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范文
时间：2023-02-28 05:57:08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1篇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新时期为适应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新改革举措。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升级的必由之路，本文简要说明了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以及改革带来哪些影响。
【关键词】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结构性
一、“供给侧改革”由来和概念
2015年11月10日，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他原话这样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或者说供给管理，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显然不同。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出现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大增，GDP年平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速度放缓的新常态。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以往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体系和改革路径已难以实现适应当前国情。
（二）逐渐失去劳动力优势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至少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现象。这三大后果直接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三）资源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源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资源紧缺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四）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挑战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已经经历过了两次探底。各个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减少制度交易成本，改善供应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的效率。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体现出“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的逻辑关系，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开放、分享的想法，创新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的核心位置，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供应，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
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务必从下面方式方法为出发点，要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就要以产品创新作为首要任务，结合工艺创新和农业生产，以公共产品为保障，从而来达到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首先，产品创新是我们要着力推进的部分。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要大力支持。这样才能创造出质量好、品牌佳、受消费者欢迎的，同事还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其次，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就技术而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信息化生产，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效益上，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再次，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
（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很多的资金和就业等问题，必须合理的疏通，更重要的是为资金和劳动力找到更好的方向。
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三）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
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DD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中国井冈山学院学报，2014，（6）.
[2]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出版社出版.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2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一、导言
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再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我们必须解决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纯货币刺激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确定作出更大的努力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使供应系统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总理11月1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求失衡和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市场机制运作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2015年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应方面的五个关键任务。可见，供应方面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供给侧改革将会是“十三五”期间我国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二、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
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
（一）生产成本上升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过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自然环境成本这一方面，国家在自然环境的监管上有所加强，企业在污染成本和安全成本方面也大大增加，更多时间是倾向于把更多的钱放在设备和技术上，通过使用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品更新换代。[1]
（二）产品的供需错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调查显示来看，2014年度，我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9，国际上公认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从而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大于了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在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贫富差距过来，让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2]
（三）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是一种贴现率，贴现率是使资本货物使用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资本商品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或重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强劲增长，刺激下的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减少投资回报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
（四）市场机制运行不畅
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增长断断续续的问题，表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些方面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在这种局势下，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三、一些专家对供给侧改革的评论
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结构矛盾凸显的宏观环境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效率决定着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周期内经济体系的发展走向。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思想还是从需求方去观察问题。就是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求不够，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去提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于是很多人意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最终还要靠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吴敬琏指出：“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另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想要提高供给质量效率应该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应经济下行不能老是用刺激的老办法，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是这样，要按照新办法，市场要想在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们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其实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原来有错配的，现在要把它转回来实现再配置，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另外一件事就是降成本，可以用下指标的办法要求企业降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用市场的优胜劣汰，市场的竞争去使得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要优于下指标的办法。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
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减少制度交易成本，改善供应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的效率。事实上，实际上，“供给侧”可分为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转型、创新、改革”。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题，体现出“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的逻辑关系，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开放、分享的想法，创新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的核心位置，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供应，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
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务必从下面方式方法为出发点，要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就要以产品创新作为首要任务，结合工艺创新和农业生产，以公共产品为保障，从而来达到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首先，产品创新是我们要着力推进的部分。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要大力支持。这样才能创造出质量好、品牌佳、受消费者欢迎的，同事还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其次，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就技术而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信息化生产，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效益上，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再次，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
（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我国27个大行业中有21个产能严重过剩，既有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又有风电、光伏等新兴行业。在此背景下，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既占用了社会资源，亦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所以首先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过去运动式的政府投资计划有关。政府扶持指数越高的行业产能过剩越严重。第二，某些政策与市场规律不吻合，背离了市场规律，造成政策的不稳定性。第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催生了过剩产能。第四，因为去产能会影响GDP，尤其会影响就业，所以部分地方政府对于化解过剩产能并不积极，因此化解过剩产能的速度比较慢。第五，制度的不健全也让过剩企业难出清，比如破产法的不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改善：第一，政府政策要遵循市场规律。第二，必须改革项目审批制度，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第三，要努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差距缩小。第四，银行必须加强关注坏账的产生及解决。第五，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和激励约束需要做出重大改变。过剩产能的化解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消化过程，需要企业来调整资源配置，压低过剩产能，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发展方向，寻找新的市场需求，改变经营模式。其次要建立“统一开放、服务完善、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金、养老保险制度，妥善解决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从而解决“转得出”和“留得住”的问题。最后要加强产品市场治理，必须对那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业欺诈者予以重处和严惩，才能够有效净化市场，改变市场供给结构，促进供需平衡。
（三）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
我们所谈到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其实就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由市场来进行调节，减少宏观的经济干预，加强体制的改革。重建创建一个系统，加快市场环境的形成，市场环境形成之后，可以让企业创新发展，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形成了企业独立，市场平稳发展，消费者根据自身意识消费，具有选择权，市场壁垒减弱或者消失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措施是有，完善国有的资产体制，让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进来，增加更多的民营企业的范围，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改进的财税体制和分配机制，创建一个相对好的环境，改革并且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结构，加大财政对其的投入，让更大范围的民营资本进入其中，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延平，周开让.加快技术进步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出路[J].经济纵横，2013（9）：8-11.
[2] 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中国井冈山学院学报，2014（6）：9-16.
[3] 林卫斌，苏剑.理解供给侧改革：能源视角[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3篇
2016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政策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率先启动慢速加息;欧洲实体经济企稳向好，适度宽松保驾护航;日本经济前景扑朔迷离，满怀期待拥抱改革;新兴经济体面临汇率贬值、资本外逃、经济萧条等多重挑战。经济与政策的分化决定了各经济体的资产走势，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资产价值上升，新兴经济体资产价值缩水;美元将在100-110之间高位震荡，大宗商品不会出现趋势性反转，仍将在漫漫熊途中持续震荡挣扎。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不破不立之年。经济内生动力不强、投资回报率降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经济将再下台阶。供给端收缩：产能过剩致生产减速不止，去产能进入深水区，生产利润双回落。需求端赶底：在制造业、房地产两驾马车失速背景下，投资增速新千年以来首次进入个位数。由于经济回落，2016年失业率会出现明显上升，消费增速且行且慢。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国际地缘政治风险较为突出，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外贸仍在零度徘徊。经济增长将在6.5%左右继续探底。
通缩魅影挥之不去。从国际环境来看，输入型通缩压力已经存在并将愈发明显。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去过剩产能和债务重组，不良率上升，都对价格上升产生抑制作用，粮价仍有下跌空间，猪肉不再成为导火索，预计2016年通胀增速降至1.1%左右，通缩压力加大。
货币政策放松是大趋势，价格调控的权重上升。要防止经济的惯性下跌，需要通过加杠杆的方式进行，中央政府将成为加杠杆的主体。债务率上涨是趋势。为降低金融风险，需要低利率的环境配合。同时，由于中国当前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叠加，预计央行会继续保持充裕流动性的低利率环境，但又不会过于宽松，影响到市场的有效出清。预计2016年仍将有1-2次降息，至少5次降准，未来几年存准率将降至10%以下。预计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币值区间在6.6-6.8，日内波幅进一步放宽至3%。
供给侧改革大幕拉开。、等国家领导人频繁强调“供给侧改革”，说明通过增加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达强弩之末。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供给侧改革，内容非常丰富。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要素，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增加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
从劳动力角度看，一方面要通过“全面二孩”政策鼓励生育，延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劳动力人口的有效流动;此外，要加大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资本角度看，主要是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而这又涉及到政府跟市场的边界问题。首先市场化改革要加快推进，要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要着力扭转传统行业资本配置低效率的现状。对于已经丧失盈利前景和严重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强化市场约束，加快关停并转，从而将存量资本及劳动力资源尽快释放出来，通过市场化机制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向上。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首先一定要摈弃重“产业规划”的理念。要着重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使国有企业负责人、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稳定预期，促进要素之间的合理流动，加快培育人力资本，促进金融体系的改革，以适应转型升级的需要。
可见，供给侧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改革、土地政策等等内容。
作者为中信建投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4篇
2016年全国两会上，供给侧改革受到格外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纷纷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供给侧发力的当务之急，供给侧改革中将面临哪些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等等，都是大家热烈探讨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结构“闯关”
供给侧改革，就好比一场结构“闯关”，是一个凤凰涅、浴火重生的过程。
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包子店以前卖包子，5毛钱一个卖到现在卖不动了，而且卖出去也不赚钱甚至亏本；于是升级改卖芝士蛋糕，10块钱一个，利润有了可还是卖不动，因为消费者买不起。
过去我们更多地习惯于需求侧管理，大量供给集中在产业链中低端，大量企业仍停留在“以价取胜”的层面上，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产生大量的低端乃至无效供给，因而才出现了类似5毛钱一个的包子便宜却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也不赚钱、亏钱的情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包括中高端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最简单的评价有两条：一是能卖出去，二是有钱赚。
在供给侧改革中，“包子”可以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打造品牌，走出卖出去也不赚钱的困境；“蛋糕”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性价比，避免有利润而卖不动的被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调整好“包子”这个存量，又要引导好“蛋糕”这个增量。
其实，这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这五年是重要的战略窗口期。结构“闯关”不能单纯以人均GDP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根本标准要看是否真正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国企改革
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正在成为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仍继续存在，但总的来看，形势正在好转，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究竟如何理解供给侧发力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不能从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新效率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供给侧发力很难取得成绩。
那么，国有企业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改革呢？主要有以下四点想法：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应分两个层次进行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管理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和国有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及其效率的变化。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按行业不同区别对待。竞争性行业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二、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可以在这样的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让高级管理人员、在技术发明或市场营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得到激励。激励的多少由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状况而定。
三、根据企业状况，推行职工持股制度。在采取这一措施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汲取20世纪90年代某些国有企业试行职工持股，后来逐渐解体、消失的教训，一定要规定严格的职工持股程序。第二是什么样的本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把职工持股视为本企业的一种“福利”。持股的职工应当有一定的本企业工作经历，职工所持股份如何转让也应当有规则。
四、要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职业经历人是企业聘任的，实行任期制和责任制，由董事会任命，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会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作出决议，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执行。这一结构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也适应于市场环境。但存在一个问题，即我国至今仍然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供给以及供方和需方的交流机会。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问题的存在，然而仍是可以补救的。比如说，可以对现有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愿意担任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人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听其自愿，加入职业经理人供给行列，应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脱离原来的就业岗位。如果以前有行政级别的话，那么从此取消原有的行政级别。
经济学家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主要靠市场
中国目前面临着变革的关口，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要改善供给侧，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在改善供给的同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改善供给最重要是提高效率
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着重在需求侧，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其中最容易办、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做的是增加投资，称为“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现在看来是有局限性的。
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的另一种分析框架从供给侧因素出发，重点主张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当前，各界在解决供给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的主要因素也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提高效率。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一般性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减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
二、政府职能不是直接“调结构”
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
既然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正确的办法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干预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包括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等。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供给侧改革决定两年内经济增长走向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现在一部分行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应的出现了一种结构性通缩，PPI超过47个月连续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率持续下行。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思路，一种是继续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比如放松货币，这样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这种通缩，不是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因流动性不足而导致的通缩，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问题，需求政策是不大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具体来讲，第一条就是去产能。我要纠正一些人的看法，有人认为去产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我认为不会的，去产能反而有利于解决我们目前的通缩问题，解决目前企业利润，特别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去产能对宏观经济是扩张性的效应。比如现在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超过30%，只有真正去产能，价格才能回升，利润才能回升。当需求基本上触底之后，从供给侧来看，这些效益指标也会转好，这样中国经济基本上就能成功触底。
我们大体上判断，如果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应该在今后一两年之内中国经济这一轮大的调整是能够看到底部的，就是所谓平稳触底，然后经济将转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供给侧改革重点在微观要素而非宏观政策
供给侧改革可以包括一些宏观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减税。但我们这次供给侧改革，我认为重点不是宏观政策，而是微观基础，特别是要素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目的是通过要素的进一步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来提升效率，重点在微观而不是宏观。供给侧改革可以讲很多，但是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句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处理僵尸企业的难点在哪里？
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是运转不下去的。关于如何处理僵尸企业，我觉得处置僵尸企业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企业和政府的作用都很关键，那个不主动都很难办。不同地方，情况不同，难点也不同，有些地区可能是政府的积极性问题，有些地区可能是企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我去访问过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比如有一个煤矿企业它生产一吨煤成本400多块钱，现在市场价200多块，生产一吨煤要亏损200多块钱。能不能不生产了呢？他们说不能，因为这个企业里面1万多职工，并且欠银行的债务也很多，银行业不愿意让他停产。如果企业不停，把帐转借一下，银行不良率就不太高，如果企业停下来，银行不良率马上大幅度上升，银行的业绩也不好看。但事实上对于银行来说，它的不良债务已经发生了，一种办法是掩盖，再一种办法是将它暴露出来，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不良率已经发生了，银行就不要再掩盖了，该核销就核销，这方面也要给它政策，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已经发生的事情处理掉，对银行防风险也是有利的。有些僵尸企业，如果市场持续不行，企业本身没有竞争力，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关门了。有些企业规模比较大、人也比较多，确实影响比较大，但该关闭还是要关闭，怎么处置人员安置和债务问题等，需要相应的政策来解决。
这里面有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某地有个钢厂，是已经无法继续生产的僵尸企业，有个外面的其他企业将其接受，对其进行了重组，重组后把它的债务处理掉，申请了清算，但这个钢厂的设备都还在，弄完重组后又开始生产了。这导致一些该关掉的企业没有关闭，这种情况需要好好研究。
建议通过配额交易的方式“去产能”
建议在去产能机制上采用“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的办法，即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奖励措施挂钩，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
比如，有一些企业竞争力很强，让他去产能以后他觉得不合理，这样竞争力很强企业就把分配给他的“去产能”指标卖出去，卖给另外的企业“去产能”，另外的这个企业竞争力很差，他把自己去产能配额完成后后还有一块产能也没有竞争力，就把刚才说的竞争力强的企业配额买过来。去年我去唐山调研时，他们有类似的想法。我这个建议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一个道理。这个事情如果要做，肯定要有个监管，包括各省的情况、各个企业产量究竟是多少，要好好调查。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供给侧改革的龙头是制度供给
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给谁也不能脱离谁，这对概念到了政府这边，政府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和调控。
需求管理在过去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最简单的就是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它的内涵理论假设是，政府只要针对市场缺陷实行反周期调节，剩下的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则只要靠市场竞争中的要素流动就解决了，就不需要我们在供给侧做那么多详细的分析和对策设计了。
这当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缓和了过去所说的十年左右必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认同这里的共性规律，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三中全会说到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不是否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东西，是要认识这方面的局限性。
局限性表现在，光是反周期够不够，为什么又来一个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面，原来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也必须还原到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实际的图景是非完全竞争。
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操作，成为反周期整个过程中间最有决定性的举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动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使得市场预期稳定下来成为转折点，进入复苏过程。
有人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人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这个想得太窄了。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龙头应该是制度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决策层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命题，应谋定后动。
实际就带来一个挑战，过去说需求管理的时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供给侧，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结构问题市场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不仅要守正，还要出奇。
守正是必须要充分认识、适应、尊重市场规律，甚至可以是敬畏市场的立场，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到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共性规律，必须认同这个共性规律。所以一定要掌握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的这样一个认识上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在这个守正的市场观后面，不要以为照搬别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还必须要出奇。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情制约、发展的挑战，必须寻求以创新驱动来实现超常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比如优化结构，这是个系统工程，是从眼下一个一个年度的调控，对应到中长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国梦的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整个统一市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打通在一起的全局。所以我们借鉴积极的国际经验之后，我们所处理的是中国宏大的现代化系统工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复杂的结合关系把握好，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成功创新、出奇才行。
企业家眼中的供给侧改革
华为任正非
现在供给侧改革的中心，就是提升产品的品质。你不提高品质，老百姓就会到国外去爆买。再不可以忽悠中国消费者了。什么“物美价廉”，什么“让消费者享受低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提升产品品质，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决心，需要几十年厚积薄发。一味低价，就没有好产品。而消费者根本的需求是好产品，是高品质的产品。企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就把他们逼出中国，到日本等国去狂购。
吉利李书福
本质上，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对企业家而言，理解供给侧改革该注意什么？千万不能忘掉市场、忘掉需求，因为市场供给和需求是分不开的，好比地球和月亮，能分开吗？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复星郭广昌
与过去投资、出口拉动经济不同，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在上升，特别中产阶级在快速崛起。现在大家提的“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有能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具有产品力，能令人尖叫的产品，就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
阿里马云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改变自己适应别人。其实供给侧的改变，不仅仅是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政府要学会改变自己的流程，改变自己的工作去真正适应社会发展。我们今天的模式是B2C，企业自己的想象，我认为客户需要什么，我想象市场要什么，生产出东西去找市场，而未来的变革是消费需要什么，按需定制，但规模柔性化定制，必须要改革自己去适应未来，而不是改变别人适应自己，其实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格力董明珠
如果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减库存、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品，我觉得还是简单化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的重点是要让更多的人把思想解放出来，要敢于担当、敢于挑战，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一直说，供给侧改革，还要有一个思想的转变。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单一的，政府给政策，企业就能活下去，我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环境，用市场的杠杆来调动经济发展，我觉得这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成长。
泰康人寿陈东升
供给侧改革就是推内需，内需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说得重一点，就是市场深化改革，就是放弃过去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市场化更深刻的改革。谁知道消费者有需求？企业；谁来预测未来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谁来为企业做决策？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武钢马国强
我觉得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英明，也非常及时。从钢铁行业来看，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调整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中还有相当数量不符合需求的那部分产能，我们虽然一方面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看，2015年我们仍然进口了接近1200万吨的钢材。从行业来看，一个是要调整我们的结构。第二要去产能，让我们产能跟需求从量上、从结构上要匹配。从企业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来说还是成本。我们要创造需求，要引领更多的下游行业用钢。所以成本一定要满足下游的期望，一定要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北汽集团徐和谊
我理解供给侧改革有三个层次：一个是转化这些落后的供给，第二个是升级现有的供给，第三个就是创新新型的供给。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但供给侧现实的载体我想它是包括我们汽车行业在内的这些所有的实体企业。最近几年，汽车的市场需求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整个汽车行业的供给结构升级却相对的缓慢，产能过剩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这才是当前我们汽车行业问题的实质。
娃哈哈宗庆后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现在需求减少了，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为我们企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应从产品形式、产品质量、产品适合度上调整，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建议制造业去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在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上进行提升，从“量”上转到“质”上，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5篇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后，市场上出现诸多专家解读，总的来看，真知灼见少，误解曲解或望文生义者多，有国际视野和历史纵深感的看法更少。
有人说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供给侧改革的说法虽然中央刚刚提出来，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早在2013年3月份担任总理时就已经开始了，突出表现就是简政放权，包括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改革、铁路体制改革、上海自贸区建设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是一份完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大纲，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改革思维。
然而，这远远不是供给侧改革的起点。事实上，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供给侧改革实践。有人望文生义，说计划体制主要是供给管理，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加强“计划”和发改委的地位，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减少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计划成分，增加市场成分，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广义上看，之前的中国供给侧改革共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和个体私营经济合法化以及价格市场化改革；第二个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解放思想”和“下海潮”、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随后的政企分开、撤销专业部委；第三个是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因为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则是第四个阶段，主要内容是深水区的体制改革和开放。
既然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仍然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部分，为什么要用“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历史反思和纠正。
中国第一次使用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汹汹而来，中国出口部门下滑明显，为了刺激经济增速，时任总理朱F基采取了放松银根、扩大基建投资特别是高速公路投资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当然，需求管理政策在当时是“配角”，行政体制、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改革仍然是“主角”。到了总理任内，需求管理政策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角”，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频繁使用，城乡居民的住房和出行需求得以释放，带动了房地产、汽车、冶金等行业的高速成长。当然，最典型的需求管理政策，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台了被称为“四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这项政策虽然使中国经济呈现“V字”型反转，“率先”在危机后复苏，但问题是这项规模庞大的刺激政策，使生产部门形成了庞大的生产供应能力，一旦刺激政策退出，则必然出现巨大的“产能悬崖”和产能过剩。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房地产高库存、实体经济衰微等，都与过去的需求管理政策有直接关系。需求管理政策着眼于短期，而中国改革需要的是解决中长期问题。把需求管理政策作为主角，是过去十多年间宏观调控政策的巨大教训。这也是中央说的“前期政策消化期”的真实含义。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并非完全否定需求管理政策，而是更强调“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主角”作用，更强调当前改革是过去改革史的顺延。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6篇
[关键词]物流；供给侧；改革
[DOI]10.13939/ki.zgsc.2016.41.010
我国物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物流业增速放缓、持续回落，社会物流成本高，盈利下降等导致物流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行业管理与市场调节难度。[1]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之一，主要目的是通过削减过剩的产品库存与产能，提高供给效率，保证有效供给，满足群众期望与需求，进而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 供给侧改革概述
供给侧改革指的是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以创新引领和深化改革双轮驱动为思想指导，对要素配置欠缺合理性的结构进行相应调整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2]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强供给结构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提高其时效性与灵活性，扩大有效供给，促进社会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补一降”，具体为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补短板、降成本（如下图所示），从供需角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供给过程进行创新性调整，提高供给侧中科技因素含量，进而提高供给效率。[3]从物流业界角度看，物流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供需链的改善，即从技术装备、业务模式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与改革，进而促进企业以及我国物流行业、社会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
2 我国物流业现状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物流业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带动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以前保持着较好的增长趋势，2001―2010年年均增长23.0%，之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持续回落现象，2011―2015年年均增长仅为8.50%，2015年回落至5.80%。[4]以陕西省为例，201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增长5.00%，但是同比增长回落9.10个百分点，而在总费用构成中占比最高的为物流费用，达69.90%（见下表）。物流业整体发展形势为社会物流需求增速有所放缓，面临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产能库存资源过剩，无法提供高端服务，不能有效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受体制机制和增量资源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创造新的需求。[5]具体有以下几点：①基础设施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物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截至2015年，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里程分别突破1.9万千米与12万千米，均位列世界第一，物流园区达1210家。但是各技术设施之间衔接存在不足，例如水路基础设施和铁路基础设施之间连接不畅，物流基础设施分布不均等。②企业主体结构性矛盾：虽然我国物流企业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偏小，2015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中50强仅占了11.50%，2016年3625家A级物流企业中业务收入在16亿元以上的仅占6.0%，物流业市场集中度比较低。③仓储能力性结构矛盾：目前我国通用的仓储设施面积为8.60亿平方米，人均0.66平方米，而标准仓储设施面积只有2000万平方米，仅占2.0%，而随着以电子商务为主的消费市场需求增加，仓储能力和供给需求的矛盾也日益突出。④运输能力结构性矛盾：我国2015年全国货运量达417亿吨，铁路与公路货运量、快递业务量以及港口货物吞吐量均排在世界首位，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商品需求与运输能力矛盾越来越明显，配套运输能力存在过剩现象，自2013年开始铁路货运逐年递减，2015年同比下降11.90个百分点。⑤供应链结构性矛盾：近几年物流业外包服务产业发展迅速，2014年企业物流成本有65.3%为对外支付物流成本，但是物流企业外包产业主要为产前采购和产后销售环节的物流，企业内部生产方块的物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剥离，导致物流资源过于分散的局面，进而影响整个物流供应链的运作效率。⑥产品服务结构性矛盾：随着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我国生活性物流的潜力得到开发，并获得良好发展，2011―2015年冷链物流、快递物流、电商物流等居民生活性物流呈快速、持续增长的趋势发展。但是相较于生产性物流，生活性物流侧重多批次、小批量、灵活性和个性化，产品缺乏创新且更新速度慢，未能有效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影响了企业的利润。[6]
3 我国物流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原因
导致我国物流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物流企业附加值不高，整体服务能力较低：我国物流企业大多数为中小型规模，绝大部分只能提供物流运输、物流存储等基础物流服务，整体服务能力较低。综合物流业中高端航运服务所占的比重较小，同国际先进物流服务水平相比差距仍比较大。而从经济发展趋势角度分析，受人口红利消失因素的影响，制造业的生产及经营成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增加，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反而减弱，故提高物流业发展以促进商品流通十分必要。②政策约束：一方面，税收政策不合理，例如新近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以及有关附件，不仅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增加了物流业落实风险；另一方面，通行政策约束较大，例如在干线运输中，车辆过桥费用高，超过物流运输总成本的20.0%，且二线及以上城市实行限制货车进城的交通管辖制度，送货车辆必须持有通行证方可进城，而后者办理程序烦琐、难度大且不透明，增加了违规送货现象，还加重城市交通堵塞与大气污染的程度。③运输模式单一且欠缺规模，物流费用总额高：2015年，我国物流总费用GDP占社会经济GDP的15.0%，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物流费用总额高主要体现在综合运输费用以及仓储保管费用两个方面，我国单位商品与商品总量运输时间与在仓时间同发达国家相比均比较长，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衔接不畅，没有形成系统、关联的规模化运输，导致物流末端成本增加。④信息化水平较低：目前我国物流业信息化建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物流企业中已实现信息化或者部分信息化的只有39.0%，全面信息化仅为10.0%，物流业整体信息化水平仍比较低，影响了物流企业上、下游的信息交流。⑤物流业人才匮乏：物流业的发展使物流从业人员市场需求量增加，但是物流企业转型突破过程面临着人才匮乏的问题，表现在企业员工整体素质水平不高，软件系统开发、信息化研究、高级物流人才等技术性高素质人才缺乏，导致企业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较低，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极为不利。
4 物流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4.1 抓住机遇，推动物流供给侧改革发展
4.1.1 抓住政策鼓励机遇，创新发展
创新是当前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之一，因此物流供给侧改革应抓住供给侧改革政策鼓励以及当前物流产业因服务落后而面临淘汰挑战的机遇，树立创新理念，发挥创新精神，积极开发各种具有潜能、提供新型服务的创新领域，开拓市场。例如农场品物流、制造业精益物流、应急物流、特种物流、危化品物流、冷链物流、电商物流、医药物流、快递服务物流、物流园区等多种优质服务以及具备潜力的领域，创新发展，以优质、创新的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我国物流业服务水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企业应树立“百年老店”“精致服务”的观念，抓住机遇，改变物流业传统的低水平规模扩张模式，从内部提升管理水平，保障服务的专业性与高品质，提高管理效率，在此基础上积极创新以满足供给端结构性改革带来新的需求。
4.1.2 抓住机遇，积极建设智慧物流
抓住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行业等快速发展的机遇，整合各项资源，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扩宽筹资渠道，增强企业技术即资金实力，加快建设智能化物流信息系统。改变当前我国物流业小、散、乱，信息化建设较为落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的局面，物流企业准确定位，以建设高端物流企业为目标，转变“卖产品”经营理念为“买品牌”“卖标准”理念。
4.2 积极建设高端物流服务，提升物流总体服务质量
4.2.1 转变服务理念，树立客户至上与积极创新的服务理念
第一，企业管理层人员需积极参与行业相关高峰论坛，争取到标杆企业进行考察，了解现代高端物流运作模式，并聘请专业顾问进行相关指导，打破传统物流运作模式及经营观念的束缚，正确理解客户关系管理、服务营销、知识管理、精益管理、个性化服务等先进管理理念及技术。企业需真正意识到创新服务是物流企业在供给侧改革形势下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第二，拓宽人才招聘渠道，除了常规的校园招聘、猎头公司、人才市场等传统渠道之外，可利用微招聘、网络招聘等方式吸纳人才，还可以同高校建立定向培养、教学实习、扶持创业、就业实习、推荐就业等长期合作，从而为企业培养专业的技术型与管理型人才，有实力的企业可以创办企业大学，根据企业需要培养营销、信息化建设、运输、仓储、供应链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通过人才培养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服务质量。第三，企业需以领导垂范，制定合理、明确、规范、具有一定激励性的制度，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全员整体服务意识与综合素质。
4.2.2 提升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物流企业需结合行业特点、市场规律等综合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例如优化核心企业的纵向供应链、跨区域企业网络化合作、多式联运等途径优化物流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增加有效供给。此外除了积极调整改进供应链重要产业，还应积极发展外包物流、第三方物流、“互联网+”等其他先进现代物流模式，并立足于全国物流发展现状，合理规划物流发展网络，统筹公路、水路、铁路以及航空等各运输模式，构建联动联运模式，充分利用高新科技建立便捷、高效、高质的物流网络，提高物流运作效率，以促进物流成本的降低。
4.3 提高“互联网+”高效信息化物流平台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
4.3.1 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平台，推动物流资源的整合
物流企业积极寻求政府支持，加强同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开发建立大数据平台，并由政府掌握，企业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互联网+”高效信息化物流云数据，建立全网采购、监督与调控的物流服务模式，进而推动物流企业的发展。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建设大数据运行分析系统，客户可利用客户端在线联网，展开互动融合等交流，实现物流运输的无缝对接，使物流运作流程更加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和高效化，为物流企业资源优化配置、信息共享、物流装备、金融支付以及技术创新提供新型的驱动引擎，获取全面、准确、有效的供需关系数据，提高物流仓储及运输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以及运作效率，减少资源调配错误或不合理导致无效运行现象，进而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4.3.2 创新物流装备产业技术，为物流供给侧改革提供基础支持
产业联动机制是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其合作主体是各企业，合作导向为市场需求与变化规律，并结合生产与研究理论，探索企业发展新的定位、功能、标准以及规模，建立企业之间、企业同科研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促进资源的整合优化，保障合作各方在市场中的优势。产业联动遵循平等自愿、联合开发、面向市场、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产学研各方密切合作的创新团队，将产业技术、装备、优势资源等有效集中并进行优化整合，建立政策、产业经济以及物流装备咨询平台，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同时积极创新产业形态、商业模式以及技术路径，促进智慧物流的发展并充分发挥智慧物流的优势。
5 物流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不仅提供生产，也提供生活，在其他产业物流服务中属于供给方，因此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物流的两端分别是供给和需求，是保持市场经济要素供需基本平衡的关键环节，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需求短缺，主要集中于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企业侧重“小而全”或者“大而全”，很少采取物流外包，导致物流业吃不饱；二是有效供给以及市场有效需求均不足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较低、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三是物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即我国物流业现状，物流个性化服务需求以及物流外包占比均不断增长，物流业朝智能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方向推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物流业自身并不能有效满足当前市场需求，物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影响了各类产业的转型与发展。因此物流供给侧改革对促进我国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经济宏观角度看，物流供给侧改革推动物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障市场供需平衡。要促进商品的流通，保证市场供需平衡，关键是要减少商品流通的环节，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物流业的支持，因此确保物流业的健康有序运行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微观角度看，当前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升高，但产品附加值较低，极大地影响了供给侧健康发展，部分企业某方面成本甚至高出发达国家与地区，例如我国高速公路过桥费、通行费等。而且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附加值不高的缺陷，受到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明显增加，物流成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提高，在市场需求变化的形势下，就会出现产能过剩、销售能力下降，但是成本仍旧不断提高的局面，进一步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因此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产品附加值，而我国当前物流业存在整体服务能力较低的现象，影响了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所以当前的重要任务是积极探索提高物流企业整体服务能力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供给侧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综合以上两点，物流供给侧改革对促进国民经济全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结 论
总之，在供给侧改革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下，推动物流供给侧改革对促进国民经济全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物流企业应抓住机遇，转变生产经营理念，积极创新，提高运作效率与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结合联动机制建立高端物流服务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高效信息化物流平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物流供应链的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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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范文第7篇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一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
除了宏观调控方向性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干”，成为举国上下都在思考、探索的重点。 一问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供给侧”跟“需求侧”就像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较侧重于“需求侧”。现在，中央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政策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策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素配置扭曲：一是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及其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来实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包干就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这是最微观层面的。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就是说资源要更多地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其实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现在说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实际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让资源更多地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的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就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的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就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比如，怎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怎么能够保持低碳绿色发展，怎么能够提高创新驱动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供给侧。”
从需求到供给，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进行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预定的目标。”张燕生说。
二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多重要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会议的主题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系统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从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诊断、工作的思路、重点任务、改革举措、重大原则，提出了一套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很强的一揽子的方案。”
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对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实，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11月15日，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 三问 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2007年之前，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7年GDP增速更是创13年来新高，达到14.2%，与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持平。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是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说白了，就是依靠需求侧发力。
但是，不断扩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结构性矛盾。
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判断我国行业产能过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指数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严重超过了行业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石油开采、钢铁、煤炭等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就钢铁行业而言，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2亿吨，当年的粗钢产能为11.6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0.69%，意味着约三成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钢铁行业的严重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亏损面达47.52%。
从生产侧来说，生产了这么多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GDP的确上去了，但是没有消费，导致产能过剩严重。甚至有专家表示，中国在2008年之前，过剩产能20%左右，位于全球平均值。2009年之后，这个指标直线上升，现在已经上升到超过30%。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一些进口产品受到国内消费者追捧，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不仅奶粉，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美国手机等都在最畅销的“海淘”商品中名列前茅……
这并非简单的“崇洋”，它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更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不足的矛盾。“这说明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低端，高端的产能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国内供给解决不了;而供给的结构也出了问题。我国大量的供给产能是过剩的，而且是一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从供给端进行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2015年12月18日，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与交通司副司长张泰说，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有需求侧的，更有供给侧的，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迟福林说。
“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转变。”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在潘建成看来，现在提升供给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继续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二是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续转移，并在转移时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创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创新，包括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要行业的门槛来激活民间资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资源;通过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金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这些都是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市场化效率。”潘建成说。 四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什么
只有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是补短板。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补上这些短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大任务中，为什么将“产能过剩”放在首位？“说白了，就是生产了大量东西卖不掉，就是所谓的‘供需失衡’，这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想通过供给侧的调整，改善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供给能够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2015年12月24日，工信部表示，2016年要重点抓好分业施策调整存量，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工作。包括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实现产品升级、转型转产、扭亏增盈;抓紧制定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引导僵尸企业平稳退出;多措并举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等。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无疑都是深层次的结构变化。在黄群慧看来，这个结构变化和以前讲的“大干快上”式的跨越式发展的导向不一样，“所以，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肯定是2016年改革的一个重点。”
近日，财政部资产管理司了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收窄。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连续4个月出现同比下降，降幅逐渐加大。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大量的国有企业分布在重化工这种领域，而重化工领域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这就需要调整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在重化工领域逐渐退出;通过兼并重组，推进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产能过剩的行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要重新优配资源，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落实国有企业改革。肯定得淘汰破产一批僵尸企业！”张燕生说。 五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实惠？
1.教育：社会办学带来供给多元化
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将被进一步打通。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2.医疗：民间资本涌入解决“看病难”
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3.住房：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各地发改委要抓紧推动制定化解库存方案，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4.消费：“海外抢购”将成为过去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供给侧” 供给学派 供给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
供给侧思想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奉行萨伊定律，强调在供给方面对经济进行管理，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1]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是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提供生产要素，进行经济活动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依靠市场调节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把供给放在首位，减少政府干预，消除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
供给学派始终把关注点放在供给方面，他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生产要素的投入，然后才有产出；取得出售这一产品的收入，才有继续购买其他产品的需求。[2]凯恩斯理论的前提假设被供给学派认为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相悖。凯恩斯认为社会存在闲置不用的资源和设备的理论假设，只适用经济发展低谷期，不能作为普遍性原理。即使存在闲置不用的资源和设备，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处，而是因为它们的价格不合适。只要价格合适，它们就会被使用，市场中不再存在闲置资源和设备。如果企业过分关注产品需求，而忽视产品创造，生产被市场淘汰的产品，不仅无法把产品转化为经济利益，还阻碍了企业创新，最终导致其走向灭亡。
二、供给学派理论主张以及政策实施
供给学派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的很多理论主张都得到了政策践行。一是供给学派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它们从萨伊定律出发，认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好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推动投资，增加市场有效供给。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是供给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大小取决于各种刺激。税率因其独有的经济特性，成为这些刺激中最有效的影响因素。税率变动，不仅可以影响人们的净收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情况，而且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因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总收入，而是税后净收入。三是注重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反对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取决于有形资本的积累还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积累。科学技术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还包括劳动力努力程度等。在资本不足时，过多的福利只会削弱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压抑智力资本投资，滋生懒惰，不利于扩大就业。同时过多的福利支出，加重了政府负担，排挤了私人生产性支出，不利于经济发展。
供给学派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大萧条以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摆脱二战带来的创伤，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涨”怪象面前毫无作为。于是，学术上一些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在这时走入人们的视线。1981年，里根上台后，宣布其实行的经济政策将与过去一贯奉行的经济政策彻底决裂，他实行的经济政策，实质就是供给经济学。里根政府的核心是减税，最终，里根的供给改革获得成功，美国摆脱了经济“滞涨”怪圈，为其后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中国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对以前需求侧管理的否定，相反，是对以前需求侧管理的补充。经济运行既有需求方面的问题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需求方面包括投资、消费、出口，也就是常说的“三驾马车”；供给侧则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四大要素。近年来，国内商品无人问津，而海外代购却如火如荼。说明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在于短期需求不足，而在于中长期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改革不是简单地增加商品供给数量，而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供给商品质量。当前我国在供给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部分成本不仅高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一些高收入国家，导致企业产品滞销，经济效益低下；二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长期依赖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减少，导致国内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无法及时转化为国内消费；三是部分企业生产理念落后，还停留在过去的以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没有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人口消费结构，供给产品无法满足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四是当前中国的供给体系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新一轮经济发展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必要措施。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随着其快速发展暴露出了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已获利益集团对于对其有利的制度的依赖，阻挠了经济社会改革。实行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与过去需求侧改革的彻底决裂，只是从过去注重需求侧经济管理走向注重供给侧经济管理。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主要有以下因素的考虑：
首先，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固有问题。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无法对特有问题进行针对性调控。正如当下国企改革，一些需要扶持其成长发展，而一些需要削减其产能，抑制产能过剩。如果“一刀切”，实行或扩张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加重问题。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做到针对性调控，但是我们政府长期以来不断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调控效力，已经越来越小。特别近年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政府为了快速达到政策效果，多次使用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平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已经变得越来越乏力。
其次，中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特征。西方经济学把通货膨胀成因分为三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3]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金融危机过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国内产品的消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投资驱动以及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人口红利”接近释放完毕。现在，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逐渐降低，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力供给过剩过渡到劳动力供给不足。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成本增加，被迫提高商品价格。物价上涨，使得劳动力为了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水平或者提高其生活水平，不得不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劳动力成本提高就和商品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逐步降低。伴随人口红利的减少，我国已经没有办法再通过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受到冲击，增长率必然会下降。在既定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下，假设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相吻合，经济增长率下降成为一种必然。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期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将下降一个水平，这也与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下降的预期相一致。
四、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建议
面对供给端呈现的重重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首先，政府对我国税收体制进行改革。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使自己生活水平提高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多的获得可支配收入。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其独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对整个社会经济主体、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储蓄等于投资”。[4]税率过高，人们手中的净收入减少，存入银行闲钱就会减少，储蓄的减少，导致整个社会投资减少，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当前中国，在通货膨胀水平已经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减税不仅可以缓解通货膨胀，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应该按照十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①
早在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就提出了税率和税收收入的关系，即著名的拉弗曲线。政府的税收收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税率，另一个是缴税的受众范围。
在拉弗曲线中，X轴代表税率，Y轴代表税收收入。在原点O点，税率为0，税收收入也为0，随着税率的提高，政府逐渐有了税收收入，并且不断增长。当税率提高到某一点时，税收收入达到峰值；税率继续提高，税收收入开始减少，直到税率达到100%，税收收入减为0。所以说，税率既不应该为0，也不应该为100%。
当前，中国需要降低企业成本来推动供给侧改革，税率也存在进一步下降空间，因此需要减税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居民消费。
其次，坚持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在中国现在这个调结构促增长的攻坚时期，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由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4]可知，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唯一路径。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需要创新，而创新的根本在人才，因此教育成为创新之基。一是改变当前落后的教育观念。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不单单是“教”，还有“育”，老师的责任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学校的功能也不局限于知识教育，还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做人准则。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很不不平衡的国家，教育资源在全国各地分配千差万别。教育改革应该着力于促进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只有教育资源充分流动，才能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
第二，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过大，作为吸收社会闲散劳动力主力军的中小微企业，受限于不利的社会环境，很多企业在其走向成熟之前早早夭折。中小微企业是创新思想的孵化器，当今世界上很多大型公司，都起步于中小微企业。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引导，改变当前中小微企业在借贷、经济环境方面的不利局面，尤其是银行贷款方面的问题。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为小微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成功率。
第三，创新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源泉。许多创新型企业的失败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创新的应用。苹果手机可以引领一个消费潮流不单单是创新，而在于改变了人们对手机的认识，它的成功固然有创新的功劳，但更多应该感谢创新的应用。因此，在当前我们大力扶持创业，大力鼓励创新的背景下，应该着力培养中国人的理性消费观念。脱离社会需求的创新，不仅无法支撑企业效益的提高，而且造成大量资源、人力的浪费。政策是全局性的，但是每个企业应该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结合市场需求，产生创新成果，进行市场驱动的创新。
最后，努力做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在人口红利减少的情况下，一是应该做到不让经济发展产生失重状况，这就需要补充新生劳动力，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新生婴儿养育成本上升，成为很多适龄父母不愿生养二胎的主要原因，政府人口红利补充政策，需要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福利水平，缩小地区、城乡的福利差距，打消父母生养二胎顾虑。二是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是简单的不足或过剩问题，劳动力问题呈现结构性特征，一些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些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剩。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流动的加深，当前户籍制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居住趋势和职业身份，户籍改革应该剥离与户籍直接联系的社会福利，让户口只具有标记人口居住地的意义，推动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加速推进土地市场化，规范土地定价，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房地产泡沫。中国资本市场历经20多年的发展，行政色彩依然很浓，直接融资比重依然较低、社会融资成本依然很高。资本市场改革的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五、结语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全面性的改革，政府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与供给侧改革形成“组合拳”，保证改革成功。尽管供给侧改革伊始，我们可能经历改革带来的阵痛，但要坚信现在的过程固然艰难，但是未来的长期平稳发展将得到保障。
注释：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2012年11月14日。
（作者单位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王冠群（1990―），男，山西晋城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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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范文第9篇
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深入讨论供给侧改革的学术内涵几何，仅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来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原本就应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改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基本逻辑自有市场经济存在便自动嵌入在每个市场参与主体的经营基因之中，当然前提是它是有效的市场参与主体，显然相当数量的国企并不在讨论范围内。这也是供给侧改革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定语――结构性――存在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市场参与的个体看来，供给侧改革可以粗浅地理解为排除干扰做好自己。这不禁让人想起《世说新语・德行第一》里“割袍断义”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同样，眼前的利益和风口的热闹，一向是干扰公司专注于长期增长的障眼法。《首席财务官》分别选择了传统行业（造纸）、新兴战略产业（环保）和互联网行业（在线教育）的三个逆势增长的案例，并通过财务视角的深入解读，为广大CFO读者推进企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给出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方向。
随着年报披露季的结束，沪深两大交易所分别组织了年报分析课题小组，对各自市场内的上市公司年报总体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的报告中所谈及的共性问题，对于CFO们思考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相应的财资策略也势必将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我们以上述报告为主线，结合后文的三个相关案例，来共同讨论如何在当前经济增长失速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进而帮助更多的本土公司成功穿越周期波动，实现永续经营。
增长质量不高
我们首先聚焦两市的上市公司年报成色。
截至2016年4月30日，深市176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5年年报或年报数据，其中，主板公司478家，中小板公司784家，创业板公司504家。2015年，深市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139.31亿元，同比增长4.69%，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增长率分别为-1.58%、11.32%和29.03%。这组数字看上去貌似不错，但在剔除金融这个对整体上市公司盈利指标有着巨大干扰的行业之后，2015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的净利润下降1.98%，主板公司的净利润甚至下滑14.38%。增收但利润下滑，这也印证了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需要“做好自己”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上述数字比市场普遍预期还是稍显乐观一些，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市上市公司中传统行业的经济成分相对沪市来说要低得多。比如，2015年深市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整体亏损；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利润下滑分别高达57.70%、36.12%和31.02%。
根据同步披露的沪市1094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情况来看，沪市公司2015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22.67万亿元，同比下降3.93%；共实现净利润约2.05万亿元，同比下降2.66%。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金融业“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说”这样的利润增速风光，已经成为过去时。沪市14家上市银行2015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3万亿元，合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在业绩增速放缓的同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所增长，其中，不良贷款率由2014年底的1.22%升至1.64%；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169.25%，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根据已披露的分行业不良贷款结构，化工、机械、金属加工、采矿业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均位属前列。
经营效率欠佳
如果说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的变化更多受宏观经济基本面影响的话，我们可以从毛利率、库存、经营成本以及税负情况等反映经营效率的指标来观察一下两市上市公司当前经营效率方面的变化。
从毛利率上看，深市上市公司的毛利率略有提升，这是难能可贵的。2015年深市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为21.50%，连续两年提升。其中主板、中小板分别为19.56%、22.27%，较上年小幅上涨；创业板毛利率为31.10%，与上年相比小幅下降。以具有可比数据的公司为样本，三年间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平均营业总收入分别增长14.54%、47.95%和91.72%，对应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4.63%、13.95%和24.23%。这样一个增速看上去颇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增速有较强的“违和感”，也间接说明了处于旧经济结构下的那些传统产业面临着更大的经营压力。沪市上市公司营收增速的变化则印证了这一观点。2015年度沪市非金融类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2万亿元，同比下降8.57%；实现净利润0.58万亿元，同比下降21.93%。
再看库存的情况。2015年深市非金融上市公司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整体下降，由2014年末的21.96%降至2015年末的20.55%。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六个涉及产能过剩行业的存货总额同比下降了10.05%，其中产品总额同比下降37.98%，产成品总额同比下降26.76%。对房地产行业而言，由于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较快，2015年末房地产的存货总量较上年增加15.56%，但存货在总资产的占比由2014年末的64.23%下降至2015年末的60.33%。相比而言，2015年度沪市非金融类公司库存商品余额近5万亿元，同比增长4.53%。综上，“船小好调头”的规律在去库存的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们看经营成本。因行业原材料差异较大的原因，本文只讨论财务费用和劳动力成本这些通用性较高的经营成本。从劳动力成本来看，沪市上市公司创造了超过1200万个就业岗位，合计支付职工薪酬1.93万亿元，同比增加5.59%，快于营业收入增速。这些数字都表明一件事情，无论GDP增速下滑到何种程度，薪酬与福利的刚性经济学属性，对于两市上市公司优化劳动力成本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接下来再看一下税负。从深市来看，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015年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增长率为8.56%，不仅高于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全国GDP增速2.5个百分点以上。再看沪市，从现金流量表当中反映出的沪市上市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共计2.26万亿元，与沪市上市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总量相当，同比增长2.55%，虽然从绝对值上低于全国GDP增速，但较营业收入的增长高出近6.48个百分点的事实说明，其税负增速仍然高于GDP增速。这两组数字表明，当前的减税力度“口惠而实不至”，全面营改增之后必须要尽快普遍下调增值税率。
转型任重道远
作为国内市场经济的领头羊，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显然在完成供给侧改革转型方面扮演着头雁角色。这方面可供研究的财报指标相对匮乏，只有研发、资产负债率、现金储备等更综合性指标可供讨论。
就研发投入而言，基于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深市上市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更有先行者的示范效应。2015年，深市已披露年度研发数据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1665.59亿元，平均每家0.95亿元，较上年增加10.24%；其中，中小板、创业板分别增长13.89%和26.01%。507家公司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5%，占公司总数的28.87%，此外，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整体研发投入881.18亿元，较上年增长19.30%，平均研发强度为4.73%，超过深市平均水平，相应的这一领域内上市公司毛利率为25.62%，高于深市平均水平。
从资产负债率上看，2015年深市非金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56.61%，较上年下降0.94个百分点，已连续两年下降。而同期沪市非金融类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为61.95%。坦率说，这两组数字并不算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市场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两市上市公司加大资本性开支的意愿不强。这从现金流量变化上也能得到一定验证。2015年沪市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2万亿元，同比上升20.98%。从中可见，现金为王的心态很普遍。而资本性开支意愿的下滑，反过来对于重化工业中所涉及的诸多基础性行业又是一个总需求端的强抑制因素，但愿不要形成市场负反馈信号的叠加效应和恶性循环。
供给侧改革范文第10篇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与2016年预期目标相比，今年GDP增长目标有所调低（2016年目标为6.5%至7%），但CPI预期目标保持不变。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2017年通胀大概率高于2016年。一方面，随着原材料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显著增加，上下游产品的价格传导机制有增强迹象，非食品项存在一定的通胀风险。另一方面，特朗普新政中的财政扩张、减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主张可能会进一步引导美元回流，引发输入性通胀。
财政政策凸显“积极有效”
2017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相比，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更强调财政政策的“积极有效”。
2017年，财政赤字安排2.38万亿元，比上年财政赤字安排增加2000亿元，赤字率3%，低于上年实际赤字及赤字率。从增幅上来看，2016年赤字率目标比2015年上升了0.7个百分点，2017年保持不变，总体来看，财政刺激力度边际减弱。
减税降费，引导资金投向补短板和惠民生的关键领域，凸显财政“积极有效”。从收入来看，减税降费，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2000亿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从财政支出来看，一方面压缩政府一般性支出，另一方面，引导资金更多投向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等领域；在城镇化方面，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调拨财政救灾资金支持适度规模农户试点大灾保险，粮改饲试点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以上，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完成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在扶贫方面，今年再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异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
在高基数和投资能力等因素制约下，预计基建投资将维持高位，但大幅超预期的可能性不大。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处于调整周期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然是2017年稳定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考虑到地方政府负债大幅增长和投资能力等方面制约，同时考虑到基数效应，2017年基建投资大幅上扬的可能性较低。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要完成铁路建设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继续加强轨道交通、民用航空、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具体目标与2016年变化不大。在财政资金安排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076亿元，只比去年增加76亿，预计基建投资仍将维持高位，但投资增速大幅提升的概率较小，预计2017年增长17.5%左右。
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
今年我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速同步下调，强调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引导。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持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社会融资规模连续多年维持高位，过量货币在房地产、股市、债市伺机而动，形成了不同表现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M2/GDP长期居高不下，商业银行集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创造相应数量的GDP，货币资金的边际效率不断下降，同时M2/GDP的提高意味着M2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存在着超额货币供应量，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很大。
与2016政府工作报告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表述相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明确提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突出了与2016年“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区别。全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增速均比2016年下调1个百分点至12%。
按照我们之前相对保守的测算，非金融部门所需要负担的年利息支出为8.52%，约占GDP比重的13%左右。一旦加息，沉重的利息负担将对目前羸弱的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拖累经济增长和转型。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我们判断，2017年央行将更多地运用公开市场操作、SLO、MLF等流动性调节工具，达到“稳健中性”效果。
此外，今年将多方面措施力促资金“脱虚向实”。除了下调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速外，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改善资金“脱实向虚”多项具体措施。一是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债转股、股权融资等方式，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并特别提出“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财务杠杆约束”；二是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和事业部，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深化完善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四是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
“三去一降一补”思路调整
去产能加码扩围，涉及行业范围有所扩大。2017年，在2016年钢铁行业去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基础上，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煤炭产能1.5亿吨。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提高煤电行业效率，为清洁能源发展腾空间，未来去产能所涉行业将有望进一步扩大。
房地产去库存继续强调“因城施策”，房地产税并未列入本年度议程。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走势分化、宏观经济企稳向好基础并不牢固的背景下，2017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依旧求“稳”，避免房价大起大落影响实体经济长效发展。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加大去库存，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购房需求；另一方面，对于供给相对短缺，房价上q压力较大的城市会合理增加土地供应，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备受关注的房产税立法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表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中列出来的，所以本届人大常委会把制定房地产税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今年没有把房地产税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安排”。
去杠杆与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总体债务规模和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债务风险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自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去杠杆”以来，2016年“去杠杆”逐渐成为经济工作基调之一。但2016年以来，以资产负债率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杠杆水平仅微幅下降，虽然私营部门去杠杆效果较为明显，但国有企业杠杆率依旧居高不下。通过改革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将成为2017年实体经济“去杠杆”的主要内容。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I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具体措施有“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等，强调“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
自2016年10月《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来，市场反应积极，目前已有近30家企业开展了债转股，且以国有企业为主，2017年债转股规模有望继续扩大。因此我们预计，2017年去杠杆将以国有企业降杠杆为主，与引进民营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机结合，助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此外，虽然当前债转股实施机构以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为主，但未来不排除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参与。
降低企业成本，着力点在于减税、通过行政改革降低企业非税费用。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由上年下降2.3%转为增长8.5%，但从当前情况看，2017年企业在降低成本、促进企业利润增长方面仍旧存在以下方面不利因素：一是当前价格传导机制不畅问题依旧存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企业利润造成挤压；另一方面，2017年前两个月，央行调高OMO等政策利率，利率走廊下限有所上移，进一步抬升了企业融资成本。
相比2016年，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降成本措施更为具体。一方面通过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另一方面，着力通过行政改革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清理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基金，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事业型收费35项，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比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