在经济萧条时，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人为扩大对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实现短期的供需平衡，但在长期则会导致过剩产能扩张，供需矛盾加剧，进而错失产业转型、经济实现自动平衡的契机。况且，在目前负债水平和通货膨胀长期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新供给学派主张让经济重回市场轨道，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向新的供给领域集中，从而自然淘汰旧产业的过剩产能，使供需重回均衡，并带动经济整体步入新的增长轨道。此外，李总理在新政中明确提出了经济运行的“下限”和“上限”，增强了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助于市场进行充分博弈，优胜劣汰，进而实现自我修复。
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为突破口的税收体制改革，则采纳了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一份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二。过高的税收负担严重削弱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而通过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无论被用于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所产出的效益都不高，甚至可能阻碍生产发展。而通过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潜在有效生产力，不仅有助于应对通货膨胀，而且有助于推进制造业升级、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是决定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的财富源泉之一。在城镇化背景下，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将得到提高。而在解除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方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此外，积极稳妥地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也是从供给端入手，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长期增长。
历史经验证明，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源自供给端的革命性突破。因此，只有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才能破解当下经济运行当中的诸多“两难”问题。而从目前出台的多项政策来看，“经济学”正试图从供给层面推动改革，尽管改革的阻力异常强大，但正如李总理所说，“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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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2010年到现在六年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必须判断清楚。
国内普遍的看法（国际上也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中国自身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的后遗症共同造成的。
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完全正确呢？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又该怎么理解这一总的政策取向呢？
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下滑
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点必须承认，勇于面对。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措施，由于应对的是一个突发的危机，在政策推行时肯定也有不少疏忽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这并不难证明，可以比较在同一时期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
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6%，2014年是7.3%。跟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4%，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
金砖国家之一、人口超过10亿人的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4年是7.3%，和中国大致一样，但是印度实际的增长表现更差些。有两个原因：一是2012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只有5%，中国是7.7%。也就是印度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2年的5%，下滑更猛，2013年后触底反弹。二是2014年印度改变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方法，让印度当年的增长速度增加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若把这两个百分点去掉，印度2014年增长速度达不到6%，所以印度经济增速下滑比中国更猛。
最能证明上述观点的是同一个时期一些高收入、表现一向比较好、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的表现：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3.3%。中国台湾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8%，2014年的增长速度是3.5%。新加坡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2%，2014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9%。
照理说，这些经济体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同一个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跟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国还大。
因此，从这些跨国、跨地区的比较来看，不难证明中国从2010年以来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供给侧、需求侧同时发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中国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
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时，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
如果没有稳增长、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太厉害，可能会造成就业和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如果就业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则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当这些问题发生时，其实是不利于中国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改革。因为当危机发生时，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中国所需要的改革不一致。
所以，在当前状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的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一定要理解。
在外部性周期性下滑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必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时，也要把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理一理。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对提高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在短期推行时，有些措施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要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抑制消费或是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扩大总需求应以投资为主
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投资，前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争论。
国内外学界有一种看法，把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有不少学者把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的后遗症，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些学者建议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很重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必须要不断增加。收入怎样才能不断增加呢？就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为了刺激消费，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来增加居民收入，都只是一次性作用，居民收入不能持续增加。
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率水平提高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就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但是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越高，实现的价值就越少，所以还要减少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率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减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也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应该以投资为主。
当然投资必须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或者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中国的政策与西方不同
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拿国外的理论来看中国的政策。比如，大家说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去年11月10日，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国内学界、舆论界马上又说，中国抛弃了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了。
这两种看法其实都不正确。
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的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措施。供给学派的政策是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时，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政策，这个学派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反对使用产业政策。
但是，中国过去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吗？实际上，中国过去以及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投资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这种财政政策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也降低了中国的交易费用，提高中国的生产率、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老旧，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再补上，这种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有限。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用于消除增长瓶颈的新建项目，是可以提高生产率水平的。
所以，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确实有税收过高的方面要降低，也有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同时中国也有很多短板需要补。这些都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是中国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既要有反周期的稳增长措施，也要有针对个别产业的政策。这跟供给学派的主张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中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
超越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
每一个国家确实都会遭遇到周期性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应该有反周期的措施。可是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冲击，或者是周期性下滑的时候，政府同样应该做些积极的稳增长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挖个洞、补个洞，中国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都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风险大，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产业的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在因势利导这种短板产业的发展时，中国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所能用的信息、政策手段比发达国家多，产业政策有可能也应该能做到精准。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反对产业政策，中国也就不能推产业政策。实际上中央也是说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政策、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中国当前的问题，或者用来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照这样理解，很可能会给中国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当的社会压力。
例如，2008年的4万亿，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而发达国家已经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所以，中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是中国做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消除增长瓶颈的措施。
中国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而是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并且要应用产业政策，而不是只有减税。
过去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既增加中国长期的生产力，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中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实际上，中国理论界的认识是落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之后的。
去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界的自主理论创新，从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的差异为切入点，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的差异，以及在经济发展、周期波动时的原因、挑战和机会等，提出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用这种理论框架给中国发展、宏观政策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滞胀；供应学派革命；凯恩斯主义
一、供应学派革命的历史背景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形成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价格便宜的石油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一旦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乃至引发经济危机。
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接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也先后被卷入。此次经济危机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持久的“滞胀”。一是经济停滞；二是通货膨胀，这种“滞胀”局面的出现，显示出凯恩斯主义不再灵验。按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经济停滞是衰退的标志，通货膨胀则是高涨或繁荣的标志。
一些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和企业的决策都比较理性，而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常常会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政府之所以偏好实行需求管理政策，是因为它在选举制度下行为短视，需求管理在短期内就能见效。但这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效率低下，形成经济“滞胀”。要解决“滞胀”问题，就要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转向重视供给、储蓄、投资和生产。这种充分注意对供给研究的新思想，就是供应经济学。可见，供应学派也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
二、供应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第一，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从表面上看，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一样，都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然而，他们对政策效应关注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税后储蓄和投资收益，因而可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会增加供给。
第二，就业和社会福利支出方面的政策思想。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以拯救就业为目的的公共部门的扩张，认为这种扩张看似要增加就业，实际上只会带来就业量进一步萎缩，原因是公共部门扩张所需的费用不外乎通过增税、扩大联邦借债或直接的通货膨胀创造货币而获得，不管何种渠道，都是从生产部门的产品得来，从而造成对私人生产部门的挤占，因而减少了就业机会。
第三，精简规章制度，促进经济自由。供给学派认为，政府行为的过度扩张，会造成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排挤，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得多。因而，缩减政府活动水平，限制政府不适当干预是必要的。供给学派主张精简那些束缚企业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规章制度。
第四，稳定、适度和可测的货币增长以稳定币值。供给学派追求无通胀或低通胀的增长。他们主张一种稳定的、适度的和可测的货币增长政策，从货币供应量来说，既不能多，也不能过分紧缩。
三、简析供应学派革命
供应学派的产生，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来说，它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从经济实践需要看，它是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停滞膨胀这一经济背景巨大变化的产物，供应学派作为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
首先，供应学派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主要结症的看法和对凯恩斯主义恶果做出的揭露，比较符合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被逐渐淘汰，供应学派等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现象。
其次，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生活中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供应学派强调增加供给或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把凯恩斯颠倒了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又颠倒过来，肯定了生产对消费的支配作用，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某些合理的成份。
最后，供应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与作用方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鼓励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
但是，供应学派与其他所有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一样，具有许多实质性错误和局限性。供应学派完全承袭了“萨伊定律”的衣钵，反对国家干预，信奉自由竞争，这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复古思潮。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供应学派却没有也不可能倒退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去，而是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供应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一样，从一个极端走到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增加供给，而供给过剩导致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会以更加剧烈的形式出现。
参考文献：
1、卢大振.世界经济学名著导读手册[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
2、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理性预期学派 货币中性 预期货币
一、理性预期学派简介
理性预期学派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时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自由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卢卡斯（Lucas，1937～）。1972年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次将理性预期假说引入到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之后，理性预期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各种经济问题分析中，一些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们以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为假设，从微观个体最优化行为出发、试图建立与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宏观经济学。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也因此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
二、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的贡献
理性预期学派是打着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在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方面，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短期非中性理论，并基于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设，发展了货币主义的货币长期中性理论。总的来说，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卢卡斯首次将货币区分为预期货币与未预期货币两部分。并认为预期货币供给不会对产出产生影响，而未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化会因为给公众造成信息障碍而带来产出的暂时改变，但他同时也认为理性的公众会很快修正错误的预期，这种短期效应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在长期，无论是预期货币还是未预期货币都是中性的。卢卡斯还把未预期货币供给导致的产出波动看成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据此他提出了有名的货币周期理论。
（二）萨金特和华莱士在卢卡斯的影响下，分别于1975年和1976年连续发表了《理性预期，最优货币工具和最优货币供给规则》、《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理论》两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随机货币中性定理。该定理认为，中央银行根据共同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反馈规则的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这种货币政策会通过公众提前做出反应而被价格完全中和，只有意料之外或者愚弄大众的货币政策才会影响产出，但这只能加剧经济波动。因此，萨金特和华莱士认为货币当局利用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周期的努力是徒劳的。
（三）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人将政府决策作为政策制订者与公众之间的一个博弈，利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货币政策无效性。他们认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是理性预期的最优化者，双方都存在一个最大化目标函数，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是两者相互博弈的结果。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他们最终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四）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一般均衡方法为基础，通过理性预期、市场出清、行为人最优化选择等假设条件为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构建了微观基础。与古典学派和货币主义的货币长期中性理论相比，通过这种改进，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长期中性理论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瓦尔拉斯传统。
三、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也被称为“第二号货币主义”。在货币政策方面，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与货币主义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货币因素是经济周期发生的根源，因此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同时他们又都认为货币是经济增长的剂，随着总产出增长，货币必须增长，且两者的增长速度要保持一致；另外，他们都重视预期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强调政府制定货币政策应该取信于民，可信度高，以便能让公众形成正确的预期。为了能让中央银行严格执行该规定，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提出了从制度上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有效制约的建议。在具体的货币政策建议上，理性预期学派也赞成货币主义提出的单一货币供给规则，只是不同意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的具体建议，卢卡斯认为存在很多种固定货币供给规则，具体选哪一种，应该综合考虑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卢卡斯本人也没能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就像他所承认的那样，在当时，理性预期学派也没能提出一种更加理想的货币政策。受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公众反对政府干预的意向逐渐加强，一些限制联邦政府预算和更加透明的货币政策也开始纳入美国政府的政策议案中，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深受鼓舞，大力宣传弗里德曼提出的固定货币供给政策规则建议，认为这种政策要强于对短期问题解决得时好时坏，而对中长期问题则毫无办法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四、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评价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把理性预期引入到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问题分析中，并在完全信息、市场出清前提下，为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构造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卢卡斯通过把货币区分为预期货币与非预期货币，得出了预期货币呈中性，非预期货币会引起产出波动的结论，并由此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从这些角度来说，理性预期革命可以与它半个世纪前的凯恩斯革命相比，但鉴于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各种刚性存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适应性预期、坚持理性预期，使得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外来攻击。
首先，人们对它的一些理论假设提出了各种疑问。阿罗就曾带讽刺性地说：“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当作高明的统计学家，能够分析经济制度未来的一般均衡状态。”希勒也认为：“要想达到理性预期的条件，每个个人交易者都必须具备难以置信的能力和意愿去计算，交易本身显然没有如此复杂。”，并且由于经济中各行为主体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承担获取信息成本的能力不同，以及对所获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不同，每个主体的预期也不会完全相同，从而很难得出货币政策中性的结论。另外，理性预期学派的市场出清假设也引致了一些类似对古典学派市场出清假设的批判。
另外，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市场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碍也难以让人信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官方货币供给数据的大范围公布只存在短期时滞，因此，对于理性预期意义上的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很难将实践中观察到的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归咎于它。一些计量经济学家在考察由名义利率、货币供给、价格水平、产出量、四变量组成的自回归模型中，发现并不存在由货币供给到产出的格兰杰原因，此外，萨金持、巴罗等人也用实际数据检验了货币周期模型，他们并没有得出像卢卡斯那样乐观的结论，他们的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周期理论在解释极端情况方面是很不错的，但对于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一直比较稳定国家的解释则并不理想。”还有一些政策与模型预测的结果则是相反的，比如在里根政府执政时期，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里根明确表示将实行减缓货币增长率的政策，按照卢卡斯的观点，这种系统化的货币政策属于被预期到的事件，不会对产出产生影响，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似乎否认了卢卡斯的理论，这一事实对货币周期理论形成很大打击。
真正给予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致命一击的是真实周期学派，该学派通过对现实经济周期的模拟实验表明：来自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真实因素冲击能够解释经济周期期间70%的产出波动，而货币变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认为货币并不是造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他们还提出货币不仅在长期，而且在短期也是中性的。此外，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认为货币是内生于经济的，货币供给受制于实际产出的变动，在经济扩张时期，交易的扩大或对未来交易扩大的预期会导致对货币需求的扩张并引致货币供给的调整，同理，在经济衰退时期交易的减少和悲观的预期也会导致对货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供给的调整，中央银行并不能随意控制货币量的变动。总之，在一系列真实周期模型中，货币都被当成一种与产出无关的名义变量被排除在模型之外，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尽管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上述各种各样的质疑，就连卢卡斯本人也承认，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很少关心实践问题和预测能力。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像物理学经常以光滑的平面为假设研究物体的运动特征一样，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完全信息、个体最优化行为为前提，为研究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问题提供一种最原始最基础的微观基础模型，为研究其它更复杂的现实货币经济情形奠定了理论基础，逐渐放弃那些基础假设，我们就可以得出与现实相关的结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海南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理论演变》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和外生货币供给；均衡和非均衡；流量和存量
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关于货币供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无论是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或者是对货币供给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即货币供给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关于货币问题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结果的争论。从最根本上来讲,造成货币供给分析几乎被所有的学派或忽视或简单化的原因就是在货币市场所有的学派都坚持货币均衡的思想。在货币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基本思想都经历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是货币市场就是均衡思想。
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当成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其本身除了能够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之外,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没有丝毫作用。货币数量说是他们关于货币的核心理论,简单的“费雪交易方程”或“现金余额方程”就能够满足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需要。尽管我们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寻找不到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明确表述,但是如果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只有货币的需求而完全没有货币的供给的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存在一个隐含的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它们的利率理论为支撑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的核心是“实物利率”,这种理论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不是货币而是经济中的真实资本的供求状况。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利率理论的集大成者。维克塞尔把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任对货币贷款的需求增加;反之,如果货币贷款的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贷款申请。这种对货币的供给是以经济系统对货币的需求为基础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这就是货币内生供给思想。
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中,他也开创了货币研究的新时代。首先,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而与货币供求无关的思想,提出了“货币利率”理论。其次,凯恩斯抛弃了“两分法”。但是,在对于货币的具体问题研究方面,凯恩斯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对于货币供给,凯恩斯在否定了新古典利率理论之后,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新古典的货币供给就不能成立,但是,凯恩斯对货币的供给过程却做了简单的处理,即假定货币供给是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即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但其本身却不受经济的影响。这种无弹性的货币供给曲线确实给凯恩斯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方便。显然,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思想,尽管凯恩斯本人事前、事后(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作的前后)都明显表现出对货币外生思想的反对。而且,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只涉及货币供给的存量问题,而没有涉及流量问题。这一点,凯恩斯也和以流量供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存在差异。
对于货币的需求,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并具体将货币的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影响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利率。预防需求和交易需求,尤其是交易需求是“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的主要内容,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的货币需求不是否定而是修正。因此,人们通常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看成是现金余额说的延伸和发展,即在现金余额说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因素造成的货币需求。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也是由利率决定,不过,凯恩斯的利率不是“自然利率”,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利率与货币的需求之间存在反方向的关系,因此,在利率——货币供求量的空间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货币供给则是一条垂直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总能够与垂直的供给曲线相交,就是说,货币的需求总等于货币的供给。可见,尽管凯恩斯否定新古典货币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思想还是被凯恩斯保留了下来,不同只是,凯恩斯是用“萨伊定律”取代了新古典的“萨伊逆定理”。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凯恩斯批严厉批评的均衡思想,却在货币市场被凯恩斯不假思索地捡了起来。而且,凯恩斯的货币市场的均衡不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和供给本身总是相等的,没有任何调整的必要。既然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且货币的供给又是由货币等价外生决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货币的供给呢?
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判。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鲍莫尔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也和利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平方根公式;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惠伦则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也与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立方根公式;关于投资需求,则被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为一种资产形式,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风险和受益的比较。
关于货币供给,后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凯恩斯把货币供给外生化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的反对。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理论上去。早期的内生论者从货币乘数入手(外生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和货币乘数是稳定的),对外生论提出批判。后期的内生论者则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提出货币供给主要是经济自身对货币的需求而形成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把货币供给作为流量来分析。
早期的内生性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批评中,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开始复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一直在英国享有重要
地位;1959年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了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贷款决定,提出了内生性供给的思想;罗宾逊、卡尔多、凯恩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提出并发展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适应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面对企业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当商业银行因扩大贷款而出现储备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寻求准备,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的满足它们的需要,否则将引发金融危机,严重时会危及宏观经济的安全。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没有控制力,相反中央银行只能适应商业银行寻求准备。因为在适应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方程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所以莫尔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水平于货币供给横轴的直线,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水平主义。
结构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商业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的,而是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寻求准备。但结构主义者同时认为,虽然中央银行拒绝了适应银行,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扩大了商业银行储备的来源的范围。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等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准备不足问题,流动性偏好观点的学者同意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关于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同时认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须对其未来的流动性做出预测,特别是对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做出预测,由此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和家庭部的流动性偏好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增加而倾向于持有银行最具流动性的负债(即存款增加),则计划消费会随之减少,而储备需求会增加,单个银行将面临储备枯竭的情况(Wray,1992)。总之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总之,无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对信贷需求而创造的,货币供给的过程就是信贷发放的过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随信贷的发放而增加,随信贷的回笼而减少。
虽然,内生论的许多思想极富启发性,但是,和凯恩斯一样,货币供给仍然没有成为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的研究主要对象,究其原因,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只是抛弃了凯恩斯的形式而继承了凯恩斯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货币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凯恩斯认为货币市场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则认为,货币市场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在货币市场的状况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和新古典理论决裂转而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凯恩斯是以“萨伊定律”为依据,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是以“萨伊逆定律”为依据的。
至于货币的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主要是以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的,这实际上也是凯恩斯投资性货币需求的扩展而已,并无本质差别。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图克．通货原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斯蒂芬·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