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论文范文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1篇

1、从主题出发寻找外文文献。

首先可以结合论文的主题来寻找外文文献,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就是从主题出发寻找资料,只不过目标是外文资料。例如,您写的论文是关于“电脑犯罪”的,那么你搜索的外文关键可以是“Computer Crime”或者“Cyber Crime”。

2、从关键词出发寻找外文文献。

从关键词出发寻找外文文献的做法和上述主题出发寻找外文文献的方法与技巧基本相同,只不过设定的检索词多一些而已。一个论题下会有很多关键词,因此您可以从这些关键词出发寻找外文文献。例如,您的论文主题是“刑讯逼供”,这个主题下又“刑事证据”“非法证据”等关键词,您可以从这些关键词出发寻找外文文献,这样的话,检索的面将更大,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外文资料。

3、从他人着作中转引外文文献。

从他人着作中转引外文文献是一种捷径。例如您写的论文主题是“绿色采购”,那么您可以购买一些关于“绿色采购”的学术专着,这些专着中肯定包含很多外文文献,您可以直接拿来作为自己的外文注释。当然,严格来说,这样的方法是不规范的,因为这种学术态度不严谨。当然这是捷径,您可以采用一下,想必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附:

1、外文文献查找的技术手段。

查找外文资料可以进入一些专业的数据库,如Heinonline等。当然如果您没有进入这些数据库的权限,那么我们教你一种简单的办法,进入谷歌,输入:“英文关键词(空格)pdf”就可以查找到很多pdf文档,一般都是外国人写的期刊文献。我们演示一下上文提到的关键词“cyber cri/！/me”。我们进入谷歌检索“ cyber crime pdf”,我们会发现1-100个检索结果几乎全是关于cyber crime的外文文献。那么多外文文献够你用了吧。那么这些文献质量怎么样吗?我们下载第一个结果看看,题目是“Cyber Crime . . . and Punishment?—Archaic Laws Threaten Global Information”,是Mcconnell International于2000年的,一共有10页。这个文献的质量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2、外文文献查找的注意点。

外文文献查找中也要注意,有些主题是没有外文文献的,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外文文献的,中国人研究的一些东西外国人根本不感兴趣。我们遇到一个同学,他要写“集体林权”,他要找外文资料。外国,例如美国有集体林权吗?恐怕没有的,人家法治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你要找关于集体林权的外文文献你去朝鲜和古巴找吧。这些国家不是法治国家,也没有人研究法律,哪里的外文文献?所以说,找外文文献也是要有悟性的,要有学术敏感度的,不然是找不到的。

3、外文资料的数量。

外文资料不用太多,5个就可以,多一些的话不要超过10个。我们以前遇到一个学生,他的论文50个注释全是外文,受到了学院老师的一致表扬。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太崇洋了,正如说的“言必称希腊”。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2篇

(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合乎严格的写作规范并标志着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的一篇书面作品。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和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取得法律硕士学位，必须撰写学位论文。

(二)本规范是关于撰写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的指导性文件，是开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选、检查和评估工作的基本依据，供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法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法律硕士研究生使用．

二、选题

(一)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所确定的培养目标；论题本身属于法律的或关于法律的，而不是法律以外其他学科专业领域的．

(二)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可以不受法学学科门类(如法学二级学科)划分的限制；可以围绕某一法律的或法学上的专门问题，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交叉或综合的研究．

(三)选题有意义并且题目设计合理，一般应是来源于以下方面的题目：

1、在法律和法律职业领域中有着显著的实践价值并和教学目标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

2、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在实习或调研中遇到的有研究意义的案例、事例或问题；

3、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本职工作中面临的缺乏学理解释的，或者突破了某种流行的观点和认识的，其研究的结果可能对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有一定价值的案例、典型事例；

4、法律实务部门的兼职指导教师提出的，或者专职教师正在进行的项目研究课题。

(四)论文作者在确定论文的选题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能否比较清晰地意识到所选论题的价值；

2、对拟确定选题有关的已经发表、出版和通过答辩的研究成果了解的程度如何；

3、所选论题的难易程度和允许的篇幅之间能否保持适当的比例；

4、是否可以充分利用个人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方法和经验；

5、可用的研究材料能否支撑该项研究；

6、有无合理的调研和写作的时间。

(五)论文题目的确定必须取得论文指导教师肯定的评价意见。

三、论文的形式、内容要求与篇幅

(一)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案例研究或调研报告．

(二)论文的写作一般应完成以下方面的工作：

1、对论文的主题有完整、充分的描述，概念界定清晰；

2、对选题所涉及的问题有必要的综述，归纳分析同类题目的研究成果或研究观状；

3、综合运用理论、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和文献资料对论题予以扩展，进一步具体地记录或描述思考、判断和推理的过程。论证过程能够反映作者阅读文献资料的数量；

4、合理利用已有的观点或见解，提出作者自己独立的认识和观点，并以显著标志的方式对二者做出区分；

5、作者对论题研究获得的最终结果应当得到完整的、确定的、精练的表述；如果不可能导出预计的结论，则可对相关问题予以讨论，提出建议、研究设想或尚待解决的问题等；

6、案例研究应提炼出法学上的问题，结合学理和司法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论有助于解决该案例本身并为解决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帮助；

7、调研报告以解决法治实践中的问题为重点，调研方案设计合理可行，数据资料充分可靠，综合运用了法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分析过程清晰，有明确的调研结论。研究文档齐全；

8、语言文字的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语合乎汉语语法；

9、论文结构一般不超过三个层次，各部分之间应当保持紧密的逻辑关系和合理的篇幅比例。

(三)论文写作应有较充分的时间，连续投入工作的时间不少于3个月．

(四)论文的正文篇幅基础理论论文不低于2万字；应用性专题、案例分析与调研报告，不低于1.5万宇。

四、引证与注释体例

(一)引证应当遵循以下基本规则：

1、引证以必要为限；

2、引证法律文件、判例及司法文件以权威机构的出版物为准；

3、除按本规范引证已发表的作品外，引证未发表作品应取得相关权利人的许可；

4、引证必须符合被引作品的本意；不得曲解原意；

5、正文引证超过100字时，缩进引文行列并变换字体排版；

6、引证应有显著标志，并以注释方式完整、准确地显示出被引证作品的有关信息；

7、引证作品的标题(包括副标题)应当完整，勿用简称．法律文件、书籍、刊物、报纸，用书名号；文章篇名用引号．

(二)注释体例

1．注释位置采用脚注，整篇论文连续计码；

2．书籍或成册作品的注释格式：作者，标题，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页码；定期出版物注释格式：标题，出版物名称，出版时间，卷期号，页码；

3．作者(包括著者、编者、译者、机构作者)为一人以上时，应全部完整地列出；

4．众所周知的作品，如《列宁选集》等，以及法律文件，不注出作者；

5、编辑者、整理者而非著作者的作品，在作品标题后括弧注出“x编”、“x整理”；

6、不同作者的合成作品，先注出特定的作者和作品名称，再注出该合成作品相关信息；

7、正文多次引用同一作品的注释，第一次引证时，注释信息的内容必须完整。除此之外，紧接第一次之后的注释，用“同上，页x”；在其他注释间隔之后的注释，用“前注x，页x’’；

8、转引作品的注释，先注明原始作品相关信息，加“转引”字样后注明所依据的作品;

9、引用图表，直接在图表下注出来源，不用脚注；

10、引用访谈、演讲或报告、信札等作品，应尽可能注明其形成的时间和地点；

11、电影、电视和广播作品，应在作品名称后括弧注明出品的机构和时间；

12，互联网或数据库作品，应注明网址或数据库作者和时间；

13、学位论文应注明学位授予单位名称和论文获得答辩通过的时间；

14、外文作品的引证，从该文种的学术引证惯例。

五、编排与印制

（一）论文前置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编排次序为：

1．封面用黄色皮纹纸印制（应注明学位授权单位、法律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名称、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及其职称、论文提交及答辩日期、《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UDC》类号、密级）；

2.法律硕士论文写作要求及评阅标准

3．独立完成与诚信说明；

4．摘要（中文摘要800—1000字，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内容一致）；

5．关键词（3-5个，并对应英文）；

6．目录；

7．法规、判例、术语、缩略语及插图等列表（如果必要）。

（二）论文正文。

（三）论文的尾部一般包括：

1．参考资料目录（应按不同类别予以分类，如法规、著作、论文、外文等，并按拼音或笔画顺序编排）；

2．附录（如有必要，可将对补充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诸如罕见的珍贵文献、重要典型的判例等资料编为附录）；

3．致谢（特别是对完成论文提供思想启发、研究材料等不同形式帮助的个人或图书馆）；

4．后记（如果必要）。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3篇

一、确立与制度目标协调统一的法律硕士管理和培养模式

法律硕士（J.M）学位设立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的法律专业人才，这不仅是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首先，它借鉴了美国的J.D法律教育模式，以弥补中国法学教育过分偏重学术教育、本科教育之缺陷。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都以“本”为本，基本上是从本科教育开始的，主要是一种学术教育而不是实务教育。而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以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实务型人才为主。考虑到法学是一门涉及到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经验性的学科，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了较为全面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因此美国的法学院一般会要求申请进入本院学习的学生必须要有一个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的学位。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弥补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带来的理论思维的浅显和社会实践知识的不足等等弊端。[①]

其次，从招考实践来看，法律硕士专业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都名列各高校报考研究生热门专业之前茅，最多的报考人数，最低的录取比例，法律硕士一时间成为考研招研的社会新宠，有些教学单位甚至提出要将法律硕士打造成为与MBA一样的金牌学位的口号，这一切无疑都证明法律硕士的设立合乎社会发展要求，其培养目标定位极端必要、高度可行。

基于此种目标，法律硕士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围绕着培养宽口径、重应用、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来进行。但是，这种法律硕士教育的应然性要求与我国现行法硕教育的现实情况和培养模式之间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此结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2003年底进行的一次关于法律硕士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②]对目前法律硕士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叙述。

（1）目前我们在法学学位上实行的是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齐存的双轨制，对此有部分大学的法学院也正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但究竟法律硕士如何进行培养，还没有多少经验和制度设计，许多法律硕士教育单位中仍然沿袭和简单复制原有法学硕士、博士教育那一套，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缺乏创新，学习效果差，从而使得法硕教育和培养没有特色、缺乏应用性，缺乏特色和深度，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教授的话说，就是：“对于法律硕士，不知是当作法学硕士来培养还是当作法学学士来培养。我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给本科生上课，我知道应当讲些什么；给法学硕士上课，我也知道应当讲些什么，就是给法律硕士上课，我不知道应当讲些什么。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套形式与内客俱佳的法律硕士教科书。即使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也存在争议。”[③]

（2）目前各高等院校法学院相对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其法律教育资源的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本来就十分有限，而面对研究生连年扩招的时代背景更是“捉襟见肘”，不仅使之在法硕招生收费和学生住宿安排等问题上屡遭质疑，[④]而且也大大降低了法硕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这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律硕士制度的整体形象和社会评价。目前在校的法律硕士在被问及对法硕教育的总体感受和评价的问题时，只有2.25%的被调查对象感觉很满意，感觉良好的占17%，而感觉一般和不好的却分别占到41.1%和39.7%.而对于认为社会可能对法律硕士作出何种评价的问题，有67.3%的被调查者选择一般，25%的认为较差，而只有7%多一点的认为很好或好。

（3）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硕士教育体制与法律职业需求以及司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之间相互脱节，相对脱离法律实务，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和联系较少，致使法律硕士的就业优势无法体现，成为法律人就业市场中的“鸡肋”。尽管有很多人呼吁尽快确立J.M教育在我国法律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也已经有不少高校的法学院也为此进行了多项制度改革，将面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

公安人员的社会就业问题，看成法律硕士教育的“指挥棒”和“晴雨表”。然而，由于其培养法律硕士的动机和方式均非为着满足实践部门的需要，而是偏重于理论性法学教育，培养研究性人才，加之学制较短，法学知识的传授尚不全面，故此在法律硕士的就业问题上，同法学学士、硕士以及法学博士相比较，总处于劣势，形势不容乐观。在调查问卷中，当在读的律硕士被要求就自己的就业前景对作一个预期时，问卷一中58.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乐观；而对报考法律硕士者的调查问卷即问卷二中则有76.3%的认为就业情况会一般。

（4）除了在培养应用性和高法律素质的法硕人才方面尚有欠缺之外，宽口径和复合型这两项要求也还需进一步落实。尽管法律硕士学生分阶段涉猎了两种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而普遍（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理应属于复合型人才，但也有40.2%的人认为自己的法律理论基础薄弱，同法学硕士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另外，对于如何将法硕阶段的法律知识学习与原背景专业相结合的问题，回答说不知道如何结合的竟然占到53.8%.

显而易见，法律硕士研究生报考的高热度与社会对法律硕士的满意度并不成正比，二者之间也绝非简单的数学公式。当前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按照法硕培养目标来建（重）构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改变法硕培养中的“本科化”局面，变单纯“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为学术教育（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和实务教育（法律硕士）并举，并形成按照两种人才培养目标和理念执行的两套可操作的培养方案，最终实现培养目标和培养实践的平衡。

二、建设结构合理的法律硕士课程体系

在攻读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课程体系的科学设置问题。课程体系设置的基本宗旨，就是安排结构合理、循序渐进、互为支撑的多门相关课程，实现法硕教育和教学的目标。课程设置的关键就是把握好基本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之间的平衡，把培养学生的法律理念和习得法律实务技术结合起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针对法律硕士课程设置这样一个学生反映比较多的问题，[⑤]人大法学院针对实践要求，对课程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改进课程设置，调整教学计划，使学习更具系统性。按照法硕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需获得学位课程总学分保持在45学分以上（其中必修课不少于30学分，选修课不少于20学分）的基本要求，在开设通行的法学必修课之外，注意做到：（1）系统开设多项程序法使之同实体基本法相配套，如民诉、刑诉、仲裁法、行政诉讼法等）；（2）对于各个实务性部门法，均安排相关案例法选修课（如民法案例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民诉案例分析、刑诉案例分析、经济法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等）；（3）案例课采取法学院教师与外聘实务人才相结合授课的办法，发挥两个积极性；（4）专门就法学新兴应用学科和社会热点领域开设选修课程（如法律经济学专题研究、信托法、房地产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物证技术学等）。这样一来，尽管法硕招生数量和规模仍相对较大，但是通过面向法学实务，每学期滚动开设近30多门的任意选修课程，既有利于学生各取所需，方便选课，又确实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了他们从事法律实务的能力。

当然，围绕着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组织的其他环节也要与之紧密配合，一体改革。其中包括：（1）选任合格的、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主讲教师，合理安排指导老师，改变法律硕士学生没有导师的现状，在选择指导老师和专业方向方面，应该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而不是靠抽签或指定的形式，应该充分发挥指导老师制度的积极作用，如建立导师与学生的固定联系制度，还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和处理案件的活动等等；（2）加强教材建设，组织优秀、精干的法硕教育专家（包括一定数量的资深律师、法官以及立法、执法人员参加）编写一套适合法硕培养需要的专用教材，并同司法考试与培训书籍相互配套；（3）鼓励法律硕士同学学以致用，与法律实务部门相互配合，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和普法活动，还有就是由法学院统一组织以法律硕士同学为骨干的模拟法庭活动；等等。

针对学位论文问题，我认为按照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在修满必要课程学分外，获得学位的最终环节不应以撰写毕业论文为唯一条件，也可以是某种调查报告（如案件调查、立法调查等）、毕业设计（如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等）甚至于某种特殊贡献（法医学鉴定成果、证据认证方案等）。而论文也不应强求多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而更应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选题一般要具体、应用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三、推进密切联系实际的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于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一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法律硕士的教育方法有待改进，这个比例占到了69.2%，此外还有27.8%的人认为目前（2003年前）的培训方案很糟。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设计问题，有73.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与法学硕士有所区别。

如前所述，我们对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定位

是非研究性专业，换句话说，它要培养的是法律实务人才，而不是理论家（当然也有不少法律硕士选择考博或立志做研究，但由于其比例极少，暂不讨论）。所以，在法律硕士的教育中应该突出其实践性和针对性。在这方面，法律硕士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问卷一中，在问及法律硕士相关教学方法的缺陷时，有61.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用性不够，56%的认为针对性差，而在问及所钟爱或认为适合的教学方法（多选）时，案例教学法排到了第一位，占78.6%，61.3%的人选择小规模教学，59.5%的人选择互动式分组讨论，54.2%的人选择情景模拟教学。同样，在被调查者的建议中，多数也反映教学没有针对性，教师没有考虑到法律硕士的特点，即各有特色的专业背景，而是“一视同仁”。

对此，我们要认真改进教学方法，使其更适合法律硕士的特点。这样的改进方案，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1）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2）改变现有大班（通常是200人左右的大教室）授课制度，采取小规模教学模式；（3）法硕分班分组，在课前、课中、课后均进行互动式分组讨论；（4）针对具体法律问题，在老师的引导下，采取诊所式法律教育方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等等。

法硕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时普遍感觉到，法律的概念、规则、制度、法律条文都非常抽象，其之所以抽象，因为这是法学家们通过长期对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进行抽象逻辑思考后归纳整理出来的。对于这些抽象的法学（不仅是法理学，还包括民法、刑法等各个部门法）理论，单纯的死记硬背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一个法律制度，学完以后，能说出其中所涉及概念的定义、法律特征、构成要件，可一遇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却依旧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案例分析”方法就是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法学理论真正与法律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的桥梁，它非常有利于培养法硕学生作为一个法律人应具备的能力。

以民法的案例分析教学为例，首先，对于初学民法的学生来说，应该选定一到两本非常简明、清晰的民法学教科书，认真读上几遍，对书上讲到的民法的基本概念、规则、制度都非常清晰的通盘了解。这是下一步进行案例分析加深对民法理论掌握成都的根本前提。然后，学生们可以在得到老师的指导帮助或聘请高年级同学加入的前提下，组成案例分析小组，三五人或七八人都可以，从一本好案例分析的书籍（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从我国各级法院已经公布的案件）中选择一个案子，发给参与讨论的同学。获得案例后，由小组选出一位负责的学生将案例材料复印分发给大家，同时规定一个时间，让大家各自研究，写出案例分析报告。等待开会讨论的前四五天由这个负责的同学收上来，交给老师或高年级的同学（或邀请到的法学硕士），由他们选择一到两个主题发言人。在开会时主题发言人先就各自对案例的研究做出主题报告，其他人既可以提问，也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冲撞砥砾，好的思想观点自然脱颖而出。会后参与讨论的全体学生中分析的不正确的同学应该应反思自己为什么分析的不对，找出原因，发现问题，然后查找资料，进行核对，进而重新学习没有理解透彻的民法理论，此时他自然会别有一番滋味的。如此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穿梭于法律与事实之间，循环往复，持之以恒，就会有非常大的长进。

四、完善面向就业和社会需要的法律硕士管理和评估体系

（一）从法律硕士的管理体制上讲，招生规模问题、学制问题以及收费问题至为关键。

首先，关于招生规模的问题。对此目前学生们的反映比较大。在问卷一中，有51.7%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适当缩小规模，44.2%认为应该大规模削减，只有0.6%的人认为仍有扩大招生的余地。实践中，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学校盲目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把法律硕士视为“创收”的重要途径，法硕人数的激增必然导致听课效果的降低。尽管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最近作出了继续扩大硕士招收的决策，但如前所述，考虑到目前各高校现有教室、教师等教学资源相对有限，捉襟见肘。因此，一味地扩大招生规模，只会进一步降低法硕培养水平，导致低水平的教育和低水平的就业二者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的招生规模条件下，不再认为扩大，而是进一步改革挖潜，优化资源，合理安排教室，最大程度解决法硕教学“座位紧，上课难”的具体问题。

其次，就法律硕士的学制问题，有63.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用三年的时间读完该专业，只有13.8%对目前的两年制感到满意。在问卷一中，被调查者普遍反映，两年的时间对于法律硕士是远远不够的。对此许多任课教师也是这样反映。法律硕士入校后，除去写论文，找工作，真正学习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甚至不到一年，而即就是在这短短一年里，也无法进行深入广泛的学习和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改革法律硕士目前实行的两年学制为的弹性学制，一般毕业为2～3年，个别人提出延期答辩的还可以再行延长。在实际操作中，应该针对法律硕士不同的背景，实行不同的或相对灵活的学制，平均下来，一名法硕学生在校修完50学分，应该花3年时间，其中优秀者，则可以提前申请答辩拿到学位。

最后，关于法硕收费的问题。有超过89%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收费偏高，10.1%的人认为适中，0.6%的人则认为收费偏低。尽管各高校的教学水平、所处地域、市场平价等具体情况都有不同，从而导致法律硕士收费不一。但也应该按照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认真讨论，关键是要做到培养费的收费透明化，然后依靠人才使用市场的供求来决定最终的收费。

（二）法律硕士的质量评估体系

法律硕士的就业，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他们的现实利益及其未来预期。一般说来，法律硕士毕业后绝大多数的都会自觉地选择法律实践性行业或职业。对于“你未来会选择什么职业”这样一个问题（允许选择1－2种预期职业），在读法律硕士选择当律师/顾问的占59.6%，选择司法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的则各占43.5%，但选择教师科研人员的比例也比较高，约占24%；与此略有区别，正准备报考法硕的备考者选择将来担任司法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的分别占到19.5%、11.5%、28.3%、32.7%，其中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比例最高，在总数之中只有1.8%的选择教师及科研人员。

总的来说，法律硕士质量评估的核心乃是平均就业率和社会满意度，这里，真正影响平均就业率的实际上是法律硕士的能力培养和

综合素质。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法律硕士应当注重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这其中：实践能力、法律思维能力、法学理论功底、表达能力所占比例分别为：92.3%，88.1%，48.2%，48.3%.这些要素在法硕教学质量评估方面的内容则还包括课程质量评估、教学组织评估、教学管理评估、教学手段评估、基础设施评估等等。

五、结 语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国当下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利弊兼有，得失并陈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法律硕士培养制度，确立培养法律硕士的新理念，寻求培养目标与培养实践之间的合理平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法律硕士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的政策研判同法律硕士自身的主体意向是趋于一致的，都是力图早就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高水平实务人才，因此，未来法律硕士改革的重心应该放到如何塑造法律硕士的核心竞争力——法律综合知识与实践能力——方面来。为此，本文提出确立与制度目标协调统一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实现法律硕士教育招收管理制度的创新；建设结构合理的法律硕士课程体系；实施灵活多样的法律硕士教学组织和教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规范法律硕士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完善面向就业和社会需要的法律硕士人才质量评估体系等相关改进意见，以期推进中国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深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法律制度要因应的社会关系的日趋细化和专业化，法律硕士作为法律实践活动中最有活力的人才群体，将会日益发挥他们的作用和聪明才智。

注释：

[①]详细论述可参阅贺卫方教授：《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转引自《法苑·法律硕士（创刊）号》。

[②]该项问卷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问卷一针对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目前在读的法律硕士，共发放问卷200份，2003级学生和2002级学生各100份。2003级收回有效问卷84份，其中男生占38.1%，女生占61.9%；文科占65.5%，理科占34.5%；应届占32.1%，非应届占67.9%.2002级收回有效问卷84份，其中男生占40.5%，女生占59.5%；文科占66.7%，理科占33.3%；应届占78.5%，非应届占21.4%.问卷二则是针对正准备报考法律硕士的应考者，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3份，其中男生占36.6%，女生占63.4%；文科占57%，理科占43%；应届占38.7%，非应届占61.3%.（此次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苑》杂志社组织进行的，参加此项调查的包括曹芳、侯巍林、徐婧、余俊、孙莉斯、梁宁、管友发、刘福生、魏巍、石仁勇、吕红、韩燕等许多同学，其数据是客观真实的，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绝非人大独有，其他高校还可能更为突出，可以用来反映法律硕士教育的现状。）

[③]参见陈兴良：《法学的诱惑：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论文写作优秀范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④]关于招生规模的问题，法硕学生的反映比较大。在问卷一中，51.7%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适当缩小规模，44.2%认为应该大规模削减，只有0.6%的人认为仍有扩大招生的余地。关于收费的问题，有超过89%的被调查者认为收费偏高，10.1%的人认为适中，同样只有0.6%的人认为收费偏低。

[⑤]课程设置的问题是法律硕士学生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问卷一中，只有0.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课程设置很合理，10.7%感觉良好，而认为一般的占47.1%，有42.3%的人认为不合理。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税收法定原则　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6.1

文献标识码：A

一、 税收法定原则概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含义。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之一。税收法定原则也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捐法定主义等。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豍。这一原则要求税收的征收要确定和明确。

（二）税收法定原则产生历史。

税收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英国。这一原则的确立是伴随着与王权斗争而产生的，税收法定原则是限制王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只有短短十三条的《权利法案》，其中第四条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由此，税收法定原则在英国正式确立。

（三）税收法定原则的主要功能。

1、指导税法的制定。

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法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税法的制定、修改、废除和解释都应当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豎

2、 限制政府的权力。

税收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确立后，能使政府的税收征收权受到极大的限制。政府收什么税、收多少、怎么收都需要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使政府不能滥用自己的征收权，保护了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3、使经济生活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在现代社会，税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每个公民从一出生就开始与税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保证了税收的稳定性，才能使大家的经济生活具有预测性，使人们有计划的进行经济活动，从而避免了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二、 税收法定原则的构成

税收法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税收要素法定原则、税收要素明确原则和征税合法性原则。豏这一学说是学界的通说。

（一）税收要素法定原则。

征税要素是指税收债务人、征税对象、税基、税率和税收措施等要素。这一原则要求这些具体的要素都要由法律来具体规定。由于课税要素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是否成立以及义务的大小，与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利益攸关，因此它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代议机构颁行的法律明确规定之，凡违反法律规定的各种征税办法也属无效。豐

（二）税收要素明确原则。

税收要素明确原则是指关于税收要素的规定要确定和明确，不能使用模糊和带有歧义的文字。如果对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或太原则化或含混不清以至不明白确定，便会给行政机关创造以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解释的机会，等于赋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豑所以在税收的立法过程中，在对税收的各要素加以规定之后还应当采用恰当准确的用语，使之明确化。

（三）征税合法性原则。

税法是一种公法性色彩较强的强制性法律。税收征收机关只有严格按照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工作才符合征税合法性原则的要求。

纳税人只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若税务机关超越法律的规定要求纳税人纳税，纳税人可以拒绝。在征税问题上，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一样都必须严格按照税法的实体法要素和程序法要素的规定执行，不允许征纳双方或纳税义务人之间达成变更税收要素或征税程序的税收协议，以排除强行法的适用为目的的一切税收协议都是无效的。豒

三、 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尤其是1998年3月提出“依法治税”的口号后，依法治税理论的探讨掀起了一次高潮。豓可十几年过去了，我国的税收立法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目前狭义上的税法仅有四部，即《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我国目前大多数实体税法都是以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通知、公告、批复等形式出现。

四、税收法定原则的完善

（一）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只有把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宪法，这一原则才能更好的贯彻执行，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

（二）加紧制定实体性的税收单行法。

前面已经分析过，我国目前大多数的实体性税法都是通过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的方式立法。这种授权立法的方式有逐渐泛滥的趋势。这种通过行政机关制定税法的方式对税收相对人权利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

（三）加强对公众的教育。

我国的税收立法传统强调的是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了纳税人的权利。只有公众参与到税收立法中，认识到税收对国家、对人民的重要性，才能减少公众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从而保证税款的征收。

（四）完善税收程序法。

修改和完善税收程序法是当务之急。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自2001年修订以来，至今已经整整十一年。十一年间我国经济迅速发展，GDP从2001年的9593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增长了好几倍。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法制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也在增长。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的立法也随之适用，修改税收程序法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增加对纳税人的保护等内容。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0级法律硕士学院）

注释：

百度百科.“收法定原则”词条，baike.省略/view/470870.htm.

张宇润.论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中外法学.1998.

刘剑文.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白玉星.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5.

覃有土、刘乃忠、李刚.论税收法定主义.现代法学,2000.

王月莲.论税收法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2.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宪法权利；失地农民；土地征收；社会保障

所谓失地农民，是指在我国当前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因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而导致失去附着在土地上一系列包括财产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形成的一类特殊法律主体【1】。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一、保障我国失地农民权利的重要性

（一）失地农民的权利缺乏有效保障

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种按照产值倍数法的补偿标准，并没有反映出土地真正的市场价值，忽略了土地地理位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价格及土地预期增值收益等因素。当前，地方政府大多热衷于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使得失地农民享有不到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各种收益；有些地方还存在不按征地标准补偿失地农民和人为压低、拖欠补偿款的现象，这都极大地损害了失地农民的财产权益。

马克思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担负着生活保障功能和就业保障功能【2】。由于很多农民缺乏一技之长和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等因素，在其失去土地后无法凭借自身能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同时随着生活方式的逐步城市化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很多失地农民只能过着靠补偿款"坐吃山空"的日子。在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且失地农民凭借自身能力又无法获取稳定收入的情况下，低额且有限的安置补偿费无法保证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这也很容易使失地农民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二）保障失地农民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

在法治与人权的时代背景下，保护公民应有的各项基本权利，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更是宪法与的灵魂的体现【3】。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对于市民来说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应有的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相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又没有土地这项基本的生产资料，他们在生活上和生产中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失地农民逐渐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失地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中不可忽略的热点问题。

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对失地农民权利的保障在土地征收、社会保障等领域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对失地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加强对失地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快速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强对失地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

二、我国失地农民权利受损的原因分析

（一）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

宪法中规定我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了我国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建国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分立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我国城市户口公民和农村户口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政策待遇，使得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两个不平等的群体，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劳动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侵害，造成农民在经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农民在失去土地这项基本的生产资料后，却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他们既当不成农民，又当不成公民，从而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境地。这种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失地农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流失。

（二）不合理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施征收或征用。"《土地管理法》等也只规定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征收原则，但是对征地补偿原则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国外大多数国家在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并在单行法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反观我国明显缺乏征地补偿原则的宪法和法律基础。

我国现行法律不仅没有规定征地补偿原则，而且对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仍然实行土地产值倍数法，在土地价值飞涨的今天，这种补偿标准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失地农民的切身需求，从而导致失地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4】。首先，补偿标准过低。由于我国严格限制了集体土地的使用途径，使得集体土地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流转，再加上严格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征地补偿，使得征地价格远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其次，补偿额的计算方式不合理。我国仍然按照传统的农作物产值来计算补偿额度，并且征地补偿额由征收机关单方确定，被征地农民缺乏话语权。这种粗略简单的计算方式，没有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往往不能充分反映被占耕地的实际产出价值。最后，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在我国，行政机关既是土地征收的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并未规定必要的监督机制，容易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使得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三）缺失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这个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多，而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未建立，这对很多失地农民来说，失地后的社会保障是不足以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养老、医疗等需求，这说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

其一，立法不足。虽然不少地区出台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等政策性措施，但是还没有制定关于失地农民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这种状况导致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立法权威性、统一性和稳定性的严重缺乏。现实生活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失地农民问题发生争议或纠纷时，很难找到有效法律依据进行裁判，使得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其二，社会保障资金短缺。失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费用主要通过财政支出、集体补助、个人承担来集资。对于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政府来说，能够有效解决社保资金问题；而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这种出资模式容易导致社会保险费用资金来源不足，使得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难以再继续维持。其三，社会保障面较窄。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以养老保险为重点，医疗、失业等方面保障不够充分或得不到保障。对于没有就业而又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来说，失地后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再加上医疗和失业保障的缺失，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这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三、完善我国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的建议

（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把我国公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使得农村居民因身份差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权。而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仍然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劳动就业权，这也导致失地农民很难改变其社会生活模式和生存环境，不利于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从长远角度来看，实行城乡一元化，使农民和市民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可以着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先行对失地农民实行等同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和劳动就业权，使其享受到城市化进程中所带来的成果，为最终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

（二）建立公正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

1、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是土地征收制度中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回答了被征地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侵害时要不要补偿的问题，而且也决定着国家弥补相对人这种损害的程度，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宪法层面对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做了明文规定【5】。而我国《宪法》却未规定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只是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按照土地原来用途进行补偿，严格意义上说这不属于土地征收补偿原则的规定。笔者建议，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应结合我国国情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在《宪法》及相关土地法中确定"公正补偿"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同时，扩大现有的征地补偿范围，确立以直接损失和物质损失为主，兼顾预期利益与间接损失为辅的补偿范围，才能使失地农民得到公正合理的补偿，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我国征收补偿按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其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也是引发政府与被征收人之间矛盾的导火索，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耕地。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参照各国通行的做法，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加大补偿力度，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才能有效保护失地农民的财产权益。

3、完善土地征收程序。我国应借鉴各国的先进做法，对土地征收制度加以完善，专门设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收程序，明确土地征收主体，严格限制国家征收权。只有明确对农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必须实行严格的征收程序与救济程序，避免行政机关同时充当决策者裁决者的角色，并突出被征收者的权利，保护被征收者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才能限制政府公权力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滥用，从而最大化地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失地农民为城市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牺牲，理应享受到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成果，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切实为失地农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从而弥补征地补偿制度的不足，以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在法律层面受到保护。同时，建立政府主导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并从法律层面明确政府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以达到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6】。

其次，扩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通过上文可知，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应扩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笔者建议，当地政府和征地企业应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的支出，以及弥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资金的不足；另外，从社会各界捐赠、国有资产收益等渠道筹集资金，以确保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充足。

最后，扩大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范围。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范围主要是以养老保险为主，而其他方面的保障存在缺失，但是失地农民却同时面临着养老、医疗、失业等风险。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应采取一揽子安置模式，即是建立一个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在内的一揽子保障体系，并根据失地农民对社会保障内容需求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人群建立侧重点不同的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向文静：《我国失地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

[2]期海明著：《城市化视域下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西南交通法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209页。

[3]向文静：《我国失地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

[4]吕迎光：《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3月。

[5]唐琼：《论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6月。

[6]李腊云：《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4月。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合同诈骗 民事欺诈 非法占有

一、案情概要

2011年11月，李某与房东张某签订了为期两年的门面房租用合同，合同约定未经房东同意不得转让门面房，随后由于经营不善，李某想转让门面房，但怕张某不同意，便找人假冒房东，伪造了与张某签订的租赁合同。王某查看了"房东"的身份证件、房产证复印件和李某提供的假合同后，于2012年12月与李某、"房东"签订了门面房三方转让协议。随后，李某收取了王某17.8万元的门面房转让费（包含两台空调、一台冰柜等折价款）。2013年5月，真正的房东张某到门面房处提醒租期快到时，王某才知道上当受骗，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关于本案的定性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另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情形下的民事欺诈。

原文作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1、从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看，该行为缺乏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即李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从合同签订后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要件即李某并没有违反自己的合同义务，而是积极的向王某转让了门面房；

二、笔者对本案的定性意见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形或拘役…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根据该条规定可知，判断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看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采取欺诈手段从而达到非法占有门面房转让费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可能和行为。

从原文作者的第一点理由分析；首先，李某在该合同中享有转让门面房从而取得门面房转让费的权利。李某之所以转让门面房是因为经营不善，所以其转让门面房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转让费从而减少损失，即通过和王某签订门面房转让合同从而达到对门面房转让费的非法占有。其次，因为李某和王某签订门面房转让合同时并未征得房东张某的同意，其和假房东合谋骗取门面房转让费的行为损害了房东张某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于无效合同其本身无履行可能。凡客观上不具有履约可能，不难判定行为人主观上无履约意图，从而也证明李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门面房转让费的目的。从上述两点可知，李某主观上具有冒用他人名义订立虚假合同以达到非法占有门面房转让费的目的。故原文所说"虚假身份和虚构合同只是引诱对方做出错误判断的'诱饵'，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成立。

从原文作者的第二点理由分析；首先，因为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就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的合同，对于已经履行的，应当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所以该门面房转让合同不具有可履行的前提条件。其次，对于王某而言虽经营该门面房数月，表面上看李某实施了履约行为，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李某通过掩人耳目的虚假履行来诱骗王某支付门面房转让费，不能将此种履行视为合同的正常履行，而且房东张某随时都有可能知道该门面房被李某私自转让给别人从而予以追回，故从整体上看王某经营数月的事实不影响李某行为的非履约性和诈骗性，所以原文作者认为"李某积极的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也不成立。

另外，该合同标的达17.8万元，远超出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所规定的"2万元以上"的标准。李某通过转让门面房所获得的非法利益数额较多，社会危害性较大，从而也不宜认定为一般的民事欺诈行为。

综上所述，从李某签订合同的目的看，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门面房转让费的目的；从合同签订后的行为表现看，因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所以客观上不具有履行的可能，故李某"背着房主转让门面房收费"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为妥。

参考文献：

[1]何蔚英：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之辨析[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2]何蔚英：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之辨析[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3]梁晓旭：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J]，《理论探索》，2004 年第 3 期

[4]曲宏志：论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团购网站 实体商家 消费者 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一、商业网络团购的含义

笔者认为欧金凤所给出的概念比较好的从法律的角度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欧金凤认为：网络团购是指消费者通过网络的方式集合起来形成一定的规模，进行缔结以及履行商品买卖合同及服务合同的民事活动。

在该种模式中，团购网站根据其与实体商家达成的协议在其网络平台上有关该团购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消费者下单购买，交易完成后网络平台与实体商家进行结算的模式。在该种模式中存在三方主体：实体商家、团购网站、消费者，三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二、商业网络团购中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的法律关系

对于商业团购模式中实体商家与团购网站之间的关系主要有：柜台出租者说、人说、居间人说、行纪人说，笔者拟一一分析。

（一）柜台出租者说。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团购网站与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属于柜台的出租方和租赁方的关系，团购网站为柜台的出租者，而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则可以视为柜台的租赁方，团购网站在实体商家处获得的收益则相当于租金。从形式上来看确实很相似，但却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第一：团购网站会根据其与实体商家达成的协议在其平台上有关该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团购成功后还会向消费者发送电子券等，而在柜台出租中，出租方仅将柜台出租给商家，没有任何与消费者接触的行为。第二：在商业网络团购中，团购网站向实体商家收取费用是根据交易的数量来结算的，并且其向实体商家收取费用不单单是因为提供了网络平台，还因为团购网站了信息，并且提供了其他服务。而出租方收取的租金是按月或者按年计算的，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其收取租金的依据是依据其享有柜台的物权，将柜台的使用权让渡给了实体商家所以要收取租金，在这两种模式中收取费用的基础也是不同的。第三：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以及进入的低门槛和监管的不严格，使得团购网站对商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审查力度是有限的。而在柜台出租中，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较容易地接触，较容易进行审核。

综上，笔者认为“柜台出租者说”是不合理的。

（二）人说。

依据《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判断两方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法律关系主要判断两点：团购网站是不是以实体商家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以及团购网站实施法律行为的的法律后果是否由实体商家来承担。我们需要结合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签订的协议、团购网站的用户协议以及团购运作流程中的细节来考量。

1、团购网站是否以实体商家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

（1）网络团购的对象属于实物时，团购网站会依据其与实体商家签订的协议在其平台上有关该商品品或服务的信息，并标明该商品由商家自行配送，消费者下单购买，也即消费者在发出要约时其明确知道该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为实体商家。团购网站以实体商家的名义接受要约、作出承诺，也即团购网站以实体商家的名义签订合同。

（2）网络团购的对象属于服务时，当消费者付款成功后，团购网站会向消费者发送电子券，笔者认为可以将该电子券认定为一种承诺，其所载的内容即为合同的内容。该电子券中通常会载明实体商家的信息也即该合同的主体为实体商家，消费者也明确地知道该服务的提供者为实体商家。所以该合同的订立也是团购网站以实体商家的名义来签订。

2、最终的责任承担者是团购网站还是实体商家，这是判断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特征。

（1）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签订的协议中一般会注明：“商家对协议中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安全性、产品质量、数量承担全部责任”等类似条款，依据该条款当团购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约定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最终的责任承担者为实体商家。 当然该约定仅为一般约定，双方还可以做出其他约定。

（2）消费者在团购网站上注册会员时的团购网站的用户协议中一般会注明团购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只要双方约定最终的责任由实体商家承担则符合法律关系成立的特征，我们不能说一定属于法律关系，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是有可能成立法律关系的，所以人说是合理的。

（三）居间人说。

依据《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居间合同主要分两种，笔者拟分别分析两类合同从而判断“居间人说”否合理。

第一种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笔者认为在这种居间合同类型中，居间行为只是一种报告行为，不应当产生法律后果，且应当发生在缔结合同之前也即应当发生在要约方发出要约之前。在网络团购中，消费者下单购买即为发出要约，所以要判断团购网站的行为属不属于第一种居间行为，应当判断在消费者下单购买之前团购网站的行为属不属于第一种居间行为，在此期间内团购网站所实施的行为是依据其与实体商家之间签订的协议在其平台上信息的行为，然而该行为并未向实体商家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所以不属于第一种居间合同。

第二种为居间人向买卖双方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此时买卖双方是特定的而团购网站在网络平台上信息的行为卖方特定，买方是不特定的。另外笔者认为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应当是媒介性质的辅助，而团购网站所实施的行为为接受要约发出承诺，该种行为属于能产生法律效果的实质。同时在此种居间合同中，居间人的报酬是由买卖双方方共同负担的，而在实际的网络团购中，团购网站的报酬是由实体商家独自支付的，所以此时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并未成立居间合同。

综上，笔者认为“居间人说”是不合理的。

（四）行纪人说。

依据《合同法》第414条的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就一系列事项签订协议并在其网络平台上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该信息中不包含实体商家的信息，消费者下单购买时也不知道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的信息。消费者下单购买，团购网站接受要约、作出承诺、合同成立。当产品或服务不符合约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时最终的责任承担者是团购网站。

笔者认为此时是有可能成立行纪合同的，所以“行纪人说”是合理的。但是团购网站与消费者签订的买卖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是存在差别的，一般买卖合同中卖方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买卖差价，而在网络团购这种行纪合同中中，其收益主要还是以实体商家支付报酬的形式来实现。

综上笔者认为“人说”和“行纪人说”是合理的。

三、商业网络团购中团购网站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团购网站、实体商家以及消费者三者之间是一个整体，其中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的关系是核心，确定了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的关系，其他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随之确定。

当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是法律关系时，团购网站与消费者是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当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是行纪合同时，团购网站与消费者是买卖双方。

四、商业网络团购中实体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当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是法律关系时，消费者与实体商家为买卖双方。当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之间是行纪合同时，实体商家与消费者没有法律关系。

确定了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可以确定在发生纠纷时适用的法律从而确定最终的责任承担者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团购网站与实体商家可能是法律关系也可能是行纪法律关系，具体是哪一种应根据实体商家与团购网站之间签订的协议来定。但此协议可能因其属于商业秘密而不予公开，此时消费者可以依据团购网站在网络平台上的信息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用户协议来判断。如果是法律关系，则团购网站会有关该实体商家的信息，消费者可以确切的知道最终的产品或服务是由实体商家来提供的。如果是行纪合同关系，则团购网站在其网络平台上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中不包含实体商家的信息，而且团购网站还会在其网络平台上标明本网站直接享有该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消费者可以据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者：西北大学法律硕士西安航空学院思政部助教）

注释：

欧金凤.剖析网络团购中的法律关系.经济与法.2011年第4期.

潘晓玲.网络团购的法律问题研究.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论文，第16页.

罗艾.试析网络团购的法律关系.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7期.

张茹敏.对我国网络团购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法学硕士论文，第10页.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8篇

在消费领域具，预付卡作为一种预收款的支付工，给消费者和商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许多副作用，比如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商家挪用预付费产生的破产风险、服务质量的下降以及预付卡消费合同的不公平等问题纷纷出现。尽管，对于预付卡的基础法律研究已经具有了初步成果，但是仍然还停留在基础阶段。关于预付卡的有效法律管理文件还不够健全，法律规制有待完善；理论研究的法律建议不够具体明确，缺乏操作性。在结合最新国内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制的经验，对我国预付卡的使用管理和纠纷解决都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预付卡；基础法律关系；缺陷及完善；法律保障； 操作性

一、当前对于预付卡消费纠纷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修改，现处于讨论阶段，其中增加了一条关于“预收款”的规定，对于预付卡要怎样管理，还要看消费者保护法修改的具体结果。2012年0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2年第9号令：《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12年8月24日商务部第68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在预付费消费卡领域出台的第一部正式的部门规章，也是此领域第一部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可以说，这部规章是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实务部门近几年来的理论研究和执法司法经验总结凝聚的成果。

近几年在理论界对于商业领域预付费消费卡的研究有不断升温的趋势。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业机构融资需求不断扩大以及消费者对于此类预付卡缺乏清醒的认识，导致社会上预付卡消费者投诉不断激增；另一方面，由于此种消费模式发展迅速，问题出现突然，国家在2012年九月份之前还没有出台任何一部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一领域。因此，一时之间，对于预付卡的理论研究不断涌现，工商、商务和消费者保护协会等实务部门也不断进行探索，致使在预付卡研究领域出现许多阶段性的成果。

1. 基础法律分析

自从预付卡消费模式进入中国，纠纷投诉不断，随之而起的是对预付消费的各种学术理论研究。在过去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预付卡消费的基础法律分析已经基本明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预付费消费的定义、特征、种类，预付费消费的起源、发展及起到的作用以及预付费消费中出现的主要不规范现象及原因。

首先，预付卡的定义、特征和类型的研究。虽然学术界各位学者对预付卡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关于其内涵争议不大，基本具有统一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迎霜认为“商业预付卡是指商业企业或发卡机构发行的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的具有一定面额的可代替人民币的卡或券、票，具有有限的流通领域和一定的信用索取权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预防腐败局联合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中指出“商业预付卡以预付和非金融主体发行为典型特征”，并把预付卡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专营发卡机构发行的，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另一类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 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李晓玲在其《关于预付卡市场发展的一些思考》中提出“预付卡是指客户先付款、后使用的一种卡产品。与现金相比，预付卡携带方便，如果有密码，预付卡还会更安全”。还分析预付卡特征：与银行卡相比，它不与持卡人的银行账户直接关联，一般匿名购买，日常使用非常方便，还常常能获得发行机构提供的各类优惠。她在本文中继续指出，预付卡主要分封闭式预付卡和开放式预付卡。封闭式预付卡是指仅能在单个商户或者通过特定网络连接的多个商户内使用的预付卡，是一种行业储值卡。开放式预付卡则是指能在银行卡组织的受理网络上使用的预付卡。

其次，预付费消费的起源、发展及起到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李军素在其论文中提到“在我国大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与外资外商合作密切，预付卡也被引入我国，以增强外资外商的竞争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内地经营者也纷纷效仿，从而使预付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且增长迅速。预付费消费当前几乎遍及我国各个消费领域。”而预付费消费的发展上，电子和信息技术创新为预付费消费提供了完善的技术条件；预付费消费也是经营者激烈竞争的产物。而且预付费消费为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带来了利益。对于消费者，首先在预付费消费中获得的是便利。其次，在经营者正规经营的前提下，消费者可以通过办预付卡或能获得一定的折扣和优惠。对于经营者，首先可以通过预付卡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其次，经营者可通过此举快速融资。再次，预付费消费可以建立更高的客户忠诚度。

最后，预付费消费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天津市工商局预付消费卡课题组在《关于规范预付卡消费市场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六个问题：服务信誉难保证、合同不公难问责、处处设限难兑现、产品质量难保障、商家变脸难追偿和发生纠纷难解决。此外还分析了原因：经营管理不规范，行业整体诚信水平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处于无序状态；行政监管乏力，维权处于被动地位；行业管理职能弱化，自律体系不健全。天津商业大学李江华把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现存问题分为三类：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合同条款问题；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隐私权问题；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商家欺诈问题。兰州大学郭梁凯认为原因在于：立法方面，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监管方面，行政部门乏力；市场经济方面，双方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缺失；消费者方面，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2. 法律规制探索

相对于在此领域中基础法律关系研究的逐渐明晰与统一，而在对预付卡法律纠纷的预防与规制建议则出现相互争鸣的局面。在现有关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从关于预付卡相关的法律服务制度入手，着重研究了我国目前预付卡相关法律服务制度的不足与缺陷，提出的一定的立法建议。比如中国政法大学韩军素在其硕士论文《浅论我国预付费消费的法律规制》中就提出制定一部《预付费消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补充来专门规制预付费消费。暨南大学的王育民在他的论文《电子预付卡发行主体的法律风险防范》中则以电子预付卡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电子预付卡的优势与不足，提出建立了市场准入制度、发行总额控制制度、担保措施、合同备案制度和监管措施五种措施来防范发行主体的法律风险。兰州大学的郭梁凯在他的《预付费消费权益保护的案例分析》中则以典型案例为研究点，分析了预付卡消费这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分析其优缺点，并提出了一些降低预付卡消费法律风险的措施。另外，吉林大学的郑兴旺在他的硕士论文《预付费服务合同问题研究》中则从预付卡合同入手，对预付卡合同的性质进行了研究，发现现行预付费合同存在格式条款缺乏公平（霸王条款），个人隐私难以得到保护，办卡后转让困难等问题，并对这几问题出现原因进行分析，对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总体上来说，现有关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付卡及相关合同性质特点，以及对其有规范作用的法律法规的缺陷及完善方面。

（二）国外研究

预付卡是美国支付工具中最新出现的一种。

目前美国关于预付卡并无专门法律或法规，而是通过多部相关联邦法律或州法律从多方面共同施加影响来进行规制的，而且由于立法的模糊性，某些法律对于预付卡是否适用仍存在争议。在联邦层级，涉及《联邦存款保险法》（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 、《1978 年电子资金划拨法》（ 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 及其施行法E 规则（ Regulation E） 以及《2009 年信用卡业务相关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案》（ Credit Card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osure Act of 2009） 。于2010年2月22日生效的《2009 年信用卡业务相关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案》（简称《信用卡法案》）旨在对信用卡经营机构的行为予以进一步规范，涉及与礼品卡相关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美国对于预付卡的规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采取分散监管的方式，美国对商业预付卡进行监管的机构主要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财政部等。在发行主体方面，由于更为关注金融体系运行安全，仅就经许可的非银行机构及其分店、点、经销点的关系作出规定，以防止发卡人滥用预付款，保证其还款能力； 在资金使用方面，严格限制非银行机构收到的消费预付款的用途；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规定了预付卡的使用期限和信息披露制度。

马克·弗雷特在2008年10最后修订的文章《预付卡市场与监管》（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Payment Cards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04-01）一文中引用美国运通公司电子储蓄价值卡业务的首席顾问里纳森女士的观点，认为美国预付卡领域的法律还非常不完善，目前还不清楚适用于其他金融产品的联邦和州法是否和怎样适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预付卡。里纳森女士认为采取统一的使用与各种类型的预付卡是不当的。

莎拉·休斯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联邦工资、礼品、预付卡发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适格和2009年信用卡法案》（The Business Lawyer， Vol. 65， p. 261， November 2009）一文中认为2008年11月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工资卡的适格性范围基本指导的修订和2009年颁布的信用卡法案是预付卡领域的最新的主要发展。并指出2009年《信用卡法案》是联邦政府第一次试图规范礼品卡。它取代了州法，建立了区别各异的州法之上的联邦标准，此外，此法案授予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对礼品卡、通用预付卡、电子礼券进行规范管理，还授权财政部制定全面的规章对储蓄价值卡的发行、销售、回赎和国际运输进行管理。

总之，预付卡在美国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工具，对其的法律监管还在随着预付卡本身的发展而在不断完善之中。但相比较我国预付卡领域法律监管的几近空白相比，美国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借鉴。

二、存在问题

1. 现有法律法规不够全面细致；法规效果有待检验

首先，去年九月份商务部出台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主要还是主要针对集团企业、品牌商、规模企业的办卡用卡的制度规制，而针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甚至小业主等这些跟普通消费者经常打交道的行业领域却没有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上述部门规章能否以及如何适应于这些普通商家，有待探讨。如何在这些领域提出一套规范消费预付卡的管理措施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颁布不到一年，正式实施才几个月。其中规范公司企业商家的各种制度，如资金存管制度、登记备案制度、单用途卡购卡章程协议以及企业对单用途卡的日常管理制度，其实施状况与效果有待实际考察。在未来的至少一年内，研究者可以针对部分典型行业与商家，进行一线现场采集数据，以问卷调查或采访等形式来了解商务部关于单用途预付卡规章的实施情况，并就其实施困难之处探索出现实的解决路径。切实为这一难得出台的部门规章的实施保驾护航，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推动其对此领域的规范作用。

2. 立法建议或批判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实际操作性；

现有对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所提出的立法建议仅限于较为抽象的概括型的建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较少。例如，有学者对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预付费消费者有权知悉转移至经营者的预付资金使用动向。但此建议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现实中，消费者在预付费后，商家根本不会向消费者透露预付资金的使用动向，即使消费者过问，商家也会以投资是与消费者无关的活动为理由而拒绝向消费者透露。在此情况下，如何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对于此问题则鲜有学者进行回答。再如，一些学者提出经营者在签订预付费消费合同时，不得与消费者的利益相对抗，并且不得向不相干的第三人透露消费者相关信息。此种建议只是说明经营者在签订合同中“不得如何如何”，但并未具体说明采用何种措施才能切实确保经营者履行其义务，以及在经营者违反其义务时，消费者应当采取何种救济措施。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现有对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所提出的立法建议或批判不够具体明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际操作性。

3. 缺乏最近时期纠纷数据分析和新型案例研究；

由于我国经济最近几年发展迅速，预付消费也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网上购物消费的迅速发展，使得预付消费呈现新的发展趋势，这也带来很多新的法律问题，如在网上转让出卖预付卡所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而以往对于预付卡消费的研究案例较为陈旧，并没有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案例来分析当下预付卡消费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最近期的预付卡纠纷数据也鲜有学者对其进行总结分析。再加上最近一两年，商务部新的部门规章出台，北京市工商局制定的北京市消费类预付费服务交易合同行为指引的实施，新形势下出现的案例应该以新的法规和行政指导为理论背景来研究。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 当事人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董事责任保险（又称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近两年才被引入我国。2002年1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合同。豍本文主要探究狭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

一、保险人

从保险法律关系来看，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主体之一，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是指具有从事财产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二、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要求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如果公司董事为自己的利益订立合同，则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应为公司董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投保人的董事为了化解有可能遭遇的责任风险，分散责任损失，而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来获得保险保障，应无异议。依据职业责任保险相关理论的规定，职业责任保险合同一般是由被保险人所在的单位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应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与保险人订立，这也没有异议。不过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对于保险费能否由公司支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支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个人支付。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由公司支付保险费是否违反董事利益相反交易的规则。利益相反交易原则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违反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豎

有人认为，从法律上的利益相反交易规则的利益相反对象行为来看，董事责任保险是为了董事利益而设立的一种保险。为了签这一保险，董事与公司之间达成一个意向，而这一意向的达成就可以看做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有人认为，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来看，公司将董事作为保险人来缔结保险合同，当然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费用。我认为，违反利益相反原则的前提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表面上看是公司利益受损（损失保险费金额）。细分析一下，当董事在经营决策过程因为过失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董事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个人的财产时有限的无法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此时损失最大的是公司。若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来分散责任损失，对公司来说是受益的，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再者，由公司支付少额的保险费，可以保证公司拥有充足的董事人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可以放心的去为公司最大利益积极行为，不用害怕因为判断失误、市场形势的变化等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导致公司蒙受损失。如果没有董事责任保险，则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会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管理方式以防范风险的发生，最终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认为由公司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并没有违反利益相反交易规则。

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管理准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可见，我国法律允许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因此上市公司董事可以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但是非上市公司是否可以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我认为，董事责任作为完善董事责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董事而言同样具有必要性。本质上看，保险合同属于民商事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可以依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推知，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非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行为，那么非上市公司就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思，为了公司的利益，替其董事购买该保险产品，并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当然，在公司没有给公司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情况下，为了分散自己的职业风险，公司董事也可以自行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此时，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为被保险董事本人。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分散董事责任的新兴的法律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基础，其当事人应该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董事、公司）。通过分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有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

注释：

豍孙宏涛：《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主体：公司作为投保人之正当性解读》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6月

豎刘莎；《董事责任保险研究 》大连海事 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1]刘芳蕾：《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

法律硕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破产重整 有担保债权人 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DF41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82-02

在破产重整制度下，各参与人的利益和破产企业利益很难一致。其中重要对立者是当前的管理层和有担保债权人。管理层有重整冲动，有担保债权人对重整淡漠，若担保物价值大于担保债权价值，有担保债权人无法分享重整成功利益，却要分担重整失败风险；若担保物价值低于担保债权价值，风险偏好中性的有担保债权人也不愿意承担重整失败的风险。破产法重整制度之再建主义是以公平保护债权和支持企业拯救为目标的，两个目标只有相互结合才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真正实现企业复兴基础上的共赢。世界各国破产重整程序中有担保债权人利益保护有三种立法模式，分别是以英国为典型的极端保护模式、法国为典型的极端限制模式、美国为典型的限制与保护相结合的综合模式。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对重整程序有担保债权人利益保护采用的是限制与保护相结合的综合模式。

一、利益限制和保护的结合

《破产法》第75条第1款规定了破产重整期间担保物权的冻结及有担保债权人恢复行使担保权的请求权，体现对有担保债权人利益限制和保护的结合。

（一）利益限制

担保物权不得行使，是破产重整制度保护债务人继续营业的需要。破产重整通常需要使用担保物权客体，即特定担保物或权利。重整程序开始后，担保物权不得行使，以及《破产法》规定的质物、留置物取回制度，使担保物尽可能地被用债务人使用，以维持其继续营业，以实现拯救债务人的目标。

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是为保护重整营业而认定的规则，其理论基础是“自动停止”制度，即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所有对债务人的诉讼内外的个别追债行为都必须无条件停止，目的是保障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以避免债权人的“勤勉竞赛”带来的分配不公；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除了禁止普通债权人的个别追债行为以外，为维护债务人营业、保存债务财产，还将冻结范围扩大至担保物权的行使上，即重整程序开始后，有担保的债权人暂停行使在债务人财产享有的担保物权。

自动停止制度的具体内容：一是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二是破产申请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三是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接管债务财产前，对债务人的诉讼或者仲裁中止；四是重整程序期间，担保物权权利行使中止。

（二）利益保护

有担保债权人被列入中止范围的，破产法可采取某些措施以保护其利益。除限制中止的期限外，这些措施还可以包括以解除中止作出规定，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如果担保债权的价值大于或接近中止的适用而减损。例如：如果中止的适用期限较短，法律可能就不必要对设押资产的价值加以保护。但是，如果中止的适用期限较长，相对于保护资产的价值，解除中止可能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补救方法，但前提是资产并非程序所必需。当然，也可通过下列手段更为全面地保护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就设押资产的使用和出售征询其意见，在资产收益允许的范围内支付利息，在资产价值少于担保债权时的接管。

在破产重整期间的继续营业保护制度中，以债务人在担保物上使用利益的满足，是以债权人在担保物上的担保权益不受损害为限度的。有担保债权人以特定情况下行使权利的请求权，是一种法律补救，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债权请求权。由于有担保债权人的权利冻结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解除这种冻结的权力在法院。即只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二是这种损坏或贬值足以危害有担保债权人的权利。有担保债权人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解除冻结、恢复行使担保的请求，但应负举证责任。

二、有担保债权人的分类表决

《破产法》第82条第1款第1项规定了按照债权分类有担保债权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权，《破产法》第84条第2款规定了各表决组对重整计划的表决规则。有担保债权是各类债权中清偿预期值最高的一类。对债权实行分类的首要目的是达到给予有担保债权人公平和公正待遇的要求，对类似情形的债权同等处理，确保重整计划对某个特定类别的所有债权人给予一系列同样的条件。这是确保按照破产法确立的优先顺序处理优先权或优惠债权的一种方法。有担保债权人组对重整计划采用了人数和债权额的双重多数决，即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方为通过。上述规定有利于有担保债权人参与到破产重整程序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保护自己的担保权益。

三、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制度

《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1项规定了有担保债权组不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人民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使重整计划生效的强制批准制度。只有在重整计划草案满足对第82条第1款第1项所列的有担保债权就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才强制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依照上述条件保护了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有担保债权人在担保物足以清偿其债权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通过破产清算收回现金，有担保债权人的这种自利行为可能与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职工利益和其他社会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此时，人民法院采取强制行批准的行动只能站在社会利益和多数人利益优先的立场。

四、重整计划的终止制度

《破产法》第93条第1款规定了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时的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并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权利。这里所称的利害关系人，是指其利益因债务人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包括有担保债权人、普通债权人、税务债权人、职工、连带债务人和新出资人。《破产法》赋予管理人、利害关系人（包括有担保债权人）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权利，但是利害关系人需要以“知道”或“了解”债务人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为前提。

综上，破产重整程序的目的就是挽救债务人的营运价值或者最大化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价值，使面临困境但有重整希望的债务人避免破产清算而恢复生机。我国《破产法》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对有担保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价值取向采用了保护和限制相结合的综合模式，这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利玲（导师：王卫国）.困境企业拯救的法律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7.11

[2] 刘健（导师：胡利玲）.破产重整程序中有担保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3

[3] 时政文献辑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2007.5

[4] 张琳（导师：赵晓芹）.中日破产重整制度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5

[5] 陶川.试论重整计划表决不中的意思自治及限制.襄樊学院学报，2010（3）

[6] 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三年的实证分析――立法预期与司法实践的差距及其解决路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2）

[作者单位：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 山西太原 030003）

（作者简介：杨海，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律师，1992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法律硕士，从事企业顾问工作20多年，有丰富的企业法律实践经验。]