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法规范文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发展历程概述

1938年，同志首次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当时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鉴于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的报告中又使用了“党的法规”的提法。他说：“，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2001年7月1日，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各级党组织都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2006年1月6日，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以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2013年4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随着新时期党中央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使“党内法规”在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概念分析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党内法规”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法规，其中的“法规”二字是法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翻开《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工具书检索，对“法规”一词的解释是：“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文件，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而从“国家法律”中“法”的概念来看，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无“党内法规”的提法。那么“党内法规”的定义是什么？1990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程序暂行条例》中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其他党内法规是有关规定的具体化。”这样，党中央就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党内法规”进行了科学的界定。

那么，“党内法规”到底属不属于法律呢？在我国普遍对法律的认定中，法律需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1）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2）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3）法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权力。（4）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比以上法律特征可知，“党内法规”并不完全具备法律的全部特征，只具备一部分特征。

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两者的关系

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定义分析可知：首先，我国《暂行条例》中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而国家法律的制定主体是我国的立法机关。由于我国法律分类众多，国家法律的制定主体也很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等等；其次，“党内法规”的对象是党组织和党员；而法律的对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后，“党内法规”的实施方式主要靠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自觉遵守，其约束力来源于党的纪律。而国家法律的实施是以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作后盾，其约束力具有国家强制性。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两者的制定主体、调整对象和实施方式都存在差异。由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大特色。所以，在实践中就会存在一部分人既是中共党员又是普通公民的双重身份，致使法律适用方面就会同时出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两者的重叠。因此，在制定和使用党内法规的时候，必须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做好两者的协调、衔接工作，使“党内法规”不与“国家法律”相冲突。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又是紧密相联的。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该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是实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1982年的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国共产党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些规定意味着所有的“党内法规”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2006年，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制度的系统性，加强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既重视党内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又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协调配合，使各项法规制度彼此衔接，环环相扣，真正发挥法规制度的整体合力。”

综上所述，党内法规必须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内法规的不断完善是保证国家法律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同时，国家法律是党内法规制定的重要依据，任何党内法规的制定都必须遵从国家法律。

俞可平教授在《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一书的绪论中提出了一个命题：“不依法治党，就难以有依法治国。”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必须加强“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只有不断加强“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才能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也是我们实现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前提条件和切实需要。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 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

[4] 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学习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专辑[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5] 王俊华.对“党内法规”提法的再思考[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7）.

[6] 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7]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M].法律出版社，1996.

[8] 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2] 俞可平.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备案审查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032―04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各自在推进党的建设和依法治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这不仅影响了党内法规的执行效果，而且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因此，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一种双向的沟通协调机制。

一、化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事前控制

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进行事前控制，是衔接两者关系的首要环节，也是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当前，我们可从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方面进行事前控制。

1．严格遵守党内法规“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原则

1982年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些规定意味着无论是党的中央组织还是党的基层组织，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包括所制定的党内法规，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1990年7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制定党内法规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原则。因此，在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时，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并将其贯彻到党内立法实践中去，切实做到：“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党内法规必须坚持和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党内法规必须贯彻和维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党内法规不得限制和剥夺；宪法和法律设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党内法规不得变通和豁免”从而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保证党内法规在法治的轨道上严密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保证党内法规的顺利贯彻实施。

2．严格区分党内立法和国家立法的权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省级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经济特区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等的立法权限作了明确规定，如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权限规定为“国家的事项”、“犯罪和刑罚”、“民事基本制度”等十个方面，其他任何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侵犯、超越这个权限。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对党内立法的主体和权限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凡“列人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的党内法规，按其内容，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分别起草。综合性的党内法规，由中央办公厅协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有关部门联合起草。”这样一来，就要求我们在党内立法过程中，必须恪守党内立法权的调整范围和行使权限，尊重和维护国家立法权，对于必须由国家立法确立的制度、党内立法就不要涉及，对于必须由国家立法调整的事项、党内立法就不要代替，对于必须由国家立法规范的行为、党内立法就不要规定。在当前党内立法实践中，“尤其要严格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坚持党内立法不涉及党员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涉及国家机关职责和权限，不涉及经济、民事和诉讼等基本制度，防止以党内立法限制或者剥夺党员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避免以党内法规调整国家机构的运转和国家权力的行使，切实维护国家立法权的独立与完整。”

二、构建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的衔接机制

1．建立党内立法机关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

党内立法机关，要加强与人大法规部门、政府法制部门的联系，要通过建立互相之间定期交流、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研究解决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工作中需要双方协作和配合解决的重要问题，共同开展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双重调整的重大问题的立法调研和论证，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调整党政机关公共权力行使、规范党政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责任和分工，统筹谋划和正确运用党内立法和国家立法两种方式和手段，保证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与国家立法工作之间的衔接与照应，有效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在推进党的建设和依法治国中的作用和优势[5]。近年来，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涉及权钱交易的违纪违法案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违纪违法者的手段不断翻新，形式变化多样，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为坚决打击这类违纪违法案件，在2006年初中纪委全会上，有关中央领导提出要对这种新的受贿犯罪形式进行研究。于是，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当年七八月份就开始调研，共同研究。经过近一年认真、反复、细致的调研论证，于2007年5月29日，中纪委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一个多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前一个文件主要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的违纪行为，后一个文件主要是针对构成犯罪的行为，两者一个是解决违纪的问题，一个是解决构成犯罪以后怎么处理的问题，成功的实现了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合理衔接。另外，一些地方在实践中探索出好的经验，有的甚至将其上升为文件规定。此如，2003年7月，深圳市纪委与深圳市人大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三家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深圳市反腐保廉立法协调工作的意见》，要求今后凡深圳市人大或市政府及其部门拟制定的重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市政府拟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或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在调研、立项、起草、听证、审议：修改等过程中，都必须征询市纪委在反腐保廉方面的意见，从而建立了纪委参与预防腐败立法的机制。

2．适时把成熟的党内法规上升为国家法律

由于党内法规不具备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普遍适用性和国家强制力，导致有些重要党内法规在实践中功能发挥有限。为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党的政策和措施，研究哪些可以继续由党内法规来规定，哪些可以转化为国家法律，并适时地将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比较成熟的、可以转化为国家法律的党内法规，通过法定程序向人大或政府提出立法建议，及时上升为国家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党内反腐倡廉法规为例，目前各级党委制定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和涉及反腐败内容的法律法规超过2000部。然而，其中现行的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廉洁自律的规定，大多还停留在党内法规层面上，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背景下，必须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比如，关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问题，目前主要依据的法规是1995年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2001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由于这两个都是党内法规性文件，缺乏国家法律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效果不明显。在当代，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终端措施，目的是实行官员财产透明化，使其非法所得无存藏之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其建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金融实名制、财产申报制等法律制度。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事关重大，应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提高其层次。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已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这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三、加强党内执法和国家执法的联系与沟通

由于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党员又是公民的双重身份，使得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某些方面必然要涉及同一对象。因而，在党内法规建设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党内执法与国家执法之间的关系，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1．改革和完善党的纪检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执纪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自1993年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以来，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还包括一些行政执法机关)陆续建立了执纪执法联席会议制度。有的县(市、区)规定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有的县(市、区)规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通过联席会议沟通案件线索，分析交流疑难案件，协调整合办案力量。近年来，各地加大了这方面的改革力度。据悉，上海市纪委、市检察院、市监察委查处和预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案件预防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案件预防工作和需协调配合的重要事项，均由联席会议讨论确定，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市纪委、市检察院、市监察委在每年年初研究当年协作开展案件预防工作的重点工作，报经联席会议讨论确定立项申请和有关工作方案，并负责协调本单位各业务部门之间和系统内的协作配合工作，了解掌握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及有关职能机关或部门协作开展案件预防工作的情况，加强督促、指导。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2007年4月23日，上海市纪委、市检察院、市监察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协作开展预防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了开展预防工作的原则、内容、机制和方法，要求围绕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结合重大案件的查处，选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单位和重要事项联合开展案件预防工作。当然，在实践中，该制度尚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2．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时,要慎用“”措施

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措施是一种党内审查的方式，是对犯错误的党员、违反纪律的党员进行审查的一种方式，在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批大案要案都是由此得以破获的。但由于“”措施的依据是党内法规，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精神不太吻合，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加上实践层面极少数纪检监察干部的滥用，导致理论界一直对其争论不休。为了规范使用“”措施，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性文件。据统计，从1998年6月至2001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相继出台了四个规范性文件，对“”措施做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2005年5月底，中央纪委办公厅下发的“7号文件”与中央办公厅颁布的“28号文件”重新划定了“”主体、审批程序和时限，将“”实施主体限制在县处级及以上纪检机关，审批程序更为严格，并首次对“”时限做出约束，具有重大突破意义。我们认为，在我国反腐败任务依然繁重的背景下，在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在司法机关侦破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尚未获得更为独立的权力和更加有效的手段之前，“”可能会沿用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其最终走向应该是纳入法制轨道。届时需要国家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将“”纳入其中，真正做到与国家法律的统一。

四、解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事后排除

1．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

由于国家法律法规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行政管理相对人通过提出行政复议、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国家法律法规中的漏洞和缺陷一般容易被发现。相比之下，党内法规没有规范对象提出复议和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因此，其备案审查工作对于保证党内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显得尤为重要。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先后颁发了多个关于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方面的文件。1990年7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及其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党内法规，应于的同时报送中央备案。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专门发出《关于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联名的党内法规，由主办机关报送中央备案。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除正式文本外，应附制定说明和备案报告，正式文本十份，制定说明和备案报告各五份。”同时，提出了具体时间要求，“每年一月底以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及其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将上一年度的党内法规目录报送中央备查。”为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1994年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纪检条规备案工作的通知》。但从实践看，党内法规备案工作制度实行比较迟缓，有些条文规定比较笼统，惩戒性不强，导致一些地方性法规备案不主动、审查不及时、相关党内法规互相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仍时有发生。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报送不及时、不全面等问题，个别的甚至几年也没有一件报备案的法规。为此，2003年12月9日，中央纪委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法规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备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严格按要求报送规范性备案文件，加强对备案文件的审查工作，加强对备案工作的督促检查，明令要求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审查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否超越权限。(二)是否同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内法规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方针、政策相抵触。(三)是否符合制定程序和规范化要求。”

2．适时建立党内违章审查制度

2005年，我国开始借鉴违宪审查制度，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负责法规的备案审查工作，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该机构“对收到的一些公民、组织对有关法规、司法解释提出的审查建议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意见。同时，还有重点地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了主动审查工作。对经审查研究，认为法规、司法解释存在与法律相抵触问题的，提出了处理意见。对其中有些问题，还与制定机关沟通，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对不属于法规、司法解释审查的来信，区别情况，分别转送给有关国家机关研究处理。”受此启发，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党内也设立一个专门受理对涉嫌违章等法规行为进行审查的部门(比如具体可设置在纪委内)，建立党内违章审查制度。在制度设计中，可用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提起审查的主体、受理审查的主体以及纠错的程序，对出台的每一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以有效解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党内下位法规与上位法规、同一层级问的法规冲突，确保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维护法制统一。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3篇

1.1主体立法方面

我国的物流主体立法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物流行业组织和协会的立法规范，另一个是各种物流业经营主体的立法规范。前者主要是在行业自律和保证市场正常秩序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后者主要是物流经营者主体资格认定、并更、灭失的立法规范。在法律意义上，国家还未制定关于物流主体的综合性法律法规，当前使用的物流法律规范都散见于部门规章制度中，法律执行效率较低。

1.2行为立法方面

物流行为立法调整的是物流业经营主体之间从事物流活动的立法规范，在法律意义上属于民事行为法的性质[1]。当前颁布的民事行为法规当中，对物流活动的表述本质上就是合同行为，但是《合同法》中合同行为注重的是交易的结果，物流合同注重的是服务过程，两者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为了在立法角度上加以区别，有必要对这种特殊的合同形式重新进行规范。

1.3物流经济调控立法方面

在调控方面，物流经济调控主要由宏观调控和微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构成。大部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同样适用于物流经济的宏观调控，如《预算法》、《金融法》、《价格法及投资法》、《外汇管理办法》等，物流市场的宏观调控也有其相应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如《航空法》、《邮政法》等。物流微观市场法律规范是指国家在对物流市场进行微观调控管理时发生的物流经济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而言，市场微观法律制度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补贴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市场微观法律制度同样也适用于物流经济微观调控。

1.4争议救济立法方面

在物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物流活动的不断延伸以及物流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各种物流权益纠纷也随着增多。在国内程序立法领域，解决物流纠纷的途径还是主要以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为主，依据相关法律作出的判决书和裁定书等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是解决物流纠纷适用的最主要程序法律依据。

2我国物流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2.1物流法律法规的建设相对滞后

当前，我国物流业执行的法律法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环境延续下来的，这些法律规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制定的，对推动当时的物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能维持当时物流业的经济秩序。但由于时代的发展，这些物流法律规范难以满足物流业的发展需要，更难以满足中国物流业国际化的发展需要，需要补充、修订和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2物流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

由于物流活动的环节众多，这种特点使得调整物流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体现为代表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利益制定和颁布的部门法中，形成了多头而分散的局面。同时由于协调不到位，有时候会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法律法规“打架”的现象，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属于立法资源浪费，不利于物流产业的发展和规范。

2.3对物流市场的准入条件缺乏统一法律规范

从物流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物流准入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保证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例如在德国，对物流业的审批制度是非常严格，物流公司的注册要有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双重审核制度，对管理者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学历要求，而我国对物流企业的准入门槛比较低，现有的《民商法》和《工商注册法》也仅对运输企业成立作了若干规定和详细要求。而我国多数的物流企业都是从运输公司和仓储企业转型升级而来，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完善物流企业市场准入问题、资质问题的立法更是当务之急。

2.4我国物流立法无法适应入世的需要

当前，国内物流行业执行的物流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是某一领域的法律关系，而现代物流业涉及的领域众多，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电子商务等[2]。运用这些法律规范来调整物流关系时，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无法满足现代物流对法律的一体化要求，物流立法的滞后、缺乏前瞻性的这种特点，导致的结果就是物流新业务、新问题无法可依和无法可行，进一步会导致物流市场的混乱局面，不利于物流市场健康和快速发展。当前我国物流政策的出台，往往都是出现问题后才会进行法律规范的调研和退出，这与高速发展时期的新型产业—物流业的发展完全不相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物流国际化、商务现代化的现代物流供应情景下，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更加需要对我国现行物流法律规范进行深入的修改和补充，以适应物流高速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为国内物流走出国门，成为大型跨国物流企业提供机制保证。

3构建和完善我国物流法律法规的几点建议

3.1更新完善物流立法，有针对性的制定物流法律法规

面对我国相对滞后的物流法律法规，必须尽快更新完善，制定符合国内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和法律规范[3]。国内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物流业发展也不平衡，加上物流业起步较晚，在这种情况下，不通过调查而制定出来的相关物流法律法规和实际脱节，达不到制定之初的预想效果，因此，政府部门和国内立法机构要根据国内物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物流法律法规。

3.2建立一个协调的物流管理机构，制定出统一的物流法律规范

从以往经验来看，物流业在宏观和微观经济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因此我国应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物流管理执法部门，统筹物流活动的整个环节。在这方面，可以学习德国的管理模式，德国采取政府监督控制、企业自主经营的市场运作模式对物流业进行管理，统一管理物流部门的政府机关是德国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BMVBS），德国联邦物流采购协会（BME），德国物流联盟（BVL）以及德国运输物流协会（DSLV）等协会部门具体负责行业管理，同时这些协会也负责物流法律法规的制定，这样制定出的物流法律法规就比较适应物流业的发展。

3.3完善现代综合物流准入法律制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目前在国内，关于物流产业政策有《关于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物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物流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还没有上升为法律规范。而目前我国的第三方物流等综合物流服务发展迅速，从单一的提供运输、仓储服务转向更广泛、全面的综合物流服务，而现实国内关于第三方物流等综合物流服务的准入制度立法还处于空白阶段，不能适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所以应尽快加强第三方物流的立法，明确第三方物流的法律责任，界定其服务范围，规范其组织形式、准入资本、技术设备要求及服务人员要求等，禁止一些低利润、低技术的企业进入物流行业，破坏市场信用，明确市场准入的基本原则。

3.4制定与国际化发展接轨的物流法律法规

随着中国加入WTO，大型跨国物流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物流技术和管理人才陆续进入我国，对我国本土物流企业势必造成一定的冲击。WTO奉行的原则是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理念，而我国的本土物流企业这方面的意识不到位，竞争力缺乏，在与大型物流企业竞争中肯定会处于下风。面对这种形势，本土物流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同时国内的立法机关要善于学习国际先进的立法观念，在制定法规规范时，要尽量考虑加入世贸后相关体制的接轨问题，做到既要符合我国特点，又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物流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壮大我国物流产业，提高其竞争力，为中国物流产业进入国际市场做好护航保驾。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流法律法规；市场准入；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F25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gistic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each country to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growth， but in China's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not very obvious， the reason is that China's logistics laws and regulations exist many problems， the need for perfect. This paper describes our logistics laws and regulation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logistics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logistics laws； market access； managment system

物流自20世纪70年代从日本传入中国，在国内逐渐发展开来，但我国物流法律法规的建设滞后，导致物流业处于缓慢发展和无序推进的状态；同时我国未出台一部专门针对物流行业的法律规范，调整物流各环节的规章制度都散见于各部门法中，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物流法律法规的这一现状已经不能适应新世纪物流产业的发展需求。同时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服务业的物流势必也将面向全球，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物流法律环境，既能保证国内物流产业健康和持续发展，也对我国物流企业走向国际化具有重大的作用。

1 当前我国物流法律法规的现状

当前，我国现有的物流法律法规对物流领域的发展和整体调控，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缓解了物流领域发展的“法律真空”状态，在物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

1.1 主体立法方面

我国的物流主体立法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物流行业组织和协会的立法规范，另一个是各种物流业经营主体的立法规范。前者主要是在行业自律和保证市场正常秩序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后者主要是物流经营者主体资格认定、并更、灭失的立法规范。在法律意义上，国家还未制定关于物流主体的综合性法律法规，当前使用的物流法律规范都散见于部门规章制度中，法律执行效率较低。

1.2 行为立法方面

物流行为立法调整的是物流业经营主体之间从事物流活动的立法规范，在法律意义上属于民事行为法的性质[1]。当前颁布的民事行为法规当中，对物流活动的表述本质上就是合同行为，但是《合同法》中合同行为注重的是交易的结果，物流合同注重的是服务过程，两者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为了在立法角度上加以区别，有必要对这种特殊的合同形式重新进行规范。

1.3 物流经济调控立法方面

在调控方面，物流经济调控主要由宏观调控和微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构成。大部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同样适用于物流经济的宏观调控，如《预算法》、《金融法》、《价格法及投资法》、《外汇管理办法》等，物流市场的宏观调控也有其相应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如《航空法》、《邮政法》等。物流微观市场法律规范是指国家在对物流市场进行微观调控管理时发生的物流经济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而言，市场微观法律制度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补贴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这些市场微观法律制度同样也适用于物流经济微观调控。

1.4 争议救济立法方面

在物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物流活动的不断延伸以及物流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各种物流权益纠纷也随着增多。在国内程序立法领域，解决物流纠纷的途径还是主要以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为主，依据相关法律作出的判决书和裁定书等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是解决物流纠纷适用的最主要程序法律依据。

2 我国物流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2.1 物流法律法规的建设相对滞后

当前，我国物流业执行的法律法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环境延续下来的，这些法律规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制定的，对推动当时的物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能维持当时物流业的经济秩序。但由于时代的发展，这些物流法律规范难以满足物流业的发展需要，更难以满足中国物流业国际化的发展需要，需要补充、修订和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2 物流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

由于物流活动的环节众多，这种特点使得调整物流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体现为代表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利益制定和颁布的部门法中，形成了多头而分散的局面。同时由于协调不到位，有时候会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法律法规“打架”的现象，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属于立法资源浪费，不利于物流产业的发展和规范。

2.3 对物流市场的准入条件缺乏统一法律规范

从物流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物流准入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保证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例如在德国，对物流业的审批制度是非常严格，物流公司的注册要有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双重审核制度，对管理者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学历要求，而我国对物流企业的准入门槛比较低，现有的《民商法》和《工商注册法》也仅对运输企业成立作了若干规定和详细要求。而我国多数的物流企业都是从运输公司和仓储企业转型升级而来，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完善物流企业市场准入问题、资质问题的立法更是当务之急。

2.4 我国物流立法无法适应入世的需要

当前，国内物流行业执行的物流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是某一领域的法律关系，而现代物流业涉及的领域众多，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电子商务等[2]。运用这些法律规范来调整物流关系时，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无法满足现代物流对法律的一体化要求，物流立法的滞后、缺乏前瞻性的这种特点，导致的结果就是物流新业务、新问题无法可依和无法可行，进一步会导致物流市场的混乱局面，不利于物流市场健康和快速发展。当前我国物流政策的出台，往往都是出现问题后才会进行法律规范的调研和退出，这与高速发展时期的新型产业―物流业的发展完全不相适应。

在经济全球化、物流国际化、商务现代化的现代物流供应情景下，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更加需要对我国现行物流法律规范进行深入的修改和补充，以适应物流高速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为国内物流走出国门，成为大型跨国物流企业提供机制保证。

3 构建和完善我国物流法律法规的几点建议

3.1 更新完善物流立法，有针对性的制定物流法律法规

面对我国相对滞后的物流法律法规，必须尽快更新完善，制定符合国内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和法律规范[3]。国内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物流业发展也不平衡，加上物流业起步较晚，在这种情况下，不通过调查而制定出来的相关物流法律法规和实际脱节，达不到制定之初的预想效果，因此，政府部门和国内立法机构要根据国内物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物流法律法规。

3.2 建立一个协调的物流管理机构，制定出统一的物流法律规范

从以往经验来看，物流业在宏观和微观经济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因此我国应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物流管理执法部门，统筹物流活动的整个环节。在这方面，可以学习德国的管理模式，德国采取政府监督控制、企业自主经营的市场运作模式对物流业进行管理，统一管理物流部门的政府机关是德国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BMVBS），德国联邦物流采购协会（BME），德国物流联盟（BVL）以及德国运输物流协会（DSLV）等协会部门具体负责行业管理，同时这些协会也负责物流法律法规的制定，这样制定出的物流法律法规就比较适应物流业的发展。

3.3 完善现代综合物流准入法律制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目前在国内，关于物流产业政策有《关于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物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物流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还没有上升为法律规范。而目前我国的第三方物流等综合物流服务发展迅速，从单一的提供运输、仓储服务转向更广泛、全面的综合物流服务，而现实国内关于第三方物流等综合物流服务的准入制度立法还处于空白阶段，不能适应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所以应尽快加强第三方物流的立法，明确第三方物流的法律责任，界定其服务范围，规范其组织形式、准入资本、技术设备要求及服务人员要求等，禁止一些低利润、低技术的企业进入物流行业，破坏市场信用，明确市场准入的基本原则。

3.4 制定与国际化发展接轨的物流法律法规

随着中国加入WTO，大型跨国物流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物流技术和管理人才陆续进入我国，对我国本土物流企业势必造成一定的冲击。WTO奉行的原则是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理念，而我国的本土物流企业这方面的意识不到位，竞争力缺乏，在与大型物流企业竞争中肯定会处于下风。面对这种形势，本土物流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同时国内的立法机关要善于学习国际先进的立法观念，在制定法规规范时，要尽量考虑加入世贸后相关体制的接轨问题，做到既要符合我国特点，又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物流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壮大我国物流产业，提高其竞争力，为中国物流产业进入国际市场做好护航保驾。

参考文献：

[1] 朱长根，安礼奎，付小宾. 完善我国现代物流法律制度的思考[J]. 企业经济，2014（11）：189-190.

[2] 陈金涛. 完善我国现代物流法律制度的理论思考[J]. 当代法学，2007（3）：120.

[3] 刘丽艳. 论我国物流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北方经贸，2006（11）：49.

[4] 周昌昊. 现代物流产业法律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租赁 法律 法规

金融租赁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和供货人的选择或认可，将其从供货人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出租给承租人占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1]。 在20世纪中期，美国出现了金融租赁行业，我国则是从1981年起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形成如今的规模。随着金融租赁行业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 我国金融租赁法律法规的现状分析

1.1 立法方面――法律不健全，缺乏针对性

自1981年以来，我国针对融资租赁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是迄今为止仍未出台一份专门地针对融资租赁的法律文件。1982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融资租赁相关法规《海关总署关税处关于租赁进口设备申请免税问题的复函》，此后，相继出台和修正了将近400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虽然法律文件众多，但是非常的零散，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目前，针对我国融资租赁业一些纠纷，仅在合同法进行了部分规定。

1.2 监管方面――司法混乱，缺乏统一监管

金融租赁属于租赁行业，同时又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监管方面就面临多方监管混乱的问题。此外，涉及金融租赁业的法律法规众多，而且分属不同的部门。例如，人大根据《合同法》对金融租赁予以监管，财政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租赁》进行审查，而银监会则根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进行监督。这明显说明我国对金融租赁业的监管混乱，没有专门的法规，众多监管机构难以统一。

1.3 政策方面――税收优惠制度不健全

（1）投资抵税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公布的有关投资抵免的暂行办法和规定都没有明确指出给予的优惠是否适合于金融租赁业，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在金融租赁业中实施的。例如，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虽然规定了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指定的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可按照投资额的10%可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但又注明了通过金融租赁方式获得的该项专用设备不可享受此优惠。这就使得金融租赁机构有更高的成本，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2）加速折旧制度不完善。在折旧制度方面，美国《税法》规定的折旧机制比法定折旧年限短短10%-25%，而且美国的会计准则允许租赁公司的计提折旧在直线折旧法、双倍余额折旧法等加速折旧方法中自由选择，且呆帐准备金比例自定，租赁机构具有极大地自。较平均折旧而言，加速折旧前期税基小，成本低，能够很好地拉动金融租赁的发展。虽然我国的金融租赁行业也实行了加速折旧制度，但是，租赁公司在进行加速折旧时，须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审批，公司的自受到很大限制。

2 对我国金融租赁法律法规的思考

通过对目前我国金融租赁行业法律法规现状的总结，得出我国金融租赁行业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此，我针对金融租赁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进行思考，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对于租赁行业而言，其发展需要法律、会计准则、监管和税收这四大支柱的支持，而金融租赁作为租赁行业的一种，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从立法方面来说，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在于存在纠纷时能否有效地解决，使纠纷有法可依。但是，法律的建设是一个过程，是随着融资租赁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不可能先于经济的发展而存在，法律只有在发展中针对不断产生的纠纷进行完善。立法是为了让融资租赁当事人在面对类似的纠纷时，能够有法可循。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融资租赁成为一种很好的融资渠道，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方式增加，然而，融资租赁租赁期限长、成本高的特点，租赁过程中的纠纷也会增多。所以有一套统一的、专门针对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从监管方面来说，租赁行业少不了监管。监管过松，不起作用，监管过严限制行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银行2000年6月30日，正式颁布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规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公司的管理。此外，就目前我国金融租赁业多方监管的现象，有其利处也有其弊端。一方面，多方监管可以增强企业的效率，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然而，这要以有序的监管为前提。如果，对于一起纠纷根据不同的法律由多方监管，则容易造成混乱，反而不利于监管的进行。因此，对于我国的金融租赁行业来说，应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多方合作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在政府制度法规方面，税收对于金融租赁行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外，现代租赁行业发展初期，国家都曾经给予一定的税收政策扶植。例如，日本就规定对于IT行业注册资本在3亿日元以上的承租人，可以少交租赁总费用6% 的所得税。而我国对金融租赁行业税收优惠严格受限，而且租赁公司需纳税项目众多，严重影响金融租赁业的发展。此外，在折旧制度方面，我国应借鉴美日等国家的加速折旧制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折旧方式，放宽折旧方法和加速折旧的条件的限制，从而促进我国金融租赁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银监会《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2]马思萍.融资租赁法律特征及法制健全之思考[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6，4.

[3]郑娟.我国融资租赁立法现状及其完善[J].中国第三产业，1999（3）： 31-32.

[4]余羚.试论我国融资租赁法律体系的完善[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2（3）： 24-26.

[5]曾雅珊.我国融资租赁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3.

[6]陈云涛.我国融资租赁法律制度分析[J].浙江金融，2006（3）：54-56.

[7]宋丽丽.中国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17-19.

[8]蒋宁.中外融资租赁制度的比较分析与法律思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1）：153-156.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6篇

关键词：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03-02

当前，校企合作正在从一般的公共问题演进到公共政策问题，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校企合作教育是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采取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实训工作有机结合形式，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为目的的教育模式。2010年9月，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中国确定了新一轮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路径，即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职业教育，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建高等职业院校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一、校企合作的重要作用

校企合作是世界各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经验，当前全国各地发生“技工荒”的形势下，更加彰显出它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校企合作既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与行业企业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组织模式，又是当前改革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教学模式、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更是把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进职业教育规模、专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重要的途径。职业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只有好的员工，才会生产出好产品，企业最终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同时学校不可能配备与企业当前正在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设备设施，单靠学校培养是不可能培养出适合企业需要的合格员工，校企合作办学有效利用了社会资源，节约了资金和成本，解决了学校场地、设备、师资不足的问题，解决了设备、技术落后这一现实问题。

校企合作实现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零距离”，它有利于学校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纳人才，使培养的学生能够直接走出校门，进入厂门，缩短员工和企业的磨合期，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二、中国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体系的概况

目前，中国校企合作更多处于民间活动状态，学校常常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企业普遍把校企合作当成是发展的负担，究其原因除了社会观念的滞后，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体系的滞后与不完善，国家没有明确、具体的专门针对校企联合办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立法由《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三部法律组成，但总体上讲，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多属原则性规定，权利边界不明确，程序性规定缺位，缺乏可操作性。

第一，《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学校职业教育的有关规定包括：企业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特别是“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提供方便”的义务；再有就是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除了《职业教育法》规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关义务，而对于其有何具体义务，以及对于违反义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并没有做出规定。第二，中国《职业教育法》在第四章中，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缺乏政府相应的针对性的资金投入，对于国家、政府和企业各自所应承担的经费责任和义务，该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也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对企业参与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和鼓励，使校企合作的资金和经费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中国为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也提供了一些优惠与奖励政策，如可以给企业税收方面的优惠等，但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没完全落实。第四，由于现有的法律对顶岗实习学生的安全责任分担没有明确规定，使实习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伤害无法得到有效预防及有力的保障。

三、国外校企合作立法状况

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等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都离不开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及严格的执行。

（一）德国的法律状况

德国政府制定了《职业教育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等法律法规来调整校企合作中多方关系，对企业、学校、学生三者的义务、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德国于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2005年进行了修改，该法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内容；明确规定了职业学校、企业、培训机构以及受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规定了联邦职业教育和研究所的地位、权力和责任。依据《职业教育法》，企业里的培训都必须遵守联邦政府在该法中规定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培训规章条例；企业作为法定的职业教育主体始终对培训负有完全的法律责任，学徒在培训前须与企业签订条款明晰的培训合同，合同的形式内容及企业的责任和义务都已事先由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了，包括专业名称、培训年限、培训学校、培养目标、培训内容和考试要求等内容也必须是在《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中所规范的、全国统一的、国家认可的。按照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职业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渠道是由联邦、州政府及企业分别承担的。企业的职业教育经费基本上由企业自己负担。企业除了负担培训设施、器材等费用外，还必须支付学徒工在整个培训期间的津贴和实训教师的工资等。

德国联邦政府于1981年颁布《职业教育促进法》，规定德国所有国营和私营企业，无论是培训企业还是非培训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中央教育基金，然后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该基金。中央教育基金规定，只有培训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才有资格获得培训资助。

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监控校企合作，法律规定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可免交部分国税。而对于违反条例者《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则都明文规定可“判处关押”或“处以不超过一万马克的罚金。”

（二）美国的法律状况

从美国的法律发展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国会和政府对教育立法的重视。美国是典型的以法律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其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基本上是：法律出台后，紧跟着是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以此推动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美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制定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推进的。美国在职业教育系统化之初，企业就开始参与职业教育。美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推动学校和企业合作。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力发展部分时间制的合作职业教育，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该法规定开展工读性质的课程，要求大学阶段的学生一部分时间参与校园学习，另一部分时间参加有薪专职工作，二者交替轮换。法案要求各州的职业教育部门与企业要相互合作，并规定为工读课程提供财政支持。1994年，时任克林顿政府通过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更是把美国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学校和企业必须一同工作以创造合作关系，企业负责延伸的学习活动，如提供合作学习课程，向高中学生提供实习职位以及提供实地工作指导，同时联邦政府拨出专项资金用以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在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方面，美国政府规定，地方学区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地方资助，主要是地方财政税收，占55%；州政府拨款占35%，主要来自于地方所得税，按学生人数拨款；其余10%，主要来自于联邦政府。可以说，这些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的具体环节上，包括校企双方的责、权、利及实习生的劳动报酬、劳动保障等等，都有法律法规的指引和约束。

四、完善中国校企合作立法的若干建议

这些年，中国不少地方和行业企业在推进校企合作方面，已经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区域性的政策法规，宁波市首开校企合作的国内立法先河，颁布了《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但这毕竟只是地方性法规，不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无法对全国范围的校企合作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因此，参照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制，我们建议制定《校企合作教育法》，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在校企合作教育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应明确规定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的内容和形式、职业院校建立学生和教师到企业实习实践制度，规定企业在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老师实践中的相关义务，对于未能履行职业教育义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惩罚，明确政府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要强化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信息、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责任。第二，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基金。应规定各级政府应当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并对专项资金的用途、额度以及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作出规定。第三，采取各项优惠手段，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给予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优惠，鼓励企业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对接收实习生和毕业生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并按接受人数减免部分企业所得税，允许企业适当提高职工培训经费提取比例，列入成本开支。第四，通过立法建立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学生发生意外伤害的机制，明确学校和企业双方的安全义务，要求学校或企业为实习学生统一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从而为实习学生实习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免除学生、学校、企业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王梅珍.尽快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法[J].职业技术教育，2010，(9):25.

[2] 张明亮，薛梅，安荣.借鉴国外经验，切实搞好中国校企合作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10，(9):79.

[3] 谢俊琍，杨琼.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解读及现状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9，(11):12.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会展政策；法律法规；区域协商

DOI:10.14097/ki.5392/2016.01.043

一、引言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优势的区域，其不但能够在原材料，生产技术，厂址选择，消费市场选择上实现互补的区位优势，还能够对周围地区起辐射带动作用。纵观当前的京津冀经济环境，其在会展经济上又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良现象，阻碍了会展经济的成熟和效益展现。如何在一体化环境下发展区域经济是当前京津冀地区的主要问题，这对于我国日后的战略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会展政策和法律政策出发，着眼于京津冀在一体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征和不足，为其加快在经济，社会及生态上的一体化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京津冀一体化介绍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京津冀地区的协调性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经济领域联系更加密切，区域间的产业生产相互配合，利用各自的市场，原材料和生产优势使得产品成本下降。除此以外，以京津冀为一体的市场整合度不断提升，开始在全国形成独特的区域竞争优势。但是在繁荣的发展下，京津冀一体化也呈现出许多不足：首先，目前京津冀地区各个政府间的合作不够密切，缺少高效的协调机制和沟通体系，导致许多需要协商的发展政策无法及时发挥其效果。因此整体市场缺乏有效的磋商，使得市场合力不足。其次，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分工还有欠缺，由于地域上的特点基本一致，所以京津冀各城市很难找出其独有的发展优势。同时在产业转移和承接上，仅有北京和天津地区较为完善，其余各城市间转移进程较为缓慢，企业后续发展动力不足。最后是法律法规方面，由于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协同多个行政区域，在法律法规协调上面临较大难度，所以其进程一直较为缓慢。而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保障一体化进程顺利进行的基石。

三、京津冀一体化下的会展政策调整

我国的会展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发展势头较猛，但是存在众多缺陷。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当地的会展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承接国内外的各类会展机构众多，但是总体来说，在京津冀地区举办的会展缺乏立法，导致针对区域性的会展管理文件稀少，这导致会展行业大多数比较无序，容易引发会展经济风险。针对这一会展业特征，首先要求其改变“法律”真空的现状，完善区域性发展法规，从会展的特征出发制定有针对性的法规，法律法规的制定一方面使得会展行业的管理规范的以完善，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会展行业执法活动的开展，使得对于会展行业的执法活动有法可依。其次，要灵活运用国家已经指定的通用性法规如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促使会展从筹划到举办全程都能受到法律的监管，法规的健全对于会展行业的服务意识以及规范意识的提高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了要在立法上进行完善，政府行政部门还需要提高管理意识。会展业作为新兴的经济发展体，尤其是在一体化环境下能够形成较强的凝聚效应，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刺激，但是监管不力会导致这一影响削弱。因此京津冀地区的行政部门要相互协作，提高对于会展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力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会展的正常举办，以便协调区域内的发展优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也要严格地遵照法规进行执法。不可否认当存在着许多以会展之名制造经济风险的行为，因此政府要严格审批会展申请报告，对于报告不明确的项目坚决否定。此外，还要实时监督会展筹办情况，严格审核参与会战的商家，对于商家参展的产品和服务要仔细审核，确保其质量达到行业一流水平，避免与会展无关的非法因素混入筹办过程中，影响会展的信誉。

四、京津冀一体化下的会展法律法规调整

（一）京津冀一体化下会展政策与法律法规协调机制建立应当遵守的原则

1、政策的合法性原则。会展政策的制定固然要考虑到地方的实际，因地制宜保持其灵活性，但是在构建会展政策与法律法规协调机制时，应当保证制定的会展政策的合法性。该原则要求在京津冀一体化下的会展政策制定前应当经过充分的调研和专家论证，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学者的参与应当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通过论证会展政策方案的合法性，使得政策的制定有着充分的法理基础，同时政策制定的程序也应当保证其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将合法性原则贯彻其中，不得有超越法律规定的行为存在。政策的合法性原则协调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基石，如果会展政策的制定与法律的规定和法律所体现的精神相违背，将会导致会展管理过程的无序和混乱，这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2、法律的实施以政策为辅助的原则。法律以其权威性和稳定性指导社会运作的过程，但是立法的稳定性也预示着其修改的复杂和程序上的繁琐，在当前我国会展行业发展不是很成熟的阶段，滞后性的法律规定必将会阻碍会展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京津冀一体化下由于行政区域所形成的行政壁垒和管理差异，对于法律的协调性要求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一体化背景下，有关会展法律法规的实施应当坚持以政策为辅的原则。具体说来即是，在会展法律法规调节会展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或者缺少规定的方面，政策发挥其灵活性，因地制宜，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填补法律规范的缺失，以实现会展业健康、快速和稳定的发展。3、政策与法律相冲突时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一般来讲法律调节的范围以宏观为主，特别是有关行业法律法规的制定，更多的是从概念以及程序的角度对行业的发展给予相应的规范；而政策的制定则更为详细，更能体现微观的调适。由于思维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政策和法律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对于两者冲突的处理原则应当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京津冀一体化下的会展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巨大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在政策制定时可能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出现会展申报、展馆登记等程序上或者实体上的违法行为，从短期看，确实获取了一定的利益，但是该种利益的获取不具有持续性，并且其是以牺牲法律的权威性作为代价的，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将会给会展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不仅是保证会展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发展产业经济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京津冀一体化下会展政策与法律法规协调机制建设的策略路径

1、建立区域立法协调机制。区域立法协调机制是完善区域性法律的先决条件，只有在立法程序上达到一致，后续的执法和监督工作才能够得到保障。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协调性较好，已经吸引了大量展会入驻。这种情况一方面促使会展业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存在的诸多不足。对此，必须整合各个行政区域各自的法律法规特点，保证新的立法体制不与各自的法律法规相矛盾，而是对继承其的立法理念和立法原则。由于我国在立法工作上一项较为薄弱，因此更需要完善区域立法机制，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2、建立与会展有关的执法协调机制。在完成会展立法工作完成后必须开展执法工作，会展的主要特点是将同一行业的众多生产商和经销商集合起来，减少供货环节的中间流程，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最高的服务。还能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有利于形成专业的产业知名度。但是在经济利润的冲击下，也容易导致不法商家出现违法法律的行为，危害一体化及进程。针对这一风险，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要以大局为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于违法现象做到必查，必究，用严格执法的力量维护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和谐氛围。3、建立会展违法追查协调机制。当前对于会展行业的监管力度还薄弱，许多商家无视会展条例，恶意破坏会展秩序，甚至欺骗消费者，导致会展信誉受到损害。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会展违法追查机制，其主要有两个关键点：一方面，必须保证追查和惩罚行为的公开透明，这有利于防止社会舆论发生偏转和误传，也有利于对市场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区域间的追查协调机制，一些经济犯罪往往涉及多个区域，因此单凭一方追查无法获得有效证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各个行政区域间展开合作，共同调查案件的来龙去脉，在获得完整证据的情况下再进行追查。

五、总结

京津冀地区有着绝佳的区位发展优势。拥有渤海湾，并沟通黄海和东海，联系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消费市场，会展行业的发展将会给其充分展现该地区资源和产业优势提供良好的宣传平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仅能够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还能够为国家经济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张黎,周会兴.《京津冀未来的区域发展和规划》，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1期。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8篇

教师职业道德，简称师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必备的品德的总和。它从道义上规定了教师在教育劳动过程中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态度和作风去接待人接物，处理问题，做好工作，为社会尽职尽责。他是教师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是调整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校领导，教师与学生家长以及教师与社会其他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般社会道德在教师职业中的特殊体现。教师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了解到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认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进而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习惯，才能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同时，还由于对进入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在道德品质上都有善有恶，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的“完人”。而社会又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对教师道德水平的要求、教师道德人格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这样必然要求教师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面向未来的要求，坚持不懈地进行教师道德品质修养，以便更好地培养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需要的品格，从而更出色地承担起培养下一代的责任。所以，为了确保教师的师德师风，使教师真正认识到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能把认识落实到日常的实践工作中去，国家教育部门需要加强和组织对高校教师的培训工作，尤其是加强对新聘教师的培训工作。唯有如此，才能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保证教师职业道德理论认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教师的基本业务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遵守法律法规是时代对高校教师的管理要求

法律法规对于规范高校教师队伍管理工作尤其重要。中共十报告中指出：“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杜绝教师队伍中不良行为的出现，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需要从制度和管理上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严于律己，切实以一名人民教师的职责来要求自己。首先要求我们教师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法，主动学习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自己从教育内容、方法到手段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要把法定的职业规范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严格以法律为尺度，依照法律进行教师职业行为的选择。长期以来，广大高校教师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和先进模范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期教师职业的崇高和伟大，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和普遍尊重。但也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条件下，高校师德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我国教育法中明文规定，教师有下列行为之一将会遭到行政处分或解聘：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给教学工作造成损失，体罚学生，品行不良、侮辱学生。频频被媒体曝光的不良教育事件，拷问学校老师的法规意识。因此，我们在日常教学实践中，坚决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其次，教师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熟悉《教师法》，能够维护自身的权利。教师具有教育改革实验的权利，从事科研交流的权利，指导学生作品的权利，获得国家规定的福利报酬等权利。比如，约翰布鲁塞尔曾经论述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三者缺少其一，其学术自由就不可能实现。当然，学术自由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有悖于我国的宪法基本法。

3两手都要抓，共同促发展

高校教师既要遵守职业道德，更要遵循法律法规要求。职业道德是基本的职业操守，作为一名教师，有义务有责任坚持高尚的气节，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法律法规则严格规定了教师的行为准则，是神圣不可逾越的。如果教师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保障自身素质和人生修为的品质，那么将会避免很多校园悲剧的发生。当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里面逐渐提高对大学生心理方面的教育和疏导，这也需要教师心理素质的提高。在日常工作中，高校教师要把工作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坚持做到以下几点：一、爱岗敬业。爱岗敬业是教师处理与教育事业之间关系的准则，是全部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前提。二、为人师表。要求我们在课上尊重学生，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来要求学生，要懂得自由和尊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三、关爱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其人格；但也要明白大学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殿堂，无需使所有人的观点都成为一个模式，这样反而束缚了学生们的个性。四、终身学习，注意树立优良学风，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特别快，也要求我们坚持信息技术的学习进修。

4结语

随着人们物质文明的进步，法制意识和精神修养均需要进一步提升。面对青春敏感的当代大学生，高校教师积极正确的思想引导必不可缺。高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贯彻十精神，高校教师既要遵守职业道德，又要遵守法律法规。通过教育部门组织的培训活动，教师更进一步认识到：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不仅应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教学和教育的各种能力，懂得教育的规律，而且需要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遵规守法，在教学过程中既能实施自己的义务，又能够确保自身权利。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提高对教师道德的认识，规范教师的行为，培养出崇高的思想情操和法律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我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长足发展！（本文来自于《科教导刊》杂志。《科教导刊》杂志简介详见）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治体系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治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运用制度力量加强自身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注重党内法规建设与国家法制建设相结合相协调，构建党纪国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一、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是党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重器

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领。党不治，则国不治；党无纲常，则国无纲常。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治理尤为重要，而党内法规是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党内法规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以为根本，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出发，着力进行制度建设，确保从严治党始终沿着制度化、可预期、规范化和程序性的轨道前进，也是对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一种制度模拟。

不管是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法规，都是党与人民意志的反映，从本质上看二者是一致的。从理论上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相连，“伟大事业”推动“伟大工程”建设，“伟大工程”保证“伟大事业”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实践中，如果党内法规执行得好，国家法律法规往往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相反，如果党内法规执行不力，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也就难以树立起来，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

总之，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基本依据和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国家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两个规范体系都是治国理政的规范依据，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既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科学把握二者的关系。

二、科学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国家的法律法规是适用于全体人民，适用于一切现实法律关系中的各类不同主体。但是，党内法规只适用于党员，是针对党组织的行为和党员的行为进行的特定制度安排。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一方面，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一致性。第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在根本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党内法规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制度依据和保障，目的是让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国家法律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依据和保障，目的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统一于人民利益福祉这一最高目标之下。第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功能具有互补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发挥着具体而不同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在规范党内事务的同时往往还涉及政务。但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组织，不能把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完全混为一谈。因此，党内法规规范党内事务，国家法律范国家事务，明确二者在所规范的事务上的分野性，可实现二者的功能互补。第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具有规范性。这种规范性统一在一些特定主体上。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是双重身份：一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二是公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公民的各项法律权利，承担公民的法律义务，受国家法律约束。作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享有党员权利，承担党员义务，受党规党纪约束。一个人，双重身份，受双重规则约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对其都具有规范性。

另一方面，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又有所区别。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各司其职的关系。党规党纪的一些要求与内容，与国法的要求与内容不同，党规党纪中可以提出要求，而国法中则不会提出要求。同时，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加严格。比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或者处分。这就对严重违主义道德的行为进行了相应规范。与此相比，国家法律对一些纯道德行为并不干涉。再如，在《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对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的报告义务加以明确规定，但国家法律却对普通公民个人事项的报告问题并不作特殊要求。应该看到，党内法规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直接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宣过誓，就意味着主动放弃普通公民享有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对组织对社会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如果执政党连自己的党规党纪都守不住，执行不下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不是说党规党纪高于国家法律，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而是要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党规党纪应更加着重规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而不是规范一般性的社会义务。

三、实现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之间的无缝对接

要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好、协调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强调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还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这之中，党内法规体系必须同其他四个部分相协调，特别是要同国家法律相协调。目前，还存在衔接不够、协调不够的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党纪规定与法律重复，有些党纪规定需要转化为法律法规，等等。要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高度，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合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1）实现立法上的有效衔接。《中国共产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制定党内法规也应遵守这样的原则。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规范，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党内法规提供制度意义上的托底。因此，要以法为遵循，保证党内法规体现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保证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同时以为根本，按照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是否能做好这项工作，这不仅关系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是否相衔接，而且关系到党的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是否相统一。对于党规党纪中虽有规定但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的，尽量通过法律法规来体现；对于法律既没有规定也不适合规定的事项，应由党内法规逐步实现全面覆盖；对于与实践要求不相适应的党规党纪，应及时修订或废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应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事项，党内法规不应进行规定；对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应转化为法律的党规党纪，应及时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家法律，逐步形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立法衔接机制。

（2）建立有效的执法衔接机制。法律的生命在于运行。执政党必须确保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在现实中的高效运行，尚法而治，杜绝“超法”而治，所有党纪和法律规范平等地适用于一切公共权力分配与运行环节。根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阶梯性处置原则和惩治标准严格执行，不能以纪代法，更不能以罚代刑。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不能仅仅是党纪处理了事，还应该根据相应的法律来处置，应该追究行政责任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还必须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责分工，建立起协调顺畅的案件查处机制。此外，还必须根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运行程序建立衔接制度，优化党内法规的前端治理功能，实现国家总体治理能力的提高。

（3）形成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在实践层面上，由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不好精准把握，在现实运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交叉叠加现象，同时由于规范制定技术和经验的欠缺、外部客观条件变化等因素，出现调整范围越界、具体规范冲突以及各自体系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需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准备。在这方面，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联席会议制度应当是一项硬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除包括党和国家两套备案系统的相关部门外，还要吸收党务、法律及其他综合部门参加。党内审查机构在行使审查权的同时，要合理吸纳国家法律法规相关制定单位的意见建议，实行党内审查加联席会议制度模式，并且通过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程序设计，使其对党内法规审查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真正促进两套系统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1]本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秦前红，苏绍龙.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10）.

法律与法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素养 法制教育 改革

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

法律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所谓法律素养，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

二、“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现象告示我们：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也正是基于诸类现实而重大问题的近忧和远虑，进一步谈谈几点近期形成的关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根据我国官方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实践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事实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第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改进。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适当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也无不可。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等等。

此外，法律意识的自觉养成和法律技能的娴熟掌握，不是通过学一门《法律基础》课所能及的，也不是凭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并且在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而要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事实上，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进而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49页。

[2]，梁玉霞：《司法相关职务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