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03:40:10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新时期为适应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新改革举措。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升级的必由之路，本文简要说明了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以及改革带来哪些影响。
【关键词】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结构性
一、“供给侧改革”由来和概念
2015年11月10日，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他原话这样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或者说供给管理，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显然不同。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出现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大增，GDP年平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速度放缓的新常态。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以往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体系和改革路径已难以实现适应当前国情。
（二）逐渐失去劳动力优势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至少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现象。这三大后果直接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三）资源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源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资源紧缺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四）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挑战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已经经历过了两次探底。各个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减少制度交易成本，改善供应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的效率。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体现出“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的逻辑关系，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开放、分享的想法，创新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的核心位置，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供应，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
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务必从下面方式方法为出发点，要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就要以产品创新作为首要任务，结合工艺创新和农业生产，以公共产品为保障，从而来达到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首先，产品创新是我们要着力推进的部分。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要大力支持。这样才能创造出质量好、品牌佳、受消费者欢迎的，同事还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其次，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就技术而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信息化生产，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效益上，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再次，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
（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很多的资金和就业等问题，必须合理的疏通，更重要的是为资金和劳动力找到更好的方向。
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三）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
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DD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中国井冈山学院学报，2014，（6）.
[2]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一、导言
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再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我们必须解决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纯货币刺激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确定作出更大的努力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使供应系统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总理11月1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求失衡和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市场机制运作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2015年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应方面的五个关键任务。可见，供应方面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供给侧改革将会是“十三五”期间我国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二、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
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
（一）生产成本上升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过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自然环境成本这一方面，国家在自然环境的监管上有所加强，企业在污染成本和安全成本方面也大大增加，更多时间是倾向于把更多的钱放在设备和技术上，通过使用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品更新换代。[1]
（二）产品的供需错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调查显示来看，2014年度，我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9，国际上公认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从而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大于了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在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贫富差距过来，让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2]
（三）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是一种贴现率，贴现率是使资本货物使用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资本商品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或重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强劲增长，刺激下的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减少投资回报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
（四）市场机制运行不畅
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增长断断续续的问题，表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些方面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在这种局势下，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三、一些专家对供给侧改革的评论
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结构矛盾凸显的宏观环境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效率决定着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周期内经济体系的发展走向。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思想还是从需求方去观察问题。就是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求不够，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去提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于是很多人意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最终还要靠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吴敬琏指出：“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另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想要提高供给质量效率应该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应经济下行不能老是用刺激的老办法，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是这样，要按照新办法，市场要想在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们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其实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原来有错配的，现在要把它转回来实现再配置，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另外一件事就是降成本，可以用下指标的办法要求企业降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用市场的优胜劣汰，市场的竞争去使得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要优于下指标的办法。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
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减少制度交易成本，改善供应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的效率。事实上，实际上，“供给侧”可分为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转型、创新、改革”。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题，体现出“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的逻辑关系，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开放、分享的想法，创新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的核心位置，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供应，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
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务必从下面方式方法为出发点，要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就要以产品创新作为首要任务，结合工艺创新和农业生产，以公共产品为保障，从而来达到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首先，产品创新是我们要着力推进的部分。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要大力支持。这样才能创造出质量好、品牌佳、受消费者欢迎的，同事还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其次，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就技术而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信息化生产，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效益上，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再次，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
（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我国27个大行业中有21个产能严重过剩，既有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又有风电、光伏等新兴行业。在此背景下，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既占用了社会资源，亦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所以首先要着力化解产能过剩。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过去运动式的政府投资计划有关。政府扶持指数越高的行业产能过剩越严重。第二，某些政策与市场规律不吻合，背离了市场规律，造成政策的不稳定性。第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催生了过剩产能。第四，因为去产能会影响GDP，尤其会影响就业，所以部分地方政府对于化解过剩产能并不积极，因此化解过剩产能的速度比较慢。第五，制度的不健全也让过剩企业难出清，比如破产法的不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改善：第一，政府政策要遵循市场规律。第二，必须改革项目审批制度，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第三，要努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差距缩小。第四，银行必须加强关注坏账的产生及解决。第五，地方政府的决策机制和激励约束需要做出重大改变。过剩产能的化解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消化过程，需要企业来调整资源配置，压低过剩产能，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发展方向，寻找新的市场需求，改变经营模式。其次要建立“统一开放、服务完善、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金、养老保险制度，妥善解决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从而解决“转得出”和“留得住”的问题。最后要加强产品市场治理，必须对那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业欺诈者予以重处和严惩，才能够有效净化市场，改变市场供给结构，促进供需平衡。
（三）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
我们所谈到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其实就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由市场来进行调节，减少宏观的经济干预，加强体制的改革。重建创建一个系统，加快市场环境的形成，市场环境形成之后，可以让企业创新发展，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形成了企业独立，市场平稳发展，消费者根据自身意识消费，具有选择权，市场壁垒减弱或者消失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措施是有，完善国有的资产体制，让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进来，增加更多的民营企业的范围，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改进的财税体制和分配机制，创建一个相对好的环境，改革并且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结构，加大财政对其的投入，让更大范围的民营资本进入其中，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延平，周开让.加快技术进步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出路[J].经济纵横，2013（9）：8-11.
[2] 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中国井冈山学院学报，2014（6）：9-16.
[3] 林卫斌，苏剑.理解供给侧改革：能源视角[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2016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政策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率先启动慢速加息;欧洲实体经济企稳向好，适度宽松保驾护航;日本经济前景扑朔迷离，满怀期待拥抱改革;新兴经济体面临汇率贬值、资本外逃、经济萧条等多重挑战。经济与政策的分化决定了各经济体的资产走势，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资产价值上升，新兴经济体资产价值缩水;美元将在100-110之间高位震荡，大宗商品不会出现趋势性反转，仍将在漫漫熊途中持续震荡挣扎。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不破不立之年。经济内生动力不强、投资回报率降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经济将再下台阶。供给端收缩：产能过剩致生产减速不止，去产能进入深水区，生产利润双回落。需求端赶底：在制造业、房地产两驾马车失速背景下，投资增速新千年以来首次进入个位数。由于经济回落，2016年失业率会出现明显上升，消费增速且行且慢。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国际地缘政治风险较为突出，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外贸仍在零度徘徊。经济增长将在6.5%左右继续探底。
通缩魅影挥之不去。从国际环境来看，输入型通缩压力已经存在并将愈发明显。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去过剩产能和债务重组，不良率上升，都对价格上升产生抑制作用，粮价仍有下跌空间，猪肉不再成为导火索，预计2016年通胀增速降至1.1%左右，通缩压力加大。
货币政策放松是大趋势，价格调控的权重上升。要防止经济的惯性下跌，需要通过加杠杆的方式进行，中央政府将成为加杠杆的主体。债务率上涨是趋势。为降低金融风险，需要低利率的环境配合。同时，由于中国当前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叠加，预计央行会继续保持充裕流动性的低利率环境，但又不会过于宽松，影响到市场的有效出清。预计2016年仍将有1-2次降息，至少5次降准，未来几年存准率将降至10%以下。预计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币值区间在6.6-6.8，日内波幅进一步放宽至3%。
供给侧改革大幕拉开。、等国家领导人频繁强调“供给侧改革”，说明通过增加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达强弩之末。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供给侧改革，内容非常丰富。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要素，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增加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
从劳动力角度看，一方面要通过“全面二孩”政策鼓励生育，延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劳动力人口的有效流动;此外，要加大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资本角度看，主要是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而这又涉及到政府跟市场的边界问题。首先市场化改革要加快推进，要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要着力扭转传统行业资本配置低效率的现状。对于已经丧失盈利前景和严重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强化市场约束，加快关停并转，从而将存量资本及劳动力资源尽快释放出来，通过市场化机制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向上。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首先一定要摈弃重“产业规划”的理念。要着重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使国有企业负责人、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稳定预期，促进要素之间的合理流动，加快培育人力资本，促进金融体系的改革，以适应转型升级的需要。
可见，供给侧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改革、土地政策等等内容。
作者为中信建投
而在此前的1个月，证监会宣布暂停了4个月的IPO重新启动，暂缓发行的28家公司按现行制度恢复发行。证监会还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制度的政策措施。
“十三五”规划提出，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这是资本市场改革的大方向。无论是IPO重启，或是注册制的推行，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服装企业加速上市
2015年11月6日暂停4个月后，IPO（首次公开募股）预披露、新股发行和IPO发审会全面开工。本次IPO重启，服装企业纷纷亮相资本市场。
户外服饰类企业三夫户外作为恢复前期IPO暂缓发行的28家企业之一，已顺利登陆深交所。从其2015年12月1日开始申购，截至12月23日收盘，三夫户外股价已从9.42元/股的发行价格，涨至35.19元/股。
同时，此次IPO重启后，首批共有85家企业出现在证监会新股发行预披露名单中，这些新面孔中包括3家服装企业，日播时尚（Broadcast：播）、地素时尚（DAZZLE）和拉夏贝尔（La Chapelle），均计划登陆上交所。资料显示，日播时尚和地素时尚在2015年9月向证监会提交了申报稿，拉夏贝尔早在上半年股市狂飙之时就已决定从港股返回A股，也在2015年10月向证监会提交了申报稿。
事实上，正在排队IPO的服装企业远不止这三家，IPO暂停之前处于排队名单的深圳玛丝菲尔时装、厦门欣贺股份、广州比音勒芬服饰、上海安正时尚集团、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四川雷迪波尔服饰等服装企业也恢复了正常审核状态。新面孔加上老熟人，截至2015年12月，共有12家服装企业排队等待上市。
这12家企业中，日播、地素、玛丝菲尔、拉夏贝尔、欣贺、安正以及太平鸟，都是女装企业或主品牌包括女装的服饰企业，而2015年内已经上市的歌力思、红蜻蜓、汇洁股份、金发拉比等企业亦是来自女装、女鞋、内衣、母婴用品等女装相关行业。
相关专家分析，经过男装、休闲装、运动服饰等企业上市波段之后，女装企业上市的波段已经到来。女装行业由于产品和设计个性化较强，市场集中度较为分散，必然要经历一个资本推动品牌发展和整合的阶段，催生出更具垄断性、综合性的女装品牌集团。
与此同时，纵览全年已上市和待上市的服装企业，除了女装，还涉及男装、运动服饰、母婴用品、童装、内衣、鞋服、皮具、休闲服饰设计、家纺、户外用品等行业细分领域，与以往男装、休闲装、运动服饰企业集中上市不同，越来越多来自细分领域的企业选择登陆资本市场将是一个趋势。
这一趋势与资本市场改革加快，服装行业向更“大”的内涵进化，消费需求愈加个性化等趋势相吻合。
随着互联网+等新经济模式快速发展，线上服装品牌登陆资本市场的步伐也会加快，如曾被搜于特3.42亿元战略投资的广州汇美服饰（茵曼）可能会成为第一个上市的线上服装品牌。
而选择上市的服装企业将更多地采用多品牌运作模式。有些企业主品牌较为突出，但在招股书里也透露计划在上市后会加强多品牌运作，发展多品牌或收购更多品牌。这是资本的天性使然，也是资本市场运作规律的体现，亦是服装行业渠道整合、消费需求以及经营模式变迁升级的要求。
同时，排队上市的大多数品牌都定位在中高端市场。定位中高端有较高的销售毛利率，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虽定位于大众休闲服装，但2015年上半年其营业毛利率为63.56%，比朗姿股份还要高，实际上也处于中高端区间。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定位为中档休闲服市场，其2014年上半年销售毛利率为55.59%，高于美邦服饰和海澜之家。
2015年7月中国服装协会的“2014年服装行业销售利润率百强企业”名单中，玛丝菲尔、地素、欣贺、安正分别占据1―4位。这也说明，服装行业的优秀企业纷纷投入了资本市场的怀抱。
拥抱资本驱动时代
从目前注册制的快速推进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的态势来看，这12家服装企业将会先后登陆资本市场，从而正式成为公众公司，通过市值管理和资本运作来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接受资本市场的洗礼淘汰和公众投资者的选择评判，这相当于服装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成人礼”。而今后经历“成人礼”的将远远不止这十几家服饰企业。
对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服装行业来说，在经历了制造、销售、品牌等主要因素的驱动发展，现今资本已经明显成为驱动行业发展升级、左右服装企业发展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12家服装企业呈现出来的一些共同特点，如女装企业纷纷上市、定位于中高端市场、上市企业行业细分化等，折射出服饰企业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展，在未来的市场转型和整合中占到先机。这种服装企业和资本市场相互需要和结合的趋势，将不可逆转，愈加紧密。
年内以来，虽然资本市场跌宕起伏，但服装上市企业整体表现居于全行业板块中上水平，服装企业和私募基金持续设立多家产业基金，企业资本动作和并购活动活跃，除了A股以外，海外、新三板等多层次市场新上市服装企业身影不断。
2015年10月8日，维多利亚的秘密最大供应商、以制作无缝内衣起家的制造商维珍妮正式在港上市，Cosplay角色扮演服装制造商的浙江义乌企业中国派对文化也已登陆香港主板市场。而有报道称，江南布衣也计划明年在香港IPO。
此外，曾出现在A股IPO排队名单里的威丝曼选择了新三板，已于2015年10月8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粗略统计，在IPO暂停的4个月里，已有十几家纺织服装企业登陆新三板市场。
而资本市场的改革也正好与企业的资本需求更加吻合。随着注册制的加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以及金融市场改革力度的加大，服装企业和资本市场的结合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单从本次IPO新制度来看，公开发行2000万股以下的小盘股取消询价环节，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发行成本，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除此以外，进入资本市场也促使民营为主、“草莽”出身的服装企业完善企业治理结构，通过股权激励更好留住和吸引人才，提高品牌效应和企业信用水平，从而更好地面对汹涌澎湃的国内中产大众消费市场和全球服装产业链重塑的竞争。
如此种种，都说明未来或将迎来新一轮服装企业上市的热潮。
但服装企业上市前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资本市场规则、如何制定合适的资本战略，决定是并购、创造还是合作，如何更好地进行资本运作和市值管理，从而避免成为资本市场上别人的猎物。
在注册制即将推行的背景下，无论是已上市还是待上市的企业，都应该尽快熟悉这一制度，主动适应注册制下的新制度环境，并直面这一新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注册制下的资本变局
“任何企业都可以上市，但时间会证明一切”，华尔街很有名的一句话，此时用来形容即将推行的注册制来说，再合适不过。
注册制，顾名思义，就是企业通过在证券交易所注册身份即可发行股票。此前，证监会采取核准的方式确定哪家企业拥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的资格。企业上市的命运虽然由企业自身的业绩和潜力决定，但IPO流程十分漫长。
企业完成股改后，需要实现业绩连续三年盈利，累计超过3000万，再经历至少半年的辅导期，还要经历受理、见面会、问核、反馈会、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核准发行等诸多环节，这一还会经常被打断的漫长过程给企业的正常融资设置了障碍。
而在注册制下，企业只要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监管机构就不能否决上市请求。但这并不代表企业上市无门槛和非实质性审核，而是将上市公司交给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上市公司股票的发行成败。
截至2015年12月14日，IPO排队上市企业已达688家。在现行股票审核制度下，需要好几年才能消化，而一旦实行注册制后，这些待上市企业只需接受市场的考验，能上则上，不能上则退，中间过程不再耗费大量时间。
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许鑫认为，国务院通过注册制改革草案，是我国企业上市的注册制改革第一次出现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时间表。对此，不应囿于资本市场来观察IPO注册制改革，而应把其放到“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解读。“IPO实行注册制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因为这是资本市场供求平衡、市场决定价格的改革。”
许鑫同时表示，“供给侧改革”下IPO供给增多，企业上市的“超额收益”也会大大减少，人为推高的发行价格必然会回落。而一些劣质公司在无市场的情况下将会退市，而不再是“不死鸟”，这样将有效提高上市企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
“退市，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块心结。企业上市就等于拿到一块‘免死金牌’，无论如何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上市企业都能避免退市，最不济还可以把自身的上市公司资格通过重组的方式‘卖给’其他企业。这种‘壳资源’的好处也都将消失在注册制中。”许鑫称，企业家也不得不转变“赚一把就走”的投机心态，创新、实干、注重内在修养的优秀企业家更容易脱颖而出。
金融领域专家Johnny Liu也认为，从本质上看，注册制改革有两大主要目标：第一个就是通过解决供求的失衡，来解决高IPO价、高市盈率和高超募现象，正是因为上市的额度和规模管制，股票供求不平衡造成了这三高，注册制就是创造一个供求平衡的环境；第二个是通过减少审批环节去行政化，提高发行效率，减少权力的寻租。
“是否判断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是注册制和核准制的最大区别。”证券公司分析师罗云翔则认为，取消持续盈利判断，会让更多中小企业有资格通过上市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符合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改革方向。
注册制大大降低了中小民营企业的上市门槛，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数量井喷？罗云翔称，申请上市企业的数量将大幅增加，但因为集中发行可能导致认购不足或估值低于预期，导致某些企业即使获准注册也不会立即启动发行。
而且，注册制的特点是宽进严管、权责归位、信息透明。
客观来看，服装企业多从草根起家，且以家族式管理为主，不少企业存在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弊病，这毫无疑问将会成为这些中小服装企业上市的障碍，即便在中介机构“包装”后实现了上市，后续也将面临严苛的监管甚至重罚。
2016年全国两会上，供给侧改革受到格外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纷纷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供给侧发力的当务之急，供给侧改革中将面临哪些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等等，都是大家热烈探讨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结构“闯关”
供给侧改革，就好比一场结构“闯关”，是一个凤凰涅、浴火重生的过程。
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包子店以前卖包子，5毛钱一个卖到现在卖不动了，而且卖出去也不赚钱甚至亏本；于是升级改卖芝士蛋糕，10块钱一个，利润有了可还是卖不动，因为消费者买不起。
过去我们更多地习惯于需求侧管理，大量供给集中在产业链中低端，大量企业仍停留在“以价取胜”的层面上，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产生大量的低端乃至无效供给，因而才出现了类似5毛钱一个的包子便宜却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也不赚钱、亏钱的情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包括中高端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最简单的评价有两条：一是能卖出去，二是有钱赚。
在供给侧改革中，“包子”可以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打造品牌，走出卖出去也不赚钱的困境；“蛋糕”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性价比，避免有利润而卖不动的被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调整好“包子”这个存量，又要引导好“蛋糕”这个增量。
其实，这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这五年是重要的战略窗口期。结构“闯关”不能单纯以人均GDP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根本标准要看是否真正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国企改革
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正在成为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仍继续存在，但总的来看，形势正在好转，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究竟如何理解供给侧发力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更是当务之急。
如果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不能从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新效率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供给侧发力很难取得成绩。
那么，国有企业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改革呢？主要有以下四点想法：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应分两个层次进行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管理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和国有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及其效率的变化。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按行业不同区别对待。竞争性行业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
二、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可以在这样的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让高级管理人员、在技术发明或市场营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得到激励。激励的多少由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状况而定。
三、根据企业状况，推行职工持股制度。在采取这一措施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汲取20世纪90年代某些国有企业试行职工持股，后来逐渐解体、消失的教训，一定要规定严格的职工持股程序。第二是什么样的本企业职工可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把职工持股视为本企业的一种“福利”。持股的职工应当有一定的本企业工作经历，职工所持股份如何转让也应当有规则。
四、要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后，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职业经历人是企业聘任的，实行任期制和责任制，由董事会任命，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会对企业的重大决策作出决议，由职业经理人负责执行。这一结构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也适应于市场环境。但存在一个问题，即我国至今仍然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供给以及供方和需方的交流机会。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问题的存在，然而仍是可以补救的。比如说，可以对现有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愿意担任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人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听其自愿，加入职业经理人供给行列，应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脱离原来的就业岗位。如果以前有行政级别的话，那么从此取消原有的行政级别。
经济学家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主要靠市场
中国目前面临着变革的关口，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要改善供给侧，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而在改善供给的同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改善供给最重要是提高效率
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着重在需求侧，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其中最容易办、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做的是增加投资，称为“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现在看来是有局限性的。
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的另一种分析框架从供给侧因素出发，重点主张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当前，各界在解决供给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的主要因素也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提高效率。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到了中后期，一般性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减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
二、政府职能不是直接“调结构”
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
既然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正确的办法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干预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包括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等。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供给侧改革决定两年内经济增长走向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现在一部分行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应的出现了一种结构性通缩，PPI超过47个月连续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率持续下行。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思路，一种是继续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比如放松货币，这样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呢？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这种通缩，不是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因流动性不足而导致的通缩，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问题，需求政策是不大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具体来讲，第一条就是去产能。我要纠正一些人的看法，有人认为去产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我认为不会的，去产能反而有利于解决我们目前的通缩问题，解决目前企业利润，特别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去产能对宏观经济是扩张性的效应。比如现在煤炭、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超过30%，只有真正去产能，价格才能回升，利润才能回升。当需求基本上触底之后，从供给侧来看，这些效益指标也会转好，这样中国经济基本上就能成功触底。
我们大体上判断，如果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应该在今后一两年之内中国经济这一轮大的调整是能够看到底部的，就是所谓平稳触底，然后经济将转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供给侧改革重点在微观要素而非宏观政策
供给侧改革可以包括一些宏观政策、税收政策，比如减税。但我们这次供给侧改革，我认为重点不是宏观政策，而是微观基础，特别是要素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目的是通过要素的进一步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来提升效率，重点在微观而不是宏观。供给侧改革可以讲很多，但是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句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处理僵尸企业的难点在哪里？
僵尸企业是指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维持经营的企业，这种企业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是运转不下去的。关于如何处理僵尸企业，我觉得处置僵尸企业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企业和政府的作用都很关键，那个不主动都很难办。不同地方，情况不同，难点也不同，有些地区可能是政府的积极性问题，有些地区可能是企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我去访问过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比如有一个煤矿企业它生产一吨煤成本400多块钱，现在市场价200多块，生产一吨煤要亏损200多块钱。能不能不生产了呢？他们说不能，因为这个企业里面1万多职工，并且欠银行的债务也很多，银行业不愿意让他停产。如果企业不停，把帐转借一下，银行不良率就不太高，如果企业停下来，银行不良率马上大幅度上升，银行的业绩也不好看。但事实上对于银行来说，它的不良债务已经发生了，一种办法是掩盖，再一种办法是将它暴露出来，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不良率已经发生了，银行就不要再掩盖了，该核销就核销，这方面也要给它政策，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已经发生的事情处理掉，对银行防风险也是有利的。有些僵尸企业，如果市场持续不行，企业本身没有竞争力，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关门了。有些企业规模比较大、人也比较多，确实影响比较大，但该关闭还是要关闭，怎么处置人员安置和债务问题等，需要相应的政策来解决。
这里面有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某地有个钢厂，是已经无法继续生产的僵尸企业，有个外面的其他企业将其接受，对其进行了重组，重组后把它的债务处理掉，申请了清算，但这个钢厂的设备都还在，弄完重组后又开始生产了。这导致一些该关掉的企业没有关闭，这种情况需要好好研究。
建议通过配额交易的方式“去产能”
建议在去产能机制上采用“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的办法，即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奖励措施挂钩，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
比如，有一些企业竞争力很强，让他去产能以后他觉得不合理，这样竞争力很强企业就把分配给他的“去产能”指标卖出去，卖给另外的企业“去产能”，另外的这个企业竞争力很差，他把自己去产能配额完成后后还有一块产能也没有竞争力，就把刚才说的竞争力强的企业配额买过来。去年我去唐山调研时，他们有类似的想法。我这个建议与碳排放权交易是一个道理。这个事情如果要做，肯定要有个监管，包括各省的情况、各个企业产量究竟是多少，要好好调查。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供给侧改革的龙头是制度供给
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给谁也不能脱离谁，这对概念到了政府这边，政府发挥的作用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和调控。
需求管理在过去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最简单的就是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它的内涵理论假设是，政府只要针对市场缺陷实行反周期调节，剩下的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则只要靠市场竞争中的要素流动就解决了，就不需要我们在供给侧做那么多详细的分析和对策设计了。
这当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缓和了过去所说的十年左右必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认同这里的共性规律，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三中全会说到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过去的需求管理经验，不是否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东西，是要认识这方面的局限性。
局限性表现在，光是反周期够不够，为什么又来一个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面，原来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也必须还原到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实际的图景是非完全竞争。
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操作，成为反周期整个过程中间最有决定性的举措，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动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使得市场预期稳定下来成为转折点，进入复苏过程。
有人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人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这个想得太窄了。
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龙头应该是制度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决策层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命题，应谋定后动。
实际就带来一个挑战，过去说需求管理的时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供给侧，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结构问题市场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不仅要守正，还要出奇。
守正是必须要充分认识、适应、尊重市场规律，甚至可以是敬畏市场的立场，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到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共性规律，必须认同这个共性规律。所以一定要掌握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的这样一个认识上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在这个守正的市场观后面，不要以为照搬别的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就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还必须要出奇。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情制约、发展的挑战，必须寻求以创新驱动来实现超常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复杂的问题，比如优化结构，这是个系统工程，是从眼下一个一个年度的调控，对应到中长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国梦的伟大民族复兴，我们整个统一市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打通在一起的全局。所以我们借鉴积极的国际经验之后，我们所处理的是中国宏大的现代化系统工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复杂的结合关系把握好，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成功创新、出奇才行。
企业家眼中的供给侧改革
华为任正非
现在供给侧改革的中心，就是提升产品的品质。你不提高品质，老百姓就会到国外去爆买。再不可以忽悠中国消费者了。什么“物美价廉”，什么“让消费者享受低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提升产品品质，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决心，需要几十年厚积薄发。一味低价，就没有好产品。而消费者根本的需求是好产品，是高品质的产品。企业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就把他们逼出中国，到日本等国去狂购。
吉利李书福
本质上，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对企业家而言，理解供给侧改革该注意什么？千万不能忘掉市场、忘掉需求，因为市场供给和需求是分不开的，好比地球和月亮，能分开吗？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复星郭广昌
与过去投资、出口拉动经济不同，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在上升，特别中产阶级在快速崛起。现在大家提的“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有能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产品、具有产品力，能令人尖叫的产品，就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
阿里马云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改变自己适应别人。其实供给侧的改变，不仅仅是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政府要学会改变自己的流程，改变自己的工作去真正适应社会发展。我们今天的模式是B2C，企业自己的想象，我认为客户需要什么，我想象市场要什么，生产出东西去找市场，而未来的变革是消费需要什么，按需定制，但规模柔性化定制，必须要改革自己去适应未来，而不是改变别人适应自己，其实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格力董明珠
如果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减库存、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品，我觉得还是简单化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的重点是要让更多的人把思想解放出来，要敢于担当、敢于挑战，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一直说，供给侧改革，还要有一个思想的转变。企业家不是简单的、单一的，政府给政策，企业就能活下去，我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环境，用市场的杠杆来调动经济发展，我觉得这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成长。
泰康人寿陈东升
供给侧改革就是推内需，内需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说得重一点，就是市场深化改革，就是放弃过去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市场化更深刻的改革。谁知道消费者有需求？企业；谁来预测未来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谁来为企业做决策？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武钢马国强
我觉得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英明，也非常及时。从钢铁行业来看，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调整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中还有相当数量不符合需求的那部分产能，我们虽然一方面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看，2015年我们仍然进口了接近1200万吨的钢材。从行业来看，一个是要调整我们的结构。第二要去产能，让我们产能跟需求从量上、从结构上要匹配。从企业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来说还是成本。我们要创造需求，要引领更多的下游行业用钢。所以成本一定要满足下游的期望，一定要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北汽集团徐和谊
我理解供给侧改革有三个层次：一个是转化这些落后的供给，第二个是升级现有的供给，第三个就是创新新型的供给。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概念，但供给侧现实的载体我想它是包括我们汽车行业在内的这些所有的实体企业。最近几年，汽车的市场需求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整个汽车行业的供给结构升级却相对的缓慢，产能过剩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这才是当前我们汽车行业问题的实质。
娃哈哈宗庆后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现在需求减少了，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为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为我们企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应从产品形式、产品质量、产品适合度上调整，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建议制造业去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在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上进行提升，从“量”上转到“质”上，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目前我国新闻传媒存在“大而不强”和“多而不精”等情况，难以满足用户需求，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正是基于传播者、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这3个供给要素来探析当下传媒供给侧的改革。
关键词：
传媒；供给侧改革；传播要素
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已成为社会焦点。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新闻传媒的状况是：截至2015年7月，已拥有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300多家电台，近3000个电视频道，网站数量超过300万家[1]。据此分析，我国传媒机构及其产品不可谓不多，现实却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局面，其对外缺乏传播影响力，对内难以满足需求。因此，传媒供给侧改革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传播过程由以下要素构成：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当前，从市面上不断反馈的“纸媒停刊”和电视广播收视收听率下降等消息已说明了传播的部分“失败”。虽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众多，但就传播过程看，在到达用户之前的因素，皆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供给点，这正是传媒供给侧改革的三要点，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
1传播者：加快转变适应新变化
从传受关系看，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自然，传播者是传媒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为此，传媒在由单一媒介进入融媒体的时代下，需要转变思维，进行机构变革，优化人力资源，着手从供给者自身进行改革。
1.1树立互联网思维
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传媒供给侧改革首要是解放思想，改变传统“传者中心论”观念，变革传媒机制，解放传媒生产力，树立新形势下的互联网思维，提高对新媒体和用户的敏感度，提前介入对新媒体的布局和运用，敢于和善于利用新媒体。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化发展，需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观念，强化用户思维，以平等姿态加强与用户互动，引导用户参与信息产品的制作，提高用户的黏性，从而推动传播者思维的供给侧变化。
1.2变革传媒组织机构
传媒原组织机构虽随着时展而改进，但还存在原有的痼疾；在融媒体时代，已无力支撑众多的媒介端口，亟需对组织机构进行变革，以便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当前，部分传媒根据多终端采编业务要求，打造了“中央厨房，多端分发”新机制并根据其来调整内部机构，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遗憾的是大部分传媒依然没有改变，只在原有机构内部，抽调人员组成类似小组的机构运作，这将是传媒在组织机构方面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要点。
1.3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大众媒体时代，传媒内部分工明显，人才具有专业性；而在融媒体时代，人才观念已发生变化，需要“全能型”人才，即不仅要掌握“采写编评”等基本技能，还需要对音频、视频和图片等软件的娴熟操作和网络技术的熟练运用能力；此外，对微博、微信和微视等新媒体运营也应有所了解。因此，优化人力资源，培养全能型人才，满足融媒体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是传媒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2传播内容：以用户需求为供给导向
传媒作为文化产业的板块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与用户需求同步发展，但受制于各种因素，现实中存在大量“粗制滥造”产品，这显然不能满足用户新需求，形成了传媒产品的供需不平衡。因此，内容是传媒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并需坚持以用户需求作为导向，从产品形式到产品内容进行改革，制作出满足用户需求的传媒产品。
2.1加大可视化产品的供给
融媒体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图片和视频已成为用户喜爱的媒介形式。因此，传媒应加大图片和视频信息产品的制作；比如越来越多的用户喜爱微视频，那么传媒也应加大微视频的制作，以满足用户需求。在保留原媒介形式下，提高可视化产品的供给，这是传媒内容形态的改革点。
2.2打造精细化传媒产品
当前，传媒产品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产品众多但“粗制滥造”，比如2015年我国年产1.5万集电视剧但仅三成播出[2]，然而，播出后也是广受诟病；二是同质化严重，比如报纸版面和内容的同质化，又如新闻移动端的同质化。显然，这难以满足用户需求；反之，这正是供给侧内容产品改革的“痛点”。传媒内容作为创意产品，要基于用户需求创新，树立导向供给理念，打造精细化产品。一是造“精品”，摒弃数量而提高质量，加强对传媒内容的精耕细作和深度开发，提升产品的“含金量”；二是制“差异品”，在传媒产品报道风格、栏目和内容等上面有所创新、有所不同，满足当下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3传播渠道：加强传媒矩阵化运作
随着技术进步，传播渠道日渐增多，传媒由单一端口走向多端口，由一个渠道走向复合的多渠道。由于用户随着新媒体迁徙，接受渠道已发生变化。为此，对传播渠道的拓展和运作自然是传媒供给侧改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传媒供给侧改革支撑点。
3.1拓展新媒介渠道
随着传播平台和主体增加，用户散落于各种新渠道中，传媒应审时度势，抓住机会拓展新的媒介渠道，延伸传播触角。当前，大部分传媒已经加入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也开发了客户端。然而传媒还需要对其他新媒体渠道保持高度敏感，随其他自媒体平台的崛起而适时拓展。比如今日头条的崛起，就引起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入住。此外，随着微视频的流行，传媒也需要保持对微视频平台的关注。
3.2加强渠道矩阵化运作
新媒介渠道的拓展伴随而来的传播渠道增多，如何整合多渠道是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正是传播渠道供给侧改革的要点，传媒的渠道矩阵化应是对此的解决之道。所谓矩阵化实质是传播渠道的优化组合，以最佳的媒介渠道组合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传媒应针对渠道属性和用户特征，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立体传播传媒矩阵，以满足各种层次和多元化用户的需求。
4结论
综上所述，传媒供给侧改革要着眼于解放传媒生产力，推动各生产要素的合理化配置；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敢于淘汰劣质传媒和“粗制滥造”产品，打造精细化产品，加强渠道矩阵化运作，从而使传媒重新焕发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网.史安斌：中国新闻传媒业的现状与前景[EB/OL].[2016-3-24].
[2]新华网.三网难破局今年1.5万集电视剧仅三成播出[EB/OL].[2015-12-14].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直接融资
引言
本文首先列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概念，论证需求与供给在经济中的关系与地位，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到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演变；然后讨论了金融在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区别与作用，最后针对经济需求拉动向供给拉动的金融演变，论述金融领域在变化中如何对经济发展发生助力作用及方式。
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持续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以供给和需求不协调、不平衡为首要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以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为主要表现形式。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将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两个必要条件。当“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高供给质量，矫正要素配置扭便成为了 “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众多新动能能否更好的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宏观经济下的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是宏观经济的两个面，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对于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供需不协调、不平衡、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结构扭曲，影响经济正常、稳定、可持续性的增长。
以往有关宏观经济问题的探讨及研究主要着重在需求侧，遇到经济增长放缓往往惯性思维就是需求侧出了问题，是需求不足造成的。需求侧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个方面疲软，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速减缓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出现的问题，得出的应对方案只能是拉动内需、扩大需求。然而在当前的经济情况确是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在不断下降、新业态经济的消费在上升而传统产业的投资在下降等等。以此对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缩也不是通胀，那么单纯的通过调控的行为增加国内需求存或是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从根本上无法彻底解决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而政府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依靠金融服务实体，靠增加投资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是有局限性的，例如2008年4万亿元投资以及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迅速回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发货币的副作用被逐渐放大，主要的表现就是投资回报递减。
可见作为经济基础，面对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换挡期，金融业在经济整体大环境下需要因变而变，扮演经济助燃剂、催化剂的角色服务好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的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其中去杠杆、绿色信贷、股权直接融资等手段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方式。金融金融助力供给侧改革主要应着重于以下三点：
1、通过运用市场化方式及途径引导资金从“两高一剩”行业中逐渐退出，稳妥清理僵尸企业占用的大量金融资源，以实现传统行业去过剩产能的政策目标。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增速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其中，钢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0.0%，建材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4.7%；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7%，增速自2015年6月份以来累计回落6.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产能过剩行业长期占据大量金融资源，压榨资金配置效率的情况正逐渐改变，这给加快推进产能过剩产业重组或退出提供了前提。
2、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金融机构业务的创新，会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具有高发展潜力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促进实现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型、补经济结构短板的目标。典型的例子包括，兴业银行为创业企业、创新型企业量身定制了融资产品。该行集“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结算理财、顾问服务”为一体的“创业金融”服务体系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中国农业银行则是了《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发展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意见》，这是将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新兴大众创新的空间，该意见不仅指出将大力支持各类高校毕业生、“创客”创业，并对创新创业企业适用相对优惠的利率定价条件，消除影响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
3、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尤其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这种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金融杠杆率偏高。特别是在直接融资比重本身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股权融资占比偏低。近期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显示，截至2016年4月各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7.3%，企业债券余额占比为11.2%，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为3.4%。总体上看，股权融资及企业发债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占比较低，显示出我国融资结构亟待完善，也由此造成企业融资加杠杆现象严重，杠杆率居高难下的状况。事实上，提高社会直接融资比重早已得到经济界各方认可，且已经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此外，近期国内多个省份相继公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在“去杠杆”方面，提高直接融资比率、防范金融风险、压降不良贷款率成为各地方案中提出的共同要求。举例来说，山东省在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2016年山东省内力争上市挂牌企业数量累计达到两千家，预计新增直接融资额将突破5000亿元。该意见表示，通过兼并重组、上市增发、知识产权入股等多种方式，大幅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以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以及新三板为主体的股权融资市场已经基本成形，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不断提高。据央行对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贷款、网络借贷等各类融资工具的综合成本进行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末，企业融资成本为5.38%，比2014年同期下降169个基点。其中大型、中型企业融资成本分别为4.14%和4.59%，分别比2014年同期下降157个和162个基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融资成本分别为7.47%及8.19%，比2014年同期分别下降222个基点、236个基点。
当然，与成熟金融市场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建设依然有很多不足，大力推动创新，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更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尤其要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及化解，注意经济传导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在当前伴随经济下行，原来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并未消除的情况下，监管者要对创新金融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不应一味谋求创新而忽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只有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才能更好的发挥好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国信支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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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国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高杠杆风险[N].金融时报，2016-7-6
[3] 赵洋，稳妥去杠杆需大力发展股权融资[N].金融时报，2016-6-2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一变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调控转为偏重供给侧调控。
除了宏观调控方向性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干”，成为举国上下都在思考、探索的重点。 一问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供给侧”跟“需求侧”就像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较侧重于“需求侧”。现在，中央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政策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策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素配置扭曲：一是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及其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来实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包干就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这是最微观层面的。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就是说资源要更多地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其实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现在说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实际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让资源更多地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的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就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的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就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比如，怎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怎么能够保持低碳绿色发展，怎么能够提高创新驱动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供给侧。”
从需求到供给，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进行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预定的目标。”张燕生说。
二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多重要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会议的主题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系统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从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诊断、工作的思路、重点任务、改革举措、重大原则，提出了一套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很强的一揽子的方案。”
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对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实，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11月15日，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 三问 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2007年之前，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7年GDP增速更是创13年来新高，达到14.2%，与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持平。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是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说白了，就是依靠需求侧发力。
但是，不断扩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结构性矛盾。
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判断我国行业产能过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指数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严重超过了行业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石油开采、钢铁、煤炭等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就钢铁行业而言，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2亿吨，当年的粗钢产能为11.6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0.69%，意味着约三成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钢铁行业的严重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亏损面达47.52%。
从生产侧来说，生产了这么多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GDP的确上去了，但是没有消费，导致产能过剩严重。甚至有专家表示，中国在2008年之前，过剩产能20%左右，位于全球平均值。2009年之后，这个指标直线上升，现在已经上升到超过30%。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一些进口产品受到国内消费者追捧，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不仅奶粉，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美国手机等都在最畅销的“海淘”商品中名列前茅……
这并非简单的“崇洋”，它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更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不足的矛盾。“这说明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低端，高端的产能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国内供给解决不了;而供给的结构也出了问题。我国大量的供给产能是过剩的，而且是一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从供给端进行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2015年12月18日，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与交通司副司长张泰说，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有需求侧的，更有供给侧的，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迟福林说。
“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转变。”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在潘建成看来，现在提升供给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继续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二是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续转移，并在转移时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创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创新，包括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要行业的门槛来激活民间资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资源;通过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金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这些都是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市场化效率。”潘建成说。 四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什么
只有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是补短板。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补上这些短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大任务中，为什么将“产能过剩”放在首位？“说白了，就是生产了大量东西卖不掉，就是所谓的‘供需失衡’，这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想通过供给侧的调整，改善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供给能够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2015年12月24日，工信部表示，2016年要重点抓好分业施策调整存量，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工作。包括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实现产品升级、转型转产、扭亏增盈;抓紧制定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引导僵尸企业平稳退出;多措并举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等。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无疑都是深层次的结构变化。在黄群慧看来，这个结构变化和以前讲的“大干快上”式的跨越式发展的导向不一样，“所以，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肯定是2016年改革的一个重点。”
近日，财政部资产管理司了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收窄。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连续4个月出现同比下降，降幅逐渐加大。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大量的国有企业分布在重化工这种领域，而重化工领域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这就需要调整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在重化工领域逐渐退出;通过兼并重组，推进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产能过剩的行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要重新优配资源，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落实国有企业改革。肯定得淘汰破产一批僵尸企业！”张燕生说。 五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实惠？
1.教育：社会办学带来供给多元化
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将被进一步打通。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2.医疗：民间资本涌入解决“看病难”
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3.住房：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各地发改委要抓紧推动制定化解库存方案，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4.消费：“海外抢购”将成为过去
其实“供给经济学”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
供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世纪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与“萨伊”针锋相对的是20世纪的“凯恩斯”，宣称需求决定供给，该学派还建议政府增加开支，刺激企业投资，拉动需求以增加产出。
但财政开支通常向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倾斜，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在这种政策性景气繁荣中落在后面，工人工资增长也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增加，过剩产能就这样出现和积累起来。
当经济中存在过剩产能，对策绝不能是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刺激，那无异于饮鸩止渴，用明天更多的过剩消化今天的闲置产能。
到此，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无法保障经济的增长，而且留下异常棘手的遗产：处于破裂边缘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务以及不可避免的银行资产质量恶化。
若要化解这些风险，必须消除过剩产能，行业重组不可避免。具有产品、技术和经营优势的企业收购兼并没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创新时代的行业格局常态是寡头竞争。
只有清除了需求政策在供给侧造成的过度与过剩，中国经济才有希望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我认为，这是当前强调供给侧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涉及价值的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实质。
这里所说增长是指产能或者潜在GDP的增长，并且保证人均产出，从而增加人均收入，否则经济增长就失去其本来意义。
用生产函数公式来表达―Y=A・F（K，L）。
Y是潜在GDP，A为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F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假如经济中总共有100名工人，可以生产200万的GDP，当存在劳动力闲置时，比如有10个失业者，实际投入的L只有90，GDP则为180，低于充分就业的潜在GDP。
提高潜在GDP有两类方法，一是单纯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二是资源总量不变，提高技术水平和改善生产组织方式。前者为“外延型数量增长”，后者为“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
外延型增长不可持续，不仅因为资源有限，而且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上，由于产能已经过剩，投资形成的新产能没有需求对应，企业投资所获收入等于零，减去资金、人力等成本，投资收益实际是负数。
如何打破边际收益递减的诅咒？希望就在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上。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永无止境，所以，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的进步有能力驱动和保持经济的增长。
这时，不难发现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企业和市场，也就是都在供给侧。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其首要作用就是创造有利于改进两大关键因素的制度环境，特别是保护产权制度。
也许有人会问，潜在GDP随着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的改进而提高，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怎么办？
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深入讨论供给侧改革的学术内涵几何，仅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来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原本就应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改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基本逻辑自有市场经济存在便自动嵌入在每个市场参与主体的经营基因之中，当然前提是它是有效的市场参与主体，显然相当数量的国企并不在讨论范围内。这也是供给侧改革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定语――结构性――存在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市场参与的个体看来，供给侧改革可以粗浅地理解为排除干扰做好自己。这不禁让人想起《世说新语・德行第一》里“割袍断义”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同样，眼前的利益和风口的热闹，一向是干扰公司专注于长期增长的障眼法。《首席财务官》分别选择了传统行业（造纸）、新兴战略产业（环保）和互联网行业（在线教育）的三个逆势增长的案例，并通过财务视角的深入解读，为广大CFO读者推进企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给出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方向。
随着年报披露季的结束，沪深两大交易所分别组织了年报分析课题小组，对各自市场内的上市公司年报总体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的报告中所谈及的共性问题，对于CFO们思考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相应的财资策略也势必将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我们以上述报告为主线，结合后文的三个相关案例，来共同讨论如何在当前经济增长失速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进而帮助更多的本土公司成功穿越周期波动，实现永续经营。
增长质量不高
我们首先聚焦两市的上市公司年报成色。
截至2016年4月30日，深市176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5年年报或年报数据，其中，主板公司478家，中小板公司784家，创业板公司504家。2015年，深市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139.31亿元，同比增长4.69%，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增长率分别为-1.58%、11.32%和29.03%。这组数字看上去貌似不错，但在剔除金融这个对整体上市公司盈利指标有着巨大干扰的行业之后，2015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的净利润下降1.98%，主板公司的净利润甚至下滑14.38%。增收但利润下滑，这也印证了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需要“做好自己”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上述数字比市场普遍预期还是稍显乐观一些，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市上市公司中传统行业的经济成分相对沪市来说要低得多。比如，2015年深市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整体亏损；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利润下滑分别高达57.70%、36.12%和31.02%。
根据同步披露的沪市1094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情况来看，沪市公司2015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22.67万亿元，同比下降3.93%；共实现净利润约2.05万亿元，同比下降2.66%。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金融业“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说”这样的利润增速风光，已经成为过去时。沪市14家上市银行2015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3万亿元，合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在业绩增速放缓的同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所增长，其中，不良贷款率由2014年底的1.22%升至1.64%；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169.25%，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根据已披露的分行业不良贷款结构，化工、机械、金属加工、采矿业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均位属前列。
经营效率欠佳
如果说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的变化更多受宏观经济基本面影响的话，我们可以从毛利率、库存、经营成本以及税负情况等反映经营效率的指标来观察一下两市上市公司当前经营效率方面的变化。
从毛利率上看，深市上市公司的毛利率略有提升，这是难能可贵的。2015年深市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为21.50%，连续两年提升。其中主板、中小板分别为19.56%、22.27%，较上年小幅上涨；创业板毛利率为31.10%，与上年相比小幅下降。以具有可比数据的公司为样本，三年间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平均营业总收入分别增长14.54%、47.95%和91.72%，对应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4.63%、13.95%和24.23%。这样一个增速看上去颇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增速有较强的“违和感”，也间接说明了处于旧经济结构下的那些传统产业面临着更大的经营压力。沪市上市公司营收增速的变化则印证了这一观点。2015年度沪市非金融类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2万亿元，同比下降8.57%；实现净利润0.58万亿元，同比下降21.93%。
再看库存的情况。2015年深市非金融上市公司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整体下降，由2014年末的21.96%降至2015年末的20.55%。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六个涉及产能过剩行业的存货总额同比下降了10.05%，其中产品总额同比下降37.98%，产成品总额同比下降26.76%。对房地产行业而言，由于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较快，2015年末房地产的存货总量较上年增加15.56%，但存货在总资产的占比由2014年末的64.23%下降至2015年末的60.33%。相比而言，2015年度沪市非金融类公司库存商品余额近5万亿元，同比增长4.53%。综上，“船小好调头”的规律在去库存的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们看经营成本。因行业原材料差异较大的原因，本文只讨论财务费用和劳动力成本这些通用性较高的经营成本。从劳动力成本来看，沪市上市公司创造了超过1200万个就业岗位，合计支付职工薪酬1.93万亿元，同比增加5.59%，快于营业收入增速。这些数字都表明一件事情，无论GDP增速下滑到何种程度，薪酬与福利的刚性经济学属性，对于两市上市公司优化劳动力成本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接下来再看一下税负。从深市来看，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015年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增长率为8.56%，不仅高于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全国GDP增速2.5个百分点以上。再看沪市，从现金流量表当中反映出的沪市上市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共计2.26万亿元，与沪市上市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总量相当，同比增长2.55%，虽然从绝对值上低于全国GDP增速，但较营业收入的增长高出近6.48个百分点的事实说明，其税负增速仍然高于GDP增速。这两组数字表明，当前的减税力度“口惠而实不至”，全面营改增之后必须要尽快普遍下调增值税率。
转型任重道远
作为国内市场经济的领头羊，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显然在完成供给侧改革转型方面扮演着头雁角色。这方面可供研究的财报指标相对匮乏，只有研发、资产负债率、现金储备等更综合性指标可供讨论。
就研发投入而言，基于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深市上市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更有先行者的示范效应。2015年，深市已披露年度研发数据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1665.59亿元，平均每家0.95亿元，较上年增加10.24%；其中，中小板、创业板分别增长13.89%和26.01%。507家公司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5%，占公司总数的28.87%，此外，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整体研发投入881.18亿元，较上年增长19.30%，平均研发强度为4.73%，超过深市平均水平，相应的这一领域内上市公司毛利率为25.62%，高于深市平均水平。
从资产负债率上看，2015年深市非金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56.61%，较上年下降0.94个百分点，已连续两年下降。而同期沪市非金融类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为61.95%。坦率说，这两组数字并不算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市场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两市上市公司加大资本性开支的意愿不强。这从现金流量变化上也能得到一定验证。2015年沪市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2万亿元，同比上升20.98%。从中可见，现金为王的心态很普遍。而资本性开支意愿的下滑，反过来对于重化工业中所涉及的诸多基础性行业又是一个总需求端的强抑制因素，但愿不要形成市场负反馈信号的叠加效应和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