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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政策主张的核心基础是建立在对大萧条的反思上。在长达5年多的历史性大危机中，全球工业生产比1920年下降三成以上，失业或半失业人数达到了5000万人，美国失业率更是接近25%，美国股票市场暴跌约80%。更为重要的是，此前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的绝大部分政策措施都失效了，因为之前的政策多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凯恩斯基于大萧条的反思，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构建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框架，亦是我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学之根基。他的政策主张源自对两个支柱性理论的批判：一是金本位，二是萨伊定律。
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世界享受了“黄金十年”的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惨淡凋零、百废待兴中迅速繁荣起来，这种基于需求扩张和管理的宏观政策框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和两次石油危机的来袭，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接踵而来，而最为严重的是滞涨问题：一方面经济由于成本高企等原因陷入了停滞，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压力急剧上升。
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上世纪70年代遭遇的“滞涨”问题，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两难境地：经济增长处于停滞，需求管理的法宝就是扩大需求，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施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美国1979年的通胀率接近20%，如果继续扩大需求，放松财政与货币政策，那么，通货膨胀将是脱缰野马。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发达经济体不敢继续放松宏观政策、持续扩大需求。那么，采用什么新的政策框架来维系经济平稳发展和就业有序扩张呢？
这个政策难题使得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逐步转向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框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从供给端的变革来支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认为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高效利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要素的供给及利用与很多的制度性约束是紧密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核心是消除或缓解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制度约束，并形成以减税为支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抓手的新政策框架。
在当时的理论界，供给学派是一个非常小的研究流派，亦是一直受批判的学派。但是，供给学派由于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判。蒙代尔教授一直深度参与拉弗和罗伯茨的供给学派及其政策讨论，甚至被捧为创始人之一，但是，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却因此大大受损。
与供给学派在学术界被“践踏”的窘况相比，其政策实践却在美国和英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应对“滞涨”的利器。在里根政府的实践中，滞涨问题被较好地解决，使得美国进入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的“又一个十年”。里根政府主要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即紧缩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基于供给学派的理论，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应对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政府的政策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而罗伯茨和弗里德曼为此名声大噪。
关键词：滞胀 萨伊定律 拉弗曲线 激进派供给经济学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很难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供给方面强调税收对产量、劳动供给、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凯恩斯需求学派的财税政策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凯恩斯理论中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在需求侧管理者看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需求，具体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这些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失业与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1%（见表1）。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一方面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代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产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总会用来交换其他产品，即形成了对于产品的需求。任何数量的储蓄都会全部用于投资。李嘉图曾谈到：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所有商品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阿瑟.阿弗，是里根执政期间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因其提出“拉弗曲线”而得名。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线如图1，图中税率到E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超过E点后，税收收入反而随着税率的上升而降低。图中D、F两点税率不同，税收收入却相同。图中AEB的阴影部分被供给学派称为“”，“”内的税率与税收收入负相关。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则为M・费尔德斯坦，其在198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撰文写到，供给主义不过就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M・费尔德斯坦说，在听说供给学派这个名词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早已是供给主义者了。因此M・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像他这拥氖恰袄稀惫主义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
二、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
在美国面临“滞胀”困局的时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建议，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废除政府管制。
里根执政期间，分别在1981年和1986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颁布了经济复苏法案。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个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公司所得税方面，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来减税，刺激投资。1986年里根签署了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的修正税法，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简化了税制。在个税方面，将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同时将最低税率从11%提高到15%，将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在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改变了过去30多年来税率越定越高、特惠越来越多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大规模减税和局部增税的结合，既使中产阶级得到实惠，又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里根政府在废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当时美国的航空业有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政府数年都不批一条新的航线，导致行业的垄断度很高。除了进入管制之外，政府还搞价格管制，不准航空公司降价。里根上台后根据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了航空业的进入和价格管制，不几年间廉价航班爆发式增长，美国航空业迎来了繁荣期。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见表2）。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胀，通胀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较低水平。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也从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当年废除暴利税，才让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之时IT革命的收获期。
但是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自198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里根注重的平衡财政预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增加国防预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财政赤字不见缩小反而愈加庞大。在里根执政的八年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6673亿美元，是以往美国历届总统204年间财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导致高预算赤字，为了控制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以弥补赤字。1982年美国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到了1986年便成为世界最大负债国了。
三、供给经济学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态势，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中国供给侧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国内消费下降，境外消费需求却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即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的经济要从供给侧发力。
但是，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
首先，供给经济学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鼓励创业、加快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等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诸如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增加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用性和灵活性。
其次，供给经济学思想方法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略需求。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需求侧的问题是投资和出口增速下降，供给侧的问题则是供需错配，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单纯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当前的外需和投资乏力的问题，还可能带来公共债务上升，金融经济风险增加等不良后果，强调供给侧改革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提升科技实力、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增强有效供给、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与适度的需求管理相互配合。
最后，供给经济学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时期，如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农民工城镇化等，本阶段若生搬硬套供给经济学，压缩社保开支，不符合中国国情。
参考文献：
[1] 戴慧.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报告，2016（3）.
[2] 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1）.
[3] 胡希宁.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观察，2016（1）.
[4] 方晋.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搜狐财经，2015（12）.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100）
[作者介：陈凤香，女，湖北新洲区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关键词：价值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 人力资本
价值理论回顾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所创造，所以称之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自然应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一派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即劳动价值论。另一派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即要素价值论。
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决定论
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低。
新古典学派的供求决定论
供求决定论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解释价值的决定，它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创立。马歇尔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引申出商品的需求价格，又根据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引申出商品的供给价格，价值由供求双方达到的均衡决定，这时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价值理论的变迁
综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发现价值理论是为适应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价值理论将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水平，它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将资源集中于能够最大限度扩张的生产领域，所以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使资本家有将他们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进行再投资的强烈动机，结果使产量大幅度增长。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理论仅仅适用于不发达经济，工业革命开始100多年后，这个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显著。
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如何促进财富增长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边际学派给予需求应有的重视，使资本家的注意力从盲目生产转移到如何使产品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但边际学派极端忽视供给，鉴于需求决定论的片面性，马歇尔在边际学派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供求决定论，在当时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且举足轻重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在很长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展望价值理论的未来
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抽象掉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特征，构造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明显与实际相脱节，因此一些新兴经济学对其进行了发展和补充。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品的供求机制为研究核心的经济学科，其发展弥补了新古典自由市场仅仅限于纯私人品假设的不足。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发展主要有：认识到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私人交易私人品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交易公共品的过程。指出公共品的价格机制包含着公共（政治）选择的均衡过程，提出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价格的决定过程运行机制，也包含价格的管理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如何优化制度环境，考虑到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
使马歇尔均衡价格机制理论重新回到市场分析起点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其在产权、交易、组织、契约、信息等诸多方面都丰富和拓展了新古典价格理论，把其从静态和瞬间的数量关系上升到动态的、包含瞬间和长期的产权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子引入到价格理论之中，使之成为价格机制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不仅反映物物交换的关系，而且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是凝结在物品中的产权契约关系。
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丰瘠和资本存量的多寡”。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恰恰忽视了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即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能够消除资本和劳动边际效用递减的影响，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在价值分配中，如果按照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只以工资作为人力资本的补偿显然不合理，人力资本所有者应凭借人力资本所有权获得相应利润。
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短缺周期下，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通过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熨平短期性的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宏观经济学演变史上，“供给学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可谓风靡一时。这个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需求方面的理论，而特别着重于供给方面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诺奖得主蒙代尔以及拉弗。尽管在经济学历史上，这个学派被公认为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而广受诟病，并在里根卸任之后而基本销声匿迹。但其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戳到了美国经济的最大的病症，从而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以“里根经济学”而扬名立世。供给学派认为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与有效利用，认为抑制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过高的税收，因此主张放宽各种管制，降低边际税率。供给学派成为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里根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复兴计划就是采用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时下中国经济学思想转向“供给侧”的时代背景尽管和当年美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也陷入了战后黄金期后的大停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滞》一书中谈及美国经济停滞时将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好干的，容易干的产业都干完了;二是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缺乏重大的创新。这和时下的中国经济非常相似。当下的中国经济，容易干的产业也基本已经干完，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出口、消费在内的传统引擎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靠过去的刺激政策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没有任何出路，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供给端的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不是通过加大刺激，人为拔高数字，实现所谓的“高跟鞋式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等跨越的关键，在于通过打破各种“供给抑制”，攻坚克难，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实现经济的动力升级、产业升级、制度升级。比如，能否真的推动国企改革，让效率不佳的国企退出市场，能否真的让民间资本可以进入99%的领域，能否彻底废除计划生育，能否把大量的配置资源的权力从政府手中剥夺，能否真的打破利益藩篱和各种垄断，能否真的不再考核没有意义的GDP增速，能否真的下决心减税，能否真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多向民众倾斜，这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都很难，但这都必须做。否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镜花水月。
一个运动员最终的成绩取决于其体能，而不是靠兴奋剂。这就是中国供给经济学的真正内涵。
说起201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始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接着在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也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
这是中国对经济改革思路的一次重大调整。在此之前的很多年，中国奉行的一直是需求侧管理，投资、出口和消费三架马车大众耳熟能详，每次经济不振，都会看到媒体报道政府加大基础投资力度、鼓励出口、提高出口退税额度等等之类的政策出台。
众所周知，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近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各种刺激政策都效果不彰。于是，从根本上改变调控思路成为一种选择。
但这次调整思路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次大的转向，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双管齐下。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同一个指向：调整经济结构。这是全世界的难题。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前两支支支见效，唯到结构性改革就折戟沉沙。新三支箭再次发力，却是饱受诟病。 不要扣帽子
供给侧改革甫一出来，各种解读便开始乱花渐欲迷人眼，有说供给学派登堂入室的，有说撒切尔主义卷土重来的，还有说这是中国独创的新供给学派，更有说这不是什么经济学流派支撑的思路，这不过是实用主义。
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被按旧模式分类，中国任何一次经济改革思路的调整，都不要轻易地下论断，拿一顶旧帽子随意扣上，肯定不准确，若再拿旧帽子的内容去匡正以后的具体改革，必然会失败，这是30多年的改革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经济改革思路的调整，肯定不是简单地转向供给学派或重拾撒切尔主义。别忘了，金融危机正是由于缺乏管制。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理论制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都是需求侧管理。但凯恩斯经济学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会出现菲利普斯曲线恶化，也就是导致滞涨。
上世纪70年代，英美就陷入滞涨，生产停滞，物价上涨，失业严重，于是供给学派兴起。供给学派主张萨伊的“供给自创需求”，所以当时美国和英国依据供给学派制定的政策是进行供给侧管理。这也就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兴起的开始。
但事实证明，供给学派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短暂的繁荣之后，美国就陷入了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政策制定当然不是中国的楷模。
至于所谓中国首创的新供给学派，到底是否可自成一流派，能对经济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很难说。不过能影响到国家制度政策的思路调整，也是大功一件。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经济学家自认新供给学派。
新供给学派的说法起自2012年，那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组建了“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 ”，讨论新供给主义。
同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以50后和60后经济学家为主。
2013年，因为相似的主张，论坛和研究小组合二为一，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新供给主义和供给学派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并不那么反对政府干预。
但主张中国应该进行供给侧管理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也不是“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和“研究小组”最先提出来的。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张五常就撰文指出：鼓励内供远胜鼓励内需。
要想真正重振中国经济，新供给主义大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调整，当然更不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的实用主义。这次调整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因为之前需求侧管理的成效不彰，所以才开始并重供给侧管理。 真的消费不足吗？
之前需求侧管理成效不彰，最明显的就是国内消费不振。三架马车驰骋了很多年，但消费这匹马一直是跛足的。
很多年，经济增速一放缓，政府就会加大投资力度，这一度也非常有效，但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不良后果，政府赤字变大，地方债存在隐忧等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虽然让中国经济在危机后最快走出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存在的问题，像饮鸩止渴。
当美国经济在创新中真正有起色，人们才发现，投资真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的良药，它也许能带来好看的统计数字，但带不来可持续发展。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出口更是早已疲软，国家大力补贴，给予出口退税等诸多优惠政策，以致同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经过长途跨国运输之后，在国外买竟然比在国内买还便宜。
在外汇储备早已很高，甚至有人开始呼吁国家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发给百姓以降低储备风险和有利于启动消费。在这种状况下，再鼓励出口以利经济增长，已经意义不大。
也正因此，近年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启动消费，不断降低存款利率，奖励家电下乡以期打开农村市场等等。但出台那么多政策，消费却一直启动不起来。
消费为什么启动不了？这些年出现了各种说法，最早是说国人就是喜欢存钱，所谓储蓄偏好，观念问题。后来又有说法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新三座大山压力巨大，造成百姓不敢消费。更有甚者，说因为中国买方市场太多年了，确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消费需求。
所有的解释都指向了国人消费不足。但真的是消费不足吗？
这些年，中国人已经成了海外购买的大客户，美国、欧洲、日本等等，都觉得中国人现在很有钱，很多购物场所都配了会说汉语的服务人员，或者中文对照的产品说明。甚至有地方整理出国人购物时的常问问题，做成一本和当地语言对照的小册子，以便国人查询。国外在惊呼，中国人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感觉能买下全世界。
国人真的那么富裕了吗？是富裕了，但肯定没到国外以为的程度。为什么如此大手笔的海外购物？因为国外很多物品价廉物美。大手笔，不过是可能把一年的购物支出集中购买了而已。
同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买不仅便宜，质量还好。十几二十年前，如果有国人出国买到了中国制造回来，会被嘲笑。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大包小包地从海外背中国制造回来。中国消费者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国内的供给满足不了消费需求。
国内消费一直不振，海外消费却愈演愈烈。显然，有些经济政策没有找准消费的痒点。当需求侧管理局部失灵的时候，适时地推出供给侧管理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供给侧管理的推出不过是为了解决需求侧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这只是经济思路的调整，绝不是转向。 改革一盘棋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虽然很大程度上单兵突进，快于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但经济改革和中国整体改革是一体的。供给侧改革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供给侧管理的成效，实际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也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5年，所有的政策指向，都是2020年的最终目标。这是中国改革真正攻坚的5年。五中全会之后，在11月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到抓好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中肯定包括减税和简政。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财税领域的专家认为，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必定要规范很多政府行为，比如政府预算。
财税体制改革推行缓慢，恰恰是因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这些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到深处，经济领域的改革完全靠经济改革是推不动的，经济改革并不能倒逼其他领域的改革。
对供给侧改革来说，减税和简政，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繁荣了，供给体系才会更理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撰文称，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
杨伟民认为，有些产业已经达到物理性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而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不下去，有自身原因，也有环境原因。
民营经济的转型，需要政府提供政策环境。民营经济若跟不上，供给侧改革便很难落到实处。民营经济有其自身对市场的敏感，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政府在经营上的指导，而是在宏观上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更平等的待遇，更顺畅的服务。
政府职能转变也提了很多年了，但服务意识依然不到位。在国家部委和省一级政府，观念已经改变很多，但越到基层，政府部门的观念问题越严重。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提供的是服务，审核同样是一种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体现，不是一种特权。
一、经济学中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论
价值观念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存在，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观问题加以探讨。为了对资产的价值理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对经济学的价值观分几个阶段加以归结。
(一)早期经济学说的价值观：重商主义者和重农学派
重商主义者认为，因为货币(财富的代表)在购进和出卖商品收回货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增量，从而产生了增加的价值，因此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观点还认为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从实物增量出发，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价值增量(纯产品)的来源，农产品从播种到收获引起了实物的增量，而其他加工工业和贸易部门都没有使实物量增加，因而没有生产出价值。
(二)卖方市场时期的价值观：供给(生产)决定价值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创造，而生产又是商品物资的供给。因此，我们将生产决定价值的主张称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那么自然要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上的产品相对于全球尚未开拓的广阔市场而言，是供不应求，于是产生了萨伊的“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理论。在那个时代，生产是最为重要的，人们纷纷从生产过程中去寻求价值的来源，如配第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白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李嘉图提出生产过程中的边际劳动耗费决定价值量。萨伊从资本生产力理论中分析了三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共同协作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其报酬形成了生产费用，形成生产费用价值观。他认为物品的价值来自于物品的效用，而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而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费用，这仍是一种客观价值论，但是已经向买方市场时期的主观效用价值观迈开了第一步。
(三)买方市场时期的价值观：需求决定价值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出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进而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小。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需求者，且对商品的评价决定商品的价值，因此相对于供给决定论而言，我们将这种价值决定称为需求决定论。
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出现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时，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价值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转向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由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认为资产具有价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有用性(基础)和稀缺性(必要条件)，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人们对商品价值主观评价尺度的边际效用(庞巴维克)；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值间接地来自于它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并由所生产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每一生产要素根据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边际贡献，获得生产总效益中归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价值(维塞尔)。
(四)供求决定的价值论：均衡价值观
马歇尔直接将交换价值视为价值，进而引申出商品的价格。他认为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力量决定价格(价值)。在任何社会，稀缺性的商品或劳务，其客观效用或满足欲望的程度，必须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以便人们对其进行选择时能做出主观但合理的选择，这个共同标准就是价格。在均衡价格中有需求价格，它取决于需求，即需求量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因而需求价格是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有供给价格，它取决于生产费用，是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均衡价格就是供求均衡时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因此，效用和生产费用是影响价格的两个均等因素。马歇尔将这种均衡价格划分为三类：①暂时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供给不能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均衡状态完全由需求决定。②短期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供给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供给和需求在价格决定上起同等作用。③长期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在长期内，生产者可以增加投资或转移资本到别的部门，从而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需求，因此供给起着主导作用。
(五)价格论取代价值论
现代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已由原来重视供给或需求的某一方面变为对供给和需求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由于在供求关系上体现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适应供求分析的需要，人们需要的是价格，而不需要探讨价格后面的决定力量--价值，因此人们将研究的视线从价值转向价格。这样原来服务于供给分析或需求分析的价值，在供求均衡分析面前便失去了意义，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价格。
数量学派将价值视为商品之间交换的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否认价值的实际和内容，并将交换作为应用数学的出发点，认为交换就是两个商品间的数量关系，交换成立就是数量相等，一切经济问题都是交换问题。一些瑞典经济学家则否定价值的存在，主张经济学应该放弃“价值论”而用“价格论”。
(六)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统一的市场
人们对价值认识不同，对商品的评价也不同。正因为如此，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上才有交易的发生，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价值发现的角色。也因为价值发现和价格形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才使人们认识到“在一切的才能之中，最了不起的是正确估计事物的真实价值的才能”(拉罗什福科)。资产的价值评估理论就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论的基础上，其中的重置成本法就是以生产费用价值论为基础，市场法以均衡价值论为依据，收益法则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依托。
(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和重建，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价值理论。基本思路为：
1.商品的特点是它们为交换而生产。在这种交换过程中，两种商品要相互比较衡量来决定交换的比例，从而获得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之间的对等关系。因此，只要考虑到它们的交换价值，商品之间就存在一种对等关系，尽管这些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
【关键词】劳务派遣；派遣工；用工单位
劳务派遣是即劳动力租赁，指由派遣机构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支付报酬，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而劳务派遣工指的是被派遣的劳动者。很多大型的国企、机关事业单位、民企都广泛使用劳务派遣工，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首先是规避一些用工风险。比如因为人才突然离岗带来的损失，劳务派遣工可随时替代上岗；其次是减少用工成本。劳务派遣工的薪酬、福利、劳动关系包括培训等都是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用人单位只需要一次性支付相应费用；最后是方便管理。派遣工的绩效考评、职级评定等许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都是由派遣公司承担，减少了用人单位在此方面的管理与支出。
一、劳务派遣公司鱼龙混珠
由于劳务派遣公司在人员补充方面存在着许多优势，是许多公司用工方面的有益补充，这为大量劳务派遣公司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市场，也催生了大量不同种类的劳务派遣公司。但是各种不同劳务派遣公司，服务水平不尽相同，可以提供的人才水平不一。有的劳务派遣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提供给用人单位水平较差的劳动者。而用人单位从节省成本的角度也欣然接受，却给最终工作完成带来很大难度；另外，许多劳务派遣公司没有相应资质认证，无法判断其服务水平的好坏，这也给用人单位选择合适的派遣公司及后期派遣工的管理带来难度。
二、用人单位对派遣工缺乏相应考核管理
绩效考核一方面是对员工工作成绩和工作表现的总结，让员工能看见自己的进步及不足，为下一阶段工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企业薪酬与奖励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企业人员管理的重要法宝。考核中的公平、公开是重要原则。派遣工的绩效考核一般由派遣公司负责，而用人单位对派遣工也没有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只是对他们日常表现给予一些意见，对最终考评影响不大，这对于派遣工日常管理是十分不利的；另外，派遣公司对员工的考评因为没有量化，考评结果流于印象，有失公平，严重影响员工积极性。
三、派遣工的流动率高
派遣工由于学历比较低，技术能力不强，一般从事的都是临时性、辅的岗位，归属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最终导致他们流动率高的原因有：首先，派遣工的薪酬结构不完整，普遍待遇不高，特别是同一岗位上，派遣工与企业正式员工的薪酬差别很大，同工不同酬，使得派遣工心理不平衡。只要有待遇更高的公司，便无法留住他们。其次，对派遣工缺乏企业文化建设。派遣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是一种劳务派遣关系，并非正式合同关系。用人单位的领导及员工也未将他们视为一份子，有福利及各种团队活动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缺乏对他们的关心，使得他们对工作环境缺乏认同感和安全感，对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一定影响。最后，用人单位对于派遣工的激励性不够。
四、选择或组建合适的劳务派遣公司
要优化对派遣工的管理，首先在派遣工的来源上进行优化。在劳务市场中根据用工单位的用工要求选择有资质、有信誉、能选派优秀人才的劳务派遣公司，并且公司会有一整套完整考核机制，并经常关注派遣工的动态，对派遣工实施跟踪管理，以保障他们在用工单位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派遣公司，还可以收购或成立相关劳务派遣的子公司，由子公司直接输送所需人才。一方面可以有利于员工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也让员工有了归属感。
五、建立和完善考核机制
首先，应结合用人单位的岗位设置、级别对派遣工的岗位定级，不同岗位的要求不同，考核的内容和重点不同，应拉开岗位的级别，造成一定的竞争环境，针对不同派遣岗位制定不同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其次，用人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的考核相结合，确定一定权重，应以用人单位的考核为主，派遣公司也需配合随时抽查，以确定考核的公平性；最后，考核结果必须与奖惩相结合。一方面考核必须与薪酬、奖励直接挂钩，结合月度或季度的工作成果及个人KPI指标等考核，多劳多得，不仅限于基本工资还有绩效工资，减少派遣工与正式员工的差别，实现同工同酬；另一方面，对于考核不过关的派遣工，也可采取警告方式，如三次警告无效，可直接退回原派遣公司。
六、减少派遣工的流动率
首先，转变观念，对待派遣工与正式员工一视同仁。多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思想动向，并给他们一定的帮助，解决后顾之忧。不仅关注他们的物质需求更加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通过团队活动让他们融入到集体中，提高他们的归属感；其次，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能让派遣工体会到被尊重。让派遣工参加企业的工会组织，给他们一定的权利参与企业管理，以增强他们主人翁意识；在全体员工中宣传尊重派遣工，让他们在和谐、有爱、互助的企业文化氛围影响下，融入团队中，尽量减少差别对待；再次，给派遣工更多的培训机会。派遣工在来到企业之前有过相关技能培训，但对于用人单位并不熟悉，应该延长相关岗前培训时间，能让他们更快熟悉岗位并融入工作环境；另外，在职培训也必不可少。选择优秀的派遣工和正式工一同培训。可以提高他们个人技能，也可为企业创造效益，更重要的是提高员工积极性。最后，对派遣工的职业进行规划。用工单位可对派遣工提供相关职业通道。包括职业轮换，职业晋升等，让他们拓宽直接的职业范围，找到合适的岗位；同时职位晋升通道是用人单位与派遣公司共同设计，有职级和职位上的差别等。
参考文献
[1] 刘红霞.企业劳务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1（2）.
[2] 柏刚.浅论同工同酬原则[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2）.
[3] 石振国.化解劳务派遣工不稳定因素的思路[J].上海商业，2013（2）.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学派；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1-0040-13
作者简介：胡志平，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 （上海 201620）
自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理论来源、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学界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只是笼统地强调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即原则性的阐述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不是西方供给学派，但更加具体的、微观的、深入的区别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阐述。要推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忽视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建构，特别是需要更加审视及反思与西方的供给学派或者供给经济学的不同特征，以便更加清晰地建构自身的逻辑。同时如何推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一条不同西方的中国创新路径，也更加需要细致微观的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特征，理清中国问题，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创新路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式逻辑
中国目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吗？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自身的逻辑。换句话说，为何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就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认为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从短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式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提高质量、提升供给质量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1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就被理解成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管理。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大背景，更直接的说就是经济形势。一国经济政策的转变源自发展格局的变化，厘清不同的外生冲击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理解从“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政策转变的逻辑起点。在经济依存结构上，美国为“内需依存型”，中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的差异结合冲击类型的不同决定了面对不同的冲击时政府采取的不同刺激措施。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供给冲击时，主要采取以刺激消费需求为主的经济政策（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减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出口锐减的需求冲击时，主要采取以刺激投资需求为主的经济政策。刺激政策的差异带来了不同的发展问题：美国主要面临消费过旺、供给不足、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等问题；中国主要面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投资与消费结构性的差异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来自中东石油市场的石油供给冲击使美国告别了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迎来了经济发展“滞涨”的尴尬局面。图1显示，1973年中东欧佩克组织调高国际油价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连续两年呈现负增长。为了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美国当局推出了旨在振兴国内消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中1975年的财政预算内支出增长率突破20%2。在政策的刺激下消费和经济增长经历了短期的迅速反弹后，双双进入下行区间，与之相伴的是一路高歌的通货膨胀。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冲击来自于需求。经济新常态使得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失效，集中体现在投资驱动力减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和商品出口的冲击，中央政府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4万亿投资计划加大政府投入防止经济增长急剧下滑。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短期内没有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在2010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然而政府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从2012年GDP增长开始低于8%，经济增长下行的幅度非常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即依靠大量的资金投入来支撑较高速的经济增长，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形成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然而从2009年开始投资率持续超过45%，高企的投资率并没有使经济增长的奇迹重复上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放缓，中国经济发展全面步入“新常态”，需求管理侧失效。
宏观经济学的“三驾马车”包括：投资驱动、消费需求和出口拉动。众所周知，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这驾马车已经难以发挥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了。经济增长的重任落在消费需求上，然而中国的消费需求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呈现出消费需求的抑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然而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无论是与国外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形成明显对比的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出境购物人数日益增长，中国居民境外消费的高烧持续不退。来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旅游业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消费国1。中国出境人数已超过1亿，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已经超过1万亿人民币2，境外购买消费品的类型已经从奢侈品逐渐转变成生活日用品3。中国旅客到日本抢购日本的马桶就是戏剧性的消费一幕。有学者研究也指出：“制约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并非来自于需求本身而是源自经济供给面，主要就是住房、医疗、教育的供给不足，金融产品和劳动力供给管制金融抑制和户籍制度，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扭曲”4。进一步说明，中国居民消费需求较低是因为中国的产品供给质量难以符合要求，消费需求转向海外，国内消费需求存在抑制。要起动居民消费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产品质量，实现居民消费海外转向国内，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二）核心政策主张比较
1.私有化VS去产能+国企改革
西方国有企业一度在二战后获得了较大的增长，那么为何要进行私有化呢？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国企的低效率导致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压力，在西方供给学派坚持市场有效论，坚持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效率的理念指导下，因而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就是要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的一项重要，甚至是标志性的改革。私有化是撒切尔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其基本方向是减少国有产权在经济中的比重，以此增强经济活力和提高效率3。供给学派的英国实践甚至被称为“私有化经济学”。英国撒切尔政府在供给学派的减少国家干预、放松管制理念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从1979年到1990年，撒切尔执政的11年，从竞争性领域到非竞争性领域，从资源能源垄断性国有企业再到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分阶段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到1991年，除英国铁路公司、煤炭公司和皇家邮政外，英国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政府私有化收入总额高达450亿英镑4，这是英国撒切尔政府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即缓解财政压力，提升财政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私有化不仅是缓解财政压力，更是打击工会力量，打破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因为作为福利国家建设中最大的受益群体――工会，其力量突飞猛进地增长与战后英国推行的大规模国有化密不可分5。要打击工会就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进行“釜底抽薪”，让工会难以有强大的企业基础。由此，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时期，“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逐步走向“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政府对市场的管控一步一步放松，实际上是宣告政府权力向资本投降6。更确切的说，供给学派的国企改革私有化是一种市场崇拜论，崇拜市场是有效的。
英国私有化是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坚持市场有效论，反对政府干预的实践，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最为著名的就是英国铁路部门的国有化-私有化-再国有化案例。英国铁路部门一度也是国有，在保守党政府的推动下，英国议会1993年通过《铁路改革法案》，1997年完成私有化进程。私有化初期，路轨公司经营状况尚好，政府补贴减少到改革前的一半。但1999年后，经营每况愈下，最后资不抵债，负债总额高达33亿英镑。更让公众难以接受的是，由于私营公司重眼前收益，轻安全性与战略性投资，造成铁路安全事故频发，短短5年中接连发生13起重大伤亡的事故。2003年10月，英国政府最后决定，废止《铁路改革法案》，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评论认为，这是英国铁路“重新走向国有化”1。
西方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性质完全不同。西方是私有化，而中国不是私有化。2015年9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朱安东通过数据证伪了国有企业天生缺乏效率的论断。因此，至少从宏观层面上看，私有化不应成为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方向。2那些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与冲突突出的所谓“失败国家”，国有经济部门非常小，甚至为零。比如，经常作为“发展失败”案例的南亚国家，其国有经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更是低于0.5%3。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并不是要减少国有企业，而是要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国企私有化符合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国情，但不符合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有经济竞争力，更重要的担负起社会主义发展责任。“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4。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但不是要去国企，进行私有化，而是在去产能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2.反通胀VS去杠杆+金融改革
反通胀是供给学派的又一个核心政策主张。因为1973年10月份的石油供给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滞涨”（高通胀和高失业）。遵循供给学派政策主张，里根政府采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紧缩政策，遏制高企的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7年的3%5。但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攀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部分地抵消了减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庆幸的是高利率和减税在国际市场上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相对宽松。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局面，失业率降低，经济开始复苏。
反观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是“债务―通缩”困境6。2007年以来中国储蓄率接近或超过50%1，较高的储蓄水平确保了资本供给充沛。图4显示，2008年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呈下降态势。中国目前不是要反通胀，提高利率，而是要“去杠杆”，定向降准降息。从表1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快速上升，特别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远超发达国家的90%警戒线，需要“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杠杆”。因为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这就需要进行金融改革，有效解除金融抑制。例如资金方面，有民营企业家以亲身经历比较了中美两国的融资成本，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年利率的2.5%的2.4倍。为什么我们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利率还是全世界偏高的？是由于严重的金融抑制2。较高的金融成本需要进行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另外，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向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不足，也是一种金融抑制。从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远高于大型企业（见图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企业贷款指数为反映银行家对企业贷款需求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通过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大、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增长”和“基本不变”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该指数相应数值直接引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计算结果。
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少，难以在金融市场上通过直接融资获得资金便利，如果不能获得银行信贷资源支持，不得不转而向影子银行、贷款公司寻求信贷资源，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实际利率大大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结果显示，62.3%的小型企业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而大型企业，这一比例为27.2%；56.1%的非国有独资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明显多于国有独资企业（32.6%）；60.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要明显多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33.3%）1。中小企业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部门，“全国有约65%的专利技术是由中小企业拥有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2，信贷资源的低效配置却把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许多非市场因素制约了民营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获得贷款，信贷资源的非效率性配置导致了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通缩风险，截止到2015年底，PPI已经连续46个月负增长3，CPI持续低于2%。
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领域不仅要“去杠杆”，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更重要是要通过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降低“金融成本”，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3.减税VS降成本+简政放权
减税作为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之一，也是降成本提高供给的激励措施。二十世纪70年代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企业所得税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各项税收中最多的三个项目，@三项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由1970年的87%上升到1979年的91%4，要素收入税负过重。繁重的税负结合过旺的消费导致了美国国民的储蓄率过低、投资率下降的现实，因此供给学派提出通过减税（尤其是所得税）改变消费和储蓄、闲暇和劳动供给、以及闲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价格，刺激投资和生产以繁荣供给。1981年，里根向国会提交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就提出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981年7月1日起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撒切尔夫人及其继任者在1979-1996年先后5次调低了英国所得税基础税率，由1979年的33%下降到1989年的25%，最高税率从83%下降到40%。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和资产税的起征点，遗产税和资产转移税由75%下降到40%，并废除其他的征税等级5。企业所得减税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刺激投资，而个人所得税刺激劳动供给者增加劳动供给。因而，供给学派的减税在于刺激供给。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减税，但不是主要减所得税，而是结构性减税。因为中美税制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是直接税占主导，而中国是间接税占主导。中国税制模式以流转税为主体，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三大流转税占各项税收总额的比重在1994 年分税制时达到67.6%，之后虽然有所波动，到2014年仍达到48.3%。因而中国的减税更多的在减流转税而非所得税。例如2016年5月1日全面推行的“营改增”，对不同的纳税人和产业实行差别的税率，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据估计“营改增”能够减税5000亿，直接或间接降低了企业成本。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通过减税来降成本，更多的是进行降低制度性成本。因为企业成本不仅有税收，更多来自其他方面的成本，如制度易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在供给而非生产端，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易成本，因为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6。
有学者就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7。根据人民日报的记者调查发现：多家企业表示，最难降又最应该降的成本，是“制度易成本”。因为，原材料成本占比大，但近年来价格基本稳定；人工成本上升明显，但这是大势所趋；而制度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还暗藏着“灰色地带”，正成为当前企业的最大困扰1。制度易成本是企业因政府的各种制度设计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是企业在遵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时所付出的各种经济、时间、机会成本，例如各种融资成本、交易成本、摩擦成本等等都属于制度易成本。目前，企业制度易成本过高，主要是因为管制太多、规矩太多、“婆婆”太多、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细、管得过严2。显然降低融资成本需要的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这是企业自身努力无法降低的，只有依靠政府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才能够减负。
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减税，进行结构性减税，更重要的是要降低制度易成本，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税负水平，提升企业生产的供给积极性，这与供给学派简单的降低所得税是完全不同的。
4.削减社会福利VS补短板+社会福利改革
供给学派的本质特征就是进行政策刺激，刺激生产者提高供给和居民的工作积极性。众所周知，西方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后都普遍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福利制度也是二战后英国三大“政治共识”（凯恩斯主义、公私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些国家如瑞典，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居民的工作和生产者的积极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却是国家财政社会福利支出不断高涨。在经济“滞胀”的大背景下，西方供给学派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一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缓解财政压力；二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增强提高生产和供给的刺激，防止国家“养懒汉”。为此，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为主，逐年平衡预算也是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里根上台后，在1982年削减了352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其中100亿美元直接影响到福利支出。1983年和1984年又分别削减440亿美元和514亿美元的支出，削减的内容也主要是社会支出方面3。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也推动了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英国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率从1979年的5.4%下降到1991年的3%，社会支出的增长率从1.8%下降到1.1%，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3%下降到40%4。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与西方供给学派所面临缓解财政压力进而降低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不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严重不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社会政策托底”，这要求中国的社会福利不是要降低而是要遵循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提高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享受水平，真正达到“社会政策托底”的要求，进行“补短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财政支出在2004年以前的主要流向是有形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项目1。正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的偏向导致了社会福利支出不足，水平不高。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1年社会支出占GDP的水平只有12.3%，而发达国家（除了韩国之外）基本在20%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存在不均等，覆盖面比较窄。从表2可以看到中国居民的社会福利享受覆盖面不够，许多项目外来人口都无法享有，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覆盖面有限，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享有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享有）有较大差距。（见表3）
资料来源：李铁：《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西方供给学派在英美两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目的之一是降低社会福利支出，缓解财政压力，其背景是英美两国在二战后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还刚刚起步，存在较多不足，需要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提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西方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是一种“窃贫济富”。实际上，里根政府削减社会支出计划，使中下层的劳动人民、广大黑人和少数民族受害最深。联邦政府给州和地方政府补助的削减部分，大约60%要落实到对低收入个人救济或补助的项目上，并且将使失业的青年、妇女更加难以找到工作，失业率将上升。因此，里根政府的削减预算计划完全反映了供给学派救济学“劫贫济富”的性质。2反观中国，槿嗣穹务的宗旨指导着中国政府不断提升居民社会福利水平，“补短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居民的幸福满意度。
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路径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供给端，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这显然要破除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制约――改革。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路径。改革具体怎么走？走一条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道路，就是要抓住供给学派所忽视的政府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政府体制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背后就是要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金融改革，以至于民生的社会福利改革，其实都与政府体制有密切关联，政府体制改革是关键。政府体制改革，首先是要简政放权。各级政府要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把政府职能转变到优化公共服务上来。其次是改革政府考核体制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唯GDP的考核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开发，过度投资，形成了“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等一系列问题，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要改革政府考核体制，更多体现在公共服务，而不仅仅是GDP。最后，实现政府职能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要保障政府“不缺位”、“不越位”，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进行政府职能的法治化。只有实现政府职能的法治化，才能够有效推进“放管服”改革，保障改革成果，也才能真正促进法治政府建设1。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一环。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部分构成，结构改革是其核心词。结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的关键问题，经济转型升级一直是结构改革的主线。因此必须抓住结构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首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相匹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不再需要需求管理？而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侧而忽视需求侧的经验教训更加需要实现两者的结构匹配。有学者研究就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总需求管理相配合2。供给端有过剩和不足，需求端也有抑制和旺盛结构性问题，两者需要同步推进。 其次，政府与市场结构转变匹配。供给学派注重刺激投资，但中国需要实现投资转向消费的宏观动力结构转变，更重要的是投资结构转变，转向民生领域、转向公共服务领域，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补民生短板。这其实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结构，形成市场主导型结构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民间投资的水平，而不是强调依靠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整个经济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要产品结构改革匹配、“去杠杆”要金融结构改革匹配，“降成本”要政府与市场结构改革匹配，“补短板”要财政支出结构和城乡结构改革匹配。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核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带动产品结构、金融结构、城乡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现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完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要托底”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因此，要把完善社会政策作为当前的重要切入点。首先，提升社会政策水平，就是提升政府社会福利支出水平，实现经济建设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转变。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偏向经济建设领域，民生领域相对偏小，造成了一系列问题，需要加快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转向民生型财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社会福利支出，提升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水平。其次，社会政策享有平等化，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福利均等化，特别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福利均等化享有。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巨大社会福利差异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但是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两栖”型――工作在城市、家在农村；农民工的消费制约明显，这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中国的产能过剩、“三线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问题凸显。最后，社会政策作为“精准扶贫”的关键机制。当前的 “补短板”要求进行“精准扶贫”，而要扶贫关键是要求居民形成自生发展能力，也就是有获得收入的能力。农村居民的贫困有许多是“福利贫困”，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福利权利缺失，导致农民居民自身及下一代的教育水平较低、辍学率较高，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进一步下降，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提升教育水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打破农村的这种“恶性循环”需要进行“补短板”，补农民的公共服务福利，其中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是当前最为关键的三大福利。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Path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u Zhiping
Abstract：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Western supply school， which is rooted in the developing requirement of China's New Norm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finding th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supply school not only different in theoretical dimension about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core theory and substantive theory ，moreover， the core reform policies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utting overcapacity， deleveraging， reducing costs and identifying growth areas "+ reform ，with remarkabl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supply school --“privatization ，anti inflation， tax cut，reducing spending on social welfare” . To deepen the reform， we must adhere to the reform as the key point，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focal point，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reform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constantly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 leading the new 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