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9 00:18:24
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
总理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完全是西方讲的供给经济学概念，它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所以叫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意义，在于面向整个社会需求有很大质的提升的时代所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和变革。目前，中国社会基于小康水平之上的高品质需求正处于真正爆发的前夜，这个爆发需要供应侧能够提供拥有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和拥有良好美誉度的品牌。在新常态中，人们愿意用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从加速增长的国人赴海外旅游和购物中可见一斑。前几天从一位日本同行那里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日本采购数量最多排前三位的是手表、数码相机和电饭煲。
这就是众多优秀企业的重大战略机遇。面对机遇，企业转型需要思考如何在解决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同时，积极应对下一轮发展的升级需求，用创新驱动的供给侧新结构应对新的需求升级。
当前，大多数企业所面对的“巨大的存量资产怎么转型升级”这样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如果不在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创新上下功夫，不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和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直面“互联网”、“智能化”时代的来临；直面国际巨头的全球化运营和竞争能力，面临着很大挑战。但这这些挑战还不至于是生存危机，而是在进入从“配角”上升为“主角”的新阶段后怎么活得更好的“危机”。生存危机多出现于中小企业。目前最困难的是那些没有自主技术、自主产品、自主品牌的企业，它们现在还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力可能难以为继。我国的传统钟表制造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多年的洗牌和磨练，“产能过剩”已不是主要矛盾，决定胜负的还是技术创新。在信息、电子、传感、通讯、新能源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智能钟表”的挑战面前，传统钟表制造业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精密制造”的优势发扬光大，其次要围绕降本增效全面深化科学管理体系。乔布斯说过：互联网时代不要问消费者需要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要创造一个超现实的东西。当一个苹果手机摆在你面前时，你才觉得：哇，还可以是这样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层面的经济改革，所以国家将会出台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策。核心就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预计未来，国家将在宏观方面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笔者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力求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并对为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提供理论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
“新供给”是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的“破”和“立”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释与对策思路？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生。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误，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框架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的，实际上是拒绝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在应对滞胀时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其主张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考虑在分散的市场主体中如何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因为美国不像中国必须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自然也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且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的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得到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操作是教科书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一开始，美国调控当局没有对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来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分别施以援手，这种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操作，给予了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尽管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践却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需求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可用资源――但对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看，经济学研究应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及其供给能力、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样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适性，也特别适用于解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应明确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只可称为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一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过去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对此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这就需加入供给侧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在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到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
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人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统领全局，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以供给侧改革服务全局
上述学理与思路建议，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对应于中外古今全球视野的实践总结，聚焦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笔者深知，理论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浮躁化。“新供给”研究追求的目标，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学理论学说做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关键词]物流；供给侧；改革
[DOI]10.13939/ki.zgsc.2016.41.010
我国物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物流业增速放缓、持续回落，社会物流成本高，盈利下降等导致物流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行业管理与市场调节难度。[1]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之一，主要目的是通过削减过剩的产品库存与产能，提高供给效率，保证有效供给，满足群众期望与需求，进而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 供给侧改革概述
供给侧改革指的是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以创新引领和深化改革双轮驱动为思想指导，对要素配置欠缺合理性的结构进行相应调整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2]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强供给结构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提高其时效性与灵活性，扩大有效供给，促进社会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补一降”，具体为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补短板、降成本（如下图所示），从供需角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供给过程进行创新性调整，提高供给侧中科技因素含量，进而提高供给效率。[3]从物流业界角度看，物流供给侧改革其实就是供需链的改善，即从技术装备、业务模式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与改革，进而促进企业以及我国物流行业、社会经济的发展。
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
2 我国物流业现状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物流业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带动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以前保持着较好的增长趋势，2001―2010年年均增长23.0%，之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持续回落现象，2011―2015年年均增长仅为8.50%，2015年回落至5.80%。[4]以陕西省为例，201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增长5.00%，但是同比增长回落9.10个百分点，而在总费用构成中占比最高的为物流费用，达69.90%（见下表）。物流业整体发展形势为社会物流需求增速有所放缓，面临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产能库存资源过剩，无法提供高端服务，不能有效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受体制机制和增量资源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创造新的需求。[5]具体有以下几点：①基础设施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物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截至2015年，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里程分别突破1.9万千米与12万千米，均位列世界第一，物流园区达1210家。但是各技术设施之间衔接存在不足，例如水路基础设施和铁路基础设施之间连接不畅，物流基础设施分布不均等。②企业主体结构性矛盾：虽然我国物流企业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偏小，2015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中50强仅占了11.50%，2016年3625家A级物流企业中业务收入在16亿元以上的仅占6.0%，物流业市场集中度比较低。③仓储能力性结构矛盾：目前我国通用的仓储设施面积为8.60亿平方米，人均0.66平方米，而标准仓储设施面积只有2000万平方米，仅占2.0%，而随着以电子商务为主的消费市场需求增加，仓储能力和供给需求的矛盾也日益突出。④运输能力结构性矛盾：我国2015年全国货运量达417亿吨，铁路与公路货运量、快递业务量以及港口货物吞吐量均排在世界首位，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商品需求与运输能力矛盾越来越明显，配套运输能力存在过剩现象，自2013年开始铁路货运逐年递减，2015年同比下降11.90个百分点。⑤供应链结构性矛盾：近几年物流业外包服务产业发展迅速，2014年企业物流成本有65.3%为对外支付物流成本，但是物流企业外包产业主要为产前采购和产后销售环节的物流，企业内部生产方块的物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剥离，导致物流资源过于分散的局面，进而影响整个物流供应链的运作效率。⑥产品服务结构性矛盾：随着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我国生活性物流的潜力得到开发，并获得良好发展，2011―2015年冷链物流、快递物流、电商物流等居民生活性物流呈快速、持续增长的趋势发展。但是相较于生产性物流，生活性物流侧重多批次、小批量、灵活性和个性化，产品缺乏创新且更新速度慢，未能有效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影响了企业的利润。[6]
3 我国物流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原因
导致我国物流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物流企业附加值不高，整体服务能力较低：我国物流企业大多数为中小型规模，绝大部分只能提供物流运输、物流存储等基础物流服务，整体服务能力较低。综合物流业中高端航运服务所占的比重较小，同国际先进物流服务水平相比差距仍比较大。而从经济发展趋势角度分析，受人口红利消失因素的影响，制造业的生产及经营成本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增加，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反而减弱，故提高物流业发展以促进商品流通十分必要。②政策约束：一方面，税收政策不合理，例如新近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以及有关附件，不仅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增加了物流业落实风险；另一方面，通行政策约束较大，例如在干线运输中，车辆过桥费用高，超过物流运输总成本的20.0%，且二线及以上城市实行限制货车进城的交通管辖制度，送货车辆必须持有通行证方可进城，而后者办理程序烦琐、难度大且不透明，增加了违规送货现象，还加重城市交通堵塞与大气污染的程度。③运输模式单一且欠缺规模，物流费用总额高：2015年，我国物流总费用GDP占社会经济GDP的15.0%，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物流费用总额高主要体现在综合运输费用以及仓储保管费用两个方面，我国单位商品与商品总量运输时间与在仓时间同发达国家相比均比较长，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衔接不畅，没有形成系统、关联的规模化运输，导致物流末端成本增加。④信息化水平较低：目前我国物流业信息化建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物流企业中已实现信息化或者部分信息化的只有39.0%，全面信息化仅为10.0%，物流业整体信息化水平仍比较低，影响了物流企业上、下游的信息交流。⑤物流业人才匮乏：物流业的发展使物流从业人员市场需求量增加，但是物流企业转型突破过程面临着人才匮乏的问题，表现在企业员工整体素质水平不高，软件系统开发、信息化研究、高级物流人才等技术性高素质人才缺乏，导致企业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较低，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极为不利。
4 物流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4.1 抓住机遇，推动物流供给侧改革发展
4.1.1 抓住政策鼓励机遇，创新发展
创新是当前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之一，因此物流供给侧改革应抓住供给侧改革政策鼓励以及当前物流产业因服务落后而面临淘汰挑战的机遇，树立创新理念，发挥创新精神，积极开发各种具有潜能、提供新型服务的创新领域，开拓市场。例如农场品物流、制造业精益物流、应急物流、特种物流、危化品物流、冷链物流、电商物流、医药物流、快递服务物流、物流园区等多种优质服务以及具备潜力的领域，创新发展，以优质、创新的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我国物流业服务水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企业应树立“百年老店”“精致服务”的观念，抓住机遇，改变物流业传统的低水平规模扩张模式，从内部提升管理水平，保障服务的专业性与高品质，提高管理效率，在此基础上积极创新以满足供给端结构性改革带来新的需求。
4.1.2 抓住机遇，积极建设智慧物流
抓住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行业等快速发展的机遇，整合各项资源，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扩宽筹资渠道，增强企业技术即资金实力，加快建设智能化物流信息系统。改变当前我国物流业小、散、乱，信息化建设较为落后，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的局面，物流企业准确定位，以建设高端物流企业为目标，转变“卖产品”经营理念为“买品牌”“卖标准”理念。
4.2 积极建设高端物流服务，提升物流总体服务质量
4.2.1 转变服务理念，树立客户至上与积极创新的服务理念
第一，企业管理层人员需积极参与行业相关高峰论坛，争取到标杆企业进行考察，了解现代高端物流运作模式，并聘请专业顾问进行相关指导，打破传统物流运作模式及经营观念的束缚，正确理解客户关系管理、服务营销、知识管理、精益管理、个性化服务等先进管理理念及技术。企业需真正意识到创新服务是物流企业在供给侧改革形势下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第二，拓宽人才招聘渠道，除了常规的校园招聘、猎头公司、人才市场等传统渠道之外，可利用微招聘、网络招聘等方式吸纳人才，还可以同高校建立定向培养、教学实习、扶持创业、就业实习、推荐就业等长期合作，从而为企业培养专业的技术型与管理型人才，有实力的企业可以创办企业大学，根据企业需要培养营销、信息化建设、运输、仓储、供应链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通过人才培养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服务质量。第三，企业需以领导垂范，制定合理、明确、规范、具有一定激励性的制度，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全员整体服务意识与综合素质。
4.2.2 提升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物流企业需结合行业特点、市场规律等综合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例如优化核心企业的纵向供应链、跨区域企业网络化合作、多式联运等途径优化物流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增加有效供给。此外除了积极调整改进供应链重要产业，还应积极发展外包物流、第三方物流、“互联网+”等其他先进现代物流模式，并立足于全国物流发展现状，合理规划物流发展网络，统筹公路、水路、铁路以及航空等各运输模式，构建联动联运模式，充分利用高新科技建立便捷、高效、高质的物流网络，提高物流运作效率，以促进物流成本的降低。
4.3 提高“互联网+”高效信息化物流平台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
4.3.1 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平台，推动物流资源的整合
物流企业积极寻求政府支持，加强同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开发建立大数据平台，并由政府掌握，企业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互联网+”高效信息化物流云数据，建立全网采购、监督与调控的物流服务模式，进而推动物流企业的发展。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建设大数据运行分析系统，客户可利用客户端在线联网，展开互动融合等交流，实现物流运输的无缝对接，使物流运作流程更加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和高效化，为物流企业资源优化配置、信息共享、物流装备、金融支付以及技术创新提供新型的驱动引擎，获取全面、准确、有效的供需关系数据，提高物流仓储及运输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以及运作效率，减少资源调配错误或不合理导致无效运行现象，进而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4.3.2 创新物流装备产业技术，为物流供给侧改革提供基础支持
产业联动机制是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其合作主体是各企业，合作导向为市场需求与变化规律，并结合生产与研究理论，探索企业发展新的定位、功能、标准以及规模，建立企业之间、企业同科研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促进资源的整合优化，保障合作各方在市场中的优势。产业联动遵循平等自愿、联合开发、面向市场、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产学研各方密切合作的创新团队，将产业技术、装备、优势资源等有效集中并进行优化整合，建立政策、产业经济以及物流装备咨询平台，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同时积极创新产业形态、商业模式以及技术路径，促进智慧物流的发展并充分发挥智慧物流的优势。
5 物流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不仅提供生产，也提供生活，在其他产业物流服务中属于供给方，因此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物流的两端分别是供给和需求，是保持市场经济要素供需基本平衡的关键环节，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需求短缺，主要集中于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企业侧重“小而全”或者“大而全”，很少采取物流外包，导致物流业吃不饱；二是有效供给以及市场有效需求均不足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较低、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三是物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即我国物流业现状，物流个性化服务需求以及物流外包占比均不断增长，物流业朝智能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方向推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物流业自身并不能有效满足当前市场需求，物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影响了各类产业的转型与发展。因此物流供给侧改革对促进我国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经济宏观角度看，物流供给侧改革推动物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障市场供需平衡。要促进商品的流通，保证市场供需平衡，关键是要减少商品流通的环节，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物流业的支持，因此确保物流业的健康有序运行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微观角度看，当前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升高，但产品附加值较低，极大地影响了供给侧健康发展，部分企业某方面成本甚至高出发达国家与地区，例如我国高速公路过桥费、通行费等。而且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附加值不高的缺陷，受到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明显增加，物流成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提高，在市场需求变化的形势下，就会出现产能过剩、销售能力下降，但是成本仍旧不断提高的局面，进一步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因此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产品附加值，而我国当前物流业存在整体服务能力较低的现象，影响了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所以当前的重要任务是积极探索提高物流企业整体服务能力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供给侧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综合以上两点，物流供给侧改革对促进国民经济全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结 论
总之，在供给侧改革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下，推动物流供给侧改革对促进国民经济全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物流企业应抓住机遇，转变生产经营理念，积极创新，提高运作效率与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结合联动机制建立高端物流服务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高效信息化物流平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物流供应链的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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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误区；改革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2；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35-05
2016年，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工作，深入重点企业、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开展了五大专题调研，研究制定了《辽宁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辽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责任。《辽宁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实施方案》等专项改革方案也陆续出台，辽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到实际推进阶段。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是简单易行、短期内就能立竿见影的单项改革，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综合的配套工程。要加快研究制定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的各项改革措施，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政策精神和有关工作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目标和任务
目前，我国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任务与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认识都有一定的差异，甚至存在一定的误区。主要表现：（1）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类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思想，主要措施应是减税、减规和私有化等，忽略了二者之间在前提假设、历史背景、目标任务等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对改革与调控关系的把握和处理；（2）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与要求片面地理解为产品质量与结构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缺乏对供给体系多层面、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变化规律的认识，不利于研究和构建与需求结构变化互动适应的供给体系；（3）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完全等同于短期内必须完成的“三去一补一降”五项任务，缺乏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任务即从根本上提升各类供给主体的活力、自适应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理解，不利于着眼未来，系统地研究和制定标本兼治、长期要求和短期任务兼顾的改革措施。
针对上述认识误区，必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任务与特征要求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使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能够理清认识，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当前供求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高、企业成本尤其是制度易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强，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等现实矛盾所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基本内涵是：通过商品与服务供给结构改革、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改革和影响或制约供给体系变化的制度体系改革，着力改进产品生产的质量、结构与效率，增加有效供给；改善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质量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改进制度体系，促进供给体系自我调整改进，使之变化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由此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上述意义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具备以下五方面特征：
1.系统性。商品与服务供给、生产要素供给和有关制度体系是供给体系的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因此，三个层面的改革不能割裂开来，必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2.复杂性。在商品与服务供给结构、生产要素供给结构和有关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传导机制，而传导机制的形成与作用，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市场机制、政府职能、政府调控方式与能力等，这些因素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其作用方向与程度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某些单项改革的简单叠加，而是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相互协调配套改革。改革目标绝不是仅仅“三去一降一补”，而是要同时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引导、激励乃至倒逼市场主体持续提升自我调整、自我改进的要求与能力的制度体系、市场环境和传导机制，这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
3.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是一日之功，而是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需要在理清认识、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实际，研究和制定近期与远期目标、任务和路径措施，要制定前后衔接、方向一致的长短期改革计划，并且要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确保计划有效落实，要稳扎稳打，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4.差异性。各地区、各行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表现与根源，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实践中，既要按照中央统一要求对共性问题进行规范性改革，也要针对本地区、本行业的特殊性问题进行差异化改革，需要创新思维、创新改革措施。对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改革经验，要积极学习借鉴，但绝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5.互补性。面对我国目前的经济特征与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并不矛盾。相反，要应对经济新常态，二者必须并重互补。也就是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必须适度扩大总需求，要从需求总量调节转向需求量调节与结构调整并重，尤其是要扩大内需和消费，优化调整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结构，使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结构变化互动升级。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要求，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这是化解当前经济矛盾、克服当前经济障碍、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经济竞争严峻形势的必然要求，是为改革与发展争取时间、改善环境条件的重要手段；二是要以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和技术三要素水平，持续改进要素质量与结构，提高社会供给品质与效率，构建“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为目标，构建有效的供给体系，这是促进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经济增长健康可持续的根本要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上述两方面的目标与任务不能割裂开来，而是要统一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1.去产能，淘汰“僵尸企业”，消除制约供给有效增长、资源错配误配的体制性和结构。2013年，工信部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分两批公布了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共涉及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雪、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稀土等十六大工业行业的1412家企业。2015年11月，中央进一步提出去产能、淘汰“僵尸企业”。这是根治资源错配与浪费、污染物排放过快增长、许多地区雾霾频发、劳动与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的根本要求，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要素成本、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需要各地区以大局和长期利益为重，坚决淘汰本地过剩和落后的产能。
2.去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风险，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预期和房地产业自身发展之间、住房供给与住房需求之间出现了极大矛盾，导致许多地区出现了房地产业库存增高、开发投资增长锐减等问题。这不仅拖累了上下游行业，加重了上下游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还积累了金融风险，甚至会拖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漫长的萧条期。因此，房地产业去库存势在必行。当然，房地产业去库存要与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起来，要从推进“人的城镇化”的角度来考量，要体现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内在要求。
3.降成本、促升级，提质增效，促使企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根据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得知，2012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成本率一直维持在85%的高位，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很低。又根据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的《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54%的企业反映“税费负担重”，43%的企业反映“招工难”。这说明我国工业企业用工成本、社保缴费、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普遍较高，“未富先高”问题凸显，出口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不断消失。这样，在企业创新能力不高、技术质量优势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要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必须下决心降低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社保缴费、税费、评估、检测等制度易成本，否则，很多企业会被高成本压垮。因此，降成本应该是维持和提升企业比较成本优势的当务之急，是为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改进产品设计与生产技术和品质、提高企业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争取时间的重要手段。
4.去杠杆，改善债务结构，降低债务负担，防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过去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中，一些企业、个人和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杠杆收益，导致局部领域或地区出现了高杠杆、高风险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报告，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债务总体水平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中央债务和地方债务也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国企部门债务较高。按地方政府债务加上或有债务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一些地方政府债务率也高于中央政府，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与高杠杆使用密切相关。如果这些债务继续攀升，很容易引发局部风险，甚至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去杠杆”，改善债务结构，减轻债务负担，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杠杆和风险控制在安全合理水平。
5.补短板、调结构，促进转型升级，扩大有效供给。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供给侧短板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优质和高新技术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实体经济发展缓慢，传统产业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不足、增长新动力不强；三是金融产品和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科技与管理人才相对匮乏；四是研发经费投入不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技术进步缓慢；五是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均衡，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生产水平与效率不高；六是环保基础设施欠缺，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严重不足；七是企业国际交流合作不活跃、投资贸易规模不大、产能输出能力不高；八是激励和迫使供给体系自我调整改进的制度建设不足，制约供给体系结构失衡的自我修复或纠正。上述关键性短板，有些是供给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的表现，有些则是供给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的根源，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短期治标、长期治本。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难度最大、涉及面最广、需要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战略任务，需要下决心持续协调推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工作推进机制
成立省市两级高规格（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副组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或有省市委改革办负责，统筹指导推进省市两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设在同级政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领导小组下设专项改革推进小组，统一协调各项改革推进工作。专项改革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可以设在有关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各专项改革推进工作。在完善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的同时，要建立完善领导小组定期例会、调度协调、信息宣传、考评监督和专项改革推进小组编制计划、定期报告、动态统计等工作推M机制，制定工作细则，明确责任单位、任务要求、工作流程等，形成领导小组总体负责、专项推进小组分项负责、责任单位协同运作、任务落实、措施到位、成效与问题及时总结宣传和改进的工作机制。
（二）健全政策支撑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商品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这两类主体，必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不能单纯地采取行政措施，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目标任务，按照问题导向、专项研究、精准务实、依法合规、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三去一降一补”和构建机制的政策措施，针对目前抬高制度易成本、制约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影响商品流转和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扩大使用资金杠杆、助长金融风险的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工资、物价、社保等方面的地方政策和做法，进行系统的调整与改进，形成有利于诱导、激励乃至倒逼供给主体自我调整与改进的政策支撑体系和C制。同时要制定政策实施细则，加强组织监督，保证政策落地实施。
（三）加强基础统计和专题调研工作
建立完善统计监测分析指标体系，利用现有的统计体系，建立数据汇总、生成与分析系统，动态地检查分析各项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及时总结成效、查找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要深入开展专项调研，摸清问题与根源，为制定实施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方案提供依据。
（四）落实各项改革工作方案
在明确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要不断研究和制定落实各项改革工作方案，明确各项改革工作目标、任务、保障措施和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具体内容与要求包括：
1.去产能方面。摸清情况，开列清单，限期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极力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进产业高端化；少用强制关闭限产的行政方式，多用政策调节、依法处置、竞争中优胜劣汰等方法；加强重点行业产能监管，健全产能结构优化长效机制；对产能退出后的要素流转和人员安置问题，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帮助。
2.降成本方面。按照2016年11月省政府颁布的《辽宁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实施方案》，在未来的3年左右时间里，全面清理和调整现行有关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改进用工制度、扩大融资渠道、改善融资政策等，使税费、融资成本、制度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项成本不断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
3.去库存方面。采取差异化政策，要求重点地区把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经济适用房建设、存量商品房销售与财政补贴政策结合起来，综合采取政府购买租售、货币化补贴安置、商品房租售优惠政策等措施，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引导开发企业依法调整规划项目，优化房地产供给结构；改革户籍制度，放宽户籍准入和购房入户入学条件，吸引外来人员落户购房；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享受公积金贷款政策，挖掘潜在购房需求；建立住房购销信息平台，加强购房政策宣传指导，提高信息平台促销作用。
4.去杠杆方面。推进多层次的地方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风险补偿基金和投资风险担保基金，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利用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的方式，提高企业股权融资比例，改变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融资的格局，降低财务杠杆和债务风险；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整合地方企业，扩大地方企业融资能力；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推动地方商业银行合理处置风险资产，降低风险。
5.补短板方面。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循环经济，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利用辽宁部级科技研究中心或基地平台，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与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产业园区、研发机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深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完善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管理体制，改进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法人治理水平；根据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推动国有资本战略重组，优化国有资本产业布局；引入竞争机制，优化配置国企经营者，发挥职业经理人作用。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确定政府权责清单，强化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和水平。以人的城镇化为导向，加快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辽西开发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供给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辽宁城乡和区域发展协调共进。重视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促进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要改善市场、生态和人文环境，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幸福指数，吸引并留住各类人才。
6.长效机制建设方面。政策意图能够得到响应和实现，需要一定的机制和良好的环境条件。对此，要尊重供给体系变化规律与要求，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建设、竞争机制和政府间接调节机制建设；要净化市场环境，改进政商关系，做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保证市场公平竞争，让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迫于竞争压力，加之政策引导和激励，持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改进。
参考文献：
[1]2016年、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2]《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EB/OL]
[3]龚雯，许志峰，王珂.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J].人民日报，2016-01-04.
[4]罗志军.深刻认识和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5-16.
z先生最近忙于装修，他非土豪，又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于是Z先生时时流连家居建材市场。某天Z先生要选择一款厨房水槽，这一件小事令他陷入纠结：同样是不锈钢水槽，国内一些杂牌子价格低到了尘埃里仍乏人问津，而韩国白鸟、美国艾肯等一些国外品牌的手工水槽，价格动辄数千元甚至近万元，高到令人咋舌。品牌经销商的话似乎无法反驳：“我们的水槽选用的是韩国浦项的304不锈钢，图纸定型、开料、焊接、成型、打磨，有上百道工序，我们可以保证永不生锈，你看的那些杂牌子，恐怕连‘不锈铁’也算不上吧。”
望着那些从观感到质感无不充满精工精神的水槽，对比那些堆在角落里默默生锈的产品，Z先生陷入思考，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大国，产能巨大，我国有能力一年生产12亿吨钢铁，约占全球总需求的四分之三，这些钢铁可以分给每个中国人―人一吨。为什么这么大的钢铁产能，却不能满足人们买一款高品质不锈钢水槽的需求？
同样的纠结，在近年来困扰着为数不少的中国人，也促使着他们对日本保温杯、德国的厨具、澳洲的奶粉、韩国的化妆品等等趋之若鹜，或进入商场购买进口产品，或打开电脑成为海淘一族，还有的直接奔赴海外扫货。
Z先生的经历反映到经济学上，是一个有关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经济学领域有一对截然相反的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供求处处均衡。而凯恩斯定律则认为，需求能创造自己的供给，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稳定经济。但千千万万Z先生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症结既是需求乏力的问题，也是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既是供给过剩的问题，也是有效供给缺少的问题。
“2014年，我国进口了1.3万亿美元的工业制品，这些产品正是我国不能生产，或者生产较少、附加价值比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如是说，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更直言，中国的钢铁、煤炭两个领域，产能过剩30%以上。
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之间不均衡，需求与供给的对话，在今天的中国像是夏虫语冰，永远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并存，错位的供求关系成为“十二五”的困扰，也成为“十三五”尚未启程，便急需移开的路障。
正因如此，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8天中，中央4次提及“供给侧改革”。
忽如一夜春风来，满屏尽谈“供给侧”。在2015年末的中国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成为最热的五个字，在“十二五”收尾、“十三五”启动的关键节点上，这五个字为供求的两侧博弈和转换定下基调。
出清，破与立的哲学
美国的匹兹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产业基地，上世纪70年代，匹兹堡陷入危机，企业破产、人口外迁，而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里根政府用供给主义作为基本国策，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来化解产能过剩，如今的匹兹堡，是300多家美国和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从单纯依靠钢铁制造业逐步转变为融合新技术、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务业为一体的现代城市。
匹兹堡的事例，是一个市场出清的典范。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只有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被市场之手化解和出清，资源才能真正被用到代表中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中去。
根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8.06亿吨，而钢材需求在6.68亿吨，供需差额近1.5亿吨。同样的，煤炭、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等行业均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截至2015年12月初，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80%，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利润出现下降，部分企业沦为“僵尸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11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4%，连续第6个月下滑。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的首要任务。而中央专门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规模首期可能为300亿元，主要用于退出过剩行业员工社保安置，推动“僵尸企业”退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原则，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方向，供给侧改革必然也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未来可以想见的是那些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将被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那些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将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这将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突破口。
让创新供给创造需求
2015年前三季度，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低增速，但服务业增速加快。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同比增长5.9%，较去年同期减缓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8.4%，比去年同期提高O.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在数据中得以显现：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5.8个百分点。服务业内部出现转型，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6%，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11.4个百分点。
新动能与旧动能之间的转换，在科技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层面或可寻找到一种合理的衔接方式。供给侧改革要抓住两头，如果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三去”是在存量上下功夫，是“破”的一头，那么降成本、补短板，则是在增量上下功夫，创新发展形成新动能。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增加供给要靠技术创新，没有创新则打不开市场。需求侧改革注重的是短期的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长期调控，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破解靠什么？靠创新，包括体制、管理、营销方式、科技等方面的创新。”
消费的升级迫使大量的低端产品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通过创新来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益，通过创新弥补医疗、教育、通讯、金融等方面优质供给的短缺，甚至通过创新创造新需求，这些都是创新之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特点更加清晰可见，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将从重化工、房地产等产业推动，向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知识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和机械设备、高科技制造业推动转变，现代服务业和高加工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主导力量。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精致化程度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加快融合发展，重化工业比重将下降。传统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大规模兼并重组不可避免，企业集团化和中小企业专业化程度加快。
今年一季度，福建GDP实现5784.80亿元，同比增长8.3%，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1.6个百分点。而在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福建的GDP增速为9%，不少指标处在全国前列。
稳增长福建有秘诀，也有底气。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这是福建当下经济工作的主抓手。
中央对福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也给予了厚望，赋予了“自由贸易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一系列先行先试的重大政策。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说，福建“十三五”期间不仅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同时要推动“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福建的重点难点是产业转型升级。”尤权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福建首先要推进产业转型，把增量做优，做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要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要把创新贯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
“福建处于中低端水平的产业比较多，很大一部分需要升级改造，有些企业，如泉州九牧生产的马桶盖不比日本差。”尤权认为，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十三五”再上新台阶
《财经国家周刊》：福建提出实现“十三五”再上新台阶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如何实现？
尤权：未来五年，福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使之进入一个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
新台阶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产业升级版，对福建来说是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
一是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左右，2020年接近4万亿元。
二是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比重有较大提高，企业实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人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四是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去年的34.7%提高到48%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去年的61.8%提高到67%左右。
五是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六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提前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七是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明显成效，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为此我们将重点要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努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具体讲就是GDP保持8.5%左右增长。这个速度是比较高的，但我们深入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个速度是可以实现的，福建有这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二是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十三五”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坚持做大增量与优化存量并举，以创新驱动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通过优选产业、优选项目，策划生成和引进建设一批技术先进、带动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形成能够影响全局、有利长远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是通过深化改革，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发展环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我们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改革。有些改革试点走在了全国前列，具有福建的一些特点。比如，自贸试验区的“一照一码”，三明的医改、林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这些改革举措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四是以海丝核心区建设为重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们将充分发挥平潭综合实验区、自贸试验区、福州新区等新的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把全面、双向、共赢的开放大门打得更开，不断提高外贸和利用外资的水平，同时也积极稳妥地扩大走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努力构建开放新格局。
五是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的关系，把财政投入的重点放在保基本、保公平上，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推进城乡、区域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一步健全扶贫开发体制。争取现有的70多万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每年脱贫20万左右，确保到2018年国定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0年省定扶贫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中国疗法”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去年福建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少指标处在全国前列。你如何看待福建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
尤权：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牢牢把握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稳增长放在首要位置，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中心工作，突出以改革强动力，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促调整，发展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全省GDP增长9.0%，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中央分析的“四降一升”的情况在福建也不同程度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出现分化。
特别是从行业来看，福建处于中低端的传统产业增速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企业普遍面临成本上升与订单减少、产品不好卖、利润下滑“两头受压”的情况，而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2.5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类行业增速持续回落，投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钢铁、水泥、石材、工程机械等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持续低迷。
而受居民消费刚性需求拉动，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纺织等消费品工业增长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低端产能普遍过剩，高端先进产能明显不足，企业所需要的工业软件90%以上依赖进口，居民赴海外购买的商品正从奢侈品向马桶盖、电饭煲、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进一步压缩了省内产品的市场空间。
我们还关注到，当前多数企业成本负担依然比较重，资金成本、物流成本、电价、各种税费、环保投入等仍在高位。
总体而言，我省经济持续增长仍有良好的支撑基础，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财经国家周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重大意义。福建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
尤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统筹国际与国内、着眼当前与长远、兼顾战略与战术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针对经济新常态开出的“中国疗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为我们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指明了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使供给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既涉及到重要的制度改革，也涉及到重大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推进这项改革，必定会加快发展“动力切换”进程，推动经济“升级换档”，从而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
由此可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
福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的是全面落实中央部署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在具体实践中也会有所侧重。对于福建来说，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难点是产业转型升级。
我们认识到，在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就是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拖不得、等不起。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我省企业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象，大部分发展比较好的企业，都是比较早地、主动地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加快实施了产业转型升级;反之，那些跟不上市场需求变化、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就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实际状况，我们在推进转型升级中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深入推进我省“制造2025”、“互联网+”等行动计划，下更大力气去“抓龙头、搭平台、铸链条、建集群”，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主导产业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增长极，促进生产从粗放向集约、产品从低端向高端转变，真正打赢产业转型升级这场攻坚战。
打造产业“升级版”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把创新贯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福建产业“升级版”过程中，创新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尤权：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创新基础上的效率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发动机，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结构优化，抑或是要素升级，其核心都是创新。创新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动力问题，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所在。
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福建能否在“十三五”时期后来居上、弯道超车，成功打造福建产业“升级版”，主要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发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
创新能够提高传统产业的供给质量，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福建的传统产业比例较大，但传统产业不等于“夕阳产业”，关键是产品有没有创新，是不是适应市场的需求。
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技术、产品、业态、营销、管理等创新，传统企业才能从容地应对困境、突破重围。
创新能够发掘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在“互联网+”时代占据先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颠覆的时代，行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事实证明，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为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福建下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工作重点在哪里？
尤权：首先，要在制度创新上迈出更大步伐。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关键的就是要通过破除各种制度性瓶颈、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走出更多依靠科技、人才为支撑的创新发展新路。所以，制度创新松绑的程度，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福建是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在这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要力争走在前头，创造更多有特色、可复制推广的做法经验。我们将以福建自贸试验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为突破口，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聚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开放环境，拿出更多像“一照一码”“电子台胞证”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成果。
我们还将在国企、财税、金融、资源价格、市场准入等改革领域加快突破，切实打破制约要素在城乡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升配置各类要素与市场资源的能力。
其次，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持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国内外知识产权资源向福建集聚。
这方面，我们目前有一些积极探索。比如，我们依托厦门大学建立的石墨烯工业技术研究院，采用校企联合共建模式，与英国BGT材料公司和福建辉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吸引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加盟，这有望推动以石墨烯为核心，涵盖触摸屏、储能、机电和生物等领域产业集群的形成。
未来的方向是，我们要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积极主动地融入全国乃至全球创新网络，努力成为“参与者”甚至是“领跑者”。
最后，要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企业是经济与科技的关键结合点，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福建的民营经济发达，目前89.5%的研发投入由企业完成，84.2%的R&D（研究与试验性发展）活动人员集中在企业，65.7%的省级科技获奖成果来自企业。
近年全省引进的四批共51个高层次创业创新团队中，企业引进数高达48个、占比94%。作为政府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营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这个“好的创新环境”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企业和一切创新主体的感受是标准，各类创新人才能否真正集聚也是标准。只要是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就应该多方施策、肯下血本。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特点。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既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也是新的巨大挑战。只有把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才能因事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牢牢抓住发展主动权。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但也有人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还有的未能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逆向而行。“一了千明，一迷万惑”，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我们总是在新与旧的转换中探索前行。实践证明，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才能始终引领时代潮流、立于不败之地。
造屋要架梁，撒网要抓纲。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抓住关键问题，拎住“衣领子”、牵住“牛鼻子”。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大顽疾，如果这个结构性矛盾得不到解决，工业品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进入发展新阶段，放水漫灌强刺激的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的项目不能再上了，抱着粗放型发展方式老黄历不放，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用创新的力量打造动力引擎，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才能让供给侧凤凰涅，不断培育发展新动力、厚植发展新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新课题，坚持系统思维，用好辩证法，才能稳步推进。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才能让供给结构有效对接需求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元年。中国现有问题并非周期性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生产能力不足，伴随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此番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于总需求管理迷雾中：提到经济增长，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很大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概念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要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 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1）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2）虽然目前中国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3）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带来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开启另一个思路，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合理和应时。汲取美国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1）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2）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3）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4）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