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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总需求曲线 总供给曲线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5-061-03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三个模型之一，通过对此模型分析，可得出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含义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将总需求与总供给结合在一起放在一个坐标图上，用以解释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决定，考察价格变化的原因以及社会经济如何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后凯恩斯主流派—新古典综合派用于分析国民收入决定的一个工具，这个模型是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希克斯的is—lm模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解释国民收入的决定及相关经济现象，是对前两个模型仅强调总需求方面的片面性进行的补充和修正。所以，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所依据的理论已经不是标准的或纯粹的凯恩斯理论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要说明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物价水平的决定的，把总需求曲线与短期总供给曲线放在一个图上，就可以得出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如图1。
图1中，总需求曲线ad与短期总供给曲线sas交与e决定了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均衡的物价水平。这时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实现了宏观经济的均衡。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因素分析
我们对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分别从总需求曲线、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介绍它们对模型的影响。首先是分析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指一个经济中对物品与劳务的需求总量，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与国外需求（可用净出口来表示）可以把总需求公式表示为：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净出口
总需求的变动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受到物价水平的影响，总需求与物价水平成反方向变动。在总需求中，政府需求由政府决策决定，与物价水平无关。一般分析总需求时主要研究物价水平如何影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总需求曲线受到财产效应{1}、利率效应{2}和汇率效应{3}的影响，财产效应、利率效应和汇率效应分别说明了价格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当物价上升时，财产效应使实际财产减少，消费减少；利率效应使投资减少；汇率效应使一国汇率上升，净出口减少。这样，物价水平上升就引起总需求减少。这正是总需求曲线所表明的关系。应该指出，在组成总需求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消费是相当稳定的，净出口比例减少，总需求变动更多是由投资引起的。在影响总需求的三种效应中，利率效应最重要。当然除了物价水平影响总需求外，其他因素也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由于消费习惯改变引起的消费增加，由于政府投资、税收优惠引起的投资增加，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净出口的增加，都与物价无关，但都会影响总需求，这些因素引起的总需求的变动就用总需求的曲线的平行移动来表示。其次是总供给曲线对模型的影响。总供给曲线表示表示经济中总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总供给曲线是，一定要区分短期与长期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是一个经济中对物品与劳务的供给总量。短期中总供给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在这里我们分析物价水平对总供给的影响。短期中用粘性工资理论{4}、粘性价格理论{5}和错觉理论{6}来解释，总供给与物价水平成同方向变动。在长期中引起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原因都不存在，所以，长期中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表示总供给与物价水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垂线。要注意的是，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定等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于、小于或等于都是有可能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均衡图中引入长期供给曲线，如图2。
图2中总需求曲线（ad）与短期总供给曲线（sas）与长期供给曲线（las）正好相交于一点，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o）正好等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f）
，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的均衡，这是理想的宏观经济状况。图3中总需求曲线（ad）与短期总供给曲线相交（sas）时，长期总供给曲线（las）在交点的左边，这时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o）正好大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f），这种均衡成为大于充分就业的的均衡。这时，资源得到过渡利用，资源短缺使资源价格上升，最终会引起物价上升，存在通货膨胀压力，经济过热。图4中总需求曲线（ad）与短期总供给曲线相交（sas）时，长期总供给曲线（las）在交点的右边。这时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o）正好小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f），这种均衡称为小于充分就业的的均衡，这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经济中存在失业。三种均衡中，只有图2表示的充分就业均衡是理想的，其他两种均衡无论是通胀还是失业都不理想。宏观经济学正是要从总需求和总供给角度说明了引起后两种均衡的作用。
三、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的运用
我们可以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各种宏观经济问题，说明总需求和总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调节。
1.人民币不贬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调节方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而中国坚持货币不贬值。当其他国家货币贬值，而一国货币不贬值时就意味着该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了（汇率上升），人民币相对升值，使国内价格未变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上升。这样中国的出口就减少，从而引起总需求减少。这时中国宏观经济有何影响呢？我们可以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如图5。 图5中，中国原来的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从图上看是短期供给曲线（sas），总需求曲线（ad0）与长总供给曲线（las）相交于e0点。这时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0，也就是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水平为p0。人民币不贬值使出口减少，总需求减少。总需求曲线（ad0）向左移至（ad1），这时总需求曲线（ad1）与短期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1点，决定了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1，小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0，物价水平为p1，低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物价水平p0.从以上这个例子分析中可归纳出：总需求增加，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物价水平上升；总需求减少，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物价水平下降，可见，当总需求减少引起的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衰退）物价水平即通货膨胀率缩小时，只有增加总需求才能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
2.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美国石油主要依靠进口，受到的冲击最大，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涨。我们可以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滞涨的产生，如图6。
图6中，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需求曲线（ad），短期总供给曲线（sas）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0点，决定了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0）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f）相等，物价水平为p0，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大幅度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成本增加，短期总供给曲线（sas0）向上移动到sas1，这时石油价格上升只影响短期总供给，并不影响总需求和长期总供给。总需求曲线（ad）与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相交于e1，决定了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为（y1），小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0），存在失业。这时物价水平为p1，高于p0，存在通货膨胀，这就出现了滞涨。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在短期中，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影响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物价水平。我们在这个实例中分析了石油成本增加引起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同样，工资成本增加，以及预期的物价水平上升，都会使短期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
3.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引起这种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引起的长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即美国经济潜力的提高，可用图7说明。
图7中，20世纪80年代，长期总供给曲线（las0）、总需求曲线（ad0）、短期总供给曲线（sas0）三线交于一点决定了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0），它等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f），物价水平为p，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均衡。20世纪90年代，由于技术进步，美国经济潜力提高，长期总供给曲线（las0）向右移至（las1）随着长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短期总供给曲线也向右移动，sas0移至sas1。技术进步引起投资增加，消费增加，
需求曲线移至ad1。长期总供给曲线（las1）、总需求曲线（ad1）、短期总供给曲线（sas1）三线交于一点决定了均衡的国内生产总值（y1）它与新的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yf）相等，仍然是充分就业均衡，但水平大大提高了，而物价水平仍是p。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经济潜力的提高，长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充分就业均衡而不引起通货膨胀。
通过“人民币不贬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三个实例，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冲击，通过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注释：
{1}财产效应就是物价水平变动通过实际财产的影响而影响实际消费。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物价水平与总需求呈反方向变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又称庇古效应。
{2}利率效应就是物价水平通过利率的影响而影响投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
{3}汇率效应就是物价水平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影响净出口。美国经济学家费莱明和芝德尔提出。
{4}粘性工资理论是指短期中名义工资的调整慢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新凯恩斯学派提出。
{5}粘性价格理论是指短期中价格的调整慢于物品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
{6}错觉理论是指物价水平的变动会使企业在短期内对其产品的市场变动发生错觉，从而作出错误决策。
参考文献：
1.梁小民.西方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
2.梁小民.宏观经济学纵横谈.三联出版社，2002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作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 山西阳泉 045000）
一、探究经济现象对供需曲线的影响
这类试题主要考查价格变动的影响，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等知识，这类试题又可分为对“价格――需求曲线”的影响，对“价格――供给曲线”的影响。
解题步骤：（1）理解价格影响消费需求、价格影响生产供给、收入影响消费等知识，识记“价格――需求”曲线、“价格――供给曲线”的一般模式（注意：在数学中，一般用横轴表示自变量，纵轴表示因变量，但是在经济学中研究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时，人们习惯用纵轴表示自变量――价格，用横轴表示因变量――数量），排除错误表达价格与供需关系的曲线。
（2）审读题干，获取有效信息，明确试题具体考查哪一类经济现象对供需的影响。
（3）对影响曲线的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学解读，把生活现象转化为经济学术语，建立背景材料与理论的联系。
（4）结合相关理论，对曲线图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正确选择。
（一）经济现象对“价格――需求曲线”的影响
价格影响需求的曲线是高考政治最常见的曲线图。解题时首先要明确价格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商品需求量与价格之间成反方向变动（即需求量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减少，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试题一般不会单一考查价格与需求的关系，试题还可能涉及其他影响需求的因素，比如：互补商品的需求同向变动，替代商品的需求反向变动，居民收入与需求同向变化，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奢侈品、耐用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税率与商品需求反向变动等等，考生在解题时要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例1】（2013・江苏政治卷第5题）一般来说，一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将会导致粮食价格和需求量的变动。在图1中，可以较为准确反映这种变动的是
[解题思路]“产量增加”，表明本题涉及供给对价格的影响；“价格和需求量的变动”，表明本题考查价格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在CD两项中随着价格上涨，需求量增加，与需求曲线的一般模式不符，是错误的；结合题干看，供给影响价格，某国粮食产量增加会导致价格下降，AB反映了这一趋势， CD选项中价格不断上升，不符合题意。比较AB两项，要抓住关键词“粮食”，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A项中价格变动需求量变化不大，这符合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A正确。
【例2】（2013・广东卷第27题）假设甲国化妆品市场高档品牌被进口品牌垄断，为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甲国对进口化妆品提高关税，致其价格飙升；受此影响，消费者转向国产中低档品牌，使进口高档品牌的需求曲线（D1）和国产中低档品牌的需求曲线（D2）发生变动。不考虑其他因素，能正确反映这一变化的图形是
[解题思路] 本题考查价格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价格对其替代商品需求量的影响。原来甲国化妆品市场高档品牌被进口品牌垄断，其需求量显然大于国产中低档品牌的需求量，在AB两项中，D2大于D1，表明国产中低档品牌的需求量大于进口高档品牌的需求量，AB两项不符合题意；甲国对进口化妆品提高关税，致其价格飙升，其需求量应减少，D1应该向左移动，BC错误；消费者转向国产中低档品牌，D2需求量会增加， D2应该向右移动，故B、C错误。因此，本题选D。
（二）经济现象对“价格――供给曲线”的影响
价格影响供给的曲线在高考政治试题中也比较常见，解答这类曲线型试题，既要了解价格变动对供给的影响（即商品供应量与价格之间成正方向变化，供给随着商品价格上升而增加，随着商品价格下降而减少），也要综合其他一些影响商品价格和供给的因素来思考，比如，商品价格与社会生产率反向变动，商品供给与社会生产率正向变动等。
【例3】（2013・全国新课标II第15题）支持价格是指一国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而对粮食等农产品所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我国某农产品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如图3所示。该产品的支持价格和供给数量分别为
A. P0，Q0 B. P1，Q2
C. P1，Q4 D. P2，Q1
[解题思路]为了顺利解答本题，我们先来了解“均衡价格”的概念（商品的均衡价格在教材中没有讲，但在考试大纲列出的考点中有“影响均衡价格的因素”）。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是商品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时的价格，也就是商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基本相等时的商品价格，均衡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符。
解答本题首先要了解国家实施支持价格的目标是支持农业发展，可见，本题考查价格对生产供给的影响。只有当支持价格高于均衡点（即价格高于商品价值量）时，大多数的生产者才能获利，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把支持价格定在P2会打击生产者，定在P0效果不明显，只有定在P1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支持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其供给量将比均衡点的供给量增多，Q2错误，Q4正确，本题选C。
二、研究经济现象的曲线表达
这类试题的题干介绍了某类经济现象，要求考生选择正确反映该类经济现象的供需曲线。
解题步骤：（1）结合所学理论，分析坐标图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排出不符合经济理论的错误曲线。
（2）把题干内容与曲线进行对比，选择与题干内容相符的曲线。
【例4】（2013・全国新课标卷I第12题）2012年，某县农民种植的土豆产量大增，但市场没有相应扩大，农民不得不低价销售，收入不增反降。图4的①②③④中，能够反映这种“丰产不丰收”经济现象的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解题思路] 在这四幅图中，需求量与价格反方向变化，供给与价格成正方向变化，单独分析曲线没有发现错误。某县农民种植的土豆产量大增，表明土豆的供应量增加，图①表示供给减少，错误；图②表示供给增加，土豆的价格下降，图②反映了“丰产不丰收”的经济现象；市场没有相应扩大，表明土豆需求没有变化，图③和图④分别表示需求量增加、需求量减少，不符合题目要求。
【例5】（2013・四川卷第10题）近两年，免费的互联网微信用户快速增长，这对电信运营商的短信发送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近来有“微信向用户收费”的声音，但网络调查表明，如果微信收费，有近九成的用户表示将改用其他免费社交软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反映上述信息的图示是
[解题思路] 价格与消费需求成反方向变化，④反映了微信价格变化对发送量没有影响，错误。免费的互联网微信“给短信发送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即微信免费导致短信发送量减少，②反映的是在短信价格相同的情况下，短信发送量减少，正确；①反映的是短信发送量增加，错误；微信收费“近九成的用户表示将改用其他免费社交软件”，反映了微信发送量与价格成反向变化，③反映了随着价格上涨，微信发送量减少，正确。
（作者单位：四川省乐至县吴仲良中学）
关键词：劳动供给行为；小农经济；斯科特－波普金论题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011-07
现有的农民学和社会学中关于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大体上寓于两种相互争辩的典型观点之中，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农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还可以分解成以下一些问题：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是否具有共通的或一般的普适性特质?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能否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加以描述?能否将在“斯科特一波普金论题”下所论述的农民不同的劳动供给行为在统一性视域下加以诠释?更进一步地，能否在本文所提出的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基础上，解析农民可能出现的“内卷化”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具有原创性的阐释，以深化对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认识，并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而有效的劳动政策，改善农民的民生和福利。
一、对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一种新解说
在推导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之前，有必要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作出一些相关的说明。经典劳动供给模型通常以条件极值的形式表达，其一般形式为：
MaxU(Y，R) (1)
s.t.Y+wR≤M+wT (2)
其中，U、Y、R、W、M和T依次表示劳动者的效用函数、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以及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时间。劳动时间L=T-R。劳动者的偏好稳定，效用函数是一个正则严格拟凹函数。条件极值(1)－2)式表示，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决定了支出水平和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与均衡的劳动时间之间形成一条向后弯曲的经典劳动供给曲线，见图1中的CBA曲线。A点所对应的工资率Wr为保留工资率。
然而，经典劳动供给模型隐含着“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的假设。其实，劳动者的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还具有自身的规定性。例如，对于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来说，获取生存所必需的支出是一切经济活动包括劳动的基本出发点。更一般地说，劳动者存在着“最低必需支出”，即劳动者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刚性支出，或者说劳动者无论收入多寡都必须开销的刚性支出。如果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贴近现实地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那么，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应修正为如下的条件极值：
maxU(Y，R) (3)
s.t.Y+wR≤M+wT (4)
Y≥YF1 (5)
其中，YE1、表示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若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为wL，则劳动者提供L劳动量时所得到的总收入(=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为M+wL。根据YE1与M+wL之间的关系，随着市场工资率的下降，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YE1≤M+wL。由于非劳动收入加上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之和不少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条件(5)式实际上成了松弛约束，条件极值(3)-(5)式退化或还原为条件极值(1)-(2)式，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可以直观地在图1中表达为CBF段。
第二种情形，M+wL＜YE1。此时，(5)式变成了刚性约束条件，劳动者的劳动决策必须考虑如何获得-与最低必需支出相对应的收入。为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而应该提供的劳动量L=(YE1-M)/W，在图1中表现FK段劳动供给曲线，它向右下方倾斜。劳动者之所以沿着FK段曲线而不是FA段曲线提供劳动，是因为倘若按照FA段曲线提供劳动，他的收入将无法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这一前提性硬约束；而沿着FK段曲线提供劳动，他就能以最少的劳动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要求。实际上，满足最低必需支出是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历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环节。
迄今为止对“低工资时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这种经济现象的解释，主要可归结为以下观点：理性或非理性说、生存收入说、目标收入说、替代弹性递增说以及笔者的对经典劳动供给曲线的刷新式理解。对这些观点的梳理和述评可参见郭继强有关论述。本文则是要强调：农民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在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下，也会出现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在实证计量方面，Huang(1976)用马来西亚1965―1968年农民的有关数据、Dessing(2002)用菲律宾Laguna省随机抽样的99家农产1975―1976年数据分别进行了验证。
或许有人会以“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劳动力市场往往发育不健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程度也不高，难以观察到市场工资率”为由质疑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客观性。其实，没有市场工资率可以用影子工资率来替代。影子工资率是指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它反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生产水平。Skoufias(1994)用印度六个村庄1975―1979年的有关数据，都阳(2000)用1997年底对中国甘肃通渭、陕西商洛、河南虞城、江西兴国、贵州威宁、四川渠县等贫困县43个村46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用影子工资对农户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了估算。在Skoufias的估计结果中，女性劳动力的非补偿工资弹性为-0.069，且处于显著水平，表明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在都阳的估计结果中，男性和女性的影子工资的自身补偿效应都是负值，分别为-0.12和-0.043，且均处于显著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第一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之间的转折点，即劳动供给曲线CBF段与FK段的交点F，笔者称之为拐点，它是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改变的转换点。从劳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层次上看，当处于第二种情形时，劳动者追求的是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这是第一层次或者说较低层次的欲望；而劳动者处于第一种情形时追求的则是效用最大化，是第二层次或者说更高层次的欲望。劳动者只有在较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欲望，而追求更高层次欲望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较低层次欲望的满足性。
值得说明的是，随着市场工资率的进一步下降，对于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而言，很可能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农民即使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也难以弥补最低必需支出，从而陷于困顿。但这时农民往往仍然选择胼手胝足地劳作，以最大限度地逼近最低必需支出的诉求，表现为KJ
段劳动供给曲线。因此，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可以由CBFKJ段劳动供给曲线来刻画。它与经典的CBA段劳动供给曲线相比，产生了一个劳动供给拐点F，延续拐点后的FKJ段劳动供给曲线受到最低必需支出的制约。
二、从农民劳动供给曲线视角对若干学者论述的阐释
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的考察对象是以家庭成员的劳动为基础的农民家庭农场(即农户或者说小农)，农民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他由此建立了家庭的劳动一消费均衡理论。他认为：“家庭农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对20世纪初俄国革命前的小农经济而言，农民的家庭消费需求其实就是农民家庭的生存需要。换言之，满足最低必需支出构成了农民提供劳动的刚性约束。
斯科特则将农民对生存的最基本诉求上升到“生存伦理”。他通过消化和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指斯科特――引者注)赖以立论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但却是有力的，它产生于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的经济困境。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算计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的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力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斯科特看来，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特别适用于“已被河水淹到脖子”的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收入，以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
笔者以为，就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而言，斯科特的论述以及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可以在本文给出的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视角下加以阐释：
第一，农民的劳动供给决策是在生存需要(更一般地说是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毋庸讳言，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因忽视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对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无法描述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而将农民的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后所得出的农民劳动供给曲线，则可以有力地揭示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主要体现在FKJ段，见图1。在这里，斯科特所说的“生存伦理”可以转换成生存需要亦即最低必需支出的硬约束；斯科特所说的“安全第一”原则和风险回避问题则可以进入效用函数，只要将农民的效用函数理解成风险厌恶(risk averse)的期望效用函数即可。
第二，农民在某些情况下“懒惰”行为的合理性。从前面的分析已知，农民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将会现出FK段劳动供给曲线，即低工资中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这种“反常的”劳动供给行为，常常被人们用来指认贫穷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是“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或“好逸恶劳者”。Lewis(Lewis，O.，1966)甚至将其归结成“贫穷文化”。诚然，用社会文化解释农民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但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农民若处于FK这段劳动供给曲线上时，这样的行为在经济上也具有合理性。因为FK这段劳动供给曲线是农民以最少的劳动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路径。随着工资率的上升，农民假如不是沿着FK路径减少劳动，而是保持劳动量不变乃至增加劳动，那么，他付出的更多辛劳除了仍然只能满足最低必需支出外，能够得到的反而是减少了的效用程度；只有当工资率上升超过w0(拐点工资率)后，农民增加劳动才会提升他的效用。在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社会文化也是人们走“捷径”或抄近路决策的一种手段。总之，农民的“懒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仍不失为是一种理性选择。
第三，农民欲望的层次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趋势性与农民的理。从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看，“斯科特一波普金论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农民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是非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不像“经济人”。原因在于他们欲望有限、认识局限、抱负缺失，对闲暇有强烈的偏好；他们的工作目标是赚取生存收入或目标收入，从而会在工资上升时减少工作时间。斯科特的“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一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例如，Tax(1953)和舒尔茨(1964)等学者都高度评价了农民的效率意识，认为农民之所以表现出特殊的劳动供给行为，是由于消费机会限制(数量约束)所致。波普金(Popkin，1979)则更将反驳斯科特关于东南亚地区农民“道义经济”观点的专著取名为《理性的农民》。在笔者看来，假如争论的双方能够进一步关注农民欲望的层次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趋势性，或许可以增强双方的共识。将农民的欲望划分为至少两个层次的欲望，可以将FKJ段劳动供给曲线纳入理性分析的框架之中。对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趋势性来说，他们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样是在追求最大化，某些约束条件的限制也只能阻碍这种趋势的充分实现，而不能消除这种目标及其趋势。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议，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基础论题。由西蒙发端、新制度经济学大力引入的：有限理性，缩短了理性与非理性二者之间的距离；而近期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更是在努力联结黑格尔意义上的“此岸”与“彼岸”。贝克尔曾指出，“经济理论(指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引者注)很能相容于非理”。而且，杂然并存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转化和融合。在笔者看来，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之所以形成了“理性”这一学术传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揭示人们较为稳定的、具有规律性的行为。本文研究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也是如此。
三、农民劳动供给曲线视角下的内卷化
尽管“内卷化”概念本身仍然存在着争议，但它因被黄宗智先生用于阐释中国小农经济“无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型增长)而在学术界声名大振。笔者对内卷化概念也提出过一种不同于目前学术界流行诠释的新理解，即内卷化是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农产)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机理的一种概括，并从生产者角度对内卷化问题进行了考察。这里主要是从劳动与消费的关联，从劳动力供求角度进一步分析内卷化问题。
由于图1中刻画的是农民尤其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要将其转换成农民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还须进行一定的变换。变换后的农民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仍类似于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特别是在低工资时存在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见图2。这就是说，在KF段劳动力供给曲线中，随着工资率的下降，农民为获得最低必需支出须提供的劳动增加，劳动力供给量也相应地增长。在
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已经就业的农民延长劳动时间或谋取其他兼职，或者他们家人中的某些成员，例如家务劳动者、未成年工和家庭其他辅助劳动力，也加入劳动大军的行列。另一方面，从生产者角度考察内卷化时通常使用的边际产品价值(VMP)曲线，其向下倾斜的这段曲线与劳动力的需求曲线重合。劳动力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主要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所决定的。
根据农民劳动力供求曲线的相对位置，笔者可以大体上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下两种组合状态：
组合I：劳动力需求曲线D1位于供给曲线CBFJ的左边，见图2。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缺口将始终对市场工资率形成向下压力，使工资和失业正反馈向右下方发散振荡，趋向于需求曲线D1与生存工资率(更准确地说是相当于生存工资水平的保留工资率)Wr所对应的水平线AJ的交点H点，结果是农民的工资(或收入)锁定于生存工资水平，同时产生HJ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组合Ⅱ：需求曲线D2与FB段供给曲线相交。此时，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相交而获得稳定的均衡。这是现代经济学以往着重考察的情形，本文不再赘述。
在组合I状态下，从劳动力需求方的角度看，工资决定依然符合边际原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为AH；从劳动力供给方的角度看，在生存工资水平上，所获得的收入是0A×AH。特别地，对于小农经济(传统农业部门)来说，从效率角度只需AH数量的劳动力，而实际上却有AJ数量的人参加劳动，产生了HJ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亦即“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赵冈(2004)曾认为，黄宗智的“过密型生产”(内卷化生产)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中的“隐蔽性失业”，故黄宗智的“过密型生产”一词“多此一举”。但在笔者看来，内卷化展现的主要是家庭农场(农产)的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而隐蔽性失业只是内卷化的结果性现象之一。
“效率上只需AH数量的劳动力而实际却有AJ数量的人参加劳动”既产生了HJ数量的隐蔽性失业，又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所对应的边际产量，同时，还必须将OA×AH的总收入以一定的规则在这些人中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不仅压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而且使工资或收入水平的决定更加含糊。事实上，由于小农经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当低，农业劳动收入只有大体上平均分配才能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存，因此，由土地配置和使用制度、传统习惯、社会道德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收入分配，已不是经济效率意义上的要素收入分配(distribution)，而是变成了收入分享(share)。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作为对斯科特“道义经济”的一个注解。
在小农经济中，家庭农场(农户)可以通过采用内卷化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家庭总产出，整个家庭劳动也能够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建立在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的基础上。黄宗智将这种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出而言)称为“过密型生产”。笔者也以为，这种内卷化生产很可能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机制。小农经济即便进入了内卷化的路径依赖，也是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农民的理性选择。
在组合I状态下，在劳动力需求方看来，他们可以在生存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于是，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容易被认知成一条高度为生存工资的水平线。这种情形假如放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加以考察，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如果说刘易斯模型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城市工业部门的视角观察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那么，内卷化则聚焦于农业内部，从家庭农场(农户)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的角度考察劳动力的人均收人为何总是处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水平的机理。如果说内卷化侧重于对某种经济过程尤其是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刻画，那么，刘易斯模型则偏重于对结果性现象的表述。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可以相互印证和相互支撑。
四、简短结语
低工资(或影子工资)下劳动供给与工资率变动呈负相关，是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在劳动决策中客观而普遍地存在、却需要抽象分析方能理解的问题，也是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劳动者共有的劳动供给行为。本文的分析突出了，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适性，只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间或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一、供求曲线
一种商品的供给（需求）是指生产者（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出售（购买）的该种商品的数量。 用图形表示价格与数量的关系如图1、图2所示，P（Price）表示价格，Q（Quantity）表示数量，S（Supply）表示供给曲线，D（Demand）表示需求曲线，其中纵轴OP是自变量，横轴OQ是因变量。
二、均衡价格
均衡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
把图1、图2整合后得到图3（供求曲线）。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E（P0，Q0）表示某种商品供求平衡（市场均衡），P0就是均衡价格。但市场上商品供需数量和价格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曲线会出现左右平移现象。
1.供给影响价格
假定：人们对西瓜的需求量不变，西瓜刚刚上市，由于供给数量少，价格会上涨；当西瓜大量上市时，由于供给量增加，价格会下跌。这就是供求关系影响价格。此时供给曲线S则会向左右平移，如图4所示。
（演绎作品）设置的情境：假设甲和乙都处于球的同一端，绳的同一头，结果会怎样？为什么？――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矛盾”是多么晦涩难懂的概念，但通过演绎的漫画把矛盾的同一性含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形象化，打消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畏难情绪。
二、运用漫画教学的反思
1.选择的漫画，首先要符合教学内容，能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其次，漫画要具有趣味性，能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点燃学生学习的激情。再次，漫画一定要直观、简单，但又寓意深刻。尤其对于哲学来说，选择一幅恰当的漫画比任何语言都具有表现力、震撼力。
2.漫画素材的选择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要求，需要教师不断完善自身，钻研教材。叶澜教授说：“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学质量；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要想充分发挥漫画的作用，激活政治课堂，需要教师对相关知识点把握准确，寻找知识点的内在逻辑，通过一系列漫画，顺着一条主线把知识点串联在一起。
关键词：银行排队 供给曲线 需求曲线 均衡点
近年来，银行的业务量在不断增大，其提供的业务品种比以前多，且范围比以前广，而顾客的需求也在增加。从简单的经济学分析，表面上是银行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导致了银行排队现象的产生。这一问题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给增长慢，另一方面是需求增长快。是否银行增加了金融服务的供给便能解决排队的问题呢？然而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银行排队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问题。
笔者认为银行排队问题要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共同分析。从银行来讲，因为成本的投入（增设窗口或自助设备等）直接影响等待时间，而排队时间又直接影响顾客存量数从而最终关系到银行的利润。所以对银行来讲，不可能只考虑成本，而不考虑顾客的存量数。作为顾客来讲，排队时间的长短影响着顾客的决策。因此只有找到银行和顾客之间的均衡点才是共赢的结果（即为顾客愿意接受的最长等待时间和银行愿意提供的最短等待时间是相等的）。
一、银行排队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的商品在本文中即为服务。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研究银行排队的特定问题中，不能以经济学的价格为自变量，因为顾客在银行享受到的服务是以时间为代价的，而并非是用金钱购买而得到，在本文中把等待的时间作为自变量（等同于经济学的价格）。
从顾客作为需求方的角度分析，在经济学中可以用机会成本来分析顾客的服务需求。机会成本（替代性成本）是指生产者所弃的使用相同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本文的机会成本为时间成本。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前提出发，把时间看作是一种稀缺资源，即在有限的时间内，顾客排队等待的时间长了，那么用于其他工作所产生的效益或价值的时间就少了。机会成本越低（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其他工作产生的效益或价值比在银行排队产生的价值低），顾客就会选择去银行排队。如果等待的时间越长，那么顾客的服务需求会越小以致弃号；相反，等待的时间越短，顾客的服务需求就越大。可以得出等待的时间和服务需求的数量成反比关系。
从银行作为供给方的角度分析，等待的时间还与服务效率和服务人数等因素有关。如果银行利用增设窗口或增加自助设备的方法来提高服务的效率（即增加成本投入），那么等待的时间就越短。在固定的窗口数下（即银行投入成本少），服务的人数越多，那么等待的时间就越长。可以得出，服务效率和等待时间成反比关系，服务人数和等待时间成正比关系，最终得出服务成本和等待时间成反比关系。假设银行在不考虑顾客流失等情况，仅从成本角度考虑，银行希望排队时间越长越好。
以马歇尔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均以服务的人数（Q）为因变量，等待的时间（T）为自变量， 简单的需求函数为Qd=f（T），供给函数为QS=f（T）。即表达服务人数（Q）随等待的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以几何图坐标系表示（与数学上的习惯相反），以T为纵轴，Q为横纵。得出等待时间（T）与服务人数（Q）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如图一。
顾客的需求曲线（D）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银行的供给曲线（S）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两曲线相交于平衡点（E），表示顾客愿意接受的最长等待时间和银行愿意接受的最短等待时间是一致的。
（一）完全竞争市场
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供需曲线各异。笔者认为，银行市场的划分应根据当地银行业竞争程度和市场占有率划分，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和人口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基数状态。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银行进驻来分蛋糕，那么就趋向于市场完全竞争状态。特征如下：银行数目很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全无差别、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的控制力量、进出银行业很容易。
如图二所示，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的均衡点E所决定的市场的均衡等待时间为Te。水平的需求曲线意味着：在均衡点E为顾客愿意等待的时间，水平线Te（含）以下部分表示顾客意愿排队，等待时间的减短并不影响顾客的人数。所以，在顾客承受的范围内，需求是不变的（EQe段）。在Te以上部分表示并非顾客接受的时间，所以会选择另一家银行。
在完全竞争市场，顾客和银行都是市场的被动者。对于顾客来说，选择任何一家银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一家银行单独为了降低成本，延长顾客的等待时间，那么就不会有顾客选择这家银行。当然，单家银行也没有必要单独为了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而花较大成本。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单家银行总是可以按现行的市场服务价格实现自己的利润。所以，单家银行并不可能独自去延长或减少等待的时间。
（二）不完全竞争市场
不完全竞争市场可分为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如果一个乡镇只有一家银行，那么这家银行就处于垄断市场状态，市场需求曲线的方向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当银行提供的服务时间与市场的需求量一致时，那么表示在垄断市场中银行具有控制力。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成本的投入来影响排队的时间。
寡头市场是指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由少数几家厂商所控制的市场结构。商品的特点是：银行数目几家、金融产品有差别或无差别，对市场价格的控制有相当程度，进出银行业比较困难。我们可以把国有四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看作是寡头银行。虽然寡头银行在全行业中占较大的份额，对整个行业的价格和产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寡头银行与竞争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寡头银行的决策受竞争者决策的影响。寡头银行的需求曲线方向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由于寡头银行影响因素较多，不存在规律性的供给曲线。
垄断竞争市场是指有许多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差别的同种产品。如果一个地方有较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那么这个地方就属于垄断竞争市场。特点是：有许多银行、产品是有差别的同种产品、对市场价格的控制有一些银行和进出一个行业较容易。由于垄断竞争市场中银行可以彼此相互独立和互不依存，所以可通过自主改变成本的投入来控制等待时间。所以需求曲线方向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不同的是，由于垄断竞争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都是替代性很强的商品，竞争因素又使得需求曲线的波动弹性较大，因此在垄断与竞争两者因素共同作用下，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斜率较平坦，趋向于完全竞争中水平的需求曲线 。
图三 可以看出，银行为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必须控制成本支出。为节约成本和不考虑顾客的存量数时，等待时间随服务人数的增多而延长，所以供给曲线的方向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表示在不增加成本投入的情况下，平均等待时间每随一位顾客的增加而延长，银行和顾客在均衡点E实现共赢，共同接受的时间为Te。在顾客可承受等待的范围内（含Te以下），顾客的需求是不变的（EQe段）。如果等待的时间超过Te，即从B点可以看出，顾客的存量数会随等待时间的延长而下降，使得银行愿意服务的人数多于顾客愿意接受的服务人数，从而使得银行供过于求。
综上所述，在完全竞争市场下，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银行的竞争程度越高，需求曲线越平坦；竞争程度越低，需求曲线越陡峭。一般情况下（除了寡头市场），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二、银行排队问题的解决措施
第一，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现实情况，针对供过于求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近年来商业银行在扩大电子银行的渠道来分散顾客，然而顾客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依然选择柜台渠道。在此银行要多向客户宣传电子渠道，把顾客领入智能化的世界，减少排队的时间。
第二，针对供不应求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即增加弹性窗口。针对节假日前的人流量增设窗口，平时可抽出弹性时间做营销，以确保找到银行和顾客的均衡点，不使顾客因等待的时间长而流失。
第三，针对供需均衡点提出最佳的解决措施，即增加硬件设备的投入，这是根本的方法。因为硬件设备24小时的运转分流量远远大于人工在固定的营业时间办理的业务量。而且长期来算，硬件设备的成本远比雇佣人员的成本低。
三、结束语
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必须要分析当前银行所处的竞争环境及当前环境下的供给与需求，找到银行和顾客在时间上的均衡点，以便更好地控制银行投入成本和减少顾客的流失，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高鸿业等.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需求－供给分析；现实论证；对策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9X(2009)05-0013-09
1 引 言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农户的高度兼业化，造成了农业的长期低效率和低竞争能力。鉴于此，《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然而从我国农地流转的实际状况来看，现行政策的运作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农地流转比较缓慢。尽快扭转我国土地稀缺与农业空洞化、农田荒芜化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农民增收迫在眉睫。因此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和论证，无疑将对农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农村土地流转的需求――供给模型
制约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因很多，本文以生产要素使用原则模型为依据，通过对土地这种生产要素价格和数量决定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分析，阐明两类农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决定土地的流转量和价格。进而结合我国现实的情况，分析造成农村土地流转困境的原因。
2.1 模型假设
为了便于模型分析，我们先将模型的假设前提明确为：
(1)所有的农户分成两类具有不同生产能力的农户。一类是那些经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农户，他们倾向于流入土地；另一类是在城镇能够获得较多收入的农户，因为他们拥有非农收入，所以他们倾向于流出土地。
(2)每个农户面对的农产品市场、土地要素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地研究影响土地成交价格和数量的经济内在因素。[1]
(3)拥有土地能为农户带来两种效用：一种是通过利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或者因流出土地而获得收入，这种因收入而体现出的效用，我们称之为土地的“间接效用”；另一种是“直接效用”， 也即农户能够通过保有一定量的土地而获得某种效用，比如农户因为拥有土地而获得对未来生活的一定安全感[2]，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地具有的保障功能；又比如农民出于对土地未来升值的预期而希望保有土地等。
(4)土地具有两种效用，对于流入土地的农户而言，两种效用是合二为一的；对于流出土地的农户而言，两种效用是相互取舍的关系，即土地供给问题可以看成是：土地所有者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将其全部既定土地资源在“要素供给”和“保留自用”两种用途上进行分配以获得最大效用。[3]
(5)对于流入土地的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农产品产量只由一种生产要素决定，即使用土地的数量；[4]而流入土地的总成本和使用农业生产资料的总成本，也都看成与土地的数量成正比。
(6)每个农户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
2.2 流入土地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原则和需求曲线
2.2.1 流入土地的“边际收益”――边际农产品价值
农户转入土地主要是为了进行农业生产，获得农业收益。[5]而农业生产的收益由两方面决定：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价格。设完全竞争的农户使用的土地数量为q，则使用一定量的土地要素将创造出一定量的农产品，这种土地与农产品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用农产品的生产函数表示：
Q=Q(q)（1）
而流入土地农户的收益由产量和农产品价格共同决定：
Rλ =Q×p=Q(q)×p（2）
其中，p为农产品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价格。
此时，流入土地农户的收益是土地使用量的复合函数，对总收益R求导数，得到使用土地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
VMP=MP×p（3）
它表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农户增加使用一个单位土地要素所增加的收益。其中，MP表示土地要素的边际产量。
2.2.2 使用土地要素的“边际成本”――土地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总成本等于流入土地的成本加上使用生产资料的成本，而两者又都取决于所使用的土地要素的数量，故成本可以直接表示为土地使用量的函数：
C=α×q+w×q=(α+w)q（4）
其中，α为土地要素的价格，w为生产资料的价格。土地价格α、生产资料价格w都是既定不变的常数，这是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土地买卖双方数量很多且都毫无区别，任何一家农户单独增加或减少其土地购买量都不会影响土地价格，生产资料也是如此。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价格是既定常数，使用土地的“边际成本”即成本函数对土地的导数恰好就等于土地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之和：
dC(q)/d q=α+w（5）
它表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农户增加使用一单位土地所增加的成本。
2.2.3 流入土地农户的土地使用原则
流入土地农户的土地使用原则是：使用土地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即土地的边际农产品价值等于土地价格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即：
VMP=MP×p=α+w（6）
上式也可以表示为：
MP×p-w=α（7）
当这个原则被满足时，流入土地农户达到了收益最大化，此时土地使用量为最优数量。
2.2.4 单个农户的土地需求曲线
由式（2）, MP(q)×p-w=α，假定短期内农户的生产技术不发生改变即MP(q)的函数形式不发生改变，农产品价格p和生产资料价格w是常数，显然确定了从土地价格α到土地使用量q的一个函数关系。
如图1，根据规模报酬及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MP (q)随着土地要素使用量的增大先增大而后一直减小，因此该曲线先上升而后向右下方倾斜。当土地价格为α0时，有一条水平的价格曲线α=α0与MP×p-w曲线相交，确定的最佳土地使用量为q0，也即此时的土地需求量为q0。换句话说，MP×p-w曲线上一点（α0，）也是土地需求曲线上一点。同样地，如果给定另外一个土地价格α1，则有另外一条水平直线α=α1与MP×p-w相交于另一点（α1，q1），根据同样的分析可知，新的交点也是需求曲线上一点。于是，将所有这些点在坐标轴中连接起来，即得到土地的需求曲线。而我们研究的农户最佳土地使用量的确定，显然是该农户土地经营达到规模报酬后的情况，故只需选取MP×p-w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部分。参见图2。
2.2.5 由单个农户的需求曲线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如果土地价格发生变动，市场上所有农户都会调整他们对土地的使用量，从而他们的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资料使用量都会发生变动。土地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全体农户的产量变动和生产资料使用量变动将改变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曲线，从而在农产品需求量和生产资料供给量不变时，将改变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两者的改变再反过来使每一个农户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的位置发生改变。
我们利用图3来推导所有农户同时调整情况下单个农户的土地需求曲线。在图3中，横轴为土地数量，纵轴为土地价格。设给定初始土地价格为α0，相应的有一个农产品市场价格p0和生产资料价格w0。在其他农户不进行调整时，土地需求曲线也可以看成就是MP0×p-w0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部分，根据该曲线可确定α0下的土地需求量q0，于是点H(α0，q0)即为所求需求曲线上一点。让土地价格下降到α1，则土地需求量就应增加到q2。但由于其他农户也进行了调整，在土地价格下降时，每个农户都增加了土地使用量，从而农产品产量增加。在农产品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将下降。于是单个农户的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到p1×MP-w0，从而在土地价格α1下，土地的需求量不再是q2，而是较少的q3。但与此同时，由于土地使用量的增加，农业生产资料需求上升，在生产资料供给稳定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价格将上升到w1，这在图上表现为单个农户的需求曲线再下移到p1×MP-w1，于是得到所有农户同时调整情况下土地需求曲线上又一点I(α1, q1)。重复上述过程，可以得到其他与H、I性质相同的点。将这些点连接起来，即得到所有农户同时调整情况下单个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曲线dm。dm表示经过所有农户相互作用的调整，即经过行业调整之后单个农户的土地需求曲线。一般来说，dm需求曲线仍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但比VMP曲线要陡峭一些。
有了dm需求曲线，紧接着的下一个工作就是把土地的需求理论从单个农户推广到整个土地市场。假定完全竞争土地市场包含有N个农户，每个农户经过行业调整后的土地需求曲线分别为d1、d2、d3、…dn，整个市场的土地需求曲线D可以看成是所有这些农户的要素需求曲线的简单水平相加，如图4所示。
D=∑dn（8）
2.2.6 影响农户土地需求的因素
从以上土地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中可以知道，个人土地需求曲线的位置主要由MP×p-w曲线决定，也即主要由MP、p、w决定，而MP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决定，p是农产品价格，w是生产资料价格。随着转入土地农户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条件改善，MP增大；农产品价格提高，p增大；生产资料价格降低，w减小，MP×p-w曲线向上移动，进而在相同的土地价格下，即α不变，农户土地需求数量增大。反之，则农户土地需求数量减少。如果所有农户的土地需求数量增大，则整个市场的土地需求数量增大，市场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如果所有农户的土地需求数量减少，则整个市场的土地需求数量减少，市场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2.3 流出土地农户对土地的供给原则和供给曲线
2.3.1 土地供给的边际效用
土地流出者之所以供给土地要素是为了获得收入。正是这种土地带来的收入具有效用，我们称之为土地的“供给效用”，土地供给通过收入而与效用相联系。农户流出土地获得收入后，一般会寻求进城务工甚至定居的机会，所以在此我们可以把农户流转土地获得收入的效用视为农户进入城市并获得稳定生活的可能性。假设土地供给增量为dq，由此引起的收入增量为dY，而由收入增量所引起的效用增量为dU，则：
dU/dq=(dU/dY)×(dY/dq)（9）
式中，dU/dq即为土地供给的边际效用，它表示土地供给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土地所有者的效用增量；dU/dY和dY/dq分别为收入的边际效用和土地供给的边际收入。因此（9）式表示：土地供给的边际效用等于土地供给的边际收入与收入的边际效用的乘积。
这里假设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则单个土地流出者多提供或者少提供一点土地并不影响土地的市场价格。或者说，单个流出土地农户面临的土地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边际收入显然就等于土地的市场价格，即有：
dY/dq=α，于是，（9）式简化为：
dU/dq=(dU/dY)×α（10）
这便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土地提供者的边际效用公式。
2.3.2 土地自用的边际效用
与土地供给的效用相比，土地自用的情况复杂一些：农户既可以自己耕种土地，收获农产品然后卖出获得收入，也可以通过保有一定量的土地获得某种效用，比如农户因为拥有土地而获得对未来生活的一定安全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地具有的保障功能；在2003年实行税费改革对农户家庭按照承包土地面积给予种粮直接补贴后，也可以把这种农户由于持有土地而获得无偿的货币性收入的情况视为土地保障功能的加强。由于流出土地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一般比流入土地的农户要差，所以在此忽略流出土地农户的农业收益，只考虑保有土地会带来农户土地自用的效用。若用t表示自用土地数量，则自用土地的边际效用就是效用增量与自用土地增量之比dU/dt，它表示增加一单位自用土地所带来的效用增量。
2.3.3 流出土地农户的土地供给原则
流出土地农户的效用最大化条件，即土地供给原则是：作为“要素供给”的土地的边际效用要与作为“保留自用”的土地的边际效用相等。这是因为如果土地供给的边际效用小于土地自用的边际效用，则可以将原来用于供给的土地转移到自用上去从而增大总效用；反之，如果土地供给的边际效用大于土地自用的边际效用，则可以将原来用于自用的土地转移到供给上去从而增大总效用。当且仅当两者的效用相等时，流出土地农户的效用达到最大。则根据前面两段的结论，土地供给的原则可以表示为：
dU/dq=(dU/dY)×α=dU/dt（11）
将式（11）变形，得
（dU/dt）/（dU/dY）=α（12）
如果虚拟一个所谓“收入的价格”r，则r=1，可以将式（12）改写成：
（dU/dt）/（dU/dY）=α/r（13）
上式左边为土地自用与供给的边际效用之比，右边则为土地自用与供给的价格之比。
2.3.4 土地供给的无差异曲线分析
如图5，横轴t表示自用土地的数量，纵轴Y表示土地供给带来的收入。因此，图中每一点均代表一个收入Y与自用土地t的组合。U1、U2、U3是流出土地农户的三条无差异曲线。显然，在同一条曲线上，不同的点代表着相同的效用水平。与通常的无差异曲线一样，这里也假定U1、U2、U3为向右下方倾斜和向原点凸出。这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和自用土地一定带来更大的效用，并且它们都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较高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着较高的效用。
再设流出土地农户在初始时拥有t0单位的既定土地和y0单位的非流转收入（例如家庭财产收入），即它处于图中A点的位置。如果农户将其全部土地t0流转出去换取收入，则得到的收入为t0×α，从而其拥有的全部收入（家庭财产收入加上土地供给收入）就是t0×α+y0，即图中B点的位置。于是连接点A和B的直线就是该农户的预算线。
农户现在的问题是：在预算约束之下选择最优即效用最大的收入Y和自用土地t的组合。这个最优组合当然就是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U1的切点E。换句话说，该农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是在初始的全部土地t0中，保留数量为t1的土地自用，而将其余的（t0- t1）部分作为生产要素供给市场以获得收入，使自己的收入从初始的y0增加到y1。
由图可知，最优点E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
预算线的斜率容易推得：
-（B-y0）/t0=-t0×α/ t0=-α(14)
即预算线斜率是要素价格的相反数。
而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可以表示为收入增量与自用土地增量之比dY/dt，即收入对自用土地的导数。于是，
dY/dt=-α或者-dY/dt=α(15)
上式左边可称为土地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它表示：农户为增加一单位自用土地所愿意减少的收入量，而右边的土地价格可以看成是农户为增加一单位自用土地所必须放弃的收入量。因此式（15）的含义是：农户为增加一单位自用土地所愿意减少的收入量要等于必须放弃的收入量。
2.3.5 土地的供给曲线
由上述分析可知，农户的土地供给量等于他拥有的土地总量与最优自用土地量之差（t0- t1），式中，t0为固定不变，t1则取决于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的切点E的位置。在给定偏好即无差异曲线不变的条件下，这就取决于预算线的斜率，即土地价格α。反过来说，在农户的初始非流转收入、初始土地数量以及偏好均不变的条件下，则给定一个要素价格，就有一个要素供给量。这正是我们所力图确定的要素供给量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
图6与图5一样，图6中横轴t和纵轴Y亦分别为农户的自用土地和收入；U1、U2、U3为三条无差异曲线，A为农户的初始状态。如果要素价格为α1，则将全部土地都作为要素供给时，全部收入就等于B1=t0×α1+y0，于是预算线就是AB1。如果土地价格上升到α2和α3，则将全部土地作为要素供给的全部收入将分别为B2=t0×α2+y0和B3=t0×α3+y0，从而相应的预算线分别为AB2和AB3。换句话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预算线将绕着初始状态的A点顺时针旋转，反之亦然。随着预算线绕着A点顺时针旋转，它与既定的无差异曲线簇的切点也不断变化，所有这些切点构成了tt＇曲线，它表示农户在不同土地价格下自用土地数量的集合。tt＇曲线反映了自用土地数量t如何随着土地价格α变化而变化，从而反映了土地供给量（它等于农户初始土地量减去自用土地数量）如何随着土地价格变化而变化，即土由图6可得土地供给曲线。在图6中，给定土地价格α1，可得预算线为AB1，从而最优自用土地量为t1，土地供给量为（t0- t1），于是得到土地供给曲线上一点A（α1，t0- t1）；设土地价格上升到α2，再上升到α3，则预算线分别为AB2和AB3，从而最优自用土地量分别变为t2和t3，相应地，土地供给量分别变为（t0- t2）和（t0- t3）。于是得到土地供给曲线上的另外两点B（α2，t0- t2）和C（α3，t0- t3）。将所有这些点连接起来，即得到土地的供给曲线，土地的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参见图2.3。将所有单个流出土地农户的土地供给曲线水平相加，即得到整个市场的土地供给曲线。
2.3.6 影响农户土地供给的因素
从以上土地供给曲线的推导过程中可以知道，个人土地供给曲线的位置主要由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的切点决定。而在土地市场价格α不变的条件下，无差异曲线变化也即农户的偏好发生改变，则会改变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的切点，也就改变农户最佳自用土地的数量，进而改变农户供给土地的数量。无差异曲线反映流转土地收入与自用土地的替代，因此决定无差异曲线形状的就是土地流转收入的效用和自用土地的效用。根据前文的分析，当农户进入城市并获得稳定生活的可能性越大时，收入的效用越大，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会更水平，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切点所确定的最佳自用土地数量将减少，则土地供给数量将增大，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当农户进入城市并获得稳定生活的可能性越小时，收入的效用越小，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会更陡峭，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切点所确定的最佳自用土地数量将增大，则土地供给数量将减少，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而在我国，农户自用土地的效用主要来自于土地的保障功能，因此农村社会保障越缺乏、国家给与的无偿性补贴越高，自用土地的效用越大。当自用土地的效用增大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会更陡峭，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切点所确定的最佳自用土地数量将增大，则最佳土地供给数量将减少，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反之，当自用土地的效用减小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会更水平，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切点所确定的最佳自用土地数量将减少，则最佳土地供给数量将增大，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2.4 对农村土地流转需求和供给的综合分析
当我们分别得到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场供给曲线后，将向右下方倾斜的土地需求曲线和向右上方倾斜的土地供给曲线综合起来，即可决定均衡土地价格和流转数量，参见图8。图中土地需求曲线D和土地供给曲线S的交点E是土地市场均衡点，该均衡点决定了均衡价格α0和均衡流转数量q0。土地流转市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变化，决定着土地价格和流转数量的变化。根据供求定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的反方向变动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因此，为了逐步实现我国农产品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普遍收入，我国需从土地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
当土地供给不变时，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增大土地市场的需求，进而增加土地流转数量、提高土地市场价格；当土地需求不变时，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迁徙的门槛和难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土地的无偿货币收入，将增大土地市场的供给，进而增加土地流转数量、降低土地市场价格。而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是需求―供给双双不足。
3 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现实论证
7比上述对流转土地的需求与供给均有显著影响的各因素，我们发现，上述各因素中的不利影响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笔者从以下5个方面对造成我国农地流转困境的各因素进行现实状况的论证：
3.1 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挫伤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
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在我国近五年粮食生产连续总体丰收的情况下，考虑到通胀因素，粮食价格前几年其实一直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即使在农产品生产总体价格大幅上涨的2007年，种植业农产品价格指数也仅比前一年增加9.82个百分点。如表1。
如表所示，2007年农业生产中主要是畜牧业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畜牧业产品价格指数相比2006年总体上涨31.36%，其中，尤其以猪肉价格上涨幅度最大为45.85点。而更加依赖土地的种植业、林业最近三年生产价格指数则基本保持稳定，种植业产品价格指数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较前一年上涨1.6%、4.5%和9.82%，其中小麦和稻谷两种密集使用土地的粮食作物价格除了2004年出现较大涨幅以外，近三年的涨幅都在5%以内，而小麦价格在2005年还出现了下跌；林业产品价格从2004年到2007年基本持平，除了2006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其余年份的涨幅基本维持在4%左右。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难以保持上升趋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农产品面临发达国家现代化大规模农业的竞争，成本竞争力较弱，价格无法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稻谷和小麦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笔者调查发现，农村一些基层粮站与收粮商贩相勾结，名义上是按国家保护价敞开收购，可实际上却并不开磅收农民的粮食。农民拉一车粮食去，到那排队，可怎么也轮不到自己的粮食过磅，粮站只顾着收购商贩的粮。农民非要挤上去售粮的话，粮站就以诸如“水分大、不达标”等借口挑刺，非要农民拉回家再打、再晒。下次去还是这样，这样一来二去，农民的售粮积极性遭到极大打击，只能无奈地低价出售给收粮商贩。长此以往，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自然也就没有了。
3.2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升，农民种地利润微薄
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投入逐年增加，尤其是200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对农户直接补贴的政策后，农用物资立刻大幅涨价，农民刚刚得到的那点实惠，就又被企业和中间商几倍、十几倍地要了回去。见表2。从2003年开始到2007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依次比上年上涨1.4%、10.6%、8.3%、1.5%和7.7%，农用手工工具、饲料、半机械化农具、机械化农具、化学肥料、农药及农药械、农用机油、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服务无一例外地出现持续上涨，产品畜的使用价格虽然在2006年出现下跌，但是在2004年和2007年两个年度飞涨了27.6点和44.5点。农用物资大幅涨价，种粮成本成倍提高，但粮食价格基本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明显加速，而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具使用价格以及农用机油价格的连年上涨，导致了农业生产成本加速上升，大大降低了农民农地经营纯收益，严重制约了农民对土地的投入热情，抑制了农地的有效需求。
3 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产量水平低下
我国自2003年国家实行税费改革和种粮直接补贴的制度绩效基本释放完毕以后，近年来单位面积土地的农产品年产量增长缓慢。参见表3。与2004年相比，除了甘蔗和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有较大地增加以外，其余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基本上不超过10%，谷物为2.5%、棉花15%、花生9%、油菜籽3%、芝麻1.7%、黄红麻9%、烤烟8%。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极其薄弱，农业服务公共产品缺乏，我国农业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率的产业，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并不一定能使农户土地经营净收益提高。研究表明，我国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早稻为0.985，晚稻为0.967，小麦为1.107（大于1表示规模效益为正），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常常并非农户的最优选择，因此农户对土地流转的需求严重不足。以上三项都是造成我国农户对土地需求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广大农民而言进入城市的巨大障碍以及土地的保障功能过强，则是造成农村土地流转供给不足的原因。
3.4 农民进入城市障碍巨大，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稳定转移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尽管我国一些城市开始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慢慢打开户籍管理制度的口子，但农民进城居住不得不承受的高昂成本和巨大心理落差使大多数农民只能望而却步。城市住房紧张，房价与农村住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进城农民又无法享受住房补贴；城市公用设施收费以及子女上学的支出也是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难以承受的。而有经济实力进城居住的农民又多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由于进城会失去颇高的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性收益，因而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进城。即使对于已经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来说，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除种地外无一技之长，要实现在城市长期稳定的就业也具有极大困难。由于缺乏政府或市场的组织引导，加之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的制约，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非农劳动技能缺乏，就业面被限制在一些手工体力工作和简单的操作等很小的范围内，进城增收的门路越来越窄。而大多数农民工从事有严格年龄限制的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或经济周期特别明显的行业，非农收入主要是打工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志胜对安徽农民工的调研，发现不仅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最后几乎都不得不回到农村生活，就是大多数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依然没有摆脱只是城市过客的命运。社保、医保、户口以及单纯生活在城市所需要的高成本，都意味着“80后”这一代农民工仍然要回到乡村，因为中国城市地区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建设，根据相关部门估计，还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农民不能离开土地稳定地生活，自然就不能为土地流转提供稳定的供给。
3.5 土地保障功能过大，农民不敢放弃土地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还未建成比较成形和完善的基本保障制度框架，一些重大类型的社会保障项目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占我国人口70%的农民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得农村土地承载着巨大的社会保障功能。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约1.2亩，而且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制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因此农地的生产功能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社会保障功能的缺失使农民将土地视为最后的生活安全保障，在农业生产性直接收益下降时宁可粗放经营甚至撂荒也不愿意放弃农地承包权。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农村人地关系紧张，人均土地占有量极少，因此农民的经济决策的基础是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当大部分农民仍处于温饱线上且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时，土地均占就构成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个集体回应，即使在部分学者认为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残缺，导致农地经营收益和资产性收益低下的情况下，均等占有土地资源依然成为一种最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2003年以后，国家按照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给予农户普遍的种粮直接补贴，也就意味着农户即使不经营土地，只要保有着承包的土地，也能获得一笔稳定的货币性收入。因此土地也是农民的一种财产保存形式，这必然使土地供给进一步减少。
综上所述，我国大多数农村还不具备土地大规模流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以及城乡二元隔绝的国情决定了现时土地流转速度不可能太快，农业经营规模不可能太大。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逐步转移出去，并且获得比较稳定的就业，土地大规模流转、规模经营就无从谈起。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要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在引导土地使用权流转时，我们应当防止急于求成和违背农民意愿靠行政强力推动情况的发生。
4 结 语
基于对以上决定土地流转需求与供给的各因素的现实考量，笔者提出以下若干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提高农产品价格，理顺农产品流通渠道，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尤其是对种粮农户的补贴，确保国家对农产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努力构建保障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长效机制。同时，国家应更有目标性的给予种粮农户更大力度的直接补贴，在国家付出巨大代价鼓励农民经营土地的同时，更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效果的环节。
(2)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必须不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应降低流出土地农民进入城镇并稳定就业和生活的难度，允许、鼓励、支持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技能，在城市获得社会的尊重、实现人生价值。
(4)应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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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mand-supply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of China
Xiong Yuewei,Xiao Qing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ollege of Business Commerce,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movement of much agricultural force power and unsmooth circul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actual right of land in Rural China, the limitations of super small-scale peasant households operation are protruding day and day 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extensive management and desolation of agriculture increasingly serious.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demand and supply affect the quantity and price of land flowing by analyzing and inferring a “demand-supply” model of the land flowing market, and also figures out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scale of land flowing are the price of farm products agricult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difficulty of move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rough investigated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se factors corresponded to. After applying practical argumentation to these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the rural land circulation such as higher farm price, lower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increase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make a unified plan for rural and urb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management,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o on.
［关键词］ 凯恩斯就业理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在此，笔者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模型入手，从理论上的整体失业概念阐释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中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提出
对就业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潜在的就业规模。它是指意愿劳动力的总需求与意愿劳动力总供给相等时的就业规模，即均衡就业规模。第二个层面是充分就业规模。它是指非自愿失业为零时的就业规模。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点右边的失业均为自愿失业，只有在均衡点左边才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而，在均衡就业规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潜在就业与充分就业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个层面是实际就业规模。它是指经济社会中所实际存在的就业规模。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失业类型是周期性总量性失业。他认为，潜在就业就是充分就业，解析非自愿失业的基本思路是将实际就业规模与潜在就业规模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价格向量（包括工资）是呈刚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萧条，企业就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对付产品滞销，从而一部分工人就会被迫离开他们的供给曲线，成为非自愿失业者，这种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减少，必须提高总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充分就业规模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实际就业规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调节。有效需求限定了总供给，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社会总产出与有效需求趋于一致。这一自发均衡产出规模决定了厂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而决定了实际的就业规模。实际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之间的差额就是非自愿失业。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解释了总量性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这种非自愿失业是总量性的，但是这一理论只能解释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时的非自愿失业，而对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有效需求旺盛时的非自愿失业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周期性失业具有阶段性，只有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量性失业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实质上是他对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没有作出长期回答，他仅解析了短期的总量性失业。
从中国的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应该归结为劳动力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而不是市场的功能障碍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认，在中国，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应该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的总量而造成的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即使在经济处于高潮时期这一失业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的失业率稍低一些。在中国的失业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业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业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失业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业率只能解释5%左右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只能解释4%~6%的失业率，还有20%左右的失业率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因此，现阶段解决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建构
（一）相关经济学流派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相关阐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1803），经济社会不可能出现总量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总量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67）认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而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围内才会雇佣劳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同样，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资本总量扩张，因而，劳动力的总供给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显然就是长期的总量性的失业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产生的机制。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他未能对这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形成机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确定了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的就业边界的原则，合理地解释了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它没有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的成因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障碍。依据新古典就业模型，工资的自由浮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它对经济社会长期的失业作了部分回答，即它仅能对长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其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缺少解释的功能。虽然它可以说明长期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由摩擦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
刘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经济的传统经济部门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但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尽管劳动的边际成本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在传统的经济部门中，劳动者都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就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处于隐性失业状况，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这个给定的不变工资的劳动人口。如果把它从传统经济部门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考察，他们就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他是从基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失业的，为解析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他是在传统经济的隐性失业的形态上研究失业问题，而不是在失业的一般形态上的研究。同时他只解释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一个局部（传统经济部门）的失业总量，而没有解析国民经济整体的失业问题。他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没有作出整体的回答。因而，要构建一个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需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理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总量性失业的；马克思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指出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自愿失业，没有解释非自愿失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也只解析了长期的摩擦和结构失业，没有解析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刘易斯也仅是在从国民经济的局部解析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没有从整体上有所阐释。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生成机制
笔者首先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着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构造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
1. 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供求关系不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而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调节着劳动的供给量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不是劳动的供给数量调节工资水平，而是劳动的工资水平调节劳动的需求量。正是因为在长期劳动的供给量总是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劳动资源总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据其工资理论，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终止于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依据的是古典经济学劳动成本决定工资的决定理论，它是把劳动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成本结合起来分析均衡工资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成本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W）进而决定劳动供给量（L）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劳动成本应是劳动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的使用成本之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主要是指生产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补偿劳动者因其劳动而带来负效用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结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忽视了劳动的生产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结论。它们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必须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有些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必须补偿劳动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劳动者对劳动的使用成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因此，与劳动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最低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无边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补偿劳动负效用的劳动者愿意工作，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到了平行线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劳动的供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依照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供给劳动，劳动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到劳动的供给量到达劳动存量水平时，劳动供给就达到了极限。无论工资水平怎样提高，劳动供给量都不能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因此，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
2. 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对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
（1）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短期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是以资本存量不变为前提的，它是一种短期现象。若资本存量发生了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向右上方移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位置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不变投入――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移。因为在短期，资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边际成本为零，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部表现为劳动成本，短期边际成本的变化从反面反映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短期，劳动人口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总可以调整到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的位置，从而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人口。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积累是普遍不足的，这是因为资本存量已经调整到最优规模，无法再进行资本积累，即使进行了资本积累，资本增量也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扩张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厂商才有资本积累的需求。而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有限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调整内无法解决，在长期调整中也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长期性了。（2）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资本品是一种中间产品。对资本品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价格受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劣的影响。而由于初级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质量上有优劣之分。同时人们在进行资本品生产时，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笔者在此假定产品的需求价格是既定的。当使用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生产产品时，如果产品的供给价格低于产品的需求价格，这说明这种产品还有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但是，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当这种等级的初级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使用次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至产品的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完全消失。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由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有资本品的成本耗费和普通利润构成。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级生产资料的厂商也必须得到普通的利润，否则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上就无法利用，因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逐渐递升的，这就引起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
假设产品的边际效用线不变，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线是上升的，两条线必定会在某一点上相交，这个交点就是效率约束条件的边界。这一点是宏观意义上长期调整所达到的最佳产量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这个产量水平上，如果还有劳动力资源没有利用，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种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些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确定了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就可以确定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因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资本品的这种派生需求。而该最优规模又是由效率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产出规模来确定的。资本存量最优规模的确定就进而决定了厂商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而厂商对资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资本品的供给，资本品的供给一旦确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确定了。
3.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如图2）。在该模型中，ON0为在一定时点上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在E点左边的劳动人口ON2处于就业状况，在E点右边的劳动人口N1N0因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资水平而失业，属于自愿失业，而N2N1的劳动人口的失业则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性质：（1）非自愿性。这部分劳动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处于失业状况，因而是一种非自愿失业。（2）总量性。这部分劳动人口之所以处于失业状况，是由于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劳动力的总供给，因而是一种总量性失业。（3）长期性。社会对劳动力的总供给是一种长期的总供给，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总需求，供求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消除，因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失业。从整体来看，这一部分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把劳动力供给曲线不看作一条完全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而是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一个区间与横轴平行，一个区间向右上方倾斜，一个区间与横轴垂直。当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曲线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时，潜在的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不仅在内涵上发生了分离，而且在数量上也发生了分离。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终端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充分就业的经济规模，而劳动力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潜在就业的经济规模，这两种经济规模之间的差额将引致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特别的重要。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不与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那么经济社会将不会存在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如果交点位置位于这一区间，那么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就必然会产生，并且交点的位置越往左，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规模就越大；反之，这种失业的规模就越小。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的延长，从而表现为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增加；反之，则减少。
三、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对策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的对策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有效需求。这些对策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是有效的。但是用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来治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却是失效的。因为这种扩张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而要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规模，只能依靠扩张效益约束边界。凯恩斯认为，假定商品价格普遍上升而货币工资率不变，劳动力需求将增加，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从而，效益约束边界可以扩张。因此，如果存在失业，通过增加货币量使价格提高就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种效益约束边界扩张仅是一种货币幻觉，而这种货币幻觉是不会长久，工人及其工会会觉察到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在以后签订工资合同时把现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这样，工人逐渐将他们的预期价格水平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且力求使实际工资调整到与价格上涨一致的水平，以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能通过扩张需求的方式来扩张效率约束边界。在到了效率约束边界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张有效需求，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能拉动通货膨胀。
凯恩斯对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是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这种调整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产生影响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应当是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的规模。当潜在经济规模小于充分就业规模时，两者的差额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就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长期的总量性失业。这一方面，应该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充分就业规模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的终端位置决定。因此，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在生存工资上的劳动力供给量，即缩短劳动力供给曲线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等；另一方面，扩张潜在就业规模，引致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向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趋近。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手段。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规模扩张问题，实际经济规模的扩张以潜在的经济规模为基础，潜在的经济规模由效率约束边界限定，而扩张效率约束边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品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会产品的边际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管理改善等。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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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宜勇.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陆铭.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一、引言
自从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供求均衡价值理论后, 这种理论很快就使当时新兴的奥国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失去了光芒,并且基本上主宰了西方经济学达40年之久。 马歇尔发明的由两个刀片的剪刀演绎而成的供求均衡决定理论被磨练成了一种万用工具, 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 其他经济学家对供求原理也是推崇有加, 至少近两百年就有人明确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中首要的、 最伟大和最普遍的原理。 [1] 344 目前,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这一核心地位至少在初级教科书中继续保持, 以至于后来有经济学家戏称,一只鹦鹉只要学会了“供给”与“需求”两个词也就成为了经济学家。
然而经济学家的这种视角已经发生改变。 在时髦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 供求均衡决定论已经基本上让位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并升级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范式。 这种转变从对经济学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来。经济学定义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到“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之科学”的转变,突出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视, 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 随着纳什关于非合作博弈的两篇经典论文的发表, 博弈论这种适合于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方法随之被引进经济学, 经济主体相互博弈达到均衡的思想充满了整个经济学界 ,甚至有人号称要用博弈论来改写整个微观经济学。 [2]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微观经济学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 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转变的原因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以引起国内学界对后一种分析方法的重视。
二、供求均衡决定论的内容及其意义
所谓“供求均衡决定论”,包括“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个部分。莱昂·瓦尔拉斯在1874年4月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被公认奠定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石;而马歇尔则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利用特定时期的特定商品为研究对象, 巧妙地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取代了难以实际应用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无论是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局部均衡理论, 其核心均是研究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相互作用的规律, 从本质上讲两者是一致的。 [3]
归纳起来, 供求均衡决定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供求法则来概括,即:供给价格与供给量呈正相关关系, 供给曲线的走向不言而喻地表现为右斜上扬形状; 而需求量则与其价格负相关,需求曲线则表现为单调递减曲线;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之处达到市场均衡。 其数学上的表现形式则为:?坠Xd(P)/?坠P<0;?坠Xs(P)/?坠P>0;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函数,供求均衡时Xd(P)=Xs(P)。
虽然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等都给出了这些曲线特征的理由, 但是这种供求法则最初主要还是来源于一种经验性的常识。 萨缪尔森在论及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时就指出“常识和细致的科学观察表明,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它的价格”。 [5]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初级教科书在讲述供给与需求原理时, 都是从需求表与供给表出发,进而得出供求曲线。但是无论是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 由于其图形二维化的原因,都只能考虑量与价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在讨论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时都讨论了影响供给或需求的其他因素, 但在讨论市场均衡时都将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综合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平行移动, 而着重考虑了价格对数量的影响。 供求均衡的过程便呈现出蛛网状特征, 因为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以价格信号的方式传达给另一方,从而引起另一方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前者, 而且一般认为这种呈蛛网状的传递是没有阻碍的。久而久之,在市场均衡讨论中即使注意到例如收入、成本等其他数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价格也是最着重考虑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也称之为价格理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供求曲线图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供求曲线图作为经典保留下来, 即使是最新的萨缪尔森与曼昆经典教科书中也不例外。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便是按市场分类安排篇章总体顺序,首先介绍产品市场,然后是各类要素市场,其思路便是试图用供求曲线图这条“纲”把所有要素串连一体。
供求均衡决定论这种分析视角被经济学采用,在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甚至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没有供求决定均衡的分析思路,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也不会有消费者剩余与厂商剩余概念的产生,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影响。 供求均衡决定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 不仅仅由于其被经验广泛地认同,而且还因为它有着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尤其是其在数学与几何上的简洁、 清楚的完美形式,更令经济学家着迷。
三、 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转变
但是从很多迹象中都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供求均衡决定的这种视角到20世纪后半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价格在对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起的刺激作用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 或者说经济主体对价格刺激的反应没有想像的那么敏锐。 这不仅仅在于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许多行为中并不存在着价格这一变量(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囚徒困境”的分析了),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中的三个重要前提假定受到了挑战。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暗含了这样三个基本前提假定:(1)市场中不存在不确定性,因而决策的供求双方是完全理性的;(2)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条件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3)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 [4] 第一个假设与到处充满着风险的市场现实相差太远, 决策双方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 寻求次优结果以达到令自己基本满意的状态,而往往不是寻求最优。第二个假设在分析寡头市场时受到了挑战, 因为寡头之间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寡头市场中不存在像完全竞争市场中那种完全受自身产品价格影响的供给与需求曲线,而只存在受多方决策影响的反应函数,无论是各方寡头产品的价格还是产量, 都是博弈后共同决定的结果。 因此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的新版本在论述寡头市场时, 均无一例外地引进了博弈论, 在供求均衡决定论思路不受到冷落的古诺分析问题的框架也得到了延续。再有,经济主体在受到价格刺激之后为达到其自身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而是否能够、 愿意和知道如何做出反应, 来调整其行为。例如当劳动力供给增加时,厂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而无法降低工资;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即使市场价格已经改变,厂商也不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 经济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知道如何针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其最优的选择可能就是选择不变。因此,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了诸如价格刚性、 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反应机制而不是影响刺激机制的因素普遍存在时, 他们的兴趣便从供求曲线图转移到了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上。 事实上, 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思路的深化已从广泛的领域和多层次体现出来, 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西方著名大学经济学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转变可以看出这种基本范式的转变。以牛津大学为例,1988年其微观经济学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消费者理论与生产理论(包括不确定性);二是市场与均衡;三是福利经济学;四是企业理论。但是到了1990年,则增加了博弈论、信息和合同理论两个必修部分。克瑞普斯在1990年出版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程》是1991年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被相当多的欧美名牌大学选为研究生课程教材, 其中“非合作博弈”的内容共有219页,而且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也与博弈论的思想有关, 博弈论已经进入课程的核心内容。 这至少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转向个体,放弃了一些没有微观基础的假定,如消费函数及其投资函数,经济学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 [6] (2)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基本上都是借助于经济基础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范式。众所周知,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几乎给微观经济学做了总结, 整个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远不如宏观经济学,但是有两个领域是例外的,一个是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 另一个便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的一系列发展①, 这两个领域的新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版图得以扩张, 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范式基础之上的, 而是更加着重分析了经济主体的行为。(3)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中借鉴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在分析宏观问题时也遇到了困难, 从而导致粘性分析和惯性通货膨胀理论的产生。 机械的供求曲线图是无法反映粘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特征的, 这些只有从理性经济主体行为方面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四、 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之比较
在将经济主体分为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商的基础上,通过图1可以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联系。 图1中方框I代表了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思维, 消费者或厂商在一定的收入I或成本C的约束下,消费或生产商品量以使得自身效用U(X)或利润л(X)达到最大。其中P为商品的价格,F(X)为成本函数。而方框Ⅱ代表了供求均衡决定论的思维。其中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当两者相等时,可以得出市场均衡时的价格P和产量X。
I和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商品需求函数来源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 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则表现为商品的供给函数。 消费者与厂商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博弈表现为供求相互作用而最后达到均衡。 由此可见,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 供求决定均衡只是供求双方博弈得到市场均衡变量的一种分析方法, 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已逐渐被博弈论这种新方法取代。
因此在经济学里, 如果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不仅仅只有收入I和成本C,而且还有其他因素,经济主体所要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 则可以用简明的优化模型概括经济主体行为模式:MaxR(X),X∈S。
其含义是, 经济主体在一定的集合约束条件S下,使自身利益R最大化。X∈S是指X受条件S(包括价格分量P和其他变量例如信息的向量)的约束。当经济主体是供给者时,X代表供给量;当经济主体是需求者时,X代表需求量。对每一个经济主体,上式可以确定一个解集合, 相应地也得到一个价格P的集合{P}。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价格P的集合{P},能够满足上式的优化条件。当然,从理论上讲,{P}也可以是空集,也可以存在惟一元素,还可能是无穷集合。市场上所有经济主体价格分量解集合的交集∩{P}也就是市场价格。而且其中的约束不仅仅包括价格,还包括其他的非数量约束,所有的这些约束S可分为资源约束、制度约束和市场约束。资源约束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学上的预算约束, 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制度约束包括法律、法规、道德等因素;当个人进入市场后, 其他主体行为模式对该个人构成一组市场的约束。 新古典主义传统下的供求决定论将市场约束综合为一个参数:价格。因此,消费者行为归结为在一定收入和价格约束下, 最大化自身效用。而现代一般均衡理论强调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博弈论直接以个人选择行为作为研究主题。在这些情况下,市场约束是多维的,而不是单纯的价格约束。 [7]
通过上述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1. 在供求均衡决定论中,价格水平(和产量)变化表现为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点的机械移动, 一切影响价格的力量都通过且只通过供求发生作用, 这实际上排除了供求框架以外影响价格运动的因素,包括价格粘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预期等等,而在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中,这些因素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
2. 供求均衡分析也必须归结到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才能得出实在的结果。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 二者的移动及其相互作用都是经济主体决策规则的表现。换言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背后分别“站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如果不“寻根究底”,供求曲线的移动与均衡的形成将归结为一种机械的几何或数字游戏。
3. 反过来看, 供求均衡决定论正是源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将经济过程归结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而追根溯源,供给和需求无非是经济主体的供给与需求, 故而供求均衡实际上是从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演绎出来的。 如果说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是分析经济问题的恰当起点的话, 那么供求均衡决定论则是该分析过程的中间环节。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一般思路, 而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只是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形式, 但是这些特定条件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经常存在, 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一般化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说微观经济学基本范式从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这种转变, 是经济学分析问题视角的一种回归与升级。 国外经济学者这种经济学视角的转变比较明显, 但是从我国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编排中还难以看出这种转变的有力证明。 因此要在我国培养能够与国际经济学者相当的经济学人才, 从经济学的教学中开始改变这种视角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