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范文

供给制度论文篇1

一套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可界定为制度变迁。由此，可将新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时限大体界定在1978年。在此之前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典型的政府选择依此之后，中国开始了渐进式、温和的制度变迁进程，直到现在中国仍未建立起有效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就是说，这一进程仍在延续之中。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首先，逐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应当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其次，在政府从“越位”领域逐步退出并填补“缺位”领域的同时，政府间的公共品资源配置职能也在分税制的制度创新下逐渐分开。目前，各级政府大体上能够在划定的事权、支出责任、税权税源、非税收入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项目和数量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利、自求平衡，各自确定本辖区内的公共品提供的数量、结构与质量。再次，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也在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下，开始分开，公共品生产市场由过去的政府独家垄断经营，开始有选择地向私人部门开放，公共品市场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多个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格局也已初露端倪。毫无疑问，公共品生产与供给制度的渐进变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客观地看，中国现行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还存在以下缺陷：（1）在宏观层次上，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公共品供给领域中职责范围缺乏科学合理的界定，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范围过宽且方式不尽合理。（2）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不分，政府既包揽公共品的生产，又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审批、歧视性税收和财政补贴等非中性制度壁垒，限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市场，保护公共部门在公共品领域中的“垂直一体化”垄断，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激励不足、压力不够、活动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乃至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3）公共品的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不分，大量本来应该借助于社会分工、采取市场契约方式交由私人部门或“公”“私”混合竞争性间接生产的部分，也大都采取了公共垄断的制度安排。（4）在公共品供给的纵向制度安排上，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职能难以充分有效发挥。

二、制度创新需要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纯公共品并非无处不在。

自萨缪尔森以典型的公共品——灯塔为例给出公共品的经典定义后（萨缪尔森，1954），按物品的消费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标准，将全部物品划分为私人品与公共品，并据以将经济活动区分为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的理念，就逐步为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纯公共品是指那些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用公式表示就是：

这意味着，（1）公共品的效用具有完全不可分割性，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打包”在一组消费者之间共同消费或使用。（2）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中是非竞争性的，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其边际成本为零。（3）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中是非排他性的，即用价格机制或产权界定排他消费要么在技术上不可能，要么排他的成本要大于排他后所带来的收益。

萨缪尔森的公共品定义，与其说是为了寻找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公域”与“私域”的分工，倒不如说是纯理论研究。

（二）即使是纯公共品，其政府供给行为也需要市场调整。

居民（包括居民企业）所消费的安全一般被认为是比较纯粹的公共品。然而，在居民所消费的全部安全中，公共安全却只不过是一部分，尽管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由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占有水平不同，不同的人对安全的来求数量与质量也就不尽相同。公共安全只能按照中位选民的需求水平来决定。

从理论上讲，由于政府生产的安全，其成本也是由纳税人负担的，因此，政府生产与市场生产也就存在着一个成本与效益的比较问题。如果把政府生产提供公共安全的机构，看作是一个产业部门或生产“企业”，那么，按照科斯的“企业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的理论，公共生产的安全客观上也有一个最佳供给量问题，当公共生产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增加公共生产的安全量不再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时，那么，就应该选择市场。

（三）公共提供并不等于非由公共生产不可。

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因为任何一种公共品，其效用都是由可分割的各种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公共安全就是警察、警车、通讯、监狱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不仅警车、通讯、监狱等可以交给私人生产、政府采购，而且就连警察也大都是由“私人生产”（私立高等学校培养）、政府购买的。

按照奥斯特罗姆的分析，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出效率，生产各种公共品的各个公共部门都应该借助于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分工，通过专业化机构协作进行生产，而不必由一个公共部门垄断一种公共品的所有生产环节。中国各个公共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办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分工协作的效率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四）公共品的生产权可否分割以及分割程度、消费可否排他以及排他程度，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

公共品能否通过市场制度以及私人部门实现其供给效率，原因往往不是或主要不是因为市场制度内部的缺陷，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公共品的消费在技术上不能排他，而主要是在市场以及私人部门以外的人为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从公共商品理论分析中最为抽象的“灯塔”世界，回到丰富多彩的公共商品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甚至可断言：几乎没有多少公共商品是不可以排他的，而且排他的交易费用也可能并不一定要高得非用政府制度来替代不可。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通过垄断、集权、政府规制等各种强制性机制和政治程序来实现公共品供给的比较效率。因为一方面现实经济世界中象灯塔这类公共品毕竟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如果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正确的，那么，面对规模庞大、品种由多。结构复杂、公众需求不一的公共品，政府能否得到集体需求的准确信息并据以作出科学决策，以及即便是决策正确，能否保证决策很好地加以实施，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况且，如同科斯所言，政府的活动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有时它所花费的成本还大得惊人。

（五）私人品/公共品的两分法，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划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效率边界的理由。

私人品的效率解与公共品的效率解，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定条件基础上的，是相对于其各自的效率条件而言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严格假定的条件，那么，私人品的市场配置也不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加果一个社会能够满足或部分地满足市场和私人部门供给公共品的效率条件，那么，市场和私人部门也许会有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或次化效率解。制约公共品政府效率解与非政府效率解的各种条件，如通过产权界定、产权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等手段来分割公共品的产权和效用以及排他消费和竞争消费的经济技术条件，都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才使得原来一些属于纳公共品的物品，逐渐“蜕化”为“准公共品”，而原来属于“准公共品”的物品则“蜕化”为私人品。从长期的视觉看，私人品与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公共”程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是说，私人品/公共品的两分法，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划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效率边界的理由。换句话说，在公共品的供给中，所谓的政府职能或市场职能、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都是相对于各自的效率条件满足的程度而言的。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政府，其存在的经济理由是为了增进人民的集体福利，而公共品则是集体福利的载体。集体福利以及实现集体福利的载体——公共品，是一个外延极为丰富的系统。在人们“一揽子”的集体福利或公共品的实现中，某项福利或某种公共品，究竟是通过“货币投票”来分散抉择，还是通过“政治投票”来集中抉择，抑或由这两种投票机制来混合抉择，或者说在“一揽子”公共品中，哪些选择“税收价格一一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哪些选择“税收价格——私人部门生产——公共提供——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哪些选择“混合价格——混合生产——混合供给——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取决于这些技术选择或制度安排的比较效率。

三、基本结论

1.中国现行公共品供给制度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在这一规模庞大的领域，市场和私人部门的效率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近年来，虽然中国向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逐渐开放了一些生产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政府垄断行业或公共事业市场，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在这些开放的市场中的竞争格局也已初得端倪，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部门规模过大、税费负担过重、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低下乃至寻租腐败等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2.制度创新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公”“私”配比关系。由于各种公共品的“公共”程度、受益范围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单一的政府垄断或市场垄断，在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上的失灵都是客观存在，理性和现实的效率制度安排或选择，应当是根据不同公共品的具体经济属性实行政府供给行为的市场调整，以及市场供给行为的政府调整互补、混合的模式。具体到一种特定的公共品，如教育，还应该细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基础教育应以政府供给为主，同时辅之以居民户、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的调整；从发展趋势看，高等教育应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供给为主，同时辅之以政府调整。

3.制度创新必须处理好政府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的关系。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公共品，在技术上都可具体区分出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两个部分。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避免垄断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除了极少的公共品，因通过产权界定、价格等排他生产或消费的交易费用过大，必须由政府借助于公共部门直接生产以外，其余的公共品，无论是直接生产还是间接生产，其生产权都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政府可以拍卖某些公共品的生产权，但不能采取行政审批、政府规制。税费等公共制度壁垒垄断其生产权。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是否介入某一种公共品的生产，至少有6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1）建立和经营“自己的”生产单位；（2）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3）与另外一个政府单位签约；（4）从其自己的生产单位得到一些公共品，而从其他政府或私人生产者那里得到其他的公共品；（5）确立得到授权的公共品的生产者必须遵循的服务标准，并允许每一个消费者选择零售商，并从得到授权的供给者那里得到服务；（6）把凭单发给家庭，并允许他们从任何得到授权的公共品的供给者那里购买公共服务。如果对上述选择再视具体情况进行组合，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安排就更为丰富了。

4.放松政府规制，大力推行公共品生产的市场化。针对中国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中，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过度垄断的实际，要放松政府规制，构建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机制。在区分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政府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有序地向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公共品供给市场，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相应收缩政府直接生产公共品的范围和规模。这样的制度调整：一是有助于解决资源配置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提高社会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二是有助于把民间部门的大量资源引入到公共品生产领域，增加公共品供给量并促进公共品质量的改善，以缓解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公共品供求之间的矛盾；三是有助于促进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和实施，逐步扩大采购品种和规模，借助于契约制度和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增进公众的福利水平，并有助于克服资源配置和使用过程中的政府腐败。

供给制度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2]赵艳芹，等.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2006，5.

[3]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2004，7.

[5]姚轶蓉.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创新[J]. 理论导刊，2005，7.

 

供给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公共选择理论；农民增收

1国外研究

早在19世纪，意大利财政学派就已开始公共品的研究。林达尔（Lindahl，191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的。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弗利（Foley，1967）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关于公共品分层供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地方公共品理论。蒂布特（Tiebout，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1965年，布坎南（Buchanan）正式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指出在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前提下，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是拥挤成本与新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cquire，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奥兹（Oates，1972）就政府层级与公共品供给分工，提出了著名的“分散化定理”。关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发展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Olson（1965），Schmitz（1978），Becker（1981），Laffont（1982），Roberts（1984）等。公共品的实证研究是多方面的，如Barro等人（1995）研究了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andler等人（1999）研究了公共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Durlauf（1996），Nechyba（2000）研究了公共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而近期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方法与途径。公共品的实验研究主要是研究“搭便车”行为，但由于人的特性，研究结果不稳定。1981年Marwell和Ames的公共品实验研究与1984年Allman所做的实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后所进行的大量相关实验研究也并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Stevens，1993）。

据前可知，国外学者对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国外学者有关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

1.1PerPinstrup-Andersenr的研究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PerPinstrup-Andersenr（2002）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食物政策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贫困问题后指出，过去政府对灌溉的投资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这一作用却不显著。所以，政府要首先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来提高灌溉的投资回报率。

1.2LiLyLeeTsai的研究

LiLyLeeTsai是位美籍华人，她长期关注我国的农村宗族及农村治理结构问题，为此于1999年至2001年，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陕西、河北、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等省分别对316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在其发表在澳大利亚TheChinaJournal（No48，July2002）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分析了农村公共品问题，指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村干部是依靠社区习俗来筹集和管理公共事务。此外，当乡镇和县政府为发展项目征税时，所征之税只用于乡镇及县里的项目，如修路、建电厂等，公共基金难得流向农村。村委会负责村里的道路建设、灌溉工程、垃圾处理等。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主要依靠农民“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现实。

1.3FanShenggen的研究

FanShenggen等人则从乡村民主化角度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统治结构的民主化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有关键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乡村数以万计的村庄举行了直选，调查发现，民主化对农村公共事业的供应水平有重要影响，与任命的干部相比，选举的官员倾向于向选民征较少的税费，并且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业。

2国内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2.1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制度经济学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张军等（1996）比较早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叶兴庆（1997）认为，现行的农村公共品具有制度外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分摊机制具有累退效应等特点，并认为改革应统筹考虑制度内外的成本分摊，更新农村公共品供求的衔接机制，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农村公共品资源筹集制度。林万龙（2000）通过案例分析证明，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至少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即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出现了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林万龙（2001）还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刘保平等（2003）则指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的施行并没有给公共品供给提供有效地制度安排。从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运行过程来看，其仍然是公社时期供给体制的延续。徐小青（2002）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制度本身的典型变化是从原来时期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发展到现在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其基本特征是供给主体不再局限于农村基层政府，而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叶文辉（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用3章的篇幅分别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乡村社会税收体制变迁、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等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和改革问题。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另外，卢鸿鹏（2003）从交易成本方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予以了说明。

2.2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

在说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问题时，由于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或概括，尽管说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吴士健等（2002）、熊巍（2002）、刘保平等（2003）均认为，现行体制包括以下两种机制：第一，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筹资机制；第二，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是我国农村公共供给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包括非预算融资、非政府融资。前者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收入等，后者主要指民间捐款、集资、摊派等。可见，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许多学者从研究财政制度改革入手系统分析了农村公共品制度供给问题。制度外财政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政“特色”。不过，最早公开提出“制度外财政”这一概念的是孙潭镇和朱钢（1993）。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乡镇一级的非规范收入问题，对乡镇制度外财政的成因，乡镇制度外财政收入的来源、特点以及乡镇制度外财政支出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制度外财政即指非预算收入。“制度外财政”概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为研究我国地方财政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切入点。樊纲（1995）也对非规范收入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非规范公共收入是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情况下乡镇政府为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创新，乡镇制度外财政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极为不规范，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之纳入“新的规范”。李彬（2004）专门研究了乡镇公共品制度外供给问题，指出，不管是在公社财政还是在乡镇政府一级财政下，我国的基层政府一直处于公共财政缺位状态之中。在制度内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大多数乡镇政府甚至无力完成一般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能为社会及时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从而极大地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大地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乡镇政府不得不寻求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其结果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和社会运行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刘保平等（2003）指出，由于这两种体制，再加上乡镇制度内财政的财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低下和地区间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各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公共品负担成本的不公平性（熊巍，2002）。陈小梅（2004）还指出，农村公共品供给还存在结构失调、资金使用不透明和管理制度不科学问题。

2.3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

学术理论界公认，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而言，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必须积极进行供给体制的创新。黄志冲（2000）认为，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出现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原因在于供给机制出现了失衡。黎炳盛（2001）认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不可推却的责任。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并非由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还必须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系的新冲突。李文（2002）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对城市而言严重不足，但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却存在严重的财政困难，其原因即在于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违背了公共品供给的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最优原则。我国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来优化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王国华，（2003）认为，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因此，必须重新构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体制，增加政府投资，激活民间资本供给公共品。雷晓康（2003）认为，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矛盾重重，应多渠道供给公共品，改革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引入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徐增阳、杨翠萍（2004）认为，解决农村公共短缺问题要靠供给制度创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上，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在农村公共品资金筹措上加大上级政府财政转移的力度，同时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民间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杨震林、吴毅（2004）认为，农民应该通过某种组织（协会）来直接参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选择与偏好。

在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思路和对策，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格局；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民主表达机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四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职责，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品给予资助，建立并加大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六是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权力腐败行为。

3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研究

3.1关于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品的短缺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策。成世荣（2002）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好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因此，要将农村公共品纳入国家制定政策、分配资金的盘子，从国家到地方切块给农村，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投入向县乡延伸。熊巍（2003）在其题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我国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弥补规则：尽量减少公共品成本的公共收费弥补方式，彻底取消不公平的农业税制，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促进农业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和债券的筹资作用，补充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此外，他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践的总结，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以及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其他税费改革措施。邹江涛（2004）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对原本已处于贫血状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缺位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林霞、刘鸿渊（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的分税制框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出现了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无论是现行农业税制还是“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都明显存在着设计欠合理和难操作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杨晓黎（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3.2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

众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负担之所以过重，增收困难，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不合理。何振一和阎坤（1997）认为“七五”以来，在农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农民负担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为制止这种不正之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曾三令五申，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抓一阵好一阵，过后又出现反弹。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并不能将其归因于各级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搞一些超越农民负担能力的达标升级活动，和一些单位，巧立名目，私征乱摊，用于滥发奖金和挥霍浪费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不顺，乡镇财政制度不健全。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无从规范化，农民负担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切实减轻。雷原（1999）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农民负担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公共品分配问题，而在本质上是公共品的供给体制问题。因此，只有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系统的制度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陶勇（2001）认为，要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一是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二是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为广大农民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品。赵丙奇（2002）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发的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任晓（2002）认为，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侯江红（2002）认为，当前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明显提高，但供给则严重短缺，结构失衡，供给责任不清，农民及乡村负担过重。

3.3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工业品都出现了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而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消费能力太弱，消费能力与公共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如电力、通讯、自来水等的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姚洋、荣昭等（2000）研究了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结果表明，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电器决策有下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著影响。姚洋、荣昭（2001）认为，解决内需方法之一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之间趋于平衡。他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廖清成（2004）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充分启动蕴藏巨大消费潜能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则有赖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苏晓艳、范兆斌（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随着这种供给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对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加深。葛云伦、王学钊（2005）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农民不再交纳“三提五统”，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郭锦墉（2004）也认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因其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财力不足，决定着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岳军（2004）更进一步认为，公共产品同时是一种中间投入品，或者说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可以减少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其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李燕凌，李立清（2005）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研究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公共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影响作用不显著；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事业费财政支出，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明显相关性；政府在农村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家庭储蓄、农村文化娱乐消费有较强的相关性。

3.4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利用分省和分县数据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和程度；利用乡村调查数据，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不同的选举结果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增长率的差异已成为导致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农民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秉龙等（2003）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分品种、分地区、分赤字程度，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公共物品中财政赤字风险最大的承担者。彭代彦（2002）的研究表明，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李成贵（2002）从多角度透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实地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刘伦武（2002）则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

把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很多相关文献都有所涉及。如财政制度方面，张军、何寒熙（1996）研究了乡镇财政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地位，朱钢（2000）探讨了乡镇财政在发展农业和农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张军（2002）分析了乡镇财政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刘汉屏（2005）研究了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的关联性；户籍制度方面，张启明（1998）研究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张忠潮（1999）分析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王璨等（2002）则探讨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另外，章辉美（2005）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社会转移，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夏文超（2003）研究了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姜长云（2003）研究了农村金融制度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不适应性等等。

此外，李秉龙等（2003）、吴朝阳（2004）研究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廖清成（2004）研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问题；刘汉屏（2004）在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重点研究了我国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李春根（2005）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问题，提出了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史玲（2005）研究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问题等。

参考文献：

〔1〕刘汉屏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2〕方宁中部地区乡镇财政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曾业松新农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Z〕.

〔5〕贾康，白景明乡镇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财税与会计，2002，（5）.

〔7〕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J〕中国农村观察，2002，（2）.

〔8〕樊纲论公共支出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若干个案的研究与思考〔J〕经济研究，1995，（6）.

〔9〕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0〕党国英以市场化为目标改造农村社会经济制度〔EB/OL〕中评网，2001.

〔11〕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J〕改革后的变迁改革，1996，（5）.

〔12〕张军乡镇财政制度缺陷与农民负担〔J〕中国农村观察，2002，（4）。

〔13〕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14〕王绍光分权的底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

〔15〕李剑阁，韩俊解决我国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J〕改革，2004，（2）.

〔16〕陈锡文农民致富的脚步为何越走越慢〔J〕人大复印资料，200212.

〔17〕邓大才论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和求解路径〔J〕社会科学前沿，2003，（2）。

〔18〕马晓河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J〕农业经济问题，2003，（2）.

〔19〕赵树凯农村基层组织运行机制与内部冲突〔J〕经济要参，2001，（32）.

〔20〕刘斌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4）.

〔21〕顾益康，邵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M〕中国农村经济，2003，（1）.

〔22〕陆学艺三农论〔M〕北京：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23〕朱钢，张元红，张军等聚集中国农村财政———格局机理与政策选择〔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24〕当前农业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对策〔J〕管理世界，1999，（4）.

〔25〕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1，（24）.

〔26〕国家税务总局课题组农民负担与农业税制改革问题〔J〕税务研究，2000，（4）.

〔27〕朱钢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缺口〔J〕中国农村观察，2002，（2）.

〔28〕樊胜根，张林秀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9〕胡拓坪乡镇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探析〔J〕财政研究，2001，（7）.

〔30〕叶兴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J〕经济研究，1997，（6）.

〔31〕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0，（10）.

〔32〕魏建“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与农民负担的谈判制度〔J〕南开经济研究，1998，（1）.

〔33〕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34〕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J〕财贸经济，2001，（10）.

〔35〕林万龙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1，（4）.

〔36〕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37〕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38〕张军，蒋琳琦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理论视角〔J〕世界经济文汇，1997，（5）.

〔39〕张军，蒋维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与经验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1998，（1）.

〔40〕刘书明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J〕经济研究，2001，（6）.

〔41〕雷原农民负担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J〕财经问题研究，1999，（6）.

〔42〕赵丙奇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经济问题探索，2002，（11）.

〔43〕苏晓艳，范兆斌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J〕管理现代化，2004，（4）.

〔44〕李燕凌，李立清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45〕葛云伦，王学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增加农民收入〔J〕，天府新论，2005，（2）.

〔46〕张启明论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J〕财贸研究，1998，（2）。

〔47〕张忠潮，刘德敏论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J〕经济体制改革，1999，（1）.

〔48〕彭代彦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J〕经济学家，2002，（5）

〔49〕吴朝阳，万方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5）.

〔50〕徐秋慧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J〕经济与管理，2004，（2）.

〔5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52〕刘汉屏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研究〔Z〕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报告，2004.

〔53〕Samuelson，PA“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4，（36）.

〔54〕Mursgrave，RAandMursgrave，PB“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McGraw-HillBookCompany，（1984，FourthEdition），1959.

〔55〕Tiebout，CM“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5）.

〔56〕McquireandAaron“Efficiencyandequityinopticalsupplyofapublicgood”，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Feb，1969，（51）.

供给制度论文篇4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 农民收入 实证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自改革以来，虽然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道路，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扩大。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很多，如结构论认为农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制约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生产组织论认为农业生产组织的落后不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城市化论认为当前城市化进程过慢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政府论认为我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不足导致了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等。

通过对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各种因素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公共品供给情况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市用水普及率为96.12%，而农村则低于75%。城乡居民在公共品上有着不公平的待遇。

基于上述事实，我国许多学者在理论上提出了公共品问题是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这一命题，并进行了定性分析。但目前针对这一假说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将从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的角度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研究公共品供给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农村公共品理论

1、农村公共品的定义及分类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私人不愿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大致可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生产性公共品主要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推广等；非生产性公共品主要包括教育、卫生、电网、自来水设施等。

2、农村公共品的特点

农村具有边缘性和分散性的特征，因此其公共品供给也存在特殊性。

首先，由于农村处于城市和乡镇的边缘，城市的公共品投资可能会对农村配套的公共产品供给起到溢出性拉动作用。

其次，农村生产的分散性使得信息在农村的传播效率低，生产决策不具有统一性。因此，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产品，比如新的科学技术，在农村则必须由政府以公共品的形式提供。

3、农村公共品的作用

农村公共产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品供给可以提高农民产出。我们可以将农村公共品看作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许多生产和经营活动对公共品有很大的依赖性。如种植业的产出与当地水利设施的建设程度就有很大的相关关系。因此，农民的生产函数中自变量不仅包含了农民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还应包含了当地公共品的投入，这就使公共品与农民收入有了直接联系。

第二，公共品供给可以降低农民生产成本。公共品的投入对私人产品具有替代性，比如当政府提供相应的水利设施时，农民就不需要自己进行打井和引水等活动，降低了自身的生产成本。在产出的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第三，公共品供给可以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如水利设施的建设可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生产的稳定系数。再比如，当政府及时提供农产品市场的需求价格和需求量时，农民就会据此选择相应的生产种类和规模，不会出现大量生产却贱价出售的情况。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公共品的提供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少风险，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

总体上，我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能很好地适应农民的实际需求，存在着供给数量少、质量低以及结构性失衡等方面的问题，供给过剩和短缺的现象并存。

1、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用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公路条件差、电压不稳、水利设施落后等。社会保障方面，基本上是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形式。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的比例差别较大。

2、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从类别上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交通、水利等硬件投资占比较高，而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信息传播平台构建、农民素质培训提高等方面的投入不足。从质量上看，结构性失衡还表现在重视公共项目建设的数量，轻视项目建设的质量；重视新建项目，轻视维护已有的公共产品等。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二元化的发展体制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是城乡二元化发展体制，在国家财政有限的情况下，重点财力和资源用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导致政府对农村的公共产品保障较少。税制改革之后，除大型水利设施、农村电网等公共品外，地方建设的任务从国家转移到了地方政府，由于中央对于农村的财政支出较少，而地方政府受限于有限的财政收入水平对公共品的投资也相对不足，使得许多农村地区发生了农民集资修建公共品如道路、饮用水设施等的现象，这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给农民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其次，我国目前的公共品投资决策机制是自上而下制度，公共品的供给反映了上级政府而非农民本身的偏好。这就形成了公共品供给和需求的错配，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论在品种上还是数量上都不能与农民的需求较好吻合。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被层层分解后下达到县、乡和村，再由村里将每一项指标落实到单个农民身上。因此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大部分不是由乡和村内部的需求决定，而是由上级指令来决定。

再次，在特定情况下，决策者对政治目标的追求也会导致公共品提供的结构性偏差。根据调查，地方官员通常不愿意将项目投资到偏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在政治目标的激励下，地方官员可能更偏好于提供硬件型公共品，而对于见效缓慢的软件型公共品则意愿不足。

三、实证研究

在定性分析之后，本文将利用数据和模型对研究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1、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利用Eviews软件，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数据的时间段为1978-2009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选取的变量及说明如下：

（1）农民收入水平：本文选取农民收入水平为因变量，具体使用农民人均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水平的反映。

（2）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根据上文的分类标准，将农村公共品分为两类，即硬件型公共品和软件型公共品。在模型中将分别衡量两类公共品的供给分别对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财政对于农村支出中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作为反映硬件型公共产品的投入，即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3）农村科研投入：农业科研投入来源广泛，包括国家、私人和一些非营利性机构的投入。本文的农业科研投入专指当年在农村地区的新增国家投入。本文选取国家财政预算内农业科研投资作为反映软件型公共产品的投入。

（4）农村人均产值：农村的人均产值是影响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是农民生产活动最终创造的价值，因此将其选作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第一产业的人均产值作为农村人均产值的反映。

（5）城市化率：农村城市化程度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能转移出去，将会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将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作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农村非农劳动力与乡村劳动力的比值作为城市化率的反映。

2、回归模型及结果

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income：农民收入水平

public：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science： 农村科研投入

outcome：农村人均产值

urban：城市化率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的结果如下：

注：***，**，*分别表示在1%， 5%， 10%的程度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回归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99.78%，达到了很好的拟合效果。所选取的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自变量均对因变量起到了明显的影响作用。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对农村科研的投入系数为正，说明无论是增加对农村的以公路、水利工程为代表的硬件型公共品投入，或者增加以科研、信息化为代表的软件型公共品投入，都对农民人均收入起到了正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证明了前文的结论，即增加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四、政策建议

1、破除二元公共品供给制度，促进公共品公平供给

政府实行城乡统筹发展，从根本上改革不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公共品的具体投向上，软件型公共品与硬件型公共品同样都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应当注意二者的协调发展，尤其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信息系统为代表的软件型公共品，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农民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作用，需要政府予以重视。

2、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品需求决策制度

从公共品供给的决定机制来看，应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由农民按其需求自主决定。对于涉及范围较广公共品供给，应建立专家听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由村民或村民代表投票决定，使农民参与到公共品选择的过程中来。要鼓励农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形成公共品供给决策的自下而上机制。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品功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了农村公共品投入对于农民的收入增长可以起到有效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文章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农民的收入增长。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于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所供给的公共品应当反映农民的需求，以此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戴亨钊，杨林娟.甘肃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户收入相关性分析.甘肃农业大学报.2006.7

[2]张林秀，罗仁福，刘承芳，Scott Rozelle.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1

[3]王磊，宋英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关联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3

[4]王国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1

[5]董运来，董玉珍，武翔宇.农民收入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5，9

[6]匡远配，汪三贵.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兰州学刊.2006，3

供给制度论文篇5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相关文章，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供给主体单一、二元供给制度的缺陷、基层乡镇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决策制度不完善、资金管理混乱等5个方面，并提供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自2002年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市、区）相继全部免征农业税。随着《农业税条例》的废止，2006年起全国将免征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原本已短缺的农村公共产品带来了重大影响。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其本意在于，农村的发展要突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因此，如何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1.国内外学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认为，要破解“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王春播，2004）。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运转困难，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陈永新，2005）。要推动农村税费问题的彻底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叶文辉，2004）。为了尽量克服取消农业税可能给乡镇基层财政带来的困难，确保这一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应从财政体制的创新入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陈纪瑜、赵合云，2004）。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综合性的制度创新，逐步通过立法，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最终为农村发展、农业兴旺、农民增收提供效率高、质量优、品种多的农村公共产品（姜丕军、王代敬，2005）。同时，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增强乡镇财政和农村社区财力，培育多元供给主体，完善乡村治理结构，进而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鞠正江，2005）。税费改革后农村地区公共产品要彻底走出筹资困境，就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模式、公共财政体制、乡镇行政管理模式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变迁与创新（龙笔锋，2005）。公共产品不足已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各种农民经济组织，社会性服务组织的兴起弥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些非政府组织，规范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对于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李永彩，2005）。 

国外学者认为，农村企业的发展能够扩大地方所拥有的特色技术或产业，但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而言，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它们规模小、资本缺乏、交通闭塞、竞争力弱，难以形成合作网络并建立合作关系，因此，政府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村企业获取资源和形成网络关系的环境（richard l. van horn and michael g. harvey, 1998）。而这种网络的形成主要依赖于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地方政府本身（gary paul green et al, 2002），因为由政府提供通常并不总是有效率的，而且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由非政府组织提供不失为一种较优选择（somik v. lall et al, 2004），它们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当然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组织的替代（anuradha joshi and mick moore, 2004），这里政府的作用就是为非政府组织的发挥作用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平台和制度保障。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对公共产品供给的障碍及其相关对策的研究稍显不足。 

 

2.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障碍分析 

 

目前国内对公共产品的研究主要就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的关系、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体制方面来展开。而对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界定还比较模糊；对于农村公共产品层次的科学划分和体系的构建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应该承担多大的作用才算合理可行缺乏深入研究。各级政府由于缺乏科学、合理、强制性的责任，也由于对公共产品相关理论层面研究的乏力，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杨定全、余海秋，2005）。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政府作为单一的供给主体，其决策的强制性、随意性以及制度外筹资等特点，无法准确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使得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无形中造成农民负担的加重。而且，在乡镇财政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农村所需要的一切公共产品，也是很不现实的。 

2.2二元公共产品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二元经济是我国典型的经济特征，由此决定了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向城市和市民倾斜，城市和市民的事情由政府负责，农村和农民的事情由农民自己解决。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制度（葛云伦、王学钊，2005）。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拉大了城乡差距，加重了农民负担。 

2.3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权上收导致农村基层乡镇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也就是所谓的“越位”或“错位”；同时没有做该做的事，也就是所谓的“缺位”。其结果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再加上中央财政和省、市、县上级财政对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更加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 

2.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是行政指令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决策的要求。它不是根据农村社区的真实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利益”目标来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失衡，使有限的农村公共资源配置效益低下，导致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且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2.5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管理混乱。这主要表现在：(1)农村公共资金的管理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严重；(2)农村公共资金在使用上缺乏科学性；(3)农村会计人员素质低下，会计制度不建全（秦庆武，2005）。所有这些问题，造成农村非正常资金需求挤兑正常资金需求，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成本上升，加重了农民负担，影响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 

 

3.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治理对策 

 

正如上文分析所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由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原因所致。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需要分期进行。从短期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本措施在于政府的制度变迁；从长期看，需要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治理对策包括5个方面。 

3.1建立全面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要建立全面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制度，彻底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单纯由农民自己供给的现状。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要重构农村税费体系，特别要完善土地资源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税收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3.2构建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要根据中央、省、市、县四位一体的原则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农村基层乡镇政府财政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与此同时，要合理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次序和轻重缓急，即相对重要的公共产品必须优先保证供给，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设施等，以提高有限财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3.3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式，其关键在于建立“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和需求表达机制。即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投票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旨在打破农村公共产品长期由乡村行政管僚主宰把持的局面，并把村民对非本村级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各级政府和组织，为各级政府合理地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决策依据。与此同时，还要量化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政府官员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随意性。 

3.4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应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模式向政府诱导模式较变。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在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上实现多元化，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渠道。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除应加大国家投入力度外，还应大力发展市场供给，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民间资本税收优惠和经济补贴，这样，既可以多方面等集资金，又可以满足更多的农村公共需求、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3.5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监督和检查。要积极探索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透明度；要提高农民监督意识，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要推行农村财务管理的预决算制度，同时要完善乡镇预算内各项开支的支出结构， 

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最终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春播：如何破解“黄宗羲定律”，《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1期 

[2] 陈永新：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3] 叶文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财经研究》，2004年第2期 

[4] 陈纪瑜，赵合云：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基层财政体制亟待创新，《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4期 

[5] richard l. van horn, michael g. harvey,the rural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creation the virtual megafirm,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no.13，1998，pp.257-274 

[6] gary paul green, anna haines, adam dunn, daniel monroe sullivan, the role of loc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america, rural sociology, vol. 67,no.3, 2002, pp.394-415 

[7] somik v. lall, uwe deichmann, mattias k.a.lundberg and nazmul chaudhury, tenure, diversity and commit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or urban service provisio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40, no.3, 2004, pp.1-26 

[8] anuradha joshi and mick moore, institutionalized co-production: unorthodox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40, no.4, 2004, pp.31-49 

[9] 葛云伦，王学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增加农民收入，《天府新论》，2005年第2期 

供给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 供给 需求 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①贾康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8月。

供给制度论文篇7

1  研究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兰农”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方略后，为了进一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十二五”规划把“社会主文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化建设”纳入下一个五年发展的战略重点。做好”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效服务和功能支持。而中国农村金融面临着发展与转型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正规化”金融与小农经济不对路问题：另一方面，是对原有经济体制下业已形成的农村固有金融体系进行改造的转型问题，核也是改善农村金融供给的问题。两大问题同时存在，导致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为解决农村金融供需严重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推行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如增加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化构。在中央下发的《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即更加适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农村金融工作方面，从2014年的的“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到2015年的“做好承包止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农村产权抵押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首次提出“大力发展再担保机构”，这与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完善银担合作机制”一起，为农村金融中担保贷款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

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特别是新型农村金融供给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影响了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挫伤了正规金誕机构的服务积极性等。但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金融制度是金融服务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的有效性决定了农村金融供给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制度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论文研究目的在于以山东省莱宪市为视角，探寻哪些制度和公共管理政策导致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指出进行制度变革是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文献综述

1  关于农村金融需求特征分化的分析

当前“三农”的定义在不断拓展，农村金融需求高度分化。沈明高、徐忠、沈燕认为，在大多数沿海地区，“三农”核必问题是农村问题。由于大多数地区已经经历了农业工业化阶段，非农劳动力的比重较高，小城镇较为发达。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重点在于消费金融、理财服务与城市化；并在适当的土地流转机制下，以土地货币化鼓励农民自愿放弃止地而将身份转变为新市民。在这些地区，农村金融供给逐渐脱胎转变为城市金融服务。"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程度不够，在国际市场那些低价农产品的竞争下农业弱势尤为明显，食品安全问题也较为突出，解决的有效办法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金融服务的重点是促进土地流转和生产资料集中，鼓励农民离开土地，转变身份，即工业化，从而増加农民收入。“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性金融的方式来完成。

2  现有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支农力量不足的研究

王安国(2012)认为，农村信用社支农力量不足，突出表现在兰个方面：一方面是信贷资金和人员配备不足。另一方面是服务需要覆盖的范围过大。再一方面是金融创新能力偏弱。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使得农村信用社缺乏产品创新的外部激励，个性化产品设计不足，不能根据现代农业限制了其对现代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有效对接。同时，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匿乏。首先，农业保险发展缓慢。其次，涉农担保机构建设滞后。再次，补偿激励机制不健全。

3  关于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与改革的研究

谢平（2001）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充分表明，合作制原则在我国不适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应为组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何广文(1999)认为优化农村金融体系的路径在于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其根本在于开发农村金誕市场，打破垄断格局，真正形成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汪小亚(2009)认为，要建立服务面广泛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扶持一批适应农村需要而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机构，送既包括提供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也包括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创造基础条件的金融中介机构如担保、评级、信用、保险类机构。

4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制度因素研究

周科(2011)认为，一是国家垄断金融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和工业。在资金短缺形势下，正式金融部口动员的农村储蓄大部分流出了农村，而非正规金誠遭到打压不能发挥作用。二是严格的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和金融机构退出制度的缺失，导致农村正规金飄市场被垄断。三是产权制度缺陷导致农村合作金融姐织忽视委巧人的利益。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仍然存在产权虚置、产权错位问题。四是农村金融信贷供给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王安国(2012)认为，传统金融机构支农力量不足主要是传统信贷模式无法调和"金融机构与农户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金融机构仍未形成适合农村宗族社会特征的运作模式和经营能力。表现为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无法给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主的信用和履约能力予以正确的评价，传统金誕机构不愿涉足信贷规模小、维护成本高的小额贷款等，而片面采用担保、抵押、政策性补贴、灰色催收的形式不能有效适应农村经济运转方式。

三、硏究框架与方法

1  基本框架

本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论文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与难点。

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结合论文研究内容，主要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新公共管理学关于政府职能定位的相关内容。

第兰部分对当前莱宪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现状和影响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金融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供给体系单一、涉农贷款增量和占比低、金融机构覆盖率低和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偏向城镇化，这些导致了农村地区金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四部分对莱宪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文化及信用环境较差，并根据论文的阐述重点，全面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制度和政策原因。

第五部分为改善莱宪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对策建议及结论。

2  研究方法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同时采用文献法、调查问卷法、统计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对论题开展研究。

3  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

供给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分权 分税制改革 公共医疗供给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了分税制改革，经历了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普通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巨大隐患。

本文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省公共医疗供给状况，利用1995-200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了在解决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问题时，分权财政体制本身并不是造成公共医疗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是根本途径。

我国公共医疗供给改革历程

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启动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由此揭开医改序幕。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落实艰难，个人逐步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付占据了56%，政府投入仅占了17%，而在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在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中国现有人口近14亿，年医疗消费为3500亿元，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

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十多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2008年3月，十套医改方案提交两会，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方案。综合这些方案，各界人士的医改方案可基本分为“政府主导”和“政府与市场主导”两类，后者的支持者更多，只是承担份额各有侧重。2009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医疗改革方案。

医疗卫生不同于一般消费品，大部分医疗卫生具有公共品性质，尤其是公共医疗卫生，是纯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导致市场调节的失灵，为了弥补这种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而由于医疗市场专业性，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负担着监管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然而完全的政府主导是不适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的。市场和政府相结合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严重的纵向和横向差异，纵向方面主要是财权层层上缴，事权层层下放，导致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困境。而公共医疗的实施主体基本上是基层财政，因此财政分权情况下的公共医疗供给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纵向方面的财政能力差异主要由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由于地方财力差异而导致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并不具有普遍性，财政分权并不是我国医疗改革出现困境的直接原因。

财政分权理论分析

西方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可以提高辖区内居民的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水平。地方公共产品理论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全国人口在不同财政管辖区的分布情况。为此，假设人们都选择最能满足其个人偏好的社区居住。马歇尔提出，人们对于不同的地方税率和辖区间的不同支出的反映是，从一个辖区迁移到另一个辖区。这种财政性的迁移是内生的。辖区越小，性质越相同，公共产品符合当地所有居民需求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实际上，我国现阶段的财政分权体制并没有受到“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的激励与约束而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具有集中的人事权，由于上级政府在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人事变动上享有绝对的权威，这导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对普通百姓负责。加之普通居民对政府的支出行为并没有硬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度激励上并没有动力去重视当地居民的需求。这样，西方主流财政分权理论中主张利用居民“用手投票”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改善社会福利的机制在目前的中国并不适用。

另外，蒂伯特模型的“用脚投票”机制在现阶段的中国也不适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徙，通过实现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自由转移来约束或者激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与规模的设想难以实现。

一方面，由于“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缺乏，辖区内居民是无法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来改善地方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吸引劳动力流入。在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整体财政支出能力以及用于公共福利财政支出能力由于地区间财政竞争（如减税、高速公路及机场建设等）而削弱。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纯追求gdp增长率政治考核机制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对于经济增长显著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政府对于公共医疗领域的相对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居民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地方政府在公共福利支出规模的选择上缺乏约束，在财政收入一定的硬约束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挤占原本的公共卫生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由以上分析综合起来看，地方公共医疗供给与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负相关关系。

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取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在以gdp增长为考核标准的仕途晋升激励下，对于卫生供给的扩大可能损害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追求地方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导致挤占公共医疗支出进而导致公共医疗供给不足。因此，本文选用以下两个计量模型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公共卫生供给之间的关系：

yit=α0+α1•x1it+α2•x2it+α3•x3it+α4•x4it（1）

x1it=β0+β1•β1it+β2•β2it（2）

模型1用于考察经济增长对于公共医疗供给的影响；模型2用于考察医疗卫生供给的扩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指标选取

y：选取人均病床数作为反映被解释变量的指标，用于公共医疗卫生的供给。有鉴于公办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优势地位，可以认为，医院等卫生机构的病床数可以反映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状况。

x1：各省实际gdp增长率。在1978年的不变价格基础上计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gdp，然后再计算相应的实际gdp增长率。

x2：选取一个反映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的指标，本文选用乔宝云等利用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方法，以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支出+中央人均预算内支出）衡量地方财政分权程度。

x3：各省的人均实际gdp。在1978年的不变价格基础上计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gdp，然后计算出各省的人均实际gdp。

x4：选取一个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指标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本文以各省预算内支出/各省预算内收入衡量。这个变量主要用来描述财政收支调整对于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的影响，特别对分税制改革以来分权财政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不对称性进行刻画。

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模型试图说明，在上级政府以地方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激励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不利于政府卫生供给的扩大。因为，无论是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还是以下的实证检验其结果都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以公共卫生供给的削弱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扩大卫生供给，将会不利于追求gdp增长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三）检验结果

模型1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采用为随机效应模型形式。模型2也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形式。模型2的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公共医疗供给之间存在着反向替代关系，这印证了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是以卫生供给的削弱为代价；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扩大公共卫生供给，将会对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财政分权对于医疗卫生的影响基本上为正。人均gdp与公共卫生供给成正相关关系，而衡量地方政府支出压力的的指标则与公共卫生供给成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状况，而支出压力增大扩大不利于政府扩大卫生供给。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受到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消极的。这是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凸显，地方财政收支不对称压力增大，这使得原本就较为困难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雪上加霜，则地方政府考虑到自身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倾向于减少公共医疗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不足。

结论

综上，财政分权本身并未对政府卫生供给支出起负作用；但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率为考核目标的激励体制，则让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卫生供给不足的代价。

从本文的结论分析，在我国现在的分权财政机制下，要想改善公共医疗卫生供给状况，应该对单纯追求gdp增长的考核机制中引入新的评价标准，激励地方政府更重视公共福利支出。另外，我国应该注意到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对公共福利支出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需要出台配套措施来分担分税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胡颖廉.管制与市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困境的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j].经济体制改革，2007（3）

2.马为胜.医疗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未来出路[j].经济体制改革，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